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子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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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化现象范文第1篇
关键词：家乡名人；文化资源；少先队；校本活动
《教育部关于加强中小学少先队活动的通知》指出少先队活动要作为国家规定的必修活动课。2013年颁布的《少先队活动课程指导纲要（试行）》指出少先队活动课要符合“因地制宜普遍开展”的要求。《江苏省少先队活动课程实施计划书》中也谈到：“各基层少先队组织要注重开发利用各类资源，体现校本特点、地方特色。”少先队活动课程校本化是以学生兴趣需求为出发点，结合学校和社区资源，通过师生主动、创造性的劳动，自主探索一部分富有本校特点的，能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活动课程。
D校作为一所百年老校，历史悠久、地灵人杰，孕育了许多历史名人，如，清代史学家、文学家赵翼和我军通信事业和我国电子工业的开拓者王诤将军等。学校依托两位名人资源，结合少先队常规活动与学校特色，探索实施少先队校本化活动课程的有效途径，全面提高学生素质。
一、依托名人资源，创设少先队环境课程
校园环境是开展少先队活动的重要资源，其分为显性文化环境和隐性文化环境。显性文化包括外显的物质环境，而隐性文化更多地在于名人的内在精神。
1.利用显性文化环境，开发接触性课程教育
显性文化环境映照着整个学校的文化积淀水平和样式，显示着学校的整体精神风貌，是其他文化样式存在和发展的基础。D校现建有彰显学校百年优秀文化传统的“赵翼像”“云崧廊”，体现时代风貌的“翼溪书苑”，展示王诤将军不平凡的一生及杰出贡献的“王诤陈列室”等显性物质环境。学校通过校园游览与介绍相结合的少先队活动课程实施形式，让学生在环境课程中了解身边的历史名人。
2.利用隐性文化资源，引领熏陶式课程教育
“道德教育如不关心隐性课程，期望得到满意效果是不可能的。”D校的名人精神景观，除已经命名的诗联廊、刻有赵翼诗句“江山代有才人出”的励志石外，还有墙面系列字画装饰等名人精神的外化环境。学校依据名人精神进行诗词创作、书法绘画、科技创作、作品展示、课本剧表演等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感受、领悟、传承名人精神，使精神活动课程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二、依托名人资源，建设少先队网络教育课程
互联网在我国已成为继报刊、广播、电视传统媒体之后的第四媒体，深入人们生活。上海市少先队总辅导员赵国强在《少先队活动课程和载体研究与“红领巾相约中国梦”活动设计》中谈到少先队活动课程中要积极运用新媒体。依托名人资源，D校创建了名人专题网页，有“赵翼的故事”“赵翼的诗选”“新闻中心”“赵翼论坛”“翼溪小诗社”“翼溪书苑”等栏目。这些网络名人资源能让学生自发地、有选择性地感受名人内容所传授的精神实质。另一方面，学生在网络教师积极正确的评价与引导下，能清晰地认识自己的观点、行为是否正确，同时也便于教师对学生真实想法的掌握与引导。
三、依托名人资源，挖掘少先队校本教育课程
2006年以来，D校广泛搜集、研读地方名人赵翼、王诤的家谱及其著作等史料，开发和编写了《走近赵翼》校本教材和《王诤故事》中队材料，实施现有校本教材与中队材料，除了对材料进行教学课时保障外，还需对教材进行二度开发，学校通过分层学习，让低年级学生在喜闻乐见、新鲜有趣的形式中学习课程内容。如，诵读赵翼浅显的诗歌让学生了解赵翼的童年生活，培养其关爱他人、热爱学习的品质。中高年级采用演讲、表演、辩论等形式，了解赵翼学习、为官的故事，培养学生严谨治学、爱国爱民等思想。
四、依托名人资源，设立少先队系列活动课程
1.横向活动开发，建立多样化社团实践活动
学生认知与行为是在各种实践活动过程中不断渗透养成的，对学生而言，单纯地让其学或懂得知识的教育，不能真正实现认知的发展与行为的养成。D校依据现有的赵翼文化资源建立翼溪小诗社活动团体，聘请学校优秀教师、楹联学会专家担任辅导员，给学生讲授古诗、楹联知识；依据王诤电子科技馆这一名人资源，组建王诤少年科技营、车模、航模等俱乐部，培养学生勤动脑、勤动手等科技创新品质。
2.纵向主题设计，开设层次性校园主题活动
根据名人精神与学生认知，D校开设形式多层次的校园名人读书节活动。围绕“我做读书小明星”活动，低年级开设阅读与绘画活动，中年级开设阅读与写话活动，高年级在此基础上加入征文活动。创作展示活动中，学校少先队创设“翼溪绘画之星”“翼溪阅读之星”“翼溪创作之星”等，使低、中、高三年段学生都能参与同一主题不同层次要求的活动，体验系列读书活动的乐趣，实现展示自我、名人精神内化的过程。
3.常规主题保障，稳固特色化阶段主题活动
要使名人文化持久内化，少先队活动主题需不断持续。为保障学生对名人学习的长效性，每一位D校学生在中午都有午读时间，学生可以到清新雅致的“翼溪书苑”，选择自己喜欢的个性化名人读物进行阅读，低年级学生通过绘本阅读能了解历史名人的贡献，中年级学生通过故事阅读知晓家乡名人的奋斗历程和成长经历，高年级学生通过名人生活阅读体会名人奋斗的艰辛，感受他们的心路历程。学校每年还开设常规主题活动，围绕王诤科技活动主题，一年级到六年级分别开展“科学小眼睛”“科学小问号”“科学小发现”“小小科学梦”“科学小能手”“我们爱科学”等系列活动，使学生在不同年龄段有不同层次同主题的活动。
4.动态活动创新，开展个性化中队主题活动
在教育与生活过程中，学生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班级也会出现一些特殊的状况，为此少先队活动课程设置要依据时代主题和本班学生的认知与行为特点，开展个性化、班级化、具有时令性的少先队主题中队活动，深化名人精神，促进少先队活动课程校本化、班级化。如，根据学生生活和学习现状，结合赵翼勤奋好学、乐于助人的品格设计相关主题队会，通过主题活动引导学生学习赵翼品质，改正不良言行，养成良好习惯。又如，依据王诤将军勇于创新的精神和毅力为主题开展班级中队活动，让学生明白坚持与毅力在学习中的重要性，在成功过程中需要努力与辛劳。
德育途径是实施德育的具体组织形式，是实现学校德育目标，落实德育内容的途径。D校少先队校本活动实践课程通过外在环境熏陶使少先队活动生活化，利用网络名人资源使少先队活动更加现代化，使用校本课程使少先队活动课程特色化，采用系列主题活动使少先队活动更具层次性与个性化。这些多样化的实践活动使整个少先队活动课程具有校本化的同时也更具生命力与生长性，为健全学生个体的心理品质、开发心理潜能、培养学生积极优秀人格和可持续健康发展的人生奠定扎实基础。
参考文献：
少子化现象范文第2篇
关键词：少子化；高等教育；升学率；招生；办学质量
日本人口出生人数自1970年代初期经济完成起飞之后开始持续减少，当初每年高达200万余的出生人口数经过30多年的变化，变成了目前每年的110万人左右规模，降辐达到54％*1。同期特殊出生率也从1971年的2.16降低到1.29，远低于人口更替水准的2.07*2，日本人口呈现高度负增长，成为世界上最典型的少子化国家。
众所周知，日本作为一个自然资源短缺和不足的国家，之所以能成为当今为数有限的发达富裕国家之一，拥有数量众多的高素质人力资源是关键和要诀。然而，少子化现象所造成的总体人口规模萎缩以及对家庭结构和地域的年龄构成的负面影响，正在对日本赖以发展的根本形成直接的冲击。本文拟就日本少子化现象对担负人力资源养成的高等教育造成的影响进行分析，希望能从日本教育与人口发展的轨迹变化中，为当前正处于高速全面发展阶段同时面临人口转型的我国高等教育提供一个参考、一面镜子。
一、就学人口持续减少的后果：升学率提高
根据日本文部省学校基本调查统计，在经济复苏到起飞的1950、1960年代，日本高等教育升学率基本一直徘徊在10%*3左右。但随着进入70年代经济全面发展时期，教育设施的逐步充实和完善，升学率逐年上升，于1990年代初达到36.8%*4。
但随着出生率长时期持续降低诱发的18岁人口急剧减少的情况日益严重，日本高等教育升学率在1995年一跃升高至45.8%*5，短短4、5年时间同一指标骤然上升9个百分点，升幅之大令人瞠目。但这一高水平的升学率并未就此打住，之后进一步持续增高，到2004年上升至49.8%，日本成为全球仅次于英国的高升学率国家*6。
东京大学教育系天野郁夫教授早在1990年代末期便分析指出*7，1991年日本18岁人口有204万人，大学升学率36.8％，全国高等院校共招收新生73万余人。而到10年后的2000年，18岁人口减少至151万人，如依然维持36.8％的升学率，新生人数则仅有55万人左右，比1991年减少了18万人。而日本现在一所中等规模的高校每年新生人数一般也就是2，000人左右，不考虑其他因素，18万人基本等于90所大学的年度招生人数，换句话说也就是如果不调整提高升学率，2000年将有90所大学不能招收到应有的新生。相反，若要保证73万的入学人数，则升学率必须提高到48％以上，以满足现存高校对基本生员的人数要求。
现实的发展完全印证了天野郁夫教授的分析。并且，如果用升学率同样超过45%而教育体制又较接近的美国做参照，可以发现日本升学率急剧升高的直接原因和主要动力在于各高校对于生源的需求。美国之所以能维持高水准的升学率主要依赖于两个因素：一是美国大学80％都属于国立或公立，私立大学仅占20％，从学生处征收的学费对学校运营压力不明显；二是美国高等院校退学率极高，通常只有20％左右的学生毕业*7。相形之下，日本的高等院校不仅退学率基本等于零，而且主要靠征收学费维持日常运营的私立院校在高校总数中所占比例竟高达80％，可以说有没有学生就读直接关系着这些院校的生存与否。
二、“粥多僧少” 的选择：数量重于质量
截止2003年的统计，日本共有普通高等院校1，227所，其中四年制大学702所，二年制短期大学（相当于我国的专科院校）525所。而同期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数为1，396所，其中本科院校629所，高职高专院校767所*8。日本人口不过1.2亿左右，其教育资源之丰富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日本普通高等院校从1950年350所发展到2003年的1，227所，其中四年制大学部分私立院校从105所增加到了526所，比例从52%上升到了75%；而国立院校则在当初70所基础上仅仅增加了30所，其所占比例不升反降从35%下滑变成了14%；公立院校也只从原有的26所增加了50所，可以说基本上变化不大。而二年制短期大学部分至始至终私立院校占有的比例达到了88%以上。对比上述两组反映日本近半个世纪教育发展的基本数据，不难看出所谓高等院校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实就是私立院校突飞猛进地在发展、在扩张。
国立公立院校和私立院校在办学教学体制上客观地讲各有千秋，但私立学院主要以学费进行运营的特性注定了它对生员有着天生的依赖性。
二战后持续的“婴儿热”为学校提供了空前巨大的潜在生源市场，相对紧缺的教育资源以及经济高速发展又为学校发展时代提供了需求和保障，在这一特殊背景的作用和催化下，办学灵活的私立学校如鱼得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但是，1970年代开始的家庭生育计划迅速改变了日本的生育模式，蔓延并持续的少子化趋势让总人口中少年儿童人口比例不断下降，其规模也日渐减少，生源市场供给逐步变得短缺不足。另一方面，已经发展壮大的教育市场对生源的需求却是有增无减，它需要越来越多的生源填充己被撑大的“胃口”，而日趋加剧的少子化现象无疑象一盏不熄灭的红灯让一路畅通的教育“飙车”停在了人口的十字路口。
日本短期大学中的私立院校是对生源最敏感的部分。1950年到1970年，它从132所增加到了414所，发展十分顺畅良好，但之后二十年中它却再也没有能够跨越出四百的台阶。在1999年蹒跚登上503所的顶峰之后，便开始逐年下跌倒退，2003年它减少至463所，退回到1980年代中期水平。
其他类型院校尽管不如私立短大严重和明显，但基本的情形也不外是五十步和一百步。在少子化造成的生源压力冲击下，为了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营、避免关门打烊的寂寞结局，除极少数顶尖一流学校尚可以侈谈新生质量外，绝大多数学校或多或少选择“舍质取量”的招生方针，以拓展生源范围尽可能多地吸引年轻学子入学。
三、抢救生源的奚径：自由化+国际化
针对日益激化的生源紧缺局面，日本不少的院校为了方便招揽学生，都在变通招生入学程序，在传统的考试招生制度之外，开辟了由学校自行掌握尺度的“推荐入试”招生制度。在现有的私立大学和短期大学，通过这种自由化随意性较大的推荐审查方式而不是经由统一的升学考试合格入学的学生，分别已经占到了25％和60％，而且只要少子化没有缓解，不容置疑这一比例还将进一步增高。虽然这些以“改革”名义新出现的形式各异的升学方式和途径对于迄今单一的招生渠道和呆板的招生制度有补充完善的作用，但其放宽放低升学尺度和门槛对于吸引考生保证生源的明显功利性效用，难免让人质疑其真正动机和目的何在，即便在高等教育接近普及的今天，“花钱买学位”、“通关系进大学”对于任何一所院校而言，依然是无法承受的硬伤。
同时，鉴于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发展对劳动力的影响以及国际化趋势的作用，日本政府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积极推行教育国际化开放政策，公布了2000年前吸收10万留学生的计划。但由于日国固有的封闭性因素，直到2003年，留学生总人数才从1985年的15，009人上升到109，508人。而其中公费留学生部分仅从2，502人上升到9，746人，净增不过7千余人，超过90%的增加全部来自私费留学生*9。
在日本国内不具备充分竞争力的相当数量的地方大学、特别是短大将着力点由国内学生转移到富有潜力的留学生身上，纷纷出台诸如减免学杂费等等手段拉丁般地招揽留学生来填缺补空。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地处北海道苫小牧的驹泽大学。该校目前近1千人的在校学生中留学生约有200人，为了吸引亚洲留学生来校就学，驹泽大学不仅宣布对留学生将68万日元的年学费减免一半，还向其提供房费补贴。而且为了方便留学生入学，该校2001年5月下旬又专门制定新的入学日程，规定除4月春季入学外，同时实行9月秋季入学，以协调留学生因学制不同造成的时间上的困难*10。
日本少子化现象不仅极大地改变着学校的经营，并且更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身在其中的学习者。日本总务厅统计局*11近年来对人口死因的调查显示，25～34岁人口的死因自杀高居第一，在15～24岁人口的死因中自杀也排上了第二位。自杀的原因十分复杂，难以一概而论，但它在大学适龄人口这一年龄段前后集中攀上高位，似乎又在暗示着某种无形的因果联系，在发出无声的强烈警示。
今天教育普及和大众化趋势导致高等教育已经不再是往昔的精英教育模式。但无论什么时代，教育所承担的“释道解惑”的责任却应该没有多少变化。为了吸收保证生源以维持学校经营发展，学校对学生像上帝、主顾一样的迁就娇宠、百般呵护，但却可能因此助长不学之风，销蚀大学生们本已脆弱的学习意欲，最终从根本上危及学校的生命力，让学校变成不学之校。
勿需赘言，中国的人口发展和高等教育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正在重复日本人口和教育发展的轨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石，我们有必要借鉴日本高等教育发展所提供的经验和教训，合理调整高等教育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关系，保证我国高等教育持续稳步发展，为社会经济文化建设铺垫坚实的基础、提供充足的动力
参考资料：
注解：
1~2：日本统计局《平成12年国势调查》
3~4~5：日本文部省《学校基本调查》
6：日本《教育指標の国際比較》（2004年版）
7：天野郁夫：《教育改革のゆくえ―自由化と個性化を求めて 》（东京大学出版会）
8：教育部发展规划司《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简况》（2003年）
9：刘晓峰等主编《日本的危机》（人民出版社）
10：日本《中文导报》，2001年3月
11：日本总务省2003年《自治白书》
参考论文：
[1]周满生.日本、韩国、台湾私立教育发展比较及其启[J].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2]陈铭.中国与西方国家家庭教育的若干比较[J].东北师大教育科学学院.
少子化现象范文第3篇
中国生育问题已很严重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实施30多年。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我国的生育水平迅速下降，2010年根据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已下降到1.18，仅比生育更替水平的一半多一点。所谓生育更替水平，简单说就是一对夫妻生育2个孩子、出生和死亡平衡、在没有迁移情况下人口保持不增不减稳定状态时的生育水平，在我国目前死亡率水平条件下，生育更替水平的总和生育率大致为2.1左右（理论值是2，加上0.1是考虑死亡风险）。保持生育更替水平、人口不增不减的总和生育率为2.1，我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已下降到生育更替水平的一半左右，说明问题已经很严重而且还将越来越严重。
性别比例失调
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2007年中国男性比女性多3700万，其中15岁以下多出1800万。性别比例严重失衡，未来国人的婚恋将出现问题。农民依赖养儿防老的机制不改变，在生育上重男轻女的观念就难以改变。山西翼城已有试验表明，只要允许生二胎，性别比例就会保持正常。
造成数百万的“计生黑户”
本来，每个公民出生，公安部门都应给予户口登记，但从上世纪末开始，没有“准生证”，交罚款后才能为新生儿报上户口。这使得“黑户”越来越多。还有一些非婚生子女报不上户口。在目前的体制下，没有户口就没有身份证，上不了学，结不了婚，就不了业，享受不到基本的公民权利。这么多没户口的孩子进不了学校，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实际上大打折扣。
“失独”家庭问题日趋突出
然而，目前已经日趋严重的“失独”家庭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了。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估算，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目前独生子女人口已累积2.2亿人，由于独生子女人口每年至少死亡7.6万人，这样就相应形成7.6万个失独家庭和大约15万人的失独父母。据估计，目前我国已有约2000万失独父母，他们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落实“一胎化”生育政策，为国家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做出了贡献。可他们人到中年却不幸遭遇子女夭折之痛。他们已失去再生育能力，甚至在当年就自觉或被强行结扎绝育。家庭残缺，无人养老，无人送终，是这些“失独”群体已经或将要面临的残酷现实。残酷的现实迫使其中不少人不断向政府求助，找政府讨生计，使政府感受到问题的严重性。这些失独父母面临的残酷现实，政府要推行“服务百姓健康行动”怎么能不考虑呢？
少子老龄化的速度加快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明显加快了我国人口转变进程和少子老龄化速度。主要由于计划生育的实施，使我国仅用30年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多数发达国家百年左右时间才完成的人口转变，更加快了少子老龄化的速度，对人口自身的未来发展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
其一，导致少儿人口迅速减少。生育水平的下降或低生育水平的长期维持，使每年出生人数不断减少。出生人数的迅速减少，又使我国0-14岁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相应迅速下降，从1964年的40.69%下跌到2010年的16.60%。按现行计划生育政策预测，2050年将可能进一步下降到10%以下。
其二，加速了老年人口规模和比重的迅速增大趋势。我国大致从2000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7%），当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8810万人，到2010年人口普查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增长为11883万人，10年增长了35%；老龄化水平也相应由7%提高到接近9%（8.9%），10年时间提高了1.9个百分点。根据以上同一预测，2050年老龄化水平将可能进一步提高到25%以上。
其三，导致人口快速减少甚至减少到民族溃衰。我国少子化带来出生人数的不断减少，使人口再生产的母体人口越来越少；少子化作为主因促进了老龄化的发展，老龄化使生育年龄人口越来越少、生育年龄人口生育期越来越短，又反过来加快了少子化的发展。少子化与老龄化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就是人口减少甚至减少到民族溃衰。
“第三代”独生子女养12个老人
27岁的尹维4年前一毕业就进入了一家外企，4年来基本月薪从7000元直升到现在的近2万。在本科就读的那所不甚出名的学校，尹维已经成为一个传奇人物，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毕业生去“为金钱而奋斗”。但是尹维自己最近却一脸苦涩：相恋5年的女朋友怀孕了。“从各方面来讲，我都应该和她结婚，把孩子生下来，何况我们俩这么多年感情也很稳定了，结婚只是早晚的事。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觉得很害怕。”
尹维的恐惧来自下面的一笔帐：“我妈已经下岗在家3年了，我爸也是今年退休，按照我们老家的规矩，我要是成了人结了婚就应该把爸妈都接到北京来住，不然我在家乡是要被人骂的，毕竟他们只有我这一个儿子。我女朋友当公务员，收入一般，也就能养活她自己吧。但是她也是独生子女，她爸妈早就表态了，要和我们一起住。我本来是想就买两套房子好了。但是两方家庭收入都一般，主要还是得靠我。我现在有20多万的存款，在北京买房也就能付个首付。以后要养老婆、养房子、养车、养4个老人、还要养个孩子，我就是在公司再升一级也没什么闲钱了。”
据上海社科院青少年所的调查显示，有1/5的独生子女表示在婚后5年内“要事业不要孩子”，其中沉重的家庭负担是一个主要因素。清华大学陈丙珍教授认为，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日趋突出。据预测，2025年到2040年，中国的老年人口将从2.84亿增长到4亿多。到2050年左右，平均一个劳动人口就要赡养一个退休人员。如果从“421”家庭结构来看，算出来的负担更重：如果独生子女夫妇的下一代还是独生子女，那么第三代就可能出现一对年轻人赡养12个老人的局面。就算金钱上能应付，独生子女精力上也难以支撑。
大多数学者认为可以通过建立良好的养老保障体系，完善社区养老配套服务等措施解决“独生子女养老难”。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研究员杨远却认为，我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实行大规模“社会养老”根本不可行。“美国是个市场化很高的社会，但真正进入机构养老院的只有20%，其余都是家庭养老。老人除了需要物质赡养外，也在呼唤精神赡养，机构养老不能给老年人亲情。如今，丹麦、瑞典等‘生死全包’的福利国家也在提倡让老年人回归家庭养老。”
杨远说，上个世纪末“90%以上独生子女父母表示老年时会考虑机构养老”的调查数据是“过高估计需求”。“当时调查的准老人们真正年老时都不愿选择机构养老”，这也是造成当前养老院空床率高的原因。
一位独生子女曾经在网上发出这样的呼喊：“我做了一个噩梦：我变成了一只蜗牛，异常艰难地往前爬，我背上沉重的壳，是12个老人。我被压得无法喘息、苦不堪言，我哭喊、我挣扎、我绝望。”
“未富先老”使社保不堪重负
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带来的少子老龄化将深刻影响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人口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而生产和消费又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内容，所以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及其所带来的少子老龄化必然将深刻影响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其一，导致劳动力规模快速缩减和劳动力的老龄化。必须看到，快速发展的少子老龄化，在不远的将来必会带来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和劳动力规模的快速缩减。劳动力规模的快速缩减将使劳动力供给不足，制约经济增长特别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而且人口老龄化势必伴生劳动力的老龄化，劳动力的老龄化不仅将弱化创新能力，制约经济转型；也将影响劳动力的流动性及其优化配置，降低劳动生产效率，不利经济发展。据研究，在未来20年间，人口老龄化将使我国的年经济增长率降低0.5-0.7个百分点。
其二，将导致消费规模萎缩及储蓄率下降。消费规模不仅与人口规模、收入水平密切相关，而且也受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消费能力往往趋向减弱。因此在相同收入水平条件下，消费规模则往往主要受人口规模与年龄结构的影响。受少子老龄化的影响，我国未来人口数量减少、结构老化，将不可避免带来消费规模的大幅度萎缩。我国目前正在艰难地推进以刺激内需为导向的经济转型，而未来伴随少子老龄化快速萎缩的消费规模（或市场规模），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我国的经济转型和发展。
其三，造成“未富先老”使未来社会医疗保障费用不堪负担。少子老龄化的发展，使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社会医疗保障不堪负担。在一些发达国家，沉重的社会保障负担已使这些发达国家深陷债务而难以自拔。发达国家先富后老，尚且如此，我国是未富先老，因此我国未来的社会医疗保障费用将更加不堪负担。如果维持当前低生育率的时间过长，将会使我国在老龄化最严重的时期形成最难以承受的社会医疗保障负担。
脆弱的独生
林莹的观察得到了专家研究的佐证。中国心理学会科普专业委员会的吴世煌教授说，目前在一些城镇地区，独生子女比例占到90%。他们是“心理脆弱的一代”，在成长过程中备受宠爱甚至溺爱。长期以自我为中心，使他们难以客观地认清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与他人的交往关系上，往往表现得过于敏感或处理不当。2003年，中国心理学会对6个省市、3000多名中学生的心理调查显示，人际沟通不良、关系敏感者达31%。
林莹看着自己的学生说：“我真不知道他们这一代人走上社会会怎么样，我的同学里已经有因为心理原因，而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女朋友的了。如果现在大部分孩子都是这样，单个看都很聪明、能力很强，但是就是没法和别人合作，那会成为什么样子呢？”
但是根据目前的一些研究显示，1974年之后出生的中国独生子女已经开始大规模步入社会，目前我国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孩子已经超过1亿。“独生子女就业综合征”已经悄悄露头。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一名教授表示，独生子女走上工作岗位以后，会给管理者带来很多新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不愿意接受公司纪律和体制的约束、喜欢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工作、没有组织和集体的观念、娇气、不愿意接受批评等。广州应用心理学会会长傅荣教授认为，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显著差别，主要在个性方面，一是独生子女责任心比较弱，二是独生子女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明显。曾经有专家指出，目前大量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和“独生子女症”导致的眼高手低、不愿吃苦也有很大关系。
对女性健康造成伤害
少子化现象范文第4篇
凡人之性格，都由谈吐之间可看出来。王郎太无意见了。处于今日，道韫问他看看电影，他也好；道韫说不去，他也好。要看西部电影，他也好；要看电影，他也好。这样不把道韫气死了吗？《红楼梦》大观园姊妹，都是在各人的说话中表达出来。平儿之温柔忠厚，凤姐之八面玲珑，袭人之伶俐涵养，晴雯之撒泼娇憨，黛玉之聪慧机敏，宝钗之厚重大方，以致宝玉之好说怪话，呆霸王之呆头呆脑，都由他们的说话中看出。你说读书所以养性也可以，说读书可以启发心灵，增加风趣也可以。只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断断不可以。
或谓清谈（清谈：魏晋时，承袭东汉风气，就一些玄学问题析理问难，反复辩论的文化现象）可以误国。我说清谈可以误国，不清谈也可以误国。理学家“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一样误国。东晋亡于清谈之手，南宋何尝不亡于并不清谈者之手？所以以亡国之罪挂在清谈上头是不对的。纣王亡于妲己，你想这个昏君，没有妲己就可以不亡吗？虐主暴君亡国，都得找一个替身负罪。由于昏君暴主政治不良，武人跋扈，像嵇康洁身自好的人犹不能免于一死。所以清谈是虐政生出来的，不是虐政由清谈生出来的。向来儒家，倒果为因，不思之甚。
（选自《林语堂文集》，群言出版社）
少子化现象范文第5篇
关键词：人口减少 老龄化 人口结构 综合国力 人口策略
作者简介：田香兰，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F3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2011)05－0107－15
基金项目：2011年度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编号：TJZZ10－098)。
日本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已进入人口减少及超老龄社会。由于人口再生产的惯性作用，这种情况将长期持续下去。没有一定规模的人口再生产，就谈不上综合国力。现行的日本社会经济发展是以人口增加为前提的，而人口减少及老龄化必然与社会经济结构发生矛盾，从而阻碍经济社会发展，削弱综合国力。
一 日本人口减少及老龄化现状及趋势
人口减少及老龄化是日本人口变化的主要特点。考察人口减少现状及趋势时，可以运用人口规模、出生人数及总和生育率等指标，而考察人口老龄化现象及趋势时，可以运用老龄化率、老龄化速度、平均寿命等指标。
(一)日本人口减少现状及趋势分析
从人口规模来看，2004年日本总人口为1亿2779万，达到高峰，2005年减少到1亿2777万，比上年减少2万人，二战后第一次出现人口减少现象，日本开始进入人口减少阶段。今后，人口将持续减少，到2055年将减少到8993万，到2105年减少到4459万(参见图1)。由于人口规模的变动具有再生产惯性，即使大幅度提高出生率，到2055年为止，也很难改变人口减少趋势。在总人口减少的同时，劳动力人口也明显减少。2008年，劳动力人口为6650万人，但到2050年，将减少到4228万人(预测数据)，相当于2008年的三分之二。图2显示了日本总和生育率变化情况。总和生育率在2.1～2.2左右称为人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表明人口数量会维持现状。1950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为3.65，而到了1960年下降到2.0，总和生育率处于更替水平以下。1989年总和生育率为1.57，由于创历史最低(低于1966年的1.58)，称作“1.57冲击”。日本政府高度重视，采取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然而，低生育率一直持续，2005年再次创造历史最低水平，降到1.26。此后，2007年虽增加到1.34，但仍然远低于人口更替水平。从出生人数(参见图2)来看，第一次婴儿潮时期(1947～1949年)最高年份的1949年出生人数为270万人，而第二次婴儿潮时期(1971～1974年)最高年份的1973年为210万人，但到了1975年减少到190万人。此后，出生人数持续减少，1985年为143万人，2005年为106万人。2006年，虽有所增加(109.2674万人)，但到2007年(108.9818万人)，又减少了2856人。日本已进人人口减少的循环当中。
(二)日本人口年龄结构现状及趋势
1965年，在总人口中0～14岁少儿人口所占比例为25.6％，15～64岁生产年龄人口所占比例为68.1％，65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例为6.3％。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与15～64岁生产年龄人口比例为1:11.2，人口年龄结构属于成年型。而到了2005年，在总人口中0～14岁所占的比例下降到13.8％，15～64岁所占的比例为66.1％，65岁以上所占的比例增加到20.5％。由于老年人口增加，65岁以上人口与15～64岁生产年龄人口比例下降到1:3.3。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为老年型。
人口老龄化率(总人口中65岁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重)是衡量老龄化程度的重要指标，该指标值越大，表明人口老龄化程度越深。日本于1970年老龄化率达到7.1％，进入老龄化社会；1994年达到14％，进入老龄社会；2005年达到20.5％，进入超老龄社会。日本人口老龄化率从7％增加到14％，仅用了24年，是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日本总务省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8月1日，日本总人口约1亿2743万人。在总人口中，0～14岁的少儿人口占13.3％，创历史新低，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23％，创历史新高。在总人口减少的同时，老年人口持续增加。据日本《2009年版老龄社会白皮书》预测，到2055年，老龄化率将达到40.5％，每2.5人中就有1位老人(参见图1)。从厚生劳动省公布的平均寿命来看，1955年，男性平均寿命为63.6岁，女性为67.7岁，而到了2008年，男性平均寿命达到79.6岁、女性达到86.05岁，日本成为世界上人口长寿国之一。
二 日本人口减少及老龄化对其综合国力的影响
人口变化是影响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日本人口减少及老龄化是一场国家危机，将严重削弱其综合国力。为了便于考察日本人口结构变化对其综合国力的影响，笔者主要从有关研究机构的综合国力指标中选取了几个影响因素。
(一)人口与综合国力的关系
1、综合国力概念及指标体系
衡量一国实力最常用的指标是综合国力。综合国力是指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力量，主要包括经济、军事、科技、政治、文化、外交、自然条件和人口等。经济、军事、科技、自然条件、人口等是物质形态的，可称为硬国力；政治、文化、外交等是精神形态的，可称为软国力。硬国力是综合国力的基础。汉斯・摩根索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充足的人口来创造和供应综合国力的物质工具，它显然不能成为一流国家。”丰富的人口资源是提高综合国力的最具活力的因素。雷・克莱因(Ray Cline，1975)曾提出如下国力方程：
P=(C+E+M)×(S+W)
式中C为土地和人口，E为经济实力，M为军事能力，S为国家战略系数，W为国家意愿。综合国力是前三者相加与后二者相加的乘积。
从国力方程中可以看出，人口显著减少意味着综合国力的下降。而且人口减少，经济实力也会随之下降。1987年，日本经济企划厅综合计划局委托日本综合研究所进行了综合国力基础调查。在其出版的《日本的综合国力》一书中，提出了由国际贡献力、生存能力和强制能力三个层次立体构建的综合国力评估体系。2004年，日本内阁府报告指出：“人口减少及老龄化直接影响综合国力及社会活力。”同年7月，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NIRA)发表了《关于人口减少与综合国力的最终报告概要》，其中提出了NIRA型综合国力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由市民生活能力、经济价值创造力、国际社会应对力等三个部分组
成。从中可以看出，日本人口结构变化直接影响日本综合国力。中国社会科学院的2010年《国际形势黄皮书》，对11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进行了评估，评估的评价体系包括领土与自然资源、人口、经济、军事、科技五个直接构成要素以及社会发展、可持续性、安全与国内政治、国际贡献四个影响要素。国情决定其综合国力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中国面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其综合国力研究更加关注社会发展、可持续性，而日本由于人口结构变化是其最大的国情，因此其综合国力研究考虑人口因素较多。
2、人口与综合国力的关系
人口与综合国力密切相关。人口作为硬国力，是综合国力的基础。考察人口问题，不仅要考虑人口数量，还要考虑人口质量、人口结构等因素。人口并非越多越好，但需要保持适度的人口规模。在人口数量有限的情况下，人口质量尤为重要。人口结构中，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越大，就能为经济发展和国防提供更为雄厚的人力基础。相反，如果未成年人、老年人所占的比例过大，就可能会出现社会生产劳动力不足甚至兵源缺乏的情况，从而对经济建设和战争进程产生不利影响。任何国家，只要人口减少，人力资本总量也会减少。一旦人口减少，从宏观上看综合国力会缩小。科技的进步只能部分替代人口再生产。人口状况最终决定国家的竞争力。因此，在人口减少及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的双重压力下，日本面临综合国力日趋衰弱的局面。1950年，日本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为3.3％，排在第五位。而到了2005年，所占比重缩小到2％，排名也下降到第十位，预计到2050年所占比重将下降到1.0％(第18位)。日本人口占世界人口比重的减少，意味着消费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源和环境等方面的影响力削弱。中国与日本比较，1950年，中国人口为日本的6.6倍，1995年为9.7倍，2050年将增加到15.1倍。从长远看，人口再生产能力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变化。
(二)人口减少及老龄化与综合国力
根据上述有关研究机构的综合国力指标体系，从人口角度，笔者选取了其中六个对日本综合国力影响较大的因素进行分析。
1、经济价值方面
短期经济预测关注的是需求层面的变化，而长期经济预测需要关注供给主体。一般预测长期经济活动需要以20～50年或更长时间为对象，因此劳动力和资本作为供给主体受到关注。人口减少及老龄化，使劳动力成为长期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劳动力人口减少，竞争力削弱，抑制经济发展。缺乏充足的劳动力及优良的人力资本，科技创新能力及创造经济价值能力受很大影响。虽然可以利用老年劳动力，但劳动生产率随着年龄增加而降低，因此直接影响产业升级及技术创新。而且，老年人的流动偏好低，直接影响劳动力在产业间的流动，阻碍经济发展。日本劳动力人口正以世界最快的速度减少。根据推算，到2015年，日本劳动力人口比2005年将减少400万，GDP增长率被拉低0.4个百分点。有预测说，到2030年，日本实际国民收入将比2000年缩小15％。GDP减少，内需也随之缩小，内需规模缩小，导致各种产业基础削弱，储蓄率下降，影响投资所需资金。财政状况恶化，政府的长期投资减少。而企业投资又主要依赖国内储蓄，因此假如中长期国民储蓄率下降，企业将很难维持较高的投资率。劳动力供给不足或劳动力质量下降，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增长及产业竞争力下降，从而影响其创造经济价值能力，进而削弱综合国力。
2、国际影响力方面
国际影响力与人口及GDP规模密切相关。日本人均GDP从1991年的第9位，下降到2009年的第24位。20年来，日本在亚洲的影响力明显下降。1990年，日本在东亚拥有7.9％的人口和72％的GDP以及67％的制造业GDP，而到2001年，日本在东亚所占比重下降为人口6.7％、GDP52.6％、制造业GDP55.3％。日本GDP缩小，政府开发援助规模随之减少，很难维持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成为西方第二经济大国，70～8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以后，ODA的规模大幅度扩大。但进入90年代，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经济长期低迷，财政困难，日本政府不仅改变了ODA的政策方针，也修改了援助条件。曾位居全球榜首的援助规模近年降至第五位。2010年4月12日，日本外务省向国际合作局及其他四个与对外援助有关的部门发出通知，要求冻结日本对外经济援助项目。外务副大臣福山哲郎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由于政府公共债务负担沉重，今后日本可能不再增加ODA贷款规模。ODA规模的缩小再次印证了日本综合国力削弱，也说明日本国际影响力正在下降。
3、可持续发展方面
人口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人口变化影响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维持适度的人口规模，不仅是民族及文化得以延续的需要，也是保持综合国力的基本条件。人口的过度老龄化及急剧减少将削弱综合国力。2005年，日本国情调查显示，全国47个都道府县中32个道县人口都在减少，市町村中有三分之二人口减少。另据日本国土交通省调查显示，全国62271个人口过疏村落中有2643个村落正面临消失的危险。由于税收减少，公共汽车、电车等公共交通工具很难运行，基础设施投资受阻。由于耕地荒废，交通通讯落后，过疏地区的农地和森林很难维护，粮食生产、防止灾害等问题颇多。市町村负责的护理保险、国民健康保险等难以维持。而上述地区的风俗文化、自然遗产也面临无法传承的局面。
4、国家安全与国内政局稳定方面
日本人口结构变化使其国家安全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必然在心理上总体趋向保守和防御，公众对于良好社会保障的诉求会使国家不可能将更多财富用于国防建设。联合政权的上台，表明了“民生优先”的执政理念。社会保障及社会福利是刚性需求，因此日益增加的福利财政侵蚀防务支出。如果没有足够的财政能力支撑军事开支，这不仅影响军事安全，也影响其战争能力。在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中位年龄投票人也趋于老龄化。1970～1990年，投票人的中位年龄为40～49岁年龄层，而到2000年后，推到50～59岁年龄层，到2040年后，将增加60～69岁年龄层。由于老年人的发言权增加，日本政治将更加趋于保守，政策焦点也将集中在与民生有关的问题上。此外，从民族结构的变化上看，虽然目前日本民族仍占主体地位，但移民占总人口的比重持续增加。上世纪80年代为止，移民不过60万～70万人，但到90年代，超过100万人，到2005年超过200万人。1990-2005年的15年间，增加了1倍。移民在日本总人口中所占比重1985年为0.6％，到2005年，增加到1.2％。日本政府担心这将会影响到日本人作为主体民族的地位。但为了维持现有的经济规模，又不得不增加移民，这使政府在移民政策上陷入两难境地。政府既希望用引进外来劳动力来解决日本国内劳动力短缺问题，又担心移民增加引发其他社会问题，从而影响国家稳定。
5、国民生活水平方面
随着人口减少及老龄化的加剧，社会保障费用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儿童补贴及老年社会保障支出增加，对提高整体国民生活水平带来极大影响。尽管突出民生主义，强调收入再分配，但在经济增长缓慢甚至负增长的情况下，增加对抚养人口的分配，意味着对劳动力人口的分配减少。尤其是抚养人口分配升高，不仅加重劳动力人口的负担，对财政也带来巨大挑战。如果养老金及医疗费用的负担进一步加重，国民对社会保障的负担有可能超过其负担能力。2008年，日本的国民负担率为40.6％，潜在的国民负担率为47.5％。这说明国民负担率已超出其承受范围，严重影响国民生活水平。另外，2008年，国民养老金保险实际缴纳率低于50％，而国民健康保险未缴纳率超过10％。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国民可支配收入减少，影响其缴纳各种保险费用的能力。
6、国家发展方向选择方面
日本国家发展正处在历史性转折时期。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的140年里，日本经历了四次国家发展方向的选择：第一次是军国主义武力扩张(1868～1945年)，第二次是依靠美国优先发展经济(1945～1983年)，第三次是靠美谋求政治大国(1983～2009年)。
在第三次国家发展方向选择上，日本全然不顾人口结构变化及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大环境，选择了走政治大国道路。事实上，人口增长为前提的高速经济增长模式已被人口减少的低速甚至负经济增长模式代替。因此，综合国力逐渐衰弱的局面已形成，不适合走政治大国道路。第四次日本国家发展方向转型从2009年执政开始。政权已提出“民生优先”的发展模式下的“新增长战略”。“新增长战略”需要以人力资源为依托，因此在人口减少及老龄化背景下，提高人力资源的素质是国家发展模式成功转型的有力保障。保持综合国力，并非只有政治大国一条路，只要符合国情，民生优先，将人口制约条件转变为发展杠杆，仍然可以保持综合国力。通过采用适合于少子老龄社会的制度、技术、服务，照样可以为世界提供新的国家发展模式。
三 阻止综合国力衰退的三种人口政策及效果
对于已进入人口减少及超老龄社会的日本来说，如何保持综合国力是非常重要的课题。为了消除人口问题对综合国力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本不得不同时推进三种不同政策，即：“防止人口减少政策”、“适应老龄社会政策”，以及“适应人口减少社会政策”。
(一)防止人口减少的政策
1、提高出生率的政策措施
实施“防止人口减少政策”的目的，在于提高出生率，改革社会经济体系。为了防止总和生育率持续下降，1991年日本政府制定了《育儿休假法》，1996年规定育儿期间可以得到25％收入补偿以及免缴社会保险费。1994年，由文部省、厚生省、劳动省、建设省等四个部门共同制定了“天使计划”。1997年，人口问题审议会发表了《少子化报告书》，开始认真考虑少子化问题。1999年，设立了“少子化对策促进阁僚会议”，制定了《少子化对策促进基本方针》，并根据此方针制定了新的“天使计划”(2000～2004年)。此后，为了进一步促进少子化政策，制定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以及《培养下一代支援对策促进法》。2004年根据《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制定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
2、减轻养育孩子的负担
2009年，上台后，非常重视养育及教育问题，制定了多项措施。具体政策为：(1)增加各项补助。增加生育一次性补贴(55万日元)；到中学毕业为止，每年给每个儿童补贴31.2万日元(平均每月2.6万日元)。为减轻家庭的教育费负担，实施高中生学费减免制度，在大学设立奖学金。(2)放宽对幼儿园、保育园的各种限制，鼓励民间企业投资幼儿托保设施，实行弹性产假，营造良好的生育和育儿环境。(3)扩大教育需求，发展教育产业，广泛接受外国留学生，推动民营教育的健康发展。通过发展高等教育及职业培训、加强理工科教育来提高人力资源质量。
日本政府2003年制定《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以来，虽然针对出生率下降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但出生率依然很低。上台后，把政策重点放在支援家庭育儿上，动用巨额财政资金，实施了儿童补贴政策。但由于财政状况恶化，儿童补贴的可持续性遇到挑战。增加儿童补贴，只能适当减轻家庭养育子女负担，不可能根本上解决家庭收入减少的问题。养育成本上涨、家庭收入减少是生育率下降的根本原因。在经济不景气、男性无法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为提高家庭收入，女性参加工作是必然趋势。因此，为了提高出生率，需要把政策重点转移到为女性创造工作家庭兼顾的社会环境上。但日本现有的社会经济体系无法适应这种变化。因此，改革现有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经济体系是有效实施“防止人口减少策略”的体制保障。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日本人口结构(人口减少及老龄化加剧、劳动人口减少)、产业结构(服务业的扩大及雇佣的不稳定)及家庭结构(女性就业、家庭不稳定)的变化，福利供给的三极结构(国家、家庭、市场)发生了动摇，国家的福利供给功能下降，家庭负担增加。在社会经济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已不适应新的环境。因此，需要改革现有的就业、养老、医疗、福利、企业经营体系，适应女性平等参加工作的社会。同时，还需要增加多元化的保育服务设施，实现保育服务社会化，让更多的民间企业及非营利团体参与这项事业。只有这样，女性才能兼顾工作及家庭，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出生率低的问题。
(二)适应老龄社会的政策
1、制定实施《老龄社会对策基本法》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日本政府制定实施《老龄社会对策基本法》(1995年法律第129号)，并根据该法第9条至第13条，就“就业与收入”、“健康与福利”、“学习和社会参与”、“生活环境”、“调查研究”等五个方面制定了具体方针。内阁府、总务省、法务省、厚生劳动省具体负责制定相关政策。内阁府下设老龄社会对策会议，协调各省厅的具体计划，从宏观上综合促进老龄社会政策。总务省下设老年人对策室和老龄化综合研究中心。老年人对策室主管老龄问题，主要调查全国各地人口老龄化的动态，并综合各方面专家的意见，提出老龄问题的对策建议。老龄化综合研究中心主要研究人口问题。通过制定和实施护理保险制度，该制度的实施，实现了向契约制度的转变，消费者可以根据“契约”自己选择服务方式。
2、加快发展老年人福利事业
日本实施以全体老年人为对象的普惠型社会福利模式。厚生劳动省作为社会福利的责任主体，组织实施老年人福利发展规划。1986年制定了《长寿社会对策大纲》，1989年制定了《老年人保健福利推进十年计划》(黄金计划)，1994年制定了《新黄金计划》等。为发展老年人福利，积极增加各项资金投入。在各都道府县及市町村成立了社会福利协会、非营利性组织中心等，利用多方面力量为老年人提供福利服务。在福利供给上，扩大民间企业的参与，促进非营利部门的多样化。民主
党政权确定的“新增长战略”中提到发展医疗护理和健康相关产业。主要措施有积极鼓励民营资本参与，扶持新药品和医疗护理技术研发，开发和建设无障碍住宅，开展新型居家服务，填补护理保险制度的空缺等。
日本政府于1995年制定《老龄社会对策基本法》以来，通过完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及加强老年人福利服务体系，使老年人的收入、医疗、护理等社会保障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尤其是护理保险制度实施十年来，实现了“行政措施”向“契约制度”的转变，基本满足了老年人的多样化护理需求，在适应人口老龄社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老年人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依赖于巨额财政支出。2007年，日本社会保障支付总额为91.4305万亿日元，占GDP(374万亿日元)的24.4％。而GDP增长率仅为0.3％。社会保障支付额中与老年人有关的支付为63.5654万亿日元，占总费用的69.5％。按具体领域来看，养老金支付为48.2735万亿日元(占总费用的52.8％)、医疗支付为28.9462万亿日元(31.7％)。日本财政已不堪重负。因此，财政重建及增加GDP是有效实施“适应人口老龄社会策略”的资金保障。在人口老龄化以及经济长期停滞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必须高度重视财政赤字及公共债务的增加。为了阻止债务的持续增加，必须增加分母即GDP。通过经济增长，增加税收，缩小财政赤字，实现财政重建。除了做大分母之外，还需要缩小分子，但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很难缩小财政赤字规模。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推测，假如落实的竞选公约，国债总额将从2009年的165％增加到2020年的243％。因此，只要不缩减社会保障支出，很难缩小财政赤字规模。财政重建的关键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但在少子老龄化背景下，实现财政重建的途径并不是缩小社会保障支出规模，而是提高消费税。但是，为了得到国民的理解，政府需要把新增消费税的名称改为社会保障目的税。此外，并非所有老年人都是社会弱者，不应把全体老年人当做社会弱者，用巨额的社会保障财政供起来，过度保护老年人。应为老年人营造创业及再就业的环境，使其发挥潜力，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三)适应人口减少社会的政策
1、制定男女就业平等政策，促进女性就业
1985年，日本政府制定《男女就业机会平等法》，第一次把女性看成与男性平等的劳动力，禁止就业上的歧视，此法成为女性劳动力政策的历史性转折点。很多女性倾向于育儿任务完成后再就业。为此，日本政府制定了《女性再就业制度》和《劳动省关于确保男女雇佣机会和待遇平等的法律》。具体内容为包括确保在就业方面男女机会和待遇平等、支援女性兼顾职业生活和家庭生活、制定时间制工作、提高女性地位、开发女性能力等。具体措施：(1)通过女性重返工作岗位计划，对女性进行普遍的技能训练，使女性可以寻找离家近的企业上班，让女性可以灵活地在企业之间流动，这样可以大大减少机会成本；(2)改变工资体系，采取同工同待遇，减少女性的收入损失；(3)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弹性，方便出入。另外，通过制定《劳动者派遣法》、《短时间劳动法》、《最低工资法》等，为女性再就业提供方便。
2、修改移民政策，吸收外国劳动力
2005年6月，法务省设立了“促进多文化共生社会研究会”，2006年3月总务省也召开了“多文化共生研究会”，提出不同国籍和民族的人在互相尊重对方文化的基础上，平等生活。过去，日本移民政策强调“同化”，而现在强调“共生”，并采取提供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措施保证外国人在日本就业及生活。“外国人才交流推进议员联盟”提议，今后50年内，日本应该向“多民族共存的国家”过渡，使移民人数达到日本总人口的10％，即1000万人左右。该机构还建议制定专门的移民法，以明确移民国家的理念，并设置移民厅负责相关事务。
3、实施《老年人就业稳定法》，促进老年人就业
2004年6月，日本政府重新修改《老年人就业稳定法》，实施继续雇用制度。《老年人就业稳定法》是日本应对老龄社会所制定的法律。《老年人就业稳定法》规定，所有企业都有义务雇用老年人。从2006年开始，企业要逐步提高退休年龄，到2013年，提高到65岁。企业可以从以下三种形式中任意选择一种：(1)废除退休制度，不以年龄为理由终止劳动合同；(2)逐步提高退休年龄，到2013年采用65岁退休制度；(3)采取“延长工作年限制度”以及“再就业制度”，确保65岁为止的雇用。实施《老年人就业稳定法》之后，到退休年龄后仍被继续雇用的人数，从2005年的12万人(48.4％)增加到2008年的31.6万人(73.3％)。《老年人就业稳定法》不仅有效保护了老年人的权益，也促进了老年人就业。
“适应人口减少社会政策”的关键在于充分利用老年人、女性及外国劳动力。日本政府为促进老年人及女性就业，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措施。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社会及企业雇佣意识尚未发生变化，老年人及女性只能从事短期劳动及临时劳动，无法获得长期稳定收入。特别是老年劳动力创新精神减弱，劳动生产效率不高，也影响再就业。而女性由于习惯在结婚后辞掉工作，很难对其实施有效的职业培训，无法挖掘女性劳动力的潜力。因此，日本单依靠自身的人力资源难以满足国内对劳动力的各种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