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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既是改革,也是开放。国际形势与我国比较优势的新变化,对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迫切要求。只有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才能打造对外开放升级版,同时倒逼国内经济体制改革,释放改革红利。
涉外经济体制存在的三个问题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对外开放全面推进,涉外经济体制开放取得巨大进展。但是,我国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处于深度转型调整时期,现行涉外经济体制越来越难以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
首先,现行涉外经济体制不能适应提升我国国际分工地位的要求。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地位,是我国比较优势变化的必然要求,但是,现行涉外经济体制尚不适应这种新要求,既不利于引进高端产业活动、高级生产要素,也不适应企业“走出去”整合外部资源,使我国难以充分利用新的战略机遇期。
其次,现行涉外经济体制不能适应我国优化产业结构的要求。服务业开放不足,管制过度,限制了服务业的发展。税收、通关等政策限制了我国吸引高端制造、地区总部等活动,不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第三,现行涉外经济体制不能适应我国应对国际环境新变化的要求。我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现行涉外体制缺乏与国内体制的联动,部门协调不力,不利于增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机制的能力,不利于提升我国对国际规则的影响力,也不利于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
未来10年,力争在技术密集度和附加值更高的产品和服务上形成新的国际竞争力
过去30多年,我国充分利用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跨境转移机遇,快速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不仅迅速崛起成为世界贸易大国,而且成功地消除了制约我国工业化的“外汇缺口”,有力地推进了工业化进程。
我国的比较优势正在从人口“数量红利”向“质量红利”转换,巨大的本土市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齐全的产业配套,成为吸引高端产业活动与生产要素的新因素。国际金融危机为我国企业提供了在发达经济体开展低成本并购以获取先进技术、国际品牌和销售渠道的难得机遇。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使我国从以往的“扩张型”战略机遇期跨入了“升级型”战略机遇期。
转变发展方式与和平发展,要求未来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目标从“出口创汇”转向“价值链升级”,战略重点从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金融和规则制定领域拓展,战略内容从“引进来”为主转向“双向”开放。
涉外经济体制必须适应开放战略的新要求。要保证对外开放新战略的顺利实施,必须启动新一轮的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才能实现我国在全球生产价值链的提升,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未来10年涉外经济领域改革的目标,就是大力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改善外部经贸环境,充分利用国际环境提供的新机遇,形成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提升我国国际分工地位,促进国内发展方式的转变。
具体而言,就是通过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力争在未来10年中,令我国在技术密集度和附加值更高的产品和服务上形成新的国际竞争力。具体的途径包括:引进更先进的生产要素和产业活动、促进对外投资、打造世界级的跨国公司、开拓高附加价值市场、保障资源能源供给安全、营造更好的外部经贸环境(包括规则环境)等。
涉外经济领域改革的四大重点
在涉外经济领域改革方面,首先要打造对高端产业与生产要素具有较强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一是扩大和深化服务业对外开放,倒逼国内体制改革。在160个服务部门中,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承诺开放的部门为100个左右,但不附加条件完全开放的部门不到30个。要推动服务业大发展和转型升级,对内要放松规制,对外要扩大开放。未来重点要推动能源、电信、金融等基础行业和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体育等领域开放,引入新的理念、机制和商业模式,推动国内相关体制改革,增强我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是大力改善投资软环境。增强政策的稳定性、透明度、可预见性;改革外资审批体制,建立高效的外商投资准入管理体制,开展准入前国民待遇与“非禁即入”(负面清单)的试点,为实现内外资准入制度的统一创造条件;统一内外资法律,强化法律法规的一致执行,形成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
三是着力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打造新的开放平台。
在涉外经济领域改革方面,另一个重点是加快对外投资体制改革。一是改革对外投资的审批体制,提高审批效率,为取消对外投资审批奠定基础。二是加强对外投资保护,保障海外利益,避免重复征税。三是改善企业对外投资服务,加强对外投资信息、法律、融资、保险等服务。四是以放开跨境投资管制为突破口,加快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涉外经济领域改革的第三个重点是推进外贸体制改革。一是完善出口退税制度,改变现行的对本土上游产品歧视性的出口退税制度。改革不合理的由地方分担部分出口退税的规定,由中央财政统一负担出口退税。二是开展创新海关特殊监管区政策与监管模式改革试点,打造国际研发、国际制造、国际贸易、国际物流、国际结算和国际维修中心等“六大中心”。三是继续深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改革。四是开展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不同监管部门联合查验,降低收费,提升通关效率,降低贸易成本。五是以暂定税率方式,推行结构性降低关税。目前我国的关税结构与水平是在加入WTO时谈判而定,不能反映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状况,降低关税水平的空间较大。六是结合垄断性行业改革,在存在进口特许权领域放松进口权管制,引入更多竞争。七是以中日韩自贸区和地区全面伙伴关系(RCEP)为重点,谈判建立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区,推动国内相关体制的全面改革。
最后,在涉外经济领域改革方面,还应加快对外谈判体制改革,提高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能力。
一是改进涉外经济贸易政策决策协调机制,改革现行具有“一票否决权”特点的部门会签制度,实行牵头部门负责制。二是加快改革自由贸易区谈判机制,打破既得利益阻碍,完善产业救济机制。三是改革涉外人事制度,在我国政府机构与国际组织间建立人才双向流动的机制,鼓励中国公民进入国际组织,增强我国在国际组织的影响力。四是建立智库参与涉外经济决策的机制,增强我国在国际经济治理机制中的倡议能力。五是完善应对贸易投资摩擦机制。
自贸区试点是涉外经济体制改革的首要突破口
一、水管单位会计制度的发展演变
改革开放三十年,是我国经济体制发生根本性变革时期,也是我国会计制度大变革、大发展的三十年。水管单位会计制度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建国初期至1980年,按照计划经济体制要求,我国基本建立了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要求相适应的会计制度体系。水利事业单位在这一时期实行的是“统收统支”、“收支两条线”的机关事业单位预算会计制度,单位收入上缴,支出由财政拨给。这一会计模式为加强水利经济计划管理,促进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以下简称水管单位)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人、财、物消耗发挥了积极作用。
1980年起,国家财政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务管理机制,事业单位逐步从行政单位中剥离出来,实行“全额、差额、自收自支”三种预算管理方式。1981年,为适应新的经济形势,财政部、水利部颁布实施了《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会计制度》,对水利行业会计制度进行了一次积极探索。
1992年,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战略目标,随后进行会计法修订和“两则两制”改革。为适应会计改革要求,1994年财政部、水利部又颁布了《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会计制度(暂行)》,为市场经济体制下水管单位会计制度的构建和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尝试,使水管单位会计制度进入日臻完善、不断发展的历史时期。
1996年后,国家预算管理改为“核定收支、定额定项补助、超支不补、结余留用”形式。特别是从2000年开始,国家按照“公共财政”框架体系,实行部门细化预算管理,制定了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等措施,不断加大财政管理力度。在此时期,水管单位会计制度没有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及时修订,许多方面出现与实际情况不相符的问题。
二、水管单位会计制度的发展特点
回顾其发展历程,水管单位会计制度与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统一会计制度改革紧密联系,主要有如下重要特点。
1、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而推行水管单位会计制度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分步骤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了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国家统一会计制度适时进行相应改革,逐步与市场经济接轨。水管单位会计制度也随之进行一系列改革,既适应了水管单位经济体制改革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水管单位经济体制改革进程。
2、为适应行政体制改革而推行水管单位会计制度改革
1980年以前,水管单位大部分属行政单位,之后从行政单位中剥离出来成为事业单位,从2000年开始又细分为公益性、准公益性、企业三种类型,水管单位会计制度先后采取报账制、收付实现制、定额补助、部门预算和《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会计制度(暂行)》等形式,逐渐推行水管单位的行政体制改革。
3、逐步实现与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协调发展
在水管单位会计制度发展过程中,始终以国家统一会计制度为基础,并结合水管单位实际情况,考虑水利工程特有业务,设置特定会计科目和报表体系,规范具体会计处理方法,逐步实现与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接轨和协调发展。
三、现行水管单位会计制度面临的困难
水管单位会计制度在促进水管单位经济发展,保障水管单位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国家宏观政策不断变化,市场经济不断向前发展,水管单位会计制度也面临许多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水管单位会计制度不适应当前发展要求
(1)不适应水管单位多元化发展。随着水管单位体制改革逐步深入和市场机制日益形成,企事业单位并存,多元化经营成为必然趋势和战略选择。多元化经营涉及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经营业务,对水管单位会计制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现行水管单位会计制度难以适应多元化经营核算管理现状。
(2)不利于行业会计信息比较和分析。现行水管单位会计制度,由于很长时间没有修订,许多会计要素没有进一步规范,不同类型水管单位进行会计处理依据的原则、程序、方法各不相同,得出的数据核算口经也不一致,会计信息在水管单位之间会失去可比性,不便于水利业的分析和研究,很难把握资金的合理流向和资源的优化配置。
(3)不便于国家宏观管理和监督。财政、审计、税务、水管行政主管等部门,对水管单位实施有效财务监督的主要依据是财务会计信息,不同类型水管单位从自身角度考虑,选择执行会计制度,报送的财务会计信息在格式、内容等方面不符合管理部门要求,从而加大了财务监督难度,影响了财务监督效率。
2、水管单位会计制度内容构成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
完整性和系统性是现代会计制度应具备的基本特征,然而我国现行水管单位会计制度涉及内容基本上为常规会计事项,在构成上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缺少现行会计准则的具体规范。近年来,随着会计领域的改革开放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的建立,一些新的会计核算方法,如生物资产、投资性房地产、金融资产等早已为人们所熟悉,在实际中被广泛应用,但是我国现行水管单位会计制度尚无具体规范,内容不完整,水管单位会计人员在处理此类业务时经常力不从心。
(2)缺乏健全完善的内部核算制度。完善的会计核算体系不仅包括国家统一会计规范,而且还包括企业根据经营特点、管理要求制定的内部核算制度和办法。然而,目前许多水管单位只执行国家统一层次的会计规范,没有制定完善的内部核算制度与办法,导致水管单位内部核算制度不健全,出现单位成本不实、账目不清、数据不真等问题。
3、水管单位会计制度具体规范不符合现行需要
《企业会计准则》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会计改革迈出了关键一步,作为企业化管理的水管单位应逐步按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核算,保证核算的准确性和信息的可比性。现行水管单位会计制度与企业会计准则相比较,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会计要素反映不全面。水管单位有很大一部分生物资产和投资性房地产,如经济林、鱼产品,出租门店等,现行水管单位会计制度无法计量,而《企业会计准则》却给出了规范的处理方法,水管单位会计制度应将其纳入进来,按规定进行核算,可以保证资产计价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2)会计信息反映不真实。在水管单位固定资产中,水工建筑物比重较大,只要加强日常养护,使用年限会很长,许多单位在计算折旧时随意选择折旧年限,导致折旧费用核算标准不一致,影响了会计利润的准确性。应收账款中的灌溉水费、排涝水费,由于农村税费改革及乡镇行政体制改革的影响,基本上形成呆账,无法收回,应计提坏账损失。但由于水管单位账面累计亏损巨大,大部分单位没有计提坏账损失,成本核算不准确,虚列资产,致使会计信息不真实。
(3)会计报告编制不规范。水管单位的财务报告是依据现行水管单位的会计制度编制,大部分是水利部门特有报表,报表项目和财务指标设计具有浓厚水利行业特色,与国家统一会计报告规范有很大差异,不能及时满足财政部门、税务部门及其他部门的信息需求,实现财务信息共享困难。
(4)报表简单汇总不合理。近年来经过单位体制改革,水管单位类型较多,所属单位构成复杂,现行水管单位会计制度只要求将财务报表简单汇总,没有要求编制合并会计报表,导致会计信息重复,虚增资产和成本,不能真实反映单位资产和负债情况。
4、水管单位会计制度严肃性受到损害
水管单位会计制度作为指导水管单位会计处理的规范,具有强制性和严肃性,各单位均应自觉按规定进行核算和报告。但在执行过程中,水管单位会计制度严肃性受到损害的现象时有发生,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1)执行不力,擅自“各取所需”。一些单位为了自身局部利益在会计处理上“各取所需”,会计人员置水管单位会计制度规定于不顾,完全按领导意图进行会计处理,导致核算不实、数据不真。
(2)执法不严,纵容违规违纪。一些单位虽然在财务检查或审计中查出不少问题,但在处理上大多是“限期纠正”、“下不为例”,对负责人从轻处理或不予处理,纵容违规违纪行为,致使一些单位违规行为屡查屡犯,屡禁不止。
四、完善水管单位会计制度的对策
1、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完善水管单位会计制度
(1)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会计核算体系。适时改革原有水管单位会计制度,简化会计处理程序和处理方法,满足水利行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计核算需要,使水管单位经营业务按统一规定进行会计处理,提高财务会计信息的综合程度和可比性。
(2)制定和完善特殊业务的会计处理规范。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水管单位在接受国家宏观管理的同时,将更多参与到市场竞争中来,对水管单位具有特殊性质资产、经济业务的确认和计价等特点,要制定具体的会计处理规范。
2、按“横向纵向统一”原则构建水管单位会计制度
水管单位会计制度在会计确认、计量和列报上要符合国家统一会计制度规定,做到横向与法规统一,不能脱离相关法规要求自定会计处理方法。水管单位会计制度尽量做到行业科学化、统一化,充分体现水管单位特点,做到纵向与行业统一,使水管单位会计信息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比性。
3、按水管单位性质分门别类实行不同会计制度
公益性水管单位,如果财政管理实行“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应按财政部门规定实行预算会计制度;准公益性水管单位,应尽量将公益性、经营性活动分开,分别执行水管单位会计制度和企业会计准则,做到分设账簿、分别核算,使两种经营活动的会计信息得到真实反映;企业化水管单位,应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真实、准确核算水管单位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为增强其市场竞争能力提供有益的财务会计信息。
4、强化水管单位会计制度约束和监督机制
中国改革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每迈出一步都要经历无数曲折。目前的中国改革已经从“摸着石头过河”到了改革的深水区,即改革的攻坚克难阶段,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尤显着急。
新征程:改革大幕已经拉开
Q:中国改革开放肇始于1978年底,此后每逢双数届的三中全会都是以改革为主题做出决定。如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那么,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同上述三次相比较,有哪些重要特点呢?
A:在我看来,至少有四个特点:
第一,范围不同。以往三次都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内容涉及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体制、建立或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而这次《决定》的范围扩大到了整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改革范围的变化,反映了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需要从主要推进经济改革扩展到全面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体制的改革,唯如此我们才能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五位一体或六位一体改革(即加上党建制度改革)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我们看到,十以来,由于严格实行八项规定、反对、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等政治体制和党建制度改革,政府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等各个领域的改革,逐步使全面深化改革成为一股滚滚洪流、势不可当。
第二,紧贴现实紧迫的经济问题,亮点纷呈。虽然2003年中央已做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但是由于此后落实情况不是很好,加上几年的大干快上以及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反应有点过度,实行4万亿元投资刺激计划,使国民经济原本已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更加突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转型,显得更加刻不容缓,而这又主要靠深化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长期积累的难题。《决定》针对当前经济生活中突出的矛盾和问题,明确提出,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为此,《决定》提出许多大胆而又必要的市场化改革主张和举措,在经济领域就有: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主要以管资本为主、明确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探索实行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加快建设自由贸易区、进一步放开现代服务业和一般制造业等等,可谓亮点纷呈。
第三,改革举措具体明确,更加注重各个领域改革举措的落实。这次《决定》从起草文件一开始就要求按照改革总目标要求,滚动统计提出了多少个改革举措以及这些改革举措的落实单位和时间表,最后形成16个方面、60项改革和360个改革举措,并且强调抓紧落实。《决定》从2013年4月起草开始,中央一直大力宣传十精神,广泛凝聚改革共识。《决定》起草过程中政府就在抓改革举措的落实,如国务院从2013年4月起分4次取消和下放约400个审批事项,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试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推进利率市场化,大力推进反腐败斗争等等。《决定》通过后,改革更是全面提速和密集出台。有人粗略统计,从《决定》通过到2014年3月初两会召开,仅仅3个多月时间,60项改革已启动实施的已过半数。这种情况,同十前10年改革处于半停滞状态形成鲜明的对照。
第四,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为强有力推进改革的最高层次的组织保障。《决定》提出:“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这是《决定》的一个最大亮点,是落实《决定》的最根本的保证。回想2005年和2006年,曾经有专家向中央建议,为避免改革方案受到既得利益群体的左右,克服既得利益群体对改革的阻挠和反抗,需要恢复改革初期建立的体改委或体改办,或在国务院成立改革的领导和协调机构。这些建议当时未被采纳。而现在成立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大大超出了当年专家的建议和期望,是层次更高、更加权威的机构。
不仅如此,我们还欣喜地看到,在《决定》做出后两个月,2014年1月22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小组就成立并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亲自担任组长,会议审议和通过了领导小组和6个专项小组以及中央改革办的工作规则和工作细则等,进一步吹响了改革的号角。接着,2014年2月28日,又主持召开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2014年工作要点》、《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立法工作方面要求和任务的研究意见》、《关于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重大改革的汇报》等。看来,人们期待的改革大幕已经拉开了。
忆改革头25年峥嵘岁月
Q: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5年历史,我们看到,头25年各方面改革蓬勃开展,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启到2002年,有几次突破性的改革令人印象深刻?
A:在此我择其重点,简要谈一下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几次重大改革举措:
第一,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由于实行“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农民开始有了生产经营自,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加上1979年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平均提高25%多),刺激农产品迅速增长、农民收入迅速增加,改革收到立竿见影的成效。按可比价格计算,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985年比1978年增长61.6%,年均增速达7.1%,大大高于一般年均2%~3%的增速。
第二,20世纪80年代放开农副产品、工业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价格。其结果是,放到哪里活到哪里,只要放开哪种商品的价格,哪种商品就会像泉水般涌流出来,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都看见了市场的“魔力”。市场机制的流程一般是:放开价格―价格上涨―刺激增产―增加供给―价格稳定甚至下跌―供给稳定或减少―价格上涨,如此循环往复,促进市场繁荣发展。价格改革使困扰中国人民几十年的商品供应短缺紧张、凭票排队购买、生活十分不便的局面很快得到根本性改变。到20世纪末,中国已实现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历史性转变,市场林立,各种商品丰富多彩,琳琅满目。
第三,20世纪80年代起,公有制一统天下局面被打破,个体私营经济开始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1992年以后发展迅速,这一在原有体制外的增量改革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完善起着重要的作用。现在,个体私营等非公经济对GDP(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已超过60%,对国家税收的贡献已超过70%,对就业岗位的贡献已超过80%,对促进经济增长、活跃经济生活、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需要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四,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市场化改革在经济各领域大步推进。下面五点突破尤其值得重点强调。一是明确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1993~1995年,私营经济户数增幅均高达50%以上,1996~2002年年增幅也达15%以上。二是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再沿用落后的承包制,国有大中型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迅速展开。三是用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分税制代替原来的地方财政包干制,使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稳定地提高到占50%以上,从而增强了中央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四是市场逐步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到2000年底,中国绝大多数产品和服务价格已放开由市场调节,生产要素价格已走上市场化改革进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已初步建立,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一般估计已达70%多,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起来。五是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已从直接管理转变为以间接管理为主。通过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中国政府已做到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实施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健康运行。
第五,1998年起国有企业三年脱困,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走上公司制股份制道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大量国有企业由于机制缺陷,不能适应市场而陷入困境。1997年提出帮助国有企业脱困的任务,其目标是:1998年起,用3年左右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20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到2000年底,这一目标已基本实现。1997年底,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为16874户,其中亏损的为6599户,占39.1%;到2000年,亏损户减为1800户,减少近3/4。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三年脱困,用去银行呆坏账准备金1 500亿元以上,技改贴息200亿元,债转股金额4050亿元。政府在帮助国有大中型企业脱困的同时,进行了现代企业制度试点,逐步推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努力使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改革使国有企业逐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1997年,国有企业利润总额为800亿元,而到2003年国资委成立时,已达4852亿元。与此同时,国有经济布局调整也取得进展。1998年,国有工商企业有23.8万户,而到2003年,已减少到14.6万户。
第六,2001年11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重大举动,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加入世贸组织,表明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做出这一决策,是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最耀眼的历史功绩。在入世谈判过程中,许多人忧心忡忡,认为入世会影响国家经济安全,许多产业包括金融业、商业、农业、信息业等会受到很大冲击,弊大于利,至少短期弊大于利。但中国入世后的实践证明,入世对中国利大于弊,原来的许多担心都没有出现。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入世提高了中国的收益率。入世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外汇储备等的增速在一段时间内都有不同程度的加快。而且,开放促进了改革,入世使中国一大批同市场经济一般规则相抵触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得以废止和修改。许多产业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市场竞争力。从此,同国际接轨已不再是贬义词,对外开放逐渐深入人心。
改革放缓,踟蹰10年待突破
Q:盘点了改革开放头25年的重大突破性举措后,我们也要看到,2003年以后,中国经济改革同头25年相比有所放慢,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12年。改革放缓累积了大量的问题,亟待解决。那么,为什么2003年以来近10年会出现改革进展缓慢的现象呢?
A:在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一次经济论坛上,有的国外学者如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认为这几年中国“无改革”。我是他发言的评论人,我说:一方面上述论断并不是很全面准确的,因为2003年以来中国还是在继续推进改革且取得了一定成效,如2005年以来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整体上市、取消农业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2005年起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增值税转型、企业和个人所得税改革、资源税费改革、房地产税改革试点、文化体制改革、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以全覆盖为目标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另一方面,也要承认,这几年的确没有特别重要和关键的环节以带动全局的改革。我认为原因有四个:
第一,上上下下专注于发展而顾不上改革。这段时间可以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和干部的精力都是专注于发展而顾不上改革。由于经济增速很高,2007年高达14.2%,各级政府部门都几乎用全力解决经济高速增长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如煤电油运的紧张问题,使改革难以摆上议事日程。所以有一些学者将当时的政府称为发展主义政府或增长主义政府。地方政府更是全力以赴抓短期GDP增速最大化,以显示自己的政绩,政府官员也因此可以获得升迁。有的地级市市委书记说,我只抓项目,别的不管,人称“项目书记”。抓投资、抓项目成为地方政府各部门主要工作。在方针原则上,人们常说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靠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这个说法值得进一步研究。我们要做大“蛋糕”,但做大“蛋糕”后分“蛋糕”中出现的分配不公、差距过大等问题,光靠进一步做大“蛋糕”是很难解决的。从经济学原理说,生产、流通、分配、消费都是相对独立的环节和过程。分配环节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光靠发展生产是难以解决的。在实践上,有的专家认为中国现在就是要靠发展,通过加快发展增加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以改善民生,保社会稳定,而改革要冒较大风险,不能期望有多少举动,以免危及社会稳定。这有一定道理,但不是长久之计,还会不断积累矛盾,或使已有矛盾往后推,甚至积重难返。还是要靠改革来逐步理顺体制和各方面关系,实现长治久安,让老百姓过上稳定的好日子。这才是根本之策。
第二,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和反对。这主要体现在垄断行业积重难返,改革难度较大。现实的问题是,垄断行业改革很难推进,新的厂商很难进入垄断行业中非自然垄断环节,竞争机制很难引入,国务院两个“36”条很难落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改革受到垄断行业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和反对。政府改革的难度也很大。强势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对政府官员有莫大好处,这个权力极难割舍,这也是审批制改革进展缓慢的原因。政府直接支配资源过多、介入经济过深,必然会阻碍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或决定性作用。政府改革已经成为深化各项改革的关键环节或突破口,但这一改革因为会使相当一部分官员利益受损而阻力重重,难有进展。
第三,学界有人怀疑市场化改革产生的争议影响改革的顺利推进。如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对国有经济中垄断行业和垄断企业需要进行改革是个伪命题;有的文章主张就是要实行“国进民退”;有人认为当前主张民富优先是奇谈怪论,是挑拨人民群众同政府的关系;有的文章把当前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归咎于民营经济发展过快,动摇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等等。上述观点的提出,引起学界的争论,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改革的顺利推进。
第四,缺少改革专门机构的统筹协调与强力推进。200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把原国家体改办同国家计委合并,组建国家发改委,这样就不再有专司改革的机构了。当时主张把体改办与国家计委合并的一个重要根据是,那几年由国家计委提出的民航、电信等垄断行业分拆改组的改革方案,由于能把改革和发展较好地结合起来,在发展中推进改革,比较现实可行,因而在实践中被采纳并初见成效。与此不同,那时体改办等提出的方案却未被采纳。这在当时是有说服力的,也把当时参加机构改革方案起草的成员说服了。但是从2003年以后的实践看,那次机构改革后国家发改委并没有更好地推进改革包括垄断行业改革,反而是改革进展缓慢,究其原因,是国家发改委那几年几乎是全力以赴地处理经济高速增长中碰到的各种紧迫问题,无力顾及改革,或者抽不出更多精力来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这样,原来以为把体改办并入国家发改委有利于更好地推进包括垄断行业改革的如意算盘落空了。2011年,原国家体改办主任陈锦华在《国家体改委志在改革》一文中也说:“国家体改委机构撤销,人员没有留住,有些重要改革也没有继续深化下去。体改委消亡有点儿过早了,中国还不到这一步。”
转方式、促转型,迫切要求重启改革议程。2012年十在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的同时,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其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做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共16部分、60项改革、336个改革举措,并明确要求:“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这表明中国改革已重新出发并进入新阶段,即进入啃硬骨头的攻坚阶段。
十以后,中国的改革征程再度出发。可以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再次吹响了改革的号角。《决定》勾勒的改革蓝图宏大而全面,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仅经济领域就满是亮点。经济领域的改革又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特色。
全面深化改革的“封喉之剑”
Q: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为什么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
A:根据《决定》精神,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中国今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应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打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今后无论是全面建成惠及全国14亿人口的小康社会、避开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还是到建国100周年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基本上实现现代化成为发达国家,都要求我们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因此,需要着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破除各种各样体制障碍,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各种社会活力和企业活力,使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势头能够更好地持续下去。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国经济虽然经过35年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增长,但至今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而且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GDP仍然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银行统计,2011年,全世界人均GDP为10040美元,中国为5445美元,只相当于美国的1/9)。按照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农村扶贫标准计算,2013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仍有8249万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任务还很重。我们要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首要目标,就是实现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等。这就要求我们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对此不应有任何动摇。经济是基础,物质财富的增加是社会进步的基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首先要使经济再上一个台阶,物质财富有大幅度的增长,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转型。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过程中逐渐显露出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长期粗放扩张带来的资源和环境瓶颈制约越来越突出,面临转型,即从追求数量扩张规模到追求质量、讲求效率转变的迫切任务,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方式,核心是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管理创新的转变。多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是一项困难重重的过程,靠理论宣传、完善政策法律法规等效果不大,主要要靠深化改革,形成激励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这里包括: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主要由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资源和生产要素价格要真实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和生态损害成本,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各个市场主体竞相通过创新驱动增强活力竞争力,发展成果由人民公平共享等。一句话,必须积极稳妥地从广度上和深度上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力争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还体现在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改革的牵引作用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要求市场经济的法治化,从而带动民主法治等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文化体制改革发展方兴未艾。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直接带动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健康等领域改革的深化,并要求进一步推进科技、教育改革与之相适应,要求建立健全的生态文明体制。
1.林德布洛姆的渐进决策理论概述
1.1 理性决策模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政策科学在西方学术界逐渐兴起,在政治和行政决策领域中产生最大影响的是理性决策理论。理性决策模型起源于传统经济学的理论,以“经济人”的假设为前提,“决策者知道所有与具体问题有关的目标、信息,能辨别并有意义地评估所有选择,继而从所有可行方案中挑选出最好的一种。”[1]
然而社会现实不等于理论假设,理性决策模型的假设条件遭遇到诸多障碍。它遭许多学者特别是查尔斯·林德布洛姆与赫伯特·西蒙的强烈批评。“林德布洛姆指出:决策者并不是面对一个既定问题,而只是首先必须找出和说明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认识与看法。比如物价迅速上涨,需要对通货膨胀问题做出反应。”[2]
1.2 渐进决策模型
为了跳出理性决策模式的框架,弥补其中的不足,美国政治学家和政策科学家林德布罗姆提出了渐进决策理论。林德布洛姆在1953年所着的《政治、经济及福利》中提出了“渐进主义”概念;在1959年发表与《公共行政评论》春季号的《“渐进调适”的科学》论文中,他又提出了“渐进调适的科学”的概念;1963年,林德布洛姆在《决策的策略》中讲其政策分析模型称为“断续渐进主义”;至此,林德布洛姆的渐进决策理论基本形成。
该模型的基本假定是,决策者的资源(时间、信息、金钱)有限、决策者能力有限、目标与手段的相对性、过去决策的正当性与当前决策的不可预测性、沉淀成本、政治上的可行性,所以,公共政策乃是过去政策的调整,按部就班原则、积小变大原则和稳中求变原则是渐进决策模型需要遵循的三个原则。
渐进模型有其自身的特点:渐进模型要求决策者必须保留对以往政策的承诺。政策制定要以现行政策为基础,不能重打鼓另开张;渐进模型注重研究现行政策的缺陷,并不强调有所创新,也不是无所作为,只是注重对现行政策的修改与补充,以弥补现行政策的缺陷;渐进模型强调目标与方案之间的相互调适,不是一劳永逸,要注意反馈调节,在试探和摸索中前进。
2.从渐进决策理论看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2.1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采取渐进式改革的必然性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选择的是渐进决策模式,首先取决于我国的特殊国情:各地政府的行政水平发展极不平衡,行政观念差距大,因此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只能采取渐进模式,通过不断尝试来得到行政管理改革的最终成功。其次,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关键是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稳定的前提下积极推进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能选择渐进决策模式。再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渐进性决定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渐进性。每一次大规模的机构改革都以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的进程为主要目的,适应发展市场经济需要的政府管理体制、管理职能、管理机构和管理方式,也只有经过不断探索、实践,才能逐步建立起来,这也决定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只能选择渐进决策模式。
2.2 渐进决策模型在我国改革中的运用解析
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变迁,乃至人民的生活方式都在不断发生急剧变化,因而对政府结构与运行模式也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进而对我国行政机构的设置和管理方式也不断提出新的挑战。
(1)1982年政府机构改革,从“精兵简政”到“废除干部终身制”。这次改革主要是精简机构、裁减人员,最终提高机构的运行效率,没有触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没有转变政府职能。
(2)1988年政府机构改革——从提出转变职能到开创“三定”局面。这次改革的历史性贡献是首次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的关键”这一命题。但是这种机构改革仍然是为了适应当时计划经济为主的经济体制,这就决定了当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政府机构必须进一步改革。
(3)1993年政府机构改革——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到政企分开。中国政府首次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即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着重转变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并明确提出根本途径是政企分开。
(4)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从建设中国特色行政管理体制到大刀阔斧改革。1998年这次大刀阔斧的改革,国务院组成部门由40个减少为29个,政府机构和人员得到大幅度的精简,在很大程度上消除政企不分的组织基础。[3]
(5)2003年政府机构改革——从进一步转变职能到提高政府管理水平。这次改革主要在于抓住当时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突出问题,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另外以改革重点为突破口,完善政府机构设置也是这次改革重要内容。
(6)2008年政府机构改革——从大部制改革到注重民生的服务型政府角色的构建。改革中对渐进决策模式的运用,首先体现在政府机构改革方法步骤的选择方面。其次是在转变政府职能这一改革重点上,思路逐渐明朗化。
2.3 深化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1)整体上继续推进渐进式改革,注意改革的连续性,适当拉大改革的周期,同时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相衔接。以“要抓紧制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行程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理的行政管理体制”为指导,塑造公共服务型政府。
(2)坚定地以政府职能转变作为政府机构改革的基础,但要加强对转变政府职能工作和机构改革工作的分类、分层次指导。从以往的历史经验来看,机构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在于精简。[4]十七大提出的大部门制改革应该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需要注意的是,在论及转变政府职能的时候,要区分不同层次的政府,实事求是。
一、创新审计思维
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正向纵深发展,在体制转轨过程中,旧体制下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逐步显现,新体制运行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将不断出现。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经济领域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必定要反映到预算执行中。因此,解决原有体制下预算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密切关注体制变革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促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公共财政框架的建立,将是预算执行审计工作面临的重要课题;其次,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财政体制框架,是现阶段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支出结构调整力度将逐步加大:部门预算的实行使预算的透明度和约束力大为增强,国库集中支付制度从源头上治理截留、挤占、挪用财政资金等问题,政府采购制度则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预算资金支出过程的透明度,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加强会计监管和整顿会计秩序的工作也将进一步深入,这些变革也将给预算执行审计带来新的挑战。
党的“十六大”提出“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因此,预算执行审计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要适应形势发展,促进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和公共财政体制框架建立;要将审计的立足点放在促进上海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中,使审计工作为市政府宏观决策服务。
譬如,今年我处预算执行审计在依法规范预算执行行为,强化税收征管的基础上,从七个方面积极探索促进本市公共财政框架建立,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新思路:第一、结合以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为主要框架的公共财政体制的逐步建立,促进政府支出管理制度改革;第二、结合上海“十五”发展规划,促进财政收支结构优化,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和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第三、结合所得税制度改革,促进规范化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第四、结合税收部门建立健全税源监督和控制机制,促进依法治税,规范税收征管行为;第五、结合财政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情况的审计,促进财政部门规范预算执行与资金拨付,完善内部控制制度;第六、参照国民经济有关指标和预算收支考核指标,运用辨证分析方法,探索对预算执行与预算管理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价方法;第七、加强对预算外资金和财政专项资金的审计监督和综合分析,从源头上监督和控制财政资金的运行,完善预算执行审计工作体系,积极和各专业处室配合,提高综合财政审计质量。
结合上述审计思路的调整,今年在同级审中,我们在审计财政收支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摸清家底的基础上,着力抓住资金与政策两大要素,强化财政支出和税收征管的监督力度,规范收支行为,促进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我们围绕各类财政专项资金,从支出结构、预算管理、政策效应、资金拨付、项目管理等5个方面进行全面审计、综合分析。针对审计查出的问题,提出财政部门应按照公共财政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目标要求,优化支出结构,加大对公益性、基础性领域的投入,加快推进以部门预算、国库直接拨付和政府采购为重点的财政支出制度改革,建立符合公共财政支出方向的预算管理机制;要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共财政体制框架,进一步深化部门预算改革,全面实行各单位预算与预算外收入计划、政府采购计划同步编报、审批,努力做到部门预算在编制好的基础上执行好;要继续扩展国库直接拨付的范围,改革财政资金多头开户、分级拨付的运作方式,从制度上防范财政资金的滞留、挪用等问题;要强化预算约束和预算支出监管的职能,把应当纳入预算管理的预算外资金及时纳入预算管理,统筹有限财力,尽最大可能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要进一步抓好“收支两条线”管理,严格执行收缴分离制度,加强和改进预算外资金监管;要试行财政资金分配的评审制度,以公共性评判为核心,切实解决专项资金分配权分散和预算内容不够细化等问题,建立和健全财政资金分配使用的有效机制等审计建议。与此同时,我们还积极和财政部门形成合力,分析评价近两年来本市财政政策的执行结果及政策效应,以提高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
在税收审计中,我们结合税制改革,强化了对本市税收政策清理审计。针对审计中发现的部分违规减免税收事项,我们不是简单的就事论事,而是追根求源,查实违规减免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的相关税收政策,从源头上予以清理。并提出税务部门要依法加强税收征管,继续清理与国家法规不符的地方性税收政策,防止税收流失;要在确保税政统一的前提下,积极开拓税收政策调节经济发展空间,培植税源,挖掘增收潜力,努力做到应收尽收,促进市级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审计建议。
其次,在今年上审下中,我们根据上海“两级政府、两级管理”的运行体制,结合公共财政框架建立要求,坚持以经济工作为重心、贴近政府重大决策,围绕区县经济工作的热点和重点问题,以加强宏观管理,维护国家政令统一,规范预决算行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促进区县经济发展为目标,审计发现具有普遍性、倾向性问题,为市政府宏观决策服务,并协调好“上审下”与“同级审”关系,促进区县“同级审”水平的提高。我们重点对区县同级审中无法涉及的内容、区县同级审中的难点、区县经济发展中的热点与重点以及影响市级收入、市对区县的补助支出等内容进行审计。其中包括决算的真实合法性、区县长重大经济决策、区县预决算管理体制、土地批租、招商引资、税收的混级混库、市对区县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等等。针对查出的问题,我们从完善政策、健全制度,实现预算科学化和规范化的角度,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从而促进政府各部门深化财政体制改革,逐步将预算管理纳入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轨道,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二、拓展审计领域
党的“十六大”提出:“继续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结构,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推进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发展产权、土地、劳动力和技术等市场,创造各类市场主体等使用生产要素的环境”。
通过对“十六大”报告的深入学习以及对我国审计发展前景的思索,我处在今年的审计工作中,结合上海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及经济工作的重心,新开设了两个审计调查项目,一是对市产权交易市场管理情况的审计调查,二是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与经营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调查。无论是从审计的内容还是从审计的方法上来看,这两个项目对于我们财政审计处而言是全新的领域。目前,对市产权交易市场管理情况调查已经结束,通过审计调查,揭示存在问题,从促进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充分发挥产权交易在推动国有经济结构调整,规范企业转制行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方面的作用;促进其规范交易行为,健全产权经济组织的管理制度体系,完善市场自律机制和监控机制,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产权市场体系等角度提出了审计意见和建议。
对即将开始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与经营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调查项目,我们计划通过详细的审计调查,结合本市推行的国有资产经营预算,揭示存在的问题,促进国有资产经营预算行为的规范化,深化国有资产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促进加强国有资产运营中的风险控制,提高资产运营质量;促进加强国有权益(包括收益)及投融资的宏观管理,增强投资决策的科学性;促进国有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资源的优化,维护国有资产所有者的权益,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国家审计机关的效益审计主要是对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审计,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审计涉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评价两个方面。其中,社会效益的评价包含很多层面,目前还没有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因此,在市本级审计和区县审计项目中,我们在常规审计的基础上,着重探索对政府资金管理效益的审计。政府资金管理效益审计是对政府部门安排的重点投资项目、重点资金、重大经费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进行综合考核和评价,以增强政府部门的责任性、为政府部门进行监督和管理提供决策信息的审计新领域。实践中,我们力求通过对政府资金管理效益审计的目标、内容等的掌握,探索有效的审计方法,从而使审计结果为经济监督发挥最大的效用。
三、探索审计方法
加入世贸组织,我国对外经济联系的状况对宏观经济和国家财政的影响将更加直接,政府必须进行适时的宏观调控,才能趋利弊害。为此,财政审计除了需要及时调整审计思路、不断拓宽审计领域,还需要不断创新审计工作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不断发展变化的财政审计工作需要。
在实践中,我处努力实现从微观审计向宏观审计,从财务收支的真实性、合规性审计,转向绩效审计的跨越。研究探索财政审计的最佳方式和效果,尽快适应不断变化的审计对象的实际。审计过程中,我们打破就帐论帐的传统审计方法,采取从资金活动走向经济活动,从经济活动走向政府决策,从政府决策走向宏观经济政策,全面综合分析地方经济运行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对区域经济的运行情况及其效果进行评价,提出审计意见的现代审计方法。通过对资金总体规模、支出结构与支出方向、资金管理模式、政策效应、项目管理等分析全方位审计财政资金的运行情况;我们从原来查错纠弊事后监督,逐步上升为以系统评价、完善控制、提高效能为目的的事前、事中监督与事后监督相结合的审计,将审计监督贯穿财政资金运行的全过程;我们改变以往就事论事的审计方式,探索解剖麻雀、就事论制、以点带面的审计方法。对审计中出现问题,从制度上找寻根本原因并将视野扩展到整个上海经济领域,发现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有针对性提出有效可行的意见和建议,从而促进整个上海的预算管理水平的提高;我们从以往流于形式的程序性的审计,逐步向全面审计、突出重点,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防范审计风险的实质性审计发展。审计的对象要全面、审计的资金要完整。强化预算执行情况的审计、强化对重点部门、重点单位、重点资金的审计,尤其对那些政府投入的带有指导性,体现政府决策的专项资金的审计,以反映政府决策的正确性和投资的效益性。
审计方法的改进需要辅以相应的审计手段。尤其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是知识经济时代,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是科学技术在整个经济领域、管理领域应用程度越来越高。而目前,我们的审计基本上运用的是查阅、检查、询问等比较传统的审计技术,审计的手段滞后于预算管理、财务管理发展,这与新的经济发展形势很不适应。目前,财政税务管理过程中基本上普及了电子化办公,逐步向无纸化过渡。而要适应这种变化,必须提高审计手段的科技含量,探索审计方法。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计算机审计方法的运用和普及。
我处在计算机审计方面也作了尝试和探索。通过进入被审单位业务管理软件系统(例如,税务系统的CTAS软件系统),一方面,使用口令直接进入系统,直接获取真实、全面的审计资料,另一方面利用软件强大的检索和数据分析能力,通过软件对被审单位的所有业务数据进行分析,从“面”上发现问题线索,然后集中力量寻找突破“点”,降低审计成本、节省审计时间,极大的提高了审计工作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