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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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的特点范文第1篇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逐步加快，近几年来，我国沿海地区出现的“用工荒”现象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由此带来的用工成本上升和制造业转移的问题更引发了各方的深入思考。因此，加大制度创新，使经济增长方式由主要依靠投入向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转变已迫在眉睫。
1 人口红利概念的提出
人口红利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国外的经济学家在对日本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以及东亚地区国家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创造的经济奇迹研究时所提出的。Bloom 和 Williamson通过对东亚1965年至1990年的人口数据和1990年至2025年数据的预测及经济数据的分析证明了人口红利为东亚经济奇迹贡献达到了1/3。经济学家Andrew Mason 在Bloom提出的人口红利基础上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完善。
我国学者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的人口红利现象也做了深入研究。蔡P、于学军等学者具体界定了人口红利的概念，指出在人口变动过程中，会形成一个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高，而少儿和老年人口比重较低的局面，总人口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结构，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较轻，人口生产性强，储蓄率高，这一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就被称为“人口红利”。
2 人口红利的基本特征
（一）高劳动参与率
劳动参与率是指在一定区域内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者和失业者）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是衡量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状况的指标。在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不同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与总人口增长之间并不一定存在同步性。其主要表现为：当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慢于总人口增长时，劳动力供给的下降将带来社会总负担的加重，进而引起人均产出水平和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反之，当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于总人口增长时，劳动力的丰富供给将带来充分就业，那么就意味着经济社会具有较高的劳动参与率，即劳动年龄人口优势的充分发挥实现了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二）低社会抚养比
低社会总抚养比是人口红利时期最为显着的特征。社会总抚养比由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两部分组成，因而人口红利亦是由少儿人口红利与老年人口红利两部分组成。少儿人口红利是由于生育投资不足而转化的一种负债消费，这种负债消费方式在未来是需要加倍偿还的，并且必然会加重未来的人口负担；老年人口红利则是由于生育投资过度而形成的一种预期回报。虽然少儿人口与老年人口在社会总负担人口中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但是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在时间上的变动与方向上的变动却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三）高储蓄率
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认为，人口的转变过程是个人生命周期的变化代际更替关系。一个社会的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则边际消费倾向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当一个经济社会进入人口红利时期，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增加，则消费倾向降低、储蓄率上升，最终带来资本积累给经济增长带来积极的增长效应。因此，高储蓄率是人口红利的另一个重要特点。1949年以来，除了“”和“”的影响外，我国的储蓄水平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3 人口红利减弱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对策
（一）改革户籍制度，促进劳动力合理有序区域流动
促进劳动力的有序流动是充分利用人口红利的必然条件。然而，由于受到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使得我国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受到了一定程度限制，因此，我们要实施具有区域差异的就业政策、改革以户籍管理为核心的政策制度、完善公共服务及社会保障等措施来实现劳动力的合理流动。积极推进户籍管理改革制度，引导劳动力跨部门、跨地区的合理有序流动，改善劳动力市场的配置效应。因此，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不仅能够给劳动者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而且能够充分发挥人口红利的效应。
（二）全面开发和提升劳动者素质
加大基础教育的投资力度，完善教育体系的建设规模。东部地区为了避免人口红利过快衰退，需要继续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管理知识和理念，提高劳动力的综合素质，从而为该地区创造人力资本，并根据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变化合理调整产业结构，保持劳动力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而中西部地区在利用本地不断转移的大量农村劳动力来承接东部地区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前提条件下，为了提高劳动力的有效投入，需要加大本地区的教育投入，不嗵嵘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质量和层次，扩大人力资本的存量，从质量上发挥人口红利的作用。
（三）适时采取延长退休年龄制度
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提高，一些国家已经将退休的法定年龄逐步提高。退休年龄的延长直接为我们带来两个特别明显的经济效益：一是低龄老年人口继续工作，增加了劳动力的供给。二是退休年龄延长，使得一部分赡养的人群转变成了劳动力人群。低龄老年人口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在健康状况允许的情况下，这部分人群可以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目前，在我国劳动力充足的状况来看，延长退休年龄可以作为计划，在我国未来5-10年内，可以根据职业、技术水平、健康状况，逐步推行延长退休年龄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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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的特点范文第2篇
内容摘要:“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过程中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条件。但它的兑现离不开良好的政策制度匹配,当它在良好制度环境和有效的政策措施下充分兑现时,则有利于储蓄率上升,促进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和应对老龄社会养老挑战。
关键词:人口红利 劳动年龄人口 抚养比 经济发展
“人口红利”概念是由国外经济学家在研究东亚经济奇迹时首先提出的。David E. Bloom,Jeffrey G. Williamson在研究人口转变对东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时首次提出“demographic gift”,即人口红利。此后,David E. Bloom,David Canning,Jaypee Sevilla明确提出人口转变将产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即“demographic dividend”,指出生育率、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给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机会窗口。后来联合国人口基金在1998年到2005年每年的《世界人口现状》中都提到“人口红利”这个词(王洪春,2006)。
我国学者普遍认为,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会逐渐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也就是人口负担系数比较低的局面,总人口中15~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大,0~14岁的青少年人口和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规模小,这种结构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而且人口的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形成了对经济社会发展十分有利的条件,被称为“人口红利”。人口学家称这段时期为“人口机会窗口”,又称为“人口红利期”等。本文在明确人口红利概念的基础上主要阐述它与经济增长、储蓄率、财政收入(政策)和养老保险之间关系。
“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
关于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经历一个逐步深入认识的过程。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新马尔萨斯主义认为,孩子多了会导致国民储蓄率下降,从而阻碍一国物质资本的投资,影响国民经济增长。80年代,经济学家提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是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认为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甚微。在过去,经济学家又开始认为人口增长对经济是有影响的。联合国的报告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真正重要的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而不是人口增长本身,同时认为人类寿命延长,出生率下降,会导致可就业人口与其需负担人口之比的提高,同时,随着家庭规模的缩小,更多的妇女有可能进入劳动力市场,只要劳动力市场能够吸收更多的工人,人均产出就将增加,这就创造了“人口红利型”经济增长。与此同时,生育的减少使得父母有更多的钱投资于孩子的健康和教育,创造一个更具生产力的劳动力人口。
国内许多学者认为人口发展因素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只是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这种作用的显著性不尽相同。认为人口转变的特定阶段能通过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为经济增长带来潜在的人口红利。一般来说,当少年儿童或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较大的情况下,社会负担率较高,生产性较低,对经济增长不利。而在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较高的情况下,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也高,则有利于经济增长。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恰好处于人口年龄结构最富生产性的阶段上,并且能够对这种人口红利加以充分利用,经济增长就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源泉,创造经济增长奇迹(蔡,2004)。
事实上,人口红利的出现并非是自动的,它需要兑现匹配性条件。如果一个地区的人口结构更具生产性,同时还有良好的机制(主要是促进就业)诱致出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相对应的高储蓄,才能促进经济增长。只有在人口负担比、人力资源充裕、人力资本合格都具备的时候,才可能现实地发挥出人口机会窗口的机遇作用。只看到相对数的存在就认为进入了人口机会窗口,就认为具备创造经济奇迹的机遇,是失之偏颇的(穆光宗,2006)。正如有的学者提出要注意人口转变过程中“红利漏损”问题,人口红利意味着对劳动力资源更加充分的开发与利用,只有劳动年龄人口都处于充分就业状态才能兑现人口红利。如果失业问题长期化,总抚养比就不能真实反应人口的经济负担,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必然会打折扣,就会存在“红利漏损”(刘家强、唐代盛,2007)。
“人口红利”与储蓄关系
储蓄率是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经济因素。二战以后,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香港等东亚国家和地区战后获得了高速经济增长,高储蓄率是解释它们实现经济起飞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储蓄率与国民收入之间并不一定就是正相关关系,即人均收入水平高,储蓄率就高。如果边际消费倾向高,国民储蓄反而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不断下降。不过,高储蓄率与经济发展阶段有明显的相关性,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起飞时储蓄率都很高。在中国高储蓄率被认为是解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对于中国储蓄率不断上升趋势,大多数理论从政府动员储蓄和金融市场发育状况等角度进行解释。然而,在这些解释中,人口转变这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变化因素则被忽略了。实际上,家庭规模、人口结构和城乡分布对家庭的储蓄和消费行为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Leff(1969,1971)利用1964年74个国家截面资料研究发现,人均收入水平、经济增长速度、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总抚养比对国民储蓄率均有显著影响。Ram(1982)利用1977年128个国家截面数据进一步研究,也得出基本相似的结论。通过人口转变(将会出现“人口红利”或“人口负债”)对储蓄率的影响的研究发现人口转变对储蓄率有显著性影响。随着人口转变,少儿抚养比大幅度下降,劳动年龄人口的经济负担不断减轻,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支出的部分相对减少,用于储蓄的部分相应增加。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转变对储蓄的贡献率将不断减弱。据测算,人口转变使得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享受人口红利。改革以来,总抚养比下降对中国储蓄率的贡献率大约在5%左右,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1/4强(王德文等,2004)。
“人口红利”与财政(政策)关系
“人口红利”期工作人口所占比重非常高,年轻的劳动力均是净储蓄者,同时社会抚养少儿人口和赡养老年人口负担减轻,社会总的负担水平下降,意味着更多的资源可用于储蓄和投资,增加财政收入;储蓄和财政收入增加进一步增加投资,更多投资与更加健康、更高教育水准、充分供给的劳动力结合又带来更高的财政收入和更高的储蓄水平,从而进一步成为促进财政收入和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口红利”是一个相对短暂的历史机遇,而要将这较短的而又潜在的机遇转换为现实的经济增长,首要条件是劳动年龄人口能充分就业,因此必须辅之以及时有效的财政政策的调整: 选择促进就业导向的财政政策。在发展经济促进就业的同时,扩大就业还取决于政府的宏观经济发展目标和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第一,政府在财政政策的取向上,对创业者要给予倾斜,在税收上予以优惠,要为创业者在小额信贷、社保补贴等方面提供政策保障。第二,政府除了制定以提高经济增长拉动就业能力为取向的宏观财政政策以外,还应加大对吸纳劳动力容量大的企业的财政政策扶持力度,通过增加公共投资项目和落实减税政策来扩大就业和控制失业率。第三,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帮助失业下岗人员再就业。政府要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大对下岗职工再就业的扶持力度,防止“人口红利”的流失(漆莉莉,2004)。
选择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充分利用和有效转移的财政政策。中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从某种意义上讲,收获“人口红利”程度大小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利用。因此,财政政策的取向首先应考虑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发展农村和农业,要加快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要进一步“开放城市”,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制定各种符合农村人口在城市工作、学习和生活的财政政策,实现“人口红利”的充分兑现。
选择建立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财政政策。“人口红利”不是免费的午餐,在享受“人口红利”之后,我们将面临较大的养老压力。在完善城镇养老保障体系过程中,财政应遵循“低水平,广覆盖”的原则,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根据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和特点,在财政政策的取向上,应迅速转向完全积累制,同时将非正规就业人口纳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一方面,实行完全积累制可以降低未来社会养老负担,使养老负担率的分子逐步减少;另一方面,非正规就业人口被纳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可以扩大分母,增强社会养老负担能力。
“人口红利”期与养老保险关系
低出生率和人们寿命的延长最终将导致人口老龄化,加重社会负担。一旦人口变迁的过程完成,人口红利收于囊中,各国政府又将面临养老挑战,因此,在“人口红利”期就需要未雨绸缪为应对养老危机的挑战做好准备。
人口红利期与养老保险筹资模式。建立以完全积累制为主的三支柱养老保险筹资模式是“人口红利”期的现实选择。结合世界其他国家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实践,第一支柱是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养老保险由政府提供,以现收现付为基础,政府通过征收与工资相关联的税收(或缴费)来筹集资金,养老金给付则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关联。第二支柱是完全积累的个人账户。采取强制性的个人账户储蓄形式,基金由合格的金融机构管理,确保基金的保值增值。第三支柱是企业年金和自愿储蓄计划。企业年金是企业为职工提供一部分养老金,以提高职工晚年生活质量的补充养老保险;自愿储蓄计划是指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收入情况,选择由商业保险公司提供的各种年金计划,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提供的各种养老储蓄计划,国家在税收方面给予适当优惠。在三支柱的养老保险筹资模式中,完全积累制的个人账户应该为主体,这不仅可以提供足够的资金积累以应对以后出现的养老金支付高峰期的挑战,而且可以增加资本积累,促进经济长期增长,获取“第二人口红利”以及充分挖掘并延长转瞬即逝的“人口红利”(陈泽华、袁友文,2006)。
“后人口红利”期的养老危机。“人口红利”机会窗口关闭后,将迎来人口老龄化挑战和养老危机。来自世界银行一组数据显示,按照1997年以来执行的制度,如果没有任何财政补贴,即养老体系的赤字完全由当年缴费承担的话,要使养老金体系达到资金平衡,中国的企业和个人需要承担的费率将达到工资总额的37%。长期依靠高缴费率和财政补贴支付养老金带来的压力将使政府和参保者不堪重负。由于缺少资金积累,当前发放的养老金只能以在职职工缴费来支付,不得不维持高缴费率以应付收支压力。测算显示,中国养老金体系在未来几十年中除了短暂的“人口红利期”略有盈余外,将长期处于赤字状态。除非中国在“人口红利期”对养老保险体制进行及时改革并积累足够的资本,以应对随之而来的抚养比例上升带来的压力,否则防范与化解养老金危机的机会将转瞬即逝。尤其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快,退休保障缺口增大,养老金负债问题将不可避免地波及货币政策(吴学安,200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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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蔡.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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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刘家强,唐代盛.关于人口红利问题的几点思考[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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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漆莉莉.“人口红利”期的财政政策[J].财政研究,2004(12)
人口红利的特点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人口红利；“刘易斯拐点”；“梅佐乔诺陷阱”；户籍制度改革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24-0064-02
在联合国2010年发表的世界各国生育率数据中，中国以1.4的生育率被划为低生育国家行列。根据联合国的中位预测，中国在2000年后的15年内，劳动年龄人口增量逐年减少甚至停止， 65岁以上人口比重由之前的6.8%大幅度提高到9.6%。届时老年人口将达到1.3亿，即使期间有较大政策干预，该形势也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逆转。
迄今为止，高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高劳动人口比例为空前丰富的生产资料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支持，伴随着国人较高的储蓄率，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厚的人口红利。
计划生育政策全面实行之后的十多年，由于受人口发展的惯性因素影响，老龄人口抚养系数（简称老年系数）较低，为期间人均GDP的增长做出了26.8%的贡献。然而随着老龄人口的大量增加和15～64岁人口基数的萎缩， 中国的老年系数到2015年左右将停止下降并逐年提高，这意味着人口构成的逆转将一步步吞噬之前获得的人口红利。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指出， 在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普遍存在一个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剩余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转变的转折点，同时也是经济增长方式被迫转变为现代增长方式的转折点，这就是著名的“刘易斯拐点”。
2000年后，由于逼近“刘易斯拐点”，中国经济出现了所谓的用工荒，造成沿海地区大量实体经济蒙受重大损失，与之伴随的是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涨，企业利润空间被逐渐挤占，并成为通货膨胀的推手之一。之后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使中国的经济形势雪上加霜，一揽子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更加快了进入“刘易斯拐点”的步伐。如何在“刘易斯拐点”这个重要时期接过东部地区的制造业大旗，避免走入“梅佐乔诺陷阱”，同时推进城镇化进程，成为未来一段时间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重要议题。
一、构建“第二梯队”，抓住东部转型机遇
中国一直以来以制造业大国的身份享受着人口红利带来的竞争优势。但是受人口红利期基本结束、“刘易斯拐点”到来使得劳动力短缺以及工筹上涨等因素的影响，生产成本快速上涨，廉价劳动力输出的比较优势逐渐消失。之所以目前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还保持着优势，主要原因是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超过人员成本的上涨速度，且有着规模化效益及政策红利的勉力支撑。可是制造业向劳动力更加廉价的国家转移的趋势已相当明显。
为应对生产的跨国转移，我国必须在产业转型的同时尽可能地采取措施保持在制造业上的优势。相对于东部地区的转型压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仍处于劳动力成本较低的阶段，比较优势还将在中西部地区存在较长的时间。所以，通过采用合理的政策引导和有吸引力的优惠政策，发挥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和市场优势，吸引现有制造业将其外移趋势转变为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以保持我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总体稳定，可以为东部地区产业转型和中西部地区加速发展争取宝贵的战略转移期。所以，充分利用东西部差异构建制造业“第二梯队”，或许是中国经济软着陆后再次爬升的重要发动机之一。
二、警惕“梅佐乔诺陷阱”，控制大规模转移支付
在建设“第二梯队”时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梅佐乔诺陷阱”。“梅佐乔诺陷阱”是指类似意大利南北部和东西德这种发展程度上有很大差距，并且长期以来没有明显缩小的经济现象。欧洲的两个“梅佐乔诺”有着一些共同点，一方面，他们都有来自中央政府的大规模转移支付。尽管获得转移支付的一方能够在短期内获得快速发展，但是这种发展不具有可持续向性。另一方面，中央政府过当的干预使这些地区逐渐形成不能充分发挥其资源禀赋的经济增长模方式和产业结构，最终导致就业不充分、收入分配不均。
我国的中西部与东部不平衡问题与意大利的情形类似，2008年中、西部地区的人均GDP为18524元和15951元，不到东部地区的一半，虽经多年西部大开发但差距依然巨大。由于历史地理原因，地区间的资源结构差异明显，东部地区具有相对丰富的资本要素，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而中西部地区具有大量农业富余劳动力，所以具有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由于东西部地区的特点将长期存在，所以必须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减少不必要的大规模转移支付，切忌生搬硬套和揠苗助长，从而避免中西部地区在发展中遭遇“梅佐乔诺陷阱”。
从我国目前的形势来看，一方面，劳动力没有随着工业配置格局变化而变化。从2003年后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增加值增速都超过了东部地区，但是劳动力依然在向东转移。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的资本密集程度迅速上升，现在已高于东部水平。中西部的崛起并未依靠自身优势，而是依托中央政府对西部地区资本大规模的投入，这样的工业化加速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型和投资驱动型的特征。如不能够及时调整发展战略，中西部的发展有很大的风险走入“梅佐乔诺陷阱”的死胡同中。所以，我国应当吸取欧洲国家的教训，让中西部的发展不要急于跨入资本密集的轨道，而是暂时回到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来，依靠成熟有效的实际经验，为今后的可持续发展并追赶东部地区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三、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激发二次人口红利
避免落入“梅佐乔诺陷阱”，中西部势必要把劳动力留在本地，需要容纳更多的农民工进行本地城镇化和工业化建设，最直接的激励政策就是对目前的户籍制度进行改革。近年来，我国不少不少地方都尝试过户籍制度改革，总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提高准入门槛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另一类是降低准入门槛扩大服务目标。大部分一线城市属于前一种模式，但是没有取得引人注目的突破。值得借鉴的是属于第二类方式的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该地区在较短的时间内将数以千万计的农民转为城镇居民，获得了大量的非农劳动力，并通过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将这些红利人口留在了本地。接着通过提高普通家庭的收入水平逐渐地改变这些新市民的消费模式，反过来推动了本地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建设水平，获得了不错的二次人口红利。
借鉴成功的户籍改革经验有助于在后人口红利时代，提高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的能力，但是重庆的户籍制度改革并不能完全解决存在的问题。一是重庆户籍制度改革的受益者主要是本市户籍的农民，无法吸引更多外地务工人员。就目前来看，我国有大量的农民工家庭选择异地就业和居住，如果户籍制度改革将本地和外地割裂对待势必无法达到改革目的。二是允许进城农民在三年内保留承包地和宅基地使用权这一规定成为鸡肋。首先三年的时间并不能解除进城农民工的后顾之忧；其次，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持续扩大，并且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农业现代化后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农村已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享受到城镇化成果的农民实际上几乎不可能回流。由于以上原因，可以说重庆的进展是在自身特点的基础上取得的，更大意义上是对改革道路的探索，而并非取得了可复制的成果。
归根结底，无论对于东部还是中西部的地区来说，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式方法不能一概而论，只有因地制宜，立足本区域实际，不搞一刀切，允许最大限度适应本地区情况的制度的存在，形成改革的多样性，才是确保改革的顺利推进和取得更大成功的关键。中西部地区应把握东部地区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时机，用好手中的比较优势，在合理规划的基础上接过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接力棒，继续保持我国制造业大国的优势地位，消化城镇化带来的二次人口红利。通过进一步汲取东部地区发展经验，结合国情避免走入“梅佐乔诺陷阱”，从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出发推动各地区户籍制度改革，以适应中国后人口红利时代的经济发展，为取得和使用好二次人口红利打好制度基础。
[参考文献]
[1]方莉.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与人口红利的变化[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
[2] D・盖尔・约翰逊著，林毅夫、赵耀辉编译.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3]蔡.超越人口红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4]彭文生.渐行渐远的红利：寻找中国新平衡[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人口红利的特点范文第4篇
关键词：入口红利；房地产
一、人口结构与房地产市场一般关系分析
1.人口年龄结构与房地产市场
人口的年龄结构变化形成了“人口红利”现象。人口红利是指在人口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被抚养人口比例不断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不断升高的一种人口结构，因为这种人口结构非常有利于经济增长而被形象地比喻为人口所带来的一种“红利”。人口经济学家认为人口红利区间约等于总抚养比低于50％的区间，即当总抚养比低于50％时，出现人口红利，随着总抚养比的进一步降低，人口红利逐渐增加，当总抚养比低于45％时，人口红利进入“黄金期”。
对于房地产市场而言，抚养比较低的人口结构大大减轻了人口抚养负担，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通过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生产性人口结构带来国民经济的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和低利率，以及相应的消费升级和投资偏好变化，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房地产投资活动和消费需求，包括因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直接产生的住房刚性需求，以及人口红利期为购房需求实现提供的经济基础，并与宽松的货币政策结合，使住房的改善性需求和投资性需求扩大，从而推动资产价格上升。
2.人口地域结构与房地产市场
农村与城市人口的分布直接影响房地产需求，城市化趋势和农村人口转移是住房需求增加的重要因素。
根据美日韩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迁移方向，城市化可分为四个阶段。在城市人口低于50％时，人口迁移以农村人口迁入城市为主，城市房价涨幅总体比较接近，末期大城市房价会涨得更快一些，当城市人口超过50％后，人口迁移以城市间的相互移动为主，小城市是全国城市的主要呈现形式，人口迁移以小城市人口迁入大城市为主，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为辅，大城市的房价表现将显著优异，当城市人口超过70％后，大城市成为全国城市的主要形式，人口迁移以大城市城区人口迁入大城市郊区为主，大城市郊区人口逐渐超过城区人口，郊区城市化形成大都市圈，郊区演变为中小型城市，与原来的城市城区形成功能互补，相互促进的大都市圈，城市与农村相互融合，进而形成所谓的“大都市圈”，大城市郊区的房价表现将会显著优异。最终，人口在农村、小城市、大城市中心城区和郊区之间的迁移将趋于稳定。
二、人口结构与房地产市场关系典型分析：以日本为例
西方发达国家人口转变经历时间较长，而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往往只用几十午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转变历程，因此与西方国家相比，人口结构变化和房地产之间表现出较强的关联性。日本是亚洲最早实现人口转变和经济腾飞的国家，“人口红利”也出现得最早，大约开始于1930―1935年，结束于1990―1995年，持续了约60年时问。
1947―1949年是战后日本的人口出生高峰期，到1968―1974年，这批人的年龄达到19-27岁，陆续进入婚姻年龄，更为重要的是，当时日本已达到70％的城市化高峰期，这些进入婚姻阶段的年轻人大多集中于城市，因此形成了对城市住房的刚性需求，即人口红利与城市化共同推动了地价上涨。1975年，受两次石油危机影响，日本经济进入低增长高通胀的滞胀期，通胀率达到2位数，城市生活成本大幅上升，人口迁出城市，城市地价下跌8％。但是由于人口红利拐点并未到来，所以地价在短暂下跌后仍继续上涨，并迎来1986到1991年的房地产泡沫期。随着人口红利出现拐点，城市化接近尾声，缺乏真实需求支撑的房地产泡沫逐渐破裂，房地产市场陷入了长期停滞状态。
1.人口红利拐点对房地产的影响
根据日本的经济周期，储蓄率、投资率最高点一般出现在抚养比阶段性最低点(即人口红利的最大点)年份前后一至两年时间，房地产价格也大致如此。日本的人口红利拐点出现在1992年，而之前1990年，土地价格增幅已出现下降，1992年土地价格绝对值开始下降并持续了14年，直到2006年才有所回升。2007年底，六大城市土地价格仅相当于1991年高点的27.7％，绝对价格也只相当于1982年的水平。
2.城市化进程结束对房地产的影响
战后日本从1947年到1965年仅18年时间，城市化率由33.1％提高到6 8.1％，年均提高1.94个百分点。到1985年，城市化已经达到76.7％，城市化进程基本结束。缺乏城市化的继续推动，可以部分解释1986-1991年间日本房地产泡沫产生到破裂的原因，以及此后多年房地产市场的长期停滞状态。
三、我国人口结构与房地产市场关系分析
1.我国人口红利预测
根据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1982年我国少儿抚养比为54.6％，老人抚养比为7.98％，总抚养比为62.58％。1987年，我国少儿抚养比和老人抚养比均略有下降，分别为54.3％和7.92％，总抚养比为62.2％。1988年，根据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我国少儿抚养比下降到43.7％，老人抚养比上升为8.3％，总抚养比降为52％，我国开始进入人口红利期。2001年，随着总抚养比下降为43.58％，我国人口红利开始进入黄金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预测，在今后若干年内，15～64岁年龄组的人口比重还将继续增加，到2013年左右达剑最高值72.1％，随后将处于逐年下降的趋势中；从绝对数量看，劳动年龄人口在2016年左右达到最高值，为9.97亿人左右，随后逐年下降。到202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将一直维持高达70％的比例，总抚养比在37％～45％，人口红利处于黄金时期。到2033年我国总抚养比上升到50.9％，“人口红利”时期结束。
2.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住房需求的影响
1962-1973年是中国的大婴儿潮时代。中国人口出生率连续12年超过20‰，其中1962-1970年间连续9年超过25‰，累计增加总人口2.33亿人，占1973年末总入口的26.2％，占2007年末总人口的17.7％。目前大婴儿潮出生人口在35-46岁之间，处于其个人生命周期中的高收入、买房置业阶段。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到2013年左右人口红利拐点期间15年是此群体集中购房时期。大婴儿潮时代2.33亿总人口，按2005年全国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26.1平米，三口之家的家庭结构推算，住宅需求面积为91.2亿平米(2.33×1.5×26.1)，以50％的城市化率和50％的商品房购买率计算，共需购买住房22.8亿平方米，超过1998―2007年商品住宅销售面积总和的70.8％。
1981―1991年是中国的又一个婴儿潮时代。在此11年间
人口出生率基本保持在20‰以上，年出生人口2000万以上，累计增加1.71亿人，占1991年末总人口的14.8％。这次婴儿潮规模明显小于大婴儿潮时代。目前，该部分群体已进入初次置业阶段，根据25―39岁为集中购房年龄段判断，该部分群体购房时间为2006年―2030年。故在2008年―2013年，两次婴儿潮阶段出生的人口购房需求将集中出现，而2013年以后，只有在小婴儿潮时代出生的人口购房相对集中，房地产市场需求将面临萎缩。
3.我国的人口城市化
人口城市化又称为人口城镇化，是指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了社会、人口、空间及经济转换等多方面的内容，城市化水平指标为城市化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1989年―2006年我国城市化水平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2007年达剑44.9％，正处于城市化水平30％―70％的加速发展阶段。按照“十一五”发展规划，城市化率每年提高0.8个百分点，2010年城镇化率预期为47％。以未来70％的城市化水平目标来考量，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还将持续20年以上的时间。
4.我国人口城市化对住房需求的影响
随着国家城镇人口住房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城镇人口解决住房问题的途径将变得较为单一，即主要是通过购买或租赁住房来实现，其购买或租赁的住房不论是“商品房”还是“二手房”，都将对住宅市场形成直接或间接的需求，包括新增城市人口的需求以及城市旧房拆迁所带来的补偿需求。根据2005年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26.1平方米计算，每年1000万农村人口转移就将新增住房需求面积2.6亿平方米。目前，中国城市化率将很快突破50％，按照国际城市化进程的基本经验，此后我国将进入大城市化阶段，人口将由小城市向大城市集中，向中心城市和城市圈集中，这将深刻影响中国未来的房价走势。截至2007年，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的房价总体涨幅并没有显著超越其它重点城市的平均涨幅，从城市化规律来看，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城市化率还未突破50％，城市化总人口的流动还主要是以从农村进入城市为主，人口流动从小城市进入大城市为主的阶段尚未到来，因而城市间房价涨幅差异并不十分显著，大城市涨幅尚不突出。
四、结论判断及建议
中日两国人口结构变化有相似之处，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也呈现出某些相近的轨迹，但中国作为经济转型加新兴国家，还受到了包括制度转变、经济周期和投资投机心理等特有因素影响，促成了过去近10年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超常发展。
1.从制度转变看，中国住房制度改革释放了大量的购房需求
房改之前，居民用于居住的支出可以忽略不计，但房改后此项支出在收入中的占比迅速攀升。考察住宅销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例的变化表明，房改前此项比例一直在6％以下，但房改后该比例迅速上升，到2003年上升到12.4％，2007年更是上升到28.3％，5年时间上升了近16个百分点。
2.从经济周期看，为克服经济周期下行而实施的住房信贷政策，使购房需求的实现具备了条件
房地产投资失控直接导致了我国上世纪90年代的一轮经济过热，局部城市房地产出现泡沫，1994年开始的宏观调控将房地产列为重点，房地产企业银行贷款受到严格限制。为应对1997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我国政府在1998年后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鼓励住房建设与消费的信贷政策，积极支持房地产业发展，推动住房消费的实现。房地产贷款从1998年底的3106.23亿元，增加到2007年底的4.81万亿元，10年间增长14.5倍。其中居民个人购房贷款从426.2亿元增加到3.03万亿元，增长70.1倍，占当年住宅销售额比例从21.2％增加到119.7％，房地产开发贷款从2680.1亿元增加到1.77万亿元，增长5.6倍。房地产贷款占金融机构全部人民币贷款比例从3.6％提高到18.4％。
3.从心理预期看，房价上升预期不断兑现，推动了投资投机需求的膨胀，助长了房价上涨
住房制度改革、住房市场化观念更新及住房信贷政策实施，使购房需求大量释放，1998―2001年住宅销售面积增长率持续维持在20％以上。由于住宅供给相较于销售增长滞后的局面使房价不断上涨。诱发了居民对房价持续上涨的心理预期，缺乏弹性的房地产市场又不断兑现预期，使1998年以来消费性与投资性购房需求形成合力，产生了巨大的房地产需求，推动房价持续上涨，全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一路攀升(见下图)。
从人口角度分析，由于婴儿潮与计划生育政策共同影响，我国人口红利将在2013年左右迎来拐点，在此前后几年，储蓄率和投资率将会下降。房地产需求增长减缓，投资增速下滑，房地产市场价格涨幅减少并可能出现下降。而中国房地产市场拐点也将会提前于人口红利拐点到来，房地产市场投资、销售和价格均将面临考验。但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特点，使城市化进程未来20年仍会保持较快速度，从而使人口红利存在结构性差异，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依然可以继续分享人口红利，核心城市房地产市场不会大起大落，出现如日本似的房地产泡沫。总之，我国房地产发展放缓已不容置疑，拐点到来的确切时间有赖于市场与政策调控的共同作用。为保持房地产市场稳定，维护金融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建议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房地产市场是多变量函数，发展轨迹不会直线上升
过去10年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超常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房地产市场游走在突进和失衡之间，存在着较强的阶段性特征。随着国家各项调控政策的逐步落实和住房保障政策的建立健全，房地产市场的失衡会被不断修正，制度转变的边际效应也在递减，加之较严的信贷环境和日趋谨慎的购买与投资心理，房地产市场在连续近10年高速增长后，市场风险已累积较大，未来的发展轨迹不会是直线上升。由于未来房地产市场真实需求增长将减缓，因此对于房地产市场回落，宏观调控应该把握好时机、力度和节奏，以稳定市场供求。
2.房地产市场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和背离将长期存在，应准确把握，避免市场大幅波动
房地产作为周期长、弹性小的基础产业，与经济发展既有互动推高的积极效应，又有相互放大下行风险的背离可能。日本经验表明，居民在景气周期对收入增长估计乐观，导致容易接受过高的房价，助推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社会可忍受的通胀水平会较高，相匹配的经济潜在增长率也会提升，从而再催生新的收入增长预期，形成互动推高的循环。相反，如果居民预测景气周期结束，还贷压力增大，无力承受市场价格水平，则房地产价格必将下挫，并影响到经济增长的潜在水平。为避免房地产市场大起大落，必须准确把握市场发展规律，正确引导消费者预期，让消费者既不过度超前消费，也不对房价短期波动过度恐慌，保证市场稳健发展。
3.房地产市场发展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将减弱，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消费增长
2013年前后，我国人口红利出现拐点后，储蓄率和投资率将会下降，制度转变的推动作用也将减小，未来房地产市场发展必将减缓，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也将减弱。但人口结构变化将促进消费增长，要顺应和利用这一形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消费模式改革，实现消费升级。
4.进一步消除障碍，继续推进城市化，发挥其对房地产市场的积极作用
相比其他因素，城市化对未来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更基本和长远，因此要巩固和推动城市化发展，进而发挥城市化对房地产市场的积极作用。
人口红利的特点范文第5篇
老龄化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不可逆转的世界性趋势。按照国际社会标准，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到7%以上，即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2000年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65岁以上人口占比6.96%，60岁以上占比10.2%，都已达老龄化社会的国际标准。
中国老龄化有两个特点，一是老龄化的速度远高于其他国家，二是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尤其是不断增多的空巢老人家庭，成为国家治理层面的新挑战。2015年国家卫生计生委作过专项调查，空巢老人占到老年人总数的一半。空巢老人问题将是我国社会保障政策和社会治理的重中之重，也是衡量小康社会和现代化是否真正成功的一项检验标准。
年轻人外出打工自古就有，空巢老人和空巢家庭自古就有。《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记载：一次齐桓公微服私访，一名“年老而自养”的空巢老人引起了他注意。齐桓公问他为什么独自一人？老人告诉他，自己有三儿子，因为家里穷，娶不起亲，都外出打工去了。
齐桓公回来后，把情况告诉了管仲，问他该如何处理。管仲说：“蓄积有腐弃之财，则人饥饿；宫中有怨女，则民无妻。”意思是，公权力把控的财产多了，老百姓就会有忍饥挨饿的人；宫延中囤积的女子多了，百姓中就会有娶不上老婆的人。提醒齐桓公要注重民生。
齐桓公从善如流，接受了管仲的意见，当时推出两项整改举措，一是“乃论宫中有妇人而嫁之”，即调查宫中的妇女，尽可能把妇女放还民间；二是下令于民，“丈夫二十而室，妇人十五而嫁”，即颁发政策，号召男子二十娶妻，女子十五出嫁，以增加国家人口。
管仲任齐相40年，推行“九惠之教”之首，就是养老政策。当时齐国规定，对70岁以上老人免除其一子的征役和赋税；80岁以上免除两子的征役和赋徭；90岁以上则免全家的征役和役税。
中国历史上有多个时期在养老政策方面，做得很出色。如汉时推行“以孝治天下”，推行一套比较完善的优惠政策，如空巢老人做买卖可免租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