文学叙事论文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文学叙事论文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文学叙事论文范文第1篇

    一

    西方叙事学指的是源自法国、并在西方文化传统内发展壮大的叙事学学科,包括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两个阶段。一般而言,经典叙事学指的是结构主义叙事学,“是直接采用结构主义的方法研究叙事作品的学科”,“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产生的女性主义叙事学、修辞性叙事学、认知叙事学等各种跨学科流派则被称为‘后经典叙事学’”。申丹等着的《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郑重其事地在叙事学的名目上冠上了“西方”二字,表明叙事学发展到了今天已经很有必要区分“西方”和“东方”,具体到中国,就是区分“西方”与“中国”。“中国叙事学”依然成为国内学界强烈的理论冲动。那么,什么是中国叙事学?

    对“中国叙事学”的态度,国内学界有三种观点:一、必须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叙事学,这是大多数学者诚挚的愿望和努力的方向。最典型的代表是杨义,他说:“在以西方为参照系的同时,返回中国叙事文学的本体,从作为中国文化之优势中开拓思路,以期发现那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也许相当一些侧面为西方理论家陌生的领域。”他的《中国叙事学》直接以“中国叙事学”命名,“中国”一词代表与“西方”叙事学分庭抗礼的民族特色。二、认为建立中国叙事学为时尚早,但前景乐观。相当一部分学者持这种观点。如徐德明认为,“专门讨论中西叙事诗学的整合,进入纯粹理论探讨为时尚早。”青年学者罗书华在《中国叙事之学》中提到,“现在谈论与建构界限清楚的‘中国叙事学’的条件还不够充分”,但应该为它的建构“做些有益的铺垫”。三、认为作为一门世界通用之学,叙事学是没有国界的。比如董小英在其《叙述学》中认为,“叙述学就是研究表述形式的一门学问”,所以“文化可以各个不同,但是只要使用文字或者艺术方式表现了某种意义、意味的话,这种表达方式就是叙述方式,应该是可以借鉴,是没有国界的。”态度不同,表明中国叙事学界对一些问题认识尚有暧昧不清之处。譬如对叙事学学科本身的认识。国内对“叙事学”的界定尚未统一,徐岱认为“应该是对叙事现象的理论研究”,董小英认为“叙述学就是研究表述形式的一门学问”,谭君强认为“就是关于叙事文本或叙事作品的理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还是叙事学源头——西方叙事学界对叙事学的界定也有多种,“或曰,‘叙事学是对叙事形式和功能的研究’;或曰,叙事学是‘叙事文的结构研究’;或日,‘叙事学是叙事文本的理论。’新版《罗伯特法语词典》给叙事学所下的定义是:‘关于叙事作品、叙述、叙事结构以及叙事性的理论。’”这就更导致了人们对这一学科认识的含混。另外,国内关于“叙述”还是“叙事”的讨论,也说明国内对这一学科的认识尚待进一步廓清。1999年傅修延考释“叙事”,认为“叙事”有动词和名词二意:作为动词是“讲述故事”,作为名词是“对故事或事件的叙述”;“叙事”与“叙述”有时候可以互换,如“叙述学”和“叙事学”。2001年董小英解释其着作《叙述学》的命名时简单提到过“叙述学”和“叙事学”的问题:“故事其实是被叙述的内容;叙事是叙述的形式,也就是我们看到的文字组成的文本;而叙述是指叙述的方法。本书着重研究的是叙述方法。……叙述学是通过叙述形式研究叙述方法的学问。‘叙述’最能表达我们的研究目标,所以把书名定为‘叙述学’。”(粗体为原文所有——笔者注)但这并没有解决“叙事”(学)还是“叙述”(学)的问题,叙事学的命名依旧显得随意。2008年董小英本人出版的新着《超语言学——叙事学的学理及理解的原理》便弃“叙述学”而采用了“叙事学”。赵毅衡以一贯的敏锐,于2009年撰文《“叙事”还是“叙述”?——一个不能再“权宜”下去的术语混乱》,指出目前“叙述”与“叙事”的使用过于混乱,希望解决这个当代文艺学基本学科的命名问题。赵毅衡主张统一用“叙述”(包括派生词组:叙述者、叙述学、叙述化、叙述理论)。后来申丹也在同一家期刊撰文《也谈“叙事”还是“叙述”》,主张不能统一用叙述代之,而是在“叙述话语”和“所述故事”这两个不同层次对“叙事”和“叙述”这两个术语做出选择。这种商榷非常及时且必要,这两个术语的使用在国内实在过于随意了;但是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学界已经认识到了叙事学学科命名存在的问题——混乱的名称显然不利于学科的发展,也直接影响了人们对“中国叙事学”的认识和理解。

    二

    要解决什么是“中国叙事学”问题,可能还得从西方叙事学人手。只有厘清叙事学的“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才能真正说明“中国”叙事学到底是什么。

    众所周知,一、作为一门学科,叙事学从西方而来,自法国源起,途经英国等欧洲各国为一变,再到美国又一变,中国学界从欧美各国吸收了叙事学的营养;二、叙事学的各种理论迅速得到中国学界的认同,应用西方叙事学理论阐释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和西方文学的论文论着迅速增长;三、在西方叙事学的参照之下,中国学者在叙事理论的拓展方面作出了自己的尝试;四、在西方叙事理论的启发下,中国古典叙事理论得到重视。但以上只是一种表面的描述,并没有真正说明叙事学的“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有一种观点认为,关键还在于一个“化”字:本土化的最基本含义,就是要“化”去西方之异质,融源自西方的理论为中国的理论,使叙事学成为中国当代文论有机整体的一部分

    这种思路的起点是“异”。叙事学的发展路线,自法国而英国和欧洲各国而美国,从经典时代到了后经典,由单数变成了复数,无论怎么变化,都没有离开一个共同的文化母体。也就是说,叙事学一直在一个相同的西方文化圈内发展,不同国家形态各异的叙事学研究,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是在一个相同的文化语境内的理论研究,他们的关系是相继相承。但是,与西方文化传统截然不同的东方文化传统,尤其是中国文化传统下的叙事学研究,它的个性和风貌会全然不同,中国文化传统下的叙事理论会体现出与西方理论的根本上的差异。所以,辨析差异是吸纳西方理论最基本的工作。杨义的《中国叙事学》直接强调的就是文化传统的差异,他对中国叙事学的建构,是以中国文化传统为基础的,称得上是一部叙事理论的文化研究论着。

    差异的认识需要比较。只有在比较中才能发现“异”、认识“异”。于是不同的文化传统得到强调。民族精神、文化心理结构、思维方式、读者阅读习惯与文学的叙事形式有着直接的关联,这些要素的不同会直接导致文学叙事形式的民族特征,也就有不同文化传统下的叙事理论。中国学者往往对国内一些论着仅仅拿中国作品作为例证证明西方理论的正确性表示不满,便是基于这种文化传统之异、叙事理论之异之上。随着国内学者对西方的深入学习和翻译工作的逐步拓展,西方叙事学的面貌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国人眼前,中西比较的维度变得越来越迫切。事实上,中国学者介绍叙事学的着作,都带有比较的因素。徐德明认为整合中西叙事理论的可能途径之一,就是中西叙事理论的对应比较。很多学者在叙事学领域的中西比较方面作出了出色的贡献,中国叙事理论与西方叙事理论的异与同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提及。在徐岱的《小说叙事学》中,中国古代的叙事思想与西方叙事学说相互辉映,中国叙事思想的“双子星座”(史传观念和诗骚传统)、“三驾马车”(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的叙事思想)、“四大范畴”(白描、闲笔、虚写、传神)与西方叙事理论互为对照,具有深刻的中西比较意识。胡亚敏《叙事学》的附录,便是对金圣叹叙事理论的梳理,与正文的西方叙事理论介绍形成鲜明的对照。张世君在《明清小说评点叙事概念研究》中辨析了多组中西叙事概念,如“间架”与“插曲”、“脱卸”与“转换”、“一线穿”与“整一性”、“间”与“障碍”等。

    应该说,在中国的叙事学的研究途中,必然会有比较的维度。毕竟叙事学源自西方,是在西方文学实践和两千多年叙事理论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学说,与中国的文学实践和传统叙事思想有着不同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础,差距是显见的。问题是,对于叙事学学科来说,这种差距是绝对的吗?还是可以,在一个共同的学科框架和学科传统内发展学科?换句话说,中国的叙事学研究,是要在中国与西方的范畴内发展叙事学,还是在叙事学的范畴下展开中国的研究?这可不是在玩语言游戏,二者的差异是显着的。前者建立在“异”的基础上,意味着中国叙事学的独立品格,意味着会出现一种与西方叙事学全然不同的中国叙事学;后者则建立在“同”的基础上,意味着中国叙事学研究与西方叙事学处于同一个学术框架内,是对西方叙事学的继承和发展。

    三

    第一种路线会得到大部分学者的认同,20世纪90年代就出现建立中国叙事学的呼声,建立与西方叙事学分庭抗礼的中国叙事学也是许多中国学者的愿望,而且中国叙事学界已经在这个方面做出了不凡的成就,杨义的《中国叙事学》的出版无疑让国内叙事学界精神一振。第二种路线,撇开文化尊严和民族感情不说(那场历时十余年至今余音未歇的文论“失语症”讨论,反映出国内学者多么深刻的文化焦虑!),即使在学理上也可能会遭到很多人的质疑。但实际上,这第二条路线,在中国也不乏实践者,且取得了出色的成果。

文学叙事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修辞性；叙事批评；叙事学

一、叙事批评的转向

小说的叙事学研究是近些年文学批评的基本范式。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结构主义叙事学因不满于传统小说批评的主题学和社会学研究，着力对作品的系统和结构进行科学性研究；但因其只注重作品的静态结构和共性特点研究，忽略它的复杂性和差异性，而遭到了评论家的批评，因此进入90年代后，叙事批评再次发生转向，并引起了叙事学研究的新革命，西方有学者称之为“叙事学的小规模复兴”。北京大学申丹教授在《语境叙事学与形式叙事学缘何相互依存》中曾就此问题作过探讨，认为有关叙事学的发展学者们一般都持进化说的态度：

“要么从结构主义叙事学进化到后结构主义叙事学，要么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要么从结构主义叙事学到文化与历史叙事学，要么从‘严格的形式主义诗学’到‘语境主义叙事学’，要么从形式研究到注重实效的、以性别为导向的、意识形态的‘超越形式’的研究，要么从传统叙事学到后现代叙事理论。”但“叙事学”这一术语虽然作为对兴起于法国的叙事学研究的描述确实有一定的针对性，而使叙事批评发生“偏离”的“主义”或“理论”本身如果也被引入叙事学研究的讨论之中，不仅容易引起误解，而且是比较可怕的。申丹教授曾在论及解构主义与叙事学的关系时这样写道：“把解构主义本身视为叙事学的新发展则忽略了二者之问的根本差异：叙事学有赖于叙事规约并在后者的范围内运作，而解构主义则旨在推翻叙事规约。”因此，厘清叙事学与受各种“主义”和“思潮”影响的叙事批评转向之间的关系很有意义。

众所周知，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研究对象是叙事语法、叙事结构、叙事视角、叙事时间等等。从学理上说，叙事学主要是通过总结文学叙事的规律，从千变万化的叙事文学作品中抽象出某种叙事规则，如普罗普对俄国民问故事的结构形态的研究、热奈特的《叙事话语》对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叙事时间、叙事频率和叙事语式的探讨，格雷马斯的矩形语义方阵和列维·施特劳斯的神话研究。这些理论家以语言学研究为前提，以艺术形式为对象，确立了意义稳定的二元对立关系，并进而寻找文学形式构造的内在规律性，或者说，是从众多个性文本中寻求共性叙事规则。在他们看来，文学的“文学性”就在于形式，无关乎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等因素。

在寻求对文本进行科学性分析的同时，结构主义叙事学将注意力由文本的外部转向了文本的内部，或者说拒绝了传统叙事批评对作品内容的细读，而开始了对作品形式的研究。同样，也正是对结构主义叙事学所“拒绝的”拒绝，后结构主义叙事学重新将研究视野转向了意识形态以及文本外的社会历史语境。他们拆解了结构主义者提出的建构稳定意义的二元对立关系，强调作品意义的创造性及多元性，认为如果多种主题寄寓于文本的同一叙事模式之中，就表明一种叙事模式不可能只对应于一个主题。进一步看，如果一种模式能衍化出多种主题，那么这种叙事模式并不具有终极性地位，且这种终极性的叙事模式不过是一种纯粹的先验预设。任何一种叙事模式，在不同的文化政治历史语境中，完全有可能表现出多样化的意义内涵。

从某种程度上讲，叙事批评的“外一内一外”转向从历时性角度看是一种发展，但是，从另一个意义上讲，这种对转向标准的“内”和“外”选取过分武断。作品的形式并非如传统叙事批评所认为的外在于作品，而恰恰是它的内部作品的内容却时常把意义指向作品的外部。或者可以说，作品的内部与外部之争，向内或者向外的转向，只是理论上的口舌之争，二者之间的对立是从来都不可分的。正是基于此种考虑，笔者认为，叙事学相对于传统的叙事批评和当代叙事批评是一种“典型的”叙事批评，它在突兀“形式”研究的同时，其他的因素相对淡化了。如果把叙事学影响下的文学批评放置于整个文学批评史，可以看出，传统的叙事批评在关注文本内外的同时，强调了外部，而叙事学批评则只关注文本的形式，完全忽略了文本的外部(社会语境)；当代叙事批评在意识到并积极更正结构主义叙事学批评中存在的问题的同时，把视野重新聚焦于文本的内外之间的关系。戴卫·赫尔曼曾指出，当前的叙事研究“最根本的转换是从文本中心模式或形式模式移到形式与功能并重的模式，即既重视故事的文本，也重视故事的语境。笼统地说，叙事理论家们的重点越来越集中在这一点上，即：故事之所以是故事，并不由其形式决定，而是由叙事形式与叙事阐释语境之问复杂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因此，核心问题是故事的策划方式及其所引导的故事处理策略之间的相互作用”。

由此可以看出，结构主义叙事学是对文本形式的单向度强调，而当代的叙事批评并不完全排斥它关注的叙事模式在文本中的呈现，而是在继承结构主义叙事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更关心叙事模式在具体的文本语境中的特性。它不仅全面转向叙事语境和阐释语境，更将叙事研究与其他相关新兴学科结合起来加以考察，使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多元时代，从而大大拓展了叙事批评的生存空间。因此可以说，叙事学研究只是叙事批评传统中的一个“典型”，而两次的批评转向是叙事批评发展的必然。

二、修辞性：叙事批评转向的旨归

在叙事批评的“外一内一外”的转向过程中，叙事的修辞性是一个相当有价值的论题。尤其是自上世纪中叶以来，叙事批评的修辞性研究几乎成了文学评论界的一门显学，如韦恩·布思的《小说修辞学》、西摩·查特曼的《叙事术语评论：小说和电影的叙事修辞学》、米歇尔·卡恩斯的《修辞性叙事学》及詹姆斯·费伦的《作为修辞的叙事》等都提出过这种修辞性叙事观，他们在坚守“叙事学”基本观点的同时，积极地把修辞学引入叙事批评，采纳从女权主义到精神分析学、从巴赫金的语言学到文化研究等其他理论流派的典型观点，并整体形成了“叙事修辞学”研究的大语境。

但追根溯源，“在某种意义上说，修辞批评可以融人文学批评，文学批评也可融入修辞批评，而二者都可以融人某种形式的文化批评”。这里，因为文化转向对文学批评的影响不是本文重点，因此不再展开。但文学批评和修辞批评之间的关系却是比较久远的。或者说，文学批评的最早形式是修辞学，而且从古代社会到19世纪一直是批评分析的主要形式，它主要考察人们为了达到某种效果而建构话语的方式。伊格尔顿在《文学理论导论》中也曾就此问题进行过探讨，认为对于许多评论家来说，为了反对文学批评的形式主义，叙事批评需要一种新的修辞批评，即把整个社会的话语实践作为人类相互作用的一种形式，视之为历史和文化的构成、伦理和哲学思想的体现，且“作为活动的形式与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较为广泛的社会关系是分不开的”。詹姆斯·费伦更是直接提出，“修辞是作者、文本现象和读者反应之间的协同作用”。具体提出叙事修辞批评概念的是瓦特·菲希尔，他认为叙事修辞批评的主要功能是，“提供一个解读和评估人类文化交流的方法，是人们能够评判、断定某种具体的话语是否给人们在现实世界中提供了一种可靠的、值得信赖的、实用的思想与行动指南”。回顾叙事的修辞特性在文学批评中的作用，可以知道，修辞性其实直是评论家关注的焦点，而且是随着叙事批评的发展逐步登上了批评舞台的。

在传统的叙事批评中，修辞主要是指评价话语的劝说效果和作家用于以自己的观点来引导读者的方法。但是，在以再现和反映论为核心的传统文学观念中，文本常常被还原为某种社会现实或心理现实，以作品之外的世界为参照系去解释与评价作品。因此，批评家不可能产生明确的修辞意识，文本的语言、文体、叙述方式等修辞性因素必然被视为一种服务于内容的“外衣”。

对于结构主义叙事学来说，修辞研究主要是一种纯审美的观照。它们虽然注重艺术形式的修辞特性，努力探索作品叙事在修辞层面的结构和体系，却相对弱化或者取消了文本“意识形态修辞”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所起到的中介作用。如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对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叙事时间、叙事频率和叙事语式的研究，达到了几乎微观的程度，但过于精细的语法化分析只揭示了修辞特性的描述层面，或审美修辞特点，而忽略了意识形态修辞的力度和意义。

与前两者相比，当代叙事批评者们对修辞性的关注是不言而喻的。他们认为文本的意义体现为故事内外的各种关系，需要通过读者的阅读行为与作者的视野不断融合，在“协同”下创造出文本意义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这种观点旨在突破结构主义叙事学对作品的纯美学审视，而关注作者与读者经由了文本的连接所产生的相互关系。卡恩斯在他的理论宣言中这样说道：“就修辞性叙事学而言，我旨在通过问这么一个中心问题来有力地推动叙事学向修辞学转向：‘叙事文中的各种因素实际上是如何作用于读者的?’并通过采用言语行为理论来解答这一问题。’’

这里，我们暂且不提卡恩斯是如何采用言语行为理论分析的，而是选取为大家所熟知的叙事视角和修辞效果评价两个方面进行同步论证。首先，叙事文本中的叙事视角问题，因为文学作品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由谁来讲和从什么角度来讲的问题。叙事视角是叙事者的所见所闻及其价值观表达的焦点。选用叙事视角的目的就是要表明叙事者(作者)的价值观或是对事件、人物的态度与评价。对叙事视角的选择，可表明作者或叙事者(隐含作者)对叙事的介入程度，及其对人物和事件主观和客观的态度与评价。因为“隐含作者是叙事意识形态的载体，是更有可能把意识形态带入主题作用的有标记的事实”。因此，阅读就是接受隐含作者的邀请，按照特定社会程式来阅读作品，从而达到作者与读者之间的默契。

其次，叙事作品的修辞效果评价问题。从修辞意义上看，叙事就是指某人在特定场合出于特定目的给特定的读者讲述某个特定的故事。所谓“修辞”指的不只是手段(如修辞格及隐喻式转义的运用)，更是目的(传达知识、情感、价值、信仰等意识形态并由此“劝服”读者)。而这个叙事的“目的”就是作品的道德意义、价值观、政治功能等多维度聚合的中心，是用以说服读者的意义所在。这种通过以叙事的多维性来观望个体生命中的伦理之维，进而来了解叙事与伦理之间的关系的方式叫“复叙事”。

简言之，转向后的叙事批评不仅走出了单纯语法分析的“简单化”批评局面，不再囿于文本的内在技巧，而且还以多学科对叙事学研究的渗透来发展叙事批评，通过运用叙事学的术语和方法进行伦理、意识形态等批评，以历史与美学相结合的眼光，考察历史文化语境如何建构出某种叙事模式，又是如何把这种叙事模式加以修辞化的。

三、叙事修辞批评的积极意义及存在的问题

众所周知，在当前的文学批评视野中，被普遍关注的是文学的“走向”、“思潮”及种种“主义”。即使是对文学作品进行研究，也往往被作为“个案”纳入多种多样的当代批评视角中去，而这些批评视角对文本进行观照的理论依据及方法主要借用的是西方现代哲学和文论，如结构主义、现象学、阐释学批评、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接受美学及精神分析等，以此对当前文学创作进行多维的思考和评介。这种多元化的批评从某种意义上讲加强了叙事批评的力度，开拓了读者的视野，为人们把握审美和艺术显示了宽阔的前景。它表明，在审美和艺术领域，不应只允许唯一权威话语的“独白”，而应让种种不同声音参与“争鸣”，形成巴赫金提倡的“杂语”局面。对于叙事批评而言，这是从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单向度走向当代叙事批评的多维度，是方法上的“视野扩展”，和批评走向上的“综合”，它意味着从以政治或审美本质为中心的单一分析转向对文学的多重属性的综合研究。它将文学的审美分析与政治、经济、社会、商业等属性分析结合起来。

相对于以前的一些批评方法如叙事学及形式主义批评方法而言，它们由于相互对立，容易固定于一“点”而忽略其他方面。由于过分强调艺术作品的自足，而否定其他批评的合理性，也使这种批评方法走向了“固步自封”的怪圈。当代叙事批评的修辞观则避免了各种批评方法的相互排斥，使得在解释文本时既确保某一方面的修辞特点能给以最大的关注，同时也注意最大限度地挖掘文本修辞性在叙事中的更大修辞效果。

但是，这种由“一”向“多”的演进在丰富了叙事批评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个或隐或显的认知危机：如果各种理论流派和美学观点都仅仅满足于孤芳自赏或自言自语，那么，所形成的所谓的“杂语”对话局面本身就成了当前叙事批评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即“使不同理论及其冲突的真正意义在‘一勺烩’中相互抵消了。于是，我们都成了‘饶舌的哑巴’。或者说，文本的意义被严重地肢解了。例如，结构主义叙事学造成的美学和伦理学的分离，使得叙事批评未能兼顾形式与内容的辩证统一，对文本内部的意义生成始终都持有“简约化”的认知理念。但是本着努力克服语言学分析兴起后引起的叙事和价值的分离，叙事批评的“复叙事”研究难免会对文本的意义进行“扩张化”处理。因此，如何在批评实践中避免叙事研究上的某种有意无意的极端，从而保证意义的充分阐释，便不能不成为叙事批评始终要加以关切的问题。

文学叙事论文范文第3篇

（一）微电影的兴起

微电影在我国的发展还不算长久，另外由于起步比较晚，发展相对缓慢，所以微电影还有许多需要提升的空间。2010年以吴彦祖的《一触即发》正式上映，标志着我国微电影发展真正的实现了高度的发展。微电影的最佳时间应该为30分钟左右，从9分钟到90分钟之间没有明确界定，都可以从属为微电影的范畴。所以微电影实际上在我国有着相对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也在我国电影行业日益进步的今天，通过一种全新的方式，有了一定的特色发展方向。

（二）微电影的发展

微电影的发展在未来还有很多的方向，由于它只是占用人们碎片化的时间，因此这样比较符合当前的社会形势，也比较符合人们对于快餐文化的需求。微电影之所以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逐渐形成一种文化潮流，被越来越多的人群所认可，必然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和特点，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并不富足的闲暇时光，要求人们不得不选择这种相对简短的叙事表现方式形成的影视作品，而另一个方面则是美学价值在微电影发展中的意义就是不可忽略的，这其中也包括了微电影独特的一种叙事方式。因此对微电影的叙事方面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探究，有利于更好的明确微电影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从而有效的实现微电影在我国的更好发展。

二、传播视野下的微电影

传播视野下的微电影，非常具有代表性。从传播学角度来看，微电影具有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同时微电影也存在着许多的不足亟待解决。利用传播学的相关知识来分析微电影，可以很好的实现对为电影叙事功能的理解，同时也可以针对微电影的叙事流行原因进行分析，最主要的是微电影用时短、情节紧凑的叙事方式可以更好的提升微电影在未来的发展空间。

三、传播视野下微电影的叙事

（一）叙事语言分析

微电影与传统的电影有所区别，主要就是叙事语言简明扼要，不像传统电影讲求一定的表现感以及语言的完整性。大多数的微电影，都是非常朴实的对话，讲述的内容也都是发生在身边的故事，影片当中主人公之间的交流也都是日常生活当中的语言，所以这些语言都很平实，没有太多的色彩添加，却给人一种亲切之感。

（二）叙事特征分析

微电影由于时间比较短，所以叙事都相对紧凑。对于一些事物的展现也比较直接，很少会有传统电影当中一些略带隐喻的方式出现。同时作为微电影，也比较注重故事情节的安排，不会有太多的跌宕起伏，主要是通过一些紧凑的故事安排，完成基本的叙事。另外在微电影的叙事方法选择上，也没有太多的花样，主要就是传统的正叙，倒叙和插叙，基本上正叙选择的机会比较多，也比较普遍，是一种比较常见也比较符合微电影叙述要求的叙述方式，对于影片内容的呈现和把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三）叙事主题分析

微电影的选材以及叙事的主题不难看出，主要都是一些发生在现实生活中，或者与人们生活紧密相关的话题，所以在微电影当中，很少会看到一些比较大的主题，比如爱国，民族，战争，和平等，主要都是和人们切身相关的，也都是一些相对范围较小的话题。比如说微电影《老男孩》在国内就曾掀起了一种热潮，这部电影并没有多么宏大的主体更没有多么宏伟的场景，只是叙述了一种成长中的情怀，这样的主题并不会让人们厌恶，相反看多了院线电影的宏大，更需要这样一种贴心的主题来迎合自己的内心，让每个人都可以在电影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四、结束语

文学叙事论文范文第4篇

一、满足学生写作的安全需求

笔者在教学实践中观察到，不少学生在写作过程中表现得瞻前顾后、犹豫不决，询问起原因，他们纷纷表示“怕写不好，老师看了会生气”“其他同学也会嘲笑自己”。长期处在思想负担较大的压力下，学生自然对写作持有一种抵触甚至是排斥的消极心理。

上述情形表明学生在写作学习中缺乏一种稳定的安全感。而要想更好地开展教学，我们小学语文教师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满足学生写作的安全需求。为此，笔者在教学实践中采取了以下做法。

1.选择贴合学生生活实际的写作话题

对于贴合自身生活实际的写作话题，学生往往会感觉有话可说、有内容可写，这样一来他们内心关于“写不好”的顾虑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真正写起来也更有热情与积极性。

2.改变对学生作文的评价方式

教师应当改变对学生作文的评价方式，不仅要注意到学生写作中的缺点与不足，更要留心挖掘其闪光点，积极肯定学生写作方面的点滴进步，这种以鼓励为主的评价方式能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学生内心害怕被指责、被批评的心理，促使他们敢于并乐于在写作中放飞自我思维。

3.创设师生平等的写作氛围

小学语文教师在写作教学过程中应当始终坚持与学生平等相处，以温和的语言、巧妙的指导成为学生写作过程中的指导者、扶持者与帮助者，而不是学生写作的催促者与简单、粗暴的分数裁定者。这样一来，教师不再处于高高在上的地位，学生也不再唯唯诺诺，写作教学的氛围变得平等而融洽，在这种氛围中，学生自然敢说、敢写、敢表达。

二、满足学生写作的社交需求

社会交往是每个社会个体的基本需求之一，这一点反映在年龄较小的孩子身上格外明显。他们愿意积极参与集体活动，并享受美好的集体时光。由此出发，小学语文教师在写作教学活动中应当尽力满足学生对社交的需求。可尝试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1.共同交流写作话题

有时，学生不愿意写作文，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积极、不主动，而是由于他们对写作话题缺少相关背景知识的了解，无法构建起完整的写作框架体系。为了改善这一状况，小学语文教师可以鼓励学生自由结合成学习小组，并以小组为单位探讨、分享各自关于该写作话题的信息积累，这样一来，学生在集体沟通中就实现了写作信息的互通有无，既满足了他们对社交的基本需求，同时也使得他??得以丰富学识与见识，更有利于他们写出高质量的好文章。

2.互相评价

以往的作文评价大都是由教师一人牢牢把控，学生作为写作的主体反倒很难融入这一过程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学生写作水平的提升。由此出发，笔者认为小学语文教师可以适当放手，将评价的权利交还到学生手中，即让学生互相交换作文，在集体交往中实现互相评价。如此这般，学生的社交需求得到了满足，同时他们在互相评价作文的过程中也能发现他人写作中的长处与闪光点，这对于他们而言也是产生写作驱动力的一大诱发因素。

三、满足学生写作自我实现的需求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自我实现的需求是人类最高层次的需求，其主要表现为社会个体致力于实现自我潜力，并促使自己朝着自己预期的方向发展。学生写作自我实现的需求反映在写作教学中即为自己通过努力能写出高质量的文章，并获得教师、同学等外界他人的积极认可。

文学叙事论文范文第5篇

一 、问题的提出

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个体的价值和意义。人，作为教育活动的中心，既是教育的出发点，又是教育的归宿，只有符合人身心发展的需要，具有良好个性的教育教学，才是人根本所需的。但长期以来，在僵化的应试教育的“统筹”下，语文教学公式化严重，全国有统一的教材，几亿孩子学着这大体一样的文章，有些省市虽自编教材但篇目都大同小异；衡文标准一致，教参就是语文教师的“掌中宝”，评价标准一致，高考成了教师教学生学的指挥“魔棒”；教学方式、结构整齐划一，就连极富个性张力的作文也要求同一命题和大致相同的字数，语文教师没有被作为一个充满活动力和创造性的个体受到应有的尊重；或者热中于构建某种语文教学模式，在一个或者几个地区强行推行一种固定的模式，从而使语文教学出现模式化倾向，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扼杀了语文教师的教学个性。语文教师教学个性的湮没与语文教师教学的自由精神的缺失，不但不利于语文教师在教学中的艺术创造，而且不利于发展学生的和谐个性，会造成学生思维僵化，缺乏创新能力，甚至影响着他们的一生。语文教师不能再象工厂的机器一样来生产统一规格的批量产品，学生的个性要受到尊重，教师的教学个性更应受到尊重。语文教师在教学中表现出的鲜明而独特的教学个性，既是其教学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是其教学魅力所在。

二 、语文教师张扬教学个性的必要性

1.现代人发展的需要。二十一世纪是一个民主、自由、多元的时代，是一个充满创新和探索的时代，也是一个可以充分展示自我个性的时代。现代社会的人越来越关注自身，强调应与他人有不同的个性，要追求自己独特的个性。“我就是我，你就是你，我不是你，你不是我”。要想发展，就要与众不同，就要自信，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不仅如此，还要敢于表现自己的个性，这是自我发展的需要。现代人非常重视自己的存在和表现，强调一个人在一生中应当勇于开拓，充分展示自己，这样一种价值观渗透到语文教学中就是倡导教师张扬自己的教学个性。这是教师努力实现自我，不断追求完美的表现。

2.社会发展的需要。现代社会竞争的核心已变成人才素质的竞争，而人才素质的关键则是人才的个性。显然，教育的质量能否得到社会公认，学校在知识经济中是否具有生命力，关键取决于培养出来的人才是否具有很强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是否具有个性。而学生个性的形成依赖于教师教学的个性，苏联教育家乌申斯基指出：“只有个性才能作用于个性的形成和发展。”如果没有教学个性，不仅培养不出创新型人才，还会扼杀、窒息学生的创造天性，让本性活泼的青少年失去自我、失去天真。无论是迎接国际竞争的挑战，还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教育教学必须进行改革，必须提倡教师的教学个性，给学生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氛围。正如同志在北师大校庆《讲话》中指出“要努力创造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良好教育环境和社会环境，使每一个受教育者都能发挥自身潜能，激发学生成长的主动性，实现全面发展。”

3.语文学科发展的需要。语文教学相对其它学科教学而言，是最需要教师张扬教学个性的。

从语文学科的性质特点来看：长期以来，学术界围绕语文学科的性质是“工具性”还是“人文性”争执不休。新的语文课程标准作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这样新的表述。这一表述，摆脱了长期以来人们关于语文学科性质的争论，正面论述了语文的学科性质和地位。语文学科本身的人文性决定了语文学科要以“提高学生的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使他们逐步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促进德、智、体、美的和谐发展。”为语文教学的目的，同时也要求语文教师富有教学个性，只有这样，才能使语文教学增添新的生机和活力。

从语文素材来看：首先，生活处处皆语文，正如美国教育家华特·B·科勒涅斯所说的“语文学习的外延和生活的外延相等。”语文学科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相渗透。没有哪一门学科有语文这样丰富的素材，蕴涵丰富的个性。其次，教师与学生所凭借的语文教材体现着鲜明的个性特征。语文教材中具有大量鲜活的形象、带有个体感彩的内容，都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体现出的个性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