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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对策
流动人口问题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形成于我国城市的一个社会问题,当前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和市场对劳动力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随着人口大规模流动,流动人口以家庭形式进入大中城市的人数越来越多,与之相应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日趋突出。
1.流动人口子女失学现象严重
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有超过1.2亿的流动人口,他们占中国总人口的10%,有近2000多万随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这些孩子失学率高达9.3%,近半数适龄儿童不能正常入学。这些失学儿童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客观上不能上学;一种是主观上不愿上学。但无论如何,他们由于自身条件限制只能从事一些低级劳动,如,男孩多从事体力劳动,女孩则从事保姆、打工妹、服务员等低级职业。这实际上是把这些孩子推向了社会的最底层,使他们一生的发展都受到影响。
2.流动人口子女就学质量无法保证
在公立学校上学的农民工子女却往往不能得到和城里孩子同样的重视。他们的成绩大多未被纳入学校教学质量评估之中,许多教师把他们看成是可有可无的,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农民工子女并不受重视。因此,公立学校教学质量上的客观优势对于农民工子女而言被人为地削减了一部分,加上多数流动人口子女入学时的基础较差,农民工子女实际上很难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
3.就学后环境的适应问题
流动人口的子女能否入学是人们比较关注的问题。事实上,即使他们能够入学,问题也还没有完全解决,作为从乡村到城市的孩子,他们与原本就在城市出生和成长的孩子是不一样的。因此,他们会遭遇许多新问题。无论是进入城市正规小学学习的农村孩子还是进入私立学校学习的农村孩子,都面临很大的问题。
二、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成因
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看似一个教育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之前,先要弄清问题的症结所在。
1.户籍制度是流动人口子女无法正常接受教育的主要原因
由于各地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在不同地域生活和工作的人具有不同的生活质量和发展机会。目前,农民工子女上学遇到很大的障碍,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城市户口,于是流入地政府往往把这些孩子接受义务教育的责任推到他们户口所在地。如果户籍制度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这些孩子即使能够暂时在城市公立学校上学,但是在升学时还会遇到障碍,无法彻底摆脱“边缘人”的尴尬境地。
2.教育经费短缺是影响流动人口子女无法正常接受义务教育的又一重要因素
长期以来,教育经费不足是制约我国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虽然政府部门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不断增加教育投入,但是仍然无法兑现在教育投入方面做出的承诺。在资源严重短缺的情况下,教育系统之所以能够继续维持,在于从民间获得了一定的资源补偿。
3.接受教育的不公平
每个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这句话说起来显得很平等,但具体到实际生活中,每个人际遇可能却大不相同。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强,每年数亿流动人口大军身后就是成千上万流动的学龄儿童,他们随着父母成了流动大军殊的群体。由于目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实行的是“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即义务教育阶段费用主要由地方政府负担。流动儿童少年因为没有流入地的户口,无法享受由流入地政府财政负担的教育经费,而且流入地政府也没有落实外来人口子女教育的资金及任务。因此,对于流动儿童少年的入学问题,流入地政府总是以此为理由而拒不负担主要责任,造成流动子女入学难问题越来越严重。
三、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对策
1.必须加快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为流动人口子女上学扫清制度障碍
从根本上说,流动人口及其子女的上学问题是不合理的户籍制度及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当前必须立足于城乡统筹的原则,进一步完善现行的法律制度,消除对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歧视。建立城乡一体和公平的义务教育机制,为千千万万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创造条件。
2.取消一切不合理收费,加大政府教育拨款,提高教育的公平与效率
“借读费”“赞助费”以及其他不合理的收费一直是农民工反映强烈的问题。大批外地农民工进城农劳动,不仅为当地创造了财富,提供了税收,并推动了整个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他们有权享受当地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农民工在现实社会中仍然是城市的低收入阶层,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本应受到社会的关爱和扶助,享受基本的生活保障。而不应向这些社会弱势群体实行歧视性收费。因此,流入地政府必须制订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收费标准,减免有关费用,做到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
3.流入地政府应高度重视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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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动人口基本情况
根据调查统计,
截止2009年3月底,我市共有流动育龄人口44175人。其中:市区共有育龄流动人口4173人。流入育龄人口2766人,已婚育龄妇女1249人(其中外省流入779人,本区外县流入470人),重点管理对象934人;流出人口1407人;已婚育龄妇女571人(其中流到外省205人,流到本区外县366人),重点管理对象518
人。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没有形成有效的部门联动管理机制。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的有效办法是形成部门职能联动管理机制。目前我市在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中工商、公安、劳动、卫生等有关职能部门并没有在这方面形成合力。虽然市政府对有关部门在流动人口管理中明确了职责,但在实际操作中并没有严格执行和考核。有的部门基本没有把对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的职责当成自己的份内的事,而是当成了可有可无的事。对计生部门来讲,与有关部门是平级,督查力度不够,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作用不明显,齐抓共管的环节相当薄弱。
2、对房屋出租户不履行计划生育管理义务的处罚措施不得力。其原因:多年来,市区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过程中,始终要求村(居)委会与房屋出租户签订了计划生育合同,但基本起不到制约作用。主要表现在出租业主受经济利益驱动,不在房管部门办理相关手续,擅自出租房屋;有些承租人与出租业主私下商定,不进行申报。即便出现了问题,也没有处罚依据。
3、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经费缺乏。其原因:目前,五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将农民工管理等有关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支出范围有关问题的通知》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特别是乡镇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经费,没有纳入正常的财政预算支出范围,造成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经费严重不足,导致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薄弱,实行计划生育的流动育龄夫妻免费享受国家规定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和优惠政策落实率低。
4、管理服务力量严重不足。其原因:流动人口逐年增多,流动量大,分布广泛,管理成本高。根据宁人口组发[2008]2号《关于加快形成全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一盘棋”格局的意见》中明确规定,“乡(镇、街道)设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配备2名以上专(兼)职工作人员”,
但每个乡镇仍只有一名兼职管理人员,尤其是撤乡并镇后,管理的人多了,范围加大了,如金星镇、胜利镇和金积镇加上流动人口,人口总数均在4到6万人之间,社区又未配备专职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人员,力量严重不足,不能满足服务需要。
5、全国流动人口padis信息平台提交的部分信息不够准确,核查难度大。其原因:《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流动人口现居住地与户籍地之间要建立联系制度,及时互通已婚育龄妇女流动人口的避孕节育情况,或者督促已婚育龄妇女流动人口将避孕节育情况寄给户籍地”。我市虽然通过国家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交换平台进行信息交流,但在登记过程中,发现有相当一部分流动人口是不持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的“三无”人员,不愿意说详细地址、编造假地址,是造成流出、流入两地普遍存在着信息通报不及时、不连续,信息反馈率低,查无此人率高的主要问题之一,导致流动人口的生育信息难掌握,节育措施难落实。
三、建议与对策
1、必须加快形成综合治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一盘棋”格局。一是建立定期联席会议制度。建议市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协调解决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中的难点、热点问题。实行信息资源共享制度,公安部门定期向同级人口计生部门提供流动人口总数、流入已婚育龄妇女信息,劳动保障部门为人口计生部门提供流动人口就业信息,工商部门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宣传作为个体工商户培训工作的必备内容等。二是开展重点问题联手整治活动。计生部门每年利用公安部门整治租赁房屋、工商部门办(换)营业执照的有利机会,与公安部门、工商部门对流动人口联合登记、联合办公、联合验证,进一步摸清流入育龄妇女情况,做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基础工作。
2、政府出台房屋出租管理相关规定。一是流动人口无论走到哪里,首先要要有一个居住的场所,房屋出租人是最先得知流入人口的流入时间,最容易掌握其基本情况,因此,建议政府尽快出台房屋出租管理相关规定,明确出租房主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工作中的责任。二是坚持“谁主管、谁负责,谁用工、谁管理”的原则,增加物业公司的计划生育管理职能,把出租房业主吸纳为计生协会会员,充分发挥用工单位和出租私房房东的积极性,以便于管理。社区在辖区内建立由楼栋长、计生协会会员、社区志愿者为主体的信息员队伍,提供动态信息,确保计生工作在第一时间得到处理。
3、将乡镇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与管理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中央《决定》和国务院5号文件精神要求、自治区《关于加快形成全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一盘棋”格局的意见》中明确规定,“将流动人口纳入流入地人口总数,按照常住人口标准,把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与管理经费纳入各级财政正常的预算支出范围,实行专款专用。要在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费中划出一定的比例用于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和管理,以保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正常开展”。
【关键词】 流动人口;传染病;防控;影响因素;研究
近年来,改革开放政策不断发展和完善,公众的生活状态也发生了较大转变,务工形式呈多元化,流动人口不断增加,大批涌入经济发达地方或高铁等建筑工地,除推动本地的建设外,在传染病的防控方面也产生了较大的难度。因流动人口多在居住密集,健康、卫生意识淡薄,生活习惯、文化水平存有差异,免疫情况不一,法定传染病发病率逐年上升,使防控更具棘手性,甚至出现传染病暴发现象,对公众的生命健康造成了严重影响,积极采取有效的措施应对,是对流动人口传染病进行预防和控制的关键[1]。本次研究选择湖南新邵县区内流动人口,自2011年7月针对影响流动人口传染病防控的因素展开调查,并将相关资料回顾性分析如下,旨在为防控提供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湖南新邵县区内流动人口聚集地共4处,行现场调查工作,暂住地或标准工作单位流动人口至少在30人以上为聚集地选择标准,随机在各个聚集地对不同家庭的流动人口抽取20人行开展问卷调查,共选择80人,7岁以下小儿行免疫史调查,共40人。
1.2 方法 对流动人口的生活场所行现场观察,对流动人口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入户调查,对全区相关传染病疫情的资料进行查阅。调查问卷包括流动人口生活工作情况、流动人口聚集地的基本状况、医疗服务情况、疾病发病情况、儿童免疫规范接种疫苗的情况。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13.0统计学软件,计量资料行t检验,计数资料行X2检验,P
2 结 果
2.1 基本聚集地状况 本次调查共4处流动人口聚集地,流动人口共993人,
2.2 生活服务状况 聚集地多采用自来水,或井水与自来水的混合用水共3处,单纯采用井水1处。食堂共建2家。食堂无防蝇、防鼠、防尘等相关措施,卫生设施落活,无保洁餐具的相关设施。公共厕所共建3处,随地大小便现象存在的聚集地家庭1个,存在卫生死角2处。
2.3 健康状况 80人中,过去1年有感染性腹泻或感冒等疾病者32人,其中存在共用牙刷、水杯,生吃食品、喝生水、随地大小便宜等不良生活习惯30人,占93.8%。未患病组48人,存在不良习惯2人,占4.2%。两组不良生活习惯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 论
流动人口中,流行病学特点、人口学特点、社会学特点是对传染病防控工作造成影响的主要障碍。从制度方面分析,我国建国以来采取的户籍管理制度,其除个有登记的基本功能外,同时还为政府对公共资源的配置提供了数据支持,医疗卫生服务是依照户籍性质和数量实施配置的重要公共资源,未对流动人口的实际需要进行考虑,严重存在共求失衡[2]。
另外,政策也为主要影响因素,政策因素主要为:①管理职责和分工:流动人口在我国各个省市县中的直接管理权部门存在差异,包括卫生、工商、劳动、公安等,使管理部分职责不明,未尽到管理工作的职责[3]。②管理方式:以往对流动人口管理多采用简单收费的方式,基本对收费的权力在封闭的情况下运行,即使实际工作与居委会、街道等有关单位直接相关,但也较难在利益再分配当中参与,未完全调动社会管理的积极性。③卫生系统服务能力不足:卫生防疫机构、医疗机构对流动人口进行管理的防疫人员未足够编制,奖励制度不明,经费不足,使工作人员积极性不高。④政策不完善:传染病处理、报告,疫情记录,未对发病地卫生防疫机构的责任进行明确。⑤防控措施缺乏有效性:传染病患者中部分缺乏强制性管理措施,漏报或漏诊病情,使性病、肝炎在流动人口中占有较高发生比例。⑥城市管理:不能及时应用建设或规划的土地,通常造成土地临床开发集中带,有大量流动人口聚集,生活服务配套设施得不到完善,如垃圾收集场、厕所供给水等,使环境出现脏乱差,导致传染病的发生[4]。
同时,还存在一定的操作障碍,即卫生防疫机构在工作能力和技术水平上存在问题,对流动人口的防病工作造成严重影响,如技术装备水平不够,防疫人员高学历偏低,对疫情的报道不规范,使流动人口的管理和追踪无法开展,也是对传染病防控造成影响的主要因素。本组中7周岁以下儿童接种率为75%,流动人口流动性大,数量多,且素质存在差异,儿童预防接种和传染病管理方面存在难度,流动人口生活条件和经济条件通常较差,卫生保健意识和个人卫生习惯、就诊意识差,使管理造成一定难度[5-6]。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聚集地多采用自来水,或井水与自来水的混合用水共3处,单纯采用井水1处。食堂共建2家。食堂无防蝇、防鼠、防尘等相关措施,卫生设施落活,无保洁餐具的相关设施。公共厕所共建3处,随地大小便现象存在的聚集地家庭1个,存在卫生死角2处。政府部门需对聚集地卫生基本设施建设进行加强管理,改善流动人口卫生及居住条件,供应自来水,对无害化厕所进行修建,做好环境卫生的管理,各个部门需协调、联动的完成各个基本生活设施的评估、检查、验收,对不符合标准的要求停用和整改,对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进行维护。
本次健康状况80人中,过去1年有感染性腹泻或感冒等疾病者32人。其中存在共用牙刷、水杯,生吃食品、喝生水、随地大小便宜等生活习惯30人,占93.8%。未患病组48人,存在不良习惯2人,占4.2%。故不良生活习惯与疾病发生存在密切相关性。流动人口肠道传染病、呼吸道传染病不断发生和流行,病例或携带者因流动的频繁性和工作的不稳定性,加上未行全程的治疗,易造成疾病的蔓延和扩散。同时流动儿童接种率较低,为相关传染病的暴发流行埋下了隐患。
综上,需针对影响流动人口传染病防控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加强政符管理,职能部门责任划分,行健康、卫生知识宣教、改善卫生状况等,使流动人口传染病得到最大限度的控制,从根本上改善其生活质量,为公众的生命健康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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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议概览
近年来,伴随城市化进程的迅猛发展,人口与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前所未有。如此大规模的人口劳动力流动势必给社会经济带来重大而深刻的影响,也无疑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丰沃的土壤。与此同时,研究方法尤其是空间分析技术的发展与成熟更为相关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15年,关于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劳动力流动研究又有哪些新问题、新进展?“人口、劳动力流动与空间集聚”全国学术研讨会正是2015年这个节点上又一次承前启后的重要学术会议。同时,为搭建国内人口学期刊与出版互动交流平台,进一步发挥人口学期刊引领学术研究热点的作用,一年一度的人口学期刊交流会亦共同举办。
此次会议由中国人口学会人口学期刊与出版专业委员会、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和《人口与经济》编辑部联合主办,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大学创新管理研究中心承办,并于2015年10月10日在新疆大学召开。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20余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人口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中国人口出版社等期刊和出版单位代表近百余人出席了本次会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院长冯喜良教授担任大会主持,新疆大学副校长吴广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中国人口学会、中国劳动学会、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有关领导先后致辞。
二、会议内容
1.大会主题发言
大会设立主题发言和分会场讨论两个环节。主题发言环节中,《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主编赵善伦教授、云南大学杨先明教授以及山东师范大学李松玉教授先后主持会议。共有9位专家学者发言,他们围绕人口空间分布、劳动力流动与社会发展、城镇化、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与就业等几个问题展开论述。
南京大学陈友华教授在其“社会变迁、资源配置与人口空间再分布――现代性、城市化与城市病”的发言中强调:大城市化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城市化意味着人口高度集聚,但人口膨胀不是城市病的病因而仅仅是城市病的表象;中国城市病的根源在于市场与政府两股力量在资源配置中的错位,其病灶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且有其必然性;城市不是排外的,而应该共享与包容。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陈卫民教授分析了“人口流动对我国老龄化进程影响的地区差异”,认为:庞大的跨区域人口流动由于其主体的年龄选择性强及净流出地与净流入地相对集中的两大特点,使得各地城镇化的水平和各地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有较大差异。陈卫民教授利用数据重新测算了各省的人口老龄化率。兰州大学《西北人口》编辑部郭志仪教授和和西北民族大学马子量副教授共同作了题为“城市化发展中的产业升级:集聚推动、溢出效应与空间衰减――基于西北地区的空间计量”的演讲。他们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了西北地区主要的30个地级设市城市的城市化率(UR)对加权产业生产效率(PR)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城市化进程的深入对于城市产业升级有着明显正向的推动作用,而间接效应伴随着空间阈值的增大出现了阶段性的演变,城市间通过城市化发展对产业升级影响的进程中其扩散与集聚效应是并存的。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童玉芬教授探讨了“中国流动人口的选择:为何向‘北上广’集聚?”的问题。她从成本收益的微观视角出发,通过实证得出三点结论:①净收入及收入预期增加显著增加了流动人口选择北上广作为流入地的概率;②与传统观点相异,流动人口个体在流入地的总支出(即成本)并没有抑制流动人口流入北上广;③与其他流入地相比,较高的政府财政支出提高了流动人口选择北上广作为流入地的概率。新疆财经大学高志刚教授以“密度、距离、分割、政策与城市经济发展”为题,通过地级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着重探析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密度、距离、分割和政策四因素对城市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效用。云南大学罗淳教授在其“双重阻隔下边疆民族地区城镇化的非农化路径选择与动力培育”的发言中认为,不同特征的区域应当有其特色的城镇化路径。由于边疆城镇独特的基础支撑、先决条件和文化底蕴,其城镇化应该超越传统的工业化的非农化路径,应因地制宜,建设具有“乡土”气息的亲生态城镇和集简约与精巧为一体的边疆城镇。
新疆大学孙慧教授的汇报题目为“新疆就业现状、预测与政策建议”。她详析了新疆的就业现状、问题及原因,预测了“十三五”时期新疆的就业形式,并就促疆就业给出了对策建议。《中国少数民族人口》马正亮研究员在“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就业探讨”报告中分析了目前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业现状及存在的问题,针对流入地的融合问题,马正亮指出流入地政府应主动承担起长期管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义务。新疆财经大学段秀芳教授做了题为“新疆对哈萨克斯坦劳务输出影响因素及对策思考”的主题报告。报告考察了“一带”背景下新疆对哈萨克斯坦劳务输出的影响因素,并就扩大新疆对哈劳务输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2.专题讨论
会议分会场讨论环节由学术专题讨论和期刊交流会两个分会场的研讨组成。专题研讨的分会场又包含两个专题:“人口、劳动力流动与社会发展专题”和“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与分布专题”,分别由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原常务副所长、首席专家侯亚非教授和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系主任安尼瓦尔・聂吉木教授担任主持,10位来自各高校院所的专家进行专题汇报。
(1)人口、劳动力流动与社会发展专题。该专题学者们的发言题目主要围绕城镇化和城市功能区、人口流动等相关问题。王智勇副研究员的发言题目为“基于通勤距离的中国城市功能区研究”,基于经合组织(OECD)“城市功能区”(Functional Urban Area, FUA)的概念,他将全国重新划分为376个城市功能区。并提出按照这一标准测量的中国城市化水平约为61.38%,与国际相比,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具有相当水准。马小红副教授在其“京津冀协同发展视阈下的三地流动人口”的发言中,就三地流动人口的规模和结构变化及趋势进行分析并作出预判――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不会终结流动人口向北京流入和聚集。
(2)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与分布专题。该专题学者们的发言题目主要围绕少数民族人口与城市空间分布、人口流动、人口与政策、族群居住人口分布、劳动力就业等相关问题。雷军副研究员在其“乌鲁木齐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研究”的发言中介绍了他运用因子生态分析法对乌鲁木齐进行社会区域分析并探究城市社会空间形成机制。马晓钰教授在其“新疆分区域人口与经济发展状况及区域生育政策调整探析”的报告中,总结了新疆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现状,揭示了新疆潜在的人口问题,认为:北疆地区人口发展状况与全国较为同步,人口政策的调整适应全国的步伐,而新疆生育政策调整的难点和重点则在南疆。晏月平副教授作了题为“少数民族人口再分布与迁移特征分析”的演讲,报告分析了少数民族人口的地理分布、再分布及人口迁移现状,认为少数民族人口迁移流动相对较低、分布相对凝固化,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社会促进对策。王玉峰副教授的汇报题目是“新疆民族地区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培训问题分析”,他从人力资源开发与培训的专业视角总结了当前新疆民族地区的转移劳动力培训所存在的问题,并结合新疆的实际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李松副教授在其“城镇化背景下多民族集聚城市居住人口分异测度、动力机制及优化模式分析――以乌鲁木齐市为例”的演讲中详析了各“族群”居住格局的现状并提出应该以居住融合、文化融合与经济融合为重点,加快推进新疆乌鲁木齐“嵌入式居住模式”的观点。于海凤讲师以“南疆少数民族群众赴内地务工经商问题及对策研究”为题,总结了目前南疆少数民族群众赴内地务工经商问题,包括:出不去、时间短、适应慢以及难管理四大方面,并就以上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3.期刊交流会
与专题分会场同时进行的期刊交流分会场召开的是2015年中国人口学会人口学期刊与出版专业委员会年会。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国家重点学科负责人、《人口与经济》编委会副主任、博士生导师杨河清教授和南京邮电大学期刊社社长、《人口与社会》主编潘金洪教授共同主持。
中国人口出版社姚宗桥社长在其“学术出版的规范”的发言中,从基本要求、意义和类型方面分别对学术研究成果出版的规范化进行了详细介绍,并提出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包括:数据和观点的重复发表、分割发表、剽窃、自我剽窃、作者的荣誉、作者身份确定、署名顺序、作者对出版发表稿件具有版权、题名、摘要等。《劳动经济评论》主编罗润东教授以“中国经济学研究动态报告”为题,介绍了CiteSpace软件在经济学各学科文献计量中的应用。他以2000-2012年间CNKI数据库的经济学文献为研究对象,通过共词分析、聚类分析、战略坐标分析、可视化分析等方法,揭示了经济学各学科的研究现状、热点和动态趋势,并总结了经济学各领域的主要研究机构、高产作者、主要期刊分布等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