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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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经济危机范文第1篇

今年3月份以来，随着全球范围内金融危机的缓和，投资信心的复苏，美元作为“避险货币”地位下降，美元在此轮金融危机中走出的一波逆势反弹行情趋于终结，尤其是在10月6日，澳大利亚央行出人意料的加息之举，更让美元指数一度触及14个月以来的历史最低点。与此同时，诸如中国、韩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经济迅速复苏，资产市场频创。以美元计，自去年年底以来，印度股市上涨90％，中国内地股市则涨了60％左右，中国台北和中国香港的股市分别涨了70％和50％左右。

美元贬值的预期与新兴市场的经济表现，正在让国际资本重新流入这些国家。追踪全球总资产逾10万亿美元的美国基金研究机构EPFRl0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10月14日的当周，新兴市场股票激进单周流入资金达到40亿美元(而同期美国股市激进的资金流出量达到34.9亿美元)，创年内新高，而年内迄今为止这类激进累计吸收的资金流入则达到创纪录的457亿美元。此外，外汇储备的飙升也提供国际资本大量涌入的佐证。野村证券最新的报告显示，亚洲(除日本外)的外汇储备总额从3月份的3.3万亿美元上升至9月份的3.8万亿美元，增幅达到14.9％。当然，其中有部分是汇率估值效应所致，因为贸易加权美元汇率自3月份以来下跌了10％。但即使保守估计，亚洲的外汇储备中一半为非美元货币，多数亚洲国家的外汇储备自3月份以来的增幅也远超过了5％。

由于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大多奉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其本身的经常账户盈余业已十分庞大。目前，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正在给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造成真实而强烈的升值压力。摩根大通亚洲货币指数自3月31日以来上涨5.8％，今年第二、三季度创下11年以来最佳双季表现。根据彭博社调查34种货币的预估中值，韩元、台币、印尼盾、泰铢和印度盾名列明年12种表现最强的货币。

本币升值的压力和趋势已让亚洲各国央行焦灼不已，纷纷采取措施维稳汇率。10月11日，日本财务大臣藤井裕久表示，日本政府希望维持日元汇率稳定，并将采取措施实现这一目标。10月初，日元对美元汇率升至88比1，达到9个月来的最高水平。先于日本采取维稳措施，包括泰国、马来西亚等地的央行已经开始大举买入美元，平抑本币升值。10月12日，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发表声明表示，新加坡将维持目前的汇率政策不变，让新元保持“零升值”。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称，继上次检讨货币政策后，新元名义有效汇率在可波动范围的上方起落，主要原因是自今年第一季度后期以来美元疲软，以及区域内出现强劲的资产流入。实行管理下的汇率机制的中国香港也买入了美元。香港金管局于10月9日在外汇市场抛售了46.5亿港元，以捍卫港元联系汇率制度：截至10月3日香港金管局抛售的港元总额升至209.25亿港元。

而对中国而言，由于去年7月以来，中国实际上选择将人民币重新与美元挂钩，近几个月美元的“跌跌不休”之势，使得人民币相对于其他货币已大幅贬值。近段时间来，国际上对人民币汇率升值施压纷至沓来。早在G20集团9月在匹兹堡举行第三次金融峰会前，英国《金融时报》便率先“发难”，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需由人民币做起。此后，包括IMF，以及G7财长会议等，都纷纷对人民币升值进行施压。目前发达国家正在发起的针对中国的多起贸易摩擦，也被认为是对人民币施压的工具。

对于中国决策层而言，人民币是否应短期快速升值，需仔细权衡其利弊。2007年和2008年上半年，人民币一年半时间升值幅度达到了15％左右，结果既没有缓解贸易顺差这个外部失衡，反而又助推了国内的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这也说明，汇率并不是我国贸易顺差的“罪魁”，贸易顺差的根源仍在于当前全球经济的发展模式和国际产业分工的格局。

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亚洲央行大举干预外汇市场，以阻止本币兑美元升值，是因为他们担心本国在出口上输给中国。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尤其是对像马来西亚、菲律宾这样出口产品与“中国制造”存在较大重合的国家，但至少从目前来看，弱势人民币在亚洲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亚洲国家当前的关注点仍是美元，许多国家认为，美元――而非人民币――是本国对美贸易前景面临的直接威胁。二是由于中国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和经济迅速复苏，对亚洲国家有着强烈的“溢出效应”。无论是对于出口大宗商品的印尼，还是出口科技产品和资本品的台湾与韩国，中国因素无疑是其出口部门改善的～个重大推动力。

亚洲经济危机范文第2篇

关键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交易结算货币；国际金融主导国压力；社会资本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多边金融机构间的联动机制

DOI：10.13939/ki.zgsc.2015.31.030

2013年，首次在国际场合提出了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称AIIB）的倡议，随后获得众多亚洲区域内发展中国家乃至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的积极响应。目前，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遍布五大洲，涵盖了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的4个、西方七国集团（G7）中的4个、20国集团（G20）中的14个、欧盟28个国家中的14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4个成员国中的21个、金砖5国及东盟10国全部。作为真正由发展中国家发起、主导的政府间多边银行，AIIB的成功筹建、发展壮大对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一带一路”建设及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一、AIIB的筹建背景

近年来，亚洲经济总体发展较快，区域财经合作不断深入，但在发展中也面临着不少挑战，特别是区域内“一带一路”沿途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亟待完善，基建融资缺口巨大，目前以世界银行（下称WB）―亚洲开发银行（下称ADB）为主的多边融资供给体系远远满足不了这一需求，需要新的多边金融机构给予补充。

（一）基础设施建设构成“一带一路”亚洲区域内互联互通和经济一体化的重大短板，建设资金需求大

从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现状及融资需求看，区域内各经济体，特别是“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基础设施条件不均衡、交通通信电力等重点领域总体落后，从而构成区域内互联互通、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瓶颈，相关基建投资资金需求巨大。据ADB测算，2010―2020年，其32个成员所需基础设施投资达8.22万亿美元，年均投资需求逾8000亿美元。其中，68%是新增基础设施的投资，32%是维护或维修现有基础设施所需资金。

（二）现有的亚洲多边融资机构及制度安排难以将区域内存量资金转化为基建投资

从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供给看，区域内各国的国民储蓄率较高，目前已沉淀了约62万亿美元的私人资本，但基建投资额度大、期限长、风险高、收益水平低、不确定性强的特点决定了一般私人投资者的投资意愿不强，从而遏制了充裕的民间存量资本批量进入这一领域。同时，WB―ADB主导的亚洲多边融资支持体系更加关注扶贫领域，且每年百亿美元级的融资供给规模远远无法满足区域内千亿美元级的融资需求，急须其他官方支持的多边合作机制加以补充，以机构资金的投入撬动私人资本的投入，引导区域内过剩资本转化为基建投资。

（三）中国有资本、有实力且自身需要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及投融资领域发挥领头羊作用

一方面，中国现已拥有位列世界第一的外贸及外储规模、世界第二的经济规模、世界第三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同时在铁路、公路、机场、桥梁、隧道等工程施工能力、相关基建装备制造能力、投融资模式设计能力和经验突出，使中国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融资市场具备了“‘实体+金融’走出去”的底气和自信。

另一方面，在中国经济由超高速换挡至中高速的“新常态”下，经济转型升级加速，中低端制造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出现相当程度的产能过剩，客观上有向区域内其他国家转移过剩产能的需要。

（四）当前西方主导的国际金融机构体系不利于中国为亚洲基建及互联互通贡献更大力量

中国在美国主导的W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日本、美国双轮驱动的ADB中，话语权、决策权、投票权与自身在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额不匹配。以创建于1966年的ADB为例，拥有67个成员国，其中48个国家来自亚太地区，日本和美国作为该行前两大股东，分别持股15.7%和15.6%，行长位置由日本长期把持，日美两国共同主导着ADB的发展和运营。中国目前持股5.5%，在ADB的话语权、影响力、贡献度始终与自身经济实力严重不匹配。

二、AIIB的机构性质与宗旨定位

2015年5月20日―22日，AIIB第五次谈判代表会议在新加坡举行。57个意向创始成员国会后发表公报，宣布各方就《AIIB章程》文本达成一致，并于6月底在北京举行了签署仪式，正式公布了出资比例、投票权安排、治理结构、决策机制、高管设置等方案细则，AIIB拟于2015年年底正式运行。

（一）机构性质

AIIB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按照多边开发银行的模式和原则运作，重点支持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总部将设在中国首都北京。

AIIB作为一家新设立的多边开发银行，将与一般金融机构具有显著不同。

一是从股东构成看，股权持有者以国家为主，但也可能包括部分不具的经济区（例如中国台湾、中国香港）。

二是从资金来源看，以国家出资或者赠款及低成本发行国际债券融资为主，不吸收存款。

三是从经营目标看，不以利润最大化为主要目的，需要兼顾政策目标、社会发展目标。

四是从业务品种看，以贷款为主，同时包括少量的非贷款。

五是从收益分配看，不分配股息，其运营收益完全计入资本。

六是从监管安排看，资本充足率、流动性及业务运作不受巴塞尔协议监管。

七是从偿债安排看，在贷款中属于优先债权人，其偿还地位高于其他债权人，例如一般国家。

（二）资本金规模与股权、投票权分配

根据《筹建AIIB备忘录》，AIIB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目标为500亿美元左右。亚洲国家整体出资约占AIIB总股本约75%～80%，其他域外国家占比约为20%～25%。另据《筹建AIIB备忘录》，各意向创始成员将以GDP衡量的经济权重作为各国股份分配的基础。在现有57个成员国中，中国、印度、俄罗斯、德国、韩国、澳大利亚、法国、印度尼西亚、巴西、英国为前十大股东。其中，中国作为第一大股东，认缴297.804亿美元（占比30.34%）。欧洲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韩国等“发达国家集团”的合计出资额与中国的出资额相当。伴随新成员国的加入，现有成员国占股比例还将同比例稀释降低。资本金总额的近2%（20亿美元）未在创始成员国间分配，从而为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今后加入AIIB预留空间。

此外，各成员国投票权将与各自持股比例挂钩。中国虽然拥有最大的26.06%的投票权，但不会寻求类似美国在WB的“一票否决权”，以彰显平等、开放、包容、透明的多边金融合作理念。但从AIIB投票权结构来看，鉴于其重大决策需获得75%的“绝对多数”票才能通过，也就是说，作为该行最大股东的中国将可能有机会否决重大决策，足以阻止需要至少75%超级多数票才能通过的结构、成员、增资等重大事项。

（三）服务宗旨

AIIB的基本宗旨是通过支持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和其他生产性领域的投资，促进亚洲地区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合作。也就是说，AIIB的服务主区域是亚洲国家及地区，服务主领域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如果将来条件具备，AIIB也将探索适当服务域外业务、产业类项目。

（四）业务定位及模式

AIIB的业务定位为准商业性，初期将主要向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贷款，伴随业务拓展也将考虑设立信托基金。未来将针对不能提供信用担保的项目，积极引入PPP模式（直译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在我国官方文件译为“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五）组织治理架构

AIIB的治理结构包括理事会、董事会、管理层三层。理事会为银行的最高权力机构，根据AIIB章程授权董事会和管理层一定的权力。借鉴现有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的经验教训，在运行初期，AIIB很可能设立非常驻董事会，每年定期召开会议就重大政策进行决策。AIIB还将设立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以落实管理层的责任，并根据公开、包容、透明和择优的程序选聘行长和高层管理人员。

（六）创始成员国与普通会员国的差别

首先，在规则制定权方面有差别。创始成员国作为AIIB一般意义上的共同发起人和核心成员，出资多、占股多，有权制定章程，例如有权参与讨论及决定其他国家能否成为AIIB的普通会员国，普通成员国则只能遵守已有规则。

其次，在决策权上有差别。创始成员国持股比例往往较高，只要有能力基本无限制，而普通成员国在持股比例上有限制。

再次，在董事席位安排上有差别。董事席位只在创始成员国中产生，创始成员国还可能拥有一个永久的执行董事席位，而普通成员国不能享有董事席位。

最后，在“保留条款”规定上有差别。创始成员国有设立“保留条款”的权力，普通成员国则无法享有。

（七）与现有多边银行的关系

AIIB与WB、ADB为代表的、服务亚洲区域的现有多边开发银行总体上构成互补和合作的关系。

一方面，AIIB与WB、ADB在业务开展目标上具有一致性，都是着眼于促进区域发展、经济合作、民生改善。在AIIB建立初期，虽会对WB、ADB在亚洲的业务开展产生一定影响，但彼此间的目标一致性、业务互补性决定了未来合作将远大于竞争，且良性竞争将促进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整体改革，弥补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

另一方面，双方也存在着显著差别。

一是在控制权方面，WB、ADB大部分话语权掌握在美欧日少数发达国家手中，发展中国家的要求难以体现，AIIB则是由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发起并主导。

二是在业务直接侧重点方面，WB、ADB直接侧重于扶贫、减贫，AIIB则是直接专注于基础设施建设及互联互通。

三是在业务开展条件方面，WB、ADB往往针对贷款国要求较为苛刻的附加条款，而AIIB将按照准商业性原则开展业务，不会刻意附加令贷款国难堪的特别条款。未来，AIIB将与WB、ADB等密切合作，促进区域合作与伙伴关系，共同解决发展领域面临的挑战。

三、AIIB筹建的积极意义

AIIB筹建的积极意义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促进“一带一路”的构建

一方面，AIIB将通过促进“一带一路”沿途基础设施投资，激发沿途国家经济活力。另一方面，将助力中国与沿途国家互联互通建设，促使基础设施由海、陆、空领域向金融、网络信息等领域全面发展，从而丰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涵。

（二）优化成员国间资源配置

一方面，AIIB业务覆盖的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工业基础普遍薄弱，基础设施落后，需要借助外部资金实现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阶段，中低端制造业以及基础设施领域已出现相当程度的产能过剩，近年来中资企业“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AIIB的多边机制创新，有助于优化中国与域内国家间资源的配置，实现域内不同国家的优势互补和互利互惠。

（三）拉动相关国家经济增长

一方面，亚洲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完善将进一步加强彼此经贸合作，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交通设施的完善，将有助于区域内经济的发展，也为中资企业“走出去”、赴相关国家投资创造了机会。另一方面，随着亚洲各国双边及多边贸易与投资的不断发展，将带动金融、医疗卫生、教育等领域的合作发展，扩大能源、原材料、技术、设备等生产性消费的双边及多边需求。

（四）加速推动人民币走出去

AIIB的设立将加快人民币在区域内的自由流通，促进人民币由“周边化”向“区域化”的转变，在东亚地区率先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一方面，开设AIIB将加快人民币成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的进程。目前，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已在缅甸、越南、柬埔寨、新加坡等东盟国家迈出重要的一步，AIIB将进一步促进这一过程。另一方面，我国已与周边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或签署边贸本币支付结算协定、货币互换协议等，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马来西亚、韩国、日本、印尼、泰国、柬埔寨、澳大利亚等国家均有人民币的外汇储备。

（五）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一方面，AIIB主要由中国和其他亚洲发展中国家共同发起筹建并主导，伴随其规模扩大、作用凸显，将提升中国和其他亚洲发展中成员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加之AIIB将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国际主要结算货币篮子中终将首次出现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另一方面，以WB、ADB等为代表的国际多边开发银行体系虽然对援助发展中国家做出过巨大贡献，但其运营发展中也逐渐暴露出话语权被少数发达国家掌握、发展中国家诉求难以全面体现，以及运作效率低下、缺乏发展动力等问题，新设立的AIIB将在国际金融领域发挥“鲶鱼效应”，促进现有多边金融机构弥补不足、加速改革。

四、AIIB筹建及未来发展中的挑战

AIIB筹建及未来发展中的挑战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如何确定交易结算货币

以何种货币进行交易、结算将是AIIB在现阶段章程谈判过程中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从目前看，存在四种可能，即美元结算、人民币结算、AIIB币（货币篮子）结算、多币种混合方式结算。其中，以美元结算可能遭遇的阻力最小、最为方便、结算成本最低，目前大多数国际多边银行均选择以美元结算；以人民币结算较为敏感，在实际结算过程中不够方便、交易成本较高；设计一种AIIB的组合货币（货币篮子）则最具革命性、最能防范市场冲击，但协调和平衡成员国间利益的难度也最大；多币种混合方式结算随意性较强，实际操作难度也比较大。

人民币一旦成为AIIB主要交易结算货币，其走出去、区域化、国际化的步伐将显著加快，但这需要57个创始成员国多数份额票数批准，能否得到英德法意澳等西方国家及部分发展中大国的认同，尚存在极大不确定性。

（二）能否获得较高信用评级

由于AIIB无法吸收存款，主要以发债融资，能够取得较高信用评级（例如获得与中国信用评级AA-，甚至获得略高于中国信用评级的AA+），是其债券得到国际投资者认可、有效降低融资成本、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所在。

包括WB、ADB、北欧投资银行等在内的主要多边开发银行都得到了AAA最高信用评级。目前，包括标普、惠誉、穆迪在内的三家评级机构均开展了针对多边开发银行的超评级，三家机构在具体指标选择和比例确定上虽各不相同，但均主要包括内部财务状况（初步评级，类似于一般银行）和外部股东支持力度。

综合看来，AIIB获得较高信用评级具有实缴资本多、业务潜力大、大股东支持力度大等优势，但同时也存在一定劣势和不足。一是机构运营能否跟上现有机构水平尚待考验。AIIB尚未正式建立，同时没有运营经验，在内部评级中的运营能力、盈利能力以及风险管理水平将是弱势项目，评级机构可能担心AIIB没有持续运营多边开发机构的经验、项目、知识储备以及相应的体制机制。二是现有股东同时也是未来潜在的贷款国。目前有意参与AIIB筹建的国家以新兴国家为主，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发达国家较低，基础设施建设状况落后，未来需要AIIB资金的大力支持。现有评级方法认为，成员国同时是贷款国会降低多边开发银行的稳健性，当贷款人无力按时偿还贷款时，其对多边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也必然下降，因此将对AIIB的信用评级造成负面影响。

（三）国际金融主导国的压力

中国主导建立AIIB的举措，将会削弱美日两国在亚洲地区经济、金融领域的影响力，必然遭到两国的阻挠和压力。一方面，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处于世界金融中心地位，IMF和WB都由其主导。AIIB正式成立后，将成为不受美国操控的重要国际多边金融机构，使美国的国际金融霸主地位受到威胁。据彭博社2015年4月15日报道，美国前财长保尔森曾表示，AIIB的成立是个分水岭，标志着美国将失去在全球经济事务中的霸权地位。因此，自AIIB筹建伊始，便遭遇美国的强烈质疑与反对，甚至对其铁杆盟友英国作为首个西方大国加入AIIB意向创始成员国行列反应强烈。另一方面，主要由日本控制的ADB长期在亚洲金融领域占据重要地位，AIIB的设立势必降低其影响力，进而影响到日本在亚洲地区的话语权，这也是日本始终对AIIB秉承复杂态度的原因所在。

（四）经济不平衡及政治角力

亚洲区域内经济不平衡性及地缘政治摩擦、历史认知分歧、领土领海争议加大了AIIB业务开展的不确定性。一方面，亚洲幅员辽阔、国家众多，不同区域板块间、不同国家间的经济社会发展极具层次性、多样性。各国基础设施完善与否直接影响其经济的发展速度，基础设施发展的不平衡也体现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AIIB的资金投入会受各国的投票权影响，并影响到区域内资源的分配。另一方面，区域内存在局部政治动荡，部分国家间存在地缘政治冲突、历史认知分歧、领土领海争议，是影响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由于中国迅速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使得一些国家对中国主导下的AIIB心存疑虑与担忧，从而对AIIB运营及业务开展产生一定负面影响。

五、AIIB筹建及发展的对策建议

综上所述，对于AIIB筹建及发展提出以下七个对策。

（一）坚持高效率、高水平、开放性地推动筹建工作

AIIB作为由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新兴市场国家发起、主导创立的政府间、区域性多边开发银行，筹建及运营应力求高规格、高标准、高水平，特别是在管理架构、人员招聘、组织运营、开发评审等方面的制度设计或安排应符合多边金融机构国际运行惯例及标准，以彰显大国风范、国际视野、全球抱负，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思路基金、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组建树立标杆、赢得人气、开个好头。

（二）坚持主要服务于亚洲发展中国家基建改善，战略性扶持“一带一路”落后国家及地区

AIIB的建立初衷和宗旨是服务亚洲国家基础设施改善、推动各国间互联互通，进而平衡地区经济实力，带动较落后国家和地区发展，促进区域内共同繁荣。加快“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是AIIB启动的一个重要抓手。一方面，应建立不同的资金库，采取分级评估方式。根据资金来源划分用途，为基础设施落后国家的重要或紧急项目建立特殊资金库，以满足其发展需求。另一方面，应优先支持亚洲域内“一带一路”沿途落后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优选重点项目、倾斜信贷资源、加快评审发放，战略性地推动“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基建改善。

（三）调动社会资本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资金来源多元化

一方面，亚洲国家及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建设，形成政府、社会资本共同投入、互为支撑的良性格局。AIIB的建设既需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从机制上提供有力保障，也需要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激发社会资本活力，为区域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多资金支持。应积极探索推广PPP等模式创新，通过AIIB和所在国政府出资，与私营部门合理分担风险和回报，动员财富基金、养老金以及私营部门等更多社会资本投入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此外，未来还可以考虑与目前APEC财长会机制下相关成员经济体建立的PPP中心加强合作。

另一方面，AIIB的资金来源除了各国政府的股本投入外，需要建立常态的融资机制，包括探索其他资金来源，促进资金来源多元化，在国际市场上可采用借款、贷款、发行债券、建立基金等方式融资，从而提高其应对风险能力，并能在经济运行较差的情况下支持地区经济发展。

（四）借鉴吸收其他多边开发银行运营及发展经验，促进合作互补

AIIB作为新设机构，必须处理好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关系，积极借鉴吸收WB、ADB、泛美开发银行等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在治理结构、决策机制、融资筹资、项目运作、风险管理、信息披露及绩效评估等方面的成熟经验和完善机制，同时以市场化手段吸纳经验团队和专业人才，打造体制完善、运行顺畅、财务稳健、风控有力的整体运行机制。例如，聘请WB、ADB高级管理人员、局长、国别代表以及专业人才加盟到AIIB；再如，借鉴ADB模式，定位为区域性的国际金融组织，注重区域性和国际性相结合，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此外，AIIB与WB、ADB关系的背后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与美、日等现有金融强权大国的关系，应致力于形成相互补充、合作共赢的良性竞争格局，避免陷入亚洲地区金融主导权的“争夺战”。

（五）探索构建中国主导下多边金融机构间的联动机制

中国主导或参与的多边开发机构包括丝绸基金、AIIB及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等，以及其他的投资便利性安排，比如铁路基金、海洋合作基金等，AIIB及其相关的投融资机制需要明确与其他机构或机制的目标定位、区域定位和业务定位的差异，同时应统筹规划，建立硬件和软件“互联互通”的机制，提升AIIB在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的水平和效益，提高财务可持续性和机构可持续性，从而获得更实在的内部和外部“信用增级”。

（六）健全区域金融市场

亚洲国家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开放程度不一，在一定程度上将阻碍亚洲金融健康发展。对此，AIIB应通过债券发行、建设股份制银行以及一系列融入国际金融市场的手段和建立定期经验交流、信息沟通制度等方式，帮助亚洲地区金融市场发展较慢的国家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激发国内资金活力，开发私营部门潜力。

（七）加强体制机制创新

AIIB在充分发挥资本金、融资筹资以及缴纳资本等的优势之外，还应在资本结构、流动性安排、融资机制以及外部支持等进行全面的创新，建立一个比WB、ADB等更为完善、更具弹性的机制。比如，可以设立基础设施投资基金、绿色产业基金、新兴产业引导母基金、海洋发展基金等，促使AIIB融资更具市场化、多元化和国际化，资金使用更具专业化。同时，面对复杂的地区形势，AIIB应当专注于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合作共赢，通过制定公平合理的股份制度和决策机制，促使成员国间形成制约力，并保证每个成员国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

[1] 黄志勇，谭春枝，雷小华.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基本思路及对策建议[J].东南亚纵横，2013（10）.

[2]黄志勇，邝中，颜洁.亚洲开发银行的运行分析及其对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启示[J].东南亚纵横，2013（11）.

[3]盛思鑫，曹文炼.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地缘政治经济分析[J].全球化，2015（1）.

亚洲经济危机范文第3篇

【关键词】牙周病/分期 围绝经期 性激素 血清离子 骨代谢指标

中图分类号：R78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515（2011）7-048-03

Analysis of sexual hormone, correlated serum ion, and bone metabolism indicators in three-level periodontal disease women during perimenopausal period

Zhang Li Zhu Hao

（Department of Stomatology, General Hospital of Shenyang Military Area Command of Chinese PLA, Shenyang 110015, Liaoning Province,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sexual hormone, correlated serum ion, and bone metabolism indicators in three-level periodontal disease women during perimenopausal period. Methods A total of 84 women with periodontal disease at different perimenopausal periods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according to periodontal disease index (PDI), into periodontitis group (n=25, PDI 1-3), periodontal disease group (n=31, PDI 4-5), and advanced periodontal disease group (n=28, PDI 6-7). Meanwhile, another 27 healthy women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All cases in the four groups were accepted the tests of serum calcium (Ca2+), serum phosphorus (P), serum estrogen (E2), follicle stimulating hormone (FSH), bone gla protein (BGP), and alkaline phosphatase (AKP). Results The Ca2+ and E2 values in the three PDI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but the BGP and AKP values in the three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Key words】periodontal disease/level perimenopausal period sexual hormone; serum ion bone metabolism indicators

牙周病是由多种因素所致牙周支持组织发生进行性损害性疾病，临床上表现为牙槽骨破坏，普遍性骨丢失、骨吸收十分明显。该病已成为我国中老年人口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尤其在围绝经期女性中患病率很高。新近认为[1-3]，围绝经后妇女雌激素水平低下与牙齿脱落及牙槽骨萎缩发生有密切关系，国内涉及这方面的研究不多。我们观察了84例不同分期围绝经期牙周病妇女性激素、相关血清离子及骨代谢指标变化，并与同期在我院进行体检结论健康同龄女性比较，现报道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连续选择2010/01～2010/12前来我院口腔科门诊就诊的的围绝经期牙周病患者。纳入标准：①符合《牙周病学》(卫生部统编教材第4版)中关于牙周病诊断标准。②女性，且月经紊乱或自然停经24个月以上。③年龄在40岁～60岁之间。排除标准：① 近3个月内有急、慢性感染史。②正在使用性激素治疗者。③6个月内服用过影响骨代谢药物。本文实际入选围绝经期牙周病患者84例，年龄41～60岁。对照组来源于同期在我院进行体检结论健康女性，后者符合围绝经期牙周病组纳入标准的②、③及全部排除标准，对照组入选27例，年龄43～58岁。

1.2 方法

1.2.1 牙周病指数测定及分组标准 入选对象均进行了牙周病指数 (PDI)测定, 为了简化程序，仅选择6个代表性牙齿，即右上第一磨牙、左上中切牙和第一双尖牙、右下中切牙和第一双尖牙、左下第一磨牙。PDI包括龈炎、龈沟测量两部分。⑴牙龈状况：①无炎症用0表示。②轻至中等度龈炎，未波及牙齿各面用1表示。③轻至中等度龈炎，波及牙齿各面用2表示。④重度龈炎，合并明显红肿、出血及溃疡用3表示。⑵龈沟测量：用带刻度牙周探针测量牙齿颊面中央、近中颊角处龈沟深度，可先测龈缘到釉牙骨质界距离，然后测龈缘到沟底距离，后者减去前者即龈沟测量值。PDI值为龈沟测量值加上与牙龈状况值。按PDI进行分组：牙周炎组（25例，PDI 1～3）、牙周病组PDI值为4～5（31例）和晚期牙周病PDI值为6～7值（28例）。

1.2.2 血清雌激素、骨钙素和碱性磷酸酶浓度测定 入选患者于禁食12 h后各抽取静脉血4 mL，注入干燥管内，1 h内离心(4℃)，分离血清后-70℃保存待测。血清雌二醇(E2)、卵泡刺激素（FSH）和骨钙素(BGP)采用放免法测定，由相关公司提供专用放免药盒，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血清钙（Ca2+）、磷离子（P）和碱性磷酸酶(AKP) 浓度测定使用日本产OlympusAU-540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血液标本采集均在开始治疗前进行，对照组则在体检期间进行。

1.2.3 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 10.0分析软件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入选对象性激素、相关血清离子及骨代谢指标检测值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数据统计采用t检验，p＜0.05以上代表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4组对象一般临床情况比较 4组对象一般临床情况比较见表1，结果表明各组之间年龄、体质量指数、绝经时间和体脂含量百分比分布接近，具有可比性（P均>0.05）。

表1 4组对象一般临床情况比较（x±s）

2.2 4组对象外周血各类骨代谢指标比较 表2为4组对象外周血性激素及相关血清离子指标比较，结果表明各种分期牙周病组血清Ca2+和E2测定值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均0.05）；同时重度牙周病组的Ca2+和E2测定值也明显低于牙周炎组和牙周病组（P均

表2 4组对象外周血性激素及相关血清离子指标比较（x±s）

注：与对照组比较：aP

2.3 4组对象外周血各类骨代谢指标比较 表3为4组对象外周血各类骨代谢指标比较，结果表明各种分期的牙周病组的血清BGP和AKP浓度值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均

表3 4组对象外周血各类骨代谢指标比较（x±s）

注：与对照组比较：aP

3 讨论

牙周病是一种侵犯牙周组织的慢性破坏性病变，是导致我国成年人牙齿丧失及老年人全口缺牙的主要疾病之一，同时该病患者常常存在众多危险因素，局部刺激因素是其中之一，但全身状况因素也对牙周病的发生、进展起着至关重要作用。国内外学者[4-5]认为，中老年患者骨量减少和骨质疏松是引起牙周病的重要机制，也是其基础的病理改变之一。在围绝经期前后、自然绝经、人工绝经和过早绝经女性，由于雌激素浓度急剧下降，体内各器官系统功能均发生显著变化，绝经后雌激素分泌不足常导致她们出现面色潮红、盗汗、阴道干燥等症状和表现，同时增加了心血管疾病、骨质疏松症、老年痴呆及牙周病等患病危险。一般认为，人体骨骼系统（包括口腔牙齿和牙槽骨）在整个生命过程中都存在新陈代谢活性，分为骨形成、骨吸收和静止3个阶段，这些阶段构成了骨再建全过程。骨形成与骨吸收速率也是骨再建速率，常常被称为骨代谢标识，临床中通过骨钙素(BGP)和碱性磷酸酶(AKP)等指标来反映，包括有破骨细胞清除旧矿物质、成骨细胞形成类骨质、并进行矿化，因此骨代谢过程往往能反映破骨细胞与成骨细胞活动。一些动物实验[6-7]已间接证实了雌激素、相关血清离子及骨代谢指标与牙周组织间相关联系，雌激素缺乏后，牙龈上皮发生萎缩，牙槽骨量丢失明显，各类骨代谢指标活跃。本研究分别选择牙周病、晚期牙周病组和同期参加体检结论健康同龄女性（对照组）为观察对象，并以性激素（E2和FSH）、相关血清离子（Ca2+和P）及骨代谢指标（BGP和AKP)为观察手段，结果发现不同分期的血清Ca2+和E2测定值明显低于对照组，而血清BGP和AKP测定值均明显高于对照组，而重度牙周病组的Ca2+和E2测定值均明显低于牙周炎组和牙周病组，而血清BGP和AKP测定值均明显高于后两组。这些现象与国内外一些同类报道[8-10]结论接近。

总之，围绝经期牙周病妇女均有明确的外周血Ca2+和E2表达水平低下和各项骨代谢指标增加，并随着分期的差异而变化不一致，其中晚期牙周病患者上述改变更为显著，其详尽机制还有待进行更进一步研究。同时，这些指标也可做为反映围绝经期牙周病患者病情、疗效判断和复发监测的有效标识，可在临床中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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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nagaki K, Kurosu Y, Sakano M, et al.Oral osteoporosis: a review and its dental implications[J] .Clin Calcium. 2007 ,17(2):157-63.

[3] 魏海东.围绝经期妇女牙周病状况调查分析[J].中国现代医生，2010，48（17）：21-22.

[4]李丹，钟良军.雌激素与牙周炎和绝经后骨质疏松的研究进展 [J]. 牙体牙髓牙周病学杂志，2008，18（4）：237-9.

[5] Wang YL, Fei LS, Jin CX, Liu SY.Effect of estrogen-deficiency on expression of osteoprotegerin in alveolar bone: experiment with rats with periodontitis[J]. Zhonghua Yi Xue Za Zhi. 2008，88(24):1715-8.

[6]靳趁心，刘士有，王永兰，等. 雌激素缺乏对大鼠牙槽骨吸收影响的实验研究[J]. 现代口腔医学杂志，2006，20（4）:4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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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Karthik SJ, Arun KV, Sudarsan S, et al.Evaluation of estrogen receptor and circulating estradiol levels in pre- and postmenopausal women with periodontal disease. J Int Acad Periodontol. 2009 ,11(3):202-5.

亚洲经济危机范文第4篇

博鳌亚洲论坛成立于2001年，是由25个亚洲国家和澳大利亚共同发起组成的。博鳌亚洲论坛自成立起便被赋予：“增进亚洲跨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增强本地区私营团体的社会责任感；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强化商业团体在寻求增长和进步过程中的和谐共生关系，以实现本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使命。在2011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与会者指出：博鳌亚洲论坛在凝聚亚洲共识、传播亚洲声音、促进亚洲合作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理应成为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论坛之一。的确，经历了十年的融合与发展博鳌亚洲论坛带给亚洲的不仅是和谐共生中的区域共赢，更重要的是迅速提升了整个亚洲在世界经济贸易中的坚实地位。

区域合作　尽显本色

在博鳌亚洲论坛成立之前，与欧洲、北美区域内部有组织的经济结构相比，整个亚洲经济就像是“一盘散沙”。博鳌亚洲论坛的成立为亚洲经济的机制整合、区域合作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为亚洲的团结合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博鳌亚洲论坛使亚洲内部的区域合作、双收共赢由一种“创意”转变成为了一种现实。它成为了亚洲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一环，成为了世界经济社会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同时也成为了世界经济社会中一股不可逆转的浪潮。

博鳌亚洲论坛在成立初期并不算一体化程度较高的区域组织，但在这十年中整个亚洲经济却是朝着高度区域合作、和谐共生与双收共赢的方向发展的。如今博鳌亚洲论坛已成为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美国《财富》全球论坛并驾齐驱的世界三大非官方论坛机构，成为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最有力组织。

博鳌亚洲论坛的宗旨是达成区域合作实现共赢。博鳌亚洲论坛发展的十年，就是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与发展的十年。十年间亚洲区域经济联系的更加紧密，彼此间的交流与沟通大大增加，共同抵御风险的能力明显增强，在世界经济社会中的影响力已不容忽视。区域间的合作是一种双收共赢的关系，亚洲内部、亚洲与世界的经济合作为亚洲整体经济快速增长创造了条件，同时亚洲各国之间联系也日益紧密。在经历了印尼海啸、国际金融危机、汶川大地震等重大事件后，博鳌在亚洲所显现的作用日益突出。现如今博鳌亚洲论坛在汇聚亚洲各国力量、协调亚洲各国声音，带动整个亚洲携手并进、共度难关、共同发展等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危急时刻　共渡难关

早在1998年亚洲各国就已有了成立博鳌亚洲论坛的构想。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暴露了亚洲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裙带依附关系和自身内部不合理的经济结构等问题。这场经济危机使亚洲认识到：亚洲必须自救。只有通过相互合作、相互帮助、共同扶持才能找到发展的机遇，才能抵御外来的风险，将单一的声音汇聚传播到世界的舞台。

十余年后，全球又一次遭遇更大规模更具杀伤力的经济危机。此次经济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其后波及全球，作为“世界工厂”的亚洲也深受其害，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十年前因为经济危机亚洲自省成立了博鳌亚洲论坛，如今面临经济危机博鳌亚洲论坛应主动担负起其应尽的职责。

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导力之一，亚洲能否迅速摆脱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影响，关系到全球经济发展。经济危机所带来的诸如进出口数字持续下降、中小企业倒闭增多、失业率不断上升、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众多问题都已成为亚洲经济社会所必须面对的重大挑战。因此，博鳌亚洲论坛自然担负起加强亚洲各国合作共赢、谋求共同发展的重要使命。2009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会议目标为：集全球智慧对亚洲应对金融危机寻找对策，同时也是汇聚亚洲的力量为全球提供帮助。在平等、互惠、合作和共赢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共同抵御金融危机。

世界舞台　大放异彩

博鳌亚洲论坛对亚洲经济的影响是“天然”的，而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对于亚洲在世界经济社会中重要地位的建立与巩固却是有意而为之的。

亚洲经济危机范文第5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会计规范

20世纪以前，会计的发展基本上是处于一种无序的、自由放任的状态之中，会计准则还属于一种非正式规则。20世纪初，随着经济业务的复杂化，会计职业界首先感到了会计管制的必要性，人们开始要求使用统一的会计规范。1906年，针对当时铁路行业对重置会计的滥用，美国制定了赫本法案（Hepburn Act），授权州际商业委员会为铁道业制定一套统一的会计制度，铁路业成为最早受到会计管制的行业。1917年，美国公众会计师协会（AAPA，现已改为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发表了现代会计的第一份权威性指南《统一会计》（The Uniform Accounting），标志着人类开始通过会计规范对会计行为实行管制时代的到来。

一、美国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

1929爆发了波及世界的经济危机，1929年10月24日，美国股票市场大跌价。几周之内，纽约证券交易所所有股票下跌了50%，大约260亿美元失去了，大体相当美国在一次世界大战中支出的费用。通商，贸易流通中的交换手段被冻结，制造业的残骸到处都是，农民找不到产品的销售市场。成千上万的多年储蓄化为乌有。

1929年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空前的经济危机，松散的会计实务和对创造性会计的滥用被指责为市场崩溃和经济萧条的罪魁祸首。为了响应纽约证交所的要求在大萧条中逐渐恢复公众和投资者对证券市场公允性的信心，国会成立了SEC，它有权规定财务报告编制中会计处理方法，并确保上市公司遵循“一般公认会计准则”（GAAP）。这一机构先于确定GAAP的主体成员之前就开始运作，可以看到政府对规范会计准则的急切心情。随后，SEC着手组织会计职业界制定GAAP，投票决定了依靠民间机构会计原则委员会（APB）制定的制度，SEC希望能够通过对其施加压力来影响会计准则。

二、亚洲金融危机

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接着，11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008∶1。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于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1998年12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成员M.Zubaidur Rahman向该组织提交了一份名为《会计披露在东亚金融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应吸取的教训》的研究报告，分析了东亚金融危机的一般特征、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区域内国家会计和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会计审计准则质量较差、会计信息使用者忽视了引发金融危机的诸种要素，严重降低了公司和银行财务报告的透明度。会计在金融危机预警中应发挥的作用，提出各种有助于提高会计披露质量和透明度的建议：如风险集中与会计披露、衍生金融工具与会计披露、或有负债问题与会计披露等。2001年，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宣告成立，倡导在全球推出统一的会计标准，其制定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已在130多个国家得到应用。

三、美国次贷危机

次贷危机（subprime crisis）又称次级房贷危机，也译为次债危机。它是指一场发生在美国，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金融风暴。它致使全球主要金融市场出现流动性不足危机。美国“次贷危机”是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的。2007年8月开始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次贷危机目前已经成为国际上的一个热点问题。

在危机蔓延之初，会计准则一度成为千夫所指。首当其冲的就是公允价值条款。经济危机期间，欧美政治家、银行家们纷纷将矛头对准了按市价计算的公允价值会计准则，认为正是这种会计方法导致了危机的恶化。2008年12月30日，SEC向国会提交报告表示，公允价值条款不可废止，但应修改完善。随即，IASB计划推出与银行资产减记有关的减损支出披露准则，要求公司公布在不同减损模型下计算得出的公司资产价值有何不同。同时，IASB还拟于2009年开展对减损准则的全面修订，并有望在2009年内推出。

四、经济危机下对会计规范制定的反思

（一）需要客观看待会计规范在经济危机中的作用

不可否认的是，会计准则会对政府、投资人和债权人的决策产生影响，这些决策行为反过来又会影响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完全无偏的准则是不实际的，会计准则的改变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危机。”适时地调整准则可以在危机中提振市场信心，有助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当然，会计准则并不是导致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所以不可能靠它解决经济危机。正如80年代银行危机出现时，许多人认为这是70年代的会计准则15号公告的后遗症，它并未消除危机，只是延迟了危机。

（二）需要在危机中发现会计规范的缺陷

准则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危机使人们重新认识会计准则的局限性。如前所述，80年代的金融危机之后，公允价值被认为比历史成本更真实和迅速地反映金融机构财务状况。在这一轮次贷危机中，公允价值的缺陷暴露无疑。金融业的利润在经济形势好时，由公允价值计量的利润被高估，夸大了对经济的乐观预期;经济形势不好时，资产的市场定价往往被低估，以公允价值计量的盈余数据被低估，以公允价值计量反映的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不高，这误导了投资者，使他们对低迷的金融环境更加悲观。因而，公允价值会计只是通过财务报表提供公司各项资产要素的公允价值信息，而不是提供整个公司的公允价值信息，这意味着公允价值会计反映的公司价值也是相对的。

（三）需要构建更严密的会计概念框架

会计准则实质是为了保护投资人利益的，而在危机中准则制定机构的立场很可能屈从于政治需要。为了防止在危机中出现“救火式”的准则，需要构建一个严密的会计概念框架（Conceptual Framework，简称CF）并作为准则制定的理论基础，使具体的准则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有助于FASB更能体现公众利益。从理论上讲通过CF的研究，逐步确立了会计准则制定的科学化思想，并使现有的会计理论研究更加系统化，财务会计理论研究的内容也更加集中，这样也避免了在每次经济危机中，会计准则都成为危机“替罪羊”的尴尬局面，帮助会计准则赢得广泛的信任和权威。

参考文献

[1]亚洲金融危机的会计原因[J].

[2]黄平,简剑辉.经济危机与会计披露监管演进分析[J].财经论丛.

[3]王棣华,花婷婷.事件推动会计准则的完善[J].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