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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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范文第1篇
企业家阶层是当今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企业总体价值的化身,企业文化的代表。
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非公有企业迅速发展起来,一大批非公有制企业家也应运而生,他们凭着自己超人的智慧和胆识,通过艰苦的奋斗和努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企业家这一特殊的阶层也越来越为社会所关注。现代企业发展的历史表明,一个企业发展的成败不仅取决于企业家的领导、决策能力,而且更主要的取决于企业家的人格力量,这种人格力量表现为一种精神境界、一种政治品质、一种思想格调、一种价值取向、一种道德情操。它不受时空条件限制,能通过形象感染、舆论宣传而征服人心。
《现代汉语词典》对人格的解释是: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个人的道德品质;人的能作为权利、义务的主体的资格。由于通过分析人格,可以预测人的行为倾向,心理学家也十分关注人格问题。心理学意义上的“人格”亦称“个性”,指个人稳定的心理品质。包括两个方面,即人格倾向性和人格心理特征。前者包括人的需要、动机、兴趣和信念等;后者包括人的能力、气质和性格。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使个性成为一个整体机构,共同决定着人的行为方式上的个人特征。
企业家是人类经济发展中的一种非常宝贵的资源,是市场经济的“源动者”,企业家作为一种特定社会阶层的人,必然具有一些特定并稳定的意识倾向、心理结构及行为倾向,如独特的知识能力、品德取向、价值标准及动机等,这些都构成了企业家的人格特质。
“企业家”一词源于法文,原意带有冒险家的意思。现在,英语中企业家一词Entrepreneur意为创建企业并担任经营管理职责的指挥者。并不是一般的企业经理都能称之为企业家,只有那些有创新思想并有创新业绩的企业经理才能称得上是企业家。在经济学说史上,熊彼特首次提出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企业家的本质是创新。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把创新分为产品创新、生产方法创新、市场创新、原料创新和组织创新。熊彼特认为,企业家应该具有以下能力:1、发现投资的机会;2、获得所需的资源;3、揭示所从事的事业的美好前景;4、有效地组织企业;5、担当风险的胆识。在西方经济学中,企业家才能通常被视为与劳动、资本和土地相并列的第四种生产要素,即管理要素。是生产要素中的稀缺资源。正是企业家使经济资源的效率由低转高。
西方发展到19世纪,人们将企业家具有的某些特征归纳为企业家精神,在英文术语使用上,企业家(Entrepreneur)和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常常互换。“企业家精神”则是企业家特殊技能(包括精神和技巧)的集合。或者说,“企业家精神”指企业家组织建立和经营管理企业的综合才能的表述方式,它是一种重要而特殊的无形生产要素。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群体共有的心理品质,是企业家人生道路选择和事业追求的内在价值取向,是作为企业家所应有和特有的人格特征的内在动力,是支撑企业家创业成功及永续经营的内在动力。
所以,企业家人格除了指企业家性格、气质、能力等思想和行为特征以外,还可以进一步综合、概括化为反映企业家特性的企业家精神。所谓企业家精神就是指企业家经营企业的指导思想,是企业精神的核心和支柱。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家精神具体体现为企业家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精神素养、理想信念等。它不仅涵盖了企业家才能,同时也包含更多的内涵,如冒险精神、效率精神、诚信精神、合作精神和敬业精神等,正是这些人格特质造就了企业家,使之能在市场舞台上叱诧风云。
2民营企业家人格塑造和精神培育的必要性
界定我国民营企业,从广义上看,民营只与国有独资企业相对,而与任何非国有独资企业是相容的,包括国有持股和控股企业。因此,归纳民营企业的概念就是:非国有独资企业均为民营企业。但从狭义的角度来看,“民营企业”仅指私营企业和以私营企业为主体的联营企业。
“私营企业”这个概念由于历史原因不易摆脱歧视色彩,无论是私营企业的投资者、经营者、雇员或者有意推动私营企业发展的社会工作者,都倾向于使用中性的“民营企业”这个名称,这就使“民营企业”在许多情况下成为私营企业的别称。
随着混合经济体制的发展,民营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主体之一,它的发育、成长、壮大对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意义重大;而新一代民营企业家的培育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对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民营企业家整体素质还存在许多问题,具体表现在对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三个不适应:
2.1知识文化底蕴不适应
表现为相当一批民营企业家知识水平不高,文化底蕴不深厚,知识结构不合理,与现代企业所需的复合型人才素质要求距离较大。一些民营企业不注重企业文化建设,不能准确吸纳先进文化的精髓,扬弃落后文化的糟粕,还不能把所领导的企业培育成为学习型的企业组织。
2.2经营管理理念不适应
许多企业仍然局限于传统家族式的管理,缺乏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理念,现代企业意识淡薄,竞争意识不强。有的民营企业缺乏市场诚信,法制观念淡漠,社会责任意差,治理企业、处理问题随意性较大。企业内部决策独断,企业内部没有完善的制约和监督机制。
2.3精神境界不适应
部分民营企业家缺乏现代企业家应具备的精神素质,即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缺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信念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境界。有的精神不振,信仰缺失,经不起不健康的东西的诱惑;有的胸无大志,目光短浅,小富即安,停滞不前。
提出企业家人格塑造的任务,重视企业家人格塑造的问题,就是要倡导一种与社会化大生产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要求向适应的企业家精神,建立一种企业家人格培育的机制和氛围。对发展中的民营企业和成长中的民营企业家来说,这个任务尤其重要。
3时代对民营企业家的人格塑造的要求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成长除了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之外,更需要企业家的人格魅力作为保障与推动。可以说,企业家的人格如何直接反映了企业家的整体素质,它关系到企业成长,更关系到社会的发展。民营企业家担负着发展企业、振兴企业、实现民族腾飞的重任,强烈的创新精神、永不停止的发展冲动、坚韧不拔的内在毅力、对市场变化的灵敏触觉、极强的复合素质,是他们的永恒主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营企业家应具备如下的基本人格要素:
3.1主体精神
企业家的主体精神指的是发展企业家的个性和创造性,鼓励竞争、探索和创新的精神。在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长过程中,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主体精神发挥了巨大作用。今天,在我国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作为创业主的非公企业家,在他的个人价值取向中首先要具有迎难而上、追求卓越的主体精神。敢于迎难而上体现了一个企业家的魄力,也赋予了企业不折不挠的勇气,这种精神让企业家不因困苦而失望,不因环境改变而沮丧,不因遭受挫折而萎靡,是企业家保持旺盛生命力和顽强斗志的源泉;追求卓越作为一种追求完美的理想主义精神,是企业家独特的性格和人格魅力,它更是企业家的创业激情和创造力的源泉。市场是残酷的,只有具有强烈的创业冲动和成就意识的人,才能创造和拥有一分属于自己的事业。熊彼特讲:“企业家存在有征服的意志,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的冲动,他求的成功不是为了成功的果实,而是为了成功本身”。可见,自主精神是企业家成功的核心特质。
3.2创新精神
积极进取、勇于挑战的创新精神,是企业家精神的本质特征,熊彼特曾说:“企业家就是从事创造性破坏的那些人”。纵观中外一切成功的企业家,都具有强烈的创新精神,尤其是在今天的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家正是由于在创新精神的推动下,才敢于大胆采用新的科研成果和新的技术,勇于改革经营组织和经营方法,因而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占有先机。只有不断创新,企业才会发展。但是,有创新精神的前提条件是要有冒险意识,所谓冒险意识是基于创业冲动而产生的开拓精神,它是一种理智的冒险,是经过成熟考虑之后的敢于承担后果和责任的行动。作为非公企业家,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需要有效地克服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依赖心理,培养自身的创新精神。
3.3负责精神
一个真正的企业家不仅要有强烈的成就需求,更要有深沉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感,企业家的责任感要求企业家的行为要对自己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我国非公企业家的成长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发展,非公企业家在把企业做大、做强,成就自我的同时,也应该树立产业报国,回报社会的理想。在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非公企业日益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非公企业家的社会地位也在不断的提高,同时这也意味着其社会责任的加大。
企业家的责任包括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一个企业家要想赢得尊重,必须从最基本的经营活动做起,创造良好的经营业绩和先进的文化理念,不能为了盈利而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同时一个企业家的一举一动都应该力求对社会带来积极的辐射效应,关心慈善公益事业、热心“服务社会”。在目前我国的社会环境中,企业家还肩负着一个特殊的“社会责任”,就是通过自身的行动影响和带动更多的企业群体,以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构建和谐社会。
3.4道德精神
企业家的道德是构成企业凝聚力的很重要的部分。可以说,企业家的道德人格如何直接反映了企业家的素质,关系到企业成长。从这个意义上说,财富是有品德的,需要有品德的人来掌管它,才能获得永恒的生命力。企业家不仅是经济人,还应当是伦理人,人文精神应追求更高尚的人生意义和人格尊严,企业家应树立一个道德法则及目标,以此来约束和激励自己。
在企业成功的诸多因素中企业家自身素质的修养和管理风格、企业价值观以及企业产品与经营中的信誉都离不开道德的约束和规范。现代化的社会是充满竞争的社会,也是物质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因而,企业的发展必须以良好的商业道德为前提,“至诚守信、见利思义”应成为企业家行为的重要准则。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激烈的竞争固然不可避免,竞争中的合作才是最终目标,这也需要企业家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敬业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这样才能使小的企业与大的社会协调发展,共同进步。
4民营企业家人格塑造的途径
要推进民营企业家人格塑造,就要全面提升民营企业家的科学文化素质、道德素质、经营管理能力、民主法制意识显得尤为紧迫。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4.1以以人为本为理念,尊重民营企业家的劳动创造和价值选择
民营企业家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他们和非民营企业的企业家有着平等的人格。虽然国家的政策方针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给与了充分肯定。但从目前来看,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作用还远未充分发挥,非公有制企业的运行环境还尚待改善。在现实中,歧视、排挤、误解民营企业家的情况还很多,他们应有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还有待认可和尊重。这种客观状况,使得民营企业家的人格完善受到许多负面影响。所以,以以人为本的原则尊重民营企业家,提升民营企业家的社会地位,充分理解民营企业家的艰苦付出和创造性劳动,充分肯定民营企业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贡献,让民营企业家自强、自立、自尊、自为,这一切是民营企业家人格塑造的基础条件。
4.2以公正公平为原则,给民营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
当前,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中仍然有很多不和谐因素,概括起来是三个环境的问题:准入环境、融资环境和行政环境和自然环境。在准入环境方面,2005年国务院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对市场准入做了不少原则性规定,但在实际工作中有一些隐性壁垒。如某些资源性的行业设定准入门槛很高,民营企业受到各种限制,很难进入。在融资环境方面,民营企业多是中小企业,有迫切的融资需求,但是针对他们的金融产品和融资渠道还很有限,还没有建立和中小企业的发展相适应的投融资体系。事实上存在许多的条条框框和限制,以及长期的思想意识遗留问题,最终造成了现在的融资渠道不畅。另外,民营企业对金融市场的参与程度还比较低,民营企业的直接融资能力很弱,在总市值中的比重也很低。在行政环境方面,在某些行业和某些地方,仍然存在着行政透明度低、行政效率不高、行政制度不健全等问题,导致不少地区民营企业处于商业信息缺失的劣势地位。构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是民营企业家人格塑造的必要条件。新晨
4.3以独立自强为动力,增强非公企业家求新求变的创新精神
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竞争能力突出地表现在它的创新能力上。对于现代企业家来说,仅考虑投资、设备和传统生产要素已远远不够,更为重要的是获取新知识,新科技、开发创新产品,培养生产创新产品的高水平专业技术队伍。要引导民营企业家树立创新意识,激发创新热情,发挥创新潜能,建立创新激励机制,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加快创新成果的转化速度,大力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技术,提高企业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贡献力量。同时,进一步引导民营企业家在制度创新、机制创新、体制创新等方面大胆探索,创建符合国情适合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和企业管理运行机制,以管理创新解决企业生存发展中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民营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范文第2篇
【摘 要】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民营经济发展迅速，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越来越强烈。慈善捐赠作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方式，民营企业在慈善捐赠方面表现突出，并日益成为企业捐赠的主力。本文试图通过对21世纪以来，我国民营企业慈善捐赠在各种重大灾难面前的突出表现的梳理，归纳其捐赠特点，并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民营企业；慈善捐赠；特点
一、引言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具内在活力的企业群体，民营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慈善捐赠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方式。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民营企业的慈善事业迎来了快速发展时期，并逐渐成为企业慈善捐赠的主力。然而，在民营企业慈善捐赠的发展过程中，也存在如下问题：企业捐赠通常针对具有较大社会影响的突发事件，具有较强的临时性、随意性；慈善捐赠不规范、机制不健全；个别企业家捐赠活跃、总体上滞后等问题与不足。为了中国民营企业慈善捐赠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解决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本文试图通过对21世纪以来民营企业慈善捐赠在各种重大灾难面前的突出表现的梳理，归纳其特点，并提出政策建议。
二、中国民营企业慈善捐赠的现状
随着民营经济的不断发展，民营企业逐渐成为慈善捐赠的主力。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民营企业的独立主体地位意识越来越强烈，有参与社会管理与社会创新的迫切意愿，它们想用自身的行动回报社会，希望通过捐赠行为，肯定民营企业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其次，政府对慈善事业的扶持与引导。最后，慈善责任是民营企业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形式。21世纪以来，民营企业慈善捐赠在各种重大灾难面前表现活跃，并自2008年开始，民营企业不仅从企业捐赠的数量还是捐赠水平上均超过国企，成为推动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民营企业在2003年的“非典”、2008年的汶川地震、2010年的玉树地震等突发性事件中频现民营企业的活跃身影，他们积极参与慈善救助，在公众面前树立起了良好的社会形象。而根据中国慈善排行榜的资料显示，自2008年开始，我国民营企业捐赠数量开始超越国企，捐赠金额也有增长的趋势。
图1
数据来源：中华慈善捐助信息中心
2007-2009年上榜民营企业数如图1所示：2007年上榜民营企业86家，占全部上榜企业数量的38.7%；2008年有201家民营企业上榜，占全部上榜企业数量的61.9%；2009年上榜的民营企业的数量比2008年增加了一倍，达到412家，占全部上榜企业数量的45.9%；其中，2008年上榜民营企业捐赠总额为20.8307亿元，占到上榜企业捐赠总额的37.9%，已经超越国有企业。从捐赠的民营企业数和捐赠额来看，民营企业日益成为慈善捐赠的主要力量。
表1 捐赠过亿元企业名单
序号 企业名称 所有权性质
1 大连万达 民营企业
2 神华集团 国有企业
3 中国石油 国有企业
4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民营企业
5 加多宝集团 外资企业
6 中国海油 国有企业
7 步长（制药）集团 民营企业
8 恒安集团 民营企业
9 苏州新太阳置业有限公司 民营企业
10 台湾东方高尔夫国际集团 港澳台资企业
数据来源：中华慈善排行榜2010年1月—7月榜单
2010年我国慈善捐赠总额中，亿元大额捐赠成常态。根据《公益时报》公布的2010年1-7月捐赠过亿元企业名单显示，民营企业占据了其中的5席，仍高于国有企业的3席，以及外资和港澳台资企业（见表1）。随着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民营企业通过慈善捐赠参与社会活动，响应公众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需求，慈善意识逐渐增强。由于国有企业属于公共企业，大额捐赠并没有受到赞赏，相反捐赠行为本身却存在一定的争议，而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其产权明晰，利益主体明确，拥有自主权是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优势。所以，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间的捐赠差距，将逐渐拉大。总体来讲，2010年，民营企业在慈善捐赠方面依旧处于领先地位。
此外，根据2012年6月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的《2011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核心数据显示，2011年各类企业的捐赠达到485.75亿元，占我国社会捐赠总量的57.5%。其中，国企捐赠115.63亿元，占企业捐赠总量23.8%；民企281.2亿元，占57.9%，是国企2倍多。由此说明，企业捐赠仍为我国公益慈善领域的主要力量，其中民营企业贡献最大。
三、中国民营企业慈善捐赠的特点
当前，民营企业积极参与慈善捐赠活动，通过慈善捐赠的方式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在公众面前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然而，民营企业慈善捐赠多是在较有社会影响的突发性事件中，企业没有长远的慈善规划，慈善捐赠具有较大随意性；慈善捐赠不规范，机制不健全；个别民营企业表现活跃等问题的出现，这与民营企业自身的特点是密切相关的。
（一）慈善捐赠主体有较强的自然人特点
1.捐赠行为与企业家的个人价值观密切相关
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影响因素之一是捐赠主体的特征，企业家的个人价值观与企业慈善捐赠有着密切的关系。Campbell，Guhs，&Gruca（1999）检验了决策制定者的个人态度与企业慈善捐赠的关系，研究发现，富有同情心的高层决策者更愿意捐赠。
慈善救助是中华民族世代相承的传统美德。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爱”、“积德”、“慈悲”思想，都蕴含着救人济世、福利民众的道德理念。民营企业家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往往局限于回报乡土，造福四邻的狭小社会。而民营企业家对慈善捐赠的选择又影响着整个企业的慈善捐赠方向。以江苏省民营企业为例，毕素华（2011）对江苏省民营企业慈善行为进行实证调查，发现民营企业的个人特质成为了促成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重要因素。调查显示，54.7%的人认为慈善意识是民营企业在新时期应当具备的素质，55.1%的人认为履行道德义务有利于塑造企业形象、提升企业文化，39.7%的人认为同情心、恻隐心等人性是民营企业持久不变的道德形态①。所以说，民营企业家的价值观、慈善意识对其慈善捐赠行为有着密切的关联。
2.和企业经营状况紧密相关
民营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范文第3篇
总体而言，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生存与发展，有赖于存在一个竞争秩序为其保驾护航。根据德国弗莱堡学派代表人物欧肯在其《经济政策的原则》著作中的观点，可由国家建立和维持竞争秩序，而且国家必须在法治国框架内运作。构成这一竞争秩序的原则一共有七项：有运作能力的价格体系，币值稳定、私人产权、开放市场、契约自由、承担责任、经济政策的稳定性。
上述竞争秩序及其构成原则的适用性，也在实际经济发展中得到了验证。美国、德国和英国基本上是从一种普适主义角度引入竞争秩序及其构成原则。中国实际上是有意或无意地、主动或被动地、在某种程度上选择性地引入这种竞争秩序和遵循这些构成原则。
纵观中外历史，各国若要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无一例外需要或多或少的接受这种竞争秩序和构成原则。
一个国家GDP基数越大，人均GDP越高，若要进一步实现较高速增长，转向以普适角度维护竞争秩序的必要性就越大。在低人均收入阶段，只要通过法治或者人治维护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和一个平稳的经济运行环境，经济就能发展。到了中等收入阶段，更需要利用法治而非人治来维护更高程度的经济自由，保障更为平稳的经济运行环境，让市场作为自发秩序在资源配置和创新方面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单靠人治经常会有顾头不顾尾、“按下葫芦起了瓢”的结果，解决不了政府官员面对庞大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和政策失灵问题，会难以保证经济以较高速度增长。 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生存与发展，有赖于存在一个竞争秩序为其保驾护航。可由国家建立和维持竞争秩序，而且国家必须
在法治国框架内运作。中国实际上是有意或无意地、主动或被动地、在某种程度上选择性地引入这种竞争秩序和遵循这些构成
原则。纵观中外历史，各国若要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无一例外需要或多或少的接受这种竞争秩序和构成原则。 用指数测度民营企业生存与发展环境
众所周知，民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环境仍然亟待改进。但是各省民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环境究竟如何？企业家们究竟如何感知？存在哪些具体客观数据可作为佐证？
这需要设计一种中国民营企业生存与发展环境指数，对特定省区的民营企业进行调研，实际把握这些省区的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现状与问题。这样一种指数、各方面指数和各单项指标的得分高低，以及不同省区之间的排序，有利于我们了解各省区的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状况，其各自的优势与不足，从而使得我们能够对照竞争秩序诸项原则和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提出改善各省区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的一些总体思路和具体对策。
为了解答上述问题，笔者设计了以弗莱堡学派竞争秩序诸原则和法治原则为基础的中国民营企业生存与发展环境指数，并以此来测度中国民营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环境的得分。
中国民营企业生存与发展环境指数分为三级：一是总指数;二是方面指数;三是分项指标。总指数由七项方面指数组成，它们是政治秩序、法制保障、私人产权保护、开放市场、币值稳定、金融自由，以及社会舆论。这七个方面指标对应了竞争秩序诸项原则和法治原则。
上述七项方面指数由34个分项指标组成。其中方面指数“政治秩序”由政治稳定、政府廉洁度、政府权力的分权与制衡、政府权力来源，以及公权依附度这5个分项指标构成。方面指数“法治保障”由知识产权保护、劳动合同法、环境法律法规、司法公正、财产安全，以及人身安全这6个分项指标构成。方面指数“私人产权保护”由非国有经济产值比重、行政干预、非生产性投入时间、非正式费用支付、税收政策、宏观政策的扰动，以及企业补贴这7个分项指标构成。方面指数“开放市场”由民企进入的一般性、区域间贸易屏障、注册企业的程序与时间，以及行政垄断这4个分项指标构成。方面指数“币值稳定”由货币供应量增长率、通胀率、通胀方差，以及汇率波动这4个分项指标构成。方面指数“金融自由”由融资缺口、金融市场准入、融资渠道、融资成本、投资渠道，以及资本流动性这6个分项指标构成。方面指数“社会舆论”由社会舆论的影响和相对话语权这2个分项指标构成。
在上述34个分项指标中，有些指标属于主观指标，有些属于客观指标，也有一些既涉及主观评价，也涉及客观测度。为了获得主观指标及其他信息，笔者设计了包括有86个问题的调研问卷。 指数得分在市场发育最好的粤浙两省均不合格
自2014年底至2015年初，笔者利用四个月的时间在广东、浙江两省走访企业，并利用面谈、电话访谈、问卷答复等形式在两省各获得了100多份的企业家问卷。笔者利用其中每省各100份有效问卷，计算了两省的民营企业生存与发展环境指数的得分。
即便两省已经是国内民营企业最为发达的省份，但是其民营企业生存与发展环境指数得分也只是接近刚刚及格的水平（分别为5.39分、5.83分，满分为10分）。方面指数的得分分布在4.62分至7.86分之间。
广东省的政治秩序、法治保障、开放市场及金融自由四个方面指数都低于5分，私有产权保护在5分至6分之间，币值稳定和社会舆论得分超过了6分。浙江省的政治秩序、法治保障两个方面指标低于5分，私有产权保护、开放市场及金融自由三个方面指标在5分至6分之间，币值稳定和社会舆论得分超过了6分。广东和浙江两省得分最高的方面指数是社会舆论，分别为7.03分和7.86分。
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币值稳定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了较好的宏观保障，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深入人心，企业家逐渐摆脱了“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枷锁，企业家的地位也在逐步上升，当地企业家感受的社会舆论对企业家比较肯定和尊重。这两者对企业家的经营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指标。
浙江省的得分高于广东，主要源自于浙江省的市场更为开放，金融自由更为广泛。具体表现在浙江省的企业面对相对较低的市场进入壁垒，以及金融自由度更高。这证明广东目前可以首先在开放市场及金融自由方面改善企业家的生存发展环境。而广东省在行政垄断、融资成本等分项指标上高于浙江，浙江省的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亦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以上得分还表明，无论广东省还是浙江省，都同时在政治秩序和法治保障方面得分最低，这个相同的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全国总体的状况。政治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的步伐使得民营企业面对了较为不利的政治环境;而相关的法律，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法律则又和市场经济的相关精神不符。
以上两个方面是造成民营企业生存与发展环境指数得分低于及格线的重要原因。
从具体分项指标来看：两个省的分项指数都低于3分的包括：政府权力的分权与制衡、政府权力来源、劳动合同法，以及区域间贸易屏障。以上四个指标指明了发展民营企业所亟须改善的方向。
两个省的分项指数超过6分的包括：政治稳定、政治廉洁、财产及人身安全、行政干预和非生产性投入时间、通胀率及方差、资本流动性和社会舆论。以上几个指数也是广东和浙江民营企业相对发达的一些重要原因。其他的分项指标表明，劳动法、环境法在内的法律制度，税收、宏观经济政策及补贴等政府政策，行政干预、行政垄断及其带来的对产权的侵害，垄断的金融体制及较大的金融缺口是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重点，也是本文所指出的改善重点。 企业家问卷的汇总分析
针对本文所调查的浙江和广东两省民营企业以及其所代表的行业，本次调研所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民营企业的经营困难。
从回答选项的选择频数来看，两省被调查民营企业自身所面临的最主要经营困难为：融资困难（61%），行政干预与行政垄断垄断（42%），政策波动大（41.5%），以及市场竞争和市场波动（38%）。其他主要经营困难包括：人力资源短缺（16.5%），税收压力（14.5%），国际经济环境恶化（7%），公司治理不完善（3.5%），土地被征用（0.5%）。
这说明政府因素对民营企业造成了很大的经营困难。除了行政干预与行政垄断和政策波动大属于政府因素之外，融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也属于政府因素，与我国长期推行金融抑制政策直接相关。
两省被调查企业，大多数或多或少存在本企业维系经营需要的融资缺口，这个比例高达90%。其中12.5%回答有很大的缺口，急需融资，77.5%回答略有缺口，需要融资。虽然信贷配给总体上总会存在，但上述数字说明两省的金融体系存在巨大的缺陷，需要检讨政府的金融抑制政策。虽然部分原因是企业自身管理造成的，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政府金融抑制政策的负面影响。 第二，民营企业的经营压力。
根据选择频次来看，在两省被调查民营企业的市场竞争中最主要表现为价格竞争（59%），人才竞争（47%），以及非常规竞争手段（46%）。其次表现为产品质量竞争（27%），劳动力、土地、资本成本增加（21.5%），品牌知名度竞争（20%）。再次为企业管理水平（8.5%）。价格竞争伴生了部分民营企业的不规范的竞争行为，包括通过依附政府获得额外收益以及采用非正常的市场竞争手段。除去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之外，两省民企面对的行政干预、行政垄断问题颇为严重。而且，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力度仍然较强，多半企业的经营认为受到了政策波动的较大负面影响。 第三，民营企业的生存年限。
两省民企的生存年限仍然比较低，关于其平均生存年限的乐观估计也不会超过10年，经营超过20年的企业更是不多，但是在广东、浙江新成立的企业较多。 第四，民营企业面临的法律法规约束。
当问及目前国家的劳动保护对本企业的影响时，两省99%的被调查民营企业主认为现行《劳动合同法》造成了劳动成本增加，35.5%认为该法造成员工出现消极怠工，19.5%认为造成裁员增加，19%认为造成人才流失，1%认为不利于吸引外资。此外，有11%认为有利于规范企业运作。
在访谈中，部分企业主认为该法对企业主不公平，尤其是在出现劳动意外时需要业主负担全部责任，使得一些员工在操作器械时不够小心，甚至出现了故意受伤以获得劳动赔偿的情况。这也涉及到经济学中所指的典型“道德风险”问题。 第五，民营企业及民营企业家的公权力依附程度。
当问及民营企业负责人自己认为目前民营企业对公共权力的依附程度有多大这一问题时，两省多数被调查民营企业负责人认为民营企业对公权力很大或者较大的依附，占比合计为82%。只有18%认为依附不大或者不依附公权力。这么多企业负责人认为民企对公权力有很大或者较大依附，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92%的企业负责人认为或多或少有必要通过担任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参政，没有企业家认为“没有必要参政”。正因为企业的经营生存受公权力影响很大，两省大部分企业家才认为通过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身份参与政治非常重要。只有6%的企业家认为民营企业家参政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实现人生价值”，这证明只有很少数企业家将从政作为人生追求，不是为了其他外在的目的而参政。
根据其回答的选择频次，两省民营企业家认为民营企业家参与政治的主要目的为（括号内为各项答案的选择频度）：一是为了通过政治平台了解政治与经济走向（88.5%），二是表达政治主张并推动社会进步（68.5%），三是寻求权利保障与政治安全（66%），四是提高政治地位获得社会尊重（25.5%），五是积累政治资源（19%），六是实现自我价值（6%）。在广东省，70%的被调查企业负责人选择了“提高政治地位获得社会尊重”，而在浙江省，只有25%的被调查企业负责人选择此项回答。这是两省之间最大的差别。被调查者认为，民营企业家参政的第一大主要目的是“为了通过政治平台了解政治与经济走向”，说明我国政治与经济走向仍然不够透明，缺乏预期，难以从其他平台获得有关信息。 第六，企业家的移民倾向。
两省均有相当一部分的被调查民营企业家（合计38%）希望或者已经开始着手移民，企业家的企业规模越大，或经营者身价越高，其移民倾向越强烈。这一比例也给决策者与社会各界提出了很多警告。毕竟“良禽择木而栖”，大量企业家移民，说明企业家的生存与发展环境相对于移民接受地而言不再有吸引力。移民接受地和移民来源地之间的制度落差要足够大，前者才能吸引来自后者的企业家离乡背井。 改善民企生存与发展环境的思路与对策
正如竞争秩序原则所显示的，提高民企发展环境的核心是以普适的方式建立和维持一个竞争秩序。正如上文所述，这就需要推行和遵循构成这一竞争秩序的七项原则。过去我国的改革成功，其实是选择性地、有意无意地接近这种竞争秩序的结果。现在若要进入富国俱乐部，则需要比以前做得更好，这就需要以普适性的方式替代选择性的方式来遵循竞争秩序。
广东和浙江两省民营企业所面对的生存与发展环境问题在全国范围内都有着很大的共性。针对课题组所发现的问题，我们提出一些旨在改善包括广东和浙江两省在内的全国民营企业生存与发展环境的思路与对策：
维护政治稳定应该建立在维护个人基本权利的基础上，使得维权即为维稳，维稳等于维权。目前主要是通过反腐运动来提升政府廉洁度，还需要同时反腐的制度化和自动化，以此需要节制和约束公权，防微杜渐。政府权力来源还需要更多地体现民意，比如在中短期，可以引入地方民主选举。公权力受到约束，推行有限政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能减少企业家和其他群体对公权的依附度。
落实法治保障：法治要体现上述哈耶克意义上“法律下的自由原则”。需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创新与发明。广东和浙江企业家大多认为劳动合同法对企业经营有着负面影响。需要正视这方面的影响。需要区分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和“给予权益”（entitlement）。要把重点放在劳动力的基本权利保护。而“给予权益”可能需要通过费用和受益的多层化，供企业主和劳动者自主选择。
加强私人产权保护：需要真正提升民营企业的地位，推行国企改革，使民营企业成为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和主导力量。国有产权比重大，行政干预和行政垄断多，私人产权遭受侵犯和市场扭曲的程度必然倾向于大，距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要求就越远，离开市场经济体制的实现也远。税收政策和非正式费用支付的得分均很低，说明我国还需要走向低税体制和有限政府，以大幅度提高得分。
在广东和浙江两省调研中，我们发现宏观政策扰动对民营企业经营的影响很大，转向奉行一个竞争秩序，维护经济政策的前后一致性，要求各种经济政策服从竞争秩序，与竞争兼容，才能真正持之以恒地私人产权保护和经济发展。在竞争秩序下，市场作为自发秩序发挥作用，自发利用大量的市场力量去实现经济效率，创造财富，增进国民福祉。在竞争秩序下，没有宏观经济政策的位置，也不需要宏观经济政策。此外，企业补贴不仅是拿到补贴者的特权，而且是对未拿到补贴者的歧视，会扭曲竞争，而且政府并没有充分的知识识别谁最合适接受补贴。企业补贴反而往往成为政府的“设租”，不符合补贴要求者反而去寻租，即捞取在竞争秩序下不存在的额外好处。因此应该原则上取消企业补贴。
积极开放市场：应该通过打破垄断，以保障民企进入的一般性。需要引入政府之间的可诉性，强化对抽象和具体行政行为的可诉性，以此推动消除区域间贸易屏障。目前注册企业的程序、时间在两省得分较好，但是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这方面的改进需要打破垄断相结合。否则民营企业只是在为其划定的竞争性领域运作。
实现币值稳定：在币值稳定方面，汇率波动的得分最低，对东部企业经营的影响也最大。从长期看，汇率稳定作为外部币值稳定取决于内部币值稳定，即国内物价稳定。货币政策应该遵循单一政策目标，即以维持物价稳定为目标。币值稳定的人民币可以与浮动汇率制相结合。汇率的稳定取决于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和中国经济基本面的稳定。从长远看，转向自由银行业和自由的货币竞争，更能维护币值稳定，包括汇率稳定。在其中，私人银行可以基于多种足额的准备发行货币，由此展开货币竞争。
民营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范文第4篇
尽管民营企业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民营企业的发展也面临着全新挑战。一方面，世界经济正在通过诸如WTO、IMF等国际组织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卷入经济全球化，各大跨国公司均看好中国的市场潜力，纷纷登陆，在中国出现了全球竞争本地化的局面。本土民营企业的主要竞争对手将转为外资企业。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科技革命突飞猛进，知识经济的浪潮也在开始涌动。与此相适应，世界范围内将出现大规模的产业结构重组。中国民营企业在其中如何定位，也十分值得深思。此外，我们也看到由于民营企业长期游离于计划体制之外，摆脱了像国有企业那样的计划和行动约束，追求自我利益的机制得以强化，因而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忽视乃至损害社会和他人的利益，诸如逃避纳税责任，生产假冒伪劣产品，污染环境，克扣员工工资和福利等社会责任缺失现象。这不仅制约了民营企业自身的健康发展，而且给社会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探讨政府对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引导问题，特别是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对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目前对民营企业政府引导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当前学术界的热点课题之一。特别是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关系到民营企业的兴衰，是民营企业研究的一个理论分支。深化对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和引导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国民营企业把握市场需求的发展脉络，认清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找出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增强其把握市场的能力，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加强民营企业市场引导的研究也有利于民营企业认识到自身在提高市场占有率方面的优势和劣势，从而突出优势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核心竞争力，促使其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针对当前存在的这些问题，著名学者唐世龙撰写了《湖南民营企业成长的政府引导模式分析》。本书内容丰富，思路创新，一方面，总结到目前为止湖南民营企业的成长历程、发展现状、优劣势分析，另一方面，对民营企业的政府引导和下一步发展趋势进行理性预测，并提供许多针对性的建议和有益的参考。例如，本书运用市场竞争理论和政府规制理论，从企业管理层面研究政府引导民营企业发展问题，拓展了市场竞争理论和政府规制理论。再如，本书通过对湖南民营企业在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方面的实地调研和分析，了解湖南民营企业发展与政府引导实证研究领域的基本资料.找出湖南民营企业短寿的内在原因和壮大发展规律。
本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力求实现规范分析和实证研究的结合。规范分析为本书引出问题、认识问题、理解问题奠定了基础，而翔实的实证研究则为进一步剖析问题、解决问题提供了依据。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的许多企业管理理论被介绍和引述过来，由此对我国企业经营管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我们认为在政府引导企业发展的研究中盲目地跟从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是不恰当的，尤其是只接受某一国家或企业的模式而漠视本国实际环境背景更是不足取的。因此，如何全面地认识西方学术界和实践界的政府管理企业发展模式，如何将这些理论应用于我国的实践，如何从本质上把握政府引导模式的运行机制，是本研究的重要出发点。
与现有的湖南民营企业发展研究著作相比，本书有三个明显特点：
1.针对性。本书是为湖南民营企业家量身定做的，充分考虑民营企业的实际环境和需要。本书在系统介绍国内外相关理论与观点的基础上，帮助民营企业家建立起相应知识背景，并结合我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实际和运营难题，探讨政府引导民营企业发展创新的途径与手段，并对政府在引导民营企业创新运营的运作机理和基本特征做出比较深入的探讨。民营企业可以有选择地进行实践，对企业运营中的主要方面进行针对性的重点提升。
2.实用性。本书注重实务性和可操作性。本书将提供大量翔实的有针对性的第一手材料，既有创业企业的成功经验，也有知名企业的失败教训，有机地将生动的现实案例解析与管理学规律结合起来，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企业运作精髓，强调制度规范和运作科学，为湖南民营企业家提供了经营原则和运作指南，同时对新的经济背景下民营企业的战略选择进行深入探讨。
民营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范文第5篇
1．民营企业诚信建设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重要方面。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前一项系统工程，必须突出重点、统筹推进。就民营经济领域而言，加强民营企业的诚信建设具有现实紧迫性和针对性。一方面，企业要加强诚信内部管理，坚持以人为本，积极履行对职工的责任和义务，同时培育和打造诚信的企业文化，增强员工的诚信意识。另外一方面，民营企业要推动对社会大众及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诚信。对消费者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服务，对其他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营造共赢共进的良好格局;对社会要照章纳税，遵守市场规则，勇于承担社会责任。
2．民营企业诚信建设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有效载体。以实施“千企帮千村”工程为载体，积极引导企业参与新农村建设。积极引导企业支持“老少边穷”地区，在“老少边穷”地区投资兴业。积极引导有条件、有实力的民营企业积极投身光彩事业。积极引导企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支持灾区建设，在“大灾大难”面前彰显爱心。旨在为社会行为导向和价值追求树立标杆，充分发挥诚信企业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在全社会建立人人诚信、支持诚信、参与诚信建设的良好社会环境，有利于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氛围。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民营企业诚信建设的助推器。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民营企业诚信建设提供基本遵循和动力支持。国家层面的“文明”，在经济领域主要体现为经济制度公正、经济运行有序、经济管理科学、生态环境良好、资源利用高效和财富分配合理等，能够保证民营企业经济运行的可持续性，从而在现代化过程中促进民营企业的经济文明素质提升，推动企业的诚信建设。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观集中反映社会成员以及企业的经济关系及其协调准则，是重要的社会平衡器。公民层面的核心价值观科学界定社会成员进行经济活动的行为规范，从事经济活动都应遵循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企业高效有序运行的前提。
二、经济新常态下民营企业诚信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1．少数民营企业家诚信意识淡薄。根据中国零点调查公司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部分企业家对经济活动中出现的诚信缺失现象持容忍态度。如对利益相关者行贿容忍度为73．2%，对虚假广告、亏大其词的容忍度为49．5%，对缺斤少两的容忍度为46．4%，这些数据尖锐反应出了少数民营企业家诚信意识淡薄的客观现实。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和个人利益最大化已成为企业发展的价值目标，于是少数民营企业家在最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罔顾政策、法规的藩篱，违背道德的良知，疯狂侵吞社会财富，滋生出形形的信用缺失现象，近些年来的地沟油、染色馒头、虚假广告、毒奶粉事件等等就是鲜活例证，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环境。
2．民营企业信用制度虚置现象突出。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状况是现代企业评价体系的重要指标，其制度体系包括财务信用制度、管理信用制度、人事信用制度等，是民营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制度保障。完备规范、运行有序的企业信用制度体系不仅有利于激发企业内部优势和活力，实现企业经济效益最大化，也有利于优化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如良好的融资环境和社会声誉。由于我国民营企业发展起步较晚，发展速度又太快，民营企业的家族式、粗放式经营模式弊端不断暴露，民营企业诚信制度体系建设滞后，同时由于国家市场信用体系建设不完备，少数企业对诚信重要性认识不够，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少数企业为追求短期自身利益而诚信缺失，当失信的个体实践成为群众行动，对市场体系的健康运行将带来极大危害和冲击。
3．发展困难期民营企业重大失信事件呈多发趋势。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和下行压力增大的严峻形势下，民营企业融资难度增大，企业生产运营出现一定的困难，部分民营企业制作虚假财务报表，大肆进行偷税漏税与走私骗汇骗税等违法行为，有些企业甚至违背诚信原则，制假造假，合同诈骗，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随着宏观经济增速放缓，融资成本加大，民营企业生存和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与之相随，在房地产、制造业等领域民营企业家出现大规模的失联跑路现象。
三、推进民营企业诚信建设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策和建议
1．夯实民营企业诚信文化，营造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良好氛围。夯实诚信文化，是构建民营企业诚信的核心。夯实诚信企业文化，主要从四个方面努力:一是优化公司的治理结构。在管理层、投资者和社会各层面的监督和自身努力下，规范与优化公司治理结构。二是树立良好社会声誉，企业的社会认可度是一种无形资产，良好的社会声誉不仅可以带来发展资源和经济效益，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成为企业文化的核心内涵。三是创名优产品，品牌是一个企业的标识和形象，品牌中蕴涵文化和价值;四是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一方面可赢得社会美誉和广泛认同，另一方面能更好地体现企业文化及其价值理念，实现企业发展与社会和自然发展的良性互动。加强社会诚信教育，营造良好社会诚信环境，营造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诚信气氛。从社会学来看，市场主体之间会有一个心理交互作用或行为相互影响的与社会互动的效应。民营企业诚信建设离不开社会诚信大环境，解决当前民营企业诚信问题，不仅需要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更需要发挥各类社会主体的作用，充分利用电视、报纸、杂志、广播、网络、新闻等传媒手段，对社会失信事实进行曝光，对社会诚信行为进行弘扬，加强对失信行为的传媒监督和约束，促使失信行为承受因失去诚信而带来的强大的道德压力和舆论谴责。在全社会树立起以诚为本、信守合同、讲求信誉、追求信任的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促进诚信社会大氛围的形成。加强宣传教育，努力提高全社会诚信的水准。在此基础上强化民营企业经营要遵循合法经营、讲究诚信、互惠双赢的意识。加强民营企业内部诚信治理，增强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行动自觉。创新内部诚信治理是民营企业诚信建设的关键。加强企业内部诚信治理要从三方面去着手。一是理顺完善内部诚信管理体制机制，要把诚信作为核心理念贯彻到企业生产经营环节的各个方面，促进诚信意识养成和诚信实践的实施。与此同时，抓紧制订企业商业道德准则和职业道德规范，在信用管理和信用建设上探索经验。二是要抓住民营企业家这个少数关键，增强民营企业家的信用意识，发挥董事会和监事会对重大决策要发挥监督作用。三是要树立良好的企业诚信形象。主动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和企业义务，特别是在环境保护、商业合同、人事劳务等方面的责任，不损其他参与经济活动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