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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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的原因范文第1篇
关键词 世界银行 气候变化 清洁能源 碳基金
中图分类号：X21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At present， various environmental and energy security problems caused by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keep emerging.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inancial development agencies in the world， the World Bank has played a pivotal role in promoting the national emission reduction， climate change adaption and clean energy development.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functions and institutions of the World Bank at first and then analyzes and makes a prospect of the investment strategy and development trends in the future combining with the main ways of dealing with climate change.
Key words the World Bank； climate change； clean energy； carbon fund
当今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气候变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世界银行作为一家国际发展机构，在推动世界减排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分析和掌控世界银行的投资策略、投资方向对各国制定和实施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以及规划和实施减轻气候变化的大型项目建设有重大意义。
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成立于1945年12月27日，1946年6月开始营业，作为全球重要的金融组织之一，其设立之初主要是从资金和技术两方面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其设立的目的是帮助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繁荣，消除贫困。世界银行由两个机构组成：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①与国际开发协会（IDA）。世界银行与世界银行集团（The World Bank Group）的概念不同，后者除世界银行外，还包括国际金融公司（IFC）、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以及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是联合国系统下的多边发展机构。
气候变化是个全球性问题，对世界各国都会产生深远和不可估量的影响，特别对于较贫困的国家，因受自身技术、资金、以及认知水平的局限，形势更为严峻，气候变暖引起的环境和能源危机将极大的阻碍整个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因此，在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可能引起的不利后果的过程中，世界银行不得不承担更多的责任，以实现自身的宗旨和使命。同时，世界各国对能源、资源行业投资方向的决策特别是煤炭行业的政策将对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项目建设和投资产生深远影响。
世界银行第十二届行长金庸在2013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记者会上指出，2014年是气候变化的行动年，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为适应气候变化和缓解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而努力。关于气候变化，他提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碳价格，他认为政府必须给污染（例如引起全球变暖的主要因素：二氧化碳）定价，应该尽可能早的通过税收或以市场为基础工具给碳定价。二是呼吁逐步淘汰对有害化石燃料的补贴，将补贴资金转移到清洁能源的投资上。三是对金融监管机制的期待。与碳相关的系统性风险需要通过经济上的价格信号解决。由此可以看出世行对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是积极而且主动的。
世界银行主要通过资金、技术和人力方面的投资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因此，除了从战略上对气候变化提出合理建议，在实践中，为了抑制全球变暖过快增长的势头，世界银行利用自身优势，对具有减排能力的国家和企业进行投资，通过政策激励鼓励他们采用先进的技术手段，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此外，在世界银行的《发展和气候变化战略框架》中包含了对今后行动的一些规划和展望：技术方面需要以发展低碳经济为目的，开发和完善新型低碳技术，如促进CCS技术的成熟；资金方面不仅要拓宽融资的渠道，更多的发挥私营资本的作用，而且要规范融资市场，创造良好的资金环境；政策方面要形成一个全民共识，领导层制定合理的气候行动方案，各级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积极响应落实等。
当前，要避免气候变化带来最严重影响，有两种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利用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长，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能源需求仍在持续上升。为了应对能源需求和碳减排的双重挑战，清洁能源将是能源产业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世界银行在投资和促进清洁能源发展上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并将每年增加20%的投资资金用于促进新能源项目的发展。在发展中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进程中，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亟待发展的低碳技术以及投资激励都需要一个稳定的资金流作支撑，世行一直致力于通过建立一个全球管理框架以推动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之同时也有助于实现增加经济和就业机会的目的。将清洁能源作为发展重点，加速发展中国家低碳经济的发展和能源的可持续利用是当前世行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的重要战略。
在适应气候变化过程中，国际上可选择的资金来源主要有气候投资基金（CIF）、国际发展协会以及2010年国际金融集团（IFC）发行的2亿美元的“绿色"债券（也称绿色基金）。其中，气候投资基金（CIF）的影响面相对较大，它的资金来源是世界银行、非洲发展银行、欧洲建设发展银行、美洲发展银行四大银行，通过赠予和贷款两种形式，对非洲、亚太地区、欠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南美和中美地区的适应气候变化活动提供资金支持。气候投资基金由清洁气候基金和战略气候基金组成。这里，需要尤为注意的是战略气候基金，该基金是为适应气候变化挑战的现存项目的扩展及新的试点项目提供融资。②这对清洁技术和项目的建设和运行有着重要意义。例如，CCS项目的商业化。（为了实现2050年二氧化碳排量减少50%的目标，CCS项目作为目前最具潜力的二氧化碳捕集和封存技术，它的应用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战略气候基金对CCS大型示范项目的投资，可以加快CCS技术的大规模推广和利用。）
世界银行一方面可以协助发展中国家解决能源需求问题，另一方面，可以帮助他们建立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从各种渠道获得资金，包括碳融资。通过清洁发展机制（CDM）和联合履约机制（JI），这些资金被用于资助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项目以及发达国家之间的排放额交易活动。在世界银行的清洁技术基金的支持下，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等14个中等收入国家将大幅增加对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投资，主要在太阳能、风能或地热开发方面寻求可靠的补充能源。2014年2月7日，世界银行气候投资基金对萨摩亚的气候适应试点项目（PPCR）资助1460万美元，气候恢复项目正式启动，主要用于加强沿海资源和社区项目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世界银行认为，应对清洁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开展：首先，帮助发展中国家向低碳发展道路转变。具体包括发展可再生能源、开展节能行动、提高一次能源的使用效率；其次，推动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如碳捕集和封存技术（CCS）、生物燃料转化技术等；第三，防止滥砍滥伐，土地管理不当对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率”达到大约20%。此外，滥伐森林对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环境和贫困地区人口的自然资源都造成极大威胁。目前，世界银行正致力于与合作伙伴建立“森林碳基金”，帮助国家运用碳融资信贷，有力地打击滥伐滥砍行为。第四，应对气候风险。不断加剧的天气变化使得洪水和干旱等灾害频发，对于贫困人口来说，如何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至关重要。世行首度提出气候风险机制的概念，并最先在拉美、南亚等地区推出应对气候变化的保险方案。这些经验今后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推行。
从全球范围来看，建立全球性的碳减排机制是今后应对碳排放问题的必然选择。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不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个别责任，它跨越了国家和的限制，是需要全人类共同应对的课题。世界银行正在以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为出发点，积极开展减排行动，在防止地球变暖和环境恶化的过程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随着世界银行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清洁能源活动的不断开展，必然会带动更多的国家和组织投入到这一事业当中。
注释
气候变化的原因范文第2篇
关键词：气候变化；应对政策；公众认知；中美比较
0、引言
近年来极端恶劣天气频发，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破坏，造成数以亿计的经济损失。科学研究认为，气候变化的趋势主要是气候变暖。近100多年来全球平均地表温度升高了0.3℃～O.6℃，海平面平均升高了10～25厘米。而导致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化石燃料的燃烧、大规模的工业污染、森林砍伐以及土地用途改变等种种人类活动造成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积聚。这些气候变化现象及其引发的后果越来越引起人类社会的关注和各国政府的普遍重视，关于气候变化的研究也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科学家们在科学层面上的探讨，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于气候变化带来的有关政治、经济以及伦理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富国是否对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负有特殊的义务，发达国家是否对很大比例的历史排放负有责任，排放所产生的成本是否已经不成比例地降临在穷国?世界各国应如何公平地承担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和义务正成为热议的话题和争论的焦点。
中国和美国是全球气体排放量最多的两个国家，根据目前的国际谈判情况，两国都面临着巨大的碳减排压力。中国进行碳减排的重点在于转变高耗能的生产方式，美国进行碳减排的重点则在于转变高消耗的生活方式。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中国和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如何，采取的政策与措施是否积极有力，对于国际社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同时，两国政府的态度与应对措施对国内民众关于气候变化的认知也有着极大地影响，民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直接影响着他们的应对行动选择，直接影响到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落实与实施效果。因此，比较中美两个碳减排大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分析两国公众对于气候变暖的认知情况，发现存在的问题，有利于为两国制定合理的减排政策提供依据，有利于促使两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1、中美两国应对气候变化国策的比较分析
尽管气候变化问题存在诸多争议，但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各国应该积极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各个国家根据自身利益以及气候变暖的现状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了若干国策。美国与中国是世界上两个碳排放大国，这两个国家碳排放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影响着整个世界碳排放的趋势，而两国推行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也有所不同。
1.1 摇摆、消极的美国气候变化国策
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法律与政策实体。政策制定的主体有联邦政府与州政府。联邦政府在制定气候国策时表现出了摇摆不定，在减排与经济发展两方面的比较中选择经济发展优先于应对气候变暖的战略。具体表现为：①早年美国在推进全球气候问题的对策研究上相当积极，1992年美国成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成员国，并且成为第四个批准该框架公约的国家。②1997年7月25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伯瑞德一海格尔决议，标志着美国进入气候变化政策的消极时期。该协议的中心思想是美国将拒绝签署任何与《公约》有关的协议。2001年3月28日，小布什政府宣布退出《京都协议书》。自1997－年2005年，美国联邦政府鲜有法律或政策的行动，美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总体上处于最消极时期。③2005年，俄罗斯加入《京都议定书》，美国感受到了来自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国际压力。同年的卡特丽娜飓风等严重自然灾害也使得美国开始重新审视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严重影响。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推出《气候安全法》，其目标是2005年的排放量作为2012年的总量的控制目标并逐年减少。④奥巴马政府就职后，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奥巴马政府内外政策中仅次于推动美国经济尽快复苏的优先议程。2009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表明美国的气候政策迈出了积极一步。
1.2 持续、积极的中国气候变化国策
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碳排放总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为碳排放总量第一的国家。中国碳排放国策是世界瞩目的焦点。中国在气候变化中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国际上普遍认为中国的减排对于全球控制气候变化的进程具有决定性作用。中国在减排国策的制定上一直持积极的态度。①1993年1月5日中国批准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公约》推动了中国各职能部门间政策协调的发展。自《公约》于1994年生效后，中国政府以认真负责的态度，积极履行在《公约》下做出的承诺。2002年8月，中国核准了《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议定书》生效后，中国又建立了清洁发展机制(CDM)领导和管理体制。中国专家积极参加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工作，为相关报告的编写作出了贡献。②中国认真履行本国在《气候公约》和《议定书》下的义务，于2004年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并于2007年6月《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在《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中国提出了到2010年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目标，即：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政策措施取得明显成效，到2010年比2005年降低20％的能源密集度。③2008年6月9日，中国央行公布的国内排放贸易计划，包括从温室气体排放到水污染的每一项，加快国家对“绿色”推动增长的初步轮廓。“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显示，中国“十二五”时期将着力发挥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在节能减排中的作用。中国政府面对气候变化，在国际上积极参与支持国际合作，在国内组织筹建应对气候变化的组织机构，并主动采取政治、经济手段等一系列的措施和行动应对气候变暖。2中美两国公众应对气候变化认知差异性比较分析
2007年，由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美国促进委员会(AAAS)以及非营利组织组成的工作组撰写的报告《气候素养：气候科学的必要原则》中正式提出“气候素养”这一概念，即指个人或者社会团体对气候的理解，该理解包括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和气候对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一个具有气候素养的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理解地球气候系统的主要规律原则；知道如何科学的评估哪些关于气候的信息是正确的；有目的的了解并与其他人交流有关气候和气候变化的问题；对于有可能影响气候的问题，能够做出有效和
负责的决定。国民气候素养的形成一方面依赖于教育的实施，另一方面决定于政府推行的政策、态度及大众媒体的导向。
如上节所述，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国策方面有较大的差距，那么这种差距在两国民众的气候素养上是否有所体现呢?对于这一问题，我们通过一些调查数据来进行分析和判断。美国的调查数据来自于乔治梅森大学与耶鲁大学的联合小组(以下简称“联合小组”)和皮尤研究中心的问卷调查，中国的数据来自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问卷调查。“联合小组”于2011年4月23日至2011年5月12日在美国做了关于气候素养状况调查。调查涉及1010人，样本的总有效率为95％。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于2009年9月30日至2009年10月4日开展相关的问卷调查，调查涉及1500人，样本的总有效率为95％。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于2011年3月18日至2011年4月20日对网民、大学生以及县域居民开展了调查。对于网民与大学生采取网上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于县域居民采取实地问卷调查的方式。参与调查的网民为3599人，问卷总有效率为96.97％；参与调查的大学生为6750人，问卷调查的总有效率为98.15％；参与调查的县域居民为1513人，收回有效问卷763份。
2.1 中美两国公众对于气候变暖的认同度极其相似
有关气候变暖的问题最早出现在文献中是19世纪末。对于气候变暖的问题，科学界争论不断，两国公众是如何认识这个问题的呢?调查结果见表1。中美两国公众对气候变暖持肯定态度的人数比例惊人的相似。中国公众赞同气候变暖的比例为65％，美国公众赞同气候变暖的比例为64％。持否定观点的民众比例差距较大，中国公众认为气候没有变暖的比例为8％，而美国公众持否定观点的比例为18％。
2.2 科学结论对美国公众关于气候变暖的认知影响更大
2.2.1 科学家的结论对美国公众认知的影响程度高于对中国公众认知的影响程度
应对环境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由于全球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使得决策者在应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不得不向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寻求建议。调查结果见表2。美国公众非常相信科学家确认全球变暖的比例为21％，中国公众非常相信的比例为10％，美国公众相信程度要远远高于中国公众。由此可知，美国公众关于气候变暖的确切认知主要来自于科学家的结论。原因是：一方面美国政府较早以前就非常重视有关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也得到了很多权威性的结论。另一方面由于政府为了推行其保守的气候政策，采取有目的系统性行动操纵气候变化科学研究及结果，而不是采取行政手段，使得美国公众得到了更多的来自科学研究的信息。
2.2.2 欧美严寒对美国公众关于气候变暖的认知有所影响
自2009年末到2010年初，欧美各国先后出现暴雪、暴雨等极端天气，这是继2009年11月中下旬出现严寒天气之后，西欧部分地区和美国东部又出现降温天气。这种极端天气现象的出现对于气候变暖的观念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调查结果见表3。美国公众对气候变暖持非常怀疑态度的要高于中国公众10个百分点。可见切身感受会影响人们对于气候变暖的认知。但我们还要看到，尽管经历了严寒，仍有23％的美国公众对气候变暖一点都不怀疑，这个比例高于中国公众13个百分点。说明美国公众对于科学结论的信任程度非常高。
2.3 中国公众对于碳减排政策的支持比例远高于美国公众
有关对碳排放政策的支持情况调查，结果见表4。美国公众支持实施碳减排政策的比例为50％，反对的比例为38％，不知道或者中立的占12％。而中国公众支持碳减排政策的比例为76％，远高于美国公众。选择反对的比例为3％，远低于美国公众。调查的结果表明中国碳减排政策得到了更多的公众的支持，政策制定的空间比较大，而美国政策制定受到的阻力则会比较大。因此可以看出，美国碳减排政策的出台将会是个漫长且困难重重的过程。同时也可以看出奥巴马政府虽然重视气候变化问题，但是要想通过参议院达到2020年削减以1990年为基础的碳排放量4％的目标是非常困难的。
2.4 中美两国公众对于气候变暖的原因认知存在较大分歧
在问及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时，中美两国公众认知存在较大差异，见表5和表6。我国公众中有27％的受访者认为是由于自然环境的因素造成的，73％的人认为是由于人为活动带来的，其中36％的受访者选择了温室气体排放，有24％的人选择大气污染物增多，13％的人选择了城市化。美国公众中47％的受访者认为是人为因素造成的，这个比例远远小于我国。而有35％的人认为是由于自然因素造成的。
2.5 中国公众对于重要的气候政策更为了解
为了考察公众对国家气候政策了解程度，我们设计了“您知道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内涵吗?”这一题目对我国公众进行测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我国在国际社会进行气候谈判时中国维护本国利益的一个基准点，是我国国际谈判的基础。相对应的，美国在碳减排方面最重要的原则是“总量控制与交易”。我们用“您知道什么是‘总量控制与交易’吗?”这一题目测试美国公众的政策了解程度，结果见表7。美国公众对于非常重要的气候政策“总量控制与交易”表示不知道的比例达到55％，而中国公众中对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表示不太了解或根本不了解的人仅为17％。有46％的中国公众对于这个原则表示知道很多。由此可见，中国公众在对国家气候国策的了解程度要远高于美国公众。
3、结论与建议
气候变化的原因范文第3篇
构思一
为了体现归还学生学习自，我把整个班级四十五名学生分成了六组，把课桌都拉开分组，这样便于学生讨论问题。对于一些开放性的问题就可以完全放开，让学生自由发挥，各抒己见。
构思二
教研员有意回避正常的教学进度，本节课是跳过多个章节的，学生没有相关的气候知识，在此需要补充一下天气与气候的区别，我出示了一张照片，请学生分组讨论，分析它拍摄的时间大约是哪一年。
学生有说今年，有人主张是去年，还有人猜测大约很久了，最后居然有学生说拍摄信息看不出来，我对这位学生当堂赞扬了一番，并且全班同学都为他鼓掌。这张照片确实看不出是哪一年拍摄的，今年能拍到这样的照片，明年也能拍到这样的照片，这就体现了气候是稳定的。
天气变化与气候变化的区别：
天气变化：短时间，指晴、阴、雨、雪等变化。
气候变化：长时间，用气温、降水量、风等要素的变化来度量。
构思三
课堂用《后天》导入，一部美国科幻电影，描述全球暖化和全球寒冷化后所带来的灾难。该片是20世纪福克斯公司的年度科幻巨片，投资达1.25亿美元。
美国气候学家杰克（丹尼斯·奎德Dennis Quaid饰）认为，温室效应正在引发地球的大灾难，北极冰川的融化，会让地球回到冰河世纪那样的劫难。他的提醒并没有引起美国当局的重视，一切都已经太晚：飓风、冰雹、洪水、冰山融化、极度严寒，一系列的地球巨变引发了一场不可挽救的灾难。本节课的内容是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对人类的影响，既有变冷又有变暖，这样导入新课是比较贴切的，一下子把学生引入了课堂氛围之中。
构思四
同学们分组进行不同角色的扮演活动，站在扮演角度讨论应对气候变暖的措施：
1.未来的环保保护者
2.未来的科学家
3.未来的政府首脑
4.未来的联合国的官员
虽然只是扮演活动，学生还是比较认真的，这样既可以活跃课堂气氛，又可以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并锻炼表达能力。
构思五
课堂总结是前后呼应，前面讲述了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人为原因：温室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数量的增加
人类大量燃烧矿物燃料——排放多
植被的大量破坏——吸收少
在归纳措施时要针对相应的原因：
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
采用新能源
提高能源利用率等
增加温室气体的吸收：
植树造林
这样可以培养学生对材料的分析归纳能力，逐渐形成一种解题思路。
构思六
课堂中固定答题思路：
问原因——自然原因，人为原因
例如：气候变暖的原因有自然原因和人为原因
问影响——有利影响，不利影响
例如：气候变暖的影响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
有利影响有：
由于全球变暖，原来被冰雪覆盖的土地逐渐显露出来，一些格陵兰人开始种植一些蔬菜，这对于长期依赖进口的格陵兰而言是个惊人的变化。
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升高，会导致植物光合作用加强，植物的生产率也将会有一定幅度的提高。这一效应对小麦、大豆、水稻等农作物尤为明显。
构思七
我上课的时间是2011年12月9日，课堂中要学以致用，引入今日将要闭幕的德班气候大会。
全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暨《京都议定书》第七次缔约方会议；
时间：2011年11月28日—2011年12月9日；
地点：南非港口城市德班；
主要议题：1.确定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量化减排指标；
2.明确非公约发达国家在公约下承担与其他发达国家可比的减排承诺；
3.落实有关资金、技术转让方面的安排；
4.细化《坎昆协议》中有关“三合”和透明度的具体安排。
知识链接：1.全球变暖的原因、温室效应的原理。
2.全球变暖的影响。
3.应对全球变暖的措施。
4.中国的节能减排措施
讨论思考：
1.下列气体中不属于温室气体的是（ ）
A.甲烷 B.氟氯烃 C.二氧化碳 D.氧气
2.全球变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正确的是（ ）
A.将改变植物群落的结构
B.造成生物多样性的增加
C.物种不易患病，抗虫害的能力提高
D.植物的生产率会有一定幅度的降低
3.由于温室效应，全球气候有变暖的趋势，到那时，我国可能出现的情况是（ ）
A.1月0℃等温线将移到秦岭—淮河以南
B.东北山区河流春季水量比现在大
C.珠穆朗玛峰的永久性积雪冰川界线将下移
D.台湾岛的面积将比现在大
4.中国为遏制全球变暖做着不懈努力，节能减排成效显著，“十一五”期间淘汰低能耗取得巨大成就，其中不包括哪一工业部门（ ）
A.炼钢产能 B.水泥产能 C.建筑产能 D.造纸产能
构思八
课后探究：
“试一试，你能行”——根据你的兴趣、知识积累选择某一课题作为探究方向，写出产生后果的因果链。
口气候变化与农业
口气候变化与生态系统
口气候变化与自然灾害
口气候变化与水资源
口气候变化与人体健康
口自己拟订研究方向
构思九
学习反思
1.走出误区：
误区一，认为全球变暖就是全球气候变化；
误区二，认为全球变暖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
误区三，认为全球变暖百害而无一利；
误区四，认为面对全球变暖，人类只能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来应对。
2.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
气候变化的原因范文第4篇
作者简介：高小升（1980-），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思政部讲师， 法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全球气候变化与现当代国际关系。
摘要： 农业领域温室气体排放增长快、减排潜力大以及较高的生态脆弱性等决定了其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地位随着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发展而日渐提升。虽然目前对农业议题的关注度仍然和农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重要性不完全相称，但是农业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地位已经大为提升。农业在气候谈判中地位的变化对气候谈判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然而鉴于一系列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农业议题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的上升及其影响尚有待进一步观察。
关键词：全球气候谈判；农业；温室气体排放；京都议定书
中图分类号：F323.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3）04-0037-07
自工业化以来，人类社会遭遇了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而其中最为严重且最难应对的当属气候变化问题。鉴于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诱因，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就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农业在应对气候变化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不仅排放大量的温室气体，而且具有很大的减排潜力，同时农业也备受气候变化的影响。随着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发展，农业日渐被纳入全球气候谈判的议程中，农业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出现及其未来的地位变化将对全球气候谈判和农业发展本身产生多方面的影响，适时对其进行分析意义重大。
关于“农业与气候变化”的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已经做了一定的有益探索，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气候变化对农业发展的经济影响。国内外学者，尤其是农业经济研究学者，运用各种模型分析气候变化在农业领域的系统性影响，包括气候变化对粮食安全、农产品贸易，农业产业分布等问题，比如2009年农业部启动的“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及应对技术研究”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产生了一批优秀成果。二是发展低碳农业的必要性及其路径，这也是研究论文最多的领域之一。研究者从应对气候变化、农业发展等角度论证实现农业低碳转型的必要性，并从技术层面、政策层面以及财政和金融支持等角度提出了发展低碳农业的路径。三是研究农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应发挥的作用。从事此方面研究的主要是国外学者，他们主要通过分析农业与气候变化的关系，提出农业在未来应对气候变化中应该发挥的作用和要求提高农业在未来国际气候机制中的地位，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当属美国农业与贸易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of Agriculture and Trade Policy）围绕国际气候谈判进展发表的系列分析评论。然而目前的研究未能回答如下问题：农业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农业议题目前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处于何种地位？农业议题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的变化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正是本文力图解决的问题。
一、农业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变化的原因与动力
全球气候谈判启动于20世纪80年代末，时至今日已有20多年的历史。在这一进程中，农业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地位逐渐发生着缓慢但却重要的变化，从最初对农业议题的漠视到强调农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重要性，再到农业作为当前全球气候谈判中独立的谈判议题出现。究其原因，三大因素的发展是农业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变化的主要动力。
1. 农业领域中温室气体排放的迅速增加。从排放总量看，农业领域温室气体排放在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中的份额日渐增大。根据2007年的IPCC第四份评估报告（IPCC AR4），农业排放的温室气体占全球人为排放总量的10%～12%，全球排放的甲烷（CH4）和氧化亚氮（N2O）中来自农业的分别占47%和58%[1]503 。土壤释放的甲烷（CH4）和发酵产生的氧化亚氮（N2O）是最主要的温室气体来源。2005年农业排放的CH4和N2O就分别占全球非CO2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38%和32%[2]。
从排放趋势看，农业温室气体排放正快速增加，并且很可能在未来继续保持这一趋势。相关研究数据表明，1990～2005年间农业排放的甲烷（CH4）和氧化亚氮（N2O）增加了17%，年均增长5 800万吨。联合国粮农组织（FAO）预测，源于氮肥使用量的增加和沼气生产量的提升，2030年农业排放的氧化亚氮（N2O）会增加35%～60%[3]99 。其他学者和研究机构的结果也显示出相似的趋势，认为未来农业领域排放的氧化亚氮（N2O）将在1990年的基础上增加50%。
从排放的地域分布看，发展中国家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增加源之一，而农业排放在发展中国家总排放中占有很大的份额。国际粮食与农业贸易政策委员会（International Food& Agricultural Trade Policy Council， 简称IPC）的数据显示，农业排放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占其温室气体总排放的74%左右[4]4。 农业虽然在发达国家经济中的比例很小，但是近几年来由兽禽粪污管理带来的排放却不断上升，也不容忽视。此外，土地使用变化导致的排放也大概占全球CO2总排放的20%左右[5] ，而粮食生产是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之一，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008年度报告得出结论，由人类需求驱动的粮食增长正在也将继续推动农业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
可以说，农业领域温室气体在全球排放总量中份额的扩大、对未来农业排放趋势的担忧以及农业排放源的增多开始促使世界各国对农业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地位的重新审视。
2. 国际社会对农业减排潜力的新认识。20世纪80年代末全球气候谈判启动之初，气候科学研究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对于农业与气候变化的关系也没有充分的认识。然而随着气候科学研究的发展，世界各国日渐认识到农业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特别是农业领域存在着巨大减排潜力。具体表现在：（1）农业领域存在着丰富的碳汇碳汇（carbon sink）主要是指陆地生态系统吸收并储存二氧化碳的多少，或者说是植物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其固定在植被或土壤中，从而减少该气体在大气中的浓度。在陆地生态系统二氧化碳总储存量中，森林约占39%，草原约占34%，农耕地约占17%。 ， 能够大大减低空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有效应对气候变化。仅以碳的封存为例，农业在确保世界粮食安全的同时，仍为温室气体减排提供了多种可能，预计年减排潜力为55～6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几乎相当于当今世界1年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2030年约有89%的技术减排潜力能够通过土壤碳封存来实现，尽管其可行性尚需进一步研究[6]1-5 。澳大利亚农场主协会（NFF）研究认为，在过去的2个世纪里，全球农业用地中超过一半的土壤碳汇已经丧失，温室气体已经排放到空气中，这一丧失也为碳的封存提供了新机遇，预计能吸收空气中10%左右的碳[7]。（2）通过提升家禽、粪便和水稻的管理以及优化肥料使用和管理等方式，农业排放的温室气体也能大大减少。混合肥料的使用是农业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这些混合肥料以天然气和氮肥为原料制成，生产过程会消耗大量的能源，释放大量的温室气体。这些混合肥料的使用也会使土壤释放的温室气体增加，因而加强混合化肥使用管理会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与此同时，农业领域内的家禽业也是潜在的减排源泉。反刍动物，诸如牛、绵羊、山羊和水牛等消化食物的过程（又称肠道发酵）是家禽业温室气体的最大排放源。据统计，由此种消化方式带来的甲烷（CH4）占人为排放的此类气体总量的5%～10%。[8]3-5 尽管改变动物的消化习惯异常困难，但是改变上述动物的食料会对这一过程中的温室气体排放产生影响。新近由部分农场牵头、奶农参与的联合研究发现，通过改变奶牛的饮食，在其中加入富含有欧米茄-3的饲料能大大减少反刍过程中排放的温室气体，最高可减少18%，而且还能增加牛奶的营养价值。
不管是碳的封存、肥料使用的改变以及家禽的饮食管理都将给农业提供可观的减排潜力。联合国粮农组织（FAO）预计，发展中国家通过农业和林业项目采取的减排努力成本可能占所有行业和地区总成本的1/4到1/3， 但减少的排放却能达到减排总量的1/2到2/3[9]2-4 。可以说，世界各国对农业减排潜力的重新认识是农业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变化的重要原因。
3. 农业在全球气候变化中日渐凸显的生态脆弱性。随着气候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清晰表明，气候变化会对农业产生重大影响，并且以负面影响为主。英国财政部的《斯特恩报告》指出，全球气温升高2℃将使干旱和半干旱地区（例如地中海盆地）水量减少30%，上升4℃这些地区的水量将减少40%～50%[10]。倘若全球升温3～4℃，气候变化对农业的负面影响将更大，在非洲和西亚地区的表现最为明显，使用弱碳肥料情况下减产25%～35%，使用高碳肥料情况下也要减产15%～20%。2007年出版的IPCC评估报告也指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气候变化最为脆弱的非洲影响最大，“非洲许多国家的农业生产，包括食物的获取，都将因气候的异常和变化而受冲击，适合农业生产的地域，农业作物的生长期以及那些处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周边的农业潜在收成大大降低，进而影响粮食安全和减速该地区人群的营养不良”[11]8-15 。此外，由气候变化带来的海平面上升也将减少可耕种的农业用地和农业产值。海平面上升将使世界许多地方数千公顷的良田被淹，海平面上升1米将使湄公河流域可耕种和水产养殖面积减少10万公顷，尼罗河三角洲大部分被淹没，五大主要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和南非）受影响的国土面积分别达到0.34%、0.24%、0.14%、1.02%和0.02%。倘若海平面上升3米，则分别达到0.76%、0.66%、0.41%、1.92%和0.05%[12] 。面对气候变化对农业负面影响的日渐增大，采取适应和缓解措施成为农业领域必然的选择，由此也要求对农业在国际气候谈判中被漠视的现状加以改变，进而对通过国际气候机制对农业应对气候变化做出安排。
二、农业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的变化
在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发展进程中，农业议题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地位变化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1. 对农业议题的漠视阶段（1988～1995年）。20世纪80年代末开启的全球气候谈判最初并未直接涉及农业领域，各缔约方批准生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只是非常模糊地提及农业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表现在：首先，《公约》第2条谈及粮食生产的重要性，强调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应当在足以使生态系统能够自然地适应气候变化、确保粮食安全生产免受威胁并使经济发展能够在可持续的时间范围内实现”[13] 。其次，《公约》要求所有缔约方制定、定期更新和公布其所有温室气体源的人为排放和各种汇的清除，涵盖农业领域。同时，《公约》也要求各缔约方制定、执行、公布和经常更新国家的以及在适当情况下区域的减缓气候变化的计划，以及相关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农业也被纳入其中[14]。 此外，《公约》第4条第1款也呼吁缔约方促进、合作发展、应用和传播（包括转让）各种用来控制、减少或者防止温室气体人为排放的技术、做法和过程，而这些行业和部门包括农业和林业。
可以说，在这一阶段，农业议题基本上不为《公约》缔约方所注意，全球气候谈判主要将注意力放在应对气候变化基本原则和框架的确立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应对气候变化责任的划分上，在《公约》中只是一般提及农业应该包含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域之中。
2. 农业议题关注初显阶段（1995～2005年）。1995年，《公约》缔约方第一次大会（COP1）决定启动《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以落实《公约》确立的应对气候变化原则和目标，由此全球气候谈判进入京都气候时代。在这一阶段，农业议题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地位有所提升和改观，农业领域采取的措施也被纳入到缔约国家实现减排目标的手段之中。表现在：
首先，把土地使用、土地使用变化和林业（LULUCF）领域的活动计入减排目标的实现中。根据《议定书》第3条第3款，“自1990年以来直接由人引起的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活动――限于造林、重新造林和砍伐森林――产生的温室气体源的排放和汇的清除方面的净变化，作为每个承诺期碳贮存方面可核查的变化来衡量，以实现附件――所列每――缔约方依本条规定的承诺”。[15] 同时，《议定书》也赋予《公约》缔约方大会就涉及农业土壤、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类各种温室气体源的排放和各种汇的清除方面的相关变化，应如何加到附件一所列缔约方的分配数量中或从中减去的方式、规则和指南做出决定。在《议定书》后续谈判中达成的《马拉喀什协议》（Marrakech Accords）对LULUCF的原则和规则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即LULUCF活动仅包括森林管理、放牧和管理、植被恢复以及农田管理[16]。
其次，《议定书》下发达国家实现减排目标的京都灵活机制之一――清洁发展机制（CDM）首次明确将农业领域减排包括其中。京都灵活机制由排放贸易、联合履约以及清洁发展机制等三大机制构成，其目的在于帮助发达国家实现《议定书》规定的减排目标，其中清洁发展机制允许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减排项目，从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履行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中所承诺的限排或减排义务。 根据CDM的规则，发达国家通过CDM获得的排放许可用于冲抵其京都减排目标，而农业领域是开展CDM项目的主要领域之一。由此，农业领域温室气体排放的减少得以进入全球气候的谈判之中。
再次，《议定书》首次就农业应对气候变化提出直接的要求。《议定书》第10条b款呼吁签约国制定、执行、公布和定期更新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和有利于充分适应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以及在适当情况下的区域方案，这些方案“除其他外，将涉及能源、运输和工业部门以及农业、林业和废物管理”，[15] 从而农业议题正式出现在国际气候协议中。
3. 农业议题地位的迅速提升阶段（2005年以来）。2005年《议定书》最终生效，全球气候谈判进入后京都气候时代。在这一阶段，农业不仅首次成为独立的谈判议程，而且在各种气候谈判场合被多次讨论，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迅速提升。表现在：
首先，农业在气候谈判中被提及的次数迅速增加。在《公约》及《议定书》的谈判中，农业议题被提及的次数寥寥无几，然而自2005年后京都气候谈判启动以来，缔约方不仅就农业应对气候变化多次交换意见，而且出现在后京都气候协议谈判文本中的多个地方。根据全球农村发展捐助者平台（Global Donor Platform for Rural Development）对哥本哈根气候会议谈判文本的分析，涉及农业的条款达到72处。2010年，各国依据《哥本哈根协议》提交的应对气候变化计划中，三分之二的发展中国家将农业纳入其中，2010年底的坎昆会议后投入运作的快速启动基金、绿色气候基金以及新建立的“坎昆适应框架”均将农业囊括其中[17]。
其次，在正式的联合国气候谈判之外，对农业应对气候变化的讨论日渐增多，也趋于激烈。一般来讲，在正式气候谈判会议召开的同时，《公约》秘书处也会邀请学术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参加会议，举办气候大会的边会（side event），就尚未纳入正式谈判的气候议题和观点进行交流，从而使边会成为塑造正式气候谈判结果的重要渠道[18] 。近年来的几次气候大会上，举办的边会和参加边会的人数迅速增加，涉及农业的边会和活动也大量涌现。据统计，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期间，与农业相关的边会共有13个，并且还在2009年12月12日举行了“农业和农村发展日”，后者还了“农业和农村发展联合宣言”，极大地扩大了农业在气候谈判中的影响。
再次，要求将农业纳入国际气候机制的呼声高涨。随着气候科学的发展，各缔约方、学者、环境非政府组织对农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地位的认识更加清晰，因而越来越呼吁给予农业在气候谈判中应有的位置，改变以往应对气候变化中对农业的忽视。2009年4月，各缔约方在德国波恩首次召开《公约》下农业议题专题研讨会，2009年6月的第二次波恩气候谈判会议的谈判文本将农业议题单列一章。哥本哈根大会期间，迫于各种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压力，农业被写入《哥本哈根协议》文本草案中，虽因多种原因，农业未能出现在最终的《哥本哈根协议》文本中，但是此后的历次谈判会议上，农业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19] 。2010年坎昆会议前夕在荷兰海牙召开的“农业，粮食安全和气候变化”国际会议制定了农业应对气候变化的路线图。在坎昆会议上，虽然各方因在《议定书》存续、减排责任划分等关键议题上的分歧使农业在此次会议上未受到进一步的关注，但《坎昆协议》中的不少条文仍对农业应对气候变化做出了规定。
三、农业议题在气候谈判中地位上升的影响
当前正处于构建后京都气候机制的关键阶段，各方围绕着气候谈判的各项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与博弈，农业议题地位的提升将对当前的全球气候谈判产生重大而且复杂的影响。
首先，农业纳入气候谈判增加了全球气候谈判的复杂性。气候变化属全球性问题，具有涉及面广的特点，为应对气候变化，各缔约方需进行多方面艰难的协调与合作。根据加拿大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20余年来对全球气候谈判的观察， 气候谈判涉及的议题越多，协调的难度就越大。与其他行业不同的是，农业作为基础性产业，在人类的生产生活中享有战略性的地位。虽然从经济数据显示，农业在国际经济中的贡献度不断降低，但是这并不真正反映农业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实际作用。农业的战略性地位决定了将其纳入到原本已经存在诸多议题的全球气候谈判中，无疑将增加谈判的复杂性。（1）农业的规模决定了在该行业达成减排安排相对复杂。源于农业用地的超大规模，生态系统的差异以及该行业涉及许多农民的利益，任何有关这一行业的应对气候变化安排需进行全面的权衡，在上述多种因素之间实现复杂而微妙的平衡。（2）农业减排的不确定性加剧了谈判的复杂性。在农业减排中，最大的技术难题当属减排的不确定问题以及减排量如何计算的问题。以农业领域的土地使用、土地使用变化和林业（LULUCF）为例，对于如何处理LULUCF与各国减排目标的关系，仍存在很大的争议和技术性难题。同时，如何计算农业生产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农业碳汇都是国际气候谈判中争议不休的问题，这些都使举步维艰的全球气候谈判进一步复杂化。
其次，农业纳入气候谈判提升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全面性和有效性。虽然农业领域温室气体排放量不断上升且减排潜力巨大，但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农业却被排除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进程之外，使应对气候变化缺乏全面性。不仅如此，鉴于农业温室气体排放的规模，忽视该领域不仅导致农业排放的急剧增加，而且也会抵消其他行业所做出的减排努力，导致“碳泄漏”。而将农业纳入全球气候谈判则能逐步解决这一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农业进入全球气候谈判议程和在其中地位的提升，丰富了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方式和提高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实际效果：（1）农业领域可以实现直接减排。通过调整和改变现有农业的运作模式，不仅能推进农业的发展，而且能够降低农业部门的碳排放强度。以粮食生产为例，借助改变农作物的种植方式和粮食生产链，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前提下，与粮食生产相关的排放还能大幅下降。（2）降低与农业相关的其他行业的排放。源于森林砍伐和破坏导致的排放（REDD）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增长源，占全球排放总量的20%，超过全球交通运输部门，达到中国和美国2005年的排放水平[20]5。 20世纪90年代，源于森林砍伐释放到空气中的碳约为15亿吨，其也是世界第三、四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巴西和印度尼西亚的主要排放源[21]1-2。联合国粮农组织估算，1990～2005年间全球森林砍伐面积约为1 300万公顷/年，由此导致的排放约为58亿吨二氧化碳当量[22] 。而农业对土地的需求是驱动森林砍伐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农业纳入全球气候谈判议程无疑将减缓这一趋势。（3）农业也为世界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新的能源选择。生物能源是很多国家发展可再生能源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被认为是遏制交通运输业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的有效途径，也是减少柴油等石油产品使用的有益替代能源，而农业种植的能源作物是生物能源生产的主要来源。近年来不少国家出台了大力发展生物能源的计划，譬如欧盟在2005年12月就提出了“生物能源行动计划”的立法建议，计划将欧盟25国供热、电力生产和交通运输中生物能源使用量从2003年的6 900万吨标准油提高到2010年的1.85亿吨标准油[23] 。这些目标的实现在很大意义上依赖于农业，凸显出农业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
再次，将农业纳入全球气候谈判议程加大了达成国际气候安排的难度。在后京都气候时代，围绕着国际气候机制的构建，各国之间召开了激烈的博弈，“双轨制”的气候谈判原本就艰难和复杂，不仅有2012年后《京都议定书》的存续问题，还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主要发展中国家）气候变化责任的划分问题，农业在后京都气候谈判中地位的上升会进一步恶化这一趋势。鉴于农业排放的巨大规模，农业减排和农业碳汇计算中的技术难题和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碳泄漏”都是缔约方极为关注的问题。不仅如此，农业还是粮食生产的主要来源，耕地占全球面积的40%，水资源消费的70%以及为40%左右的世界人口提供就业机会，这使得在农业领域的任何政策调整都将产生重大影响。此外，由于农业在发展中国家经济中占有较大的份额，《公约》及其《议定书》和2007年达成的“巴厘岛路线图”，要求发展中国家采取的适当国家减排行为（NAMAs）以发达国家“可衡量、可核实和可报告”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为前提，将农业纳入其中将增加发达国家的责任，这使谈判的困难进一步增加。上述这些都加剧了本已经举步维艰的后京都气候谈判的复杂性，使得在2012年底联合国多哈气候大会上达成后京都气候安排的几率和可能性进一步降低。
四、 结论与思考
综上所述，影响农业议题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三：农业领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迅速增加，对农业领域减排潜力的新认识以及农业在气候变化中的生态脆弱性；虽然目前对农业议题的关注度仍然和农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重要性不完全相称，但是农业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地位已经大为提升，未来其地位将继续上升；农业已经成为全球气候谈判的正式议题，鉴于它所具有的战略性地位，对目前正在进行且处于关键阶段的后京都气候谈判势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并进而影响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发展方向以及减排机制。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农业尚未成为全球气候谈判的核心议题，其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未来地位及其影响将取决于三大因素：一是气候科学研究的发展，要提升农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地位，首先要解决的是农业应对气候变化中存在的不确定性，而这依赖于气候科学研究的未来发展。二是农业在气候变化面前生态脆弱性的高低。未来气候变化对农业负面影响的大小将是决定农业是否采取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重要动力之一，也是农业议题在气候谈判中能否进一步受到重视的决定因素。三是全球气候谈判的进展。在当前的气候谈判中，发达国家减排以及工业领域减排是核心议题，只有在解决了关键的谈判议题之后，才有可能关注农业等其他议题。
总之，农业议题在全球气候谈判中的地位正在不断上升，其也对全球气候谈判产生了重大而复杂的影响，然而鉴于一系列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农业议题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地位的上升及其影响尚有待进一步观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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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的原因范文第5篇
近百年来，地球气候系统经历着一场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预估未来100年全球气候还将继续变暖。
数据显示，1906―2005年的一百年间，全球平均地表气温上升了0.74℃(0.56―0.92℃)，其中后五十年的升温速率几乎是百年平均速率两倍；1961年以来的观测表明，增加到气候系统内80％以上的热量被海洋吸收，升温已延伸到3000米的深海，海水热膨胀并导致海平面上升，二十世纪全球海平面平均上升约0.17米。
2007年在太空拍摄的地球照片是目前碳排放情况最典型的证明，北美洲、日本等燃烧化石作为能源的发达国家已经点亮了其所在的相关地区，而中国、巴西、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在逐渐地亮起来。这说明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地球正在变暖。
20世纪是过去一千年中最暖的一百年
自1860年有气象仪器观测记录以来，全球平均温度升高了0.6±0.2℃。20世纪以来，1998年最暖，2005年为次暖年。这并不意味着全球的气候正在趋向正常。实际上，20世纪是过去一千年中最暖的一百年，20世纪后期的20年又是这一百年中最暖的20年；1850年以来最暖的12个年份，有11个出现在1995年―2006年之间。
地球的气候系统正在变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一系列连锁反应不可避免的逐渐出现。首先降水分布发生变化，大陆地区尤其是中高纬地区降水增加，非洲等一些地区降水减少；陆地上湖泊水位下降、面积萎缩；海洋中，海平面升高将影响海岸带和海洋生态系统，造成海岸地区遭受洪水、风暴影响的程度和严重性加大。其次，气候变化已经并将继续改变植被群落的结构、组成及生物量，使森林生态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第三，气候变化给冰冻圈带来灾难。目前冰川的加速融化和冻土的退化，已引起了与之相关的冰湖溃决，洪水、泥石流、冰崩、雪崩以及冻土热融等各类冰冻圈灾害发生频率、强度和范围的增加。最后，有些地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如厄尔尼诺、干旱、洪涝、雷暴、冰雹、风暴、高温天气和沙尘暴等)出现频率与强度也相应的增加。
对此，各国的科学家使用31个复杂气候模式，对6种代表性温室气体排放情景下未来100年的全球气候变化进行了预测。其结果表明：全球平均地表气温到2100年将比1990，年上升1.4-5.8℃。这一增温值将是20世纪内增温值(0.6℃左右)的2―10倍，可能是近一万年中增温速率最快的。而过去和未来排放的二氧化碳将使增暖和海平面上升延续达千年以上。2100年全球平均海平面将比1990年上升0.09―0.88米。一些极端事件(如高温天气、强降水、热带气旋强风等)发生的频率将会增加。
气候变化将对人类的生存、生活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农业是反应最为敏感的部门之一，气候变化会使农业生产布局、结构出现变动，大幅度增加农业成本和投资。同时，气候变暖将导致地表径流、旱涝灾害频率以及水质等发生变化，水资源供需矛盾将更为突出。气候变化还将影响人类居住环境，致使对气候变化敏感的传染性疾病的传播范围有所增加，与高温热浪天气有关的疾病和死亡率也会增多。
气候变化考验中国
最近一百年里，中国的气温上升了0.4―0.5℃，以冬季和西北、华北、东北地区最为明显。1985年以来，我国已连续出现了16个全国范围的暖冬。
与全球未来的情况一样，我国气候也将继续变暖。到2020―2030年，全国平均气温将上升1.7℃；到2050年，全国平均气温将上升2.2℃，变暖幅度由南向北增加。不少地区降水出现增加趋势，但华北和东北南部等一些地区将出现继续变干的趋势。未来4―5年，黄淮海地区出现30―50年一遇的极强降雨事件的概率将比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增加4―6倍。长江流域出现连续大旱的可能性较大，部分地区的干旱程度、范围、持续时间还将进一步加剧。渤海沿岸和长江口地区的台风最大风速将增加约19％，破坏性更强。冰川融水是我国西部地区水资源的主要来源，我国西北冰川面积，预计到2050年还可能再显著减少27％，水资源安全形势堪忧。
我国农业生产靠天吃饭的格局短时期内仍无法改变，估算表明，气候变化和极端气候灾害将导致我国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的自然波动，从过去的10％增加到20％，极端年景甚至达到30％以上。同时，全球粮食生产的波动风险也将加大，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的国际形势不容乐观。
冰冻圈在全球变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记录着不同时间尺度的气候和环境信息，对中、低纬地区冰冻圈最发育的我国来说，它又与水资源、生态保护、气候预测和可持续发展密不可分。中国是一个冰川大国，拥有现代冰川46377条，多年冻土的面积达220万平方公里，季节冻土占70％的国土面积。目前西部地区冰川连续退缩。预计到2050年，青藏高原冬季最低气温升高约3.1―3.4℃，夏季最高气温升高约1.8―3.2℃，冻土变化会直接威胁到如青藏公路、青藏铁路、格― 拉输油管线、兰―西―拉光缆线等冻土区(包括东北冻土区)工程的建设、安全运营与维护。
人类活动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全世界对于属于自然科学领域的气候变化研究日益关注，1988年特别成立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简称IPCC)。IPCC设有三个工作组：第一工作组评估气候系统和气候变化的科学问题，我就在第一组工作，并在第五次评估报告时任第一工作组联合主席；第二工作组评估气候变化导致社会经济和自然系统的脆弱性、气候变化的正负两方面后果及其适应方案；第三工作组评估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方案。
IPCC于1990年、1995年、2001年和2007年四次评估报告，作为国际科学界和各国政府在气候变化科学认识方面形成的共识性文件，四次评估报告成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决策依据。GDP是政治家认同的数据，但是科学家更认同GWP(全球变暖潜势)，而在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上，很显然指挥棒只能有一个。
对于造成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多年来一直存在着不同的声音。这点从IPCC四次评估报告的结论中也能看到其变化的轨迹。1990年IPCC第一次评估报告认为，观测到的增温可能主要归因于自然变率，也可能和人类活动相关或是二者叠加；1996年第二次评估报告则
指出，有可以检测出的证据说明人类活动对气候有影响；2001年第三次评估报告提出，新的、更有力的证据表明，过去50年观测到的全球大部分增暖可能归因于人类活动(信度为66％)；最近一次，2007年的评估报告(AR4)则指出，人类活动“很可能”是导致过去50年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信度为90％)。
第四次评估的结论主要来自气候模式模拟的结果。我们将1750年作为节点，以瓦特发明蒸汽机为标志，人类拉开工业化的大幕。工业化大量使用化石燃料，导致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入大气，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大大增加。但是1750年以来由于太阳输出量的变化造成的直接辐射强迫仅为0.12(0.06―0.30)瓦／平方米，比人类活动的0.12亿平方米小一个量级，说明太阳活动在这一时期的气候变化中所起作用很小。
虽然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许多仍存在的科学不确定性，在观测事实方面，观测资料和参考文献的区域不平衡和空白，特别缺乏热带和南半球的资料和文献。但不影响其为第一部“地球系统科学”的评估报告。从IPCC评估报告的变化中，我们可以明显发现，观测数据和科学模型研究使“人类活动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渐渐成为全球共识。
“温室效应”本身并非坏事，若无温室效应，地球表面平均温度应该是零下18摄氏度，而不是现在的15摄氏度。但现在的问题在于人类在化石能源开采、工业生产、农业和畜牧业生产和处理废弃物等活动过程中，排放的温室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已经超出了这个标准。仅2007年全球排放碳75亿吨，其中排放到大气中的有32亿吨，陆地25亿吨。排放进入大气中的碳一部分能被海洋陆地吸收，但更多的形成了温室气体，成为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