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思想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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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思想的定义范文第1篇

关键词：基础课；法治教育；挑战；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05-0050-02

一、2013年修订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法律教育部分概述

党的十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法治建设做出重大部署。党的十以来，同志多次就法治建设发表重要论述，进一步指明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方向和道路，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指引和思想武器，标志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入新的阶段。法治校园的建设，培养学生成为完整职业人所应具备的法律素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传统倚重于纯粹的“观念意识”的法治教育内容安排不足以应对现实需求。虽然法治教育有思想教育的成分，但法治教育不完全等同于思想教育。面对今天这个高度规则化的社会，必备的法律素质将越来越成为现代市民特别是青年学生们立足社会的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就高职教育本身而言，其核心目标就是培养学生们的综合职业能力，由于个体性法律素质对综合职业能力的塑造发挥着十分巨大的作用，所以，针对高职学生的法治教育必然是以“法律素质”的培养为中心任务，高职法治教育的内容应从传统型“意识主导”向现代型“素质主导”变革，着重趋向于意识、知识和技能兼容一体的“法律素质”构建，高职院校法治教育应该是一个系统的构建。

新修订的法律基础教育部分最明显特点是增强了法律思想修养和法律意识教育的内容，大量删除了一些具体的法律条文，从而使法律部分的内容更具有思想性，使教材内容中的思想道德部分与法律部分有机地融汇为一体。十报告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部分明确提出：“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并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提出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任务；提出依法行政、文明执法的任务，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任务；提出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任务。在“基础”课教学中要突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角度，深刻认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内在关系，准确理解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树立社会主义法治观念和形成社会主义法律意识之间的内在关系，帮助大学生形成社会主义法治观念、法律意识和法律思维，自觉维护法律权威。二是进一步突出宪法的内容，强化宪法权威，加强对宪法原则、宪法精神和宪法使命的理解。三是帮助学生了解十提出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目标。十报告提出的20加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中，基本目标是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四是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十明确提出要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意识，切实实施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

二、法律教育部分对基础课教师的挑战

上述法律教育部分内容的修订较此前的版本更为科学合理，而且避免了以往非法学专业的基础课教师需要学习庞杂的部门法的问题，但同时面临着新的挑战。思政课教师要将全体大学生培养成法治国家所需的具备基础法律知识和素养的大学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在实际教学中，学生对于法律部分的关注突出地表现在关注实际的具体的法律问题比较多，部分教师遇到学生的课堂或课后咨询具体的法律问题，在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过程中，部分老师在法律教育相关专题的教学中讲授“法律基础”部分也更多的是法律知识和概念的讲解，很少涉及法治思想和理念方面的知识。法治思想和理念方面对于非专业的教师难度较高，其也不同于以往具体部门法概述的教学，需要教师从更高的层次上去把握和理解，并且能用学生的思维方式和学生的语言阐释，借助经典案例或现实生活中的事实对法治思想、精神和理念进行深入的理解。对于法学专业的教师，同样面临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实际的授课中容易陷入法学专业教学的深度。现实教学中出现的是部分法学专业的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不知不觉按着法学专业教育的方向上走，但对于学生学习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并且不符合高职高专的培养目标，学生容易陷入艰涩理论学习的困惑中。

三、法律教育部分对基础课教师挑战的对策探究

在思政课教学团队中，由于年龄、职称和专业的组成科学、全面和合理的需要，相当部分教师不具备法学专业背景，然而本门课并未要求必须具备法学专业背景，且不影响实际教学，如前文所述，《基础》课的法律教育部分强调的是思想性的教育，教师只需花功夫研习法律部分的基础理论和基础理念即可应对教学需要。研习法律部分的基础理论和基础理念须始终围绕着培养大学生的良好法律意识这一主线开展，更侧重于培养大学生遵纪守法的观念，增强大学生法制观念和提高大学生的法律素质。研习可分为自主学习和其他系统培训，这里主要探讨系统培训的路径。包括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在理论教学中教师在授课时除了要透彻地分析教材中的规定的重点内容，还要基于学生实际以及学生需要和关注的法律问题进行讲授。除了教材已规定的选取学生关注度高的法律知识进行讲解，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劳动合同法等相关问题；根据不同专业学生关注不同领域的法律知识进行差别讲授，如财经系的大学生更关注经济领域的法律知识，而食品系学生则更关注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规范。这样结合大学生实际，结合生活，有所取舍，有所侧重，既满足大学生的实际需求，又能解决法律部分意识和理念方面的教育的需求。在讲授相关专业侧重的基础法律知识的同时也可附带理念和精神的教育。

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的教育很重要的是通过消极案例中得出积极的引导，从而树立对法治道路的信心。通过对比事例诱导冲突，然后把两者进行比较，从而引出正面教育。法律部分教学的基本特点是，教师授课过程中每个法往往只能简单带过，蜻蜓点水式的面面俱到反而弱化了法律部分应有的教学效果。教师可从民法、刑法、诉讼法等角度选择有代表性的案例来帮助学生理解抽象的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同时多运用一些“情法冲突”、“情理冲突”的典型案例如长沙的哥撞死劫匪案、南京彭宇事件等作为切入点，引导学生分别从道德和法律的角度作价值判断，提高学生的法律素养。同时法学专业的教师要注意把握理论讲授的度，并且紧密结合高职高专的培养要求，开辟出特色的教学模式及内容。我院也对此有针对我院情况的思考，以下是我院的情况：

1.教学现状。我院的法治教育中，《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法制意识教育，学生对法律的认识仅仅停留在知识的层面上，缺乏法律情感和法律行为习惯的养成，法治教育效果不明显。教育形式仍局限于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多采用以教师为主体的教学方式，忽视了实践教学环节和课后的认知和行为的培养。学生对校园部分法治教育活动了解和参加得较少，活动的组织和开展仍需提高层次和水平。

2.教学优势。目前，已经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精品课程较为成熟，同时已开设法律相关的网络公选课，有固定的法治教育实践基地和实践教育常规活动，成立法律服务队并进行规模的校内法律宣传活动，已有按照院办宣传科的文件精神开展活动，已开展校园法制节目的拍摄录制尝试，这些活动已经取得初步的成果和成效，同时通过这些尝试发现了存在的问题和局限，以便后续的提升和改进，尤其是通过活动建立法治教育的系统的构建和运行的研究。

3.教学前景。形成地市级的普法品牌活动，提高学生作为完整职业人所必须具备的综合职业素养，为法治校园自下而上的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四、与上述基本状况对应的对策思考

1.课程教学改革。根据《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授内容和方式的改革，确保培养学生基本意识的主渠道。契合法治教育目的的课程设置上，较为适宜的开设法治教育“活动课程”（《高职学生实用法律知识介绍与体验》）以及其他法律文化和精神类课程，形成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普及模式，即围绕学生实际参与的社会生活来组织课程内容，同时渗透精神和理念层面的教育。

2.社团服务建设。从内容和形式上设计开展既符合学生需求，又与中央精神和主题契合的活动，深化理论学宣讲团（含法律服务队）的建设，提高社团成员的基本素质和服务水平，开展常规模拟法庭活动和主题宣讲活动，录制校园法制节目“不二法门”视频和音频，自行组织（校内和社区）或参与校团委组织的外出法律服务活动，拓展提升学生的理解运用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就近的工业园区以及其他联系的服务点，根据职业院校的特点和特色，以工业园为重点对象进行量身订造的宣传和服务设计）。

法治思想的定义范文第2篇

Abstract: The government by law and the legal system have experienced the calendar long evolution process, in its connotation's tendentiousness has the huge difference. The western culture's disposition favors the government by law idea and the practice, but Chinese and the Eastern society's cultural connotation favors the use legal system utilizable value. The government by law and the legal system in the modern society are not the opposition two social operation ways, the two have in the difference foundation unity and the conformability.

关键词： 法治与法制的内涵 分离与结果 融合与结果

key words: Government by law and legal system's connotation Separation and result Fusion and result

一、 法治和法制的内涵

（一） 法治的内涵

法治概念自产生以来，由于其内在的复杂，许多著作都没有直接、简单的对“法治”进行定义。当代法学界中仍然存在对法治概念的争论。《牛津法律大辞典》将法治表述为：“一个无比重要的，但未被定义，也不是随便就能定义的概念。它意指所有的权威机构，立法，行政，司法及其他机构都要服从于某些原则。” 法治的抽象性时期难以被定义而只能被描述。国内法学界一般认为法治的含义中应包括“法治是一种宏观的治国方略”，“法治是一种民主的法治模式”， “法治”的概念在现代倾向于对国家等公共权威机构的权力的限制和约束以保障公民个人和市民社会的权利和自由。

（二）法制的思想起源和概念

法制和法治在中国古代具有同一性，中国古代先秦时期的法家所倡导的“以法治国”的理念即是要求社会的法治（法制）。此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在专制统治的政治背景下无不重视法律的创制和运行。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对于法治和法制的内涵仍然部分的继承了中国古代的概念性思维。

法制对法律这种客观存在的强调更加倾向于一种纯粹意义上的工具性理解。法制一直是中国古代帝王进行社会统治所利用的手段和方式，古代社会对法律所有的并不是尊重和信仰，而是一种工具性的利用心理甚至带有某种鄙夷心态的蔑视。当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积累而成的习惯性规则和对规则的墨守的心态被广泛的接受以后，伴随着国家和社会情况的日益复杂，多元因素的渗透结合习惯性的规则形成了法律制度，成为了明示给社会群体的规范。

二、法制和法治的分离与结果

法治和法制在概念上的区别前以进行了简短的分析，法制和法治的差异本质上体现了二者背后价值观的冲突与矛盾。法治的背后是对权利的张扬和保护；而法制的背后则是对权力的突显和维护。而除去概念以外，二者在实行，特征等方面也存在着差异。

法治中隐含了人类在长期的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思想认识的结晶，是人类自由精神价值的衍生物。，它更多的具有精神层面的价值内涵。

而法制则是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没有选择意识和能力的纯粹的客观存在，它几乎完全被动地由统治者指定，善恶并不是它的终极价值。按照分析法学派的观点，“恶法亦法”，法制并没有性质上的明显的区分。当民主共和的精神选择了法制的方式并与之结合，就有可能产生法治；而当专制选择了法制的形态，它就有可能沦为专制统治的罪恶的工具。

而法制在结合“法治”的精神之前只是纯粹的国家统治工具，人们对于法律只有被动的、无奈的服从以及基于这种服从之上的恐惧甚至憎恶，而缺乏对法律的敬畏和尊重，但这一切并不能归咎于法律自身。

总之，法治是具有主动地人格的治理主体，而法制则是在被动的状态下被治理主体所采用的工具。

三、法治与法制的融合与结果

法制的工具主义特性明确的说明了法制是在人的治理之下运转的机器，法治则是在被人们授予了人格之后进行统治的拟制主体。而法治并不与法制相对立，而是与人类社会实践中早期所产生的“德治”和“礼治”相对立。

德治和礼治产生于人治主义主体的时代。“‘德治’和‘礼治’与‘人治’在古代中国的内在意蕴是相通的，德治，礼治只不过是人治的美称罢了。” “德治”和“礼治”都强调君主（统治者）依靠个人的道德和贤明来统治国家，国家的兴衰存亡完全取决于统治者个人的道德和贤明以及这种“性尚”所延及的整个统治体系，最终达到儒家所倡导的“圣人”治理，也即柏拉图眼中的“哲人王”的社会。而“德”是人们在理念认识的基础上进过合意而要求君主（统治者）应具备的品质。 “德”和“礼”成为了社会的主体和信条，但不可忽略它们的工具特征。

而法治也是人所要治理国家和社会采用的工具，具有与法制相似的工具属性。法治是“良法之治”，前提之一是法律是人所创设和使用运行的，法不会自发的生成并流淌至每一个人的心里，生活中。而“法治”的属性“善”也是基于人们所赋予和注入的价值理念的“善”。“法治”之“善法”在经过全体人民的认同后，同时也被赋予了高于一切个人和集体的权威，法治时代的人们在订立法之前所墨守的主要义务是服从将要制定出来的法并不得超越，所有人就当然的处于法之下。法治取代了表面上人所欲为的统治，而具有了部分代替人类自身的主体性。，但它的背后还是人性和需求的促动。“法治”是基于人们自愿和认同的基础上所选择的具有主体性质的一种社会治理手段和方式。

四、结语

法治思想的定义范文第3篇

(一)软法的概念

所谓软法(soft law )，又名软规范、软规则、软规制，是相对于硬法(hard law)而言的概念，根据NOEDWORKS百科全书，是指没有强制约束力的类法律文件，或指在跟传统硬法相比的情况下强制约束力相对弱的法律文件。在国际法领域，比较认可的观点是法国学者Francis Snyder在1994年对软法的定义，即:软法是原则上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有实际效力的法律规则。目前，在国内软法研究领域，尤其是自2005年12月北京大学法学院软法研究中心成立以来，罗豪才教授的主张被较多地引用，其将这一现象定义为不具有国家强制力但有实际约束力的行为规范。总结国内外对软法的认识，目前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泛软法理论，这种理论主张凡是不属于硬法范围的规则、规范都是软法。这种认识，使软法的界定过于宽泛，把一些不属于软法的对象强硬拉入软法的领域，模糊了软法的研究对象;二是，无软法理论，这种理论主张软法一词本身就是错误的，其本身并不是法，只是一种规则，给这种规则披上法的外衣，会造成人们对法的认识的误解，对法也是一种伤害;三是，软法无法定义理论，相对前两种主张，软法无法定义理论承认软法是法，只是依照目前的理论水平还不能给出一个确定的、周全的概念。这种主张混淆了软法是不是法和软法是什么，没有回答软法到底是什么的问题，显得过于保守。

笔者倾向于赞同软法亦法，认为软法就是由一定数量的人员所组成的共同体在平等协商、博弈妥协的基础上，就该共同体的组织、活动、人员等问题达成的在其内部具有约束力的行为规则。当然，笔者的定义也未必周全，任何定义都是鳖脚的，人们不可能从一个定义完全了解该事物。

(二)软法的主要特征

在形成主体上，软法的制定主体是多元的，根据梁剑兵教授对软法外延的概括，软法包括12类:1、国际法;2,国际法中那些将要形成，但尚未形成的，不确定的规则和原则;3、法律的半成品;4、法律意识与法律文化;5,道德规范;6、民间机构制定的法律;7、我国两办的联合文件;8,程序法;9、法律责任缺失的法条或法律;10、仅有实体性权利宣言而无相应程序保障的法条或法律;11、法律责任难以追究的法律;12、执政党的政策等柔性规范。当然这种概括将一些不属于软法范畴的内容也划入软法圈内，扩大了软法的研究范围，但是从这种总结中可以看出软法制定主体的多样性，既可以是国际组织，也可以是国家机关，最主要是社会团体、社会自治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高等院校等组织和机构。在表现形态上，对应于软法形成主体的多元化，软法的表现形态也没有硬性规定，其仍属于协商自治的范围内，所以软法的表现的形态也呈现出多样性，既有成文表现形态，如办法、规范、章程、通告等，也有得到共同体成员普遍认可的不成文的表现形态，而且以不成文为主，如行业惯例、行业标准、商事例、村规民约等。法的效力是法的生命，没有效力的法律只是过去的、死亡的法律或想象的法律。在效力方面，作为利益博弈的结果，软法的效力范围主要适用于共同体所属领域，主要是对其本身的内部事务进行规范，超出该共同体领域则一般不再有约束力。而且，这种约束力主要依靠共同体成员的自律、舆论、纪律、利益诱导机制来保障，从而保证共同体的秩序井然。在纠纷解决方式上，与软法相对的硬法，拥有一套司法系统来处理、化解纠纷和矛盾，并以国家强制力来保障裁判的执行力。而软法并不想要这样的纠纷解决机制，一旦出现冲突或纠纷，主要依靠当事人平等协商、第三方居中调解或者由仲裁机构根据具体情形进行裁决。

二、软法现象存在的原因

(一)法律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

当前世界是一个民主化、市场化、信息化、全球化为一体的多元世界，各种利益主体共同活跃在这样的舞台之上，多种社会关系复杂交错，不仅原有的社会关系受时代影响，表现出新的形态，而且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关系。而对多元的社会关系，法律理应做出相应的调整以顺应实践的步伐，但是作为国家制定法的硬法由于受自身普适性、强制性、稳定性等特征的限制，而且立法者受自身经验、经历、知识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则可能会使制定出来的法律难以满足时代的发展需求，始终存在法律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

具体来说，首先是法律的普适性与特殊性之间的矛盾。根据吉尔滋的观点，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为了使法律得到普遍的遵守，国家在制定法律时必然会使法律主要对普遍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基本问题做出较为原则性的规定，一国主权范围越大法律的原则性反而更加明显，而这种普适性的法律在应对不同地方、不同情形的具体事件时，很可能会出现适用的尴尬，变得不知所措。其次，为了使法律能得到人们认可，能够对人的行为做出预期的规定，必然要保证法律的稳定，不能朝令夕改，令人无所适从。但是，实践是不断变化发展的，需要法律适时做出回应，针对不同的情况给出灵活的处理方式。最后，作为硬法显著特征的国家强制性，使得硬法无论是在制定主体、程序、惩罚方式等方面，还是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都显得过于刚性，缺乏柔然性。一些问题或事件，可能通过协商方式不仅能够节约法治资源，而且能够取得更高效的社会效果，一旦使用硬法予以强制调整，反而会增加了当事人的成本，未必能得到其对法律的内心认同感，可能会增加对法律过于死板、过于程序化的反感和不信任。

(二)公民权利意识、主体意识的增强

法治需要较为广泛的民众基础，需要法治的思想作为支持，由于观念是制度的灵魂，是法律制度得以产生和正常运转的指导思想和精神动力，所以法制观念的现代化就处于优先的地位。随着民主政治的推进，依法治国理念的灌注，作为法律主体的公民的权利意识、主体意识逐渐增强。而且，硬法过于僵硬，在很多情形下，可能也是对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的一种限制，抑制了主体参与法治建设的积极性。为了拥有更多的自由空间，缓和硬法的限定，更为了更好的保障自己权利，各个个体在基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组成各种社会共同体，在不违背硬法规定的前提下，通过平等协商、共同参与制定或认可某种行为规范，即软规则，以实现利益的平衡，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切身权益。加之，这种规则的制定，能实现个体的直接参与，而不是不可触碰的高层建构，便能够提升主体的广泛参与，激发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作为妥协结果的规则也能在自愿服从的基础上得到高效的遵守。

(三)公权力的社会化发展推进社会自治

市场经济的转型，要求市场主体广泛的、平等的参与到市场竞争之中，就需要国家逐渐将公权力转移到社会，提供更多的自由和自治的空间，软法的健全、完善，正是这种权力转移或转化的体现。而且硬法的法律调整，需要高昂的立法、执法成本，不是节约交易成本的最佳选择，也未必能到秩序的理想状态。相对与硬法，软法在形成的时间、程序方面不受过硬的限制，不需要消耗大量的社会成本，若将其纳入法治的法的范畴，节约社会成本的同时，将有利于社会秩序的构建，有利于法治状态的形成。此外，公权力的社会化也是社会对权力滥用和腐败的一种监督和制约，即软法的形成有社会公众更广泛、更直接的参与，体现民主协商的法治精神，与硬法相比较更加的柔，某种程度上能克服硬法的过于硬，能够对公权力的行使形成监督和制约。

三、法治视野下软法的价值何在

(一)弥补硬法的不足，为依法治国提供法基础

法治需要硬法来将一国基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予以确定，换言之，硬法是国家制度的书而写照。根据前述对硬法特征的分析，硬法的普遍性、稳定性、强制性的特点决定了硬法不可能辐射到一定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而法治要求国家和社会的各项事务都能有法可依，这就为软法提供了生存的空间。硬法的普遍实用性、稳定性和强制性的特点，在发挥其优势的同时，也显现了硬法缺乏灵活性、适时性和柔软性的缺点。硬法一方面由于要兼顾范围广泛的共同体成员(通常是全国公民)的利益，从而有时不得不牺牲共同体少数成员的利益;另一方面由于要兼顾不同时空的客观条件，从而有时不得不放弃在部分时空条件下可能实现的公平正义。软法律在现实法律世界中犹如海洋，而与之相对的硬法其实只是软法海洋中的一些分散的岛屿。回与硬法相比，软法能够根据不同的情形、不同的时境做出回应，有针对性的对待各种纷繁的社会关系，从而缓和硬法的普适性、稳定性可能导致的个别和具体的不公正，甚至对人的尊严的伤害，有效的保障和尊重人权。除此之外，在法治进程中，硬法受语境和立法者自身的局限，不可能将所有的社会关系都能予以覆盖，新出现的社会关系继续引发调整而国家又不能及时立法时，软法对空白地带进行填补，避免无法可依的尴尬，甚至软法在试错的过程中，逐步找寻到符合社会发展的理想的制度体系。一旦时机成熟，由硬法对这种制度再予以认可，使软法与硬法两者在调整新的社会关系时做到有效的对接。

(二)增强主体的权利意识，为依法治国提供观念基础

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得法律。由此可知，良法依赖于社会主体的广泛遵从，依赖于他们的广泛参与，得不到认同的法律只能是被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主体性是现代法治的基石，更是软法的基石。软法的灵活性、便捷性、多元性在弥补硬法不足的同时，通过社会公共体组成成员的全部或大部分人员的参与，可以增强他们的参与意识，强化了他们的主体意识.尤其是在那部分被硬法所忽略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软法的这种平等对待和利益博弈的形成机制启蒙着参与者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也正是软法在法治进程中拥有一席之地的原因。这种有效的利益谈判与妥协机制，其核心在于切实保障各利益主体有平等的机会和有效的途径参与到利益衡量过程中来，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利益主张和愿望，并能够对最终的利益取舍发挥实质性的影响和作用，为依法治国的观念基础加码。

法治思想的定义范文第4篇

[关键词]诚信，法治，文化

一

探讨诚信与法治，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概念问题-无论是诚信，还是法治，都不存在一个公认的概念。况且，“在思想和价值观同商品和消费一样日益多样化的世界上，企盼定义的统一，几近于痴人说梦。”[1]因此，本文放弃了埋头厘清诚信与法治概念的努力，而是把的兴趣限定在文化的框架之内，试图在这种独特的视角之中能够对诚信与法治问题作一有意义的探索。

尽管本文舍弃了对诚信与法治概念进行厘清的努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它们在本文中的含义作一解释是无意义的。正如郑也夫所指出的，在从事一项具体的研究前，最好能够先给个定义，因为虽然“人们并不要求你的定义与他们相同，却希望能从你的定义中明白你讨论的是哪一桩事物，从而免除误读与误会。这是定义的价值之一。”[2]鉴于此，笔者将首先对本文中所使用的诚信与法治二词作一简单的界定。

在本文中，诚信一词首先是一种伦理的范畴，它意味着人们在人际关系中应当诚实不欺、讲究信用。在西方，诚信还曾经作为资本主义的理性伦理的一项重要原则，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3]在法律（尤其是民法）采用诚信作为自己的一项原则之后，[4]诚信还兼具有法律上的含义。诚信原则，就其宗旨而言，是为了维持某种秩序，这种秩序或体现为一定的利益平衡，或体现为一定道德基础的可供依赖；就内涵而言，是以模糊的公平要求为内容；就外延而言，具有不确定性，可补救具体规定的不敷使用；就其与司法活动的关系而言，意味着承认法官创造性司法活动，允许法官在法无明文时依据公平的要求进行裁判。[5]因此，法律意义上的诚信，既是当事人进行各种活动的行为准则，又是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权的依据。

至于法治一词，本文根据法治的发展和韦伯的“理想类型”进路，认为法治存在着两种形态。一种是近代意义上的法治，这种法治将个人本位视为第一位的价值，把追求法律的形式合理性[6]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认为只有维护法的形式合理性，才能服务于保障人权的目的。尽管此种法治也包含了对某种实质合理性的追求，但由于它过分关注于形式合理性，因此在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发生冲突的时候往往通过牺牲实质合理性而满足形式合理性的需要。其理念正如什坦姆列尔所说的，“法之为正当的法，并不需要具有一定的内容，只要它形式上合乎标准，不管其内容多么糟糕，仍不失为正当的法。”[7]本文把这种近代意义上的法治称之为形式法治。形式法治发展到极端会导致一种发展危机，即形式法律理性的危机。[8]因此，形式法治会在法律变迁的内在动力与外在压力之下进一步发展，即发展为意义上的法治。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以形式法治为基础并通过克服形式法治的危机发展起来的，因此，它追求的是一种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有机统一。这类似于欧洲学者所阐述的“形式法的再实质化”，也类似于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所说的“回应型法”。根据图依布纳的分析，这种法实际上包含了两个维度，即实质理性与反思理性。[9]本文把这种包含实质理性与反思理性的法治称之为实质法治。应当指出的是，实质法治并不是对形式法治的全面背叛，而是在吸收了形式法治的优点之后发展起来的。

二

从文化的视角来看，法治在一个中的确立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而是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的一部分。只有当一个社会的文化趋于理性化之后，一个社会的法治才有可能真正建立起来。换言之，法治的确立既是一个社会理性文化发展的产物，也是该社会理性文化的组成部分。对此，韦伯曾经论证，无论是在、、建筑方面，还是在、方面，近代的西方文明都表现出了与其他文明（如、印度）不同的特点，这种不同实际上是一个关于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义问题。[10]在理性文化的这些方面中，“具有无庸置疑的重要性的是法律和行政机关的理性结构。因为近代的理性资本主义不仅需要生产的技术手段，而且需要一个可靠的法律制度和按照形式的规章办事的行政机关。”[11]由此可见，法治与一个社会的理性文化是息息相关的，“在这一意义上，应当承认：近现代法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它作为一种理性之治（the rule of reason），首先是指一种‘价值理性’意义上的理性之治，是体现西方文化传统中的某些超验价值或宗教信仰价值的理性之治。”[12]

由此，接下来的问题便是，这种理性之治是如何形成的呢？在法治的形成过程中，诚信又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呢？换言之，在发生学的意义上，诚信与法治具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按照韦伯的分析，诚信曾经是“资本主义伦理中的最重要的原则，也就是通常被表述为‘诚实就是上策’的原则”。[13]这种原则一方面得益于西方基督教的改革-通过基督教改革所产生的各种宗教派别，包括加尔文宗、虔信派、循道宗、浸礼宗诸派等，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新的新教伦理，即一种以职业概念[14]为基础的新的禁欲主义。另一方面诚信原则又对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产生了重大。正像韦伯所指出的：“浸礼宗尤其是贵格会所持的世俗禁欲主义的具体形式，就是这一准则（即诚信原则）的实际运用。”[15]因此，诚信作为资本主义的一种伦理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理性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它要求人们在经济中应当通过“以严格的核算为基础而理性化的，以富有远见和小心谨慎来追求它所欲达到的经济成功，而这与农民追求勉强糊口的生存是截然相反的，与行会师傅以及冒险家式的资本主义的那种享受特权的传统主义也是截然相反的，因为这种传统主义趋向于利用各种政治机会和非理性的投机活动来追求经济成功。”[16]

由此可见，近代法治的产生与诚信具有非常紧密的关系。首先，尽管法治的产生并不仅仅是一种因素要求的结果，但是诚信的伦理以及由此所要求的经济上的理性化却对法治的产生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毕竟，如果没有一种形式上具有合理性的法律制度，“可以有冒险性的和投机性的资本主义以及各种受政治制约的资本主义，但是，决不可能有个人创办的、具有固定资本和确定核算的理性。”[17]其次，法治的确立也受到了诚信伦理及其所要求的理性化精神的推动。法治其实就是韦伯所言的“法理型统治”，[18]这种统治，按照韦伯的解释，具有如下特征：（1）一种官职事务的持续、受规则约束的运作；（2）这种运作是在一种权限（管辖范围）之内；（3）职务等级制原则；（4）技术性规则和准则要求必须有专业训练；（5）官职与生产或管理工具的所有权相分离；（6）职务的占有要服务于保障职务上纯粹事务的、只受准则约束的工作；（7）行政管理档案制度原则。[19]由此可见，法治的确立其实就是在法律领域内确立一种理性化的精神，而这在一开始是与西方文化的理性主义分不开的。

三

虽然以诚信为主要特征的近代资本主义理性文化对法治的确立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然而，法治与诚信的关系在后来却并不总是非常的和谐。一方面，法治秩序的建立和运行当然非常需要人们能够继续以诚信的伦理来处理人们之间的法律关系。例如，在合同领域，法律便要求人们能够诚实信用地订立与履行。正因为如此，合同甚至被人们认为是一种可信赖的利益。事实上，为了使自己能够得到人们的普遍遵守，法律往往需要站在中立者的立场上，公正地规定人们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因此，在立法过程中，立法者往往把体现人们之间诚实信用的规范用法律确定下来。可以说，法律就是对人们之间的诚信行为作出的规定。不仅如此，法治作为一种理性之治，其实质就是要使法律的创设与适用摆脱意识形态（道德、宗教、权力政治等）的影响，实现法律的独立性与自主性。[20]因此，法治的实现过程其实也是一种实现法律的信用的过程。由此可见，法治天然地与诚信是不可分的。

然而，另一方面，法治在确立之初，却奉行一种绝对的严格规则主义。所谓绝对的严格规则主义是一种力图从司法过程中完全排除法官的自由裁量因素的立法方式。[21]19世纪的欧洲大陆，在法治逐步确立的同时，却也逐步走向一种绝对的严格规则主义。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当时相继制定的一批法典[22]中都旗帜鲜明地反对法官的自由裁量。对此，梅里曼指出，罗马日耳曼法系各国法“试图对各种特殊而细微的实情开列出各种具体的、实际的解决办法，它的最终目的，是想有效地为法官提供一个完整的办案依据，以便使法官在审理任何案件时都能得心应手地引律据典，同时又禁止法官对法律作任何解释。”[23]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的法典都以制定无所不包的、祥备的、严密的、完整的规则体系为己任。在他们看来，法中所蕴涵的诚信原则已经包含在法典中，法官在适用法律时无需再考虑诚信因素，只要充当宣布法律的“喉舌”就可以了。因此，这个阶段的法治是不可能也未能在法典中把诚信作为一个基本原则进行规定的。正因为如此，本文才把这一阶段的法治称之为形式法治。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在法治的确立之初，之所以会奉行绝对的严格规则主义并把诚信原则排斥在外，其实跟当时奉行一种绝对的理性主义文化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根据徐国栋的分析，从根本上说，理性主义就是主张张扬理性，主张科学精神，锻造人支配自然的武器。[24]具体而言，理性主义有如下特点：第一，绝对主义的认识论。理性主义者从一开始就注重知识的普遍性和对绝对精确性的追求。正如笛卡儿所说的：“只要遵循数学推理的演绎，从几个简单自明的公理出发，经过一步步的严密推理，就可以获得关于事物的确定有效的知识。”[25]第二，对人文系统与自然系统区别的抹煞。理性主义者们有将包括在内的一切都自然科学化的企图。理性主义的代表笛卡儿就认为人的身体是机器，认为心灵的本质是理性，而把想象、意志、感情和感觉等无法以数学方式加以把握的东西当作导致谬误的消极物排除出去。这其实是一般理性主义者所共同遵循的方向。[26]第三，将几何学方法捧上宝座。近性主义一直标榜自己热衷于科学方法，尤其是几何学方法。“理性主义者对知识的普遍性与绝对精确性的追求，正是利用几何学来实现的。以数学方式解释天体现象的成功，使人们建立起这样的信念，即世界是按数学法则建立起来的巨大机器，只要掌握了世界的法则和数学，就可以做世界的主人。”[27]第四，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19世纪（尤其是前半叶）欧陆的人们仍持一种形而上学的世界观，把世界看作是静止的、不变的，把各门科学分割开来进行研究。

受上述这种文化理性主义的影响，法治在确立之初自然会表现出立法万能、排斥司法自由裁量权、排斥将诚信原则直接规定在法典中的倾向。博丹曾有一个最大的抱负，就是通过比较和综合一切最著名的国家的法律，以得到最好的一种，从而创立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学体系。[28]立法者认为：“仅用理性的力量，人们能够发现一个理想的法律体系。因此很自然，他们都力图系统地规划出各种各样的自然法的规则和原则，并将它们全部纳入一部法典之中。”[29]凭着对理性的信仰，他们力图把法律的调节之手伸进社会生活的每一角落，追求详尽具体、无微不至的规定。他们所要达到的目标是：法官无论遇到多么复杂的情况，都能在庞大的法典中像查字典一样检索到现成的解决方案，因而这样的法典又被称为“决疑式”的法典。而对于法官而言，法官审判案件的过程则只需像一台“自动售货机”，从一端输入案件事实和法律条文，另一端就可自动吐出“判决”。因此，这样的法治当然就排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更不用说可以授权法官依据诚信原则对案件作出判决了。

由此可见，形式法治内在的逻辑就在于追求一种以法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为核心的形式合理性。正是对形式合理性的追求造就了形式法治的独特品格，从而使法律的创设与适用摆脱了依附于某种意识形态（道德、宗教、权力等）的尴尬局面，并拥有了自己的正统性[30]基础。然而应当指出的是，如果说这种追求形式合理性的形式法治在理性主义文化占统治地位的里还能够获得它的正统性基础的话，那么，当理性主义的神话动摇之后，人们还能否对形式法治情有独衷却是非常值得疑问的。

事实上，在理性主义的过程中，一种与理性主义相对立的思潮就始终存在着。本文将这种思潮称之为非理性主义。尤其是在19世纪下半期至20世纪初期，理性主义的发展更是遇到了深刻的危机。这种危机法国启蒙运动理想破灭的结果。众所周知，法国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正是在启蒙运动的理想旗帜下酝酿、准备和实现的，可是，法国大革命过程中阶级残杀的血腥事实，却把启蒙思想家奉为“高踞于一切现实事物之上的唯一法庭”-理性-变成了十足的非理性。这使得人们对启蒙思想家所说的“意见支配世界”的正确性表示深深的怀疑，促使知识界进一步思考人类的世界是否真有一般的“合理性”的基础，因而泛起了非理性主义思潮。非理性主义者竭力地突出人作为主体的个别性和不可重复性，把人的心理因素中的非理性成分，如意志、情绪、直觉、本能等提到首位，并强调非理性的心理因素对人的认识活动和行为的决定作用。需要指出的是，非理性主义并不是说人可以不要理性，而只是指出理性有它的局限性，不能把人的本质仅看作理性。这种非理性主义反叛了西方的传统，构成现代西方哲学的一大支系。如果说传统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绝对性、必然性、普遍性、抽象性、本质性和确定性，那么现代西方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则是相对性、或然性、特殊性、具体性、概率性和模糊性。[31]

这种文化背景反映到法律和法学上面，就使原先由概念法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出现了与之相对立的各种反对绝对严格规则主义的流派，如目的法学、法学、自由法学、利益法学、新康德主义法学、价值法学、现实主义法学等等。这些法学的一个共同特点在于明确地指出了立法不是万能的，法律在运行过程中必然会存在各种局限性，如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滞后性等，[32]因此，幻想实行一种单纯追求形式合理性的法治即使能够实现法律的一般正义，也是大量建立在对个别正义的舍弃的基础上，是不可取的。因此，“法律条文不可以太机械，我们制定法律时，要想到将来实施时一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情形，这种意想不到的情形我们要预先注意，使得实施的时候，达到公平不发生困难。”[33]要实现这一点，就应当抛弃绝对的严格规则主义，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并对法官实施自由裁量权予以限制。在这种背景下，诚信原则被法治进一步接受，甚至被直接规定在法律中就不足为奇了。因为根据施塔姆勒的解释，在具体法律规则的适用过程中，需要一种指针来指引，而“以爱人如己的社会理想为的诚信原则就是这样的指针”。[34]

在这种情况下，当1907年由瑞士国会通过并且于1912年生效的瑞士民法典首次把诚信原则规定在法律中时，许多人对之鼓与呼就不难理解了。瑞士民法典中的第1条第2款规定：“如本法无相应规定时，法官应依据惯例；如无惯例时，依据自己作为立法人所提出的规则裁判。”其第2条规定：“任何人都必须诚实、信用地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对此条款，热尼满意地评论道：“可能这是近代的立法者第一次用普遍的说法承认法官为不可缺少的助手。”[35]

从上面的中我们可以知道，法治本身存在着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如何对待诚信的不断发展的过程。从拒绝承认诚信在法典中的地位到明确把诚信作为一种原则规定在法典之中，这体现除了法治从形式法治发展到了实质法治，体现了法治不仅要实现一种形式的合理性，也非常强调一种实质的合理性，并努力实现二者的统一。

四

就而言，的法治建设处在一个非常独特的时期。一方面，不仅我们历来缺乏一种像西方在近代所出现的以诚信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伦理，而且在我们的文化中也非常缺乏像西方那样的理性主义传统，因此，我们今天如果想要建设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实任重道远。我们不仅要补法律这一课，而且要补诚信这一课。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的法治建设又处在西方从形式法治发展到实质法治的阶段，这对我们的法治建设又提供了非常难得的示范作用。尽管我们今天不必重复走西方走过的老路，我们也可以明确地反对“西方中心论”，但西治的发展历程确实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使我们避免走很多弯路。这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启发就是，在法治建设的一开始，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诚信原则制定在我们的法律之中，从而在一开始就努力实现一种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有机统一。当然，要实现这一点，我们还应该作出很多努力，但无论如何，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并不是一个难以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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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郑也夫：《信任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7页。

[2] 同上，第7页。

[3] 参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12月版，第二章。

[4] 1907年瑞士民法典首次把诚信作为基本原则加以规定，这标志着诚信原则在民法中的确立。其第2条规定：“任何人都必须诚实、信用地行使其权利并履行其义务。”

[5] 参见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的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78页。

[6] 法的形式合理性与法的实质合理性是韦伯剖析世界法律体系中存在的各种法律思想时所依赖的一种理想类型分析框架。其中，法的实质合理性指的是法的创设与适用遵循的是意识形态体系的原则（道德、宗教、权力政治等），而不是法律本身；法的形式合理性又包括外在的和逻辑的两种。参见[德]马克斯。韦伯：《论与社会中的法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998年9月版，第24—25页。

[7] 转引自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4卷，第77页。

[8] 参见图依布纳：《现代法中的实质要素和反思要素》一文，载《北大法律评论》第2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

[9] 同上。

[10] 参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12月版，第11—19页。

[11] 同上，第14页。

[12] 舒国滢：《西方法治的文化-社会学解释框架》，载张桂琳主编：《政法评论（2002年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28页。

[13] 同11，第117页。

[14] 根据韦伯的分析，职业思想是“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换言之，新教伦理的职业思想在客观上导致了资本家“把赚钱看作是人人都必须追求的自身目的，看作是一项职业”，因此，它要求人们在赚钱的时候应该通过理性的方式进行，尤其是应该注意诚实与信用。参见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路德的‘职业’概念”一章。

[15] 同11，第117页。

[16] 同11，第56页。

[17] 同11，第14页。

[18] 韦伯在《三种纯粹的合法性统治类型》（Die drei reinen Typen der legitimen errschaft[1922]）一文中使用的德文leagale Herrschaft一词，在汉语中通译为“法理型统治”。其实，legale Herrschaft与rule of law是可以对译的，在汉语上直接译作“法治”也无不妥。

[19] 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12月版，第242—245页。

[20] 对法治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的分析，可参见塞尔兹尼克、诺内特：《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中的“自治型法”一章，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1] 同6，第152页。

[22] 此一时期，欧洲大陆法系各国相继制定了一批法典，形成了一场史家所称的法典编纂运动。著名的法典有：普鲁士国家法（1704年，19000多条）、俄国法律汇编（1832年，42000多条）、法国民法典（1804年，2281条）、德国民法典（1897年，2385条）。

[23] 梅里曼：《大陆法系》，西南政法学院印行，1983年，第42页。

[24] 同6，第168页。

[25] 参见张汝伦《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

[26] 同6，第170页。

[27] 参见陈宣良：《理性主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

[28] 上海社会院法学所编：《法学流派和法学家》，知识出版社1981年版，第360—361页。

[29] 博登海默：《法：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67页。

[30] 正统性一词译自德文Legitimitat（英文Legitimacy），指人们通过信仰体系服从某种统治的状态。该词与形式意义上的“合法性”（德文Legalitat，英文Legality）有别。关于两概念的关系，可参阅舒国滢：《战后德国法哲学的发展路向》，载《比较法研究》1995年第4期。

[31] 郑杭生主编：《现代西方主要哲学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

[32] 对法律局限性的分析，参见徐国栋的分析。同6，第137—143页。

[33] 施塔姆勒语，参见杨幼炯：《当代政法思潮与》，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9页。

法治思想的定义范文第5篇

关键词：二元制 法治 人治 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416

文献标识码：A

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史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了。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国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足够的理论支撑。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央政府都不遗余力的利用国家宣传机器向民众灌输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主流价值观。笔者试图从历史学和教育学的双重角度，跨学科分析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二元制”模式。

教育，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是意识形态领域最主体的实施方。一直受到当时国家政治思维的影响。教育实际就是统治阶级政治思想的投影。在我国古代，虽然没有使用过“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但它作为历代统治阶级进行思想文化统治方法，却是历史上的客观存在，只不过其表现形式、名称及其功能与今天有所不同而已。从原始社会的祭祀活动上的献祭和规范开始，礼法就开始它的发展。经历了商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衍变，“法治”已经褪去血亲复仇的野蛮色彩，“人治”也突破了西周以来血缘为纽带的原始礼法；经历了先秦诸子对理论的系统化和汉初的儒家强化，基本形成了看似为儒家礼法为主体，法家制服为辅助；实则以礼法教化为表面，以强制规范为实质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即所谓的“人治”和“法治”。《汉书・元帝纪》中记载：“孝元皇帝，柔仁好儒，见先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曰：‘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这种外儒内法、心照不宣的政治思想经历了宋明理学的进一步掩盖，进一步淡化了“法治”的色彩，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这种政治思想影响下的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呈现的是外儒家内法家，“人治”、“法治”并举的特点。笔者将其称为“二元制”思政教育模式。

中国自诩为“礼仪之邦”。“由于‘礼’的形式是规范，它具有对人的行为进行强制和约束的功能，是社会生活秩序不可缺少的工具，因而礼教一直是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可见从一开始，“礼”就包含了强制和劝化两层属性。以往思政领域的研究者往往注重于儒家“人治”思想主导下的中国古代文化对我们当今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却忽略了法家“法治”带来的另一股内动力。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中的有识之士大都善于利用“二元制”的思想政治教育来推行官方认可的主流思想，也是各自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的反映。二者不可偏废，否则就会引起动荡：萧梁末期的侯景之乱和赵宋面对外族时的知识分子的末世悲鸣都是“人治”思想过于理想化酿成的苦果；而“三武灭佛”和唐末五代的斯文扫地则是“法治”思想极端化的例子。因此无论哪个时期，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都不仅左右着当时国家高级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影响着当时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

我国古代统治阶级历来就十分重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在“人治政治”思想下，儒家强调对民众的“自省”、“克制”，即自我反省，自我克制，强调把自身修养和社会规范相融合。曾有学者将“人治”政治思想影响下的我国古代思政教育分为五个方面：“第一，学思并重是指学习道德知识，掌握道德理论。在孔子那里有这样的阐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也指对行为的思考。学必须与思结合，因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第二，省察克治。是自我反省，自我检查。即自我纠正，自我改过。第三，因人施教。这是针对不同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侧重点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第四，身体力行。这既包括与言行相对的行，也包含道德规范、道德观念的实行。第五，改过迁善。这是古人修养德行的一种重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