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岸带生态修复的主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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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带生态修复的主要措施范文第1篇

关键词：海洋 渔业 生态系统 影响

1 前言

通过海洋捕鱼为人类提供了大量的鱼类食物，在丰富我们餐桌文化的同时，也为我们的身体需要提供了营养。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鱼类的需求量日益增加，导致捕鱼量随之增加，过度的捕捞造成海洋鱼类急剧减少；海洋环境的污染也造成鱼类生存环境的改变，部分鱼类也出现了种族灭忙。鱼类的灭亡造成生态环境的改变，对海洋的生态系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另外还有学者研究表明，全球正有23%的海洋哺乳动物正濒临灭绝，对于一些生长在热带和温带海域的鳍足类种群将会大量减少，但一些生活在高纬度地区，特别是北半球高纬度地区的生物。

2 海洋生态的现状

我国海岸线总长18000km，跨越五个气候带，生态系统类型多，近年来，我国海洋鱼类遭到人们过度捕捞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导致鱼类的种类和数量都在急剧的减少，加剧和经济损失加重的趋势，对我国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了重大影响。我国对海洋生态价值认识不充分、生态安全意识淡薄，在海洋开发规划和建设中往往对海洋生态安全考虑不足，使海洋生态环境问题突出。海洋是人类生命活动的摇篮，除了调节着全球的气候和降水，还为地球存蓄了约25%的基因资源和50%的油气资源。广袤的海洋还为人类提供了丰富多样的鱼虾贝等水产品，与陆地张弛互动造就了美丽宜人的滨海景观。然而，海洋又是一个相对脆弱的自然生态系统，她的资源和环境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从中国四大海区来看，建国以来已经丧失了50%以上的滨海湿地，天然岸线减少、海岸侵蚀严重，而这里是包括渔业资源在内的生物多样性的关键海域。目前主要经济渔获物大幅度减少，赤潮、绿潮和水母灾害不断，近海富营养化严重，海上溢油事故频发，近海亚健康和不健康水域的面积逐年增加。加之中国大量海洋与海岸工程构筑在河口、海湾、滩涂和浅海，多种工程的生态影响相叠加，致使中国海洋生态灾害集中呈现，海洋生态安全前景堪忧。再者，相比陆地生态系统而言，海洋与江河湖泊等水生生态系统的破坏往往是长期、甚至永久性的，生态修复十分艰难，太湖、滇池等富营养化水体治理的进程缓慢便已充分说明这个问题。现在的海洋渔捞渔获物中，大个体鱼、优质鱼少，而低龄鱼、低值鱼却占总渔获物的80%甚至90%以上。可以说，世界海洋渔业生产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几乎走到崩溃的边缘。

3 对海洋生态系统产生的影响

3.1物种品质的退化

持续捕捞压力，导致种群个体变小，通常来说，体长大的个体怀卵量多、卵径大、生殖力高，产出的卵子含有更多的能量物质和生长因子。持续选择捕捞大个体的渔业活动会有利于生长速度慢、性成熟早的基因型群体，使群体的进化发生生殖力降低、生命活力下降、性成熟年龄变小、年龄结构降低等现象，目前我国海域的几种经济鱼类等发生了这种现象，有些种类由于雌雄个体具有明显的生物学性状差异（如个体大小）或生态习性（如生殖洄游）差异，一些雌雄同体或存在性别转换的种类，在其生命的某一特定时期往往为某一个特定性别，在另一阶段会改变为另一性别，商业性海洋捕捞往往针对某一特定群体，必然造成群体内性比的变化。对于大西洋月银汉鱼的研究清楚地证实了这种现象的发生。生态系统内一个目标物种生物量大为降低后，捕食者必然转而捕食其他营养价值低的种类，在导致其种群数量下降的同时，其体质生物性状往往降低，例如美国东南沿海在鲱鱼被大量捕捞后会影响到一些顶级捕食者鳕鱼、金枪鱼、条纹石鳍等的一些生物学性状。

3.2海洋生物多样性锐减

我国的海洋生物资源丰富，海洋生物共记录到22561种，约占世界海洋生物物种总数的10%，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在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我国海洋生物群落结构趋向简单，生物多样性和均一性指数处于较低水平。近20多年来，渤海潮间带生物、底栖贝类、鱼类种类多样性明显降低。海洋鱼类资源衰落，产量下降，渔获物组成低龄化、小型化和低值化。位于海岸带的红树林、珊瑚礁和海草床等湿地生态系统本身蕴藏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生境破坏直接导致生物多样性的减少。

4 科学利用海洋空间资源。

坚持规划用海，严格执行海洋功能区划，优化沿海空间布局，明确岸线、滩涂等空间资源的功能定位和发展重点；坚持集约用海，集中适度规模开发，提高单位岸线和用海面积的投资强度；坚持生态用海，以生态友好、环境友好的方式开发使用海洋，维护、保持海洋生态系统基本功能；坚持科学用海，提高对海洋资源环境变化规律的认识，加快海洋监测调查及研究成果转化应用；坚持依法用海，做到依法审批用海，坚决查处违法用海、违规批海。科学保护与利用岸线资源。组织实施海洋环境综合整治与湿地生态修复工程。继续推进海岸带资源环境保护，带动重点岸段的保护工作。通过实施海岸带沙滩修复、拆除违章建设、建设沿海防护林等措施，保护与恢复海岸带自然景观。加大对湿地生态系统的保护、环境整治与生态修复力度，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

参考文献：

海岸带生态修复的主要措施范文第2篇

关键词国土资源承载力；空间管制；津唐秦

中图分类号F293； TU984.1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09-0082-08

随着环渤海经济一体化和国家空间战略重心北移，津-唐-秦地区因其临海优势而面临巨大发展机遇，但与此同时人口聚集、产业转型、城镇化等空间过程也因该地区固有的短板而经受考验，如资源紧缺、环境恶化、空间破碎等问题。国土规划如何结合上述问题和区域发展实际制定一套更加行之有效的管理机制和控制手段？从理论上说，关于国土规划[1-6]和资源环境承载力[7-12]的理论已有相当多的论述，但此类内容多体现于研究层面，且以非法定规划居多，基于承载力分析的国土规划实证尚较为缺乏。为此，2010年国土资源部咨询研究中心展开了一场“国土规划大讨论”，探讨国土规划的定位、理论、方法与机制，本文即是基于此次讨论而开展的实证研究。研究从环渤海地区空间发展的现实问题入手，着重分析资源、环境两个维度的状态、压力以及响应的规划过程，进而根据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找寻适宜的空间管制途径。

1研究背景

1.1现实背景：环渤海区域空间演化

环渤海地区处于我国经济增长和国土开发由南向北推移的最前缘，该地区拥有众多战略性资源，并在国际产业转移（研发和服务全球化）和国家重心北移的战略环境影响下，呈现出以“都市区化”和“沿海化”为典型特征的空间发展趋势（见表1）。

传统上环渤海地区被认为是三个相对独立发展带的拼接体，即以“大连―沈阳”轴线为核心的辽东半岛发展带、以“青岛―济南”轴线为核心的山东半岛发展带和以“北京―天津―天津滨海新区”轴线为核心的京津冀发展带，而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交通建设和沿海开发日渐活跃，真正意义上的环渤海地域功能综合体正在形成（见图1）。

1.2规划背景：沿海发展带规划热潮

环渤海大部分沿海城市和地区都有打造“沿海产业带”或“沿海城市发展带”的目标，从已编制的城市规划和区域规划来看，地方性城市规划多以经济发展为导向，而区域规划则更注重兼顾发展和保护两个方面内容。

例如，天津总体规划（以下简称总规，2004）“一轴两带三区”布局结构中重点打造大港―塘沽―汉沽东部滨海

发展带；唐山总规（2008）提出建设曹妃甸副中心，大力发展丰南―南堡―唐海―曹妃甸―乐亭沿海发展带；秦皇岛总规（2008）提出以规划沿海高速公路为依托，建设由山海关区、海港区、北戴河区、南戴河、黄金海岸、滨海新城（大蒲河）等构成的沿海城镇发展带。

上述规划框架的全面拉开客观上证实了津唐秦沿海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但如此的局面下存在一定的隐忧：①加剧无序竞争和重复建设；②有可能导致工业生产区、生活居住区、生态保护区无序的交替布局，造成无序的“巨型三明治”结构；③突破适宜的人口容量，造成不可恢复性生态破坏。因此，以经济一体化、产业协同化、交通一体化、城乡一体化为目标的区域性规划应运而生。

吴良镛先生[13]在《京津冀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

究》中提出“一轴三带”空间布局，即：以京、津两大城市为核心的京津走廊为枢轴，以环渤海湾的“大滨海地区”为新兴发展带，以山前城镇密集地区为传统发展带，以环京津燕山和太行山区为生态文化带。提高首都地区的区域竞争力、资源环境承载力和文化影响力，推动京津冀地区的均衡发展。

在此基础上，《京津冀城镇群总体规划》[14]（2007）中则强调京津冀沿海地区以京津、京唐、津秦城镇发展走廊和沿海生态经济走廊为骨架，形成区域统筹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并按国土资源类型将京津冀分为四个次区域层次，北部生态保护与资源涵养区、中部重点发展区、滨海地区和冀南地区四个区域，提出了不同的政策指引。

由于区域规划属非法定规划性质，在空间尺度上也略显宏观，地方政府往往忽视其中的生态保护和空间管制内容，采取更倾向于GDP增长的空间策略，重开发而轻保护。例如在高速工业化时期，海岸线河口、泻湖和湿地等敏感资源区的保护和自然岸线的保留被忽视，海岸线人工化迅速，之后又不得不以很大的代价进行恢复。从国际海岸带综合管理（ICZM）[15-16]经验看，更为微观、具体的专项管制规划对于海岸带生态维系有重要的保障作用。

1.3学术背景：国土资源承载力①危机

滨海地区既是产业发展、城镇建设增量部分的主要空间载体，也是资源、环境问题和各种开发风险交叠的高度复合区域。本轮经济发展热潮对环渤海地区相对脆弱的资源环境条件提出了极大挑战，目前已经暴露出“资源紧缺、环境恶化、空间破碎”等一系列问题，因此近年来关于环渤海区域承载力的研究逐步深入。

余丹林等[17]利用综合多种因素的状态空间法求出综合的区域承载力，结果显示，环渤海地区目前资源环境处于超载状态，特别是水土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超载情况非常严重。

孙莉等[18-19]通过单要素与综合因素评价，分析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中原五个城市群区域承载力差异，综合评价结果表明京津冀城市群仅列第四位，从单要素分析看，水资源承载力是京津冀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短板，其次是环境和土地资源承载力（见图2）。

杨开忠等[20]在《环渤海地区2006-2015年社会经济发展环境承载力研究》报告中指出：目前环渤海地区整体上人口经济已超载，“2005年环渤海地区人口超载2 558万人，经济超载5 524亿元，分别超载12.7%和13.3%”。

我们认为，现状城市间、地区间对发展权的争夺加剧了资源、环境、生态等方面的严峻态势。如表2所示，由于临港产业和腹地竞争日趋白热化，环渤海西岸港口城市普遍都将能源、物流、机械等作为支柱产业，“沿海重化产业带”呼之欲出，这对于原本就生态脆弱、易受灾害的环渤海海岸带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在即将到来的更大规模开发之前深入分析国土资源承载力，明确区域开发管制条件，保护好战略性生态空间意义重大。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以天津―唐山―秦皇岛①为例，尝试在承载力评价基础上，阐述基于建设和生态适宜性的空间管制策略。

2“沿海化”发展与区域空间矛盾

20世纪后期，在城市化、工业化的驱动下，世界范围内人口和经济活动向海岸带空间集聚，这一过程称之为沿海化（littoralisation）。按世界通行的经济区域理论，距海岸线100公里以内的地区都属于沿海地区。全世界经济总量的60%、80%的特大城市集中在沿海带上[21]。在京津冀地区，近期海岸带地区的人口、产业、城镇化发展有着大幅超越内陆的趋势，开发强度的提高可能进一步恶化不堪重负的自然生态系统，引起资源环境过度透支和“沿海岸线化”危机。

2.1人口压力的沿海化

京津冀南北发展、沿海-沿山发展不对称，导致“人口压力的沿海化”。京津冀由于资源禀赋差异和首都经济导向的功能结构选择，形成“北工南农”的发展格局，沿山地区以生态保育功能为主导，沿海地区以外向经济和城镇发展为特征，这种差异不利于区域均衡发展和整体提升，也导致人口转移压力的沿海化。

天津滨海新区、秦皇岛、京唐港和曹妃甸等港口城市的发展客观上扮演着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枢纽的角色。随着“港口开发区―新城―主城区”的多核结构发展模式已经逐步形成，这些区域将会成为未来京津冀主要的人口迁入区。

2.2产业转型压力的沿海化

同位竞争以及港口和腹地发展空间不对称，导致“产业转型压力的沿海化”。港口经济先导是环渤海地区重要的产业空间策略之一，即通过港口经济的拉动拓展腹地，夯实产业基础，壮大区域经济。但如前所述，环渤海地区产业趋同现象明显，城市间作用相对较小。由于城市之间的协作与共享不足，竞争日益加剧，尤其在港口之间货源、靠港船舶和货物出口等方面群龙无首，最终都沦为韩国釜山港的配给港。

另外，由于首都导向的经济结构，天津、唐山等外向型海港城市的主要经济联系方向由对外与海外联系转变为向内与北京对接，阻碍了其门户效应充分发挥，进而影响了整个区域的外向竞争力。因此，增强综合竞争力和区域辐射力，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是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空间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减少内耗和重复建设，因此产业转型压力很大。

2.3城镇化压力的沿海化

中等职能城市和中小城镇不发育，城镇密集和都市区连绵程度低，导致“城镇化压力的沿海化”。合理的城镇体系结构是健康城镇化的基础，但与长三角城镇规模结构相比，长三角有五个区域性中心城市，而京津冀仅天津一个。由于中间层级的结构性缺失，形成全国性城市和市域城市的两极杠铃构架，再加上专业化工业城市的缺失，城际互动缺乏，城乡联系微弱。城镇化动力不足使得京津冀地区城乡二元问题非常突出，京津周边城镇普遍不发育，有“环京津贫困带”之说。

空间形态上，表现为城镇群空间连绵程度低，离散特征显著（见图3）。区域功能组织的缺失，必然造成城镇发展以自我为中心，空间增长的组织性弱，没有形成密集的“核心增长空间”，也没有出现沿传统交通走廊的“指状增长廊道”，各个都市区以中心市为核心各自拓展。从现状发展趋势看，沧-津-唐-秦沿海地带是最具成长性的城镇

化集聚引导区域，对于即将到来的城镇空间“连绵化”过程，我们必须未雨绸缪、及早引导和管制。

2.4资源环境压力的沿海化

综上所述，区域人口结构、经济结构、功能结构和空间结构决定了空间冲突的沿海化传导和聚焦，由于海岸带是环渤海地区重点的开发区位和共同的排污末端，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资源需求和环境保护压力，其环境容量已近极限。由于山东半岛、京津冀、辽中南三个城镇群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中期，大规模港口和城市建设将使环境危机短期内难以化解。对于长远的国土资源开发利用而言，保红线（耕地红线和生态红线）比保（经济）增长的困难更大、意义更大。

3津-唐-秦地区典型承载力问题表征

3.1水资源承载力问题

（1）水资源极度匮乏。津-唐-秦地区属于严重资源性缺水地区，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256.2 m3，只相当于全国平均（2007年为2 195 m3）的十分之一；亩均水资源占有量112.2 m3，只相当于全国（2007年为1 437 m3）的十三分之一。从单个城市看，2008年，天津人均水资源量仅有130 m3；唐山人均水资源量为336 m3，计入客水调入部分为388 m3；秦皇岛人均水资源量达到575 m3，水资源相对丰富，但也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地下水严重超采。在极度紧缺的水资源利用形势下，津-唐-秦地区存在严重的地下水超采现象。水资源开发利用超出承载能力的直接表象就是水生态环境恶化，如大范围地面沉降①、湖泊湿地萎缩和河道断流，以及大面积严重的水污染。本区由于城市和工矿区的布局较为密集，用水量大且集中，造成浅层地下水超采严重，已形成范围达2.8万km2的超采区。而天津由于深层地下水的超采，漏斗中心水位已达100 m，由于地下水位下降，已引起天津城市地面沉降和滨海地区海水入侵，使淡水层水质变坏，水井报废。

3.2土地资源承载力问题

（1）后备土地资源有限。2005年津-唐-秦地区耕地面积约为116.26万hm2，土地垦殖率为36.1%，体现了以耕地为主的土地利用格局，而高垦殖率对应的是较低的耕地开发潜力，耕地后备资源十分有限，后备土地资源总量仅占京津冀地区的1/10。从各地区耕地后备资源类型及空间分布看，天津耕地后备资源主要为滩地，集中分布于海河和潮白新河沿岸地带；唐山、秦皇岛北部主要为荒草地、滩地和沼泽地。

（2）工程地质状况不佳。首先是软土地基问题，比如天津本身就是退海地，地耐力差，土地“盐渍化”和“盆地化”严重。其次是地质断裂问题，天津滨海新区就是典型的活动断裂发育、区域稳定性较差的地区。最后是地面沉降问题，环渤海西岸地带大部分处于“强烈下降海岸区”，近年来由于人为的开发建设活动剧烈，本地区地面沉降一直保持高速率，根据相关研究报告数据，塘沽沉降中心从1967-2006年累计沉降为3.25 m，沉降速度令人触目惊心。严重的地面沉降不仅造成地面建筑变形，还造成海防工程效能下降，加剧了风暴潮灾害，并引发海岸线侵蚀淤积问题。天津由于海岸线强烈侵蚀，潮间带不断淤宽，岸线总长在80年里减少40 km，潮间带淤宽0.6-3 km不等。

3.3环境承载力问题

（1）海域污染与环境衰退。由于渤海是我国的内海，水动力条件较差，海水交换能力不强（大致17年才能交换一次），近海自净能力较低，因此，海洋生态环境十分脆弱。渤海海域环境污染居各大海区之首，渤海湾更是我国沿海接纳污染物最多的海域，占全国入海污染物总量的1/3。根据历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数据，从启动《渤海碧海行动计划》的2001年起，到2007年，渤海污染水域面积呈指数增长，短短六个年头，重度污染面积增加了3.47倍，中度污染面积增加了6.58倍。尤其是从2006年到2007年，重度污染面积增加了1.21倍，中度污染面积增加了2.07倍。此外，赤潮、海上溢油等灾害事件发生频繁，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生物资源锐减，主要经济鱼类已不成汛。

（2）海岸带生态危机与综合管理。海岸带作为海陆交互作用、资源丰饶和生态敏感的独特区域，在沿海化趋势下，资源利用的竞争性冲突日渐激烈，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的矛盾突出。非赖水产业挤占岸线资源，使开发活动在沿海岸线的狭窄地域内展开，造成开发的“沿海岸线化”倾向，带来海岸线生态退化、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等问题。基于海岸带综合管理需要，旅游、海水养殖、盐业、物流、临港工业、自然保护区等功能区必须进行统筹布局，但我国目前专门的规划和管理机制尚未成熟，使一些外部性问题不能有效解决。较为典型的是，目前秦皇岛旅游业正遭受天津、唐山等工业污染物的严重影响，解决这一问题有赖于完善的区域协调和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

4津-唐-秦地区承载力评价与空间管制

4.1津-唐-秦地区承载力评价

4.1.1指标体系与技术方法

津-唐-秦地区的城镇发展，受到水土资源条件、生态保护需求以及水土资源开发利用中的环境问题的约束。本次研究选择了自然背景要素、水土资源要素、人通要素三方面的指标，指标权重采用专家打分法确定，并以此为基准探讨高、中、低三种情景方案（保护耕地和生态空间、按现状趋势、促进经济和交通发展）下的适建空间容量。为了凸现生态环境的限制作用，选择了以下生态环境因子，作为对上述初步评价的修正（见表3）。

4.1.2评价结果

根据自然背景要素、水土资源要素、人通要素三方面的指标以及生态环境因子的修正，将整个津-唐-秦地区非建设空间分为：适宜发展、限制发展和不适宜发展三级。适宜城镇发展的区域以平原为主，土地利用类型以耕地为主；城镇限制发展的区域集中在平原地区受污染严重的河流附近以及滨海生态环境保护区域；城镇发展的不适宜开发区域，主要是一些生态保护与资源涵养区，以及一些自然保护区、水源涵养区、水土流失重点防护区。

按现状土地利用管制严格程度，津-唐-秦沿海地区适宜发展区域面积比例占72.3%（包括已建区），而限制发展和不适宜发展的区域分别占19.4%、8.3%（见图4）。

4.1.3情景分析

城镇化人口总量决定了城镇化和土地利用变化速度，2008年本地区城镇化人口约为1 400万人， 2020年人口预测低、中、高方案分别为1 800万人、2 000万人和2 200万人。低土地保护-高人口增长条件下城镇人口数量与适建面积的比值最高，开发强度大约比现状提高1倍，因此建议采用后两个方案（见表4）。

4.2承载力分区及其管制策略

4.2.1基于水土资源承载力的城镇化与产业空间引导策略

水资源、土地资源区域丰度与产业、人口区域布局相关联进行分析表明，水资源丰富有利于产业规模的扩大，土地资源丰富则有利于人口的空间集聚。综合考虑资源承载力和生态环境承载力的状况及空间组合，可将津唐秦地区划分为三类区域：

（1）基本无压力区。

秦皇岛的青龙县地区水土资源量相对丰富，人口稀少、社会经济发展落后，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低，具有将大的开发潜力。土地资源基本没有压力，对人口、产业空间集聚的限制程度低，在注重生态环境约束的前提下，发展空间潜力较大。该地区可以通过建设水利工程，提高本地水资源开发利用率，从而提高水资源承载能力。

（2）水资源与生态环境基本持平、土地资源强压力区。

天津滨海新区工业用水还有一定空间，工业规模可适度扩大，但是要注意地区的集中布局。目前滨海新区实现了港湾疏浚和吹填造地的双赢策略，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土地指标不足的状况，但是大面积吹填活动仍有待海洋生态环评的考验。

（3）水土资源强超载、生态环境强压力区。

天津、唐山部分地区水资源承载力超载，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影响。生态修复和环境改善需要一定的水量支持，并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天津由于城镇扩展迅速，而后备用地有限，土地资源承载压力大。此类区域产业结构不同，导致水土资源紧张的原因各异，但控制人口规模、发展节水型工业是其共同的发展方向。应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强化资源型工业的改造与产业升级；在控制人口增长和机械迁入的同时，大力发展节水型工业和第三产业。

4.2.2基于基础设施一体化和港城一体化的区域带动策略

津-唐-秦沿海经济不应是简单的岸边经济。与南方相比，我国北方缺乏长江、珠江这样天然的深入经济腹地的经济水道，后天陆路交通运输线路建设比较滞后，环渤海地区港口城市与经济腹地之间的联系不太理想，影响彼此之间的协调互动，所以筹划建设更多更好的以交通运输线为依托，并深入经济腹地的经济轴线，应当是津唐秦带动京津冀乃至华北经济发展的基础措施。

目前，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已构成本区域重要的制约因素，缺乏大型港口是首要的关键性因素，其次是淡水供应不足。解决上述问题需要采取以下措施：①加强疏港交通体系的建设，积极拓展腹地，塑造良好的港城关系；②推进港口合作和沿海通道建设，带动临港产业的集聚和港城的发展，建立天津港、曹妃甸港、秦皇岛港和黄骅港组成的渤海湾港口群；③针对跨区域调水和环境污染，建立切实有效的生态补偿和区域生态环境协调保护机制，加强水资源保护，协同治理区域污染。

4.2.3基于城镇极核化的海岸带空间增长策略

现状沿海地区产业带（组团）和综合城市建成区范围不断伸展，出现了土地利用空间破碎化和城镇带状连绵化趋势。我们认为现阶段海岸线地区处于城市化初期水平，适合集中发展培育若干城市增长极核。连绵带式的分散布局既不利于土地资源的集约化使用及海岸线资源的优化配置，短时期内也难于形成带动区域城市群成长的大中型规模城市。因此，建议未来的产业和城市空间发展过程中尽量要避免“连绵模式”，采用“极核-串珠模式”，积极培育中等规模城市，防止人工建设切断完整的海陆生态体系。

构筑极核式的城市群空间布局，需要在各极核之间培育保留大面积绿地空间，有利于区域生态环境的改善。因此，报告建议提高区域整体的森林覆盖率，重点加强沿海防护林、滨海山体、各主要河流防护林的建设。同时，结合各级自然保护区、湿地、耕地等的保护建设，构筑生态良好的广域绿地环境。

4.2.4基于增长管理的区域土地储备策略

近年来，由于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业向滨海地区集聚，建设用地需求急速增长，已出现耕地被成片征用和“占多补少”的局面，经济发展对土地占用需求与土地资源供应紧缺的矛盾日益突出。

根据前述国土资源承载力评价结果，权衡不同开发和保护水平下的空间管制方案情景分析。借鉴国外“城市增长边界”的经验，以精明增长的思维进行土地管理，在规划期限内设置“区域增长边界”，弹性的调控区域开发规模和节奏。

例如，为保护耕地，城市建设用地普遍紧张的国情下，盐碱地和盐田既为大规模城市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土地储备资源，又应从生态环境的角度进行科学合理的使用。首先可以将位于若干城市增长核心周边的大型盐场和盐碱地，分步开发作为城市建设用地。以不同阶段城市发展规模以依据，按需分批取用。其次，作为城市建设用地储备而暂时未被使用的盐碱地，应积极改造其生态环境，培育湿地植被等，创造城市周边良好的生态环境。最后，位于自然保护区、河湖水库、风景名胜区等周边的盐碱地和废弃盐田，应大力恢复其生态系统，以促进区域生态环境的改善。

致谢：感谢国土资源部咨询研究中心何贤杰研究员的指导和帮助，感谢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和朝东同志提供的协助，感谢三峡大学朱倩同学在文献校对方面提供的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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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带生态修复的主要措施范文第3篇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们发现只有遵循生态原则的经济才是可持续的，因而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探索建立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生态经济模式。海洋生态系统是海洋经济发展的平台，与人类经济活动相叠加而耦合成海洋生态经济系统，而海洋生态经济则是在海洋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通过挖掘海洋资源潜力来建设的海洋生态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海洋产业经济。

1.1天津市发展海洋生态经济拥有难得的发展机遇

发展海洋生态经济，拥有国家的政策支持，与环渤海区域发展战略相一致。一方面，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海洋经济，为天津海洋生态经济发展创造了难得机遇。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建设海洋强国。国家海洋局指出要把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规划用海、集约用海、生态用海、科技用海和依法用海，推进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提高海洋生态承载力，把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贯穿到海洋工作的全过程。另一方面，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为天津海洋生态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随着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加快实施，环渤海经济圈迅速崛起，对于天津来说，要充分发挥环渤海中心城市的作用，辐射和带动周边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全力构筑现代海上丝绸之路，这些都为天津海洋生态经济发展提供了空前的机遇。

1.2天津市发展海洋生态经济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

近年来，天津在探索生态循环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为全面发展海洋生态经济奠定了基础。例如，在汉沽建立了以北疆电厂为代表的国家循环经济试点，打造了集海水冷却、海水淡化、浓海水制盐、海水化学资源提取、废物再利用为一体的循环经济产业链条，实现“五位一体”的良性循环，真正将海水“吃干榨净”。其中，一期和二期工程分别采取摊晒制盐和工厂化真空制盐的方式进行，对浓海水进行综合利用，在有效避免浓海水直接排海而造成生态破坏的同时，并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另如，天津临港经济区作为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区，规划建设按照远近结合、长短结合原则，集约节约利用岸线资源，形成了产业聚集，在发展特色产业的同时更加注重生态建设，目前已建成了具有生态修复和污水处理功能的临港生态湿地公园，据统计每天可对1.75×104t污水进行生态净化，并将其全部作为景观用水，实现了污水“零”排放。

2天津市发展海洋生态经济的主要路径

进入21世纪，随着海洋开发热潮的不断掀起，作为沿海超大型城市的天津，也在不断探寻海洋经济发展的捷径，坚持海洋开发与保护并重，协调海洋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平衡，由此可见，在天津海洋经济发展中引入生态模式，已是大势所趋。按照海岸带不同区域，有针对性地打造特色鲜明的海洋生态经济体系。

2.1在潮下带———浅海区域发展海洋生态经济

在潮下带———浅海区域发展的海洋产业，主要有海水增养殖业、海洋捕捞业、海洋交通运输业，其生态经济模式主要体现在这三个产业各自内部的节能减排方面。例如海水增养殖业的生态经济模式，其本质是遵循生态学原理，利用海洋生态系统的食物链和共生关系，形成鱼虾贝藻立体多元养殖体系，目的是增加有益成分，减少物质残留，减少海水污染，目前主要有贝藻套养、轮养、循环水养殖、立体化养殖等模式。同时，积极研究高效、低污染的规模化养殖模式，推广无公害养殖，包括养殖水域水质监测，养殖生物疫病测报防治，技术示范基地建设和技术服务网络建设等，降低养殖的技术风险。此外，以投资规模大、技术含量高为方向，适时建立沿海养殖基地、海水产品开发基地等平台，促进海水养殖业向基地化、规模化发展。

2.2在潮间带区域发展海洋生态经济

在潮间带区域发展的海洋产业，主要有海洋盐业、滨海旅游业、海水利用业，其中循环产业链主要有海水综合利用产业链条。一直以来，天津是我国水资源较为短缺的沿海城市之一，近年来随着沿海大开发战略的加快实施，临海工业用水量进一步加大，进而造成淡水紧缺的形势更加严峻。因此，应提高海水利用率，特别是在电力、钢铁、化工等行业增大海水利用量。近年来在电厂中，天津市广泛采用了热电联产方式，已经有了较大突破，首先利用海水作为直流冷却用水，尔后对海水进行淡化处理，并将淡化水用于供热，同时还可将淡化后的浓海水进行制盐，进而提取海水中的化学资源，延伸了产业链，由此构建了高效的海水综合利用产业循环链，与传统热电分产相比，此产业链提高了能源利用率，形成了一种高效的生产方式。

2.3在潮上带———陆地区域发展海洋生态经济

在潮上带———陆地区域发展的海洋产业，主要有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化工业、海洋装备制造业等产业，它们均是对环境污染较大的产业，且地处沿海地区，致使废水、废气、废渣的产生严重威胁着海岸带生态系统。因此，对于此地区的产业，要发展生态经济模式，关键在于控制废弃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是，提高对废弃物的利用率，由于产业链条较长，可通过生态工业园区模式发展，重点建设废物代谢链条，在产业内部、产业之间建立有机联系；二是，要减少废弃物的排放，首先是从源头上降低废弃物的产生量，通过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大力开展清洁生产，同时要在生产过程中的每个环节进行严格控制，有效降低废弃物产生的可能性。总体看，要从企业内部的清洁生产到废弃物的循环利用等多方面入手，着力打造海洋生态经济产业链。

3结语

海岸带生态修复的主要措施范文第4篇

关键词：沿海基干林带； 绿色屏障； 风口造林； 造林工程

中图分类号：TU98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6）12003902

1引言

沿海基干林带是沿海防护林体系的核心，是沿海防护林中最基础、最主要的骨干林带，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道屏障和生态防护线。有关方面将沿海基干林带划为特殊保护林带，进一步严格征用、占用特殊保护林带、林地的审批管理，对经批准必须征用、占用的沿海基干林带、林地，要落实补偿措施，对未按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审批手续的，被征用、占用林带，林地的单位有权抵制。《福建省沿海防护林条例》规定：沿海基干林带建设范围，在沙岸地段，从海水涨潮的最高限起，向岸上延伸200 m，沿海基干林带区划应落实到小班、地块，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全省沿海基干林带数据库，现地调查深入，数据详实可靠，科学界定与严格保护沿海基干林带，维护国土生态安全，推动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

2晋江市概况

晋江市地处福建省东南沿海，三面临海，东北有泉州湾海区，东南是台湾海峡的深沪湾海区，南为围头澳海区，西南为安海湾海区。海岸线曲折，在东部被石狮市隔开，岛屿星罗棋布，现海岸线总长100.05 km，类型为沙岸，泥岸和岩岸，其中沙岸29.16 km，占29.2 %，泥岸60.37 km，占60.3 %，岩岸10.52 km，占10.5 %，其中沿海基干林带69.69 km，占全市海岸线长度的69.7 %，断带30.36 km，占30.3 %。晋江市早在2013年就启动了沿海基干林带区划界定工作，2013年9月利用森林资源建档数据与卫星遥控感影像，完成了内业区划，2013年10月份开展实地调查核实，2014年3月编制完成《晋江市沿海基干林带区划界定报告（初稿）》，并于2014年6月中旬接受省林业厅现场检查，2015年5月《晋江市人民政府关于批准实施晋江市沿海基干林带区划界定的通知》正式印发，晋江市成为福建省首个完成沿海基干林带区划界定的县级市。按照《福建省沿海基干林带区划界定技术方案》要求，晋江市共划定沿海基干林带范围6200亩（含新增非规划林地551亩，新增非规划林地全部界定为沿海基干林带）。本次区划界定范围为晋江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大陆海岸线往内陆延伸1000 m所涉及的镇、区，包括陈埭镇、西滨镇、龙湖镇、深沪镇、金井镇、英林镇、东石镇、安海镇、晋江经济开发区等9个乡镇67个村居。

3晋江市沿海基干林带建设情况

经济快速发展给沿海防护林带来了一些人为的破坏。从1975～1988年期间是整个沿海防护林项目巩固的阶段，晋江市坫头国有防护林场也由此诞生，推进着晋江市沿海防护林建设的工作。为了推动沿海经济的发展，2002年泉州市启动沿海大通道建设，沿海通道建设征占用基干林带，公路通车后重建防护林，2008年工程造林采取设风障等保护措施，2010年工程验收时，除个别地段以外，多数路段的木麻黄幼林保存率较高，初步取得良好效果，但工程验收后施工单位撤走工程队，新营建的防护林不再继续养护，遮阳网风障失去维护立即遭受风沙破坏，破烂不堪，使木麻黄幼林遭受风沙袭击，在强风口3 km的窄林带，枯梢率100%、枯死率80%以上，西侧片林危害稍轻，林木枯梢率80%～100%、枯死率10%～40%，遭受不同程度的风沙危害，其中衙口村道以北至石狮处于风口北缘，属于弱风口路段，风沙害明显减轻，林木仅见枯梢少有枯死。

4防护林屡遭火灾危害

深沪湾沿海防护林，由于木麻黄树种单一，林下凋落物易燃，加上海岸带观光游人多，火源难以控制，木麻黄防护林带屡遭火灾破坏，衙口北面东侧火灾严重的地段，木麻黄整段被烧死，火灾也是不容忽视的破坏因素。

5沿海基干林带重建。

2012年晋江市委市政府成立了沿海基干林领导小组，专门编制了建设晋江市沿海防护林体系的规划，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造林工程，风口造林由于受多种风险因素干扰，必须采取特殊的造林技术措施，如何确保树木成活是建设防护林的重中之重。根据实际勘查，选定衙口的一个风口路段做为调查样地，在前期的时候，由于没有设风障，所以很多的木麻黄种活又死了，后来研究怎样能够确保其成活，这就是关键，根据以往几十年的经验，最主要的就是降低风速，缓解风害，也就是把风沙的冲击力降低，而唯一可行的就是采取工程措施―风障。风障能有效缓冲风沙对树木的伤害，根据不同地段划分为强风口、次强风口、弱风口，不同的风口采取不同的风障。

（1）处于弱风口的地段，由于风沙伤害力较弱，采用造价比较低，半永久性的一种风障，这种风障采用条石和竹帘相结合的方式抵御风沙危害，竹帘有一定的空隙，存在一定的破风系数，那么这一侧一挡，另一侧再种木麻黄，所以木麻黄就没有受伤害在活了，长活形成到一个群体之后，就有一个比较强的抗风能力。但是竹帘风障有一定的时效性，一般5年左右就会出现破损，关键就在于每年都要注意维修。这种半永久性的风障，等树木成熟以后，防护林的抗风能力加强，风障的作用就相应减少了。

（2）处于强风口地段，由于长期受东北风风沙的侵袭，怎么样让风速降低，危害减轻，唯一的办法就是根据风沙动力学的原理，就地设定给固定的风障，即用石头砌成的石质风障，为第一道的风障，但是因为地块有低层到高层的变化，第二道木麻黄又被风吹死了，所以又设计了第二道、第三道风障，根据地形的变化建立多道不同的风障，再结合成本、美观等问题，强风口的风障设置有石质的、立木桩的、挂鱼网方式的来抵御风沙危害。

6沿海基于林带重建成果

6.1改变了沿海基干林带树种单一的结构

沿海基干林带的当家树种就是木麻黄，木麻黄是不可替代的沿海地区适应力最强的树种，但是单一的木麻黄形成林带，历史经验表明树种单一容易发生病虫害，所以选择一些适应力较强的其它树种进行搭配，对现有防护林郁闭度≤0.5，分布不均，存在林缘空地、林中空地的林分，进行局部套种蓝花楹、重阳木、桃花芯木、台湾栾树、刺桐、木麻黄、桉树等适生阔叶树种，使套种后的密度达到林分合理密度，多树种混交，以木麻黄为主，对保存率在85%以下的幼林龄，进行补植，使补植后的密度达到林分合理密度，并配套相应的除草施肥等营林措施。

6.2解决了晋江沙壤土质缺水的问题，后期管护到位

引入了以色列耐特菲姆节水滴灌系统，随时为植物补充水分，同时为了让沿海防护林达到可持续发展，有人种、有人管，才能彻底发挥沿海防护林的保护作用，提出了一个创新的工作机制，由国有防护林场来进行后期管护，定期人工对防护林中的植物进行养护，还要加强巡逻，加强对整个沿海防护林的管理和保护。

6.3实现沿海大通道基干林带工程全线闭合

2013年至今，完成沿海基干林带修复提升工程31.57 km，造林面积3301.15亩。至此，风沙危害逐渐减轻，如今，晋江市的沿海基干林带植被越来越丰富，景观效应提升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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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带生态修复的主要措施范文第5篇

摘 要：南海生态安全面临着海洋环境灾害、陆源污染、生态恶化、战争及自然灾害等多种威胁；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虽然基本形成，但仍不够完善，立法内容应当充实和调整，效力等级有待提高，行政执法体制有改革之必要，生态安全保障机制亟需创新，南海生态安全保障专门立法属于空白；因此应当完善南海生态安全保障的法律体系，健全海洋生态补偿和损害赔偿制度，建立生态修复制度，完善南海生态灾害应急处理制度，修改生态安全保障的刑事法律，改革南海执法体制。

关键词：南海；生态安全；法律保障

中图分类号：DF4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2）05010609

海洋生态安全是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关系到国家环境资源保护总体目标能否实现，也直接影响着海洋经济及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南海是我国最大的海域，北临广东、广西、福建和台湾四省，东南、西南及南边毗邻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印尼、文莱等东盟国家，面积大约356平方公里，主要由海南省管辖。南海在我国海洋经济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我国通往印度洋、大西洋等海域的主要海上运输通道，因此，必须保证南海的生态安全。但生态安全的保障本质上依赖于完善的法律制度，本文拟对南海生态安全的法律保障问题进行一些肤浅的探讨，以尽绵薄之力。

一、南海生态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

《2010年中国海洋环境状况公报》（以下简称《海洋公报》）指出，我国海洋环境质量总体维持在较好水平，主要海洋功能区环境质量基本满足海域使用要求，赤潮和绿潮灾害有所减轻，但江河污染物入海量增加，溢油等突发环境事故灾害对海洋生态环境的损害严重。近岸局部海域富营养化、海洋环境灾害频发和海岸带生境破坏是影响我国海洋环境质量的突出问题。[1]《2009年南海区海洋环境质量公报》（以下简称《南海公报》）披露：“南海区海域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为30 750平方公里，比2008年增加21.3%”；南海区海域近岸水体营养盐污染严重。2005年至2009年，南海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从11 200平方公里增加到30 750平方公里，严重污染海域面积则从1 420平方公里增加到5 220平方公里，污染海域面积明显增加，水体中的主要污染物为营养盐。可见，南海生态安全面临着多方面的威胁。

（一）海洋环境灾害

海洋环境灾害主要包括溢油事故、赤潮、绿潮、海水入侵、风暴潮、土壤盐渍化等。《中国海洋发展报告（2011）》（以下简称《海洋报告》）指出，受全球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和人类开发活动等多种因素影响，中国近海海洋环境灾害呈逐渐增加趋势。但影响较大的海洋环境灾害主要是溢油事故和赤潮。

油类污染是海洋生态系统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通常包括油船泄漏、油罐破裂、海上油井井喷或泄漏、炼油厂排放油污、拆船排放油污等，其对海洋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破坏十分严重，尤其是对海洋水质和海洋生物，甚至数十年内都难以恢复。近40年来，全世界每年因人为因素而流入海洋的石油及石油产品至少有1 000万吨，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甚至灾难性的后果。[2]南海海域曾经发生多起漏油事故，虽未酿成重大灾害，但也足以让人警醒。如：2004年12月珠江口曾经发生了当时国内最大的溢油污染事故。[3] 据《南海公报》，2009年9月一艘巴拿马籍集装箱货船在珠海高栏岛东南长咀附近海域触礁搁浅，造成燃油泄漏入海。2011年2月三亚海域发生一起邮轮油污染事故，三亚海事局配合随船监督的海南局船舶处工作人员及时采取应急措施，避免了较大范围的海域污染。[4]目前，南海海域可能引发石油污染的隐患较多，主要包括：作为我国海上石油开采的主要地区，海上油井存在井喷或泄漏的危险；作为世界主要航运通道之一，货运船舶甚至油船发生漏油或因海难事故导致大规模油污染的可能性始终没有消失；此外，在沿海各地的拆船作业和炼油厂也都可能排放油污。油类是目前三种主要的海洋污染物之一。

赤潮也是南海时有发生的环境灾害。《南海公报》陈述，2009年南海区共发现赤潮8次，都在广东省近岸海域，累计面积约391.3平方公里，与上年相比，虽然次数相同，但累计面积有了显著扩大，2009年10月至11月在广东珠海市淇澳岛至香炉湾附近海域的赤潮面积一次即达到大约280平方公里。虽然目前南海赤潮造成的经济损失较小，未发现人类中毒、死鱼事件，但是对南海赤潮的危害性切不可小觑，须极早采取措施加以防范。

（二）生态恶化

《南海公报》披露，2009年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与广东、广西以及海南省三省海洋与渔业主管部门对南海区7个生态监控区的10个近岸生态系统进行了监测，其中4个属于亚健康状态，1个处于不健康状态。南海区近岸生态系统的主要生态问题是水质污染以及天然岸线和栖息地减少，珊瑚礁、红树林和海草床生态系统受人类直接干扰破坏、生态灾害及污染物排放的影响，结构和功能退化。《2009年海南省海洋环境状况公报》（以下简称《海南公报）和《2010年上半年海南省海洋环境状况公报》（以下简称《2010海南公报》）也通报了类似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