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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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学研究方向范文第1篇
二十多年来新闻传播学教育规模的扩大和办学层次的提升对新闻传播学科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科层次的教育，据教育部高教司统计，截至2005年全国共有661个新闻学类本科专业点，其中新闻学209个，广告学232个，广播电视新闻学146个，编辑出版学50个，传播学24个；研究生层次的教育，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基地主任童兵教授介绍，在经过十轮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工作后，目前全国共有新闻与传播学硕士点123个，其中新闻学60个、传播学63个；博士点19个，其中新闻学10个、传播学9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6个；另有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3个。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涂光晋教授、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中心黄旦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胡正荣教授、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张金海教授、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建伟教授根据此前的调研，分别就国内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编辑出版专业的研究生教育情况做了专题报告。综合各专题报告的统计，目前各专业师资情况如下表：
总体而言，各专业的师资状况呈现出高职称、高学历和年轻化的特点；在研究方向设置及专业课程设置上，普遍呈现多样化的特点，研究方向设置宽、窄不一，而且仍有扩展的趋势。调查者认为，这种趋势反映了学科建设的繁荣，但繁荣背后潜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学科边界的模糊。例如，大部分学校将广告学专业归属于新闻传播学，但也有不少院校依托于经济、管理、文学、艺术等学科；编辑出版专业在不同院校分属于出版编辑、出版发行、文艺学、新闻传播学、纸浆造纸工程、图书馆学等；传播学的学科定位与边界不清也导致传播学科专业特性不清、课程体系缺少规范以及研究生培养目标的含混。
二、新闻传播研究生教育的问题、建议与对策
1.关于优化学科结构
学科结构的调整是本次会议的热点和焦点，引起了代表们的热烈讨论。一种意见认为目前新闻与传播学下设两个二级学科，整体结构偏小，建议通过修订二、三级学科目录、增设二级学科以调整结构、夯实中坚力量。这样有利于进一步厘清学科边界，回应其他学科的蚕食之势，维护本学科的整体权益。胡正荣教授认为目前广播电视专业与社会的互动进一步密切，学科发展态势良好，已有几年一级学科授权单位自主设置了广播电视学博士招生方向，应当将其设置为二级学科，有利于学科内涵的建设。张金海教授、厦门大学黄星民教授等建议，将广告学提升为二级学科，既将其专业归属明确到新闻与传播学，也可为广告学的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李建伟教授、南京大学张志强教授等则认为编辑出版专业晋升为二级学科条件已成熟。
但也有些代表则认为，在优化结构的同时更应关注学术品质和学理基础的建设。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董天策教授指出，学科结构的调整应当以学科内涵和学术成就作为重要参照指标，应当着力提升学术品质和内涵。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吴飞教授认为，二级学科不宜设立太多，应当考虑这些学科的学理基础。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方晓红教授认为，结构调整需要考虑学科本身的生存与发展，如果将其他部分从传播学中抽出设立二级学科，传播学可能会被架空。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吴予敏教授指出，传播学科本身具有跨学科性质，一方面，研究生生源的多元化是必然趋势，既面临困惑，但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培养复合型人才的机遇；另一方面，媒体工业发展趋势下，传播手段的融合性也会越来越强，因此不能只考虑为单一媒体提供人才而增设二级学科，而应当立足于发展多元传播学教育。
2.控制研究生规模
据不完全统计，当前新闻传播专业在校学生约10万，教师约1万人，教授约1000人。就发展速度和数量来看，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超常规，专业点过多过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罗以澄教授介绍，自1983年以来，新闻学类专业点保持连年高速增长，几乎每五年翻一番，可以用“几何级态”来表示这种增长状态。
就本次五个学校提交的调查的报告看，新闻传播专业一位导师所带研究生的人数大约在8~24人之间，半数以上导师与研究生见面的时间难以保证。胡正荣教授介绍，“一个茶壶配若干个杯子”是对高校研究生培养中一个导师带若干弟子现象的生动描述，这种现象导致每个学生分配到的资源非常有限，严重影响了研究生教育的整体水平。而且糟糕的是，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与会人士认为，新闻传播教育规模偏大，需要控制。黄旦教授代表会议主办方建议：建立硕士点的准入与退出制度，由教育部新闻学学科教育指导委员会和学科评议组共同牵头，研究并提出切实有效的评估及检查方案。
3.关于提升教育质量
“培养目标不明确”是目前我国硕士研究生教育的普遍问题，“大学教育高中化，研究生教育本科化”的趋势同样出现在新闻传播专业。硕士生培养目标究竟应以研究型人才为主还是以应用型人才为主？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面对社会发展的多元化，既应肯定研究方向开设的多样性、人才培养的个性化，同时也应注意学术规范和人才规格。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芮必锋教授认为：新闻传播教育不要被传统学科、市场和宣传部牵着鼻子走，而应培养分析能力强、有独立思考意识的人才。华中科技大学信息与传播学院院长张昆教授认为，研究生培养应存在着“一”和“多”的矛盾，即单一的培养模式和要求与多样化的生源(来自不同学科)、多元化的需求和目标之间的矛盾。西北大学杨立川教授主张，硕士生培养应定位于有较强业务能力和科研能力的一线人员，作为业界与学界的连接。
代表们普遍关注研究生规模扩张后的培养质量问题。涂光晋教授认为，应当加强对新建专业的适当检查和招生规模的适度控制。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张志强教授认为，强调研究生培养质量需要政府监管、学界指导和学校自律三个方面的力量。方晓红教授等则认为，研究生培养的规模与质量应当建立自我约束机制，过度强调自上而下的评估有可能会制约发展。罗以澄教授介绍了他在英美等国考察的情况，英美等国的专业评审基于自愿，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由专业评审委员会认定，同时努力获得社会认可。
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高福教授指出，目前研究生来源广泛，来自外语、文学、工科等跨学科的学生增多，而来自经济、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其它社会科学的较少，因此应当慎重对待学制问题，加强新闻传播学基础能力与研究能力的培养。黄星民教授指出，研究生培养的学制宜灵活，不能以牺牲质量来完成时间的缩短。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白贵教授批评目前的研究生教育存在实用化的倾向，淡化了对新闻专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意识的培养。
亚洲的新闻传播教育如火如茶发展之时，英美新闻传播教育界则在思考应对正在到来的新挑战。据英国威斯敏斯特媒介研究中心Colin Sparks教授介绍，在英国不少新闻院系正在调整对策：适应瞬息万变的产业对多种技能的显著需要、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认可多重择业的可能、适应国际学生而不是只注重国家特性、不同的学校采取不同的培养途径等等。美国马里兰大学Thomas Kunkel教授认为，在美国整个媒介大环境和新闻工业正处于转型期间：传统新闻业持续走低、可替代媒介在崛起，针对这种形势，新闻院所更关注多媒体以及获得多面向的传播技能，同时亦试图延续新闻专业主义技能与标准。香港中文大学陈韬文教授通过调查发现：从业者与学生最看重的能力依次是分析问题的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广博知识。他认为当前新闻传播教育面对的问题有：信息科技冲击传媒的传统边界，社会加速变化需要适应能力强的人，全球化迅速发展需要更多拥有跨文化和跨境传播素养的人，新闻传播行业的短期需要与长期需要的矛盾：上手快与后劲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陈教授认为应当改进课程设计。
4.新闻传播学专业硕士学位教育
新闻传播学研究方向范文第2篇
一、新闻传播学在我国引进与发展的大致脉络
新闻传播学在我国的引入共发生两次。第一次是上世纪 50 年代，代表人物为郑北渭等教授，他们在其教学与研究中，都曾运用新闻传播学的相关知识。此外，复旦新闻系的《世界新闻译丛》，还曾较系统对该学科作过介绍。但在当时政治背景下，它刚刚露头很快便被中断了。
第二次引入，已过二十多年。70 年代末，复旦大学新闻系内部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对传播学作了一些介绍。1983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出了一本《传播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随后，西方传播学著作相继在我国出现，如《报刊的四种理论》、《传播学概论》、《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传播概论: 传媒、信息与人》等，这构成了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初始起步。
作为新生儿和外来户，新闻传播学要在我国扎根成长，必须融入社会实践。因此，新闻传播学研究者们开始关注我国的新闻传播实践。这时期，人们用新闻媒介、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名词等来称谓新闻机构，突出了媒介本身的特点; 所引用受众、传播渠道、传播效果、双向传播等概念，给学界带来强大冲击波，新闻传播学逐渐取代了新闻学，传播信息工具取代了阶级斗争工具，受众理论促使传者本位向受者本位转变，人们开始重视与传播效果有关的各个因素和信息本身的研究，受众调查遂成为媒介改革之重要依据。
此时期，研究工作开始向纵深发展，新闻传播学的中国化和本土化已更多被人们所关注。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余也鲁教授 1978 年 3 月在中国传播研讨会上，发表了《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的演讲; 1982 年首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提出了“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新”的方针; 1986 年的第二次研讨会又明确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传播学研究者们开始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汇集、梳理、分析、运用西方传播学理论，并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开展一系列影响颇为广泛的大规模专题调查。
但尽管如此，这些传播学者们所研究的，主要还是西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传播学的中国化和本土化还远未成熟，并与传播实践存在较大距离，还缺乏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
进入新世纪前后，我国新闻传播学开始呈现出起飞之势。其主要表现，是研究方向开始多元，研究内容亦日益深化。方向的多元也导致了研究方法出现多元，文化学、后现代哲学、文本分析、意识形态分析等方法，都已开始应用，因而使该学科的研究更为科学化和精确化。
二、新闻传播学在我国本土化的基本特色
经过学者们的共同努力，我国新闻传播学已开始趋向本土化，其基本特色，主要可从以下几方面来审视。
一是研究过程表现为学科由窄而宽; 论题由浅而深; 范围由小而大; 沟通由难而易; 研究方法由封闭而开放; 由单一而多元; 由非正式而为正式。
二是研究内容表现为纵向的中国传播现象和传播思想研究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果; 横向的中国传播理论和传播问题的研究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对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亦很丰富。
三是研究学者由少而多，一大批年轻学者已活跃于学科的最前沿。
三、我国新闻传播学发展的主要亮点
三十多年的引进与发展，使我国新闻传播学呈现了很多亮点。
亮点之一，是一些早期译作的适时出现。复旦大学新闻系内部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978 年 7 月刊出《公共传播学的研究》和《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学》两篇介绍性文章，在当时国内新闻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此后整个 80 年代，人们都在应用这些译作，它们恍若璀璨之星，映亮了我国传播学的空旷夜空。
亮点之二，体现于几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讨会。1982 年，第一次全国性传播学学术研讨召开会，参加者只 20 余人，所提交论文亦无多。但会议首次提出的16 字方针，则确定了我国新闻传播学发展的基本方向，对后来相关工作的开展起到不小的推动作用。第二次全国研讨会，召开在 1986 年，已有人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传播学之主张。1993 年的第三次会议，诞生一批与我国传媒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成果。1995 年第四次会议，研究话题开始向传播学学术定位及本土化问题集中。1997 年第五次会议，香港、台湾、大陆学者首次坐在一起作学术探讨。1999 年第六次年会，开始与国际接轨，议题、规模与质量都有相当的拓伸。以上这些研讨会，都不同程度对新闻传播学在我国的发展起到了某种助推之益。
亮点之三，是受众调查在我国的兴起。早在 1979年，复旦大学一批学生就用刚学到的方法，尝试进行当今很流行的“受众研究”，尽管其调查规模尚小，但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1982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首都新闻学会联合发起北京地区读者、观众、听众调查，则是我国首次开展的大规模受众调查，它对我国大众传播发展的影响至为深远。
亮点之四，是人们的学术界思想不断解放。过去，新闻传播学曾被冠以“资产阶级新闻学”之名。1983年还曾将其视为精神污染，指责其否定阶级斗争。直到 1992 年思想解放运动兴起，新闻传播学的命运才彻底转变。1995 年国务院学科目录将新闻学和传播学并列为二级学科; 1997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又将传播学正式列入博士、硕士专业目录，并将其列为一级学科，这是新闻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被国家承认的重要标志。
四、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几点困扰与问题
新闻传播学虽在我国又较大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需要正视和解决的困扰和问题。
困扰和问题之一，是学术界对新闻传播学研究本土化的理解尚不一致。港台学者多从我国传统文化中探讨传播原理，资料以古为主; 大陆学者则多从传播实际来探讨传播理论，材料以今为主。近来也有人提出了上下联通、古今并用的折衷之见，这主张尚未得到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困扰和问题之二，是新闻传播学者对语意的认知及对名词的翻译，都不尽相同，这常造成理解上的障碍，影响正常的学术交流。
困扰和问题之三，是那些得到政府和企业赞助的行政型、实用型传播研究，明显处于有利地位。而本土化研究则尚嫌冷淡。这是本学科尚未成熟的一种表现。
困扰和问题之四，是从事新闻传播学本土研究的学者尚少，颇需其他各学科的研究者加入。同时，研究新闻传播学的中国化，须具有深入细致地独自探求的精神，尤须仔细阅读大量文言书籍，这对年轻研究者们来说，无疑是一较大障碍。
五、对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前景的展望
虽存在这些困扰和问题，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前景，毕竟还很光明，我们已清晰看到了如下一些令人欣喜的学术发展趋势。
一是本土化研究者正日渐增多。虽然我国的研究尚未完全消除对西方的模仿之痕，但对本土化问题的认识，已逐渐加深，并且也已形成了某种气候。
二是对西方化的指责正渐其少，西方化和本土化之争，已难再引起研究者们兴趣，人们都再将忙于建构各自的理论，研究环境愈加宽松。
三是交流合作正在日益增多。的学术沟通，正以循序渐进之式逐渐推行。因为大家都已认识到，交流与合作，乃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最有效途径。
新闻传播学研究方向范文第3篇
《国际公关》：为什么中国第一个公共关系学博士点能够在华中科技大学出现？此次设立的公关博士点都有哪些研究方向？
陈先红：华中科技大学拥有一个以公关为志业，追逐公关梦想的研究团队；拥有全国专业排名前五的新闻传播学、公共管理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平台的支持；拥有一批在国家形象、政府公关、网络舆情与危机公关、新媒体公关等研究领域的国家重大课题、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国际合作课题、各类横向咨询课题，以及SSCI论文等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拥有一支以策划创意为核心的、屡次蝉联全国大学生公共关系策划大赛金银奖的红树林策划创意团队；拥有大中华地区有学术影响力的品牌性公关学术论坛，如此种种都是华科大能够设立国内第一个公共关系学博士点的前提和条件。
华中科技大学具有发展公共关系学科的跨学科背景优势。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和管理学院都具有一级学科博士点授予权，而且新闻学院、公共管理学院专业排名“全国第五”，这三个学院都有公共关系教学和研究的课程、师资和成果，具有学科交叉的良好基础。
目前，公关博士点的设置有三个方向：1、公共关系基础理论研究方向，2、战略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方向，3、新媒体公共关系研究方向。这三个都是我们学院的特色。比如我的专著《公关生态论》、《现代公共关系学》、《关系范之下的公关研究》，都是在做基础理论上的研究。目前，我们的研究团队正在围绕国家形象、国家公共关系、新媒体公关、危机公关、政府公关、品牌公关、公关素养、公关认知等课题开展研究，也希望对这些课题感兴趣的学生来报考。
《国际公关》：公关博士点的设立对于国内公关学科建设有什么意义？
陈先红：中国大陆第一个二级学科公共关系学博士点的出现，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公关事件。30年来，公共关系学科的发展历程是非常艰难曲折的，一度停招，一度被迫“改嫁”；其中自1998年起公共关系从教育部专业目录上拿下来，停止目录内招生，—直到15年后的2012年，才重新回到教育部专业目录中，而且是从传统的新闻传播学学科，被迫调整到公共管理学科之下，成为与行政管理并驾齐驱的二级学科。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大陆，公共关系学科地位的合法性、合理性一直是受到质疑的。
在这种学科背景下，华中科技大学二级学科公共关系学博士点的设立，就具有格外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它不仅标志着公共关系的学科地位被认可，而且还意味着公共关系学科地位得到了一个巨大的提升，它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了中国大陆的公共关系人才培养链，提高了公关人才培养层次。
《国际公关》：请您谈一谈国内的公关教育与国际上有什么差别？
陈先红：公共关系的基本理念在于重视公众意见，注重双向沟通与对话、建立诚信关系等，这些思想在全世界多国历史中都有迹可循，然而真正发展成为一门学问、一个学科则始于美国，美国公关教育至今已有90年的历史，是一门很成熟的学科，美国公关教育模式是一种世界范围的主流模式，在欧洲、中东和亚洲都被广泛采用，对亚洲公关教育的影响尤其强烈。比如我们设置的公共关系课程、传授的公共关系理念，以及采用的公共关系教材，绝大多数都来自美国。
就教育差距而言，国内公关教育体系的不成熟、不完备、学术社群弱小、师资队伍匮乏等差距都是不言而喻的，我认为，最大的差距还是公关教育规模的差距。目前全国仅有18所高校设置了公关本科专业，9所高校设置了公共关系硕士点或方向，6所高校设置有公共关系博士培养方向。总体上每年向社会输送1110名公关专业人才，这远远不能够满足社会的巨大需求，也严重阻碍了中国公共关系事业和社会各行各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国际公关》：我们的公关教育跟国际上有没有什么交流？
陈先红：有的，而且交流很频繁，比如华科大和香港城市大学联合举办的公关与广告国际学术论坛，已经成为大中华区影响力较大的一个品牌性公关学术平台。自2007年开始，已经举办了6届，第一届是2007年在华中科技大学举行，主题是“新媒体与公共关系创新”。第二届是在2008年在香港城市大学召开，主题是“危机管理与整合策略传播”。第三届是在澳门举行，主题是“公关·媒体社会责任”。第四届是在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召开，主题是“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美洲新闻转播与公共外交”。第五届是在台湾世新大学举行，主题是“大活动·大传播·大公关”。第六届在华科院庆三十周年的时候举行，主题是“国家品牌·社会资本文化软实力”。2014年打算去泰国举办。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有两本SSCI期刊为本论坛设立了特刊。比如《Public Relations Review》已经为我们的会议提供了两次special issue的支持。此外还有在传播学、信息技术、计算机领域的知名SSCI期刊《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也为2013年的会议提供special issue支持。
此外，我们也邀请一些国际著名的公关学者来我校，一起共建国际化、高水平博士化课程，比如我们邀请了香港城市大学陈霓教授与我一起共建《中外公关比较研究》课程，还邀请奥克拉荷马大学Maureen Taylor教授来我校共建《国际公关研究前沿》课程，等等。我们也派出公关研究生、博士生赴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台湾世新大学、台湾铭传大学，以及香港城市大学进行交换学习。
《国际公关》：您觉得当前国内公关教育存在哪些问题？
陈先红：从教育质量的系统观出发，我认为，当前我国公关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方面。宏观上，国内公关教育不能充分适应和促进社会经济以及学生主体发展的需要，导致公关专业人才奇缺，致使虚假公关、黑公关趁虚而入，大行其道；中观上，各高校的公关人才培养目标和方案，缺乏外适性和个适性的协调发展；微观上，公共关系课程的教学质量高低参差，内容陈旧，理念滞后，甚至在传授一些错误的公共关系知识和技巧，误人子弟。在公共关系课程、课堂、专业实践和学生参与式学习方面还缺乏充分的经验交流和培训提高。
《国际公关》：目前公关人才缺乏，学校教育应该从哪些方面做出努力？
陈先红：第一，全国各高校公共管理学院应抓住契机，积极申办公共关系本科专业，有秩序地扩大公共关系本科教育规模。第二，全国各高校新闻传播学院可以在媒介融合的趋势下，在原有相关专业基础上，增设公共关系本科方向，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2000多所高校都开设各类广告本科专业。如果有十分之一的高校增设公关方向的话，将会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公关人才匮乏的现状。第三，各高校可以整合相关资源，跨专业联合申办公共关系本科专业，分别培养政府公关人才、企业公关人才、非企业类公关人才等。第四，希望更多有条件的新闻传播学院设置公共关系学硕士点和博士点，以满足社会对高级公共关系人才的需要。
《国际公关》：今后公关教育发展的趋势是什么？对于今后公关教育的开展，您有哪些建议？
陈先红：可能“量的扩张”和“质的提升”齐头并进，同时推进。我觉得公关教育更应该高层次化、高学历化。公共关系是一个高智力的咨询策划行业，更需要高素质、高起点、高学历的研究型人才，他们才是中国公共关系教育和行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比如在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利兹城市大学、卡迪夫大学、斯特灵大学、威斯敏斯特大学等诸多高校，到了硕士阶段才有正式的公共关系专业。美国高校的公共关系硕博研究生教育，也强调从公共关系、传播学、管理学课程上进行跨学科的结合，以更加突显公关的战略功能。
今后的公共关系硕博教育应该以“社会智源、政府智库”为发展目标，建立起职业进阶培养模式、专业分类培养模式、战略研究咨询模式，集教学、科研和国际交流合作于一体，致力于营造突出“教学模块化、学术规范化、合作国际化、服务社会化”，又深具知识自主性的研究场域，搭建一个具有学术大视野、科研大团队的高级公共关系人才的培养平台。
《国际公关》：您认为公共关系学科未来的发展前景是怎样的？
陈先红：在当今社会，公共关系行为几乎成为所有权势集团如政府、政党、教会、军队、城市、大学、NGO等的一个本能反应，因为地球上基本没有哪个人类的组织群体不寻求“有效的传播”、不发出“新闻报道”，不“游说”，或者不设立一个“公共关系官员”，“信息官”或者“活动统筹部”，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提升他们的“形象”“声誉”和“社会责任”。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公共关系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将迎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新媒体时代已经成为公共关系理论研究和学科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和创新点：新媒体建构了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全球社区”，新媒体传播开始从以信息为主的数量传播时代，转向以关系为主的质量传播时代，新媒体传播的实质是对话性的关系传播，而非技术性的信息传播，建立社会信任关系成为公共关系的主要目标。公共关系学科将会朝着基础化、专业化、综合化、国际本土化和独立化方向发展。
第一，公共关系学科的基础化。公共关系有可能像哲学那样发展成为各个专业和学科、甚至人人必修的公共基础课程，即基础公共关系学：在传播的仪式观、关系观的视角下，公共关系将有可能以“元传播”的身份，反过来为传播学、营销学等提供理论支撑，这将预示着公共关系学科地位的巨大转变和提升。
第二，公共关系学科的专业化。公共关系学作为一个专门学科，不仅将在危机公关、企业公关、政府公关、国家公关、新媒体公关等领域深入发展，还将开辟诸多专业领域，如政治公关、健康传播、公共外交、财经公关、诉讼公关等方面，更加专业化。
第三，公共关系学科的综合化。公共关系研究更加具有跨学科的特征，传统经济学、网络经济学、管理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人际传播学、传播学、大众传播学、文化生态学，等等，都将对“公共关系”贡献自己的理论。
第四，公共关系学科的国际本土化。公共关系学科的研究视角更加强调“国际本土化”和“本土国际化”的有效结合。也就是说，在学术规范与研究方法上与国际接轨，在概念框架和价值取向上体现本土化特征。研究取向趋于东方“关系文化”挑战西方“传播文化”，从东方文化的个人影响模式角度出发，对儒家文化中的关系现象与西方理论中的对称沟通理念进行双轨比较并提出批判，以建构体现本土观点，又具跨文化意义的公共关系理论，将是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
新闻传播学研究方向范文第4篇
（华南师范大学社科处，广东广州510631）
摘要：教育学的科学性争论由来已久，且非科学的论断甚嚣尘上。教育学界在与非教育学界持久的争论中，亦在不断地反思，试图从经典科学主义的角度对教育学进行重新诠释。本文着重从学科的本义出发，以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为切入点，以教育学学科的发展脉络为轨迹，并从比较的角度，阐述教育学学科的解危之道。
关键词 ：教育学；新闻传播学；学科地位；解危之道
DOI：10.16083/j.cnki.22-1296/g4.2015.07.007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5）07—0015—02
收稿日期：2015—01—03
作者简介：吴世勇（1979— ），男，江西瑞昌人。华南师范大学社科处，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高等教育比较。
一、学科的定义
学科是什么？《汉语大词典》对其的解释为“按照学问的性质而划分的门类”。《中国大百科全书》把学科界定为“知识门类”、“知识领域”，并划分为66个类别。《辞海》对“学科”的解释是这样的：1.学术的分类，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如自然科学部门中的物理学、生物学，社会科学部门中的史学、教育学等。2.教学的科目，学校教学内容的基本单位。笔者在百度百科中搜索“学科”，除了上面都提到的“学术分类”之外，它认为学科还有一种含义，即指高校教学、科研等具有学术职能的部门，是对高校人才培养、教师教学、科研业务隶属范围的相对界定（学科建设中“学科”的含义侧重后者）。维基百科则将学科分为自然科学、形式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艺术、职业与应用科学五类，并将教育学归到职业与应用科学中。
二、教育学和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地位
教育学是一门独立性学科，这已无甚争议。但教育学的学科地位如何，却一直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在高校当中，学科建设往往与学科地位紧密相连，如果从学科设置的角度来看，教育学的学科地位并不低，中国普通高校的研究生教育和本科教育的学科均划分为13大门类，教育学就位居其中。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了新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其中教育学属于一级学科。但是若要说教育学的地位很高，恐怕又会引来不少质疑的声音，无论是精英还是草根，无论业内还是业外，谈起教育学，总显得不够“尊重”。身在教育学界，我们不禁要问，教育学为什么得不到足够的尊重呢，在笔者看来，这种不尊重的背后，正是对教育学的偏见。
教育学的“尴尬”地位，新闻传播学似乎也遇到了。1997年，我国颁布《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新闻传播学成为文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教育学和新闻传播学在高校中都具有一级学科的地位，可是学界却不约而同地发出“教育学的终结”、“新闻无‘学’”等声音，笔者在这里希望通过对这两种学科的比较，一探偏见产生的原因。
三、教育学和新闻传播学独特的研究对象
教育学是研究人类教育现象和解决教育问题、揭示一般教育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又分为新闻学和传播学）是研究新闻事业、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研究新闻事业、传播与社会的关系的学问。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教育，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是新闻与传播。教育和新闻传播都具有极强的实践应用性。按理说，实践应用性如此之强，应该有助于学科地位的提升才对，如自然科学中的医学、社会科学中的法学等，都具有较高的学科地位。但现实情况是，教育学、新闻传播学的地位远远不如前两者。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研究对象的不同。医学、法学的实践主体当然是人，但是研究的对象却是相对客观的疾病、病理和法律、法理，而教育学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对象都是源自于“人”的具体行为，具有场景性、多变性、个体性、特殊性、不可预见性、突发性等特性。
四、教育学和新闻传播学相似的发展路径
和人类学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教育学和新闻传播学都不是“原生”的学科。而且二者在西方的形成时间也相对较晚，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大学取得独立地位的时间是19世纪末，新闻学同样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在德、美两国成形，传播学要更晚些，直到20世纪40年代美国才正式设立该学科。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杜威、帕克的访华在中国掀起了教育学的一个研究，而同样是这拨人让中国研究了解到了芝加哥学派对传播学的诸多研究成果。［1］可以说，教育学、新闻传播学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舶来品，其引进历程和国内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引进路径大致相同，它们都是在破除了长期固有的、僵化的意识形态后，在国外学术界经典著作已经被研究、挖掘和比较的情况下，才通过中国学者的翻译、研究进入国人视野的。
“译介—摹仿—中国化”看起来似乎是条捷径，但同时也使得教育学、新闻传播学在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上模仿西方的痕迹很重，缺少原创性让这些学科天生“自卑”，这也是其在后来发展过程中始终“挺不起腰板”的原因之一。
五、教育学和新闻传播学面临的共同问题
社会在牵着教育走，教育对社会的影响则很小。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个教育目的决定了我们会选择何种教材（教科书），采用什么教学方法。在新闻传播方面，情况也大体如此，什么样的新闻立场决定了传播者会选择什么内容向受众进行传播以及通过什么方式来传播。在集权制度之下，权力只掌握在少部分人手中，如何能在“一统”的声音之下，通过学科研究来促进教育、新闻传播的发展，是学者们共同面临的问题。
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新闻传播学目前存在“内在凝聚力缺乏、身份认同度低、研究规范度不足、学科版图模糊不清、学科合法性备受质询”等学科建设的现实状况，［2］“意味着该学科正处于危机之境”。而类似的问题也都存在于教育学学科当中。
六、探寻“突围”之道
（一）学科规训。在科学共同体内形成学科范式，提高专业水平。首先，要构建起教育学系统而完备的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育学的研究范式、方法，这是教育学得以存立的基础。有了共同的理解范式，教育学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规避范式之争，研究者就可以在他人最新研究的基础上“接着讲”，而不是从他人开始的地方重新开始。［3］其次，要秉持教育学的规律和范式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用教育学特有的理论和方法去解剖和还原教育问题，让教育学实践研究更趋专业化和精深化。
（二）拾回信心，百“科”争流。科学研究发展至今，“科学共同体”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得到了进一步拓展，除了指同一研究组织内的科研人员智力互补、思想碰撞外，还指不同研究组织、科学团体的不同专业的研究人员对共同关心的命题进行知识互融。［4］教育和新闻传播都是不少研究组织、科学团体共同关心的对象，学科内的人士不仅可以自己跳出教育看教育、跳出新闻看新闻，广泛吸收其他学科的理论为我所用，更应该放下“自卑”心态，“邀请”对教育、新闻感兴趣的其他学科专业人士一同来研究，组成新的科学共同体。在学术发展道路上，不是竞争，而是合作，共同进步。
（三）坚持理想，有所为有所不为。教育实践活动也好，新闻传播活动也好，都免不了受意识形态的“控制”。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理论研究工作者首先应该养成自觉的批判精神，不能人云亦云，要有独立之精神，能站在学科的、科学的立场上，通过理论研究对实践活动产生积极的或者是平衡的作用。
［
参考文献］
［1］朱鸿军．问题与解答 挑战与应对——“变革中的新闻与传播：实践探索与理论构建”学术研讨会综述［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11）.
［2］陈蕾．传播学学科核心范式的演化进路：一种新的学科史解读视角［J］.国际新闻界，2013（7）.
［3］张正江.教育学范式论［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1（4）.
新闻传播学研究方向范文第5篇
新闻界有识之士的共识:经济报道会直接引发公众的经济行为,因而社会责任重大。中国经济新闻的改良,从源头抓起,寄望于经济新闻教育的振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原院长何梓华教授在任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时说:专业类的高等院校开办新闻教育、培养复合型人才,既能满足当前新闻媒体的需要,又有利于推动交叉学科的研究,更有利于各校的新闻教育办出自己的特色,可谓一举三得。
新闻教育兴经济新闻教育旺
中国新闻教育重整旗鼓并得到空前迅猛发展,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事情。数据“说话”――现如今,我们有了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编辑出版学、广告学、传播学、媒体创意学6个本科专业,共设有878个新闻学类专业点。研究生段也分设了新闻学与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二级学科之下还设有各种不同的研究方向。从1997年起,国务院学科委员会已经认同新闻传播学的一级学科地位。现在全国已有博士点21个,硕士点141个,估计全国在校研究生的人数约有4000人。
至少在量上,我国的新闻教育实现了发展繁荣。财经类院校新开办新闻专业,其专业方向多是在经济新闻方面做文章,依托自身经济学、管理学等的学科优势,旨在培养既懂新闻又懂经济的复合型传媒人才。当代中国经济新闻教育,肇始于1996年,率先吃螃蟹者为江西财经大学。1996年该校创办仅一年多的经济文化传播系设新闻学专业,招收经济新闻方向本科生。但其在2000年后一度改为广播电视新闻学,2005年又重新恢复为财经新闻专业。北京工商大学的新闻系成立于1997年6月,当年在全国新闻院系中提出经济新闻、媒体经营管理专业方向,培养精通新闻、擅长经济、熟悉经营管理的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同年同月,中南财经大学新闻学系正式成立,1997年、1998年该系招收“经济新闻专门化”学生两届。
中央财经大学新闻传播系的财经新闻专业始自1998年。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2000年成立经济新闻系,设置经济新闻专业,并开始连续招收本科生,2004年首届经济新闻本科生毕业。山西财经大学的新闻学专业,侧重于财经新闻,2002年开始招生。兰州商学院新闻传播系财经新闻方向,于2003年开始招生。南京财经大学经济新闻本科专业,从2005年秋季正式招生,当年招生50人,2006年招生100人。西南财经大学、东北财经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疆财经大学、云南财经大学、长春税务学院、河南财经学院等校的新闻学专业,均为经济、财经新闻方向或曰经济新闻传播。在急遽发展的新闻教育大潮中,经济新闻教育异军突起;截至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开设经济、财经新闻专业的财经院校近30家(含商业、经贸类高校),学习经济新闻的在校生高达5000多名;真是新闻教育兴,带旺了经济新闻教育。
值得一提的是,福建工程学院和甘肃政法学院两所非财经类院校开办有财经新闻本科教育。目前尚无综合性大学和新闻传播学传统优势高校设有财经新闻本科方向。在财经院校中,西安财经学院和广东商学院设有新闻学专业,但未设立经济新闻方向。
两家转向广告学定位亦精准
上海商学院新闻传播学的本科专业――商务新闻传播,实乃广告学方向,培养目标是既懂广告与媒体,又懂商务财经知识的应用型高级广告与商务传播人才。湖北经济学院将新闻学专业定位在“培养媒体职业经理人”上,实际“内容”和上海商学院一样,着力经营成广告人的摇篮。从广义上讲,上海商学院和湖北经济学院两校的新闻教育同属于大经济新闻教育的范畴。
据笔者的实地调查了解,两校之所以作出如此抉择,主要是出于如下因素的考虑:一、狭义的经济新闻教育以培养财经记者编辑为己任,此类专门人才对学生的起点、师资力量、教学规范、实习平台等要求高,概言之办经济新闻专业“门槛”太高,作为地方财经院校,不如上各方面起点都要求较低的广告传播;二、现在学新闻的学生多如牛毛,一般的准编辑记者新闻单位一下子接纳不了,不如另起炉灶兴办社会上需求量大的广告学专业。
成绩有目共睹问题不容忽视
我国经济新闻教育经过十多年的艰辛求索,应该说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身为重点财经大学、名校的上海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北京工商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领头羊”们,办学理念和模式渐趋科学,课程设置逐步到位,上述4所财经名校的经济新闻方向都已开办硕士研究生教育。
在学科建设方面,上海财经大学首倡并践行着“4个方面的拓展”:(1)新闻传媒理论与理论经济学学理的融合与拓展;(2)现代新闻传播理论与现代经济管理理论的融合与拓展;(3)新闻学本身传统学科与现代前沿学科的转换与拓展;(4)经济新闻的技术手段与经济新闻理论创新的结合与拓展。经济新闻是新闻学和经济学交叉的新型学科。上海财经大学经济新闻系的多数教师具有新闻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背景,新闻理论基础扎实,新闻实践经验丰富。财经新闻专业能否办好,关键在于师资。中央财经大学在师资队伍建设中,近年来重点做了以下工作:注重师资的新闻从业经验;注重师资学科背景的复合,特别注重具有经济学科背景的师资;选派教师出国进修,直接吸收国外新闻教育经验;鼓励教师进行财经新闻实践和财经新闻研究。中央财大还通过聘请国内外财经新闻界的资深人士来校讲学,以补充校内师资在经验、视野、信息及时性等方面的不足。北京工商大学在经济新闻教育的品牌经营上主要做了两件大事:自2004年以来,已主办3届全国经济新闻改革与发展研讨会,成功地在业界和学界之间搭建了一个对话、交流的平台;2009年4月,和中国经济报刊协会联合发起举办“全国大学生经济新闻作品大赛”,以促进高校专业教学与新闻单位业务、学生实习与就业的良性互动。武汉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较早设置了经济新闻方向,开设的特色课程有证券投资学、西方经济学、管理学原理、货币银行学等,头两届本科毕业生中有数位同学被《经济日报》、《财经》杂志等顶尖级财经媒体录用,还有获国际大奖的。中南财大早在本世纪初,就在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建立了固定的实习基地。
经济新闻专业教育的飞速发展适应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和新闻事业发展的双重要求,为新世纪新阶段的新闻界培养和提供了大批专业财经新闻人才,功不可没,但是在经济新闻教育的高速扩张中也暴露出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
盲目扩张,视学生为财源,重学生人数,较少对质量的追求。凡财经类院校要办新闻专业,自然会想到要亮“经济新闻”这张诱人的“牌”。反问一句,其中真有“真金白银”吗?有无过硬的师资、行之有效的课程设置、档次较高的实习平台等等“要件”却未充分考量。一些新闻系的经济新闻方向常常是一点新闻的课程、一点经济的课程、一点中文的课程,整个一大杂烩,都是一点皮毛,毫无特色可言。不沦为“垃圾(烂)专业”才怪!内陆省份,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扩招,生源质量与就业出路存在大患。
实事求是地定好位,非常重要,十分关键。某地方财经学院创办伊始,便宣称要跨越式发展,全力为中央级媒体输送传媒人。很明显,这个目标定得太高,高得难以达到。以经济日报报业集团为例,该集团每年都有进人的指标,多数情况是可能中南地区只要一个最最优秀的、名校背景的硕士研究生。其实,地方院校就应该定位在区域性传媒上。当地大小报纸的经济部、广电还有网络媒体的经济版块等,都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地方。
关于经济新闻专业,长时间以来存在一个“看(听)起来挺美”的现象。即一些同学感到没学到什么东西,部分老师觉得这个专业的学生难教。业界有的老编(辑)老记(者)对此充满期待,但接触过该专业的实习生后,普遍摇头,感觉不是那么一回事。问题出在哪里?症结何在呢?笔者认为与两个方面的原因有关。一曰学生的起点。须知合格的、特别是出色的财经记者在知识储备上务必是“三合一”的通才,就是指知晓新闻学的精要、熟悉经济学的原理与相关财经知识还有行规、不错的英语水平。对于起点不高的同学,上述三大要求均为“拦路虎”,可能只有少数同学在今后的新闻实践中能够“磨”出来。二曰课程的设置。经济新闻课程表上的内容,绝非新闻学与经济学有关科目的简单叠加。经济新闻专业、方向要开哪些课?大有学问。不少系在草创时,常采用一种“”式的办法,新闻、经济、中文各挑几门主干课,然后进行分配,学新闻和中文的老师各教其所,经济类的课请外院外系的老师上。结果,麻烦很快就出现了――学生在上经济方面的课程时,相当数量的人表示蛮吃力的,任课老师则认为不少学生基础太差,不如自己院系的弟子。教学实践中行不通,说明“”不是一个好办法。对多数学文科出身的新闻系教师而言,经济学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原先“外包”的办法不中,必须要有革命性的解难之道。上海财经大学经济新闻系的诸位资深教授、系主任、青年博士、骨干教师等,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化解了这一矛盾。上海财大的诸教授博士老师们,自觉将新闻与经济有机融合,并参照国际惯例(标准)罗列出经济(财经)新闻教育的主干课,并分期分批地将其亲撰成若干系列教材。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创举,它开创了中国特色财经新闻教育教研方面的新局面。
学生的经济学素养须逐步加强,忌拔苗助长。经济新闻,首先是新闻学的知识,其次才是经济学的素养。比较而言,经济学要比新闻学的内容博大得多。所谓经济学,是研究国民经济各方面问题的学科的总称,包括政治经济学,部门经济学、会计学、统计学等。两学科的关系似可用鱼和熊掌喻之,大本才三年多的时间,常常是顾了鱼――新闻学,熊掌――经济学往往没有学好。中央财经大学的解决办法是,在财经新闻专业的课程体系中,以新闻专业课为主,经济管理类课程只开设一些最基础的课程。学生所需要的系统深入的经济学、管理学知识,通过双学位、辅修专业来完成。目前,该院财经新闻专业学生中,有六成选修了经济学或管理学的第二学位或辅修专业,学生的财经专业素质有了明显提升。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4+1财经新闻双学位班”,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旗下的《21世纪经济报道》合作,培养“外语+经济+新闻”的复合型人才,也不失为一条新路。
他山之石美国的财经新闻教育
《诗经・小雅・鹤鸣》中有言:“他山之石,可以为错。”或许财经新闻教育的美国经验,能为我们提供借鉴。美国5大最佳新闻院校西北大学梅迪尔新闻学院、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锡拉丘兹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教授,大多有十年以上的媒体工作经历。学校考核和评定教授不只看论文的级别和数量,更重要的是强调有多少年的媒体从业经历和过去发表过的报道是获得新闻奖项的。在美国的新闻传播学教授,只有17%没有当过记者。那么在财经新闻培养方面,由于美国的新闻学教授很多以前就是资深的新闻从业人员,也包括是财经新闻的从业者,因此,他们在课程设置、培养模式上已经有一套比较成熟的机制了。他们的课程是把新闻和商业院系的课程结合在一起,真正形成复合型的人才培养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