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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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动的好处范文第1篇
关键词：华漕社区，流动人口，孕产妇
伴随着上海市的经济快速发展，人口流动也比较大，在上海进行分娩的流动人口中，孕产妇的数量在不断上升之中，但是受到文化条件的限制，这些分娩者之中有很大一部分并没有进行产前检查，导致出现非法接生现象。华漕社区作为一个发展型的社区，在人口孕产妇管理过程中，需要对流动的孕产妇进行关注，努力提高孕产妇系统保健管理率，进一步降低死亡率，现对2011～2014年华漕社区的流动人口孕产妇管理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一、华漕社区流动人口孕产妇管理现状分析
1.对象
将华漕社区2011～2014年生活的孕产妇并能够建孕册的流动人口作为此次研究的对象，通过得到的这些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方法
对2011～2014年流动人口孕产妇的管理报表进行分析，报表是由社区的固定人员提供，并在每年都组织孕产妇填写与培训。
3.结果
2011～2014年华漕社区流动人口孕产妇系统管理情况详见表1，从表中可以发现流动人口孕产妇的管理率较低，而且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
表1：华漕社区2011―2014年流动人口孕产妇管理情况
年份
2011
2012
2013
2014
早孕建卡数
1159
1323
930
801
回家分娩数
2033
2243
1160
1277
在沪分娩
1709
2049
1513
1312
流动人口建卡数
4503
4491
4158
3778
活产数
1723
2062
1519
1324
系统管理数
1159
1323
930
801
系统管理率
67.27
64.16
61.22
60.5
4.结论
（1）早孕建册率低
通过这4年的数据能够发现，华漕社区的流动人口建卡数在逐年下降，而且系统管理率也相对较低。最为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需要建立孕产妇的保健手册，而且需要到上海的孕产妇系统进行管理，直到建立孕册[1]。目前华漕社区已经在宣传力度上进行努力，联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对流动的孕产妇进行检查，并积极倡导早孕建册的意义和好处，希望督促孕产妇及早建册。
（2）产检意识不强
在孕产妇建册之后需要到医院进行产检，整个孕期大概会持续8次以上，之所以进行产检，是因为需要对畸形儿进行筛查，并及早发现妊娠并发症，对其进行处理。要最大程度上保证母体和幼儿的安全，降低死亡率。2011～2014年华漕社区的流动人口孕产妇平均产检次数不高，这就会增大孕产妇的危险系数。很多流动产妇不愿意产检，这就会导致保健意识较弱，产检的次数也会相对较少[2]。华漕社区要求对流动人口的孕产妇进行常规的宣传和介绍，并在社区服务中心对孕产妇进行定期访视或者电话访问，督促产妇进行产检。这么做的目的都是为了提高流动人口的保健意识，并能够提高产检的次数，降低风险。
（3）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低
所谓孕产妇系统的管理人数是指在产后的28天内对孕妇进行建册，并保证能够进行产后访视的产妇人数。在报表的数据之中，要求流动的孕产妇能够进行8次以上的产检数，如果达不到8次以上的，就会降低华漕社区的孕产妇系统管理率[3]。孕产妇的系统管理率就是流动人口孕产妇的管理工作难点，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二、华漕社区流动人口孕产妇管理对策
针对华漕社区流动人口的孕产妇管理情况，可以采取以下几条有针对性的解决对策：第一，对于家庭困难的流动人口孕产妇保健情况，政府需要有一定的资金投入，这样才能保证秘籍的人口流动区能够提供便宜的卫生服务。流动人口的分娩费用也可以适当降低，这样既安全、费用又不高就会增加孕产妇的产检情况。只有政府的工作支持，才不会降低卫生所工作人员的积极性，还能够增加流动人口孕产妇的安全性;第二，要对流动人口孕产妇建立更加健全的综合管理机制。对于外来的人口，需要政府和妇联共同努力，彼此之间相互配合，才能不断发挥各自的优势，管理流动人口的孕产妇安全情况，为孕产妇提供更加便捷和优势的服务，让国家和各个部门都收益;第三，对于卫生系统的妇幼保健队伍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要能够对经费和工作、任务进行落实，通过建立更加健全的信息化网络，不仅仅能够提供更加及时的信息，还能解决人户分离而导致的信息不通畅，将准确性大大提升，保证效率的改善。通过各个方面的努力和动员，才能改善流动人口的孕产妇管理情况。
对于流动人口问题而言，它是我国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在管理的过程中并不是一个部门就可以进行管理的，要通过多部门和多层次的沟通交流，才能促进流动人口的孕产妇管理。要对流动人口的孕产妇进行定期的检查，保证政府和社会能够给予一定的关怀和支持。保证流动人口的综合性管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未来也将成为一个重大的挑战。
参考文献
[1] 杜清，王临虹，潘晓平.流动人口孕产妇保健服务利用现状调查[J].中国社会医学杂志.2013（02）.
[2] 朱丽萍，谭晶，贾万梁，孙晓明，程晓明.上海市流动人口孕产妇平产分娩点工作及其效果[J].中国卫生资源.2011（02）.
[3] 孙平辉，刘欣，齐忠，乔力，刘晶珠，栗兰珍.社会经济水平及妇幼卫生系统管理对孕产妇死亡率的影响[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2（03）.
人口流动的好处范文第2篇
关键词：统筹 人力资源 区域分布 和谐社会
人才对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关键的作用，我国目前人口分布很不均匀，我国人口的分布特点是：东部人口稠密，西部人口稀少。人力资源分布与人口分布具有共同特征，因为人力资源占总人口的60%以上，非人力资源靠人力资源供养，所以，人口分布与人力资源分布具有一致性。人口分布的不均匀也就意味着人力资源分布的不均匀。而人力资源的流动是影响人力资源区域分布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主要从人力资源流动来谈人力资源的区域分布。
人力资源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中，处于劳动年龄、未到劳动年龄和超过劳动年龄但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之和。或者表述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人口中减去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口之后的人口。
一、人口流动的理论
（1）人口流动与迁移的动力与原因论。中国普遍学者认为，人口流动是人们自觉地调节生产资料使用方式的过程，生产力是造成人口流动与迁移的主要原因和动力。首先，生产力发展为人口迁移提供了可能；其次，生产力发展不平衡造成地区经济条件差异，推动人口向富裕地区迁移；第三，生产力发展会改变生产结构布局与结构变化，从而要求人口迁移和流动；第四、生产力发展会促进生产关系改变，从而也会推动人口流动。
（2）生态环境论。生态环境推拉力论是一种比较古老的人口迁移理论，早在奴隶社会就有学者提出生态环境改变会促进人口流动。
（3）生产资料与劳动力协调理论。这一理论在1950年以后比较流行。1950年开发大西北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都是这一理论的运用。
（4）综合因素推拉论。不少研究认为，人口流动总是受一定推力或拉力作用才会发生。其推拉力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以及、自然灾害等等。具体迁移受具体力量的推动。从整体上看，人口流动与迁移是综合因素推动的结果，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力资源流动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市场推动，人力随劳动市场需求流动。二是价格驱动论。一些学者认为，人力市场商品化已使人力资源流动与迁移具备了商品流动的特色。三是互补论。有的学者认为人力资源的流动与迁移是一种人力资源互补效应。只有甲地过剩乙地不足才能流动。四是人力资源随资本流动。
二、中国人力资源分布现状及其原因
（1）东多西少，沿海地区多于内陆地区。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呈现的是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发展速度快，而西部地区却属于欠发达地区。尽管现在国家出台了一些政策来缩小区域间的差距，但区域发展不平衡仍然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伴随着经济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人力资源的分布也呈现出东部沿海地区人力资源充足，广大的西部地区人力资源稀少特别是科技人才的十分欠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①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人们愿意向富裕的地区流动；②东部沿海地区对人力资源的需求量大，人们为了工作向这些地区流动；③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价格高，人们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
（2）大城市人力资源丰富。目前很多人力资源都涌向大城市，特别是大学生，这种现象在为大城市带来了充足的人力资源的同时，也给大城市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像北京、上海、广州等等这些特大城市，资源与土地将要无法承受大量人力资源的涌入，可是由于大城市的魅力所在，还是有大量的人向往这些地方。大城市的种种优势导致了人力资源向大城市的流动。
（3）城市吸引农村的人力资源。现在广大农村还比较贫乏，农业的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加上现在城市化的浪潮，农村人力资源向城市转移。
（4）平原地区较山区人力资源多。平原地区的地理优势，资源优势、交通优势等等是人力资源更倾向于平原的主要原因。
三、人力资源分布不均导致的后果
（1）农村土地闲置，空巢家庭普遍。由于很多农村有劳动能力的人外出工作，致使农村的土地无人耕种，浪费了土地资源。外出工作的又大多是青壮年，将老人和孩子留在家里，因此空巢家庭普遍。
（2）城市的失业率高。大量外来的人的涌入，加上就业岗位的有限，加大了城市居民的就业压力，导致了城市居民出现大量失业、半失业与下岗。
（3）大城市环境资源压力大，人均资源占有量少。现在大城市在不断地向外扩张，但还是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规模越来也大，问题也越来越多。交通拥堵、工作地点离居住地远、噪音污染、空气污染等等都越来越表明城市环境承载量是有限的。
（4）落后的地区越来越差。由于人力资源流动具有向上性，人们都不愿到落后的地区发展，而且这一地区的人力资源还不断地向外流动，只能是恶性循环，越来越落后。
四、国家为协调人力资源的区域分布采取的措施及其分析
（1）免交农业税，发展乡镇企业。国家为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避免耕地资源的浪费，减轻农民的负担，实行免缴农业税。这一政策的实施使荒芜的土地重新种上了粮食，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也提高了。另外，为了使广大农民就近就业，政府大力支持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为这些地区的发展注入了活力，而且拉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在乡镇企业带来好处的同时，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乡镇企业一般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一些企业还对环境污染严重，可是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地区经济，忽视了其带来的弊端。
（2）对大学生就业的宏观调控政策。为了调整人力资源的分布，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大学生到基层、中小城市企业、农村、西部等地区就业的鼓励性政策。比如城乡基层岗位的开发、统筹实施大学生下基层项目、“三支一扶”、“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村官计划”工作，经过两三年锻炼，根据实际工作需要从基层选拔优秀人才。这些政策的实施确实为地方充实了人才，同时避免了大学毕业生都拥向城市的局面。这本是很好的政策，基层人才的充实可以带动基层的发展，但目前大部分大学生到基层工作的态度就不端正，只是把它作为一个跳板，是没有办法的选择，因此基层很难留住人才，人力资源在这些地方仍然短缺。
（3）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地区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从而推动着人力资源的流动。缩小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是统筹人力资源区域分布的有效方式。政策上对这些地区的倾向不论是在人力、物力还是财力上都会起到导向作用。
（4）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城市化是一个不可阻挡的潮流，大城市的过度发展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国家提倡大力发展中小城市。中小城市的发展，使人力资源向中小城市的流动，不仅减小了大城市的压力，而且缩小了地区差距，对和谐社会建设也有积极的作用。
五、小结
区域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我们不能期望地区间发展没有差距，但是，如果区域发展差距持续扩大，区域发展长期不协调，必将对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产生严重影响。受市场价值规律和供求规律的支配，人力资源的流动会越来越复杂，若完全依赖市场机制调节，必然会造成人力资源配置中的滞后性和盲目性,因此必须加强对人力资源流动的宏观调控。
参考文献:
1、文献良：《人力资源管理社会学》，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李冰：经济增长区域差异中的人力资源因素，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3、方伟、王栋等：科技人力资源分布密度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关系研究，中国地质大学（北京），100083
人口流动的好处范文第3篇
少数民族规模性的人口流动改变了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过程和结构，对民族地区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影响。经过城市现代文明的洗礼，少数民族人口的民主意识、参政意识、主人意识、权利意识等有了增强。然而，大量少数民族人口外出使得民族地区的参政主体缺失，不利于基层干部队伍选拔与建设，还对民族地区非正式权力组织带来冲击。
(一)少数民族人口长期外出，无法实现有效的基层政治参与
少数民族人口的有序政治参与是实现政治权利的重要形式。民族地区的民主政治发展与少数民族人口有序政治参与的广度、深度是分不开的，少数民族人口有序政治参与也是民族地区政治现代化的标志。所谓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是指公民在认同现有政治制度的前提下，为促进国家与社会关系良性互动、为提高政府治理公共事务的能力与绩效而进行的各种有秩序的活动，它包括各种利益表达、利益维护的行动。［7］然而，民族地区大部分青壮年少数民族人口长期在外务工经商，其工作生活重心在流入地的城市，致使其在家乡的基层民主政治活动中缺席，使得民族地区基层民主政治的参与主体缺失。因为长期外出，大部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民族地区难以享受到民利，较少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及民主监督等公民基本权利，这对民族地区民主政治建设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一般来说，青年的政治意识正在渐进成熟阶段，他们能够接受新东西、新观念，但是往往政治责任感不牢固，参与政治活动的兴趣不高。尤其是一些长期外出打工的年轻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返回民族地区后，对于民族地区公共事务的兴趣不大。调查发现，哈尼族村寨的年轻人即便偶尔回来，时间较短，对村寨公共事务并不关心。［8］当然，他们即便是在流入的城市中也无法享有应有的政治权利，而在流出地又无法真正享有政治权利，成为民主政治权利享有的“盲区人群”，陷入到真正的权利贫困境地。民族地区留守的弱势群体对政治活动的热情也不高，“当前民族地区由于大量年轻人外出，而留下的人很多缺乏社区认同感，不愿参加社区活动。”［4］(P176)留守人群不愿意参加社区政治活动，而流动人口无法参与，民族地区的基层政治活动难免流于形式。
(二)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对民族地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产生了一定影响
在民族地区乡村中，党支部、村委会等正式权力组织中的干部是国家政权在民族地区的代言人、决策者，不仅代表着国家在基层社会中的形象，还影响着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生活。把一些有能力的少数民族精英选拔到基层政权中，对贯彻执行国家政策、带动百姓富裕、推动民族地区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青壮年因为文化程度较高和外出务工的经历，民主意识和政治认知等高于其他年龄层的人们，具有更高的政治素质。有研究者发现，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程度高的青年少数民族人口，对政治符号的认知水平明显高于老年人，其中男性又比女性高出13%左右。［9］(P107)但这个相对精英阶层的人口却大规模流出，而留守在民族地区的人口大多整体素质较低，致使难以选出较高水平的基层干部，影响到民族地区基层干部队伍的精英化与能人化。此外，早期流动的一部分少数民族人口中，有一些就是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干部，他们多为思想活跃、思路清晰且有一定知识的农村精英。他们的外流导致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不稳定，再加上稍有能力者多在外打工且不愿担任村干部，使得农村干部后继乏人，极大地削弱了民族地区农村基层干部力量，使得基层政权运营处于胡乱维持状态。虽然某些少数民族精英的回归为民族地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促进了民族地区民主政治的发展。但是，少数民族人口流出的规模化、精英化程度远远高于回归的数量，这使得民族地区基层干部选拔范围变得狭窄。部分少数民族人口因为外出不仅取得较丰厚的经济收入，拥有较广的人际关系网络，而且对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等了解加深，政治素养得到较大的提升。但是，他们参与基层政治活动的愿望并不强烈，只愿意成为经济好手，而不愿意参加到基层政治中。已有经验研究显示，广西仫佬族流动人口中的农村精英绝大多数忙于商业活动与生意，对参加竞选村干部没有什么兴趣。［1］(P112)这不利于民族地区基层政治的发展。
(三)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导致民族地区非正式权力组织功能弱化
大部分民族地区的基层权力格局中，呈现出正式权力组织与非正式权力组织并存的形态。基层的正式权力组织如党支部和村委会代表的是国家基层政权，非正式权力组织如乡老集团、宗教组织等代表的是宗族、宗教的权力等。传统上，非正式权力组织中的乡老享有民间承认的权威地位，宗教组织掌握着民族地区宗教的话语权。然而，少数民族人口流入城市中，自身思想观念等都产生了变化，打破了民族地区传统、同质的社会状态，促使民族地区社会权力结构功能的变迁，民间权威逐渐由传统老人型向经济精英型让渡。乡老对于社区公共事务决策及协调的功能开始弱化，部分民族地区的宗教组织也开始萎缩、衰落，正式权力组织在民族地区公共事务中的作用逐渐突显，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由礼治型向法治型过渡。例如，在新坪藏族地区，人们对于民间纠纷的调解上，传统社会主要依靠乡老们调解。现在则不同于过去全部依靠乡老的调解，出现了寻求基层正式权力组织解决的情形。34.3%的人找村干部解决，23.9%的人找传统权威即乡老解决，41.8%的人私下解决。［2］(P237)同时大量人口外流使得民族地区的一些宗教组织出现传承危机，宗教组织的声望逐渐下降，难以发挥其原有的功能。比如，新坪藏区非正式权力组织包括宗教组织“苯苯”阶层、“吉巴”、“牌子”和乡老集团。“苯苯”呈现衰落趋势，年轻的“苯苯”开始外出打工，“吉巴”、“牌子”组织趋于瘫痪，原有的一些功能现在逐渐无法发挥。［2］(P235)由于民族地区的大部分非正式权力组织在少数民族人口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协调矛盾、间接影响社区事务决策等作用，是维系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重要力量。民间非正式权力组织的弱化对于民族地区传统社会的正常运行、社会力量的整合、基层事务的开展以及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存是非常不利的现象。
二、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对民族地区文化传承的负效应
过去，民族地区因地理环境封闭、交通闭塞、人口流动较少等原因，文化的变迁与传播等较为缓慢，文化传统、、仪式实践等有着较强的稳定性与较高的权威性。随着人口流动规模增大，民族地区信息流通更快速、更加开放，原来的礼仪规范、仪式实践、风俗习惯等受到外界的冲击而发生改变。我们知道，文化传播是促进文化变革和创新的活性机制。回归民族地区的流动少数民族是外来文化传播的载体和文化发展的推动力。他们把城市的现代文明、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现代化的文化带到民族地区，当地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传统观念受此影响发生变化，促进本元文化的生成和发展，从而使民族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10］频繁的人口流动造成民族地区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承主体群体萎缩。“对于其原属群体来说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主体流失，群体萎缩，表现在文化的后果上，就是原属群体的社会文化传承主体逐步减少，文化的承继问题凸现。”［11］在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下，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正逐渐失去市场，其传承遭遇危机。
(一)民族语言使用空间日益萎缩，甚至有消失的危险
受少数民族人口流动的影响，作为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语言，其使用的场所逐渐在减少，比如，“朝鲜族人口流动引致的朝鲜族居住形式和各地区人口比重的变化，将朝鲜族传统文化特别是对朝鲜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方面产生深刻而深远的影响。”［12］民族地区的很多年轻人多不会说民族语言，致使某些民族语言有消失的危险。有研究者以朝鲜族为例指出，“由于朝鲜族迁往城市的速度加快，民族语言环境正在逐渐消弱，朝鲜族后代正在面临丧失民族语言的趋势。”［13］其他民族地区存在类似的情形。比如，在湖北苗族地区，人口的大量流动削弱了教育的民族文化传承功能，一些孩子随父母流动到流入地汉族学校读书，一开始就处在与民族语言文化完全隔离的状态之下。即使留守儿童，其父母也要求他们说汉语，学好普通话，并且嘱咐长辈不要跟孩子说土语(即民族语言)，认为土话跟不上形势，教娃娃讲土话，长大后吃不开，与外面交流不方便。［14］因为流动，年轻人体会到民族语言的不便以及普通话的好处，感到民族语言的消失是必然的;而老年人虽然担心民族语言失传但为了孩子们的长远发展而没有办法教授民族语言。显然，人口流动的因素导致民族语言失去了传承的场域与主体，跟随父母在外流动的孩子没有机会学习民族语言，而在家乡的留守儿童同样则不让学习民族语言。
(二)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出现流失与断层
随着民族地区人口流出加剧，民族传统文化承继主体大量流失。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无论是口头传统还是仪式实践等都存在文化传承断层问题。口头传统的传承主体逐渐缺失。口头传统是民族集体记忆及身份认同的重要媒介。调查发现，哈尼族古老的火塘边唱哈巴被现代流行歌曲代替，一些古老的民族神话传说、史诗歌谣等出现无人继承的情况。村寨核心文化人物和传统文化代表莫批离开村寨外出打工，致使村寨的仪式无法进行。巫师年龄普遍偏大，而青年人则对古老的仪式兴趣不大，哈尼族的口头文化遗产青黄不接无法传承，有失传甚至消失的可能。［15］其他民族地区的很多口头传统文化亦面临着消失的危险，较少有年轻人愿意花费时间学习类似东西。传统仪式实践及生活实践的主体面临流失。各类实践活动都需要人操作实行，由于民族地区外出务工的人口增多，传统生活实践传承主体相应减少，出现后继乏人的情况。例如，坡芽村外出打工的年轻人走出了壮族文化所包围的传统社会，融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氛围。大多数人已经不再会唱壮族民歌、不再穿本民族的服饰、不再做鞋垫送情人、不再会织布……［16］(P136)同样朝鲜族的人口外流，也使一些传统的民族体育实践开始衰落。例如，朝鲜族传统体育项目秋千和跳板，过去很受群众喜爱，一般朝鲜族集居的地方都有秋千架子。随着秋千和跳板运动逐步消失，尽管国家每4年举办一次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把秋千纳入竞技项目，但是现在要练秋千的人越来越少。［17］这表明民族地区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践的载体变少，民族传统文化失去传承主体进而越发没有市场。民族地区传统的劳作实践随着人口的大量流出而面临发展困境。比如，红河哈尼梯田2013年并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大量哈尼族人口外流使哈尼梯田面临发展危机，甚至出现无人耕作而废弃的情况。作为梯田耕作主力的哈尼族青年成为了打工仔，精壮劳动力的流失使得哈尼梯田逐渐荒弃。哈尼族青年一代遗忘了祖先传承下来的很多传统技艺如手工艺技能、稻作技能，农业遗产有灭绝的危险。［15］在其他民族地区，民族传统实践活动同样遇到传承无力的情形，甚至其文化内涵因为外在环境的变化而发生了功利化的改变，民族地区的传统价值观与受到了冲击，“就连原本非常神圣的一些原始宗教仪式，现在也成为了一种为获得经济利益而进行的表演行为，而使其内隐文化的观念内涵失去了依附的基础。”［18］
(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携带的外界文化冲击了民族传统文化
基于少数民族人口外流与回归而带来的外界文化对民族地区传统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冲击。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认为，“文化是一条交互作用的要素所组成的河流，某一特性对其他特性有作用，它们反过来又对这一特性有反作用。某些要素已陈旧过时并被淘汰;新的要素又补充进去，新的排列、组合和综合持续不断得以形成。”［19］(P373－374)人口流动使得民族地区传统民族文化发生变迁，民族文化因子不断被创造也在不断流失，一些传统习俗开始消失。外在物质文化受到的影响最明显。民族服饰穿着的时间日渐减少，很多人改穿流行服饰，只有在重要节日、婚丧嫁娶时才穿民族特色服饰。民族地区饮食文化发生较大变化。食材、食物中多了流入地的饮食习俗，少了民族特色。外来文化的冲击打破了原本的饮食结构。比如，藏族地区的传统食物所占比例已大大减少，糌粑、酥油茶等已从餐桌淡出，主食变为了大米和面食;饮料种类增加了诸如可乐、碳酸汽水等;开始经常吃各类时令蔬菜等。一些少数民族传统餐具逐渐被日常餐具取代。民族文化空间也发生了变迁。民族地区人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及审美取向等受人口流动而有所改变，使得传统文化空间正在不断地缩小甚至消失，其中住宅建筑空间变迁较为明显。房屋的形制与结构发生了变化，传统吊脚楼与干栏式建筑被现代瓦房与楼房取代，比如，近十年来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小王村建房者不再建“土筑瓦盖”的干栏式建筑或土家吊脚楼，而是修建小洋楼。32户人家中，有16户修建了小洋房或者平房，土家吊脚楼淡出了小王村村民的生活。［5］这与人口流动所接触的高层建筑审美文化有关。房屋的内部设计、装修等不再按照民族传统的房间格局布置，导致一些民族特色建筑空间不断消失。比如，火塘被看作一个小型的家庭公共空间，一家人围坐在火塘旁吃饭、烤火或者聊天等，还举行一些民族特色活动，如哈尼族在火塘边唱哈巴，彝族祭祀火塘等。现在民族地区的新式住宅中较少修建传统火塘，围绕火塘所展开的活动也相应减少。像仫佬族聚居的凤梧村地区，新式楼房中不再设有火塘，火塘逐渐消失。［1］(P140)一些曾经发挥特殊功能的传统房屋正在消失。例如，坡芽村中的新建房屋中不再修建女儿房。在传统的壮族社区，每家每户在大门外的左右两边建盖有侧房即女儿房，是专门给成年的女儿夜晚对歌、谈恋爱准备的。由于人口流动数量的上升，壮族人恋爱方式也相应发生变化，因为夜晚对歌、谈恋爱的习俗渐渐消失，女儿房慢慢失去原有的功能意义。［16］(P136)民族地区具有特定文化特色的古建筑民居正在逐渐被现代建筑取代，失去了以往的民族风情。民族地区的公共建筑空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作为民族地区村落公共活动的祠堂与作为民族信仰中心的庙宇等，在人口外流的影响下，呈现出两个极端的发展情形:要么是由于人口外流过多，人们把重心放在务工经商与个人家庭上，对公共祠堂与宗教场所少人问津，导致这些作为公共活动空间的场所逐渐败落;要么是很多人在城市里获得了财富，复兴传统民族文化的意识觉醒，进而组织起来把公共祠堂与宗教场所按照现代审美标准修建得富丽堂皇，而失去了其作为民族传统建筑的符号意义与文化内涵。
三、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负效应
随着少数民族人口的外流及其回归，民族地区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局部地区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与贫富分化趋势，社会分层现象日渐显现。传统意义上的婚姻变得不稳定，夫妻关系受到冲击。民族地区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比如留守妇女问题、留守儿童问题、老年人问题以及、盗窃抢劫财物等违法犯罪问题，民族地区社会稳定面临一定的压力。
(一)通婚圈扩大导致民族地区出现“娶妻难”问题
受人口流动的影响，民族地区通婚圈不断扩大，跨地域婚姻增多，比如，在广西壮族地区那善屯，屯内婚、村内婚、乡内婚减少，跨乡婚、跨县婚、跨省婚增加，通婚圈逐渐扩大。［20］民族地区外嫁其他省市的女性人数上升。比如，在土家族聚居区，“出现了远嫁远娶现象，各村都有数对远距离异族通婚者，他们涉及云南、贵州、重庆、湖北、安徽、浙江、河南、湖南等省市。”［14］通婚圈的扩大还表现在族际通婚数量的上升。比如，广西仫佬族凤梧村，目前村内仫佬族人与壮族通婚的有32对，与汉族通婚的有18对。［1］(P120)由于民族地区婚嫁年龄的男女性别比相差不大，再加上外嫁女性的数量增加，一些未婚男性青年被排除在传统通婚圈外，有些地方出现“娶妻难”甚至“光棍村”。一些人在本地找不到媳妇转而迎娶外地媳妇或者入赘外地家庭等;或者在同一年龄组内找不到转而到下一年龄组寻找对象，出现“婚姻挤压”问题。比如，新坪藏族地区的通婚圈扩展后，但是女子外嫁的现象日益突出，汉族女子内嫁的比例并没有增加，反而外出入赘男子的比例上升，这就意味着，通婚圈的扩展在事实上只是加大了新坪藏族女子的通婚范围，对男子而言，通婚圈的扩展又造成了他们自身通婚范围的萎缩。［2］(P137)朝鲜族地区同样存在类似的情形。未婚女青年大量外流，农村男青年“娶妻难”问题有所突出……某些男性青年因找不到对象而对社会产生怨愤情绪，影响了地方社会稳定。［21］显然，女性的大量外流，导致农村未婚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在很多农村看不到未婚女性，致使很多适龄男性找不到结婚对象，出现了“光棍村”现象。［22］民族地区找不到对象的男性青年对于当地社会而言是一个潜在的“问题群体”，不利于当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对于那些有着民族通婚禁忌的少数民族而言，他们习惯在本民族内通婚，若是在本民族内找不到对象，一些人将会到外民族如汉族中寻找对象，最终会导致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延续出现问题。此外，受人口流动的影响，民族地区的婚俗逐渐朝着简化和城市的方向变迁，这不利于民族传统婚俗文化的传承与保存。
(二)人口流动导致民族地区家庭稳定受到影响
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影响到民族地区的家庭关系稳定，部分家庭夫妻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最终婚姻破裂，家庭解体。比如，“在朝鲜族流动人员家庭中，因客居异地条件差、经营上的矛盾、借贷问题、经营失败而破产等多种原因，出现一些家庭不和甚至离异的现象。”［12］至于离婚的原因则是与女性外出、长期分居、感情破裂等有关。“长期的夫妻分离导致了离婚率的急速上升，直接影响和动摇家庭的根基，严重影响延边地区社会的稳定发展。”［22］当然也与男女差距拉大有关。夫妻中一方外出打工后，外出务工的丈夫进城见了世面，获得更大的现代性，而留守的妻子则没有改变任何情况，导致丈夫往往看不上家乡的妻子导致离婚。
(三)基于人口流动带来的某些新社会问题影响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
人口流动的好处范文第4篇
一、城乡结合部外来人口的空间实践
外来人口在城乡结合部的生活一度被视为城市的污点，被荒蛮的想象所遮蔽，随着民生帷幕的拉开，城市马赛克的任意涂抹早已失去合法性的支撑。当下，人们关注的是，这一曾被刻意忽略的沉默世界在适者生存原则下的生活样态到底怎样。如果说，外来人口在城乡结合部的空间实践是对优势空间权益的争取，那么，在原初空间推力与现有空间拉力的合力下打破差异空间分配的同时，进入城乡结合部的当下选择将会带给他们怎样的身份际遇?进城之后面临的是居住空间的生产，他们与本地人在租赁互动中形成怎样的邻里关系?有居住的空间并不等于立足，他们如何获得就业空间以实现融入城市梦想?这种城市生活的梦想在他们消费世界中是否真实?环环相扣的四个问题可以总结为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城乡结合部外来人口的这些空间实践努力与自我身份再造的光荣抑或阵痛主要体现在那些方面?本文将以东北C市东村这一城乡结合部的外来人口作为研究对象，希望通过对个体的口述历史研究拆解秩序背后隐秘的空间实践逻辑，无论是被剥夺还是被赋予，外来人口在城乡结合部的生存史充斥的是个体多样的生存策略与生存智慧，我们需要在明了他们空间诉求及其所作努力的基础上探索充满个性张力的城市融入路径。
(一)进城:差异的空间分配与个体的身份际遇空间与资源匹配的相关性决定着进入城乡结合部这一流动方式代表的社会意涵，外来人口进入城市的边缘地带可视为追求平等公民权的空间诉求。伴随户籍制度的改革和城镇化日新月异的进程，城乡结合部正潜移默化地成为这样一个为个人生命历程带来诸多改变的空间，它也往往成为弱势人群实现向上跃迁的首选空间。多样的向上流动渠道为外来人口外部与内部世界的平衡提供了一种可能，这也打破了原初户籍制度与城市权益相捆绑的空间区隔，空间自由流动权力的获得，成为外来人口身份再生产的重要前提。所以说，“只有把问题视作城乡迁移者如何获得市民权的问题，而不是视作外来人口的权利问题时，外来人口才可能真正获得身份认同”。③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城乡结合部成为探讨外来人口实现城市融入的关键空间节点。带有差异的空点分配的消解，需要赋予外来人口“用脚投票”的空间权力，即使这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被抛弃在历史尘埃中“收容遣送”时代的“盲流”标签，被涂抹着二等公民的劣等形象，这些以属性差异为不平等根源的空间排斥，需要在进程资格的开放中予以摒弃。允许进入与否是一个问题，能不能生存下去是另一个问题。城乡结合部外来人口进城与以往相比带有更多的冒险精神。以往人们进城往往会有很多顾虑，户籍制度就是其中之一。“户籍是影响中国城乡流动的最为突出的制度障碍，它不仅对推拉发生一般的影响，而且还使得推拉失去效力。这样，中国的人口流动将不再遵循一般的推拉规律。推力和拉力之所以失去效力，是因为流动外来人口在长期户籍制度的影响下心理发生了变形”①。这种心理积压在当下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下呈现出集中爆发的态势。借助强关系社会网络的构建来启动进城之行不再是大多数外来人口的选择，他们回归到传统的推力与拉力的模型解释，在自身利益的权衡过程中，迈向有利于生活提升的身份际遇。另一方面，对于城乡结合部的外来人口，生存需求和安全需求是他们目前最迫切的需求，只要满足这一基本需求，其他的需求对他们来说，尚属骛远之举。在C市东村，城市底层群体窘迫生活的映照，使得外来人口对于城市户口并没有那么向往。外来人口凭借对自身的信心进入城乡结合部，正在这片空间上演着一幕幕双城记，这里是“失望的冬天亦是希望的春天”。一代代进入，有留下也有离开。以出生在80年代为界，进入城乡结合部的外来人口可以分为两代，第一代外来人口往往是以城乡结合部为过客匆匆的驿站，在城市的逗留是为了故乡中家庭生活的改善，他们也想停留于此，但外部与内部的障碍也只能使他们以“叶落归根”来平衡体验中的不平等。随着社会转型的日渐深入，新生代外来人口进城的目的发生转变，他们在寻求融入城市的可能，这也是他们非常注重就业环境和生活环境的原因。“他们不再满足于能够进城务工，而是要求真正成为一个‘城里人’。他们不喜欢城里人对他们的‘外来工’、‘外出务工人员’等称呼，而希望被像城里人那样称呼为‘市民’、‘居民’、‘工人’”②。渴望身份认同实际隐含着一个愿望，那就是从新移民到新市民，左手“命”，右手“运”，将命运握在自己的手中，不仅要在城市文明的进程中印上自己的足迹，更要在社会流动的过程中实现代际的向上流动，获得自身价值的实现。进城为外来人口带来人生际遇的同时，也让他们的生活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如何创造容身之所，进而构建新的社交网络，使自己的生活丰富起来，是他们需要解决的第一个空间实践问题。
(二)容身:居住空间的交换与社会关系的再造城市融入的关键在于城市空间中“容身之所”的获得。这种“容身之所”是多元的，不仅指的是居住空间，还有交往空间，甚至包括想象的空间，也就是所谓的“第三空间”。东村也有外来人口真正扎下根来的个案，实现个人命运的根本性改变，但这往往属于少数人的传奇。在房价日趋高涨的城市中能够有经济实力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产，这对于城乡结合部的外来人口来说，还是需要不断努力的梦想。所以，一般来说，“租房”成为绝大多数外来人口拥有容身空间的选择。这也成为外来人口与本地村民交往的基础，作为本地村民的房东成为外来人口日常生活中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个重要角色，最初的交往围绕“租房”这一带有较强经济交换的空间实践行为展开，在不断的演绎过程中实现交往关系外延性的拓宽。外来人口与本地村民的这种交往关系不能仅仅用强弱关系理论来分析，这种关系更像一种复合的动关系:“它是社会群体、阶层之间的一种强弱兼有、若即若离、互相繁衍的关系。用形象的话说是一种‘分’没有刻骨铭心的痛，‘合’没有亲密无间的情。从它的强度看，强关系中包含弱关系，在弱关系中蕴含着某种强关系的因素，它们之间可以互相繁殖和派生，关系强度会随着时空变化而演变，从它的关系边际看，是动态的、模糊不清的，从他们关系的基础看，主要是经济利益关系的交换”。③外来人口在城乡结合部租房过程中频繁的空间切换加深了邻里互动关系的理性化倾向，但是，外来人口与本地村民在空间交换的过程中，也促成了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两者在利益一致的指向下，形成了相互依赖的、表面无序但内在有序的、亦城亦乡的新型社会关系网络。在他们相互磨合的过程中，城乡结合部以宽容的姿态容纳了社会关系的多样化构成。东村的本地村民对外来人口的总体素质虽然依旧带有惯常的非议，但在经济利益唇齿相依的社会生态构成下，对外来人口进入城乡结合部一般都持有欢迎或者无所谓的态度。外来人口对于能够在城市中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寻得立足之地，在没有高要求的情况下，一般而言，他们对城乡结合部本地村民的态度都是相当满意的。“共生工栖”新共同体的生成也让充满流动性的城乡结合部空间渐渐从无序走向有序，杂乱的空间形象正随着多样性人群的再整合逐渐改变，并形成混住型社区的典型。一方面，带有传统村落的熟人社会的特征，邻里之间倡导守望相助的传统伦理;另一方面，作为社会关系的空间容器，城乡结合部空间正由封闭走向开放，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当然，外来人口与本地村民的交往在带来空间机遇的同时也面临一定的困境。毋庸讳言，在城乡结合部中，以道义为先的传统交往模式正受到功利主义的冲击，贺雪峰曾经提到过这个问题:“人口流动使农民可以摆脱村庄舆论对自己的压力，从而更容易摆脱道德义务和选择交往空间，贫困化则使他们将较少的资源更多地用于投资那些可以带来经济回报的人际关系而不是由血缘决定的人际关系之中”①。另一个问题是，表面的和暂时的邻里交往使得外来人口更难以形成家园归属感，他们在城乡结合部的体验带有消极的与边缘性的一面:“我们感受到的光彩与琐碎、财富和贫困、智慧和无知、秩序和混乱之间强烈的对比。争夺空间的竞争如此激烈，我们竭力让每一块地方都有使用价值，使之能产生最大的经济回报。工作场所与居住场所分离，这是因为工业和商业设施彼此临近，使该地区在经济和社会意义上无法满足居住要求”②。工作的去处在城市的中心，居住的归所在城市的边缘，在归所没有强有力的邻里关系网作为生活的解压阀，那么，在工作的空间中，他们是否能找到生活的支撑，在职场中营建人际关系，从而超越本体性的焦虑，实现本体性的安全。
(三)谋生:就业空间的生产与生存伦理的选择外来人口来到城乡结合部寻找到容身之所后，最为紧迫的空间实践是寻找生存支点，一份工作，是他们在城市立足的基础，也是他们心中想要实现梦想的蓝图。他们追求更高的待遇，更充实的精神享受，更体面的人生，这一切都寄托在他们对工作的憧憬之中。由于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缺失，他们最初的选择往往是在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实现就业。③他们只是初级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力量，他们进入城市的第一份工作往往带有脏、累、枯燥的特征，这也决定着他们的工作环境不尽如人意。外来人口对非正规就业空间的生产，以主体的能动性，在生存伦理的选择制约下，实现对城市空间的占据。他们在城市的就业环境中，受着现代性的洗礼，能够更直接地快速适应城市文化。但积极的职业体验往往与身份认同危机相伴随，他们游走于城市之中的漂泊感是他们需要面对以及跨越的严酷现实。刘先生对鸡毛场的环境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他面临的不仅仅是工作强度以及工作时间等方面带来的压力，更是工作环境所造成的心理落差和阴影。身体嵌入于一个新的场域中，就业空间的再生产一方面是他们获得生活的基础，另一方面造成他们在找工作期间和就业之初的认知失调，在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中，他们通过频繁更换工作期望获得较好的工作环境。每一份工作也都可以为他们带来新的社会资本，他们换工作的原因多是感觉工作无聊、没意思，或是工资低、待遇不好，或是工作量太大、太累，或是与同事发生矛盾。这些社会资本在相互交换着找工作信息时发挥着作用。但就业的转换一般都是水平的流动。比如从高工资、低待遇向高待遇、低工资工作流动，水平流动对于自己个人的能力、知识、技能、等方面的提高有限，对向上流动帮助不大。大多数外来人口都希望以非正规就业为跳板，增加自己的资本，实现向上的流动。但实际上，频繁的试错过程让他们一直怀揣着梦想在跳板上徘徊。在就业空间生产的过程中，外来人口对人际关系的感受主要包括与同事的交往关系、与上级之间的关系，以及与朋友之间交往关系的感受。初入职时，大部分外来人口在新的工作环境中脱离了地缘性和亲缘性的群体，进入纯粹以业缘为基础的人际关系，这就导致了与同事之间只是处于单纯的合作关系，与上司之间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工作一段时间后，人际关系方面最突出的变化是与同事的交往关系的变化，如果关系处理得当，那么就能缓解在工作之初的孤独感，也会对今后的职业生涯带来更多的信息与利益;如果和同事相处的过程中引起冲突摩擦，随之而来的将是不信任所带来的隔膜。除同事关系之外，从事销售或服务业工作的外来人口能够接触更多不同类型的交往对象，这样他们能够通过工作关系拓展自己的交往圈。在工作的过程中与上级的交往、能否得到上级的赏识与认可，都会影响外来人口的感受。外来人口的自我认同正是在与他人交往中形成的，他们的尊严感、自豪感甚至耻辱感都在发生着变化，这些内心感受与变化其实也是对自我的反思和自我认同的塑造。在非正规就业的外来人口工资普遍不高，一般在两三千左右。靠着这些工资如何在城市中生存?这始终是使外来人口焦虑的问题。
(四)消费:空间的区隔符号与底层的自我诉求在对东村的调查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城乡结合部的外来人口谈到不想重返过去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已经很难适应原初的生活方式了。城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外来人口来到城乡结合部首先对其产生冲击的就是城市的消费方式。尤其是对于在城市第三产业工作的外来人口，由于他们工作环境与工作条件的原因，他们和这个城市接触的机会更多一些。他们会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模仿他们的顾客以及身边的城市人。但更大的可能是缺乏相应的购买能力，对此，他们选择沉默防御。在波德里亚看来，消费并不是简单的物与物的交换，它是隐喻社会地位的一套符码体系，他认为:“消费主体在文化实践中趣味的区隔以及特定的消费方式的差异，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权力关系。文化消费主体的消费行为受到结构上的约束。每一日常生活言行都是区隔的，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有意无意地突显性格，标新立异。品位、嗜好、生活风格成为场域中的‘区隔符号’”①。一言以蔽之，对于东村的外来人口来说，他们的消费能力固定了他们的消费空间。访问编号:wl18冯女士:我爸妈不用我养，我还是每个月会寄回家1000块钱，我平时不化妆也不怎么买东西，我就是想让爸妈知道我能过得很好的，再过一段时间自己想攒钱在这座城市买个房子，虽然好像是不太可能，但我真想等爸妈养老的时候可以把他们接过来。外来人口在城乡结合部的生活不仅是满足自身需求，也在于能够承担起家庭责任。城市处处充满消费的潮流，城乡结合部也概莫能外，生活在此间的人们在被诱惑的同时，却被消费的世界排斥在外，外来人口游离在光怪陆离的现代城市空间之间，以未来生活的幻想消除内在世界的失衡。不能切入城市的消费，也就不能真正融入城市之中。城乡结合部外来人口生活的艰辛画面正为当下城市的发展敲响警钟:“警惕底层生存生态的恶化，要保护底层生存的社会生态。”②这种社会生态系统的关键就是要为弱势群体营造一个开放以及可以保持适度生活的消费空间。外来人口身处城市的兴奋，对自己认同的模糊感和漂泊感，在他们身上复杂地交织着，但外来人口依然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对城市生活充满了热爱和期待。外来人口已经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力量，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都需要他们，只有让他们在进城工作的体验及感受中得到较好的自我认同，并顺利完成再社会化的过程，给社会带来的才能不是一系列的外来人口问题，而是一股巨大的力量。这就需要使外来人口通过城乡结合部顺利地融入城市，让他们在陌生的城市里享受到应有的权利及待遇，并获得家园的归属感，然而，这一美好的理想图景更需要国家与社会提供可能的路径选择。
二、结语:城市融入与机会空间
人口流动的好处范文第5篇
关键词：西部 落后地区 协调发展 双重极化
一、要实现西部的快速发展迫切要求构建西部的增长极
(一)增长极理论概述
增长极理论最初是由法国的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提出的。后经许多经济学者的努力使该理论更加完善。在区域增长极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会对区外产生两种影响：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增长极的形成与发展，是经济增长极化效应机制的作用结果。所谓经济增长极化效应，是指受集中力作用，人口、资金等生产要素有选择地趋向某些特定优势地区或部门，从而推动区域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当增长极地区发展到一定阶段、达到较高水平后，又将对周边地区形成扩散效应，即通过产业或生产要素的转移促进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一般来说，在增长极发展的初期，极化效应的作用大于扩散效应的作用，这时地区之间的差距在不断地扩大；随着增长极的发展，扩散效应的作用逐渐扩大，大于极化效应对区外的作用，这时区域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
(二)构建西部增长极的必要性
1 东西部差距不断扩大显示构建西部增长极的必要性。从人均GDP来看，1978年东西部分别为457.4元、254元，西部为东部的55.53％；1994年，东西部人均GDP分别为5438元、2392元，西部为东部的43.99％；1998年，东西部人均GDP分别为9483元、4052元，西部为东部的42.73％：2005年，东西部人均GDP分别为22200元、8970元。西部为东部的40.40％(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整理而得)。从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来看，东西部的差距也是在不断地扩大的。2006年各省区中，西部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省(市、区)是重庆市，为11510元，而同期东部最低的省市河北省都已经达10304元。
2 三大增长极促进东部及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构建西部增长极的启示。2003年这三个经济圈的GDP总量达54941.8亿元，占全国的比重为46.89％，占东部10省市的比重为69.3％。2004年，三大经济圈的经济总量又上一个新台阶，人均生产总值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9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占到1/3，进出口总额、出口分别占3/4，实际利用外资占4/5。可见这三大经济圈在我国及东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种重要作用为西部发展提供了一种路径选择。
二、“双重极化”的存在性分析
国家为了缩小东西部差距、促进西部快速发展，必然会在西部构建增长极以促进西部的发展。随着西部增长极的建立，加上原有的三大增长极，这两个地区的增长极就会出现同时对西部落后地区的极化，即“双重极化”。极化效应的发生一般以生产要素的流动为媒介，也就是说劳动力、自然资源、资金等生产要素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
(一)西部较发达地区对西部落后地区的极化
1 对西部的全面、正确认识。在广阔的西部地区仍然有一些省市的经济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甚至有些省会城市的经济水平已经接近东部的一些发达地区。本文选取了西部经济实力较强的三个城市与东部作比较分析(见下表)。西安市、成都市和昆明市是西部经济水平较高的城市，同时青岛市、大连市和泉州市分别是山东、辽宁和福建省经济总量最高的城市。从表中2005年6市的GDP可以看出。西部的一些大城市与东部的一些发达城市经济总量差距不是很大，经济发展水平还是比较高的。
2 西部较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极化。由于西部地区内部的不平衡发展，区域经济发展客观存在着梯度，那么，按照梯度理论和增长极理论。西部的落后地区必然会被西部较发达地区所极化。下面从生产要素的流动来加以进行证明。
首先，从劳动力的流动来看。从四川省和陕西省的劳动力流动可以看出西部内部劳动力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出现西部区域内流动的现象。1999年四川向西部地区转移劳动力达110.6万人。比1990年增加94.5万人，增长约7倍。陕西各市也出现了向陕西经济发达地区西安市流动的迹象。西安加强省内区域经济合作，从汉中、安康、商洛三市到西安务工经商的人数超过15万(截至2006年12月28日，作者注)。其中务工人员主要从事建筑装饰工程、餐饮商贸服务、机械加工、运输搬运等劳动密集型行业。所以从劳动力流动来看，初步出现了西部区域内劳动力由落后地区流向较发达地区的现象。
其次，资金由西部落后地区向较发达地区流动。正如上文所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天然具有逐利的本性，资金会由效益差的地方向效率更高的地方流动，而外资企业的投资因受政府的影响小。更是能深刻地反映出这一点。在2006年新登记的204家外商投资企业中，西安市占159家，占77.94％，而其他地区的新增企业仅占陕西辖区所有新增外商投资企业的22.06％。外商投资仍集中于关中地带，陕南、陕北由于其地理位置偏远、观念落后、基础设施不完善、物流成本比较高等因素，导致其招商引资处于劣势。从陕西省外资的流动来看，明显地反映出了大量资金流入了西安市。在西部的其它较发达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形。反映出资金由落后地区流向较发达地区的极化效应。
(二)东部发达地区对西部地区的极化
对于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极化仍占主导作用可以从生产要素的流动得以反映。以劳动、资金和自然资源这三个要素的流动来加以说明。
1 资金由西部向东部流动。资金就其本性来说，具有逐利和规避风险的本性。由于资金的这种本性，在生产要素自由流通的情况下，资金会由资金边际收益低的地区流向资金边际收益高的地区，也就是说，资金会由资金回报率低的地方向回报率高的地方流动。据估算，东、西部地区投资的净回报率平均相差4―5倍，假如在东部投资1元钱能够赚回1元的话。在西部地区则只能赚到2角多。现在我们国家已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主市场经济，市场对生产要素配置起基础性的调节作用，市场经济是最讲究经济效益的资源配置方式。那么在我国，由于东西部资金回报率高低的差别，必然出现资金由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发达地区。国家为了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给予一些地区贷款上的政策优惠。但由于东部贷款需求旺盛，有些地区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西部的这些政策优惠贷款反而流向这些贷款需求旺盛
的东部地区。
2 从劳动力的流动来看，劳动力总体也是从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以四川省为例，四川省是我国的人口大省，也是西部地区人口最多的省份。在1996年，其跨省流出的劳动力为650万人，在2005年，全年共向省外输出劳动力800万人，10年间，劳动力向省外输出增加了150万人。而在这800万劳动力中有80％以上是向东部地区转移。可见到目前为止，西部地区。不管是较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都存在劳动力由西部向东部流动的现象。这种劳动力的流动使得许多落后地区丧失了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
3 从自然资源的流动来看，西部仍是东部经济发展的“能源库”。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据统计，全国2/3的石油可采储量、83.9％的天然气储备、38.6％的煤炭储量、23.9％的铁矿石储量等重要自然资源都在西部地区，由于西部缺少本地区的工业，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比较少。而东部地区，由于自身工业发达。且自身资源储备少，就不得不从西部输入大量的资源来维持自身经济的发展。我国的“西气东输”工程就是这一现象的具体体现。我国第一条西气东输管道于2004年底全线商业运营，总投资达460多亿元。管线西起新疆塔里木盆地，东至上海青浦白鹤镇，贯穿10个省市区。全长约4000公里。这一管道从西部的新疆到达上海。就是为了满足东部工业生产及生活的需要。而且为了进一步利用西部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国家又拟投资1020亿元用于第二条管道的建设。
从以上生产要素流动的方向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东部对西部极化的同时，西部较发达地区也在对西部落后地区极化，即西部落后地区存在被“双重极化”的现象。两者不同的是，东部对西部的极化是已经成熟的增长极吸引大量的劳动力、资金、自然资源流向东部；而西部较发达地区的对西部落后地区的极化只能说是正在形成或小区域的增长极对西部落后地区的极化。两者的影响幅度、大小是不同的，前者的辐射范围可以涉及到几个省市，甚至涉及到全国范围，而后者的极化，只能是在小范围内、幅度较小的影响。
三、“双重极化”引发对西部区域内经济协调发展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