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经济增长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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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增长的特征范文第1篇
关键词：煤炭经济；经济增长；关系
对于我国目前而言，煤炭资源生产和消费是世界首位，因此我国对于煤炭资源的开发利用更加值得我们思考。我国的煤炭资源主要分布在山西省，山西省的经济就是典型的“煤炭经济”，在山西省，原煤的生产占全省的能源生产比例99.5%以上，占全国的原煤产量24.8%。煤炭产量和消费量极大的拉动了我国的经济的发展，但是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煤炭资源耗竭的问题。因此研究我国的煤炭经济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制定出科学合理的煤炭资源发展对策是非常有必要的。
1煤炭消费和经济增长特征
1.1煤炭消费特征
在我国的工业消费当中，其中发电和炼焦行业对煤炭的需求量是最大的，这两个行业的煤炭消费每年要占据全国开采煤炭量的一半以上。另外，居民的日常生活中也对煤炭消费有着极大的需求，但是随着其他新兴的能源的发展，我国在生活上面对煤炭的消费逐年在降低，转由天然气等资源代替煤炭资源。
1.2经济增长特征
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得到了极大的提升，1957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1068亿元，到2016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72万亿元，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率超过9.9%。我国的人均生产总值也由1957年的168元增长到现在的49351元，并且在2010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2煤炭经济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煤炭经济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煤炭消费的增长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我国的经济增长对煤炭经济有一定的依赖性。第二，国家经济的增长是煤炭消费发展的前提，只有经济增长才能够促进煤炭消费的进一步增长和煤炭资源科学合理的开采与利用。虽然煤炭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作用，但是经济的增长不能过于依赖煤炭资源的开采，煤炭资源虽然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一种动力，但是过于依赖于煤炭资源会严重阻碍我国的经济的发展，因为煤炭资源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过度的开采会带来煤炭资源的耗竭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问题。
2.1煤炭消费影响经济增长
社会经济的增长需要煤炭资源的投入使用到产出，煤炭资源为我国的工业生产提供了保证，利用煤炭资源能够推动工厂的机器生产。因此，煤炭资源的供应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经济的发展。在工业生产中，没有煤炭资源的支持，就不会顺利的实现经济的增长和生产产品的产出。在一定的程度上，煤炭资源的消费能够推动我国的经济增长，煤炭资源是国家经济增长所必需的物质基础之一。
2.2经济增长影响煤炭消费
国家的经济增长离不开的煤炭资源的支持，但是煤炭资源作为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国家不能够对其随意开采，应该科学合理的进行开发利用。经济的增长能够为煤炭的消费带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推动了煤炭资源的需求量，只有社会经济得到了发展才会对煤炭资源产生更大的需求。经济的增长也为煤炭的开采带来了更加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在开采的过程中更加的科学化，更加的注重到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结束语煤炭资源是我国的工业生产中的必需品，煤炭经济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作用，经济的增长同时也促进着煤炭资源更加科学合理的开采。但是我国的经济不能过于依赖煤炭资源的消费，应该向现代化、科学化的行业转型。只有协调好煤炭经济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才能够促进我国的经济进一步发展，提高煤矿开采的质量和对周边生态环境的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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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增长的特征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文化资本；经济增长；作用机理；VIP框架
〔中图分类号〕F019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4）05-0074-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疆南北疆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研究”（10AJL010）
〔作者简介〕付金存，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辽宁大连116025。一、问题的提出
在主流经济学框架下，要素投入（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技术进步、制度因素被视为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源泉。然而在区域经济演进历史中，这些因素仅是相对易变的，且针对空间差异均会做出适应性调整，进而引发诱致性变迁。长期而言，上述因素的变迁并不足以解释地区经济兴衰更替的全部历史。能否从某一地区相对稳定的文化因素中探寻经济增长及其地区差异根源是本文立题的要旨。
已有的研究表明，文化资本对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然而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由于文化资本难以度量，多数学者偏好使用规范分析的方法得出倾向性结论，而对于文化资本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理却鲜有探究。此外在实证研 究中，由于研究者难以刻画文化资本的多重属性，不得不选用人力资本等替代性指标，其研究结果虽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这种先验式的思维并不足以有效地揭示文化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而这恰恰是实证研究展开的必备基础。鉴于此，本文试图将文化资本纳入与主流经济学逻辑一致的分析体系，构筑文化资本作用于经济增长的VIP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分析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并通过案例分析，进一步论证这一框架及其机理的合理性。
二、文化资本的内涵演进与构成
要回答文化资本如何影响经济增长这一命题，有必要先由纷繁复杂的文化概念中提炼文化资本的内涵及其构成。
四、文化资本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考察
承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传统文化资本和蕴含竞争创新意识的市场文化资本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资本的两大来源，并且伴随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两种文化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表现出不同的作用。从这一视角出发，本文通过经验归纳与典型案例相结合的方式做一些初步的实践考察。
（一）传统文化资本对要素供给的影响
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家庭成员辛勤劳作，为家庭积累财富，同时主张将消费水平维持在社会平均水平之上，积累下来的财富则用于储蓄。这种重积累、轻消费的理念使得中国居民储蓄率长期维持在40%左右的高位，有力地支撑了中国以投资为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李娟伟和任保平的实证研究表明，人均传统文化资本对人均产出的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结果验证了传统文化资本通过影响物质资本积累的过程，进而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事实。〔10〕林木西和张华新的研究也表明，传统文化资本有助于增加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与合作，从而有助于经济增长。〔11〕另一方面，传统文化本身也具有价值。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往往会形成对传统文化的消费需求，相应地文化产业便逐步兴起。这既是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过程，也是新一轮资本积累形成的过程。传统文化具有非竞争性、网络嵌入性、不可复制性和不可测量性特征，〔12〕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和稀缺性为中国发展文化产业、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据《中国文化产业年度发展报告（2014）》预测， 2013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或达到21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2004年的194%增至377%，年均增长25%以上，远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13〕尤其在一些多民族聚集地区，利用民俗文化的独特性，以文化标识的智力投入取代传统的自然资源投入，成为振兴民族经济和区域经济的重要手段。〔14〕
除了影响物质资本的投入和积累，中国传统文化资本对人力资本同样具有重要影响。在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理念使得大量的人力资本投入非生产领域，专业知识和技能成为通往仕途的跳板，因而教育和人力资本的积累难以带动经济的持续增长。近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务实致用的理念使得中国教育的重点转向了现代科学技术领域，人力资本也逐渐由非生产领域转向生产领域，崇尚教育的传统所引致的高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逐步显现。一个流行的观点是，二战后东亚国家的经济腾飞与其崇尚教育、重视知识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林毅夫甚至认为，这一特征特别符合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的推断。〔15〕可见，传统文化资本正在通过影响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与投入，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与发展态势。
（二）市场文化资本对技术创新和生产效率的影响
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深化和改革背景下，市场文化资本不仅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了竞争压力，而且也激发了市场主体的创新动力，使其自动将创新活动做为事业经营，形成科技与经济的良性循环，从而深刻地影响着经济增长的方式。张优智与党兴华研究发现，专利产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16〕陈雨柯也指出授权专利数的增加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17〕为了鼓励创新、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政府需要提供专利制度保护等公共产品，在客观上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更为良好的宏观环境，激励各类主体的创新投入。
更为重要的是，在知识经济时代，以知识、智力、创意等无形资本为主要投入要素的文化产业实现了文化资本与经济价值的有效沟通。由于具有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环境污染少等优点，逐步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载体。以人的知识和创意为主导资源的经济增长方式极大地拓展了资源的内涵和外延，通过“无中生有”和 “有中生优”的创意转化，突破了有限物质资源的束缚，实现了产品附加价值的提升、经济结构的转化和增长方式的转变。〔18〕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是创意，而创意产业具有资源消耗低、资金投入回报高、经济波及效应大的特点，因而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传递现代价值理念的“低碳产业”和绿色产业。〔19〕对于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归时期的中国，市场文化资本对于助推其产业发展由传统的物质投入型向注重技术创新和效率转变，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三）传统文化资本和市场文化资本对制度变迁的影响
制度变迁是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制度本身既非人们理性建构的市场博弈的约束规则，也不是人们为节约交易费用的某种生产的建制结构，而是在一个国家、地区或群体既存文化传统中现实秩序与规则的整合。个体行为的博弈规则（制度）只有根植于一定的文化土壤并建立在一定的伦理道德基础上，才会有现实的约束力，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有效激励。〔20〕田钊平以湖北恩施州为研究样本，对其产权、自主财权、市场化进程等政策变量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基于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对制度变迁的作用不容忽视，但整体而言，民族地区的政策优势并不明显，原因在于受传统民族文化积淀影响，公众缺乏对改革的预期与心理调节，致使新的制度难以推广，造成政策实施效果大打折扣。〔21〕
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传统文化和市场文化资本的积累与相互借鉴将能实现某些经济个体行为向群体行为的转变，从而将传统文化中的有利部分逐步融入正式制度，实现交易成本的降低，提高经济效率。在西方国家，以商业信用和创新精神为特征的文化资本有助于减少企业、居民的交易程序，降低交易成本；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律机制则为进一步降低机会主义行为、维护商业信用和降低交易成本提供了可能。这些都是市场经济文化资本和现代市场制度的传统文化土壤。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和市场资本的不断积累，企业和居民竞争意识与创新精神的不断提高，参与市场经济建设的热情越来越高，从而带动一方经济发展的案例会越来越多。江浙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即得益于此。〔22〕这启示我们在文化资本的积累过程中，应善用传统文化（如忠诚、义理）中的有利因素，促进制度的有效安排与实施。〔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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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增长的特征范文第3篇
【关键词】金融结构；经济增长；VAR模型
一、引言
金融发展理论表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而金融发展实际上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一个发达的金融系统可以减少信息和交易成本，分担和管理风险，这对于储蓄、投资决策和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而不同的金融体系结构、金融工具结构、金融市场结构和金融机构结构等，对于信息、交易成本和风险的影响是不同的。因此，研究金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必须从金融结构入手。对金融结构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其内涵至今国内外学者也没有达成共识。理论界有较大影响的观点主要有二:一是以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Raymond.W.Goldsmith）在1969年提出了金融结构的概念，他认为金融结构是一国现存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之和，金融发展的实质是金融结构的变化，研究金融发展就是研究金融结构的变化过程和趋势。在他那本《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他认为金融系统的结构特征主要表现为这样一些特征：金融资产的总量和实物资产之间的比例关系，这种关系被称为金融相关率；各经济部门的金融资产与负责总量及其在不同种类的金融工具上的分布；金融机构和非金融经济部门所持有的的金融资产和负责之间的关系；各种不同金融机构的金融资产和负责的比例关系，以及这些资产和负责所采取的金融工具的形式等等。二是近年来学术界流行的所谓“两分法”，即着眼于一国企业的外源融资――通过金融市场或金融中介融资角度划分的不同国家的金融结构，即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以德国、法国、日本为代表）和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以美国、英国为代表）。逐渐引入和传播，中国经济学者也开始研究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主要以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观为依据，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只是定性化研究中国的金融机制与结构；另一类则主要从金融资产的角度定量地研究和分析中国的金融结构特征。中国学者对金融结构的理解和解释更是众说纷纭。如王维安（2000）从西方金融发展理论出发，得出衡量一国金融结构的六大指标。李量（2001）把反映一定时期各种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形式、内容、相对规模和比例理解为一国的金融结构，并指出一定的金融结构反映一定的金融功能及效率，也反映了一个经济的金融体系的特征。王广谦（2002）则以金融资产结构为切入点，采用分层次的结构比率分析法来考察中国金融结构的现状与变化。李健（2003）从多角度对金融结构进行了研究，认为金融结构是指构成金融总体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分布、存在、相对规模、相互关系与配合的状态，并认为金融结构由构成金融各业的产业结构、金融市场结构、融资结构、金融资产结构、金融开放结构等组成。林毅夫（2009）认为，金融结构是金融体系内部各种不同的金融制度安排的比例和相对构成。金融结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从金融活动是否需要通过金融中介，可以考察金融市场与金融中介的比例构成；从金融交易的期限长短，可以将金融体系分为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从金融活动是否受到政府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可以分为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就银行本身，可以分为银行业竞争程度和不同规模的银行分布。白钦先（2003）认为金融结构是金融相关要素的组成、相互关系及其量的比例，并提出金融倾斜的概念。考察金融结构的表现形态可以从多方面进行如产业结构、金融市场结构、融资结构、金融资产结构、金融开放结构等。在经济增长和金融结构关系方面：易宪容，黄少军（2004）从银行观，市场观，法制观，功能观阐述了不同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喻平（2005）从金融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出发，探讨金融总量对经济增长的动态演进过程。
二、金融结构特征
根据世界各国关于金融结构的分析，把金融结构分为市场主导型和银行主导型，我国现在是银行主导模式。这主要由于我国的市场证券化程度不高，多数企业不能直接从资本市场上融资。
1.从金融机构的资产和负责结构来看：银行主导型相对于市场主导型的第一个基本特是：在全部金融机构中，银行的资产负责所占的比重非常大；而在市场导向结构中，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份额要大得多。第二个特征是：对于前者，贷款是金融机构的最主要的金融资产。
2.从金融工具的规模和结构来看：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的差别在银行贷款规模，股票市值和发行结构，债券市值和发行结构等几个方面。
3.从居民的金融资产结构方面来看：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的差别在于：对于前者，居民资产组合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现金和存款；后者对股票和其他股权，债券占有很高的比重。
4.从非金融公司的融资结构和股权结构来看；市场主导型和银行主导型的差别在于：第一，前者的股权类证券的比例较后者为高。第二，在债券类证券中，前者的公开流通债券同银行借款大致差不多，而后者的银行借款要远远多于公开发行的债券。
三、我国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1.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为了解释中国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及其结构之间的关系，我们分别选取GDP与JRXG、JRJG，JJJG四个指标，通过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的检验，得出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变量，剔除不显著变量后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及VAR模型以反映其对GDP作用的大小程度。四个指标的取值时间跨度为13年（1995-2007）。
2.衡量指标定义。金融相关比率=金融资产总值/GDP，金融结构指标=(金融资产总值-各项存款-各项贷款)/金融总资产，经济结构指标=(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GDP。GDP为相关各年度实际值。所有的数据来源于1996-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
（二）各个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在Eviews5.0中提供数据平稳性检验的方法有很多种如：图示法，主要是趋势图和散点图；单位根检验主要是DF检验和ADF检验等。本文运用ADF单位根检验法检验各个数据的平稳性，各个变量选择都选择具有常数项，滞后期为一期，序列为原来序列水平，检验结果如下表-1所示。在表-1中各个变量的ADF统计值的绝对值小于在1%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说明各个变量不是平稳序列，需要对原序列进行差分运算，使得各个变量为平稳序列。对各个变量差分后检验其平稳性，各个变量都是平稳的。
从表-1中看到，经济增长与金融结构是正相关，与金融相关率和经济结构的呈现负相关的关系。说明影响经济增长的四个因素中，金融结构是起主要作用。且金融结构和金融相关在1%的显著水平下高度相关，说明二者有很强的关系。
根据表-3结果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DJRJG不是影响DGDP的原因，在10%的显著水平下，拒绝DJRXG不是影响DGDP的原因，DGDP不是影响DJRJG的原因即认为DJRXG是影响GDP的原因，DJRJG是影响DGDP的原因，DGDP是影响DJRJG的原因。
（四）实证分析
根据上表的因果关系建立DGDP和DJRXG，DJRJG的回归模型，阐释这两个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其中建立一个DGDP和DJRJG的VAR模型，考察两者的短期影响关系。模型一为：
DGDP=20367.64788+278716.9058*DJRJG-60338.71995*DJRXG
s=(3132.085) (129673.9) (23208.91)
t=(6.502904) (2.149368) (-2.599808)
0.430458，=0.303893，3.401083 DW=0.581873
VAR模型所考察的是两个平稳序列在不知道内生与否的情况下，通过二者的因果关系联立二者，考察其滞后期的相互影响。
模型二为：
①DGDP=5933.87494+1.459178028*DGDP(-1)-0.7490528262*DGDP
(-2)+9838.067218*DJRJG(-1)-172152.272*DJRJG(-2)
s=(3464.47) (0.20377)(0.43841) (47402.2)(50099.6)
t= (1.71278)(7.16108)(-1.70858)(0.20754)(-3.43620)
0.98318，= 0.969737， 73.09901
②DJRJG=0.03220092284-2.4913851e-06*DGDP(-1)+7.395479427e-07*DGDP(-2)+0.03934627147*DJRJG(-1)-1.029324476*DJRJG(-2)
s=(0.05987)(3.5E-06) (7.6E-06) (0.81914) (0.86575)
t=(0.53786)(-0.70754)(0.09762) (0.04803)(-1.18894)
0.508013，=0.114424，1.290718
从以上两个模型的输出结果来看，模型一显示了金融结构，金融相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金融结构的系数值大于金融相关的系数，由系数符合显示了二者同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与前面所做结论一致。由系数的大小知道，经济增长主要是金融结构与金融相关的正抵消效应而导致的。说明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下，经济呈正增长的态势。
模型二显示了经济增长和金融结构与自身滞后期的关系，①中显示了经济增长与自身滞后一期和金融结构滞后一期正相关，滞后二期负相关。说明经济增长受自身和金融结构前期的影响，模型拟合度很高，说明效果很好符合标准。②中显示了金融结构与自身滞后期和经济增长的滞后期关系，由系数知经济增长和金融结构滞后期对金融结构的影响不显著，模型的拟合优度一般，说明金融结构受自身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小。
四、结论及建议
本文基于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运用线性回归计量方法和VAR模型，考察二者的关系程度，得出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很大的影响，而且经济增长不仅受金融结构的影响，而且还首自身前期和金融结构前期的影响，说明二者存在短期的影响关系。因此，根据本文的结论提出一些结论：首先是建立完善的金融体系，不管是银行主导还是市场主导，都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其次应考虑经济增长的短期动态关系，有利于实现长期的经济稳定增长。第三，加强资本市场建设，发展我国的资本市场。第四，银行治理结构改革稳步推进，逐步提高银行在金融体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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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增长的特征范文第4篇
关键词：经济增长；投资；作用机制
中图分类号：F83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10-0022-01
1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从要素投入的角度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二是投资供给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投资需求是指因投资活动而引起的对社会产品和劳务的需求。扩大投资需求，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拉动作用；缩小投资需求，则会抑制经济的增长。首先对投资需求与经济增长作系统研究的凯恩斯，他从宏观经济角度考察了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出了著名的投资乘数理论。
投资供给主要是指交付使用的固定资产，既包括生产性固定资产，也包括非生产性固定资产。生产性固定资产的交付使用，直接为社会再生产过程注入新的生产要素，增加生产资料供给，为扩大再生产提供物质条件，直接促进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非生产性固定资产则主要通过为劳动者提供各种服务和福利设施，间接地促进经济的增长。
无论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还是库滋涅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均认为国民收入投资比率的提升，不仅是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前提条件，而且是现代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的典型特征。国际经验和历史经验的比较研究，普遍支持国民收入高储蓄倾向和高投资比率对于长期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对于后发国家，由国民收入高投资比率驱动的大规模资本积累与快速技术进步，构成其成功赶超战略的核心部分。日本和韩国先后在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完成对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赶超，而在经济赶超时期维持30%以上的国民收入投资比率。其间，日本的国民收入投资比率在1952年至1961年间从26%增加至41%，韩国的国民收入投资比率在1991年达到39%的高峰值。即使作为先发国家的美国经济，其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信息技术革命中的领先优势也同样依赖于由国民收入高投资比率驱动的大规模资本积累与快速技术进步。
2经济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经济增长按其定义来说是一个总量概念，它表明人均产出的增加。因此经典发展经济学理论更注重要素投入的研究，而忽略了结构变动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虽然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最早注意到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之间存在关联，但自从库兹涅茨出版了其名著《各国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动之间的关系才成为经济学家普遍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库兹涅茨运用经过改善的研究方法，对57个国家的原始资料分别作了截面分析和历史分析，从中得出结论：19世纪至20世纪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密切相关，现代经济增长不仅仅是一个总量问题。他认为，“如果不去理解和衡量生产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难以理解的。”也就是说，如果离开了结构分析，将无法解释增长为什么会发生和怎么发生，因而现代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一个结构问题。
钱纳里使用库兹涅茨的统计回归法进行了更为广泛的分析，构造了反映结构转换的主要变量典型性关系“发展模式”，以更加深入地研究现代经济增长中总量增长与结构变动的关系。为了将分析结果更广泛地适用于各国和各种经济过程，钱纳里进一步使用了几个基本的方程式对“发展模式”进行复合，得出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标准结构”。根据“标准结构”的描述性结论，结构变化的75%―80%发生于人均GNP在100至1000美元发展区间，其中最重要的积累过程和资源配置过程都发生显著的、深刻的变化，结构的改善往往伴随着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可见钱钠里的“标准结构”对于揭示总量增长与结构变动之间的关系，具有更大的价值。
金德尔伯格和布鲁斯赫里克根据整理的实际数据，设计欠发达和较发达两个经济结构的投入产出模型，通过比较发现，在较发达经济结构的投入产出模型中，经济增长更具有专业化倾向，结构效益就上升到最重要的地位，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基本支撑点。这种来自结构的经济效益，其意义远远超过个别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经济效益。另外，乔根森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根源分析及所进行的国际化比较也揭示了结构变动在经济增长的作用。在我国，周振华从理论上对经济增长中的结构关联效应、结构弹性效应、结构成长效应和结构开放效应进行了系统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现代经济的发展不仅来源于资源投入量的增加，而且取决于投入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优化组合。合理的产业结构是提高宏观经济效益的基本前提，如果产业结构不合理，各产业发展的比例关系不协调，就会影响资源投入的效率，造成产业之间的“瓶颈”制约，使宏观经济运行失衡，整个经济的发展和效益的提高就失去了合理的产业结构条件。由于我国投资对消费的影响不大，特别是在投资迅速增加，投资率比较高时，投资增加主要是增加了对投资品生产的需求，进而使投资品生产部门扩张，产业结构发生相应变化。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过快，科技成果无法被全部吸收、转化。
3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时期,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已经有关于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初步论述。最早认识到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有重要推动力作用的是马克思。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了生产量的扩大可以不依赖于资本量的增加情况。其中如加强对自然力的利用,提高劳动者的技术熟练程度,改进劳动协作和组织,提高劳动生产率等,实际上都与技术进步的作用及其效应相联系。
1912年,熊彼特首次提出了创新概念,并在1939年提出了创新理论。熊彼特理论研究的主要成就在于,始终强调了“技术创新”,以此作为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内生变量”,并强调了它对经济增长不可替代的作用。熊彼特关于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研究大多停留于文字,没有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而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技术创新虽然被看作外生的变量,但罗伯特・索洛(1956年)的经济增长模型表明:技术和传统投入的比较中,技术创新导致了80%的经济增长。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一代增长理论,严格来说并没有真正把技术作为一个独立因素内生化,而是将技术进步内含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中。前者以罗默(1986年)为代表,后者以卢卡斯(1988年)为典型。20世纪90年代以来,将技术内生化的增长理论是在生产函数中引入R&D活动。在这种模型里,内生的技术进步(体现为R&D投资)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力量。技术创新究竟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归结为两个作用:一个是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另一个是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宏观效应。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缘于它能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上升以及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和使用效率。同时,通过影响供需结构变化,带动产业结构的优化,从宏观上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现代经济增长的特征范文第5篇
从要素投入的角度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二是投资供给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投资需求是指因投资活动而引起的对社会产品和劳务的需求。扩大投资需求，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拉动作用；缩小投资需求，则会抑制经济的增长。首先对投资需求与经济增长作系统研究的凯恩斯，他从宏观经济角度考察了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提出了著名的投资乘数理论。
投资供给主要是指交付使用的固定资产，既包括生产性固定资产，也包括非生产性固定资产。生产性固定资产的交付使用，直接为社会再生产过程注入新的生产要素，增加生产资料供给，为扩大再生产提供物质条件，直接促进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非生产性固定资产则主要通过为劳动者提供各种服务和福利设施，间接地促进经济的增长。
无论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还是库滋涅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均认为国民收入投资比率的提升，不仅是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前提条件，而且是现代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的典型特征。国际经验和历史经验的比较研究，普遍支持国民收入高储蓄倾向和高投资比率对于长期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对于后发国家，由国民收入高投资比率驱动的大规模资本积累与快速技术进步，构成其成功赶超战略的核心部分。日本和韩国先后在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完成对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赶超，而在经济赶超时期维持30%以上的国民收入投资比率。其间，日本的国民收入投资比率在1952年至1961年间从26%增加至41%，韩国的国民收入投资比率在1991年达到39%的高峰值。即使作为先发国家的美国经济，其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信息技术革命中的领先优势也同样依赖于由国民收入高投资比率驱动的大规模资本积累与快速技术进步。
2经济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经济增长按其定义来说是一个总量概念，它表明人均产出的增加。因此经典发展经济学理论更注重要素投入的研究，而忽略了结构变动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虽然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最早注意到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之间存在关联，但自从库兹涅茨出版了其名著《各国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动之间的关系才成为经济学家普遍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库兹涅茨运用经过改善的研究方法，对57个国家的原始资料分别作了截面分析和历史分析，从中得出结论：19世纪至20世纪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密切相关，现代经济增长不仅仅是一个总量问题。他认为，“如果不去理解和衡量生产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难以理解的。”也就是说，如果离开了结构分析，将无法解释增长为什么会发生和怎么发生，因而现代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一个结构问题。
钱纳里使用库兹涅茨的统计回归法进行了更为广泛的分析，构造了反映结构转换的主要变量典型性关系“发展模式”，以更加深入地研究现代经济增长中总量增长与结构变动的关系。为了将分析结果更广泛地适用于各国和各种经济过程，钱纳里进一步使用了几个基本的方程式对“发展模式”进行复合，得出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标准结构”。根据“标准结构”的描述性结论，结构变化的75%—80%发生于人均GNP在100至1000美元发展区间，其中最重要的积累过程和资源配置过程都发生显著的、深刻的变化，结构的改善往往伴随着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可见钱钠里的“标准结构”对于揭示总量增长与结构变动之间的关系，具有更大的价值。
金德尔伯格和布鲁斯赫里克根据整理的实际数据，设计欠发达和较发达两个经济结构的投入产出模型，通过比较发现，在较发达经济结构的投入产出模型中，经济增长更具有专业化倾向，结构效益就上升到最重要的地位，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基本支撑点。这种来自结构的经济效益，其意义远远超过个别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经济效益。另外，乔根森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根源分析及所进行的国际化比较也揭示了结构变动在经济增长的作用。在我国，周振华从理论上对经济增长中的结构关联效应、结构弹性效应、结构成长效应和结构开放效应进行了系统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现代经济的发展不仅来源于资源投入量的增加，而且取决于投入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优化组合。合理的产业结构是提高宏观经济效益的基本前提，如果产业结构不合理，各产业发展的比例关系不协调，就会影响资源投入的效率，造成产业之间的“瓶颈”制约，使宏观经济运行失衡，整个经济的发展和效益的提高就失去了合理的产业结构条件。由于我国投资对消费的影响不大，特别是在投资迅速增加，投资率比较高时，投资增加主要是增加了对投资品生产的需求，进而使投资品生产部门扩张，产业结构发生相应变化。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过快，科技成果无法被全部吸收、转化。
3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时期,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已经有关于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初步论述。最早认识到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有重要推动力作用的是马克思。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了生产量的扩大可以不依赖于资本量的增加情况。其中如加强对自然力的利用,提高劳动者的技术熟练程度,改进劳动协作和组织,提高劳动生产率等,实际上都与技术进步的作用及其效应相联系。
1912年,熊彼特首次提出了创新概念,并在1939年提出了创新理论。熊彼特理论研究的主要成就在于,始终强调了“技术创新”,以此作为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内生变量”,并强调了它对经济增长不可替代的作用。熊彼特关于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研究大多停留于文字,没有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而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技术创新虽然被看作外生的变量,但罗伯特·索洛(1956年)的经济增长模型表明:技术和传统投入的比较中,技术创新导致了80%的经济增长。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一代增长理论,严格来说并没有真正把技术作为一个独立因素内生化,而是将技术进步内含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中。前者以罗默(1986年)为代表,后者以卢卡斯(1988年)为典型。20世纪90年代以来,将技术内生化的增长理论是在生产函数中引入R&D活动。在这种模型里,内生的技术进步(体现为R&D投资)是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力量。技术创新究竟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归结为两个作用:一个是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另一个是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宏观效应。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缘于它能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上升以及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和使用效率。同时,通过影响供需结构变化,带动产业结构的优化,从宏观上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