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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指出:“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生产就其片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它要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一百零二页)生产决定流通,流通反作用于生产。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它们“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且互相影响,以至他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座标和纵座标”。吝牧业的生产和商品流通亦是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从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的统一性分析,生产的牲畜和畜产品越多,流通就越发达,而生产对流通的依赖性就越大。因此,要使畜牧经济有计划迅速地发展,必须科学地组织商品流通。通过商品流通的多种渠道,实现各种经济联系,保证畜牧业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商品的及时销售,以满足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要。随着畜牧经济的发展,社会化程度将日益提高,这就更需要重视商品流通过程。社会主义商业如何更有力地促进畜牧业生产的发展,组织人民生活,使生产一与流通相适应,在这方面还有不少急待研究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在畜牧副产品购销工作中,由于有些牲畜和畜产品供求关系紧张,牌价市价差距较大。有些地区和单位想方设法压低国家统购派购物资的基数,随意扩大议购范围,加级抬价,与国家争夺货源,冲击市场,甚至发生非法经营、投机倒把的现象。在收购工作中也还有一些压等压价现象,损害农、牧民的利益。供销社对牧区的杂骨杂蘑等十几种土副产品停止收购,不利于发展多种经营。在民贸工作中,有些地区、有些部门没有真正从思想上认识到民贸工作的重要性,贯彻党的民族贸易政策不力。农村牧区市场日用工业品不足,有些地区对畅销日用工业品没有体现优先供应农村牧区的原则。对民族特需用品的资金、原料的安排和使用也存在问题,对民族特需商品的品种、规格、质量缺乏统筹管理,供、产、销不协调,商品的更新、换代更无人考虑。牲畜和畜产品的收购价格与邻省相比偏低,造成牛、羊肉大量外流。现行的牛、羊肉收购价格偏低,不利于生产的发展。由于毛肉比价不合理,发展细毛羊经济收益多,影响了菜羊等其它肉用畜种的发展,使全区山羊、土种羊和牛的存栏数呈下降趋势,造成畜牧业内部比例的失调。商业基本建设投资同商业的发展比例失调,全区商业网点、仓库、冷库和营业设施等经营手段同商业发展的比例严重失调。特别在牧区贸易网点少,不少商业企业设备简陋,各项设施更是缺少。解决以上问题的办法是:
一、重视商品流通在畜牧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畜牧业再生产过程中,流通有一定的调节作用,有时对生产还起决定性的作用。我们一定要认真贯彻执行以林牧为主、多种经营的经济建设方针,围绕畜牧业生产,大力组织商品流通,探索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流通规律,促迸畜牧经济的发展,实现畜牧业的现代化。在安排工农牧业计划时,一定要安排好商业的发展计划,使流通规模一与生产的发展相适应,为扩大流通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提供做好商业工作的物质基础。特别在牧区要有计划地新建一批有冷冻设施的现代化屠宰厂一,除必须外调的活畜以外,都要做到在膘满肉肥季节就地屠宰,按任务上交商品肉,以减少国家和集休的损失,提高经济效果。要增加商业网r从,搞好民族贸易这个重要环节。
二、加强畜牧副产品的购销工作,促进畜牧业生产发展。商业供销部门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充分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不断改善经营管理,提高服务质量、扩大商品流通渠道。在收购牲畜和畜产品的政策上,要执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圣持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兼顾,合理确定收购任务。必须坚持国家对牲畜和畜产品的统购和议购政策,认真贯彻国家提高牲畜和畜产品的收购价格,以质论价,优质优价的政策。对完成上交任务好的地区和单位以及农牧民个人,奖售给紧缺商品。要加强收购力量,组织一支强有力的收购队伍,进一步加强牲畜和畜产品的计划收购和超计划议购工作,千方百计调动生产者发展商衍:生产的积极性,增加牲一畜和畜产品数魔和提高商品率促迸多种经营与畜牧业生产浓结合。要纠.织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切实解决产供销和技术指异问题,可以试办“牧眨商”联合企业,以求得更好的经济效益,使农牧民尽快富裕起来一、
启东市人民医院消化科,江苏启东 226200
[摘要] 目的 分析急诊胃镜及胃镜下治疗在上消化道出血中的诊疗价值。方法 收集2013年3月—2014年3月该院收治的120例上消化道出血患者临床资料,以1 d为界限, 将24 h内接受诊断和治疗的原则,将患者分为急诊组与对照组,每组均为60例。急诊组患者采取急诊胃镜及胃镜下治疗,对照组患者采取普通胃镜诊治,最后分析两组患者的临床诊治效果。结果 急诊组患者确诊率为95.0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81.6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急诊组患者止血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急诊组患者住院时间、输血量明显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急诊胃镜及胃镜下治疗上消化道出血,确保较高的确诊率,缩短止血时间,降低输血量,切实保证患者身心安全,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急诊胃镜;胃镜治疗;上消化道出血
[中图分类号] R57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742(2014)12(a)-0013-03
上消化道出血是一种常见的临床急诊,此疾病具有发病率高、发病紧急等特征[1],对人类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的威胁。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急诊胃镜逐渐成为上消化道出血诊治的首选方法[2],此诊治方法可明确出血部位和病因,通过胃镜引导,为患者提供高效的治疗方法。为了分析急诊胃镜及胃镜下治疗在上消化道出血中的诊疗价值,该院对2013年3月—2014年3月期间收治的上消化道出血患者120例分为两组,分别采取急诊胃镜诊治与普通胃镜诊治,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该院收治的120例上消化道出血患者临床资料,以1 d为界限[3], 将24 h内接受诊断和治疗的原则[4],将患者分为急诊组与对照组,每组均为60例。急诊组中男患者32例、女患者28例,患者年龄在24~59岁之间,平均年龄为(42.l4±3.46)岁。患者HR > 110 次/分, 血压< 12 kPa。对照组中男患者31例、女患者29例,患者年龄在23~58岁之间,平均年龄为(41.43±3.28)岁。患者HR > 100 次/分, 血压< 12 kPa。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存在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取普通胃镜诊治,准备胃镜,安排经验丰富的医生进行检查,在检查中保持轻柔的动作,在检查中明确出血部位、性质和范围。在检查过程中,于直视下用冰生理盐水进行局部冲洗,将胃内液抽取出来,指导患者调整合适的,避免出血对检查造成干扰。
急诊组患者采取急诊胃镜及胃镜下治疗,根据胃镜下发现有不同的活动性出血原因,从而采取相应的治疗方法:①血管喷血。选择钛夹止血, APC或者高频电凝止血。明确出血部位给予钛夹止血。APC功率大约为40~60 W,直到活动性出血停止。高频电凝最大功率为40 W,电极接触出血病灶后通电,每次通电时间均在3 s内,直到活动性出血停止。②局部或弥漫性渗血处理。选择重酒石酸去甲肾上腺素液喷洒,以缓解弥漫性渗血症状。③选择硬化治疗食管静脉曲张。采用血管内和血管外注射5%鱼肝油酸钠。对于拒绝硬化治疗的患者,在急诊胃镜检查后,应该及时采取三腔二囊管、降低门静脉压等药物治疗。三腔二囊管安置3 d,每隔1 d放气30 min进行观察,30 min后重新注气压迫。采取静脉滴注奥曲肽作为降低门静脉压的药物,持续滴注25~50 μg/h,出血停止后减半维持2 d。④在胃镜下治疗与内科保守治疗3 d后,仍有活动性大出血者,必须马上转为外科手术治疗。或出血原因为胃癌等明确手术指证者,也转为外科手术治疗。
1.3 观察指标
记录急诊组与对照组患者的确诊率、止血时间、住院时间、输血量等。
1.4 统计方法
资料采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处理,计数资料用百分数表示,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以(x±s)的形式表示,采用t检验。
2 结果
2.1 对比两组患者胃镜检查结果
急诊组患者确诊率为95.0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81.6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1所示。
2.2 对比两组患者止血时间
急诊组患者止血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2所示。
2.3 对比两组患者住院时间、输血量
急诊组患者住院时间、输血量明显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3所示。
3 讨论
上消化道出血的发病部位常见于上段空肠、十二指肠、胃、食管以及胰管和胆道等[5],此疾病病情紧急,死亡率较高,患者大多伴随呕血、黑便等症状[6],必须采取及时的胃镜治疗,明确发病因素,才能确保较高的诊治效果,提高患者生存有效率。随着医疗水平的发展,胃镜作为一种不断更新的医学检查方法[7],尤其是随着内镜技术的发展,在上消化道出血临床诊治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急诊胃内镜是指出血在48 h 之行胃镜检查[8],诊胃内镜在直视下,可对病症展开全方位的观察,明确出血部位,并进行判断其性质。医师通过急诊胃镜检查,可明确患者食道、十二指肠、胃的病变[9]。相关学者[10]为了对比急诊胃镜与普通胃镜诊治上消化道出血患者中的应用价值,将应用急诊胃镜诊治作为研究组,应用普通胃镜诊治对照组,结果发现,研究组患者病因检出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该研究中以24 h为界限,将24 h内检查定为急诊组和24 h 后检查定位对照组,与相关界定一致[11]。通过以上研究表明,急诊组患者胃溃疡、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胃息肉、食管静脉曲张等确诊率为95.0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81.6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明,采取急诊胃镜诊治上消化道出血,可确保较高的的确诊率,掌握最佳的诊断时机。石国权等人[12]的研究也证实了这点,他们将100例上消化道出血患者分为急诊组与对照组,急诊组给予急诊胃镜诊治,对照组采取普通胃镜诊治,结果,急诊组确诊率为94%,明显高于对照组的8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急诊组输血率为70%,明显低于对照组的8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上消化道出血的因素多种多样,基础病症不同其出血部位也不同[13],急诊胃内镜的应用,可及时明确消化道出血的出血原因和部位。研究中可见,最常见的出血原因为消化性溃疡、胃癌等。急诊组原因不明发生率为5.00%,明显少于对照组的18.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主要原因在于部分急性胃粘膜病变的患者因自然愈合,导致被诊断为原因不明出血,更能证明早期诊断能够提高确诊率[14]。
通过以上研究表明,急诊组患者止血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住院时间、输血量明显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主要原因在于急诊组在早期明确病因,针对不同的部位采用合适的止血方式,比如局部和弥漫性渗血多用喷洒[15],而食管静脉曲张对选择硬化治疗等,从而增强了治疗和止血的有效性,确保良好的治疗效果,最终降低输血率。
综上所述,对于上消化道出血患者,明确诊断后,必须采取及时的胃镜下止血治疗,止血效果不佳者,应尽快转入外科治疗。与普通胃镜诊治对比,将急诊胃镜及胃镜治疗方法应用于上消化道出血患者诊治中,具有确诊率高、止血及时、输血率低等优势,增强患者舒适程度,确保较高的治疗效果,改善患者预后情况,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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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上海市;国际金融中心;目标定位;路径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07)09-0015-04
一、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定位
目前国际金融中心(IFC)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具有全球主导地位和统治力的IFC,即伦敦和纽约。伦敦金融中心的国际化程度是全球最高的,其外国股票交易、国际债券一级市场发行和二级市场交易、航空和海运保险净收入以及跨境银行借贷额均居世界第一位。而纽约金融衍生产品的场内交易额则位居全球首位,美国也拥有世界最大的企业债市场。与伦敦外资外用型金融中心模式不同的是,纽约IFC地位以国内经济发展为依托,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并重,其国际金融中心的业务大多直接或间接地与国内经济相联系。
除了占据全球主导地位的IFC之外,世界各地还有一些区域性IFC,如欧洲的法兰克福、苏黎世、卢森堡,亚洲的新加坡、东京、香港,北美的洛杉矶、多伦多等。这些区域性IFC的业务率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一般不超过10%,国际化程度与全球主导性IFC相比有一定差距。如香港、新加坡的国际债券发行有限,证券市场的外国公司不多,到2003年2月底,香港证券市场外国公司数量仅为9家,新加坡为63家。
还有一种纯粹为国际金融活动提供记账服务的IFC,这类IFC一般不发生实际的金融活动,具有严格的保密规定和税收优惠,对各种资产和收入几乎不征税或征很少的税,只要交纳少数管理费即可开业,没有金融管制,各类金融机构多是“空壳机构”。目前这类IFC主要包括巴哈马、百慕大、开曼、巴巴多斯、安圭拉、维尔京群岛、安的列斯群岛、波多黎各等。
从IFC的发展趋势与运营效率看,不同模式与规模的IFC存在明显的区别,特别是在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上。有的IFC得到了稳妥的发展(如伦敦),有的却正在衰落(如东京)。有的在由区域性IFC向全球性IFC转变中遇到各种问题(如新加坡)。综合考察各个IFC的目标选择和演化模式,笔枵认为上海IFC的目标定位应该是以国内经济发展为依托、从制发设计上服务于国内市场的功能型国际金融中心,
首先,中国庞大且迅速成长的经济体系为上海IFC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一个城市是否具有IFC的潜力并保持其竞争力,与母国金融市场需求的规模和质量有强烈的正相关关系。纽约、伦敦、东京、法兰克福等IFC的发展就是例证。威尼斯、佛罗伦萨、阿姆斯特丹等城市都曾经是地方的贸易和金融中心。到十九世纪末,伴随着英国经济以及国际贸易的鼎盛,伦敦成为世界性金融中心。五十年后,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将纽约送上了世界级IFC的宝座。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日本经济的腾飞造就了东京金融中心,东京IFC地位也因为日本经济的起落而消涨。无可置疑,中国已经是一个经济大国。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经济快速增长,民间财富迅速积累。至2005年年底,中国GDP总量已列全球第四,在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并将在10年后赶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大陆资本市场在短短十年时间里,就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历程,这为上海成为未来IFC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托。目前,我国证券市场融资占国内总融资的比例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随着融资结构的改善,以及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证券市场还将进一步壮大。当人民币走向自由兑换,资本市场更加开放,国际金融机构和资金可以更便捷地进入我国金融市场,上海的国际地位将迅速攀升,上海成为IFC是有潜力的。
其次,我国的大国地位和强国战略决定了上海需要建设成为主要服务于国内经济的IFC。中国是经济大国,却并不是经济强国。究其原因,金融发展的严重滞后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就目前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由于金融市场化改革(如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相对滞后,以及国内金融中介的低效率和发展不平衡,国内社会资源的配置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扭曲。经济增长对外部市场、外部资源和外资有效率的企业组织依赖型较大。这种状况一方面导致国内经济的脆弱性增强,另一方面导致国内发展的不平衡加剧。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中国要成为经济强国就必须实施经济和金融平衡发展的战略,以金融发展解决经济增长中的深层次矛盾,提升经济增长的效率和品质,促进社会进步。并且在当今国际竞争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不再局限于基于制造和成本定价体系的实体经济,以资本和金融定价体系为特征的虚拟经济越来越成为国民经济成长的前提性和基础性的要害中枢。金融业既是一个大型经济体系的命脉所在,又是不同权利主体竞相逐利的基本场所。因此上海建设IFC的主要目标就是促进国内金融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快速发展,确立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话语权或定价权,促进我国金融大国和经济大国的实现。上述目标也决定了上海建设IFC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中国经济内在发展的要求。上海建设IFC一定是建立在国内金融中心的基础之上,更多立足于为本国经济服务的IFC,这既是中国大国地位和强国战略的内在规定性,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相比较而言,上世纪60年展起来的离岸IFC都是小国、岛国和经济规模已不足以支撑有竞争力的在岸IFC的国家的选择。离岸IFC的发展固然能够为小经济体的东道国带来就业、税收、投资便利、人才培训和GDP贡献,但对大国经济发展则很少能有拉动作用。因此,上海IFC建设是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的需要和“做大做强”我国金融业的需要,更是巩固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成果的需要。
再次,政府的推动将有助于实现上海IFC的宏伟战略。在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政府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放松管制,提供宽松的经营环境;二是以优惠政策促进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三是提供有效监管,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在IFC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上,政府的作用显而易见。伦敦在一战前能够在全球金融体系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其稳固的基石就是英国政府实行平衡财政预算和金本位制度,使英镑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国际货币。一战后,美联储积极扶持纽约发展成为IFC与伦敦竞争。二战后英格兰银行在促进伦敦欧洲货币市场发展中发挥了主要作用。欧洲货币市场的形成和壮大又直接促进伦敦重新崛起为全球IFC。国际经验表明,IFC的形成无一不是市场力量与政府力量共同推
进的结果。其中世界级IFC的形成,市场力量发挥了主导作用,区域性IFC的形成,政府的政策推动又起了重要作用。因此,上海IFC的建设,必须坚持国家支持和发挥自身优势相结合,市场推动和政策推动相结合。
二、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路径选择
在上海建设IFC的目标定位明确后,还必须认识到各种约束和限制条件(如法律制度、经济状况、社会环境等因素)对上海IFC建设的影响。受制于各种约束条件,上海IFC建设具有路径依赖和渐进性的特征,也必然遵循着国内金融中心一区域(亚洲)IFC-全球IFC这一发展路径。
(一)巩固上海国内金融中心地位
上海已经建成中国的国内金融中心,有三个重要标志。第一,国家一直把上海作为金融改革开放的试点,支持上海在金融发展上先行先试。中央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推进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重大政策,上海也始终把金融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2005年8月,人民银行上海总部正式成立,更标志着中央对上海发展金融中心的决心未变,信心不减。第二,全国的货币、证券、黄金、金融期货、外汇五大金融交易市场全都落户在上海,上海已经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善的国家级金融市场体系,并成为全国资金市场、资本市场及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交易中心。第三,上海吸引了大量外资金融机构的积聚,形成了全面开放的局面。上海是中国外资金融机构积聚程度最高的城市,截至2005年底,上海的外资金融机构以及中外合作的金融机构已达326家,在沪外资银行资产余额达到近4000亿元。今年我国金融业对外资完全放开后,首批成功转制的四家外资银行,都选择上海作为其法人银行的注册地。
目前,上海已经具备了国家金融中心的地位,但其功能还不是非常凸显。要巩固上海国内金融中心地位,上海还需要再聚金融资源,再造金融制度。首先要完善资本市场功能,着力扩大市场规模、创新交易品种、拓展市场功能、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1)上海证券交易所要做大市场规模,巩固和增强股票市场的主板地位。(2)应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尤其是扩大企业债的发行规模。美国公司债券约占证券市场的60%,股票份额仅占20%,而我国企业债的融资规模仅为股票的20%,“短腿”现象十分明显,债券市场发展潜力巨大。(3)应以货币经纪公司的建立为契机,继续完善外汇市场,建立货币经纪人制度,提高市场平衡外汇供求的能力。(4)应稳步推进期货市场的发展,尤其是利用上海金融期货交易所的成立将上海打造成为金融衍生品的市场中心。(5)应规范产权市场的发展,支持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提升服务功能,力争成为全国性的综合产权交易所之一。(6)应加快推进资金结算中心的建设,提升交易、登记及结算系统的技术水平、服务水平和风险控制水平。
其次,要支持金融产品创新,把上海建成我国金融产品的创新中心。上海金融创新应主动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市场需要、跨国公司发展需要。应积极开发固定收益类金融产品,重点是企业债券、金融债券、融资票据、国际开发机构人民币债券等。应稳步开发股指期货类、利率类、汇率类金融衍生产品。应初步推出新的商品期货,为大宗商品生产者和需求者提供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的功能。
再次,应继续扩大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把上海作为外资金融机构率先开展业务的试验区。上海在继续吸引外资金融机构、金融中介机构和跨国公司总部积聚上海的同时,应鼓励在沪外资金融机构拓展新业务,并支持其跨地区开展业务。可率先扩展至长三角地区,并进一步延伸到全国。不仅鼓励外资金融机构发挥其在高端市场的现代金融服务优势,而且还要逐步取消不合时宜的外汇管制措施,鼓励外资银行发展跨国金融业务。
(二)力争尽快将上海建成区域(亚洲)IFC
目前在亚洲IFC的争夺中,东京、新加坡、香港、上海、孟买等都是有实力的竞争者。这样一个区域化的竞争格局中,上海应联手香港,共同竞争亚洲IFC,并增强中国金融的国际竞争力。
建设区域IFC,沪港各有优势,又各有不足,二者并非只是竞争关系,更需要互补。香港作为亚太地区的IFC,拥有独立的货币体系,市场规模和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均超过上海。但也正是由于港币与美元之间的联系汇率制度以及香立的货币体系,决定了香港不具备成为人民币金融中心的条件。而对上海来说,人民币自由兑换尚需时日,这一限制,始终是上海建设IFC的一道不容忽视的障碍。
因此,合作无疑将是上海建设IFC过程中的必备策略。在人民币真正实现自由兑换前,上海应与香港密切合作,共同竞争亚洲IFC。期间上海IFC建设的目标定位应当是人民币金融中心,香港特区则将是祖国大陆的离岸金融中心,战略重点是提升两大城市在亚洲地区的竞争力。
香港作为祖国大陆的离岸金融中心,其发展的重点应是与新加坡等城市竞争东南亚地区的市场份额。从以往的历史经验看,香港特区作为区域性金融中心一直领先于东京和新加坡。香港与新加坡相比的重要优势在于其内地广大的腹地,使其能够发挥祖国大陆与世界各地经济的转运港功能和金融往来。尽管近年来香港由于商务成本过高,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新加坡,但香港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整体地位和基础仍然强于新加坡,且能够得到祖国大陆的继续支持。
上海在建设区域IFC的过程中,对外需要与香港等城市展开更密切、更深入的合作。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无论在监管方式方面,还是在产品创新、公司治理方面,都值得上海更深入地学习。上海还可出台更新一些政策吸引香港金融人才来沪。人才的缺乏一直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一个瓶颈。而香港已经形成一个金融人才的蓄水池。目前在上海众多外资金融机构中,大批高层次专业人才都来自香港。上海还需要制定优惠政策,创造环境吸引香港更多的专业人才。上海在与香港开展金融合作过程中,还应鼓励两地金融机构之间互设机构,设立双总部甚至多总部制。在首批落户上海的9家外资银行法人银行中,有3家来自香港,占到三分之一。同时,中国平安等一些内地领军企业,在上海和香港分别设立资产管理公司,运作其人民币和外币资产。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大型金融机构向“多中心”架构发展成为可能,这将大大提升上海金融机构的能级和层次。
上海建设区域IFC,对内也需要更多的制度创新。在金融监管方面,中国目前实行分业监管,上海又不是监管机构的所在地,因此上海既要面临来自总部的纵向性监管,又要面临跨行业的横向性监管,这种纵横交错的监管格局,将极大地影响监管效率和金融创新。上海可参照其他IFC模式,试行金融统一监管。具体做法是设立上海金融监管局,并赋予其相对独立的金融立法和司法权。这样监管当局就能够根据上海建设IFC的特殊要求与环境,制定地方性的金融法规和监管规则,执行或落实中央金融监管任务,协调国
家金融监管一般要求与上海特殊监管要求之间的关系,以适应IFC发展的内在要求。该监管模式将率先与国际监管模式接轨,重在增强金融市场透明度和国际标准的实行。综合的或统一的上海金融监管局可下设银行、保险和证券部门,以进行日常的监管工作。
其次,上海应积极推进以金融机构产权制度改革和利率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金融市场化进程,健全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和相关市场制度,加快社会信用制度、信息披露制度和与国际接轨的会计审计制度的建设。
(三)渐进实现上海全球IFC的目标
2005年11月,伦敦市政当局(Corporation ofLondon,2005)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在IFC建设方面,“亚洲的未来在中国,上海在未来的10-15年内将成为一个新的全球金融中心。进出中国的资本规模的急剧增加将为此提供保证”。这意味着上海有可能成为继伦敦和纽约之后世界上第三个具有全球统治力的IFC。上海发展成为全球IFC的前景是光明的,这一点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但另一方面,上海要实现全球IFC的目标,还面临很多现实困难。上海距离真正建成全球IFC的目标任重道远,需要渐进实现。从国际视角看,对照国际上通行的IFC指标体系,依据国际金融发展的最新动态和趋势判断,上海至少需要在以下方面取得突破:
第一,上海金融市场的法律环境应达到基本完善,包括金融立法完善、金融监管和金融执法的有效性,以及金融市场的公平有序。
第二,上海金融市场的运行规则和制度应达到与国际基本接轨。除极少数市场的运行规则与制度外,绝大部分上海金融市场的规则和制度要与国际完全接轨。
第三,上海金融市场的开放度和国际化水平应达到国际中高水平以上。上海金融市场从中介经营机构到投资者、融资者的对外开放程度都要不断扩大,资本流动的自由度要显著增强。同时伴随着人民币可兑换进程,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汇率制度的弹性逐步加大。
第四,上海金融市场的品种与创新应至少达到国际中等水平。上海金融市场要形成基本完整的品种布局,做到各大类品种基本完整、小品种较为丰富。同时,金融产品创新活力(包括模仿类创新和自主类创新)达到国际中等水平。
第五,金融专业人才的聚集,尤其是高层次金融专业人才的数量、质量和规模应达到国际中高水平。上海现在可能有很多的金融从业人员,但缺乏比较高级的、会做产品、会进行风险控制的人员。从质量水平来讲,上海缺乏通晓国际惯例、娴熟运用金融工具、精通国际语言的高层次的金融从业人员。
第六,金融市场的规模要有量级上的提高。金融市场的规模决定了资产的流动性,是金融中心发挥价格发现、投融资功能并进而实现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的依靠,也奠定了IFC最为直接和重要的基石。上海IFC功能与世界上主要IFC相比,明显存在规模过小、能级不足的巨大差距。比如上海一年的外汇交易量不及香港一天的交易量,不及伦敦一天交易量的三分之一。
尽管卒中后抑郁(PSD)发病机制至今未明,但现代大量研究认为它与中枢神经组织损伤部位关系密切。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有人提出:大脑损害的部位是决定卒中者是否发生抑郁的重要因素。进入90年代,PSD的发生与病灶部位的关系成为神经病学学者研究的热点。近年来借助脑CT、核磁共振(MRI)和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SPECT)技术发现卒中病灶与PSD的发生显著相关。但也有研究认为两者之间并非存在因果关系。然而,无论卒中病变部位与PSD关系与否,卒中病人抑郁症的发生率日渐增多已为不争的事实,如何提高生存质量和康复能力,应是医患双方共同追求的目标。人的情感活动与脑组织关系众所周知,特别大脑皮质及其皮质下脑结构、间脑、中脑、脑桥、延脑、脊髓各部位在人的情感活动作用中,担负着极其复杂的特异角色。
1 卒中后抑郁与脑损伤部位的关系研究
1.1 大脑半球病损与PSI)的关系 现认为左侧半球卒中比右侧半球及脑干部位卒中更易发生抑郁,而左半球又以邻近的额极和基底部卒中损害发生PSD最高。新近许多研究显示,PSD发生的脑定位损害依次为大脑前动脉支配的前部脑叶、颞叶;大脑中动脉支配的中部脑叶、枕叶、豆状核、外囊、丘脑、脑桥基底部、髓质,而主要的是额叶、颞叶、基底部、脑干腹侧这一环路。
1.1.1 额叶病损与PSD的关系 额叶皮质有自身躯体感觉、视听感觉的功能,将各种感觉进行意识性整合功能和产生情感体验与情感反应的功能。研究证实,抑郁症的发生与额叶功能性和器质性损害有关。PSD的权威学者Robinson指出,大脑损害的部位是决定卒中者是否发生抑郁的至关要素,额叶、左基底节、颞叶,尤其是病灶近额极者PSD发生率更高。另有研究指出,抑郁症的严重程度只同病灶与额极的距离有关,而与右、左半球无关。Starkstein等发现,病侧在大脑半球前部的卒中者较病灶在后部卒中者抑郁程度更重。病变部位与抑郁的关系可随时间推移而改变,即卒中后急性期大脑半球左前部损伤的重度抑郁发生率是左后部损伤的3倍,是右侧大脑半球损伤的10倍,3个月后,这种差别不明显。根据MRI研究结果表明,病灶影响前额叶皮质下环路时,易产生PSD,且以左侧为著。PET报告也指出,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与前额叶的代谢低下有关,额叶对精神的启动和整合起重要作用,该部位的代谢降低可能是抑郁症情绪低落、思维阻滞、注意力不集中的病理基础。
1.1.2 颞叶病损与PSD的关系 颞叶与情绪之间的关系目前仍是现代心理研究的难题,值得注意的是颞叶具有评价、解释人自我情绪体验和变化反应的功能。当颞叶前部皮质(内嗅区、颞极、钩回)受到刺激,如损伤(包括卒中等)则可出现忧郁、悲伤、孤独、恐惧、愤怒、兴奋等情感障碍,还可产生思维、记忆、错觉等认知障碍,这些卒中后改变是产生抑郁状态的解剖和精神基础。
1.1.3 基底核病损与PSD的关系 基底核的脑器质性病变者,常易发生抑郁症。国外学者研究表明,尾状核受损代谢率降低是导致抑郁的重要原因之一,尾状核脑卒中者约90%患抑郁症。左基底核附近的损害对急性期重度抑郁可能起决定作用,认为纹状体-苍白球-丘脑-皮质回路的功能障碍是其主要因素,这种损害对额叶、背外侧额叶和前扣带通路也深受影响。发生在左基底核区的卒中与左额叶皮质一样,均为重度抑郁的高发区域。还有研究指出,基底核的损害可导致眶额通路和前额叶的5-羟色胺(5-HT)分泌功能紊乱,也可能影响脑干上行回路的单胺类神经递质纤维,尤其是去甲肾上腺素(NE)能和5-HT能神经通路,使两种神经递质水平低下产生抑郁。
1.2 下丘脑病损与PSD的关系 下丘脑损害可能直接影响情绪表达、垂体激素分泌等,引起调节愉快反应和行为的减退或丧失,应激激素分泌障碍又可导致淡薄、抑郁、呆滞等情感的表达。卒中后如果损害了脑干蓝斑等结构及向左侧丘脑和左额叶投射的NE能和5-HT能神经元及传导通路,致使NE和5-HT含量下降,进而发生抑郁。
1.3 脑干病损与PSD的关系 中脑为胆碱神经元储存处,它的末梢释放乙酰胆碱(Aeh)神经递质,其与抑郁关系密切。同时,中脑的黑质也是多巴胺(DA)能神经元所在地,可释放多巴胺神经递质,两者现均被认为与抑郁症的发生有关。此外.边缘系统中脑回路还参与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PA轴)及下丘脑-垂体-甲状腺轴(HPT轴)对情感行为心理及生理作出反应。一旦卒中累及中脑,则可导致抑郁状态的发生与发展。
脑桥、延髓中有与情感活动密切相关的5-HT能神经元胞体及NE能神经元胞体,其末梢各自分泌5-HT和NE。5-HT能神经元有9个核群,位于脑干正中缝及附近。脑桥、延髓中有6个NE能神经元核团,这些神经组织现被认为是引发抑郁症的解剖基础。
虽然上述论述PSD与卒中的病变部位有密切关系,但是PSD的发生机制远比解剖位置复杂。作为PSD的内源性抑郁学说的另一重要实质方面,卒中后的神经递质、肽类、内分泌激素分泌失调同样决定着PSD的发生、发展与严重程度。
2 PSD与神经递质、激素的关系研究
2.1 PSD与儿茶酚胺的关系 卒中后的儿茶酚胺(catecholamine,CA)释放异常研究甚少。然抑郁症的发生与脑中NE不足和Schildkraut等提出的CA学说现被认为可能是其主要病机之一。NE是单胺类物质,主要参与中枢神经兴奋与抑制作用。研究发现,抑郁症病人NE释放减少与突触前后受体超敏关系密切。认为抑郁症的发病机制是突触后β受体超敏,反馈使突触前α2受体超敏引起NE的生成和释放、突触间隙NE数量下降发生抑郁。但也有报告指出,抑郁症中躁狂者NE升高,焦虑内因性抑郁症病人更明显,交感神经兴奋及应激出现的抑郁症NE含量增多,显示抑郁症发病机制的复杂性,PSD也有类似现象发生。
2.2 PSD与5-HT的关系 抑郁症的发生另一重要机制则认为是中枢神经系统中5-HT释放减少,突触问含量下降缺乏所致。5-HT属吲哚胺类,又称血清紧张素,同NE一样,主要参与抑郁、焦虑情绪、自伤自杀行为及睡眠障碍等。研究表明,抑郁症的发生与5 HT能的7种受体有关,具有代表性的有突触前膜5-HTIA受体超敏上调和突触后膜5-HTIA受体低敏下调可能有关。部分文献提出的观点则认为5-HT增多也可引起抑郁症,机制是脑中突触前神经元对5-HT再摄取降低,突触间隙中5-HT含量升高,作用其受体部位导致发生抑郁症。动物实验表明,中脑被盖内侧区损坏,前脑5-HT含量下降78%,甚易促发抑郁症产生。Steven等报告抑郁症与脑中突触前膜上摄取5-HT时的特异蛋白质转运体缺乏关系密切。
使用I-ADAM对5-HT转运体进行标记显影,结果发现抑郁症中脑5-HT转运体明显减少,且与HAMD抑郁表评分显著相关。
2.3 PSD与Ach的关系 Ach能功能亢进和肾上腺素能功能低下两者失衡是导致抑郁症的发病机制之一。中枢细胞内Ach含量增多,通过其M受体对中枢神经起抑制作用。无论是动物还是人类若中枢突然受到强烈刺激时,如脑卒中等,脑内Ach在特定条件下水平可急剧增加,结果会表现出兴奋性下降,活动减少及呆滞等抑郁症状。
Ach,NE,5-HT,DA之间关系密切。Ach能作用N和M受体促进或抑制NE释放;当Ach神经元活动增强时,5-HT释放减少,脑内中缝核头部5-HT神经元的兴奋受到抑制;NE含量下降时,则其对中缝核的抑制消除,5-HT增多,反过来又对NE发生拮抗使NE水平减低,发生与情绪、行为、睡眠、饮食、、内分泌、血压和体温等方面有关的抑郁表现。
2.4 PSD与HPA轴激素的关系 HPA轴激素参与抑郁症的发生、发展已为公认,而其又与神经递质功能失调有关,至今仍确信中枢边缘系统与下丘脑之间的神经传递障碍是抑郁症的重要发病机制之一。
有研究证实,强烈的外界刺激,如脑出血、脑梗死等可引起下丘脑释放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CRF)及神经肽激素,此过程受到NE神经递质的抑制性调节和5-HT,Ach的兴奋性调节。而在部分严重HPA轴反馈抑制功能受损的病人可产生抑郁状态。脑脊液中CRF浓度升高,自杀死亡者脑组织中CRY受体减少可能是下丘脑功能脱抑制的重要指标。文献报道,抑郁症时尿中糖皮质激素含量升高,且昼夜节律被破坏。在内源性抑郁症病人观察中有45%病人地塞米松抑制试验阳性。以后的研究又发现在继发性抑郁症如库欣病伴抑郁者和卒中后伴抑郁者,上述试验也呈阳性。
糖皮质激素分泌增多,又可通过系列神经生化过程使中枢5-HT水平下降,导致抑郁发生或加重。
2.5 PSD与HPT轴激素的关系 卒中后HPT轴激素分泌出现紊乱性改变,可因脑内损害的部位不同各异。现已明了,除卒中后本身的HPT轴水平变化外,中枢NE和5-HT的含量异常也是引发抑郁的重要因素。当NE或DA含量下降时,下丘脑促甲状腺激素释放激素TRH分泌下降,使垂体促甲状腺激素(TSH)及甲状腺分泌甲状腺素减少,部分病人将因此发生甲状腺机能减退,弓l发抑郁状态。当5-HT含量下降时,其对下丘脑TRH分泌的抑制解除,TRH分泌增多,但此时因HPT系统内部的调整,TRH受体敏感性下降,结果TSH不但不升反而减少,甲状腺素分泌不足,促使抑郁发生。有研究指出,脑脊液中TRH水平持续升高,表明下丘脑或皮层因损害刺激持续释放TRH,是导致垂体、甲状腺功能改变的重要原因。
2.6 PSD与下丘脑-垂体-性腺轴(HPG轴)激素的关系 卒中后HPG轴激素的变化研究不多,对绝经后卒中病人性激素观察发现,尾状核病灶者促黄体生成素(LH)及促卵泡刺激素(FSH)均明显降低。对男性急性脑梗死的研究结果显示,睾酮(T)水平显著下降,雌二醇则升高,表明雄性激素分泌受到抑制,其原因可能是卒中病理严重影响了下丘脑的性腺轴各级功能所致。国外报告与发病前比较,卒中后57%的病人明显减退,此与抑郁状态相关,性意识减弱、害怕阳痿和丧失是其症结。另一组脑梗死结果发现,在男性中黄体酮(P)和泌乳素(PRL)明显升高,而高泌乳素血症易造成减退,是导致抑郁症的重要激素。现认为抑郁症病人PRL基础水平高是由于体内存在素质样多巴胺功能低下所致。垂体卒中的病人常并发垂体前叶机能减退症,引起肾上腺皮质机能减退,甲状腺机能减退及性腺功能减退,是诱发该病卒中后抑郁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右美托咪啶;丙泊酚;胃镜检查
Application of Dexmedetomidine in Emergency Gastroscopy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LIANG Yong-tao
(Department of Anesthesiology,Ya'an People's Hospital,Ya'an 625000,Sichuan,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dexmedetomidine on elderly critical patients in emergency gastroscopy breathing,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cycles.Methods More than 70 years of age, grade ASAIII,undergoing emergency gastroscopy in patients with upper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in 80 cases,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B two groups,40 cases in each group.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gastroscopy after operation in the calm. The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and compared.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1 vital sig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The levels of MAP, RR and SpO2 in group A and T2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group B at T2 and T3(P
Key words:Dexmedetomidine;Propofol;Gastroscopy
对于急性上消化道出血患者,为尽快找到出血部位和原因行针对性治疗,需尽早行胃镜检查[1]。然而,该类患者存在急性血容量丢失,血流动力学甚至呼吸功能状态多不稳定,特别是一些高龄、存在心肺等基础疾患的病人,围术期麻醉风险较高。右美托咪定是一种高选择性α2肾上腺受体激动药,通过激动中枢神经系统α2受体最密集的区域脑干蓝斑核产生一种独特的,与自然睡眠相似的镇静作用[2]。笔者在临床工作中采用小剂量舒芬太尼、右美托咪定必要时辅以小剂量丙泊酚用于上消化道出血老年危重患者急诊胃镜检查麻醉,获得较好效果,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经雅安市人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并与患者家属签属知情同意书。选择急诊行胃镜检查的上消化道出血患者80例,年龄70岁以上,ASAIII级,随机分为A、B两组,每组40例,其中男53例,女27例,年龄70~90岁,体重40~70 kg。排除标准:ASAⅣ级或以上,24 h内有呕血病史,检查前要求患者血色素(Hb)>70 g/L,经适当的补液、对症等处理后呼吸、循环功能基本稳定。
1.2 麻醉方法 入室后行常规监测无创血压、心电图、SPO2,鼻氧管吸氧2~4 L/min,患者操作前的目标Ramsay镇静评分为6分。建立静脉通道后两组患者均静脉注射舒芬太尼0.05 μg/kg,A组静脉注射丙泊酚达到目标镇静状态,B组给予1 μg/kg右美托咪定作为负荷量,10 min泵注完毕,后再予以1 μg/kg/h维持,负荷量泵注完毕后如果Ramsay镇静评分6分,再静脉注射丙泊酚使患者达到目标镇静状态。两组患者均在达到目标镇静评分后行胃镜检查操作。比较两组患者注射舒芬太尼后1min(T1),Ramsay镇静评分达6分时(T2),胃镜检查开始后3min(T3)的HR、MAP、RR、SpO2,并比较两组患者术中丙泊酚使用剂量。患者SpO2低于95%面罩吸氧,当SPO2低于90%时托下颌并使用简易呼吸器正压通气,血压低于术前30%以上静脉注射血管升压药物维持血压,比较两组患者上述呼吸循环不良事件发生率。
1.3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5.0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重复测量数据组间比较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P
2结果
2.1 术中生命体征比较 两组患者T1生命体征无明显差异;T2、T3两时间点A组MAP、RR、SpO2较B组显著降低(P
2.2 术中丙泊酚剂量和不良事件比较 A组丙泊酚使用剂量为(92.3±13.4)mg,B组丙泊酚使用剂量为(33.2±7.3)mg,B组较A组显著降低(P
3讨论
对于急性上消化道出血患者,尽快行胃镜检查明确诊断的意义重大。然而,患者器官功能状态的不稳定性和快速诊断的迫切性存在较大矛盾。尤其是高龄患者,本身存在基础心肺功能紊乱和肝肾功能不良以及其他多种合并症,在此基础上出现急性血容量丢失,血流动力学状态甚至呼吸功能状态紊乱让上述矛盾更进一步加深[3]。在该类患者中实施胃镜检查和镇痛镇静甚至麻醉,围术期风险不言而喻。常规的阿片类药物复合丙泊酚的麻醉方法极易让患者的呼吸循环状态"雪上加霜"甚至快速崩溃。寻找一种相对安全的麻醉方法,无疑是麻醉医生和内窥镜医师共同的目标[4]。
国内专家指导意见指出:在麻醉诱导期、维持期、苏醒期使用右美托咪定能够让患者气管插管应激反应减轻,术中血流动力学更加稳定,术后呛咳、躁动发生率显著降低。对于达到ASAIII级的上消化道出血患者实施胃镜检查,在追求血流力学稳定的基础上最大限度降低患者应激反应无疑是"精准麻醉"、"快通道麻醉"等理念的具体临床体现[5,6]。该研究采用用小剂量舒芬太尼、右美托咪定、丙泊酚复合麻醉,操作期间患者呼吸循环抑制作用明显降低,安全性增加。研究结果显示:在小剂量舒芬太尼基础上使用右美托咪定后部分患者即达到了镇静目标,而另一部分患者后续丙泊酚使用剂量显著降低,术中MAP、RR、SpO2较单用丙泊酚组明显趋于稳定。A组术中血压稳定的基础上心率显著较B组减慢,一方面有赖于患者良好的循环状态,另一方面可能与右美托咪定降低心率的效应大于降低血压的效应有关。同时达到目标镇静评分后B组需要呼吸和循环辅助的发生率显著低于A组, 仅5例使用升压药物,没有患者行辅助呼吸。可见,B组患者操作中的呼吸循环状态显著优于A组。
综上所述,对于高龄、ASAⅢ级消化道出血患者胃镜检查时,使用舒芬太尼0.05 μg/kg,右美托咪定1.0 μg/kg,负荷量10min泵注,必要时再辅助小剂量丙泊酚使,患者呼吸循环状态更稳定,风险更可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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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沛,赵蕾,吴利娟,等.盐酸右美托咪定复合丙泊酚在老年患者无痛胃镜中的应用[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4,(9):2387-2389.
[3]卢盛位,刘志群,吴论,等.右美托咪定对高血压患者胃镜检查中血流动力学及应激反应的影响[J].临床麻醉学杂志,2013,29(7):658-660.
[4]刘诗稳,钟声宏.右美托咪定对预防无痛胃镜检查中引起呛咳的临床观察[J].现代诊断与治疗,2016,27(16):3013-3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