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子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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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化的影响范文第1篇
关键词：“少子化”；“老龄化”；消费；产出
中图分类号：C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6-0019-11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多样，人民生活水平正处于逐步上升阶段，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的市场容量，都十分巨大。加上我国现在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经济结构升级调整加快，国内市场必将进一步增大。另外，扩大内需也是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一项重要举措。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发达经济体复苏缓慢，中国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已不可持续。只有有效扩大内需，特别是国内的消费需求，才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和主动权。我国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为此，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通过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居民消费预期，促进消费结构升级，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逐步使我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1]。”
消费（特别是家庭消费）是受很多复杂因素影响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口年龄结构[2～3]当然，也有一些实证研究对生命周期假说持保留态度，如对英国的实证研究发现，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对消费变动的影响并不显著（参见：Garruth， A.， A. Henley. Demographic Structure， Asset Holdings and the Explanation of Aggregate Consumers’ Expenditure [J]. Journal of Economic Studies， 1990， 17（2）.）。。我国从1980年实行严格计划生育政策，至今已30多年。在此期间，中国人口快速增长的态势得到基本遏制。近年来，一些学者依据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所计算的总和生育率已低于更替水平[4～5]。当前中国面临的主要人口风险已经不再是迅猛的人口增长，而是较低生育率带来的劳动力不足，以及可能由此导致的 “少子化”和 “老龄化”。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所造成的“少子化”和“老龄化”将对我国的家庭消费乃至长期经济增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成为学术界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理论回顾及文献综述
关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主要有两种基本模型解释：一个是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和布伦伯格（Brumberg）于1954年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模型，另一个是萨缪尔森（Samuelson）和内尔（Neher）提出的家庭储蓄需求模型。莫迪利安尼认为，理性的消费者要根据一生的收入安排其消费与储蓄，消费者一生的收入将与消费相等。他将人的一生分为年轻时期、中年时期和老年时期三个阶段。在年轻时期，往往会把家庭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消费，有时甚至举债消费，导致消费大于收入。进入中年后，消费在收入中所占比例降低，收入大于消费。这是因为他一方面要偿还青年阶段的负债，另一方面还要把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用于防老。退休以后，收入下降，消费又会超过收入。所以，在人口构成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从长期来看边际消费倾向是稳定的，消费支出与可支配收入和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之间存在一种稳定的关系。但是，如果一个社会的人口构成比例发生变化，则边际消费倾向也会变化，如果社会上年轻人和老年人的比例增大，则消费倾向会提高，如果中年人的比例增大，则消费倾向会降低[6]。
家庭储蓄需求模型把后代数量作为影响消费的重要影响因素，认为孩子可以作为家庭储蓄的替代品，子女越多，父母对未来的生活保障越有信心，家庭收入中用于养老等生活保障的储蓄就越少，消费比例越高。子女数量少，父母就会倾向于增加储蓄而减少消费[7～8]。另一种观点认为，孩子数量和孩子质量之间是一种替代关系，家庭孩子数量增加时，在既定收入下，父母可用于每个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会下降。但是，孩子质量作为替代物，不一定能够完全抵消人口过渡时期孩子数量的减少，使得父母随着人口过渡的发生而增加一生中的储蓄[9]。
在实证研究方面，莫迪利安尼用抚养系数（或赡养比率）来研究人口年龄与社会总储蓄率，发现儿童人口和老年人口与储蓄率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性[10]。列夫（Leff）在莫迪利安尼的基础上，采用更大的跨国横截面数据作了一个经验分析。他将 74 个国家分为两组，一组是发达国家，一组是不发达国家。发现无论是所有这些国家还是两个子组的回归结果都得到了与莫迪利安尼同样的结论[11]。古普塔（Gupta）根据年人均收入将不发达国家进一步划分，发现只有处于较高收入组的不发达国家，儿童人口和老年人口才和储蓄率显著负相关[12]。亚当斯（Adams）认为高生育率导致的人口压力使工作人口更努力工作、寻找更好的生产技术或方法、增加资本积累，从而使生产力或产出增加，进而储蓄增加[13]。因此，高的人口抚养系数并不必然意味着低的总储蓄率。
此后很多学者继续对“老龄化”和“少子化”对消费的影响进行研究。赫德（Hurd）发现，老年人口的增加将使社会的储蓄率降低，并且其消费结构中，将增加医疗服务的支出，而减少私人交通的花费[14]。福克斯（Fuchs）利用美国的相关资料，推算到2020年时美国老年人口花费于健康照顾的消费支出将占GDP的10%。若用1995年价格表示，到2020年时每人用于健康的消费将达到25万美元。如此高的比例与金额，并非因为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恶化。相反，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甚至要更好，之所以产生如此高的健康消费，是由于健康营养的需求以及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死亡之前长期处于生病状态[15]。鲁尔曼（Luhrmann）则讨论至2040年，老年人口如何影响德国的消费需求结构。结果显示与房屋有关的消费和休闲消费支出份额将显著增加，而食品与服饰的消费支出份额将显著下降[16]。有关“少子化”对消费结构的影响的文献较少，叶（Yip）和张（ Zhang）发现出生率较低的国家相对于出生率较高的国家，有较高的消费表现[17]。但也有学者认为，“少子化”在短期内可能会增加家庭中成年人的消费，这是因为家庭不必为较多孩子带来的不确定性而进行较多的储蓄[18]。但是“少子化”在长期内将降低该家庭和全社会的消费[19]。
国内学者的研究也表明，我国人口结构和居民消费之间存在重要的联系。袁志刚和宋铮通过数值模拟发现，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于最优储蓄率的影响比较显著，他们由此推断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是造成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出现较大幅度下降的重要原因[20]。王德文等利用列夫模型[21]拟合中国的数据后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具有显著的负影响[22]。李文星、徐长生、艾春荣利用中国1989～200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和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考察了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儿童和老年抚养系数）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发现中国儿童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具有负向影响，即中国儿童抚养系数的下降反而提高了居民消费率，但这种影响并不大；中国老年抚养系数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并不是中国目前居民消费率过低的原因[23]。李春琦和张杰平利用1978～2007年中国宏观年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考察了人口结构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实证结论表明，农村居民消费习惯非常稳定，儿童抚养系数和老年抚养系数对居民消费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4]。李文星和徐长生利用1952～2004年中国宏观经济时间序列数据和协整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对中国实际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实际居民消费之间都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短期波动也对实际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影响。由于目前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已近谷底，未来其对中国实际居民消费的影响有限[25]。王宇鹏利用 2001～2008 年省份面板数据，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因素显著影响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老年人口抚养比越高，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越高；少儿人口抚养比对城镇居民消费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家庭未成年人抚养总支出对抚养数量弹性较小[26]。
可见，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学界对于“少子化”与“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均还未有定论，国内对于此领域的研究多采用时间序列或者省级面板数据，但是由于居民消费的复杂性，用宏观数据无法具体反映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消费的影响，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不同类型消费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因此，本文采用中国收入分配课题组2007年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少子化”及“老龄化”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同时，我们利用该调查1988～2007年数据及2007年投入产出表，预测了“少子化”及“老龄化”对我国各产业产出及GDP的影响。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其一，本文利用微观调查数据构建了“少子化”和“老龄化”的衡量方法；其二，研究了“少子化”和“老龄化”对不同类别消费的影响；其三，分别用OLS和分位数回归进行研究，并分别预测了“少子化”和“老龄化”对总消费的影响；其四，结合投入产出表，预测了“少子化”“老龄化”对产业产出和GDP的影响。
三、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为研究“少子化”和“老龄化”对我国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本文首先定义了“少子化”和“老龄化”的衡量指标。在参考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后，解释变量中也包括其他影响家庭消费的指标，具体计量模型如公式（1）所示：Yi=c+β1YOUNGi+β2OLDi+β3INDi+β4AGEi+β5EDUi+β6INCOMEi*LOW
+β7INCOMEi*MIDDLE+β8INCOMEi*HIGH+ui（1）式（1）中，c为常数项，对于人口年龄结构（“少子化”与“老龄化”），本研究以户内人口年龄结构比重来表示。即用户内0～14岁儿童人口占户总人口的比重（YOUNG）测量“少子化”，用户内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OLD）来测量“老龄化”。除了人口年龄结构，还有其他影响家庭消费的因素，本文选择的其他控制变量如下：户主的年龄（AGE）；产业结构转型（IND），用户内人口从事服务业的比重来表示。本文按照家庭总收入将住户分为三个阶层，即低收入阶层（年收入6万元以下）、中收入阶层（年收入6万～18万元）和高收入阶层（年收入18万以上）。设定虚拟变量LOW、HIGH分别表示该住户位于低收入阶层或者高收入阶层。关于中等收入阶层收入标准的界定，主要参考了2005年国家统计局城调队的一份抽样调查。它的测算依据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中等收入阶层的人均GDP起点（3470美元）和上限（8000美元），要将这两个数据转换为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指标，牵涉到三重换算：人均GDP和人均收入之间的换算，美元和人民币之间的汇率换算，购买力评价标准换算。根据三重换算而来的收入参考标准，家庭年均收入下限65万元，上限是18万元左右中等收入者的界定，常兴华把人均年收入15000元左右定义为中等收入者的收入标准下限，认为“如果基尼系数保持一个较为合理的区间，高收入者与中等收入者的收入差距应在25倍左右”（参见：常兴华，城镇低收入阶层收入问题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0，（4）.）。南京市统计局则使用不低于3000元的月收入与不高于30%的恩格尔系数来共同确定中等收入者。。EDU表示该家庭成年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计量模型所用数据来自于李实教授主持的中国收入分配课题组2007年的调查数据，所用数据为城镇数据，该调查在全国共调查了19个城市、787个社区，共5000户家庭、40000个个人。样本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获取，分层是在省和城市的基础上进行的。城镇内部的家庭样本是随机的整群抽样。我们使用的数据包括城镇住户数据和个人数据，为了计算儿童占户总人口比重、老年人占户总人口比重等变量，我们将住户数据和个人数据进行了匹配。在具体使用过程中，剔除了缺失值，并用巴尼特（Barnett）和刘易斯（Lewis）的方法处理离群值[27]即所有离群值均以仅次于（大于或小于）非离群值替代。，最终获得4107户家庭数据，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1。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城镇家庭2007年平均支出3675万元，其中支出比例最大的是食品支出，每户家庭平均支出1509万元，其次是教育文化娱乐服务、衣着支出和居住支出，每户家庭平均支出0436万元、0374万元和0365万元。
四、计量结果分析
对于模型，普通最小二乘法的计量结果如表2所示。儿童占户内人口比重（YOUNG）和老年人占户内人口比重（OLD）均对总消费无显著影响。儿童占户内人口比重对食品支出有显著正向的影响，老年人占户内人口比重对食品支出无显著影响。处于成长期的儿童对食品的需求一般来说相对较高，特别会增加家庭对零食的消费。儿童占户内人口比重对衣着支出有显著负向的影响。儿童占户内人口比重增加，会增加该家庭的生活负担，因此，会减少衣着消费的数量和质量。另外儿童对服饰的要求相对较低，这也会降低家庭的衣着支出。对于居住支出，儿童占户内人口比重和老年人占户内人口比重均对其无显著影响。对于医疗保健，儿童占户内人口比重和老年人占户内人口比重对其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儿童和老年人抵抗力差，容易受到疾病的侵害，另外，儿童往往较为顽皮，这也会增加其受到运动伤害的可能性，进而增加家庭医疗保健消费支出。老年人由于年龄的关系，往往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疾病，对这些疾病的治疗也需要较多的家庭医疗保健消费支出[28]。儿童占户内人口比重对交通和通信无显著影响，老年人占户内人口比重对交通和通信有显著负向影响。这是由于老年人疾病多发，社交活动减少，往往减少出行和与人联系，这会减少交通和通信消费。对于其他商品和服务，儿童占户内人口比重和老年人占户内人口比重均对其无显著影响。
令人奇怪的是，对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儿童占户内人口比重和老年人占户内人口比重均对其有显著负向影响，一般来说，儿童教育是我国家庭消费中所占比例较大的部分，仅次于食品支出，并且我国家庭对儿童的教育一直较为重视，似乎儿童占户内人口比重的提升应该增加家庭教育支出。不过考虑到我们儿童的定义为0～14岁，而这个年龄段所受教育为义务教育，因而可能造成家庭教育支出相对较少。同时由于家中有儿童，因而父母等家中的成年人为了照顾儿童会减少外出娱乐的活动，相应减少了娱乐消费。另外对于消费结构不同的家庭，家庭人口结构对教育支出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这在本文后面的研究中也会提到。而到了老年阶段，由于其早已完成教育周期，因此，家庭教育支出同样较少 当然，也有部分老年人进入老年大学，因而支出教育费用。，此外由于老年人社交活动的减少，家庭文化娱乐服务方面的支出也会下降。另一个比较难以解释的是居住支出，儿童和老年人占户内人口比重对其均无显著影响。实际上无论是一线城市还是二三线城市，住房居住支出其实都已经占了城镇居民日常开销的大头。而一般来说，为了更好地养育子女，儿童人口比重的提升会增加对房屋居住面积的需求，但是OLS的分析结果没有发现这个现象。
其他变量对消费的影响如下：户内人口从事服务业的比重越高，则总消费越高，其对居住支出、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其他商品和服务均有显著正向的影响。户主年龄对食品支出、医疗保健有显著正向的影响，对居住支出有显著负向的影响。户内成年人受教育年限对食品支出有显著负向的影响，对衣着支出、交通和通信、其他商品和服务有显著正向的影响。收入对各类消费的影响均显著为正。中等收入人群除食品支出和居住支出外，边际消费倾向要比其他人群高[29]。
根据家庭收入调查的大样本特征，我们用JarqueBera统计量，检验样本是否符合正态分布。根据检验结果显示（见表3），所有的消费支出（包括总消费和8个分类消费支出）均不符合正态分布的假设。在此情况下，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方法，其估计结果是有偏的这可能也造成了之前我们对计量结果进行解释的困难。。而分位数回归在此情况下会有较好的估计效果[30]，另外分位数回归对于数据中出现的异常点具有耐抗性并且估计出来的参数具有在大样本理论下的渐进优良性。因此，本文采用分位数回归，所选择的分位点为015，03，05，07，085。分位数回归结果如表4和表5所示。
根据表4所示，随着分位点的从低到高，儿童占户总人口比重对食品支出、医疗保健的正向影响逐步增加；对衣着支出、交通和通信的负向影响逐步增加；对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的影响在Q（05）和Q（07）处显著为正；对居住支出的影响在Q（015）处显著为正；对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的影响比较复杂，在Q（015）、Q（03）和Q（05）时为正，在Q（07）、Q（085）时为负。
根据表5所示，在衣着消费水平较高的分位点，老年人占户总人口比重对衣着支出的影响从Q（07）开始显著为负，对居住支出的正向影响从Q（03）开始逐步增加，对医疗保健的正向影响逐步增加，对交通和通信的负向影响从Q（05）处逐步增加，对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的负向影响也是从Q（05）处逐步增加。
我们从分位数回归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儿童占户总人口比重的增加对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的影响在Q（015）、Q（03） 和Q（05）处为正，在Q（07）和Q（085）处为负。由于教育文化支出是较为缺乏弹性的，在教育文化娱乐支出较高的分位点，其教育支出的压力较大，随着孩子的增加，反而有倾向会降低在每一个孩子身上的花费。另外，娱乐消费是比较有弹性的，随着孩子的增加，抚养费用的增加以及照顾孩子时间的增加会大幅降低娱乐的消费。
分位数回归发现“少子化”对居住支出无显著影响。这有可能与我们的统计方法有关，涉及居民消费支出中的居住支出有两个口径，一是住户调查中使用的居民居住支出口径：用来反映居民日常消费中用于居住的现金支出情况，主要包括水电燃料费、取暖费、租房房租、物业管理费以及装修材料等支出费用，不包括购建房支出和自有住房的虚拟房租。二是国内生产总值支出法核算时的居民消费支出中的居住支出口径，它除包含上述狭义口径中的居住支出外，还包括自有住房分摊部分或叫虚拟房租。这两个口径的主要差异是自有住房消费的分摊或虚拟房租的计算。如果在调查时已经购房，那么其报告的消费支出可能会缺失这些部分的花费，这在我们对数据进行分析时可以发现，居住支出报告为0的有523人。另外城镇家庭购房多采用个人贷款的方式，那么“首付”如何计入居住支出也成为一个难题。这就造成了本文对居住支出分析的困难。“老龄化”对居住支出的影响从Q（07）开始逐步增加还有可能是因为对子女赠与的原因。根据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对北京、沈阳等七大城市老年人消费行为的调查，“老人为子女花钱更多”，比“子女为老人花钱更多”的家庭高出近一成。
五、“少子化”“老龄化”对产出的影响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住户收入调查1988～2007年四轮数据推算2007年之后“少子化”和“老龄化”的趋势。我们分别计算了1988、1995、2002、2007年，儿童人口占户总人口比重和老年人口占户总人口比重，计算结果见表6。
根据表7，我们发现由于消费的减少而受到影响最大的是制造业，其次是公共服务业，再次是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根据OLS回归，每年平均每户家庭因为“少子化”和“老龄化”净减少的消费将会使制造业的消费降低6741元，使公共服务业的消费降低2814元，使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的消费降低2508元。根据Quantile回归，每年平均每户家庭因为“少子化”和“老龄化”净减少的消费将会使制造业的消费降低2116元，使公共服务业的消费降低883元，使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的消费降低788元。
根据表8，产出受影响最大的产业同样是制造业，其次是建筑和房地产业，再次是公共服务业。根据OLS回归，每年平均每户家庭因为“少子化”和“老龄化”而减少的消费，将使制造业的产出降低111795元，使建筑和房地产业的产出降低19171元，使公共服务业的产出降低14902元。根据Quantile回归，每年平均每户家庭因为“少子化”和“老龄化”而减少的消费，将使制造业的产出降低35096元，使建筑和房地产业的产出降低6019元，使公共服务业的产出降低4678元。
最后，根据OLS回归，每年平均每户家庭因为“少子化”和“老龄化”而净减少的消费，将使GDP降低202574元。根据Quantile回归，每年平均每户家庭因为“少子化”而减少的消费，将使GDP降低63594元。
对比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的结果，我们发现，“少子化”将降低家庭消费，而“老龄化”将增加家庭消费。“少子化”和“老龄化”对消费的净影响为负，对产出的净影响为负。根据泰勒和彭素玲等文献可知，Quantile回归能更准确地获得“少子化”和“老龄化”对消费的影响[32]，我们因此选择Quantile回归的结果作为本文的结论。
六、结论与对策
本研究利用了中国家庭住户收入调查1988～2007年数据，分析“少子化”与“老龄化”对我国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少子化”降低了我国城镇家庭的消费，“老龄化”则增加了我国城镇家庭的消费，两者的净影响为负。受“少子化”影响较大的消费支出为食品支出、衣着支出、医疗保健支出和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受“老龄化”影响比较大的支出为医疗保健支出、交通和通信支出、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和居住支出。此后，利用计量分析所获得的预测模型，结合调查数据所获得的户均幼年人口和老年人口比例，以2007年为起始点进行之后15年的预测，每年每户家庭将因为“少子化”和“老龄化”而少消费561元。
本文进一步利用投入产出表的产业关联分析，估计最终需求变动的产业关联效果。我们发现每年平均每户家庭因为“少子化”和“老龄化”而减少的净消费，将使制造业的产出降低35096元，使GDP降低63594元。为减轻“少子化”和“老龄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其一，调整我国的人口政策。中国人口的“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未富先老”是中国当前的阶段性特征。中国人口在21世纪中的主要矛盾已经由总人口规模问题转向人口年龄结构问题。如果长期维持低于更替水平的总和生育率，那么由此而引发的“少子化”和“老龄化”将对我国的经济产生持久的负面影响。现在是对中国人口政策进行一定程度调整的时候了。
其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稳定居民支出预期，增强消费信心，促进居民当期和长期消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对发展服务业、优化产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与社会保障紧密相连的养老服务、健康服务、社区服务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领域，这些行业的发展将会带动就业，有利于增加第三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注：发展服务业除了利于增加家庭中从事服务业人口的比重，也有利于培育中间收入阶层。参见：Kaufman， P. Middle-Class Social Reproduction： The Activation and Negotiation of Structural Advantages [J]. Sociological Forum， 2005， 20（2）.）。同时，在居民基本生活需求得到较好保障以后，也会推动消费结构升级。
其三，发挥老年人余热。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使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好，这为他们在生活上自立提供了身体基础。老年人自立程度的提高，不仅减少了对子女的依赖，而且还可以为家庭和社会做许多事情，应鼓励那些有一技之长，身体尚好的老年人再就业，挖掘这部分人的劳动力资源，把他们的“余热”变为社会财富，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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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化的影响范文第2篇
关键词：青奥会；自我同一性；社会化进程；青少年；仪式；竞技运动
中图分类号：G81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14）03-0010-04
自我同一性是心理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由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Erik Hombuxger Erikson）提出来的。埃里克森认为“自我同一性是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时空中认识‘自己是谁’，‘自己还是原来的自己’，‘自己自身是同一实体的存在’等对自我同一性的主观感觉和意识”。社会化就是角色承担与学习的过程，也就是由生物的“人”成长为社会的“人”的过程。随着社会的变迁，中国社会已经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轨，生存环境和文化环境的改变给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青少年带来优越条件的同时，也给青少年的成长过程带来了危机。青少年犯罪、青少年的行为越轨以及青少年体质下降等问题影响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自我同一性的建立和社会化促进是青少年成长过程的重要环节。青奥会是倡导以青年奥林匹克教育为主题的全球性体育活动，青奥会的举办对青少年的成长必然会带来一定的影响，本文试图从自我同一性的建立和社会化促进的视角出发，阐述分析南京青奥会的举办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
1.自我同一性的建立与社会化的形成是青少年成长的关键
自我同一性是指个体证明身份，在自我的发展过程中对理想、价值观和人生观等一些重大问题的思考和选择，正确确立自己的理想和价值观念，对自己的未来发展做出自我思考。也可以理解为在成长的过程中把自己“众多的人格”统一起来，进而形成较为稳定的人格系统。在青少年发展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实现自我同一性的发展。12-20岁左右是形成自我同一性的关键年龄阶段，处于这一阶段的青年人开始将“我”进行整合和统一，这一过程就是自我同一性的建立过程。青年时期的自我同一性建立是一个不断自我发展和整合的过程，青少年刚刚走出幼儿时期，没有能力承担所处的社会角色和各种义务，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意识能力开始迅速提高。主客观世界在他们的思维意识内逐步形成，随即在幼儿时代孕育的原始自我开始逐步觉醒，意识中开始呈现自我认知，随着自我认知的逐步提高，原本在幼儿时代统一的自我认识开始分化为主我与客我两个部分，也就是被认知者的自我和认知者的自我。自我同一性的建立可以为青年的成长历程奠定基础。关于同一性的自我感知早在幼年时期就已形成，但是个体在这一阶段并不具有明确的自我认识，在青少年时期才会回答“我是谁”的问题，这一时期也最容易出现同一性和角色混乱的冲突。如果在青年时期无法确认自我或者自我同一性的确立过程出现失调的现象，就会出现“同一性的扩散”。表征为弥散、麻痹和人格处于一种自我矛盾的状态，进而出现排斥价值观、排斥生活、丧失自我的行为现象。
社会化是指“个体通过与社会进行互动，在个体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通过社会文化、社会标准的内化和角色知识的学习，逐渐形成独特的人格和个性进而由生物的人转变为社会的人以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上述这种社会化认识视角是一种广义上的认识，狭义的社会化认识则是从社会学理论出发，认为社会化就是角色承担与学习的过程。社会化研究以及青少年的社会化促进一直受到多学科的广泛关注。社会是一个多元角色的集合体，从社会结构构成的角度来看，人在社会中都是以一定的角色出现的，人的社会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社会角色的承担过程。对于青年社会化的研究也从未停止，因为社会化过程将伴随人的一生，青少年社会化是青少年健全的个性完善与形成、延续社会文化、维持社会结构的必经过程。
综上所述，自我同一性与社会化是青少年发展进程中的必经环节，也是青少年形成人生观、价值观和健康人格的关键，因此在青少年的发展过程中建立自我同一性与促进社会化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奥会的仪式性与竞技运动的教育价值
奥林匹克运动本身就具有较强的仪式性，特别是古代奥林匹克更是带有神圣的“宗教仪式”色彩。格兰姆斯在其所著作《仪式研究的起点》中按照仪式的实际用途将仪式分为仪式化（指具有仪式意味的动作或者姿态）、礼仪、典礼、巫术、礼拜、庆典六种类型。卡尔・迪姆在其所著的《世界体育史》一书认为“在原始社会人们从事的所有身体运动都是带有祭祀仪式性质的”。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特・库林（Stewart Culin）在他的著作《民族志》中这样写道：“最早出现的体育形式――有组织的游戏活动的参与人实际上是成年人，而且这些有组织的游戏活动通常是作为宗教仪式的附加活动出现的，这些游戏性的活动也成为了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用来取悦神灵、驱邪求吉、治愈疾病和庆祝丰收的手段。”美国西南部的吉卡里拉阿伯切人（Jicarilla Apaches）用“体育”和太阳-月亮的符号体系来作为每年丰收仪式的一部分。巴西青比拉印第安人规定“所有从青春期一直到结婚这段时期内的男人必须至少参加一种接力比赛，接力赛的起点和终点两边分别代表着太阳和月亮，比赛有着复杂的仪式和程序，比赛结束后人们要进行宴会和歌舞活动”。这些原始的并且至今仍然保存的体育项目和仪式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现代体育运动的早期具有明显的宗教仪式色彩和仪式特征。正如西方学者所描述的“古代奥林匹克是一项神圣的运动，是在特殊的时间和特殊的地点举行的活动，这种活动更像一个神圣的节日，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行目的是为了取悦神灵并表达对神灵的崇敬之情，更准确的来说是为了向以宙斯为代表的诸神致敬”。有学者运用西方的仪式结构理论从象征符号、仪式符号两个方面对奥运会的仪式结构进行分析，认为“人类创造符号的目的在于复杂的事物通过简单的形式进行展现，这也就是符号所具有的特征，能指和所指代表着符号和被象征物的关系”。从奥运会的固定仪式上来看其象征符号主要表现在火炬接力、开幕式、庆典表演、点燃火炬、运动员与裁判员的宣誓、象征着奥运会延续的授旗仪式以及闭幕式等仪式活动本身。古代奥运会中的胜利者所获得的奖励是橄榄桂冠，而现代奥运会人们则通过升国旗的仪式来奖励运动员。这表明了古代奥运会到现代奥运会的演变历程中实现了由个体精神到民族和国家精神的演变。从奥运会整体结构的角度来看，每四年举办一届的奥运会从时间上展示了仪式的重复与循环过程。此外，吉祥物、奖牌、标语、会歌等更是构成了奥运会整体结构的象征。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给古代奥林匹克的仪式特征又赋予了新的仪式性内涵。体育的仪式化使体育本身具有了重要的社会文化内涵，进而成为连接个体与群体关系的纽带（Susarl Birrell，1981）。而涂尔干同样认为“仪式过程的本身是为连接个体与道德共同体服务的”。现代奥利匹克运动举办过程中的火炬传递仪式、开幕式、入场仪式、以及国旗、国歌等，这些符号和仪式的出现对于形成奥林匹克精神认同和国家认同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现代体育赛事通过媒介将特定情境中的互动扩展到整个社会的公共领域。这种蕴含奥林匹克精神的仪式性活动升华为具有教化功能的现代文化符号。于是体育倡导的一些价值在“奥林匹克仪式”中向大众进行传递。竞技运动所具有的勇气、正直、诚实以及友好、平等、自强不息的精神对社会民众具有广泛的教化功能。竞技运动所蕴含的欣赏之美、参与之乐以及平等公平的竞技精神对参与者和欣赏者都具有教化作用。奥林匹克所具有的仪式性以及蕴含的奥林匹克精神具有较强的教化作用，这些精神的传递不但能够实现个体心灵和道德行为的规范和教化，还能够形成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价值认同。
3.青奥会对青年自我同一性与社会化进程的促进
3.1青少年在参与过程中的角色扮演对建立自我同一性与社会化进程具有推动作用
青奥会全称是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简称青奥会。青奥会是专门为青年人打造的集体育、教育、文化为一体的综合性体育赛事。青奥会同奥运会一样每四年举办一届，2010年的首届青奥会在新加坡举办，第二届青奥会将于2014年8月16日在我国南京举行。青奥会的设想是在青年群体中广泛传播“卓越、友谊、尊重”的奥林匹克理念。作为以青年人为主题的全球性体育盛会，青奥会能够将全球的青年人有效地凝聚起来，共同分享体育的快乐，共同感受神圣的奥林匹克精神。这一过程必然对青少年的成长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奥林匹克所具有的仪式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指导青少年如何去了解道德秩序。
然而，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环境的改变，中国的社会家庭中绝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物质的相对优越造就了无数个“小皇帝”的诞生，他们在家里备受父母的宠爱，心理弹性较低、受挫能力较差，以自我为中心成为部分青少年群体的基本思维惯式。这些青少年群体在成长的过程中自我同一性尚未有效建立，社会交往能力较差，缺乏公平竞争意识。青少年群体在发展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问题与社会文化背景和家庭环境密切相关。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变迁过程中原有的价值观念经历了解构的过程，新的价值观念尚未建立。这一过程会导致社会失范现象的发生，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引起正处于自我同一性建立阶段的青少年产生某种不确定感进而会导致越轨行为的发生。青奥会的参与与竞技过程本身就构建了虚拟的社会场域，每一个参与到青奥会之中的青年人都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责任。无论是运动员、裁判员、志愿者还是观众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角色定位，所有人都希望能够实现预期的目标和理想，青年人也为他们所崇拜的竞技“英雄”摇旗呐喊，所有人都在“规则”的约束下进行活动，在青奥会所营造的奥林匹克精神场域之内人们在“公平、公正”，“友爱、互助”的前提下展开竞争。这就如同现实社会的虚拟。体育竞赛所营造出来的虚拟的竞争环境与现实社会中的环境具有高度的相似性，青少年在参与的过程中感受着社会竞争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有了道德、法律和政策的约束社会竞争才能够有序进行，社会秩序才能规范。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都要承担不同的社会角色，青少年也不例外，合理定位自己的社会角色、能够在不同的社会角色中转换并且与社会中其他的角色定位和谐发展是青少年走向成熟的基本标志。在平等的前提下进行较量、尊重对手、严格遵守竞技规则是参与竞争的前提条件，这一前提实际上展示了竞争的基本原则。在竞技体育领域为了保障竞技活动的有效运行人们必须要遵守竞技规则的限制，在现实生活中竞争同样是社会生存的基本属性，不同的是在现实社会中法律、道德、政策是用来维持社会秩序正常运转的“基本规则”。正如乔治・米德所说的“体育竞赛或者游戏性的体育活动给青少年提供了担任各种角色的机会，比如说在球类比赛或者是在捉迷藏游戏中会交替性地担任进攻和防守的角色，这种角色化的体验可以让青少年在其中领悟到高度概括化了的他人社会角色分工，这对于形成人的自我同一性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作为全球性的体育盛会青奥会所提供的模拟社会场域为青少年提供了接触社会的机会，使社会学习呈现游戏化，这对青少年社会化的促进具有重要作用。青奥会带来的奥林匹克精神的传播会给青少年带来巨大的收获，这无疑是参与青奥会的青少年一生中的宝贵财富，对于青少年自我同一性的建立和社会化进程的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少子化的影响范文第3篇
从2000年之后，中国在发展中国家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社会是指总人口中65岁及以上的比重大于7%；这个比重大于14%，叫做严重老龄化；大于20%或者是25%，叫做超老龄化。2000年全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7.0%，2010年又上升为8.87%，2000年为8872万人，2010年增加至11883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3.0%，大大高于同期全国总人口（0.57%）。城镇退休人员从2000年3170万人增加到2011年的6826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7.2%，这标志着中国进入老年人口第一个高峰期。
到2020年，中国将进入老年人口第二个高峰期，这是受第二次生育高峰期的影响。根据联合国人口数据库（2012）预测，到2020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2.42亿人，占总人口比重达16.9%，到2030年分别增加至3.46亿人和23.8%，到2050年中国将形成老龄人口高峰。
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不仅是世界上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在2010年之前60岁及以上人口就超过了欧洲，在2010年之后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欧洲，到203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将占世界总数的24.6%。
未来中国人口最大的挑战就是老年人口负担。人口老龄化的迅速来临使得老年抚养系数快速提升。2000年，中国平均9.1个劳动力供应一个老人，2020年平均5.9个劳动年龄人口供养一个老人，到2050年平均2.7个劳动年龄人口就要供养一个老年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明显低于妇女生育更替水平，进入“少子化”。2011年4月底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大陆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的现象比原先估计的更为严重。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总人口数相比，10年间共增加7390万人，年均增长率0.57%，增速相当于1990年至200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的一半。随着生育率惯性下降，今后人口增L率还会进一步下降，总人口规模也会明显降低。
老龄化和少子化已经成为最重要的中国人口基本国情，我国劳动力年龄结构、人口抚养比例、代际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将给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带来深刻影响。
少子化的一个后果就是人口总数将出现下降，由于长期人口生育率低于2.0，根据联合国预测，到2030年中国人口总数达到峰值――14.53亿，占世界总人口比重的17.5%；随后中国总人口数开始下降，到2050年中国人口下降至13.85亿人。从少儿人口规模来看，1990年印度已经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少儿人口第一大国，虽然人口总数还低于中国，两者的差距持续拉大，到2050年印度的少儿人口将接近中国的2倍。这表明，中国需要遏制过快的少子化，以保持人口适度规模，加强对人力资源的开发，从人口数量的竞争，转向人口质量的竞争。
我们特别需要吸取日本的教训。日本从1973年之后妇女总和生育率偏低，到2004年降至1.29。与此同时，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7.6%上升至20.0%。少子化和老龄化已经成为日本发展最大的挑战和最大负担之一，也是日本经济增长乏力和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
少子化的影响范文第4篇
1我国老龄化与少子化现象的形成与现状
我国于20世纪70 年代末制定的人口政策经过 30 多年的严格实施，已取得显著成效，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人口问题不是人口总量的迅猛增长，而是低生育率导致的适龄劳动力不足，以及逐步显现的“老龄化”与“少子化”等问题。我国人口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出现峰值，自从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推行后，出现了出生人口不断减少、总和生育率不断下降的情况，少子化在一定程度上不仅使我国人口数量不断趋于减少，也加速了我国的老龄化进程。人口年龄结构将严重不合理，呈倒金字塔形，导致人口比例的失衡和人口质量的整体下降。
2少子化、老龄化问题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老龄化与少子化问题的形成给我国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和压力，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首先，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制执行下所产生的少子化直接导致我国人口不断减少。当未来进入严重的少子化社会后，人口均衡将难以恢复，人口衰退也将不可避免。其次，少子化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经济增长后劲乏力，势必成为抑制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最后，由于人口老龄化严重，养老保险负担本已沉重。因此我国现有的政府推行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农村地区必将受到来自老年人养老问题的严重挑战。
3广东省某地区农村养老保险的现状
在笔者进行调研的某村，通过走访村部，查看相关村志和本村现有的人口资料等文献，结合与村民、学校相关负责人的访谈，笔者了解到，某村现有住户156户，户籍人口约有571人，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口约占到13%，而0～14岁的少年儿童共有113人，约占19%，因此，根据对某村的调查发现，该村老龄化与少子化现象均比较突出。通过走访调查发现，该村中青年，无论男女，外出打工现象盛行，绝大部分中青年男女均会选择外出务工，以赚钱养家。那么该村中的养老和育子责任如何保障？笔者针对广东省某地区农村的老年人希望选择的养老方式进行了调查（见下图），其中希望依靠子女养老的老年人有 39%，打算依靠自身养老的老年人有 21%，打算依赖政府救济养老的老年人口有 10%，打算依靠养老保险的政策措施养老的老年人有 27%，还有 3%的老年人甚至对自己将来依靠什么方式来养老还很迷茫。在我国当前的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情况下，大多数老年人都考虑过将来的养老情况，但是在农村老年人群体中将养老寄希望于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比重不到28%，而希望通过其他途径来实现养老的老年人有72%，这也反映出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发展还不完善，农村老年人也由于自身受教育程度有限，对我国养老保险的作用缺乏足够的信心。各地虽然都将农村地区老年人养老保险作为保险公司社会保险制度市场扩大覆盖面的主要对象，但在这个庞大的近两亿人的群体中，老年人参保率依然偏低，养老保险的总体参保率仅为15%，拥有养老保险的不会超过3000 万人。
4存在问题的分析
41教育受限，老年人对于商业性社会保险的意识低
在农村地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w普遍存在受教育程度低的问题，小学毕业甚至文盲等情况较多存在。这一代老龄群体对于社会养老保险认识度低，且传统的养儿防老思想观念深居其心。
42子女外出打工，过度满足农村老人的物质需求
随着子女进城务工，收入的持续增加提高了农民家庭生活水平，也因此，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得到不断改善，农民生活得到较为可观的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生活资料得以不断地丰富。
43经济收入低的不舍心态
农村地区的老年人群体一辈子受苦受穷的经历，使得他们对于所获收入的钱财比较珍视，舍不得花费每一分钱，哪怕是他们自己生病，都延续着以往的小病熬、大病扛的心态，对于养老未知风险的预防的金钱花费，他们就更不能接受了。
44商业养老保险难以满足农村老人的养老需求
由于中国保险业的快速恢复和发展是在城市，商业养老保险公司忽视了农村养老市场的保险需求，简单地把在城市销售的养老保险产品直接运用到农村市场，难以满足农村居民的实际需要，而且保费相对较高，大多数农民无力承受。
5农村地区养老保险的对策分析
51加大对农村养老保险政策的宣传力度，增加农民参保意识
为了加强老年人群体对于商业养老保险的信任，我们必须加强对商业养老保险的宣传力度，通过各种渠道，使农村地区老年人群体对商业养老保险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和认识，为他们参加商业养老保险建立信心，之所以许多农村地区没有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人们对商业养老保险的不了解。另外，针对更新农村老年人的传统观念而言，他们认为依靠子女养老才是最稳妥的养老方式。但在老龄化和少子化形势严峻的今天，要加强农村老年人对于社会新形势的认识，加强农村地区信息更新和传播的速度，强化商业养老保险的概念，增加农村地区老年人对商业养老保险的意识，更新传统养儿防老的观念，深化老年人对商业养老保险的认识并鼓励购买的消费行为。
少子化的影响范文第5篇
根据人口普查，1982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为4927万人，1990年增为6299万人，2000年进一步增长到8827万人。因疾病、伤残、衰老而失去生活能力的老年人显著增加，给国家、社会和家庭带来沉重负担，社会保障面临严峻挑战。
中国主要通过实施计划生育政策而加快完成了人口转变，老龄化问题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比如，计划生育导致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规模扩大；经济基础的薄弱使得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导致“未富先老”；户籍制度造成大量的“人”、“户”分离和农村留守老人及空巢家庭，增大了农村养老困难。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些问题正日益深刻地影响到中国人口、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及挑战，应作为国家头等大事来抓。
中国目前主抓的国家战略重点不能仅停留在“炒房”、“炒股”阶段，而要未雨绸缪，力争主动，尽快把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作为国家战略，像抓计划生育一样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少子化、老龄化“双鬼”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提前“拍门”
人口老龄化与人口结构失衡及生育率下降是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循环作用的。生育率的下降导致人口加速老龄化，人口加速老龄化又将反过来促进生育率的加速下降及人口增长减缓、甚至停滞。这样，中国生育率加速下降导致的少子化及老龄化“双鬼”提前“拍门”就不可避免。人口结构失衡，会削弱国家发展优势，后果也将十分严重。
人口老龄化影响人口自身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导致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对减少和需抚养老龄人口的相对增加。这两大人口集团及其作用和需求的反向变化，造成了人口老龄化的基本难题，使每个劳动年龄人口除自己以外需要抚养的老龄人口迅速增加。抚养老人经济负担的不断增加，是难以破解的人口老龄化的核心问题。
目前，已有不少企事业单位，离退休职工比在职职工还多，财务已陷于不堪重负境地。不少早年退休的职工，只能得到很少的退休金，一些城市居民甚至未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这些人都早已在通胀中“贫困”生活。特别在城乡分割和二元社会体制下，与城市老人相比，农村老人更在“九地”之下，社会保障缺失，更无收入保证。由目前人口迁移造成的数千万农村留守老人及空巢家庭的养老，也已成为中国养老及养老制度之“痛”。
与日本、欧美等“先富后老”的发达国家不同，中国是“未富先老”。长期实施的计划生育控制政策，使少子化、老龄化“双鬼”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提前“拍门”，而且带来的问题特殊又复杂。这不仅给解决老龄化问题造成很大困难，而且也将增加中国经济的负重，影响经济发展的动力而拖中国经济发展的后腿，甚至导致中国经济增速延缓或停滞。
人口老龄化导致家庭结构失衡，动摇社会发展基础
少子化与老龄化，是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变动的两种表现，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的变动将导致家庭结构的失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少子化将导致家庭规模、结构的“小型化”和“核心化”，二是老龄化又带来家庭结构的“老龄化”和“空巢化”。空巢家庭老人的养老，目前已成为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即使有劳动力人口(扶养人口)和被抚养老龄人口的家庭户，由于家庭中的劳动力人口不仅要参与社会竞争、工作谋生养家，还要照料家中的老人。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在这样的家庭结构模式下，抚养人口不仅自己难有闲暇，也往往顾此失彼，不堪工作、家庭负担的双重压力，更难言一家人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提高。
一些家庭在仅凭自己难以照料家中老人的情况下，就把老人送到养老院，把家庭照料关系转变为社会照料关系。这种照料生活关系的变化，使被抚养老人与家人分离。而与家人交流的减少和亲情的缺失，以及由此造成的孤独和淡漠，成为不少老人心中难以治愈的痛。家庭关系的改变和不和谐，将直接动摇社会发展的基础，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在家庭日益小型化和老龄人口特别是空巢老年家庭不断增加的大背景下，传统的居家养老模式已面临很大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