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乡村建设的说法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美丽乡村建设的说法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美丽乡村建设的说法范文第1篇
一、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难以两全
人类要生存就要发展，人类的任何生存、生产和发展都要消耗一定的资源，这必然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和干扰。近几年，一些旅游景点人满为患，甚至造成生态事故，就是因为超过了自然的承载力。中国的环境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30多年的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越来越高，对于自然的干扰和影响也越来越强。加之我国人口总量大、密度高，自然环境所承受的压力与人口数量成正比，与人均资源消耗也成正比，而人均资源消耗又与人民的生活水平正相关。所以，在一定的基础条件下要达到一定的生活水平，就要消耗相当数量的资源。人类生存、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要抓主要矛盾，特别要抓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领导工作的一个基本方法。在各个村里，矛盾千差万别，主要矛盾各个村子都不一样。有些村子过去的基础比较好，集体经济实力比较强，关系比较和谐，在建设美丽乡村时，就要找其短板。有些村子原来的基础不好，在建设美丽乡村时就要找出最主要的问题，并加以解决。在此过程中至少应坚持一个原则，就是拒绝新的污染进入和发生，这是一条基本底线。在对已有污染进行治理的基础上，提升生态环境功能。所以，如果我们要发展农业，应该更多地发展旱作有机农业。在造林方面，也要注意生态林和经济林的比例问题。还有林下作物种什么、幼林时期怎么做、抚育期间怎么做，都要有相应的规划和操作，以充分发挥生态林的经济效益。对于社会发展来说，乡规民约，能够提升村民保护环境、不乱丢垃圾的自觉性，也能增强参与美丽乡村建设的公共力量。总之，生态环境问题是一个发展的问题，只有通过发展来解决。
二、生态环境建设的成本和收益的对象不对称
要知道环境效益是具有外溢性的。比如河北省排放的污染空气顺风刮到了安徽省，这是跨区域的。当然，安徽的污染空气也会影响到周边地区。河北省如果进行环境保护和环境建设支付了成本，但是收益却是大家共享。所以，生态建设、环境建设是一个公益事业，我们必须坚持谁破坏、谁恢复，谁污染、谁治理，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来加以解决。这就涉及跨区域补偿的问题，以及上下游联动、区域联动的问题。因为上游的水源如果受到污染，必然会影响到下游。这些更多的是属于国家政策、区域政策。在社区内部、村子内部怎么解决这些问题？这也需要一些制度性的安排，需要一些村规民约、公序良俗进行约束，通过经济处罚和道德舆论的影响，使村风民风得到好转。
三、美丽乡村建设与集体实力不匹配、与城市化发展存在矛盾
美丽乡村建设与集体实力不匹配，在落后地区、在地方财力比较弱的地区表现的更加突出。为此一方面，上级要加强对美丽乡村建设的公共财力的转移支付，另一方面，基层政府、基层干部要思考怎样利用有限的建设财力把事情办好，这涉及到每一个农村基层干部。另外要使农村真正发展，实现以城带乡，首先就得推动城市化发展，吸引农村要素向城市聚集。中国“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致富，要使农民生活富裕，就必须减少农民，减少农民的基本途径是让农民进城。只有一部分农民将生产生活方式完全转移到城市去，剩下这些人才能发展规模经营。如果过去那种一个人两三亩地、一户十几亩地的格局不改变，想要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那是不可能做到的。
四、乡村土地资源配置的相对稳定与土地利用结构的大变动的矛盾
过去对土地的利用是相对稳定的，但在美丽乡村建设时期，土地的利用必须要进行相应调整。有的原来是耕地，现在变成林地了或者变成其他用地，也就是说我们正处于土地利用结构大变动时期。与这个问题相联系的就是农村土地利益固化与家庭人口结构时刻变化的矛盾。我们处于城镇化、工业化的加速时期，社会结构、人口结构都在变化，但是土地利用相对凝固。我们的政策导向是希望土地的利用关系保持相对稳定，但是无论是家庭人口结构的变化，还是用地结构的变化，都要求调整土地利用关系。在中国农村，这个矛盾具有普遍性，而在各地也有不同的引爆点。对涉及土地补偿、拆迁补偿的利益分配矛盾问题，恐怕还要通过土地制度的根本变革来解决。
在土地制度的根本变革方面，存在一种走农村土地私有化思路，但这个面临着很大困难和问题。比如，村民的资格认证就很难。在土地承包方面，国家要求确权发证。但是有的是确权了也不敢发证。比如上世纪80年代一个十几岁的小伙子，现在已经四十多岁了，娶一个媳妇、生两个孩子，一个人的地由四个人来种。但是在一些家庭中，有女儿、有老人，等到女儿出嫁了、老人去世了，这个家庭可能就是一个人种了几个人的地，甚至有的家里没有人了，就把承包地委托给了亲戚或者朋友。此时，确权发证该发给谁、又该怎么发？再比如农村的粮食补贴怎么补？不可能是今年你种了多少粮食就按照亩数补给你，大部分还是按照原来的承包关系，所以粮食补贴不一定补到种粮的农民身上去。这就跟我们政策的初衷产生了很大的矛盾，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太复杂了。
中国土地制度是基本的经济制度，这就决定了不能按照一般的生产力要素来考虑土地问题。现在城市的土地还是国有的，这自然很好。因为城市地区人口高度密集，利益关系高度复杂，如果实行土地私有的话，土地收益怎么分配？而且我们正处于城市化加速时期，农村人口正在大量减少，怎么解决农民的土地权益？就农村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们对土地的依赖性就会越弱，这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操作空间。这个矛盾的焦点就在于土地结构调整过程中土地升值收益的分配。比如合肥近郊的土地是值钱的，但是到了大别山地区，土地是不值钱的。因此，解决土地的矛盾，就要解决土地升值的收益分配问题。
美丽乡村建设的说法范文第2篇
在来到胶南之前，我以为，这样的梦想要想照进现实，还有很远：来到胶南之后，我发现，这里便是人们寻找多年、心向往之的地方。
如果对胶南的认识还停留在“千古名胜琅琊台，海上浮翠灵山岛”、“海山画屏、灵岛浮翠”、“岸海名山、双珠嵌云”，那可就大错特错了――这些喻仙喻境的词句只是单纯地对胶南风光迤俪的赞誉，而真正的胶南，是需要住下来静静感受的。因为，她是一座宜居宜商的现代之城。
沿着滨海大道一路西行，我们路过了胶南段风河入海口附近――胶南两处湿地之一，眼前的景象不由地令人惊叹：上百只海鸥栖息此处，它们在落潮后的滩岸上时而飞舞、时而觅食……暮色低垂，一片“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画诗景致。向导孙先生告诉我，胶南当地流传着“宁舍8亿收益，不丢一片湿地”的佳话。实际上，当全国各地都在大兴土木、打造所谓的“黄金海岸”的时候，胶南的城市管理者们没有头脑发热，也没有贪图一时发展之功，他们冷静思考这片海湾、这条优美的海岸线，到底要怎样保护开发。面积达2.6万公顷的两处湿地自然保护区，是胶南放弃了8亿元开发收益换来的，城市管理者对1100亩芦苇地作为生态湿地加以保护，建成中国北方少有的城市湿地景观，于是，才有了我们眼前的这片美丽景色，更有了今天的宜商宜居的魅力胶南。
“我住在胶南，但在胶州工作，每天走得很早，回来得很晚。但我能感觉到胶南的变化，一天比一天多，一年比一年大。”向导孙先生说，老伴儿经常告诉他，周围的环境越来越好了，小区又多了块绿地、马路上又建起了一条绿化带，人行道的一例又种上绿树……“虽然回家时天都黑了，我看不到那些绿色，但我发现路灯越来越亮了，城市的夜景也越来越漂亮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宜居环境?我想，首要的前提应该是绿色与环保――它是城市发展的标准，更是人文居住的基本理念。胶南市坚持以人为本、把滨海特色和生态原则作为城建原则，结合公园绿地建设和旧城区绿化改造，重点对城市道路、单位居住地等进行了大规模的园林式绿化工程。“胶南市投资320万，建成20处市民休闲健身场地，既提升了城市文化品位，又满足了市民休闲需求。”胶南市城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相关部门还对建成区暂不具备绿化条件的空闲地段实行苗圃式管理，按框架式绿化模式栽植小苗、乔灌木幼苗，绿化面积38万平方米。“2010年，胶南市又投资了5000多万元，实施了滨海大道及大学西路绿化工程，绿化面积50万平方米，进一步提升了城市园林绿化水平……”如果说，“城市规划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已达到44.6％，绿地率38.1％，人居公共绿地面积16.98平方米”的说法太数据化、官方化，那么从市民出门就能看到绿色、不足500米就能进入绿色空间的现实生活中，我们清楚地看到胶南“缀点成线、连线成带、扩带成面”的绿化格局。“全国绿化模范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国家生态示范区”、“国家园林城市”和“山东省节水型城市”、“山东省文明城市”、“山东人居环境奖”……这些荣誉称号，实际上就是对绿色胶南、生态胶南最形象的说明。
仅有“绿色”并非“宜居”。除了城市的园林绿化，胶南的城市管理者们还不遗余力地对市政基础设施、社区物业、环境卫生进行管理、升级、改造和整治，在全市各部门齐心合力下，终于有了今天的绿色、现代、生态、宜居的胶南。如今住在胶南，不仅仅是毗邻风景区、海岸线，还有身处世外桃源般的悠然和清新，更有现代化的城市的舒适和便利。
但如果把世外桃源般的胶南想像成与世隔绝，那可就错了。在胶南，衣、食、住、行、游、学、购、娱样样精彩!优越的自然旅游资源、海滨风貌吸引了“全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中国――德国奥芬巴击剑对抗赛”、“全国公路自行车冠军赛”、“中国女子职业高尔夫巡回赛”、“全国时尚体育健身大赛”等多项国内外重大体育赛事，此外，胶南大打“生态旅游”牌，发展观光休闲农业，陆续推出了四季休闲旅游主题：四月的杜鹃花会、五月的樱桃采摘节和海青绿茶节、六月的拉网节、七月的沙滩音乐节、八月的蓝莓节、九月的登山节等节庆活动吸引游客广泛参与，同时，胶南的灵山岛和琅琊台的风情渔家、藏南镇和张家楼镇的蓝莓采摘，藏马山和铁橛山的田园风光等特色休闲也丰富着人们生活。如果说中国琅琊文化节、胶南杜鹃花会、乡村旅游节等文化活动，为宜居的胶南增添了一分妩媚和灵动，那么，隐珠山艺术中心、达尼画家村、高峪画苑等艺术群落则给民风淳朴的胶南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气息，定居在这里的人们就像是生活在文化艺术中，丰富多彩、悠然自得。胶南宜居，更表现在当地成熟、繁荣的商业环境――在加快东部新区开发建设的同时，胶南加大了西部老城区的改造力度，不仅对20多条城市主干道、4条河道、46条背街小巷进行整治，还投资修建了9处大型停车场；在改造老汽车站、电影院片区的同时，加强夜市商区、超市商城等市场的建设步伐……如今的胶南，既有热闹非凡的商业街区，又有配套设施齐全的高档次百货中心，还有现代化的影视院线和星级娱乐场所，星级度假酒店、休闲度假区更是不胜枚举……良好的城市环境自然吸引着世界的目光，亨氏、圣元、中铝等世界500强企业集团纷纷在胶南落户，中科院海洋研究所、青岛港湾学院等10多家大学和高层科研机构，相继入驻胶南大学科教园区，为胶南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才智保障。
如今，跨海大桥主体已经贯通，海底隧道的建成更是近在咫尺，在海滨大道和“南隧北桥”贯通效应下，胶南融入“青岛一小时经济圈”一并步入“同城时代”，加上董家口新港如火如茶地建设，让胶南迎来了“港口时代”――面对巨大的发展机遇，作为西海岸中环境最好、最被投资者看好的地方，胶南，这座和谐、文明、更宜商、宜居的优美城市，站在新的高点上，展翅欲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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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青岛市西海岸的胶南，是一座新兴的海滨城市。总面积1846平方公里，海岸线长156功力，辖17处镇(街道)，人口83.7万。城市建成区面积54平方公里，人口36.5万，城市化水平56.91％。胶南依山傍海，风光旖旎，“四山、两湾、一台、一岛”――大珠山、小珠山、铁橛山和藏马山；灵山湾和龙湾，琅琊台；灵山岛的资源组合，得天独厚，“三山夹两湾、高岛做屏障、怀抱极品沙滩”的滨海一线，更被旅游专家评价为“在全国具有惟一性”，堪与海南亚龙湾相比，极适合发展休闲度假旅游。
美丽乡村建设的说法范文第3篇
《经济》：研究任何问题，都离不开对历史的探究。我国的砖瓦行业历史悠久，作用极大。您能先讲讲这方面的情况么？
张荣鑫：“秦砖汉瓦”的说法在中国已经家喻户晓，几乎人人皆知，我国砖瓦历史记载有7000多年了。这表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也是砖瓦发展、使用的过程，所以砖瓦蕴含了我们几千年的建筑文化在里面。从中国的建筑来看，不管是北京的四合院，还是安徽的徽派建筑，无论是具有闽南特色的红砖红瓦雕塑，还是白族建筑风格，都离不开砖瓦。砖瓦虽是产品，各具特色的建筑也是产品，但更是文化。从历史的脉络来说，在秦朝，万里长城，皇宫城墙，砖的用途是比较广的，用量也相当大。后来包括普通的民众下葬，都要用砖去做墓穴的装饰。在汉代，砖和瓦的应用也很广泛，而且颇具代表性。比如一个小小的瓦当，就有6000多种形式，在皇室大臣、财主或贫民家里都有应用，而且应用得比较讲究，种类比较多，图案也比较多。汉代的墓穴很多都是用大砖砌的，有的高度达1.5米左右，宽度在600厘米左右。这种砖，还是空心的。当时人们对制造工艺比较讲究，砖上几乎都刻有不同的图案。不难看出，汉代对砖瓦的应用，已经以艺术、装饰的角度为起点了。
《经济》：历史可做参考，但现状更具实际意义。建国至今，我们的砖瓦行业是一个什么状况？
张荣鑫：我国砖瓦行业在不断地演变，其中砖混结构的建筑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后，建设楼房基本还是砖和混凝土，那时我们已经有机制红砖了，这种砖应用很广泛，从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好多大型的工厂、大型的党政机关建筑，都是用机制红砖建造的，使红砖经历了一个鼎盛的发展时期。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家出于循环经济和环保方面的考虑，制定了“禁黏禁实”政策，推出了利用工业废弃物，例如煤矸石、粉煤灰，以及页岩等来制砖，砖的品种、规格及保温、隔热、节能的性能也有很大提升。这种利用废弃物的砖厂生产线当时在国内发展得比较快，机械化生产程度也比较高，有的砖厂一天就出好几十万块标准砖，应用也就更广泛了。但这种煤矸石砖达不到装饰效果，是粗放型生产的，甚至外观和尺寸都很难达到要求，是低级的产品。我们现在生产的烧结砖装饰和实用两方面兼顾，叫陶土装饰砖，是普通砖升级换代产品，不但具有传统黏土砖的优点，其强度、外观有了更高标准的控制。陶土砖造价按平米计算，比普通涂料的墙体会贵几十块钱，但和花岗岩、玻璃幕墙比起来就便宜得多，其效果却比玻璃墙要好得多。陶土砖的好处是用陶土来烧，不破坏耕地，大气污染治理和节能效果突出。拿水泥墙对比来讲，水泥墙缺陷一是不透气，二是耐受性和使用年限有一定限制。另外，混凝土对人体有一些低辐射，不是纯绿色建筑产品，只能是一个辅的材料。而陶土砖是仅次于木材的绿色环保建材，是会“呼吸”的建材。
《经济》：建筑业是一个覆盖全世界的行业，各国皆然。据您所知，国外是一种什么情况？
张荣鑫：目前，美国有250家左右的砖瓦企业，当然他们的砖瓦企业都不是粗放型的，从事砖的销售的企业还有四五百家。现在国际上做砖瓦设备和砖瓦应用最多的是欧洲国家。例如在欧洲，谁家住的是木屋，他家即是就地取材；要是看到谁家建好木屋之后外面包一层砖，这家就是富人；要是看到他家建筑里外都是砖，他家就是有钱人。我们国内的设计师、包括留学回来的人，都有这方面的感受。陶土烧结砖这块在欧洲是贵族才能用得起的，比如千年以上的教堂。德国、意大利这些国家，生产的砖比较厚，直接就把保温层做到中间了。现在国外设备生产的砖品质已经非常高，可以达到承重、装饰、保温一体化。
《经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建筑业，由此，建筑材料业还将长期存在。我们的砖瓦行业目前在朝着什么方向发展？
美丽乡村建设的说法范文第4篇
什么国家的牛羊生活最悠闲？最美丽的欧洲乡村又在何处？或许很多人想不到，答案就是并不那么显山露水的爱尔兰。
还是这一片土地，只不过像被“金手指”点中了。上世纪连绵的土豆田如今变成了成片的草场，数以百万计的牛羊在天然的风景画里自在徜徉。这个曾以出产土豆闻名的国家，如今是北半球最大的牛肉出口国，黑土地上飘溢着阵阵奶香。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绿意盎然的岛国，随着绿色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在欧洲名列前茅，乡村建设更奏响了和谐之音。
农民 大学毕业管奶牛闲时爱打高尔夫
在爱尔兰这个四季草青的岛屿上，每年有长达9个月的长草期。3月中旬，从飞机上俯瞰，处于同纬度的中国东北地区还只是一片冰消雪融后的土黄，而爱尔兰早就铺满新绿，木欣欣以向荣，草盈盈而吐翠。
在连绵的草场之间，轻而易举就可划出一块高尔夫球场。但在爱尔兰，打高尔夫球最多的不是富商巨贾，而是忙里偷闲的农民。打高尔夫球甚至来一场英式足球比赛，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农场主们闲暇时最钟爱的活动。记者走进摩纳根郡的一户农家采访，发现主人家的每个人都备有专门的高尔夫球具。将乡村别墅打理得比宾馆还整洁舒适的女主人说，她每周能挤出时间打4次高尔夫球。
走访奎恩一家，让中国记者对爱尔兰农民生活心生羡慕。
奎恩家五口人：父亲马丁年过花甲，目前赋闲为主；母亲玛丽是典型的家庭主妇；长子独女均已成家独立，小儿子现在是家中的主要劳力。子承父业的小奎恩，15年前大学毕业后，就到英国去学习牧场管理，回来就从父亲手中接下了饲养70多头奶牛的活。由于采用了机械化挤奶设施，小奎恩每天的活主要是清理奶牛的棚舍并为它们铺干草，有时还要负责接生小牛等。乡村生活让大学毕业的小奎恩觉得单调吗？小奎恩的回答是不，因为“每天的天气不一样，每株小草也会长得不一样。”
喜欢骑马、打高尔夫球的奎恩一家,靠养奶牛每年能挣多少钱?这个问题最让我们好奇。通过各种拐弯抹角的采访,记者大致了解到奎恩家的收入:每头奶牛年均产奶1.1万升,爱尔兰牛奶收购价平均为每升0.28欧元,70多头奶牛光每年出售鲜奶就有22万欧元的毛收入。刨去草料、税收等各种成本开支，奎恩家的年收入应该在10万欧元以上。
合作社 服务农户兼培训推广科技育人才
像奎恩家这样养奶牛的农场主,在摩纳根郡有1000多家,他们都参加了当地的奶业合作社。
“我们的任务是让每个农场主感到开心。”奶业合作社的负责人文森特告诉记者:“我们负责上门收购牛奶、提供干草和优质的奶牛种源等。”奶业合作社还负责给牛奶的等级评分并进行各类指标测试，将优质牛奶脱脂后作为原料输送到奶粉公司。每年提供优质牛奶最多的农场主可获一笔数目可观的“冠军奶牛”奖金,以激励农场主让自己的奶牛产高质量的好奶。
奶业合作社分担了传统农场主的许多工作，甚至可提供24小时的兽医服务，鼓励现代农场主为奶牛提供惬意的生活环境。的确，就时下流行的“幸福指数”而言，爱尔兰的奶牛堪称全球第一。它们每天的主食是鲜草，平均每头牛享有2亩地的嫩草；累了，它们可以舒服地躺在铺满干草的棚舍里，干草如同宾馆床单一样每天都会换新的;有心情的话，它们可以到草场上溜达溜达；渴了，喝口自来水，当地自来水的水质接近于亚洲国家的矿泉水。
如今的爱尔兰农业，非常重视科技推广和人才培育。各种合作社既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还起到了农业科技“灌溉渠”作用，常年有450名农业顾问和100名乡村环境保护计划的顾问活跃在农村。他们不仅提供有关商业开发、管理技巧和奶制品、谷物生产方面的新技术，还为培养新一代农场主出谋划策。目前已有上万名年轻人接受专业培训后，当上了家庭农场的新“掌门”。
品牌 食品畅销160国牧场长草也藏金
爱尔兰国旗和国家足球队队服的主色彩是绿色，爱尔兰扶持农业发展乡村经济，打出的品牌也是纯正绿色。从绿色农业、绿色环境到绿色加工工艺、绿色食品，“绿色爱尔兰”成为国际市场上一大品牌。
“我国有13万个家庭农场，80%的土地是四季常青的草场，做活绿色品牌资源，牧场就不仅长草，也能长金子。”爱尔兰农业部长史密斯先生对记者说，“由于爱尔兰在全球树立起绿色形象，全球160个国家对我国食品敞开大门，依靠绿色农业发展起来的绿色食品业年产值168亿欧元，占全国外汇收入的25%，并吸纳了10%的劳动力。”
史密斯先生不无自豪地告诉记者，爱尔兰已建立起世界级食品安全体系，去年仅牛肉出口就达12.8亿欧元，爱尔兰奶牛每年贡献的牛奶中，有80%为其他国家居民享用。
为了确保绿色品牌不受玷污，爱尔兰农场主和食品加工业有非常严格的“行为规范”。全国各地草场放养的620万头牛，从出生到迁移都有监测系统跟踪，所有农药和兽药从销售到具体使用都有案可查，而且生病用药后的牲畜必须要度过安全期后才能上市。爱尔兰农业部高级兽医官派屈克介绍，曾经有一个农场主偷偷给肉牛使用了生长激素，结果在用药检查中被逮了个正着。尽管这些牛只尚未上市，但这个农场主被判罚3个月监禁和1万欧元罚款。农场主不服上诉至高院，结果再加罚3个月监禁，所有牛只全部销毁。如此“重判”恐怕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的。
产业 旅游行业展新篇软件制药立塔尖
得益于绿色的不仅仅是食品业，在爱尔兰，旅游业的兴起已是必然。在欧盟国家中，有“翡翠之国”美称的爱尔兰人口密度最小，气候湿润适宜，80%的土地为郁郁葱葱的森林和草地牧场。由于未曾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这里的不少古堡得以保留，有的改建成了乡村旅馆。漫步绿色丛中的乡村，溪流潺潺湖泊静谧，空气清新沁人心脾。置身其中仰望天空，你就会明白，为何来自爱尔兰的恩雅会唱出那遥远而空灵的天籁之音。绿色原野流淌出的宁静感，是最令都市人感怀的，难怪爱尔兰不少乡村地区的第一支柱产业，已从农业转向旅游业。
作为欧洲传统的农业国，爱尔兰曾经也想踏上工业致富的捷径，但最终还是淘汰了传统的旧工业，全力呵护“绿色爱尔兰”的国际形象。“如果上帝关上一扇门,就会打开另一扇门。”恰如这句爱尔兰谚语所云，绿色经济最终为爱尔兰打开了先进制造业之门。
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说法是,看一个国家水、空气、土壤环境是否“洁净”,有多少世界级品牌婴儿食品企业落户是最有说服力的“投票”。现在,全球婴儿食品的最大出口国就是爱尔兰,去年出口到60多个国家的婴儿食品价值4亿多欧元,其中有600万欧元的产品销往中国。
世界500强企业雅培集团就在凯文郡库特山设立了一个专门生产婴幼儿奶粉的生产基地，年产量可达3.45万吨，其中12%为中国宝宝生产。在这里，青山绿水中的空气已无需净化，幽静的乡间道路上竟扬不起一丝灰尘，而路边根本看不到塑料袋等垃圾的踪迹。在如此人间“天堂”中逍遥生活的奶牛，所产奶的质量也是一流的，难怪最近两年这家工厂又追加投资进行了扩建。这一基地的250名员工悉数来自附近的小镇，半数以上是技术研发人员，而整个小镇也以拥有这家世界级工厂而自豪。
不仅婴儿食品企业发现了爱尔兰“天堂”，全球领先的生物制药企业、计算机软件企业也纷纷将实验室设在了这个“绿岛”上，由此构成了爱尔兰产业的“金字塔尖”。谁能想到，这个欧洲“庄园”不仅是食品饮料出口大国，也是全球生物制药和计算机软件出口大国。当初曾担心爱尔兰“拖后腿”的欧盟兄弟们，眼巴巴看着这个以土豆闻名的农业国成为一只“凯尔特虎”(凯尔特人是爱尔兰岛的早期居民――编者注)，从1993年到2000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超过9%，是欧盟国家中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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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的典范”
在此次采访之行之前，我对爱尔兰的印象都来自有限的电影和书籍。印象中的爱尔兰人，以红头发、脸上长雀斑居多，而《围城》让我又“看”到了一个穷困的爱尔兰人。事实上，现在的爱尔兰人是时尚、勇敢、自信的，也是和善、文明、谦逊的，如同那满眼苍翠的乡村自然景观般叫人看着舒服。
随着当地绿色经济的发展，爱尔兰逐步从昔日“出口”移民的国家，变为“进口”移民的国家。目前，在世界各地的爱尔兰后裔数以千万计，是爱尔兰本国人口的十多倍。人口稀少的爱尔兰，一方面鼓励本国居民生育，一方面还开始有计划地引入移民，当然主要是接受各国爱尔兰后裔的回归。爱尔兰目前不满25周岁的年轻人约占总人口的40%，国民平均年龄比欧洲其他国家小10岁。
绿色意味着和平,也象征着人与自然的和谐。有着喜欢喝酒也热爱音乐、诗歌的人民的爱尔兰是全球犯罪率最低、最安全的国家之一。难怪会有人把爱尔兰称之为沉静的“翡翠”。
每年3月17日是爱尔兰的国庆节,爱尔兰人称之为圣帕特里克节。在这个“绿色狂欢节”里,世界各地的爱尔兰人喜欢穿上绿色衣裳,并把国花三叶草佩戴在胸前。今年的圣帕特里克节尽管天气有些冷,仍有来自数十个国家的40万余爱尔兰人聚集在都柏林街头,而都柏林整个城市才不过百万人口。游客们也被这节日气氛感染,许多人将脸颊上画上绿色的油彩,融入到了庆祝队伍中去。
美丽乡村建设的说法范文第5篇
浙江绍兴，一座历史上因水闻名的城市，悠久的水文化最早可追溯至河姆渡时期，然而当地人曾引以为豪的“酱缸”、“酒缸”、“染缸”，如今却变成了让当地人不堪重负的“毒缸”。
全国关于“癌症村”的传闻近年来不绝于耳，更有媒体制作出了中国“癌症村”地图，在地方政府遮遮掩掩不肯“认领”的同时，环保部日前印发的《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终于承认，近年来，我国一些河流、湖泊、近海水域及野生动物和人体中已检测出多种化学物质，有毒有害化学物质造成多起急性水、大气突发环境事件，多个地方出现饮用水危机，个别地区甚至出现“癌症村”等严重的健康和社会问题。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共有164个纺织工业集群，拥有超过5万家纺织工厂，主要集中于东部、东南部沿海地区。绍兴市绍兴县便是其中之一，这里的纺织企业9000余家，印染产能约占全国30%，因而也被誉为“建在布匹上的城市”。
然而，这个GDP功劳簿上的大功臣却变成了水乡恶变的罪魁祸首，在规划面积100平方公里的绍兴滨海工业区及周边已经有多个“癌症村”出现。
不是绍兴一座城在，同样沦为生态难民的还有毗邻的杭州市萧山临江工业园区及周边的村民，在那里同样集聚纺织及其相关的化工企业。
这两个工业园区位于因潮水闻名的钱塘江畔。化工污水经过巨大的排污管进入钱塘江，而后顺流人海通过杭州湾汇入东海。
江河曾经孕育了人类璀璨的文明，如今则见证着现代工业文明的罪孽，这条中国经济最为发达地区的江河犹如一条被污染企业吞噬的巨龙，浑身溃疡、苟延残喘。
谁说没有原罪？谁还敢说没有原罪！浙东地区的人民正在为过去30多年发展中的污染埋单。
这里的发展模式仍在被其他地区复制，随着产业的转型与转移，一部分污染企业正在或者已经被当作香饽饽引入中部、西部等欠发达地区。
如果执迷不悟，悲剧终将一并被复制。
祸起开发区
从山清水秀令人羡煞的小乡村沦为姑娘们谈嫁色变的“癌症村”，杭州市萧山区坞里村用了不到20年。
现龄45岁的坞里村村民韦东英见证了这个过程。20多年前，广西柳州姑娘韦东英向往坞里村的清秀与富足，经小姐妹介绍嫁给了年長她13岁的坞里村村民邵关通。邵关通是一个靠在钱塘江捕鱼为生的渔夫，彼时的钱塘江水清澈见底，韦东英向记者回忆说，那时邵关通出船时都不用带饮用水，渴了直接从江里舀起水就可以喝。
那是一段至今仍令这对夫妇神往的日子。每逢3月，江里的海鳗苗多得舀起一碗江水就可以捕获几十尾。海鳗苗被誉为水中的软黄金，畅销日韩等国，年轻时的老邵因此被韦东英视作“小老板”，“海鳗苗出口时论尾卖，捕捞时因为多，论斤卖。”邵关通追忆。
这样的场景早已不见。3月6日这天，邵关通与其他渔夫驾船在钱塘江捕捞了两个多小时，6条船总共收获了不过20多尾鳗鱼苗，虽说每尾可以卖到30元，但总收入仍相当微薄。而且，江上作业与危险相伴，一名船夫捕鱼时不慎落入江中不幸殒命，老邵只得与渔夫们一起捞尸体。
韦东英谈起20年间的变化怨声载道，直呼：“这个社会是怎么了？地球要被祸害完蛋了。”
坞里村共有村民1000多人，随着城市化的扩建，逐渐与附近的赭山街道混居，根据官方的资料，位于坞里村的南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于1992年10月，1994年被批准为省级开发区。可以说，坞里村的梦魇就此开始，工业园区陆续入驻了至少20多家化工企业，涵盖印染、制药等化工领域。不过，最初，村民们并未察觉不妥，尽管耕地因为工业园区的建设“说征用就征用了”，韦东英们还是指望着园区的建设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一点实惠。
“那时候化工厂是直接排污的，五颜六色的污水直接排入内河、钱塘江。”韦东英说，村民们最初以为这些厂离他们的住宅区还有一点距离，不会有什么危害，直至后来发现污水被排入了耕地，水稻地挖开，地里渗出的水都是五颜六色的，村民们担心这样种出的水稻有毒，但工厂的回答却是“没事”。
除了污水，化工厂还肆无忌惮排放废气，这些废气有时候像臭鱼味、有时像樟脑丸的味道，更多的时候因为多家一起排放，混在一起说不出来是什么气味。“熏得我们胸闷，夏天关着门窗都挡不住。”韦东英还抱怨，因为废气中夹杂酸雾，家中的金属器皿迅速被腐蚀。
1996年，南阳工业园建成4年后，坞里村的村民们便因为不堪忍受环境污染的折磨开始集体上访了。“化工厂越建越多，规划中与村民居住区相隔的绿化带没有建，厂直接开到了家隔壁，一米的间隔都没有了。”韦东英指着屋子西侧的一家化工厂说。
当地政府曾组织坞里村民进行血检并对坞里村的地下水进行检测，韦东英也曾被要求参加抽了血，然而这两份报告至今未能公布，有村民曾将井水送至外地检测，但检测报告，当地环保部门要求不能公布，理由是“否则天下就要大乱了”。
一边是检测报告秘而不宣，一边是村民们要求化工厂搬迁，当地政府与村民们谈判后答应给坞里村引入自来水，而此前坞里村民一直喝的是井水。
“地下水被污染，不能吃！”成了村民们的共识，近20年来，坞里村民一直持续不断地反映问题，要求或者将化工厂搬迁，或者将村民搬迁。因为迟迟不见“说法”，不少村民陆续放弃了上访，韦东英夫妇却坚持了下来，2004年左右，他们开始带头奔走相告，成为民间环保斗士，并在2005年被评为“浙江平民英雄”。
与污染企业作斗争，对这对夫妻而言是艰难而又孤助无缘的，在发现污染企业偷排后，他们致电萧山区环保局，但环保局的人姗姗来迟，等他们赶到现场，企业已经得到消息停止排污了。为了抓到证据，韦东英用废弃的饮料瓶装上偷排的污水，但环保工作人员说这不能成为证据，无奈之下，韦东英又拍照取证，但环保局认为照片不能说明问题。
“当时我们举报，环保局还曾埋怨，说企业排污都交了钱的，你举报干什么呢？！”韦东英不解。
持续的抗争终究还是有了一些成效，不过所谓的成效在韦东英看来却是一个莫大（博客，微博）的嘲讽，因为污染不是减轻了，而是变得更隐蔽了。
当地政府曾许诺三年内搬迁化工厂、解决村民的生存问题。“他们说让这些厂再生产三年，我就问了，污染好比杀人，假如杀人犯跟公安局说等三年，让他再杀三年人抓他归案，公安局能同意吗？这是同一个道理！”邵关通有些愤懑。
如今三个三年快过去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离居民区远的化工厂搬了几家，但近的却没有搬，这是什么道理？而且化工厂还在批建。”韦东英曾举报新建的一家“彩瑞化工”，但环保局对她的回复按照韦东英的口述是：“这个名字是难听，我们建议改名杭州彩瑞。”
“污染的问题，难道改一个厂名就可以解决了？”韦东英不能接受，对环保局扮演的角色很失望。
这对夫妻每天坚持巡查村旁的内河与钱塘江，在江畔有一个南阳污水收集中心，按照官方的说法，园区所有的工业污水都将通过管网进入污水收集中心而后进行污水集中处理。
不过，韦东英夫妇发现污水收集中心的机器几乎不运转，“你看，都生锈了”，她领着记者站在防洪堤上俯瞰污水收集中心。
3月8日上午10点，韦东英发现沿塘河上的赭山湾闸又开始放闸泄水了，黑乌乌的内河水直奔钱塘江。
“隔几天就放一次，潮水来了就把污水排进钱塘江，再从另一头把江水引入内河冲兑。”
记者看到，即便冲兑后的沿塘河水也是一片乌黑。
死亡名单
韦东英对萧山区钱塘江各段的排污口了如指掌，她怀疑工厂仍有暗管偷排，因为在厂区工作的外地打工者不止一次规劝她：“大姐，你们别告了，越告越糟糕，他们现在都在厂里打暗井，污水通过暗井排走。”遗憾的是，韦东英找不到证据，因为工厂她是绝对进不去的，她告诉记者，化工厂排气排水多在后半夜，且有人在江堤上守着，“他们拿着对讲机，看到我来了，就用对讲机通风报信：韦东英来了，你们快关阀。”
这对民间环保夫妇对记者反映的问题得到了诸多村民的印证。不过坞里村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已经不是污染了，这个问题已经现实存在了近20年。韦东英悲哀地控诉：“老百姓有几个20年可以等？”从化工厂出现，坞里村的癌症病例就开始逐日增加，时至今日这个小乡村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癌症村”。
韦东英家中保存着一份她在2004年至2005年间记录的村里癌症患者与死亡名单，从1992年至2005年，坞里村有近60人患癌症去世，年纪多在四五十岁，最年轻者20多岁，记者翻看这份沉重的死亡名单，发现村民们所患的癌症多是肺癌、胃癌、肝癌。
2005年后的癌症病例韦东英没有做统计，因为她和村民们逐渐灰心了，“村民们后来不再配合调查，问我，调查了又有什么用，我没法回答人家。”但是韦东英告诉记者，最近几年，每年都有七八个人因为癌症去世，“这里难道不是癌症村？”
韦东英后来还曾做过一份《环境污染基本调查表》，记者摘录了几则——
案例一：1962年出生的赭山街道村民冯志光在表格中写道，自己患有肝癌，妻子患有子宫肌瘤，曾看见企业直接排污，“现在盖住放，夜里九点以后气味浓，门窗打不开。”“井水不能用，以前水产品质量好，现在买回来有气味，不好吃。”
他抱怨说“（污染的问题）和街道说过，没有用。”“给我一点钱看病。”在期望一栏，他写下了“想环境（好起来），下一代不要患癌。”2009年6月12日，冯志光填写了这份表格，不到半年后，他不治身亡。
案例二：坞里村民王江平，2008年6月在调查表中自述：“本人感觉感觉身体不适，附近人得癌多。”此后不久，在检查中，王江平被发现患有肺癌，痛苦挣扎4年后凄惨离世，卒年54岁。
在这厚厚的近60份表格中，村民们对家乡的环境问题以及环保部门、街道、村委的渎职抱怨连连。
51岁的村民曹建妙质问：“为什么坞里癌症患者多，叫领导答复到底为什么！”而41岁的村民冯东海则直言不讳，不愿意读一些关于水污染的问题和法律维权的专业书籍，因为“老百姓靠政府为民办实事才有用，读书没有用”。
韦东英谈起这些案例唏嘘不已，忍不住抹泪，“老百姓心疼环境有什么用？老百姓的痛苦有谁能放在心上？”
坞里村最让人心酸的癌症家庭是一户丁姓人家，50多岁的父亲与30多岁的儿子前两年陆续患癌去世，如今留下老妇独守空房。
村民们多怀念当初的青山绿水，那时候河里鱼虾成群，然而现在捕获的鱼吃起来有一股怪味，韦东英说丈夫不久前捕获一条野生鲫鱼，卖给人家，结果买家上门抱怨烧鱼的过程中满屋子都是怪香味，有点像樟脑丸的味道，没敢吃，扔了。
除了癌症高发，坞里村民的血液病也比较普遍，33岁的村民陈奇原本是一个外科大夫，如今却因为严重的免疫系统疾病在家养病。陈奇脱去衣服，浑身的红疙瘩让人不寒而栗，他说这是免疫体统破坏后的病症，严重时呼吸困难，走路都艰难，因为瘙痒难忍，常抓得皮开肉绽。他去萧山当地医院治疗，医生直接问他住在哪里，当听说是坞里村后，医生断言与污染有关，他又去上海华山医院治疗，医生告诉他只有远离污染才能痊愈。8年来，陈奇因为病患痛苦不堪，工作也丢了，他怀疑病是家边上的冯氏彩钢板厂导致的，这家工厂距离陈家不过十多米，生产工序中需要在铁板上喷漆，而漆中含有甲苯，学医出身的陈奇深知苯类对血液系统的危害。
但他却没有办法去索赔，因为家附近的各类化工企业多达20多家，究竟是哪家在排放有毒有害物质，他也无法说清。“污染是众人皆知的，但与癌症与疾病具体有什么关联，我们没有证据，政府也没给我们一个说法。”
陈奇想过搬离坞里村，他曾去海南休息过一段时间，身体明显好转，但回来后又复发。“没有那个实力搬离。”
“我们这里就是癌症村，我家边上死掉的就十几个。”他看着身边年轻人一个个离开，很为自己的前景忧虑。
韦东英的一户邻居在萧山环保局工作，根据韦东英的说法，这家人几乎从不让孩子住村里，周末偶尔回来一次也很快回城。
除了水，坞里村的土也被致癌物污染，村民们因此不敢吃本地种的菜，这更增加了生活成本。
“化工厂来了，我们的地被征用，没有得到一点好处，反倒赔了性命。”多个村民反映。
更多可怕事实
对于“癌症村”的说法，离坞里村稍远一些的红山村被公认为癌症村中的“头魁”，尽管官方至今同样不承认“癌症村”的说法。
红山村的癌症病发率比坞里村还高，原因在村民们看来很有警示意义——因为该村距离化工区比较远，上世纪90年代，坞里村民为污染问题抗争时，红山村的村民们觉得环境污染并不会影响到自己，因此照旧吃井水，用内河的水浇灌稻谷、蔬菜，收获的庄稼自家食用。直至2008年前后，红山村才通上自来水，但为时已晚。“当时没有意识到，现在进入癌症高发期了。”邵关通苦笑，“幸亏我们坞里村闹得旱，否则癌症还要比现在严重。”
记者进一步的调查发现，在萧山临江工业园区及周边的党湾镇等地同样存在多个类似坞里村、红山村这样的“癌症村”。根据环保部门的要求，园区的工业污水集中至萧山临江污水处理厂，这个污水处理厂还一并处理周边11个乡镇的生活污水。
通过巨大的污水管道，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污水排人钱塘江，但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对该排污口的水样抽检发现其含有多类有毒有害物质，包括氯代苯胺、全氟辛酸、氯代硝基苯、氯苯等致癌甚至生殖侵害残留物质。
因为怕本地人闹事，工厂并不招用本地人。印染厂的不少外地工人租住在坞里村及周边村落，村民们时常看到这些外地工人浑身红色、绿色，染料是什么颜色，人就是什么颜色，连眼睑都是五颜六色的。
有印染工人告诉记者，这些颜色几个月都洗不掉，咳出来的痰都是带色的，洗澡后，换上白衬衫，一出汗，领子都是红色。
村民们最可怕的传闻便是印染厂的污染会导致不孕不育，因此工厂怕承担风险，也不愿招收年轻女工。
邵关通常去“二十二工段”的这个排污口，他并不懂得专业的化学知识，但直观的感受足以让他对环境忧心忡忡，他眼前的污水有时候是红的，有时候是绿的，异味浓烈，“难道这就是无害化处理后的污水？”
一组数据或许可以说明环境污染对整个地区的危害，南阳镇2012年征兵工作，270名应征青年，最终只有17名体检过关。坞里村去了17名应征青年，结果只有邵关通的儿子一人合格。
21岁的儿子如今远在他乡，邵关通、韦东英夫妇决定坚持抗争下去，虽然生命受到威胁，家中玻璃也被人接连砸破两次。
韦东英说她想不通，这种断子绝孙的事情为何得不到制止，“难道除了污染环境，就找不到赚钱的方式？难道中国的发展非要延续外国的老路？”
因为污染的问题，坞里村的村民们与村干部产生隔阂，并指控村干部们被化工厂一点点蝇头小利就收买了。
邵关通期望将村民们整体搬迁，因为化工厂已经事实存在了。搬到哪里就会污染哪里，“地球哪里有那么多地方好让他们污染？”
另一个“癌症村”
离开萧山，驱车往东不过半小时路程便进入绍兴市，杭甬高速公路绍兴出口下来就是三江村，这是绍兴地区坊间“知名度”颇高的“癌症村”，当然，地方政府不认可这个说法。三江村几乎是坞里村的翻版，同样因为印染等化工企业的包围，水、土壤、空气被污染，年轻人们“逃离”，外地工人与本地老人留守。
66岁的乡村医生林张木退休后坚持在村里的小诊所义诊，因为接触的癌症病患多了，他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遇到一些可疑病例直接建议患者家属送去大医院做肿瘤检查。
这个5000多人的村子据他所知至少已经有80多人患癌去世，“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村民们都说这里是癌症村。”
在这位乡村医生看来，癌症高发肯定是不正常的，罪魁祸首就是附近的化工厂。三江村的村民也盼望着搬迁，但因为拆迁成本高，这项工程进展异常缓慢。
在三江村往北数公里便进入绍兴滨海工业园区，这个园区是浙江省最大的工业园区之一，已经初步形成了纺织制造、石油化工、聚酯纤维、生物医药、包装材料和农产品深加工的产业集群，其中印染年总产能达到50亿米，占全国十分之一。
公路沿途尽是印染及相关的企业。联发化工厂等企业沿着一条内河排列，河道外侧就是海湾。记者面前的这条内河臭气熏天，而联发化工厂与内河相隔的围墙外正有两个工人安装摄像探头。
见到记者拍照，工人很警惕，当地环保人士——90后青年徐磬石认为在围墙外安装探头针对性很明显。
车子顺着防洪堤一路开，每过一个化工厂便是一种气味，附近新三江闸附近的两个渔民告诉记者，风一大，各家工厂的气味混合在一起，能将人熏晕。
6月7日这天，66岁的渔民高明亮从凌晨2点开始在新三江闸外的海湾捕鱼，直至下午2点记者到访，才捕获十几斤鱼，而早年，一个小时就可以捕获一百多斤。高明亮告诉记者，新三江闸隔几天就打开一次，联发化工旁边的内河的臭水排人海湾，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黑龙轰隆隆扎进海湾。
“鱼死的死，逃的逃，捕到的鱼有种奇怪的味道，像是柴油味。”高明亮坦言，这鱼他们不敢吃，只能卖给不知情的人，“一个人只能卖一次，上了一回当，下次就不会再买。”
顺着滨海大道继续往工业园区深处，印染企业更多，最具代表性的新二村被浑厚的化工味包围，但村民们已经习以为常，闻不出来了。新二村周边的内河已经悉数被工业污水污染，成为村民们眼中的毒水，“一沾手就会发疹子”。
2012年5月8日，因为滨海工业园区一家印染厂管道爆裂，新二村一条三四百米長的河流瞬间被染成红色的“血河”，两天后才褪色。
如今居住在新二村的主要是外地来的工人，村民郭大爷透露，新二村同样被视为“癌症村”，地表水被污染，地下水同样不能饮用，村民们守着水却愁水吃。
郭大爷与其他村民一样将房子出租给来自云南、贵州、四川等地来的工人，一名正在洗鱼腥草的女工告诉记者，她今年快50岁，在附近一家印染厂做工，刚到这里，早她到来的老乡就告诫她不能饮用井水，河水更是碰不得。
工人们如今都从工厂里提自来水回来洗菜、烧饭，在这片水乡，水成了贵重的物品，郭大爷家有一口水井，虽然只能用来洗衣服，但也供不应求，郭大爷在井旁写了一个告示：“不住我家，不准用水。”
滨海工业园区各家企业的污水同样通过管网汇入当地的污水处理厂——绍兴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
按照日处理能力，绍兴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是中国最大的以处理印染废水为主的综合性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达到110万吨，雨水、污水管线据资料显示高达290公里。
在这家污水处理公司不远处是一家名为绍兴环兴的污泥处理公司，巨大的烟囱正在冒烟。
徐磬石2010年组建了绍兴当地的一支民间环保组织，他告诉记者，因为污染问题，当地曾多次发生村民与企业的冲突。
在小徐看来，水与空气的污染是可以目睹的，但另一个隐患却容易被忽视——土壤。按照污水处理要求，每个企业的污水必须先在厂内进行初期处理，而后再进入管网，沉淀物中积攒了巨量污染物。
环兴污泥处理公司这样的企业便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但在绍兴地区也确实存在企业偷倒污泥的情况。
“这种污泥对土壤的破坏性极大，所倒之处寸草不生。”小徐透露。
共同的宿命？
滨海大道东北方向的尽头便是杭州湾，3月7日这天，虽有雾霾，但仍可依稀看见杭州湾大桥。绍兴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处理后排放出来的污水便从这里排入杭州湾钱塘江内，附近一家工厂的工人告诉记者，排污时，污水通过管道喷出，在江面形成巨大的涡流，而污水的颜色则是五颜六色的。
水务部门看到记者摄像很警惕地询问。在这个排污口，绿色和平组织的抽样同样检测出了包括氯代苯胺、全氟化合物等致癌物质，甚至还有邻苯二甲酸二丁酯，此类污染物质具有生殖毒性，常被应用于包括纺织品在内的多种工业生产。
记者注意到，针对绿色和平组织的检测报告，萧山与绍兴县环保部门均曾予以否认，萧山区环保局副局長朱海斌、绍兴市环保局副局長胡剑都表示，“工业园区排放的污水都经过污水厂处理，符合国家标准。”朱海斌表示，工业污水即使经过了处理还是污水，不可能达到自然水那样的清澈。根据国家标准，只要该污水经过自然水的80倍稀释能够达到无色就是正常的。报告中提到的芳香胺、硝基苯、二氯乙烷、氯苯等有毒有害物质，朱海斌表示“国标”里面没有要求，目前国内环保部门的技术和设备水平也无法检测。
在滨海工业园区内的万丰化工厂附近，两名来自四川绵阳的万丰化工女工正在河道旁种菜，河道便与新二村那条曾被染成“血河”的内河相连。因为被污染，这条河如今被筑坝隔断，新二村的村民早已废弃河道两边的农田不再耕种，但两名四川女工不以为然。她们告诉记者，“化工厂与印染厂相比，很难说哪个毒性更大，为了生活，没那么多能力去讲条件。”女工的工资每月不足两千元，工厂每个月给她们发防毒口罩，但戴不戴就靠个人自觉，至于体检，“目前还没享受过”。
来自绿色和平组织的调研显示，绍兴滨海工业园区与萧山临江工业园区的印染企业不乏一些国际服装品牌如Zara、Levi’s等的供应商。
纺织名城向世界输出潮流的同时却将污流留在了本地，地方官员摘取了GDP的果实，民众却在为生态危机埋单。
环保部《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显示，我国化学品污染防治形势十分严峻。我国现有生产使用记录的化学物质4万多种，其中3000余种已列入当前《危险化学品名录》，目前，我国化学品产业结构和布局不合理，环境污染和风险隐患突出，发达国家已淘汰或限制的部分有毒有害化学品在我国仍有规模化生产和使用，存在部分高环境风险的化学品生产能力向我国进行转移和集中的现象。
指望国际服装品牌督促供货商控制污染物的使用排放，在现阶段无异于痴人说梦般的一厢情愿，何况对服装而言，有毒有害物的服装残留以及洗涤过程中对消费地的二次污染问题也同样严峻，不久前发生的上海“毒校服”事件，有毒残留的布匹就来自绍兴地区。
2010年，绍兴县印染超过170亿米的布料，并且生产了超过1.3亿件的服装，纺织业作为绍兴最大的支柱产业，占据当地工业经济总量的58，5%。然而，笼罩在癌症阴霾下的村民们对这些数字乐不起来，因为付出的环境代价实在太大，恐怕几代人都无法偿还。
绍兴滨海工业区的排污口再往东，绍兴上虞市的道墟镇亦有不少村民向记者反映，他们那里也有“癌症村”。化工企业开到哪里，“癌症村”似乎便会出现在哪里。
上虞往东，宁波市慈溪地区，随着杭州湾大桥的建成贯通，工业园区逐渐扩大，并已形成专门的印染区。来自那里的民声反馈是，因为污染物的排放，海产品产量削减，口感变差，老百姓们正在担心步入上游的后尘。
污水最终奔流入海，在有毒有害污染物中生長的海产品最终被端上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餐桌，甚至更远。
毫无疑问，环境污染的危害绝不可能局限局部地区。同处一片雾霾天下，如果不控制污染物的使用、排放，癌症或将成为我们这代人，甚至几代人共同的归属。
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发癌症病例200万人，因癌症死亡人数为140万，我国居民每死亡5人中，即有1人死于癌症，在全国不少大城市，恶性肿瘤已经超越心脑血管疾病，成为第一死亡原因。
“如果我们就把这样一个环境留给我们的子孙，我们的子孙以后祭拜我们的时候也不会感激我们，他们只会问，祖先们啊，你们到底在干些什么啊。”
韦东英的这番话与喷涌的污水共同击打着我们的心。
洪河经舞钢市、舞阳县、西平县、上蔡县、新蔡县进入淮河，全長254公里。一些重污染企业超标排放大量的工业废水，舞阳县城的生活污水也进入洪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