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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总署没有“保密”的资料
美国太空总署成立五十多年来,通过阿波罗登月任务、国际空间站项目,以及太空探索任务,积累了大量的太空资料。
太空总署没有把这些资料当成“机密”尘封起来,而是整理成精美的可视化资料,作为公共资料对中小学生完全开放。
有了这些由“机密”变成的公开资料,中小学生通过观看太空总署提供的文字、图片、视频等,个个都是“太空通”。
当然,太空探索的技术含量高,且周期又很长,如果中小学生看不懂资料,很容易对太空探索感到盲然,从而失去对太空探索的持久兴趣与关注。为了让太空资料更符合中小学生的“口味”和知识水平,太空总署还费尽心思地把一些难懂的资料让太空画家或是漫画家进行“改编”,编制成中小学生容易看懂、便以理解的内容,供他们“研究”。
每一次太空探索活动,太空总署都会及时向校园释放大量的太空资料。比如这次“好奇号”火星探测器在火星上着陆后,美国中小学生和太空总署的专家们在“同一时刻”看到了“好奇号”传回的火星地表照片。让中小学生与专家同步识别太空资料,一直是太空总署的责任。
美国太空总署向校园编制开放太空资料,点燃了中小学生们飞向太空的科学兴趣,从而促使他们成为美国太空探索的后备力量。
把学生的东西带上太空
美国太空总署调动中小学生参与太空探索热情的方法可谓是层出不穷。
太空总署的工作人员会到学校与中小学生互动,让中小学生为航天器提供搭载方案,并征集发射到太空的私人物品。
太空总署认为,让中小学生全面地参与到航天活动中来,是美国航天科技保持永远动力的最佳方法,这或许就是“群众基础”。
近些年来,美国的航天器已经将许多中小学生的“签名”送到了太空。比如“卡西尼”航天器正带着数十万中小学生的签名围着土星轨道旋转;又比如“凤凰号”火星探测器曾经把许多中小学生的艺术作品带到了火星。还有月球勘测轨道飞行器里贮存了许多中小学生对“外星人”问候语的录音。美国太空总署还举行了一次“在太空露脸”的校园活动,征集中小学生的照片,然后把这些照片发送到太空。
就连“好奇号”火星探测器的名称,也来自校园征集活动。太空总署在启动这次火星探测计划之初,就向全国中小学生以征文的方式征集这个探测器的命名。中小学生们积极踊跃地参与了这项活动,为太空总署提供了数以万计的探测器命名。一名叫马天祁的华裔女孩给探测器起的名字“好奇号”被选中,于是马天祁被隆重邀请到航天器发射中心,近距离地参观“好奇号”火星探测器,并且在探测器上亲自写上了自己的英文和中文名字。
不难想象,当太空的飞船里有自己的名字,有自己的物品,有自己的照片的时候,这会在中小学生群体中掀起怎样的参与热度呀。
美国太空总署与中小学生的互动,成为太空教育的 “绝技”。
有争论就有教育
中小学生愿意与人争论。美国太空总署深谙中小学生的这一天性,并且把这一天性当成了激发中小学生参与太空探索的一种动力。
太空总署会“挑起”一些事关太空探索是是非非的争论话题,然后引导中小学生参与争论。其实,争论也是中小学生接受“太空教育”的过程。
在美国的航天史上,最有名的争论莫过于“美国登陆月球是一场骗局”。
最初,一位有航天“背景”的人报料,说美国登陆月球的事存在“造假嫌疑”。此料一出,立即吸引来了“围观者”,其中有许多中小学生。
于是,大家对登月的细节开始了“排查”。有人发现月球上的旗子在“飘”,按照月球上没有风,旗子不会飘,得出录像有假的结论;有人发现照片中物件的影子方向不一致,按照地球常识,得出照片有假的结论;还有人发现月球车在月球上留下了车辙,认为月壤没有聚结力,不会留有车辙,由此得出照片有假的结论……
人们对“月球登陆造假”的事争论不休,就等着太空总署出面“澄清”,可是,太空总署如哑了聋了一般,对于争论是不理不睬,任由人们争个天翻地覆。
太空总署为什么不出面澄清?因为太空总署发现争论可以向中小学生普及太空知识。有争论,就有教育——经过四十年的争论,一代又一代的中小学生认识了月球车,了解了月球构造,知道了飞船发射与返回的机制等太空知识,大大丰富了中小学生的太空视野。
一、《火星救援》视觉审美的奇观性
以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说,观众无不渴盼在一场科幻电影的观影过程中获得耳目一新的享受。科幻电影显然是被归于以形象而非以话语取胜的电影类型。尽管观众对于人物对白以及剧情波动同样有所要求,但画面的视觉效果才是观众最期待的。奇观性从来就是科幻电影用以致胜的关键法宝之一,这也是为何在当前的视觉文化时代科幻电影成为好莱坞精心经营的电影类型的缘故。[1]从2013年阿方索・卡隆的《地心引力》,2014年的克里斯托弗・诺兰《星际穿越》,再到2015年的《火星救援》,几乎都创造了观影盛典以及一轮普及科学原理的潮流,一部部高质量的科幻电影为好莱坞赢来了票房与口碑上的大丰收。并且不难发现,好莱坞已经更加注重太空题材。
科幻电影题材的选取直接指向科技,而故事的实现又离不开科技,可以说,科幻电影是技术与艺术结合得最为密切的电影类型。科幻电影所要表现的对象,往往是在现实世界之中难以找到摹本的,相比于斯皮尔伯格的《侏罗纪公园》、诺兰的《盗梦空间》以及卡梅隆的《阿凡达》等电影而言,《火星救援》之中,马克等人探索的火星是存在于物质现实世界之中的,NASA等各国航天部门亦一直致力于投送火星车,拍摄火星表面画面,发现火星表面的液态水等。但是如马克等宇航员那样登陆火星并且在地表展开一系列科研等对于当前的技术而言,还是有一定距离的,这也就意味着导演仍然有着相当大的发挥空间。
以对人物的表现为例,《火星救援》之中诸多细节直接来源于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宇航员的日常或在关键时刻不得不采取的特殊手段,这些对于宇航员而言是常识但是对观众来说却是奇观。比如在赫尔墨斯号上,处于失重状态下的宇航员在船舱之间的移动只能依靠在半空中的漂浮时用双手游弋穿梭,又如当全体成员决定延长计划500余天重返火星拯救马克时,各自采用不同的方式来安慰自己暌别已久的家人,其中化学家就在视频中为家人远程翻跟头,表演如何用嘴接住漂浮在半空之中水珠来喝水的桥段等等,这些画面虽平常,却也趣味横生,极大地满足了观众对于相关科学技术的好奇。
二、《火星救援》视觉审美的真实性
从接受美学来审视科幻电影,便可知不违背接受者心理预期的真实性是不可或缺的,这种真实性在“硬科幻”电影中要求得更为明显。与魔幻、奇幻等同样颇为依赖数字制作技术,同样以视觉奇观为卖点的电影不同,观众对于科幻电影的心理预期底线便是符合科学原理,符合当代技术进步的方向。一旦电影所展现的视觉画面中存在明显违背客观原理之处,观众便会因感觉不自然而从审美活动中抽离出来,开始以挑剔的心态来审视整个电影,电影的审美效果便会大打折扣。
而具体到《火星救援》本身而言,《火星救援》最早来自于安迪・威尔的同名小说,其以网络连载的形式发表,成书后又以极其低廉的售价开放电子书。当威尔一边进行创作一边运用互联网查询大量相关知识时,故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因个人学识有限造成的错误。小说的情节吸引了大量专业人士,这些读者指出了威尔行文中的纰误疏漏,威尔随之进行修改。这种特殊的传播方式也就决定了原著实际上是集体智慧的产物,在威尔构建出一个吸引人的故事框架之后,大量有过宇航员身份或NASA工作经历的读者为威尔贡献了专业知识,使其整个叙事拥有真实可信的,完善的细节。小说所设置的情节的可行性与亲切感,直接导致了在拍摄电影时NASA主动表示愿意为斯科特提供帮助。电影与小说不同的是,从创造的角度而言,电影的影像特征使得电影的每一帧画面往往都能够比文字给观众更多的细节,这些细节都要求导演及整个剧组(尤其服装化妆道具部门)具有一丝不苟的精神,而从接受的角度而言,电影的放映氛围也更容易将观众带入另一个世界。
如在电影中,维持马克能否继续生存的关键因素就是食物,电影中通过大量画面来表现了马克种植土豆的合理性,令观众充满了惊喜。首先让马克在厨房中开辟出一块用来种植的空地,因为只有居室才能隔绝外界的大气环境与辐射,随后马克从外面找回了他一开始科考就发现的矿物成分与地球土类似的土壤,在意识到土壤缺乏必须的微生物后,马克又找到了回收排泄物的装置,将宇航员们之前排泄的粪便用来做种植土豆的肥料,使土壤具备活性,并且在施肥的时候还专门堵住了鼻孔,令观众忍俊不禁。而为了解决火星上没有足够液态水的问题,马克又改造温室利用燃烧氢气制造水,甚至在第一次点火失败时自己差点被炸伤,种种波折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最后土豆叶子的破土而出也让观众为之感到欣慰。
为了增加真实感,同时扩大镜头语言的表现力,斯科特还在常规拍摄视角外有意识地运用了诸多摄像机的视角,如马克、刘易斯等宇航员宇航服上自带的摄像头,这一摄影角度会随着主人公的动作而改变;又如马克所乘坐的漫游车驾驶室内的摄像头,这一视角有实时监控的意义,主人公的一切操作都尽收眼底;以及马克每天百无聊赖之时用来做日志用的摄影画面等,这一特殊的拍摄环境中马克一般会表现得较为放松,如在性命攸关之际还在调侃刘易斯的音乐品味。就是在这些角度各异,银幕带有不同设备数据的画面中,一个个奇思妙想被主人公实现,主人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展现得极为逼真。这样的视觉设计极具新鲜感,使得观众不仅能够以普通人的身份看马克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与顽强精神,甚至能够产生某种自己是NASA一员,通过监视器观测着马克的错觉。
可以说,《火星救援》之中的真实是一种数字技术之下的真实,但是它完全符合着人类通过逻辑上的判断力,视觉上的观察力以及从科学技术中得来的想象力,是一种超越了真实的“真实”。
三、《火星救援》视觉审美的对比性
科幻电影传达的信息量巨大,《火星救援》的主创们不仅要做到信息传达的高效,使电影能够在有限的两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内将原著的大体情节展现给观众,同时还要做到信息传达的舒适,让观众的情绪能够在观影中达到有张有弛。电影的主人公毫无疑问是孤身一人艰难求生的马克,他的火星生活也是电影所要表达的主线,但是如果将叙事集中在这条线上,让不毛之地的火星长时间充斥着观众的视线范围,观众很容易感到乏味,从而对电影产生审美疲劳。为了使电影能够始终让观众赏心悦目,电影以多线叙事的方式制造出了视觉上的对比,以颜色、空间等的具象对比来制造出电影内核的“放弃―坚持”“保守―勇敢”“悲情―乐观”等抽象对比。
以空间为例,同样是在地球上的科研部门,NASA的布置整洁、条理分明,办公设备如桌椅、计算机以及新闻会的台子等无不线条冷峻,这里映衬出的是桑德斯、阿瑞斯三号指挥官亨德尔森等人的严谨、顾虑与保守。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人们往往需要抛弃感性,如主管桑德斯就曾考虑不要用另外五位宇航员的生命来冒险去拯救马克一个人。由于要在国会与美国人们的监督下开展航空研究,NASA背负着巨大的压力,面对记者说的任何一句话都必须字斟句酌,尤其是在补给火箭在未经测试的情况下发射失败后,NASA的氛围更为沉重。而在洛杉矶加州理工的实验室中,工程师们工作的地方则一片混乱,满地零件与计算稿纸,计算高手帕纳尔等人睡在实验室,甚至在疲倦之中将咖啡吐在网眼垃圾桶里,更使得观众感到这一空间的狼藉不堪。这对应的则是帕纳尔、喀布尔等科学家主动、富有激情,敢于挑战自我的性格,而最后赫尔墨斯号上的全体成员之所以能够成功解救马克也正是因为帕纳尔剑走偏锋的计划。为了帮助马克获得更快的速度,加州理工的工程师甚至提出了让他卸掉加速器顶部,以帆布蒙上的大胆建议。
与之类似的还有当电影要表现全球都在关注着马克能否顺利回归地球这一事件时,在表现美国时,则有意选取了人头攒动的时代广场,几大巨型银幕上都是马克的照片,人们挥动着星条旗。这是与美国精神中崇拜英雄,并以NASA的成就为美利坚荣耀的情结分不开的;而当镜头一转,表现中国时,则是新闻镜头上播音员在强调这次救援行动之中中国所做出的贡献,在中国航天局的外面,则站着穿着绿色军大衣的保卫人员;而英国伦敦的特拉法加广场上也同样挤满了围观大银幕的人,区别在于新闻中是邀请心理学家来对马克的心理进行分析。在表达马克回归之旅全球瞩目这一命题上,斯科特将三组各有区别,但是又颇有代表性的画面进行组接,实现了视觉上的丰富性,也构建出了某种探索外太空是跨越国度,跨越空间的情感张力。
四、《火星救援》视觉审美的消费性
电影作为文化工业的产物,其出产的首要目的自然是满足大众的消费,其次才是实现创作者的审美理想。电影在视觉上必须要顾及其所制造的画面是否能让消费者获得心理甚至是依赖感。尤其是在当下社会进入到消费时代之后,电影人们更需要考虑到受众市场,引导和利用着市场的消费行为乃至审美习惯。[2]在《火星救援》中,可以看到大量中国元素的出现,这实际上一则是原著之中中国对美国施以援手,而电影中表现这一点也能够创造一个“太空探索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的视觉文化语境;二则能够以中国元素为电影的一个重要的吸金影像符号,尽可能地吸引中国观众。在补给火箭发射失败后,NASA陷入到绝望之中,此时恰好中国提出正要发射一枚太阳神火箭,可以帮助美国运送补给,由此两国迅速开展合作。在表现中国航天局时,可见到处悬挂着巨幅五星红旗(而NASA的内部则几乎没有星条旗),红旗成为带有明确指向的视觉标示物。
基于对市场的考虑,同时也为了使电影在叙事上更为紧凑,减少不具有视觉冲击的情节,在电影中,原著所提及的中美两国之间通过这次救援行动展开的政治博弈被完全删去,从道德的角度美化了两个大国之间航天局的合作。中方航天科技工作者的形象被塑造为一心愿意为科学而做出牺牲,博爱无私的形象,不仅双方在太阳神号发射之前密切合作,欢笑合影,在马克成功被解救之后整个中国航天局一片沸腾,甚至在结尾时的阿瑞斯五号升空之时,舱内还有中国宇航员的身影。电影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现美方对中方的回报,而略去了原著之中,为了解救马克中美之间进行的其他冰冷的利益交换。
但另一方面,在构造视觉审美的过程中,斯科特等人的“前理解”又不可避免地反映在电影中。电影之中在表现中国元素时显然还存在着难以让中国观众满意的地方,如在中国航天局附近还有绿皮火车驶过,当中国民众看到马克获救的直播后欢呼时,中国人还穿着颇为接近上个世纪80年代的服饰等。这实际上并不是斯科特有意为之,只是就好莱坞电影人的日常生活经验而言,中国很少进入到他们的视域之中,以至于中国尽管在电影中能够在航天事业上与美国密切合作,但是民众生活却还是难以摆脱美国人所认为的“落后”这一刻板印象。对于大多数能够走进电影院的观众来说,斯科特的生活经验基础与他们个人的生活经验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斯科特在有关NASA和马克等的部分迎合甚至是打破了观众的期待,充分地调动起了观众欣赏电影的积极性,但是其最终表现出来的中国元素却没有能够彻底地满足观众的期待视野。
可以说,雷德利・斯科特的《火星救援》是其近年来所推出的作品中较具诚意的一部,尽管质地扎实,细节丰富的原著是电影成功的基础,但是就视觉审美上,斯科特对整部电影的掌控以及在部分细节上的精益求精也是功不可没的。
参考文献:
关键词:汉语国际教育;文化经典课程;教材
“留学生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是面向海外母语非汉语者的汉语教育,目的是培养适应汉语国际推广工作,并且胜任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外语教学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专门人才。
该专业需要学生具有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必须设置课程能指导他们更好了解中国文化。文化经典课程就是基于此而设立的,其教学效果与教材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教材是教育思想和教学原则、要求、方法的物化,是教师将知识传授给学生、培养学生能力的重要中介物。它不仅是学生学习的依据,也体现了对教师进行教学工作的基本规范”。
一、文化经典课程教材的实质
文化经典课程的教材,其实属于对外汉语文化教材的范畴。
对外汉语文化教材是指专为开设文化课程而编写的课本或教科书,依托文化而编写的汉语语言类教材则不属于此列。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外汉语文化教材的发展总体上呈现出如下特点:种类和数量逐年增加,但缺少经典性教材;内容相当宽泛,取舍上随意性很大,缺乏规范性和系统性;体例自由多样,但不分水平等级,缺少共识;使用对象涵盖面较宽,但定位失据。
随着对外汉语教学的不断发展,这些情况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将会阻碍教学效率的提高,影响教学效果。而这些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人们对“文化”的概念和“文化课程”的定位存在着理解上的差异。“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编写者的理解往往影响着对内容的选择,结果或者泛而无边,或者深而过窄。而文化教学到底是“文化搭台,语言唱戏”合适,抑或相反才合适?不同的理解在体例上就会造成差异,甚至可能在实践中混为一谈。
笔者认为既然教材是教学大纲的体现,要把教学大纲规定的学科性质、教学目的、教学要求、教学内容等具体化,成为实施教学的凭借。那么编写留学生汉语国际教育硕士专业教学中的文化经典课程教材至少应考虑四个方面的因素:文化的基本结构、学习者的汉语水平、专业培养目标和课程特色。
文化是一个浩如烟海的庞大系统。一般而言可以从认知的角度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表层文化,即可以视听或直接感知的文化现象;二是深层文化,即思想、观念、制度等看不见摸不着的文化本质。由于对留学生的文化教学是在非母语状态下的异文化教学,对于缺少中国文化背景知识的留学生来说,文化的传授自然会受学习者汉语水平和培养目标的限制。对初、中级阶段的留学生来说,中国文化的学习是以“了解”为主,是一种感性认识,教材的编写主要帮助学习者了解汉语背景下的社会和社会生活是怎么样的。而“汉语国际教育硕士”这个阶段的留学生,已经积累了足够的汉语知识,也具备了熟练的汉语应用能力。对他们而言,仅仅“知其然”是不够的,教材的编写更主要的是解决“知其所以然”,帮助学习者理解汉语背景下的社会和社会生活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
此外,虽然讲授内容都与中国文化有关,但是文化经典课程与概论性质的中国文化课程并不完全相同。概论性质的中国文化课程主要从文学、历史、书法、社会习俗等方面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当代文化发展现状,让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特点与概况有一个总体的把握。如果说这是面上的横向扩展,那么文化经典课程就是点上的纵向深入,不仅要求能够以点带面地加深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感性了解,而且要求能够在感性认知的基础上作理性的思考和阐述。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一点,编写文化类教材时教学双方很容易出现“供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华东师范大学2007级(本科)对外汉语专业陈××等7名同学曾以该学院的中国学生和留学生为调查对象,就对外中国文化教学做了一份调研报告。调查显示中国学生心目中,外国留学生最需要学习的是如饮食文化这样的低端文化,因为这些文化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其次是中国的历史、思想和汉字文化等,再次是建筑、地理、古代文学等,至于音乐、舞蹈和中国古代科技则不是考虑的重点――这和留学生反馈的信息有一定的差别。同时不同语言阶段的留学生对中国文化各方面的需求度基本一致,到硕士阶段对深层文化的关注度则有明显上升。
二、文化经典课程教材的功能
基于以上因素,笔者认为这门课程的教材至少应具备如下功能。
首先,是目标功能。依据教学大纲所编写的课本,不仅要在总体上能够体现教学的总目标,具体到每一课教学目标也要明确。其次,是训练功能。虽说汉语基本能力(听、说、读、写)的训练不是该类教材的主要功能,但经典阅读和赏析却离不开这些基本能力,同时也能促进这些能力的提高。第三,示范功能。教材以文选方式帮助学生深入了解中国文化,选中的课文应是学生学习汉语的“范例”,将之前学生所接触到的零散的、非系统的文化知识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使新旧联系,以求融会贯通。第四,讲解功能。现代教学论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强调在教学中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由于班级授课制的教学组织形式一般来讲难以做到因材施教。因此要发挥教材的讲解功能,让学生凭借教材的讲解进行学习,主动地去分析、去接受。第五,检测功能。检测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对教学的反馈,促进教学的进一步完善;一是强化学习结果,促进学生语言能力和文化认知能力的共同提高。
三、文化经典课程教材的内容及排列顺序
考虑到该课程教材应具备的功能,再考虑到课时、学生数量、教学资源等多方面的因素,笔者认为,该课程教材的编写可以分为九个部分,其主要内容及排列顺序如下。
1.生产篇。人类社会的发展首先是生产的发展,科技则是第一生产力。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时至今日,“科技兴农”仍然是一个重要课题;同时以航天科技为代表的高端技术也迅速发展,因此本篇选取的经典文章都和中国科技发展有关。
2.生活篇。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各种生活资料,本篇所选和中国人日常的“衣食住行”关系密切。
3.情感篇。在生产、生活中人们形成了各种关系,情感的羁绊由此而生,本篇即以人们的各种情感为主题选文。
4.思想篇。思想即理性认识,是对感性认识加工的结果。本篇所选集中在对中国人行为方式有重大影响的思想观念。
5.艺术篇。思想情感形诸于外,于是便有了异彩纷呈的中华艺术,本篇主要介绍具有代表性的书法、绘画、丝竹音乐和武术。
6.民俗篇。在生产、生活中,产生了许多习俗,并不断演变。本篇所选集中在介绍与节庆有关的习俗。
7.风土篇。中国地域辽阔,人文环境复杂,本篇所选主要是从“城市”角度来看中国各地风情。
8.民族篇。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民族文化自然也是重点所在。本篇所选集中在民族文化遗产和民族发展上。
9.交流篇。自古以来,中外文化交流不断,本篇所选将涉及不同时期中外的文化交流。
四、文化经典课程教材的体例
当内容初步确定后,下一步就是教材编写的关键性步骤:设计教材体例――教材各组成部分的搭配、排列及其组织形式。笔者设计了如下的体例。
1.全书分九个单元,具体内容及先后顺序见上文。每一单元开始都有“概述”,对主题进行简要说明。
2.每个单元分成四章,每一章以点带面,不仅能让学生对中国文化有整体的了解,而且能从这一点出发进行深入思考,以期对中国文化有更深的认知。
3.每章下分为6个部分:导语,正文,理解思考,知识链接,影像阅读,深入思考。
“导语”部分是对每章主题、背景和作者的简介;“正文”部分所选侧重现当代文章,兼顾各种文体;“理解思考”部分着眼于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针对“正文”提出文章赏析的相关问题;“知识链接”部分是介绍“正文”所涉及的文学常识和文化常识;“影像阅读”部分在与“正文”同步给予学生感性认知的同时,促进学生“听”能力的提高;“深入思考”部分主要结合中国现状提出讨论话题,促进学生“说”能力的提高。
当然教材是死的,人是活的,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需要根据学生实际灵活处理教材。就算是硕士阶段的留学生,仅仅凭借书本的抽象知识,也无法真正理解中国文化。即使是华裔子弟,也会因为生长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差异而出现理解上的障碍。为了避免学习者或者浅尝辄止,或者半途而废,在编写该课程教材时,要避免厚古薄今、重“知”轻“行”,充分考虑到教材的可操作性,使教学更加形象化,更加有针对性,更加实用。
形象化是指教材的内容能最大可能地通过各种传播媒介转化为可视、可听、可感,甚至可触摸的形象,使教学可以改照本宣科为实践中掌握。譬如“艺术篇”中涉及的书法、绘画、丝竹音乐和武术,单纯的语言讲解有时候让文化背景各异的学习者难免有云里雾里之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提供观摩和基本阶段的练习,在观摩和练习中解决难点问题。
针对性是指可根据教材内容,设计围绕某个文化主题的文化考察项目,使学习者对之有切身的体验。譬如针对“生产篇”“生活篇”,笔者围绕“经济发展”这个主题,组织学习者分别参观了广州市经济开发区和粤北的贫困区,让他们切实了解到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以及仍然存在的贫困现象。这种活动的安排,需要事前的了解和事后的回顾,避免考察过程中的走马观花、浮光掠影。事前对主题的了解,可以通过文字阅读和形象化展示进行,并布置一定的思考题作为考察任务,为事后回顾做准备;事后回顾,一般先以讨论或课堂发言的方式总结这次考察,然后让学生以作文的形式记录自己的感受。
实用性是指教材的内容能和学生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能让他们具体运用于实际生活。教学中应该让学生练习如何使用所掌握的文化知识,将传统文化知识现代化。如在“思想篇”中介绍中国文化中的“孝”时,不能仅仅只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讲解,应该结合中国当代的家庭生活的实际,像“4+2+1”结构模式、“空巢”现象、“留守”现象等,帮助留学生真正了解中国当代社会,而不只是停留在历史和传统中。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