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融合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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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融合的意义范文第1篇
创意产业目前在国外是发展势头最为强劲的产业，近些年来，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也逐渐兴起，上海、北京、杭州、深圳等地都将创意产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给予高度重视。旅游业作为以满足人们愉悦需求为根本目的的时尚产业，无论是产品开发，还是宣传促销，都与创意产业密切相关。将文化创意植入到旅游业中，用文化创意带动旅游业的发展，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旅游业发展的趋势。
一、产业发展背景
1.创意产业蓬勃兴起，成为推动行业发展的新引擎。在全球经济进入以知识为核心竞争力的时代背景下，文化创意和科技创新正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双引擎，“创意”更被认为是决定经济效益的关键因素。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就曾经认为“真正推动20世纪90年代巨大繁荣的不是充沛的资金投入或高科技创业潮，而是各种喷薄而出的人类的创意”。“新创意会衍生出无穷的新产品、新市场和财富创造的新机会，所以新创意才是推动一国经济成长的原动力”。理查德·弗罗里达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创意也是一种资本形式——可称之为“创意资本”。人们的新理念、新技术、新商业模型、新文化形式和新产业，这些就是“创意资本”。经济要发展、繁荣，那么各种类型的组织(个人、公司、城市、州乃至国家)都必须培育、推动、激发和投资于创意。创意思维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正是基于创意在城市发展、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推动作用，创意产业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
创意产业的出现可谓是知识、文化在经济发展中地位日益增强的结果。创意产业内涵的关键是强调创意和创新，从广义上讲，凡是由创意推动的产业均属于创意产业。创意产业具有很强的渗透力，可以与多种产业相融合，提高他们的观念价值。而且其产业资源、产业要素、产业运营可以围绕不断变化的需求进行动态组合，从而促进产业的不断创新。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创意产业是一种发展模式的创新，是对传统的产业发展逻辑的颠覆。在技术进步、产业融合、消费转型的新时代背景下，它对于包括旅游业在内的其他很多产业的发展都具有指导意义，为世界各国在知识经济全球竞争中带来新的发展思路和途径，创意产业与其他行业的融合发展也被我国许多部门和地区提到了极重要的战略地位。
2.旅游产业发展步入瓶颈，亟待升级转型。随着我国社会经济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旅游业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形势发生了深刻而重大的变化。我国旅游业已经进入了重大战略调整期，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成为战略调整的重中之重。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旅游产业的转型发展和升级换代，是我国旅游业发展面临的一个关键任务。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就是要转变旅游产业的发展方式、发展模式、发展形态，实现我国旅游产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方向转变，由注重规模扩张向扩大规模和提升效益并重转变，由注重经济功能向发挥综合功能转变。因此，旅游业态创新会是实现我国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
所谓旅游业态创新即通过围绕着旅游产品的生产、经营和流通等各环节上的具体方法和过程的创新。旅游业态创新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业态融合是旅游业态创新的最主要形式和发展趋势，如会展与旅游业的融合而成的会展旅游业、工农业与旅游业的融合而成的工农观光业、文化休闲业和旅游业融合而成的文化休闲旅游业等等。随着创意产业的日益兴起，创意产业的思维方式和发展模式对重塑旅游业的产业体系将会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创意产业所具有的创新性、渗透性、高增值力、强辐射力和高科技含量的特征，将为旅游业注入持续发展的生机和动力。可以预见，旅游产业与创意产业的融合发展将是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必将对优化旅游产业结构、提升旅游产业能级、促进旅游产业转型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二、创意产业对深化旅游发展凸显的作用
1.拓宽旅游资源范围。在国家标准《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中，确定了我国旅游资源有8个主类和37个亚类，155个基本类型，看似涵盖了自然和人文要素的各个方面。然而，旅游资源的范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旅游资源的功能性内涵决定了旅游资源是在动态地发展变化的，其范围和深度是随着人们的消费需求、认识水平、开发水平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而在这一范围的拓展中，创意产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创意产业以其独特的趣味性、知识性、时尚性、创新性不断地将新鲜的元素注入到旅游产业发展中，并能够将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各类有形资源、无形资源和各类动态与静态的活动，赋予其旅游资源的功能，从而将原本不被视作旅游资源的转化为时尚的旅游吸引物。网络游戏、动漫乐园、loft、soho、博物馆、音乐节、影视基地等等都是伴随着创意产业的发展而出现的新的旅游吸引物，甚至很多的创意产业园区本身就成为了一个旅游景点，如北京“798”艺术区、上海“8号桥”现今已经成为城市的旅游新地标，吸引着全世界游客的目光。
2.延伸旅游产业链条。旅游产业链是以旅游业中的优势企业为链核，以产品、技术、资本等为纽带，在旅行社、饭店、餐饮、旅游景区、旅游交通、旅游商店等行业之间形成的链条关系。旅游产业链是一条价值链，即旅游产品价值随着产业链的延伸会逐渐增加，因此，延伸旅游产业链成为近年来许多地方旅游业发展的目标。创意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可从两方面拓展旅游产业链。一方面表现在横向上，创意产业融入到旅游行业各产业部门之中，可作为旅游产业成长的“投入要素”和“增值资本”，为各类旅游产业增加附加值，突破旅游产业链条原有的“旅游六要素”的小循环，促使旅游产业与相关产业的互动互融，构造大旅游产业链的良性循环。另一方面表现在纵向上，创意产业可与旅游产业链上中下游各个环节的渗透与融合，使旅游产业链条向上游的研发和下游的品牌销售渠道延伸，从而有效拉长旅游产业链条。
产业融合的意义范文第2篇
关键词：景德镇 旅游产业 文化创意产业 融合
近年来文化创意产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就为旅游业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创造了条件。二者的融合具有重要的意义。（1）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为旅游产业的发展注进了新的血液，促进了旅游产业的创新。大大提（2）高了消费者的需求，从而弥补了传统旅游产业资源单一的不足。（3）旅游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刺激了消费，带动了经济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就业的问题。由此可见，旅游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对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1、景德镇基本旅游资源现状及旅游产业存在的问题
景德镇自然资源丰富，历史文化底蕴十分深厚。除了大家所熟知的陶瓷文化，民俗文化也颇具特色，还有茶文化等等。当然这些都是景德镇的旅游吸引人的地方。但景德古镇旅游产业同样也面临着诸多的问题。第一是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结合不够紧密，文化旅游资源分布较散。第二是由于旅游资本的有限导致的旅游特色不够明显，让许多消费者对景德镇的印象依旧停留在陶瓷文化上，对其他的特色旅游了解甚少。文化旅游产品的单一和陈旧，使游客感受不到新意。第三，吃、喝、玩、游、购、娱、等一体化的旅游服务发展滞后。
2、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业融合系统分析
2.1、两大产业融合的驱动因素分析
不断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和旅游业融合的因素很多，首先二者的融合必须依靠创意，而创意的产生离不开科技的进步与发展，例如通讯技术的发展就使得信息传播的速度不断加快，使我们能更快的获得信息。信息技术和交通技术的发展就为文化创意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其次是国家政策的不断放宽，降低了产业之间融合的壁垒。这就为产业之间的交叉和融合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2.2、两大产业融合的价值链分析
关于文化创意产业的价值分析，无论是在创意设计还是生产制作、营销推广和消费环节，都使二者的资源相互利用，达到了既满足消费者需求，又提高了产业的附加值的双赢效果。
3、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业融合模式
3.1、延伸型融合模式
结合文化创意产业和旅游业两大产业的特点将产业融合的模式分为延伸型融合模式、重组型融合模式和渗透型融合模式。
延伸型的融合模式主要是通过产业间经济活动的功能互补和延伸来实现二者的融合。其一是旅游产业向文化创意产业延伸的融合模式，这主要是赋予文化创意产业生产基地或者园区以旅游功能，通过两种产业的利弊互补来实现融合。其二是文化创意产业向旅游产业延伸的融合模式，这主要是旅游企业将文化创意因素赋予传统的旅游之中，从而促进两者的相互融合。
3.2、重组型融合模式
重组型的融合模式就要求将原有的产业价值链解散，通过新的价值通道来重新组合一条新的价值链。例如北京举办的奥运会，上海举行的世博会等等，都为两大城市的旅游业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效益。
从关系来看，这三种产业融合模式是一种层层递进的关系，无论是从融合的要求还是融合的深度来看，都在不断的提高和加深。从这一层关系来分析，不同的融合模式适合不同的城市地区，这就需要相关企业针对自身特点选择适合的产业融合模式。
4、推动景德镇文化创意产业与旅游业融合的对策建议
4.1、打造跨产业的文化创意旅游企业或联盟
为了促进产业的发展，实现两者的融合，我们可以采取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并购和重组的方法来获得更大的利润。例如开发新的旅游路线，在地标建筑或者广告宣传上加入文化创意来吸引消费者的目光等等。除了加强景德镇文化创意产业和旅游企业的合作之外，景德镇还可以采用建立联盟和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来获得更大的利益。
4.2、培养大众对文化创意旅游产品的认知能力
好的文化创意旅游产品当然只有更多的人了解和购买才能实现其自身价值。如何培养大众对产品的认知能力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足够吸引人眼球的宣传和营销方式，这不仅仅需要采取多种多样的宣传和营销手段，例如网络、电视、广播、杂志、宣传车等等方式，而且还需要新颖，有特色，健康舒适的旅游方式才能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景德镇要想让更多游客知晓，就需要加大大众对文化创意旅游产品的认知能力，加强宣传和推广，丰富营销方式与策略。
4.3、政府优惠政策及资金支持
政府部门的支持对于拉动文化创意旅游产业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例如有些地方政府会减免旅游企业的相关税收和出台资金鼓励等政策来支持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政府部门的支持对景德镇旅游业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当地政府应该在政策资金方面加大对景德镇旅游业的鼓励和支持。
好的旅游产品不仅仅需要创意，还需要有独特的吸引力，能够满足消费者的心理需求，才能真正实现产品的价值。给消费者带来乐趣的同时，让更多人了解当地的旅游特色，这是一个很好的宣传，无形之中也拉动了文化创意旅游业的发展。在景德镇我们应该不断挖掘瓷都在旅游中的文化性，瓷器的旅游产品也应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使游客都自愿消费，开心消费。
5、结论
文化创意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它需要政府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之间的共同合作。需要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各方面的大力配合。本文从文化创意产业和旅游业的背景和融合产生的意义，两者产业之间的融合基础、融合模式以及融合的建议、对策这几个方面展开分析和探究，通过各方面的努力从而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产业融合的意义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外向型经济 全球价值链 产业结构 微笑曲线 贫困化陷阱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向型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无论是利用外资，还是外贸进出口以及参与国际分工方面均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据测算，自1978年到2009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年均增长率比GDP年均增速高出近8.2％，外贸依存度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60％；另一方面，我国利用外资也呈现总体攀升的态势，即使在2008年和2009年金融危机的外在冲击及全球FDI走下坡路的国际背景下，我国2009年非金融类FDI累计达433亿美元，同比增长达到6.5％，在这一层面上构成了世界范围内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开放宏观经济学认为，外向型经济的提升与国内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全球化战略、本土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等方面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随着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深化与提升，可以促进本土企业微观生产率的提升，进而带动宏观经济增长乃至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优化。这一论点得到了国内外众多研究者的认可。例如，GVC理论的开创者之一格瑞斐指出，GVC向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化国家或地区的扩散和延伸可以导致这一系列国家和地区本土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机制的自动形成；此外，伊娃森曾研究发现，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多国公司通过控制全球的生产、制造和交易，来维护自身的主导地位，并通过FDI的形式，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投资的最优配置，结果往往将低附加值的产业实现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并形成在转入地的外资集群。在此基础上，爱德蒙德指出，进入本土的跨国公司如若与本土企业建立紧密的上下游关系，技术溢出越明显，进而得到本土企业能够通过这种外资在本土形成的集群内获得比分散情况下更多的技术外溢效应。
国内众多学者也有类似的观点。沈坤荣等曾对国内有关FDI的技术外溢方面的研究进行动态归纳和整理，结果发现，众多学者倾向认为FDI企业对于我国具有正向的技术外溢效应，至少在不同行业之间或地区内部具有较为明显的正向外溢效应。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宏观经济实践给人的直观感觉也似乎印证了这一点，即我国外向型经济的贡献已不单纯体现在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上，而是囊括了经济发展、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
然而，不久前由这一领域的资深专家刘志彪教授等推出的专著《全球化中中国东部外向型经济发展：理论分析和战略调整》透过现象看本质，指出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贸进出口超常规增长，但并未促进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他们认为格瑞斐所提出的“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进而形成“OEM?ODM?OBM”的自动内在机制不成立。这一论点引起了学界、政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反思，显示出充分的社会影响力。
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构成了中国长期以来集中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实施的主阵地，该著作正是以此为切人点，从产业集群理论和GVC二者相互融合的视角，描述和回顾了我国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动态变化过程和现状，推演了目前本土产业低端化形成的内在机理，深入剖析了东部外向型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对东部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及绩效进行了理论阐释和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从东部外向型经济升级与产业转移、自主创新、加快生产业投入、装备制造业升级、地方产业集群升级、提振内需等方面对我国未来外向型经济发展进行了开创性前瞻。笔者认为，这一研究的总体特征主要有：其一，突出的问题意识贯穿整个研究；其二，GVC和产业集群二维视角的融合体现出其理论和研究视角的重大创新；其三，研究方法上的科学性和严谨性融于整个研究体系；其四，研究既注重广度的普及又注重深度的推进；其五，既有宏观战略的调整和转向研究，也不乏本土企业实现功能升级的微观机制构建，凸显出重大的实践价值和意义。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发现外向型经济和本土产业的内在关系不仅构成了开放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更构成了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研究课题，这一视角也彰显出这一问题研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与其他相关研究相印证和比较，刘志彪教授等的这一论著站在本土产业长远发展和宏观全局的战略高度进行研究，以其特有的敏锐和独到，实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理论建构和突破，在外向型经济研究领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产业集群和GVC视角下本土产业结构的特征化事实
刘志彪教授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对外贸易量在以20％左右的速度持续增长，出口绝对额达到50多倍的增长，但我国本土产业并未实现内生化升级。长期以来，我国生产要素向东部地区流动、形成产业集聚，并依赖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模式融入GVC，对此，笔者认为，我国本土产业结构呈现以下的特征化事实，东部地区也不例外：
1、从产业国际竞争力来看，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占主导
尽管通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干中学、出口中学，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有较大的提高，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仍凸显劣势，在国际市场上唱主角的依然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相关学者的研究可以印证这一观点。
通过对2004年美国市场上中国与欧盟、加拿大、日本、墨西哥的制造业竞争力比较中，金碚等发现，中国办公、电信设备、个人及家庭用品、服装、纺织竞争力较强，而化学品、运输设备、动力机械等劣势最为明显；同样，在欧盟市场，与欧盟25国外的欧洲国家、美国、瑞士和俄罗斯相比我国竞争力优势最为明显的仍是个人及家庭用品、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最弱的是汽车、化学品和钢铁；在日本市场，与美国、欧盟、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相比，产业国际竞争力最强的是服装、个人及家庭用品、EDP办公设备等，处于最劣势的为集成电路、电子元件、汽车、石油等。
甄峰、赵彦云认为我国制造业产业竞争力总体在国际范围内呈现硬实力较强而软实力不足的态势，劳动要素成本和产品市场拥有绝对的优势，而自主创新、生产效率、企业组织等则相对较差。这从另一视角印证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的比较优势，同时折射出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不容掩盖的劣势。
2、从GVC分工来看，我国本土产业分工仍处于微笑曲线的最低端
众多学者倾向认为，我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廉价的劳动力供给，由此，在参与GVC的国际分工中最优化的决策必然是从事国际组装和代工。按照其观点，目前中国若选择高端产业和具有高附加值的产品自主研发、品牌打造和市场拓展发展战略是不切实际的。中国长期以来的经济实践似乎也是这类观点一脉相承：截至目前我国仍处于国际价值链分工的最低端，即微笑曲线的最低端，这决定了我国产业附加值总体呈现不断降低的态势，产业增加值率从1981－1987年的0.48－0.44区间中不断下降，到了2003年降至0.3384。
这种价值链分工的低端化特征，决定了我国主要进行简单的来件组装、来料加工等，这一特征事实在传统纺织、服装、家庭日用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家用电器、电脑零部件等领域均十分明显，同时也构成了近年来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重要标志。一般来说，位于微笑曲线两端的回报率高达20％－25％，而处于低端化的加工环节利润率仅为5％。有学者对进入中国的FDI做了这样的概括：出资30％，拥有了50％的股份，获取了70％的利润，尤其是对于OEM的“贴牌生产”厂商而言，最多获取了8％的利润，而92％的利润流向了国外。
3、从产业控制权来看，本土企业的产业控制权丧失
正如上文所述，刘志彪教授等在有关东部外向型经济的这一论著中问题意识十分明确。全书的核心观点在于，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东部地区超常规发展的内在动因在于依赖初级要素进行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推进，然而根本性的问题也正是由此而产生，即东部沿海地区长期以来过度依靠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在潜在产能迅猛增长和资本积累能力强化的过程中并未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导致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化困境的形成，而发达国家的跨国巨头凭借对高端环节的控制成为GVC中的主导者，进而导致本土产业的控制权丧失，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则被锁定在GVC的最低端，成为相应的被支配者。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在我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在我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的达21个产业。具体体现在玻璃行业中最大的5家企业已全部合资；占全国产量80％以上的最大的5家电梯生产厂家，已经由外商控股；18家国家级定点家电企业中，11家与外商合资；化妆品行业被150家外资企业控制；20％的医药行业在外资手中；汽车行业销售额的90％来自国外品牌。
此外，根据王苏生、黄建宏和李晓丹的研究，一方面，外资企业对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市场已拥有一定的市场控制权，尤其在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和仪器仪表等领域占据了半壁江山，其中，除专用设备和通用设备以外均超过了国际通用的外资市场控制率警戒线；另一方面，在外资对我国制造业的股权控制率层面，2000－2005期间呈现不断增加态势，累计增加了近10个百分点。
4、从产业稳定性来看，外资企业浮萍式特性易造成产业的空洞化和增长的贫困化
尽管长期以来我国进出口贸易呈现不断增长的总体趋势，但是从内在结构，尤其是出口结构来看，外资企业出口在其中的比重连续达到50％以上，甚至在初级产品的加工和组装贸易中，外资企业的出口份额也超过五成以上；尽管近年来高技术产品出口比重不断增加，但仍基本停留在加工贸易层面，其中九成以上为外资企业所主导。最新统计显示，2009年出口200强榜单呈现出“国退外进”的局面，入围出口200强的国有企业数量由上年的50家急剧减少了12个席位，涉及出口值584.1亿美元，占当年出口200强企业合计出口总值的18.1％，所占比重较上年下滑3.8％。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出口200强榜单中失去的阵地全部为外资企业所侵占。由此，在中国出口最大的200家企业中，外商投资企业占据153个席位(其中外商独资企业110家)，比上年增加12个席位，涉及出口值2507.4亿美元，在200强企业出口总值中的比重较上年上升3.7％，达到77.8％，这一比重比同年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出口总值中的份额高出21.9％。
在外向型经济程度较高的长三角地区的进出口贸易额中，外国企业的贡献度至少达到60％以上。刘志彪教授等认为，由于外资企业在中国通常采用独资形式，在技术经济关联度方面与我国本土企业基本不相关，进而形成了“产业飞地”特征，也就决定了这种外贸出口的快速增长并未实现本土产业的内生式升级，与此相反，“挤出效应强而溢出效应弱”结构影响的外在负向效应越来越强化。基于这一态势，笔者认为，中国本土企业在产业中的份额越来越被“抽空”，偏向形成本土产业过度“外向化”而“内在空洞化”的不良格局。
此外，从外资企业的归属上看，其显然隶属于国外的母公司。尽管长期以来外资企业为我国的高速增长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对我国而言仍只能是像众多学者所形容的“无根的浮萍”，具有很强的漂移性特征，对于从事加工贸易、国际代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外资企业尤其如此。例如，本轮金融危机对这种“浮萍”式外资企业外在冲击极强，容易造成本土产业中的外资企业集体“外迁”，最终导致又一层意义上的“内在空洞化”恶性循环的形成，由此宏观经济增长可能陷入贫困化陷阱。
GVC视角下本土产业低端化的内在机理和负向效应
如若将本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否视为中观层面或宏观层面的考量指标，刘志彪教授等则从微观经济主体即本土企业层面基于GVC的国际分工视角深入剖析了本土产业低端化形成过程的内在机理。
根据格瑞斐的研究，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产业升级的自发内在规律和机制一般为：从工艺升级开始，走向产品升级，再实现向功能升级的转向，最后递推到部门升级。基于此，刘志彪教授等对这四种不同阶段企业升级的表现形式及我国本土企业升级的现状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论与格瑞斐并不一致。
正如图1所示，一方面，我国本土企业拥有积极参与GVC国际分工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国外大买家为了提升自身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拥有鼓励、督促、支持我国本土企业升级的外在积极性，本土企业(供给方)与国外发包方(需求方)这种前后双向的“协同效应”促进我国本土企业迅速实现了由最初的工艺升级向产品升级的过渡，乃至相对复杂的生产流程改进和生产线再造的产品升级阶段已进入了高度升华阶段。
然而，由于在GVC中的主导者与被支配者、俘获与被俘获的博弈角色定位的形成，这种本质上的博弈关系决定了国外大买家与本土企业利益上的不一致性。尽管在被俘获的过程中，国外主导者为本土企业工艺和产品升级提供了快捷的路径和干中学的机会，但是在涉及产品设计、关键技术的传递和外溢、品牌打造和营销网络的构建等更高层次的升级要素时，外企不仅不存在内在主动性，相反还会进行设计封锁、技术封锁与市场封锁，进而导致本土企业产品升级向功能升级的中断，由功能升级向部门间升级的延伸也就更谈不上了。
换个角度，从本土企业进行考察，更能清楚地认识到本土企业在GVC分工
中所处的初级阶段以及产业结构低端化的内在机理(见图2)。
本土企业在GVC分工中的被俘获地位，决定了其未来发展面临两难抉择：其一，进也难，本土企业具有冲出“被俘获”的外在约束、从事技术自主研发和创新、培育核心竞争力的内在动力，但这一抉择势必带来短期利益的损失(现有低端化分工条件下沉没成本投人的损失、国际大买家的转包等)和更高的不确定性(涵盖技术创新成功与否、自主品牌打造的成功与否、市场拓展的顺利与否等)；其二，退也难，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全球化商战中，不进则退，本土企业如若在全球化国际分工中继续维持低端化现状，依靠最低端的代工、低劳动力成本、低附加值、低价格的策略，利润空间必然进一步稀薄，市场份额也进一步降低，最终落入“煮青蛙”以及被市场所淘汰的境地，最终导致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中断，增长和发展方式也难以从根本上实现转变。显然，如若微观主体的自主创新得不到保护，加之没有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以及转变发展方式的战略没有得到根本上的执行，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捷径便是选择安于现状，继续从事低端化分工。刘志彪教授等人的这一论著在产业结构低端化现状的微观机理方面分析得颇为透彻。
同时，该论著还对本土产业低端化的负向效应进行了研究。长期以来，我国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以产业集群形式加入GVC的国际分工，而产业结构并没有得到优化和升级，仍处于低端化阶段，所带来的深层次问题和外在负效应较为突出，主要表现在：
其一，由于在参与国际分工初级阶段的过程中，生产潜能和资本积累得到进一步提升，然而与此同时我国没有抓住契机，实现本土产业结构的高端化和优化整合，这势必影响我国下一轮经济启动并导致增长陷入贫困化陷阱，如图3所示，经由拐点H沿着L1路径下滑。
其二，假若在下一轮经济博弈过程中，能够实现向GVC分工的高端化转向，则经济增长将实现新的爆发式增长(如图3中的路径L2、L3等)，但其包括沉没成本、机会成本等在内的成本和代价相比之初参与GVC分工即进行结构优化要高得多，在下图3中表现出发展路径由本来的L3变为L2，即降低了原有可能达到的增长速度和质量。
其三，长期以来，包括东部沿海地区在内的中国本土企业嵌入GVC的最低端，形成了对初级加工贸易、国外原材料工业和装备工业进口以及后向国际大买家的高度依赖，形成典型的“依附经济”发展特征，进而转变为普雷维什所提出的真正意义上的角色。刘志彪教授等对我国与发达国家在GVC分工中所形成的“中心”和“”这种依附关系作了经典概括，即“发包”与“承包”、“创造”与“制造”、“高端”与“低端”、“控制”与“被控制”、“老板”与“打工者”的关系。
其四，在GVC中所形成的国际代工角色循环往复地造成产业结构低端化特征的锁定，并得以“固化”，反过来进一步抑制微观主体自主创新的积极性。
其五，在GVC的低端化分工中，在大量贸易盈余流向外商投资企业的母国的同时，我国却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国际贸易摩擦压力。
其六，在GVC的分工中，国际大买家对我国本土企业的俘获和控制，对我国产业安全乃至国家经济安全势必造成较严重的威胁。
其七，外向型经济程度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对国际大买家的高度依赖毋庸置疑地映射出我国本土企业和产业在参与GVC分工中整体上均位于低端化阶段，笔者认为如若得不到及时的改变，在这一过程中能够助推我国未来可持续增长的动力源如知识创造、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积累等均无法得以培育和形成，长期以来依靠高投入、高能耗和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将难以得到根本性转变。
GVC视角下本土产业升级的多重困境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构成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而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势必又构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重点。然而从改革开放30年我国持续高增长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相伴随的经济现实来看，有多重因素制约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刘志彪教授等基于GVC视角从微观机制和宏观层面两方面深入剖析了产业结构升级存在的多重困境：
在微观层面，本土企业在GVC实现功能升级存在一系列的障碍和阻力，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长期以来GVC中国际分工的主导者即国际品牌的发包方与我国本土企业之间不可调和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构成本土企业推进功能升级的“鸿沟”，发包方不仅没有内在动力鼓励、支持和推进本土企业升级，相反，在与之博弈的过程中，发出“如若我国本土企业走自主创新、构建自主品牌等内涵式道路，进而与其形成竞争态势，必将现有贴牌生产的订单转向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可信反应策略，我国众多本土企业短期利益最大化的最优选择策略必然是退回原位。如上图1所示，我国本土企业在向“功能升级和部门间升级”的积极攀升过程中，又向“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进行了回归。其二，我国本土贴牌生产制造企业本身在公司治理、技术创新、品牌打造和培育、市场开拓等方面的缺陷和不足构成升级的“又一道坎”。其三，本土企业被国际大品牌厂商短期利益所“俘获”，这也很大程度上应验了我国本土企业存在的“短视性”，当然外在制约也与之共同构成本土企业维持原状的重要缘由。其四，本土企业发展观念的制约构成升级的又一重障碍。
在宏观层面，刘志彪教授等在对我国沿海地区进行大量的微观调研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对整个产业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本土产业优化和升级存在诸多障碍：首先，发达国家给我国本土产业在嵌入外包和代工过程中所获取的技术转移和技术外溢设置了严格的“隔离带”，如果我国本土产业向GVC的高端升级，进而威胁发达国家主导者的核心利益，这种价值链“阻断”效应就更加突出，由此，构成我国本土产业调整和优化的重要困境。其次，本土产业，尤其是出口导向型产业在GVC分工中所形成的对国际产业选择和布局的过度依赖，将时刻对我国产业升级进程构成威胁与毒害。其三，外在环境的制约，即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全球竞争日趋激烈，外在竞争者不断进入，与我国本土企业形成更加白热化的竞争，本土产业更凸显出其“脆弱性”特征。其四，在我国本土产业通过“干中学”、“出口中学”走向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迈向GVC高端的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通常利用技术专利、产品标准等方式设置“结构封锁”(Positonal block)，直接或间接地抑制我国本土产业结构的升级。
笔者认为，无论是从本土企业的微观主体升级层面，还是从我国出口导向型整体产业的宏观层面考察，我国本土产业升级都遇到众多西方跨国垄断集团微观层面的重重阻碍和国家层面的多维度结构封锁，再加之近年来国际金融危机的外在冲击以及有意无意地针对中国反倾销的诉讼案件数不断上升等因素，我国在GVC国际分工中价值链的提升中又遭遇了新一重的“不确定性”。
GVC视角下本土产业升级的路径和战略前瞻
基于我国的现实国情和长期以来的发展路径，我国出口导向型企业在GVC
的国际代工中被俘获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进而导致我国整个出口导向型产业布局被锁定在劳动密集型、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微利化、低技术创新含量等低端的组装和生产制造领域。由此，我国本土企业如何跳出处于“微笑曲线”低端的“必然诅咒”，本土产业又该怎样成功实现向GVC的高级化和高端化的迈进?刘志彪教授等的专著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具有可实施性的战略。
在宏观战略层面，刘志彪教授等人(2009)不仅对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现状、经验和教训、规律和战略调整等方面做了系统性论述，更重要的是通过论证发现，归根结底应从经济体制改革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切入，配合税收的财政支持、研发补贴、相对宽松的货币金融扶持等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以往吸引FDI的政策重点和取向，营造有利于保护和鼓励创新的制度环境，方能保证我国战略转向和结构调整能够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实现。
产业融合的意义范文第4篇
关键词：媒体融合；广告文化；产业效益；现状；方向中图分类号：F713.8 文献标识码：A
引言：随着大众媒体的快速发展以及新媒体的崛起，带动了广告产业的大规模发展。过去广告主要依靠平面广告和电视广告以及广播广告等传统形式进行宣传，但是现在在媒体融合的大环境下不仅在传统的广告传播形式上进行了创新，还扩大了广告的传播渠道。例如：车体广告、手机广告、户外广告、植入广告、广告冠名、广告赞助等多种形式，从而有效地打开了广告的市场。并且广告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宣传产品，从而让更多的人认识产品、了解产品、购买产品。但是媒体融合下的市场环境比较复杂，所以如果没有完整的经营体系和管理策略很难实现利益最大化，因此我们需要有针对性的对媒体融合和广告文化产业进行详细的分析。
一、媒体融合概述
媒体融合是一个全新的词汇，并且媒体融合是社会快速发展下的产物。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全面发展导致人们对世界观发生了变化，从而为媒体融合创造了诞生的条件。简单地说，媒体融合就是把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手机等媒体传播平台进行有机的融合，从而有效地实现资源共享和资源互补[1]。但是媒体融合需要建立在高端技术的基础上，由于大众媒体是一个传播速度快、受众范围广、传播频率高的媒体平台，所以将各类媒体进行融合的同时也需要将技术进行融合。并且各类媒体之间是相通的且不同媒体的诞生对当时的科技依赖非常强，例如：印刷术催生了报纸杂志、电子技术催生了广播电视、信息技术催生了网络手机。因此，媒体融合是时代的产物，并且媒体融合相当于一锅“大杂烩”可以为各类媒体提供一个充分的展示机会。
二、媒体融合下广告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媒体融合下单一传播广告现象依然严重
媒体融合时代，广告的传播形势发生了变化，并且为了更好地抓住消费者的眼球，广告的传播渠道呈现出多样化、多元化发展趋势。但是依然有大部分人群习惯了传统广告的表达方式，并且不容易接受新媒体广告的传播效果。因此单一传播广告现象严重阻碍了广告文化产业的稳定发展。并且但以传播广告使得受众被划分为多个单一的个体，从而缩小了广告的覆盖面和传播范围。因此必须要发挥媒体融合的协调作用，并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使用不同的传播模式。例如：对于老年人可以采用广播形式、对于大学生人群可以采用网络和手机传播形式、对于家庭主妇可以采用电视传播形式、对于上班族可以采用报纸杂志传播形式，从而有效地打破单一传播广告现象[2]。
（二）媒体融合下广告资源未得到充分开发
媒体融合强调的就是扩大个广告媒体的张合作用，从而最大限度的发挥各个媒体的特点。但是目前受技术等因素的限制，导致广告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例如：眼下最受欢迎的是新媒体传播，而且新媒体主要依靠网络和数字信息化技术为基础，但是我们却没有正确的认识数字化生存条件，并且没有针对性的了解新媒体的传播特点，从而严重制约了广告的传播空间。而且目前我国消费者呈现明显的分层现象，由于受年龄、文化背景、经济条件、生活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消费群体逐渐从“大众化”向“小众化”模式发展。因此必须要采取点对点的营销策略，才能取得消费者的信赖。同时还要积极开发各类媒体的信息资料和客户资料，才能更加直接、准确地实现投放效果。
（三）媒体融合下政策监管体系薄弱
政策监管体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规范广告的传播秩序和传播环境。但是目前媒体融合下的政策监管体系相对比较薄弱，并且由于监管力度松懈导致广告产业的发展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此外文化领域的行业垄断现象比较严重，从而导致广告传播效益整体呈现较弱的发展趋势。所以可以借鉴媒体融合较早的西方国家，学习他们的成功经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完善和改进，从而摸索出一套适合自身发展的监管体系，才能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广告产业规模和整体的经济效益。
三、媒体融合中广告文化产业效益的实现路径和未来发展方向
（一）提高广告投放的精确度
广告投放需要经过详细地市场调查和受众定位分析，才能提高广告投放的精确度。并且广告投放的时间段、投放形式、投放渠道直接和广告产品的销量挂钩，所以必须要根据产品的特点准确地定位，才能保证广告的投放恰到好处。因此广告投放可以采取小众化的投放模式，只要能针对性的抓住某一类固定的消费群体，就可以实现投放的目的[3]。因此广告投放要适当地学会“舍小取大”并采取其他弥补措施，保证主流消费群体处于稳定状态，才能为打开更大的市场奠定基础。
（二）有效整合各类媒体的特长
由于媒体融合本身就是为了集各家所长，从而最大限度的发挥各类媒体的特点。因此必须要把各类媒体进行整合管理，有效地实现优势互补，同时还可以弥补单一广告的缺陷，所以必须要发挥媒体集成化效应才能摆脱各类媒体的不足之处。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设计出易于消费者接受的广告传播模式，例如：增加广告的色彩效果、加强广告的冲击力等措施。此外还可以通过理性诉求的方式拉近消费者与产品的距离，从而有效地突破传统媒体的束缚。
（三）构建数字化网络媒体平台
数字化网络平台是随着计算机和网络的普及后掀起的一股热潮，并且近年来我国网民数量呈现直线上升趋势，所以网络平台是未来媒体行业的主要发展领域。因此可以尝试建立数字化网络平台，并且目前网络购物一度盛行，所以可以借助各大购物网站进行广告宣传，从而实现宣传、购买一体化服务体系。并且各类传统媒体都可以借助网络平台第一时间了解广告信息。例如：电视直播互动、电子杂志、网络广播客户端等载体在媒体融合的大环境下提高广告效益。
（四）建立共享媒体数据库
媒体数据库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资源共享。例如：新闻报道来说，通过媒体融合之后，各类媒体都可以对同一新闻进行报导，从而打破了单一广告的“小众”缺陷[4]。同样的道理，对于广告来说一旦实现资源共享就可以在各类媒体上进行广告传播，因此可以同时对不同的受众人群进行植入式广告宣传。例如：二维码就是一种比较便捷的广告分享形式，通过手机扫描各种载体上的二维码，就可以详细的了解产品的具体情况。因此资源共享不仅可以有效地节省人力、物力、财力、还可以实现广告的增值效应。
四、结语
综上所述，由于时代是在不断地变化的，所以人们的思想管理和接受新综上所述，由于时代是在不断地变化的，所以人们的思想管理和接受新
事物的速度也在不断变化，因此为了更好地满足社会的发展需求必须要与时俱进的开辟新的发展渠道和经营模式。广告产业也是如此，并且广告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所以为了让更多人接收到宣传的效果，就必须要制定适合不同人群的广告宣传渠道，所以需要不同的媒体相互配合，才能放大广告的宣传效果，从而为进一步提高广告产业的整体经济效益创造条件。总的来说，媒体融合为当下广告产业的健康稳定发展以及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1]张品良.媒体融合下的广告文化产业效益探讨[J].东南传播.2011年03期
[2]王.以媒体融合发展模式探索传媒产业新型发展之路[J].中国报业.2014年04期
产业融合的意义范文第5篇
Q=《缤纷SPACE》杂志
A=西沐
Q：在您看来，当前艺术授权市场的发展状况如何？
A：艺术授权，或者是以艺术授权为核心的艺术衍生，有两个大的方向，一个是拥有艺术品原型，一个是没有艺术品原型。前者通常意义上指的是在原作基础上的高仿真作品、限量复制品，艺术形象与其他产品之间的组合或者艺术形象在不同媒介上的应用，比如印到杯子上或者衬衫上。后者指的是通过创意设计形成了一种具有审美意义的可以消费的衍生品形式，比如一些艺术机构推出的设计类、工艺类产品，像MOMA设计的钥匙扣等，也可以叫艺术衍生品。
就艺术版权授权市场来说，不管在国际还是国内都是发展比较快的，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的发展语境下以及国家对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大力倡导之下。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是，去年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8000美元。综合世界范围的经验来看，这意味着我们国家的大众消费结构正面临着转型、升级，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对文化艺术等领域的消费。在这样多重的背景之下，艺术衍生品作为一种消费业态，与大众消费有了越来越多的共性之处。
从产业的层面来说，中国艺术衍生品产业现在正在发生结构性的转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艺术衍生品的消费市场在不断地规模化，需求旺盛；二是世界艺术衍生品产业链的发展面临重塑；三是中国概念的不断崛起，中国民族文化资源介入艺术衍生品产业发展的机遇正在成熟。
艺术衍生品产业的发展，正在经历从“品牌主导的产业链整合的艺术衍生品产业模式”向“IP主导的跨界整合驱动的艺术衍生品产业模式”发展，这标志着艺术衍生品产业开始或者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产业形态，特别是“互联网+”概念的出现，更加推动了这一进程。具体来说，以前艺术衍生品产业发展更多的是靠品牌的整合与推动，进入新的世纪以来，艺术衍生品市场的发展，不仅仅是进入到产业的范畴，也不断地跨界从而进入了文化范畴，比如IP的范畴。这个时候，艺术衍生品产业发展依靠的是IP的驱动。当然，在最初的时候，IP就是一种单一的知识产权，它在第一阶段时是文本的，原创的，它就是一种版权。后来IP辐射到影视、动漫等领域，这是IP的第二个阶段。现在发展到IP的第三阶段，即整个IP成为了内容生产的灵魂，当产业有了这种内容之后便迅速地与包括影视、音乐、动漫、出版等等在内的产业迅速跨界，从而形成全新的产业链条。
Q：是否可以具体谈一下如何才能进行“IP驱动”？
A：总的来说，“IP驱动”的实质就是创意能力对资源整合与聚合的能力。其中包含两个大的种类，一个是将艺术品或艺术符号与其他产业，比如与商业、与房地产业等进行跨界融合，像迪斯尼乐园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另一方面，是从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寻找资源，如一些元素进行跨界整合。比如爱马仕，它是非常有名的奢侈品牌，现在它的一些产品中也加入了中国的文化元素，比如爱马仕丝巾中采用的苏州丝绸印染技术、山东昌邑丝绸手工的制作技术等等，为其赋予了更多的品牌与文化内涵。同样，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些资源进行架构基于非遗资源的艺术衍生品产业链，形成基于非遗IP的艺术衍生品产业。
Q：在IP驱动的艺术衍生产业模式中，需要注意什么样的问题？
A：首先要创立自己的IP资源，并将其转变为IP产品以及IP资产其次是要拥有非常专业的运营队伍和市场人员。第三，要按照IP形成的规律去运作。比如，当IP与电视、电影或者其他业态进行跨界的时候，要注意IP发展的一些规律，不断地创造丰富多样的IP产品，以满足消费市场的多元化需求。以前企业满足市场需求的方法很明确、指向比较单一，就是大规模、工业化生产、一件产品生产地越多，边际成本越低。然而在IP的语境之下，市场的需求是多样性、个性化的，这决定了产品的生产工艺的管理一定也是柔性的。
Q：您认为国内艺术衍生品市场面临着哪些问题和瓶颈？
A：首先是版权保护，这是艺术衍生开发最核心的东西。版权的保护如同其他的知识产权的保护，然而就目前国内的环境而言，不管是法律的完善、监管的力度还是治理的手段而言，都有待于进一步的优化。第二是当前人们对于艺术衍生品的观念认知上存在着一定的误区。有些人会觉得艺术衍生品是规模化的工艺生产，所以不管是是从价值还是价格上，者使其难以获得一种公平的评判，也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第三是产业链条的支撑。一个产业之所以能够发展，是因为各个产业链条能够得到非常有效的拓展，而这种拓展依托的是什么？首先是市场需求，其次是完善的支撑体系。艺术衍生品本身是一种产品，其设计、生产、销售等涉及到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事实上，其中的制约因素非常多。除了上面说的两个还涉及到专业人才的不足、创意设计的缺乏、制作销售环节的不足等等。
第四是艺术衍生品产业与金融的融合发展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特别是艺术衍生品资源的资产化、金融化发展步伐比较之后，艺术衍生品产业企业融资能力弱等现象不会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改观，需要一个较为长期的发展与创新过程。
Q：在您看来，艺术衍生品市场的未来发展趋势如何？
A：就全球的艺术衍生品市场发展趋势而言，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全球艺术衍生品的概念及其业态形式，在产业要素市场已经发展成熟过程中，不断打破已有的概念与程式，整合并形成新的价值链与产业链，同时形成了条越来越清晰的发展主线：整合价值-创造价值-构架价值链条-构建产业培育平台（新业态的孵化）-形成产业链条-做大产业规模。二、全球艺术衍生品产业正在走向国际化的进程。发展艺术衍生品最为关键的是六个环节：第一是授权，第二是专业的创意与设计，第三是有品质的制造与有质量的生产第四是整合完善的营销体系，第五是培育与引导消费，第六是体现文化内涵与品质的品牌。除了第二点，全球衍生艺术品产业的全球化进程已经展开，创意与设计的国际化问题，核心是多极化、区域化与本土化问题，已成为全球艺术衍生品产业竞争发展的制高点。三、随着艺术授权业态的不断独立及规模的不断拓展，全球衍生艺术品产业正在走向产品、生产品牌。消费热点等的多元化，以及新兴业态、业态融合形式及与已有业态重塑再造等多业态共生的发展之路。四、随着全球艺术品市场及其艺术消费格局的变化，全球艺术衍生品产业的格局也正在形成之中，世界新兴经济体国家特别是亚洲新兴经济体正面临全球艺术衍生品“本土化”的过程。中国如伺在全球艺术品市场及其艺术消费格局建构过程中，如何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国策下，努力将文化资源优势与积极政策的优势发挥好，可以说是个重大课题。五，随着产业资本与体系的广泛介入，全球艺术衍生品市场正在经历交易体系的再造。首先是艺术商店不断脱离博物馆、美术馆走向实体店；其次是在品牌的整合下艺术商店走向连锁或品牌化经营；三是艺术商店+电商；四是交易平台化+电商。除此之外，艺术衍生品的二级市场也会不断兴起，如拍卖、博览会等形态也在不断兴起。六、全球艺术衍生品产业的迅速发展在很多时候并不是产业竞争的结果，而是巨大需求牵引的结果。集中的巨大需求迅速整合与聚合了相应的产业要素及支撑体系的培育与形成，并推动全球艺术衍生品产业正在迅速完成新的塑造。首先是衍生艺术品产业的不同阶段如授权、创设、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不断独立成为新的业态，社会化分工更加精细；其次是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衍生艺术品产业资源的能力与基础正在形成；三是在需求的推动下，新兴业态的产生与老业态的再造共生共存，不断满足越来越个性化、规模化的消费诉求。七、全球艺术衍生品正在由艺术品的替代品、高端生活用品及礼品不断向资产概念、财富概念转化。也就是说，艺术衍生品正在成为
个投资产品，成为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接受的资产配置工具之一。
Q：对于当前的艺术版权授权平台来说，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A：首先需要秉持着“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来建立平台的公信力，其次是必须要拥有大批的用户，才能让艺术版权有一个流通、消费的渠道，第三是有能力提供综合化、规范化的服务以及提供增值性的服务，一方面要协调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另方面要推进被授权方提升创作出更多个性化，多元化的授权产品的能力。
Q：对于艺术版权授权市场来说，其中存在着哪些风险点？
A：其一，版权的唯一性能不能成立，以及是否能够对于版权进行很好地维护；其二，版权的内容是否符合市场的需求，是不是有相应的设计能力与生产及管理能力，即研发设计生产出来的衍生品能否获得消费者的认可，制造生产出来的衍生品是否能够满足消费者的多元需求；第三是产品在市场的定价风险。
Q：现在市场上的一个状况是，影视版权、文学版权发展得会比较快一些，相较之下，艺术版权的发展会弱一些。您认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A：电影、影视、文学、音乐等类型的产品本身是比较大众化的，与之有关的衍生品在设计、制作、生产销售和价格等方面也比较容易传播开来。与之相校，艺术版权授权还处于一种比较高端、比较小众的状态。比如以原作为基础的高仿真作品、限量复制品等等，价格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有些也被人们拿来做收藏。这有赖于人们的消费观念、市场的开发需求等更加全面的深化，特别是跨界融合发展的广度与深度。
Q：如何看待对于艺术版权进行投资和质押融资的现象？如何吸引资本的介入？
A：对于艺术版权来说，之前我们多提及的是它作为艺术品的附属价值，之后发现其本身也是种资源，而且这种资源还是有价值的，是可以进行资产化、金融化、证券化的。现在市场上进行的版权投资、版权质押融资等行为，都是在这之上的体现。现在来看，对于版权进行投资和质押融资的市场才刚刚起步，其中也有很多的制约性因素，比如版权的估值、保护、开发问题，以及法律、市场、产业等方面的制约。要吸引资本的介入，除了要有丰富的资源。专业的人才，完善的市场体系之外，还应该拥有很强的或者潜在的市场盈利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