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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考;文科综合考试;中学教学
高考是中学教学的指挥棒。高考科目和试卷内容改革是推行素质教育的关键。到2002年,这项改革已经在全国范围铺开。中学教学必须正确、深刻地认识这个变化,及时调整教学方向,才能取得满意的成绩。笔者拟对高中文科考生冲击最大的“文科综合考试”做出分析,探讨新形势下中学教学改进的方向。
一 高考文科综合考试的突出特点
高考文科综合考试是指在一份试卷中包含了历史、地理、政治三门中学课程的一种考试。其突出特点有三个:
1.始终关注社会热点问题。试以时间最近的、人们尚熟悉的2002年秋季高考文科综合考试试卷为例。2002年秋季的高考文科综合卷,无论是选择题还是非选择题,也无论是政治学科的试题还是历史、地理学科的试题,都紧紧地围绕着社会热点问题设问,充分体现了教育部《考试说明》提出的“以问题为中心、以人类所面临和关心或现实、社会的重大问题为素材的主体设计”的要求1。在选择题中,可以看到有这样几个热点问题:一是欧元间世对世界金融格局的影响(1—7题),二是环境问题(13—14题),三是我国对外开放问题(15—19题),四是战争话题(20—22题),五是科学技术问题(23—27题),六是投资问题(28—30题)。在主观题中有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地位问题(37题),有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社会发展与环境空迁问题(38、39题),有西部开发问题(40题)。
2.学科内和学科间综合程度高。教育部《考试说明》曾明白指出:“文科综合能力测试更强调考察考生对文科各学科知识整体把握、综合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2 从2002年秋季高考文科综合考试试卷看,文科综合试卷设计严格地遵循了这个原则。选择题的1—7题是以欧元的产生为情景的问题,综合了政治常识、经济常识、时事政治、世界地理等政治、地理两个学科中的内容;第15—19题是历史学科内的单科综合,纵向跨一千二百余年,横向有中国经济史、中国政治史、中国文化史的内容。主观题的37题、38题均属于学科内综合。37题跨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当代史三部分内容;38题跨中学课本的经济常识、政治常识相哲学常识三部分内容。37题虽然属于历史学科内综合,但是理解、掌握了中学政治课政治常识中的“主权国家及权利”和“我国的对外政策”等部分内容,也有助于该问题的正确回答。39题和40题均是跨学科综合题。其中39题是历史、地理二科的综合,40题是历史、地理、政治三科的综合。这两个大综合题,以历史学科的知识为主线,分别把历史、地理二科和历史、地理、政治三科串了起来,问题与问题之间设计和谐、得当。
3.能力测试全面。高考综合考试有两个目的:一是为高校选拔优秀的学生,二是引导中学贯彻素质教育。为此高考试题设计注重考查学生各方面、各层面的能力。既有记忆性的知识题,又有考察学生理解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方面能力的测试题。仍以2002年秋季高考试题为例,该卷H卷为主观题部分,共4个大题,160分。其中属于基础知识记忆性的试题有36题的(4)、37题的(1)、39题的(1)(2)、40题的(1)(2);其余各题均属于理解问题、分忻问题、解决问题等方面能力的测试题。如果以分值比例计算、属于基础知识记亿方面的试题为42分,占Ⅱ卷总分的25%;理解、分析、解决问题等方面能力的测试题分值为118分,占Ⅱ卷总分的75%。
二、中学教学改进的方向
高考是中学教学尤其是高中教学的指挥棒,这是不争的事实。高考这个指挥棒已经转变了方向,高中教学也必须及时调整方向。那么,如何调整中学教学万向?结合高考文科综合试卷的特点,至少可以清楚以下几点:
(一)纠正偏科现象,语、数、外和政、史、地一视同仁
以升学考试为中心,各地、各级中学都把所学科目区分为主科与副科。语文、数学、外语是主科,政治、历史、地理以及音乐、体育、美术都是副科。在初中,语、效、外每周5课时,而政、史、地、体育每周2课时,音乐和美术每周只有1课时。语、数、外三门课的老师,每人负责2个班级的学生,而政、史、地、音、体、美6科的老师要负责4—8个班级的学生。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抑或是家长,主、副科的观念由此深入脑海。高中的情况与初中的情况略同。高一相初中的情况是没有区别的。到了高二,分了文科班和理科班,理科班就不用说了,除了体育外,与政、史、地、音、美5科绝缘了。文科班如何呢?如果下是特色班,音乐和美术已经被砍掉,政治、历史、地理三科的地位应该说较以前有所提升,但是在老师和学生心目中的地位,终究还是逊色于语文、数学、外语三科。
偏科现象是以往应试教育的结果。其危害如何,已经有不少人从理论上予以阐述。即使立足于中学教师、学生和家长的立场,继续从应试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也可以发现主、副科观念已经远远落后于目前的高考形势了。
首先,从文科考生高考各科的分值看。语文、数学、外语每科150分,考试时间分别为150分钟;而政治、历史、地理三科共300分,考试时间也是150分钟。按照主、副科分类,假设考生在规定的时间内能够得到满分,那么,主科(语、数、外)共450分,需要450分钟考完、考生平均每1分钟的时间只能得1分;而副科(政、历、地)共300分,需要150分钟考完,考生平均每1分钟的时间能得2分。这样计算的话,用同样的时间学习“主科”就不如用同样的时间学习“副科”得到更好的分数。
其次,从考生得分情况看、“主科”中语文的得分率与“副科”得分率关系密切。这是因为无论是语文还是“文科综合能力卷”都注重考察学生的基本素质,除了一小部分的基本知识外,大部分试题考察学生的能力,即认识问题理解问题的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而能力的培养与提高绝不是单纯地学习语文或单纯地学习政、史、地就能实现的。对于中学生来说,语、数、外是一种工具,不掌握好这个工具,就无法很好地学习其他学科;反之,不很好地学习其他学科,语、数、外这个工具就不能得到很好地运用,也不利于语、数、外水平的提高。例如,语文课中的语法和写作学不好,其书面表达能力就弱,就不能恰如其分地表述“文科综合能力测试卷”中的主观题的答案;政、史、地学的好的同学,也一定能够为语文和外语的作文部分提供好的素材,写出内容深刻、丰富的作文。“主科”与“副科”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要想得到好的高考分数就下应该有主、副之分。
(二)改变教学模式,尊重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
正确的教学模式是: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既要发挥教育者的主导作用,又要充分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可是到目前为止,大部分教师的教学模式是割裂了二者的关系、突出强调了教师的作用,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把学生的头脑当容器,一味进行呆板枯燥的知识灌输和填充,强迫学生死记硬背”3。这种教学模式存在的主要原因恐怕有三点:
1.不营学生以前学的好环、只要认真背会老师精心归纳出的问题,就可以在短期内迅速提高考试成绩。
2.教学方法简单.教师省力。这种教学模式采用全部讲授法,把复杂的课堂教学变成了教师一个人的讲解,易于教师控制课堂气氛、教学的进度、内容的深浅度。实际上是把对几十人的复杂教学体的控制简化为对教师自己个人的控制。
3.可以掩盖教师水平低的不足。这种模式忽略、限制学生个人的知识需求,教师根据自己的知识、能力程度和兴趣,想讲多少就讲多少,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懂的多讲,不懂的不讲。不存在因为不能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而尴尬的局面。其结果可想而知。杨振宁先生曾经深刻地指出:中国教育。把学生变成了念死书的人,“学生习惯接受而不习惯于思考,更不习惯怀疑和考证,因而也就不容易培养出有创造性、有独立见解、有敞开拓工作能力的人”。
如果说这种教学模式以前还有它的用武之地(靠死记硬背迅速提高考试成绩),高考改革该把它彻底埋葬了。很多高中教师抱怨:“押不住题”,这是旧模式落伍的证明。看看高考文科综合考试试卷的特点,只有识记能力是决不会取得好成绩的。2002年秋季的高考文科综合试卷比2001年的识记题有所增加,但是也不过占主观题的四分之一。更多的题需要考生融会已有的知识,对给定的材料进行理解、分析、阐释、评价,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知识固然是书本上的,但是所给的材料或者问题却是不曾见过的,这需要考试具有独立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如何培养学生的这种能力?只有抛弃旧的不科学的教学模式,彻底贯彻早有定论的正确的教学模式,在发挥教师主导作用的同时,充分尊重学生学习的主题地位,才能养成学生“学会学习”的能力,才能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
(三)走出课本、学以致用
学习知识不是为了拥有知识。而是为了运用知识指导实践活动。课本知识是人们为了更好、更便捷地学习他人的经验而对实践经验的油象化祁系统比。课本知识的形成一般经过以下程序:实践活动经验总结(包括工作总结和调查报告)论文或年著教材(课本)。由此可见,课本知识是距离具体实践活动最远的知识。因此,在教学活动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就成了培养学生能力必不可少的环节。因为学生学习时虽然学的是语、数、外、语、政、史、地等各门独立的学科,但是社会中的问题是复杂的,是不分科的。这就要求学主必须综合所学各门学科的知识只才能正确地分析、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复杂问题。这个过程能够全面地培养学生的能力。
高考文科综合试卷在试题设计上始终关注当今人类生存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始终关注中国及世界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社会等生活中的热点问题,其目的就是为了引导中学教堂不读死书。走出课本,学以致用,养顾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
参考文献:
[1]教育部考试中心.2002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说明(文科)[Z].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关键词: 中西方传统数学思想 比较研究 启示
一、中西方传统数学思想
中国古代数学思想受儒家文化和经世致用、追求功利的思想文化的影响,表现出实用性的特征,其典型代表为《九章算术》一书。整书的全部理论是以寻求各种问题的普遍解法为中心,是由个别到一般的推导方式建立起来的。其表现出的数学思想主要有:开放的归纳体系、算法化的特点、模型化的方法。《九章算术》一书的出现,同时也奠定了我国古代数学思想的基石,之后的一千多年里,中国古代数学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得到了充足发展。到宋元时期,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到了全盛时期,创造出许多光辉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成就。[1]但是在宋元之后,由于种种原因,中国数学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长达四百年之久,直至1607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和中国徐光启合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才使得中西数学开始交流。
西方传统数学的发源地是古埃及和古巴比伦,但从公元前600年开始,古希腊数学在西方传统数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古希腊时代又是逻辑盛行的时代,形式逻辑由柏拉图开始,经亚里士多德的研究达到极盛,形式逻辑的思想方法被运用于数学研究当中。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几何原本》所反映的思想方法特点主要有:封闭的演绎体系、抽象化的内容、公理化的方法。《几何原本》是古希腊数学思想的集中表现,它把古希腊数学的特点发扬光大了,可以说是古希腊数学的最高成就。多少年来,千千万万人通过对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学习受到了逻辑的训练,从而步入科学的殿堂。
二、比较研究与启示
从中西方古代数学思想的发展来看,注重归纳与注重演绎分别代表了中西方古代数学思想的两种倾向。下面以中西方古代两本代表作为比较的对象,来分析中西传统数学的差异。
《九章算术》体现了中国古代数学的“经世致用”原则:从人类生产与生活的实际问题出发,经过分析综合,找到解决一类问题的一般方法,然后将此方法应用到实际生产生活中去。[2]这种“数学为大众”的思想把数学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充分发挥了数学的应用价值,推动了各行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数学的发展,但同时也存在缺陷,它把数学作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技术技巧来对待,没有充分注意数学严密的逻辑系统性和高度的抽象性。所以,认识只能停留在经验型的直观感悟层次上,这种直观的感悟经验也阻碍了中国数学的进一步发展。
《几何原本》则注重数学的抽象性与严谨性,强调对数学的逻辑结构的整体把握和理性的认识,追求严密推理,力图通过数与形的思维抽象地去理解现实世界的本源和实质,并强调演绎推理,坚持一切数学结果必须根据公理加以演绎证明。虽然这种抽象性与严谨性反映了对探求真理的追求,从而造就了强大的民族创造力和大批优秀科学家,极大地推动了科学的发展,但同时,其排斥数学应用的思潮也潜伏着内在的危机,这种危机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到来终于暴发出来。
简言之,中国古代的数学思想注重“问题解决”,而古代西方的数学思想强调逻辑思维能力。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数学思想表现出不同的优势和缺陷,可以说中西方传统数学思想是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中西方数学教育思想也表现出类似的发展方向。中国是从实用走向了演绎,而西方则从演绎走向实用。在我国这种倾向体现在建国初期数学教育主要是移植苏联模式,注重逻辑思维的训练,从而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关注双基和强调三大能力的数学教育模式。特别是在高考应试教育的影响下,强调基础知识,对形式逻辑和思维的训练愈演愈烈,学生的大部分精力都消耗在了解题当中。在这种考试文化的影响下,学生对应用数学的能力没有很好地体现出来,出现了高分考生而实际能力低下的情况。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我国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课程改革,在数学的课程改革中提出增强应用数学的意识,形成解决简单实际问题的能力。中国古代重视数学应用的优良传统再一次被人们所重视。从我国的数学教育思想的演变来看,思想的轮回仿佛给人以更多的启示。到底怎样的数学教育思想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和应该倡导的呢?我们认为,单纯地强调实用或演绎都是不可取的,两者适当的结合才是数学教育发展的正确道路。[3]正如顾泠沅教授在他的《寻找中间地带》这本书中这样写道:“事实上,在如上述的观察、介绍、借鉴乃至思考中,我们必将发现我国今天所发生的许多数学教育的进展情况甚至问题,都已与国际社会……能从中体会到中西数学教育实践与研究的互相交融与互补,从而产生对寻找中间地带更深层的思考。”也许正是对寻找富有本民族特色的新的教育地带才是我们时代的呼唤。
参考文献:
[1]朱成杰.数学思想方法教学研究导论[M].文汇出版社.
关键词:中西方;绘画色彩;差异
0 引言
色彩是绘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达绘画思想的重要工具,是艺术语言的重要因素。色彩于绘画而言,就如同表情对于表演一样重要,能够更好地传递作者的情感、思想。同时,绘画中色彩的使用也能够搭建起一座画家和观众之间的桥梁,使得两者能够跨越地域、甚至时空进行沟通。同时,色彩具有象征性、表现性的特点,色彩的这些特点能够增强绘画的表现力,使得越来越多的观众能够通过色彩窥见作者的内心,从而实现两者之间的沟通、交流。但是,受到文化、历史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西方绘画对色彩应用有较大的差异。
1 中西绘画色彩在文化上的差异
由于历史发展、风俗习惯的差异使得中西方赋予相同的颜色以不同的意义。这也就导致了中西绘画色彩的差异。
红色在中西方文化中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在中国,红色被赋予了喜庆、成功的内涵。在中国的传统婚礼中新郎、新娘都会身着红色的喜服,床上铺设红色的被褥、屋内燃烧红色的蜡烛,这些都是一对新人幸福生活的象征,也是对新人未来生活的祝福。同时,红色还被应用在传统佳节、文人登科等诸多喜庆、圆满的场合,由此也能够看出红色在中国所代表的内涵。而在西方,红色则被赋予了残酷、血腥、灾祸等内涵。在西方的斗牛文化中红色是用来激怒斗牛的,因此红色在西方被赋予了比较消极的内涵。黄色也是中西内涵差异较大的色彩之一。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黄色是皇权的象征,代表着高贵、荣耀等内涵,但是,黄色在西方的内涵则是恰恰相反,黄色不仅与权利没有丝毫关系,还被认为具有卑劣、等内涵。
2 中西绘画色彩表现形式的差异
在绘画艺术发展的过程中,绘画色彩观念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绘画艺术出现伊始,中西方的色彩观念并没有较大的区别,都是借助简单的颜色来进行绘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颜料的稀缺。由于技术限制,当时的颜色类型比较少,这也就使得画家形成了单调的色彩观,使得当时中西方的绘画都出现色彩单一、醒目等特点。
但是,二者在表现形式上也有所不同。在绘画艺术出现伊始,中国的绘画在色彩运用上更加简练。对已经发现的岩画或者陶器绘画进行观察可以发现,绘画大多展现了一些抽象的事物,并且大多数的绘画都是平面的,而西方的绘画则恰恰想法,其在色彩运用上比中方绘画更加丰富,且绘画倾向于立体感。到了其秦汉时期,我国的绘画色彩逐渐丰富起来,但是并没有出现表现形式的变化,还是平面化为主。在色彩应用上则是通过色彩的铺陈,从而形成一种美感;而西方绘画则在这一时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出现了分野,一部分画家比较倾向于装饰性的色彩,而另一部分画家则倾向于再现性的色彩。
时间推移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这一阶段我国在绘画的过程中对于色彩的应用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开始向再现性发展。在《洛神赋》中色彩的运用就比较熟练,通过色彩的名都变化来使人物、景色变得更加真实。而这一时期的西方绘画在进行颜色使用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随着罗马帝国的分裂与灭亡,绘画的社会功能发生变化,此时绘画已经宗教统治的工具。通过绘画向人们展现出上帝的光环和天国的美好,为了能够更好地发挥绘画色彩的功能,西方的教堂往往被装饰的富丽堂皇。
在唐宋时期,绘画的色彩应用趋向于两种发展方向。一种花鸟画、春绿山水画为代表的,另一种是一文人画为代表的。这一时期,绘画的色彩应用开始向清淡转变。文人更推崇用墨色的变化来展现苍茫天地、世间万物,因此,这一时期的画作极少设色,也是从此时起,中国的绘画开始倾向于一种精神的表达与寄托。而此时的西方绘画,受文艺复兴的影响,再次向再现性转变,作品也更加的饱满、鲜艳。
3 中西方绘画色彩运用上的差异
中西方在进行绘画的过程中色彩运用具有一定的差异中国画的典型代表就是水墨画,也就是用墨代替颜色,通过浓墨、淡墨等不同类型的墨色的运用,从而将空间、光感表现出来,虽然没有五颜六色的颜色,但是却承载了作者的思想。在进行墨色运用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对色度、饱和度的控制从而对作品的光线进行控制,而西方绘画更注重对色彩的运用,通过色彩的运用从而更好地表现光、空间等,从而是最终的作品非常的逼真。西方绘画的一个典型代表就是油画,油画主要是由光影、明暗色调组成的,通过光线和色调的组合,从而能够将每一个细节都细致的描绘出来,给人以真实的感受。光的具体表现就是色彩,通过色彩的应用能够更好地完成绘画,使得绘画充满生机和情感。例如,印象派在运用色彩的过程中就逐渐形成了主动性的运用色彩的意识。为了能够更好地完成作品,会对事物的色彩进行认真的观察,从而能够获得正确的主观认识,并在绘画的过程中将正确的主观认识表现出来;同时,他们注重光线的应用,认为光线的不同表现方式能够达到不同的效果。
4 中西方绘画在色彩的感受上的差异
中国画大多都是水墨画,都是通过墨色的调整来获得变化的,而西方则与之不同,西方的绘画以优化为主,主要是通过立体感、明暗透视等来进行表现。
我国绘画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是浓墨淡彩,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和绘画所用的采用有关系,中国画一般以墨作为绘画的材料,将墨进行研磨、稀释从而达到想要的效果。而西方在进行绘画的过程中看重的是色块厚重。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和其所用的油画颜料有一定的联系,这也就使得西方绘画颜色更加浓郁、奔放。
5 结语
不同的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都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特点、风格各异的文化,而绘画风格只不过是其中一种。中西方绘画色彩差异的形成与其文化差异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在考虑中西方绘画色彩差异的过程中应该考虑到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对中西方绘画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中国画更加意境和思想的展现,对于事物的具体形态却没有太多的追求,而西方的绘画则要求形似,追求逼真的效果。同时,中国画的主要创作手段是用线条来表现一个个人、一座座山以及其他所有的事物,而西方画则与之不同,西方画更重视光和色的应用,通过光和色的变化,从而能够更好地完成绘画任务。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多,中西方绘画之间也开始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旅程,通过两者之间的相互学习,一定能够促进绘画艺术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宇克伟.浅谈中西方绘画色彩差异[J].艺术研究,2009(07).
[2] 孙海燕.浅谈中西方绘画差异[J].大众文艺,2010(12).
[3] 马小勇.中西方绘画色彩之比较[J].美术教育研究,2016(02).
[4] 董亮亮.浅谈中西方绘画之典型线质和色彩运用对我创作的影响[D].西安美术学院,2015.
[5] 曾诚.色彩与中国新文学问题[D].江西师范大学,2012.
关键词:中西音乐;审美意识;教育形态
前言
音乐审美是以音乐感知、情感体验与审美评价为基本环节的意识活动。音乐审美意识与人类意识一样,是以客观存在为前提的, 是以作为审美对象的音乐美的存在为前提的, 没有音乐艺术的美, 也就不会有音乐审美意识的发生。因此,中国与西方由于地域、民族、语言等不同, 形成了不同的音乐形态。
1.中西方音乐审美意识的认识
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同,中西方审美意识在总体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集中表现在文化艺术领域。中西方的审美意识都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体现着一定时代和社会的要求,一定民族和阶级的理想, 一定群众与个人的世界观。
目前,音乐发展的正确方向是西方音乐和中国民族音乐的有机结合,高校音乐教育也应该响应,努力寻找恰当的结合点,更好的把中国音乐同世界音乐融合起来,让东方音乐走向世界。然而,东方音乐文化,具有自己独特的地位、作用和价值。而西方音乐文化的理念占据了音乐教学教育的主导地位的问题。
中国的音乐教学,无论是在教学教育课程的设置,还是教学的方法上,都以西方音乐为主,而中国民族音乐却长期不被重视,这种现象,原因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代原因,因为学生接受西方音乐多了,忽视民族音乐,不少学生喜欢流行音乐不愿意学习民族音乐。
2.中西方音乐审美意识教育形态
2.1中国音乐以和谐为主体
中国民族音乐,沉淀着华夏古老国度代代相传的民族感情和民族气质, 体现着“天人合一”与“和”的审美观念。中国人崇尚美与善的和谐,要求情须合理,欲须有节。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重人情、重感受,主张人与自然,情和理,内容与形式的和谐一致。“和”是音乐的最高审美理想。中国古代音乐,更多的是强调人与自然的亲近融合,体现人浮元归一,天人相合的人生旨趣,达到物态人情交融的审美境界。
中国传统艺术中的戏曲为满足观众的期待,在艺术中获得心理满足的愿望,多以“大团圆”为结局。由于追求“和”的审美意识,中国的音乐多数以圆满的结局收场。正像王国维所说“ 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团者终于宁。”在当今社会,中国人仍以“和”为理念,促使音乐家创作的歌曲多以“ 和”为主旨,朝“和”的方向发展。
2.2 西方以悲剧为主流
西方文化在追求和谐之美,但认为“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一切都是斗争所产生的”,与中国的“对立而又不相抗”的音乐和谐观完全不同。
西方文化是在城邦制度下剧烈斗争中发展的文化。从古希腊起就有海洋文化和商业文化的特征,勇于冒险与开拓,讲求力量和技术,崇尚个性与自由,具有批判精神与否定的勇气。文化特征影响到西方音乐审美意识,形成在音乐上表现矛盾冲突的悲剧意识主流。所以,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贝多芬的《命运》,以及舒伯特歌曲《魔王》、格鲁克的音乐悲剧等无不充斥着悲剧的气氛。
以美国为例。它在实施以“创造”为主题的普通音乐教育的过程中,没有局限于美国本土的音乐教育模式,而是大胆吸取外来的各种有利于培养人的创造性的先进音乐教育模式。
3.加强音乐审美意识教育
3.1学习中西音乐史
高校音乐教学工作者应给学生多讲解,中西音乐产生、发展等过程。如中国因其民族性,也就是地域性、独特性的教学,客观上引导学生对中国音乐的了解;了解西方音乐产生发展过程、重点在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
音乐课程教学设置需要改变,对旧的一些课程内容进行缩减或增加。在教学过程中,重点突出,主次分明,对西方音乐的精华部分要吸取,从而可以了解中西音乐文化,同时也给中西音乐教学打下基础,比如,可以选择风格各异的中西音乐经典曲目让学生聆听感受,体验中西音乐的作品风格、特点及相关音乐文化,以达到融合中西音乐为目的。
音乐艺术审美态度的改变。从理论上说,让学生对音乐作品采取一种超功力的审美观态度,但并不是一个空洞无物的东西,它既包含其他方面的审美能力,也需要其它方面的审美能力来给予支持和保证。
增加艺术实践的机会。音乐艺术教育中仅仅掌握了娴熟的艺术技巧远不是艺术教育的完成,只有学生在掌握技巧的同时,赋予艺术的表现形式以生命,成为“有意味的情感表现”,才算是达到了预期的教育目的,这些技能的取得来至对音乐艺术的广泛了解,结合中西结合的音乐特点,加强二度创作能力,懂得世界音乐是相对民族而言的,音乐的技法、音乐的风格应该各有其民族特征。
3.2音乐基础学科与民族音乐学习的相互渗透
对于民族音乐的这种“理性认识”可以借助音乐基础学科(如乐理、视唱练耳等)的学习来实现。通过视唱练耳课的教学,围绕音乐作品的各种音乐元素(音高、音长、强弱、速度等),通过对音程、和弦、节奏、节拍、旋律等方面的模唱和听写,使学生具有敏锐的音乐感知力。除了使学生具备各种基本的音乐技术方面的能力外,同时上升到审美的层面,透过对音乐片段中各种音乐元素的感知,实现对音乐情感的把握,从而达到音乐审美的目的。
对于怎样感受音乐形式的美、音乐结构的美、节奏变化的美、旋律线条的美等。这可通过音乐基础学科与民族音乐学习的相互渗透,进一步加深学生对民族音乐的领悟和体会。
对于西方音乐的学习也是建立在乐理、视唱练耳、和声、曲式分析等学科的基础之上的,这就需要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多多深入挖掘,适当通过一些音乐基础学科,领会音乐的内在音乐元素的美妙之处,从而建立音乐思维和音乐审美标准。
4.结语
总之,不论西方音乐还是东方音乐,音色的美能带给人们更多的精神享受和更高的启迪。它的表现形式背后深刻的民族文化内涵,渊源于朴实的广大民众生活情趣的音响特色和丰富的色彩变换所激发的对音乐风格和不同情感的体验等,是滋养生活之美的丰富养料,更是人们在音乐实践活动中积极追求音乐艺术更高境界的动力源泉。
参考文献:
[1]张力. “音乐形象”的感知与音乐教学[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05)
[2] 田晓宝. 论西方古典合唱艺术的和谐与崇高美学特征[D]. 华中师范大学, 2007 .
[3] 张宇. 中西音乐文化开放空间比较研究――关于中西音乐文化空间发生背景[J]. 《人民音乐》, 2006,(03) .
摘 要:中国与西方对于“英雄”和“hero”两个词的理解是不同的,所以,中西方文学中对“英雄”的塑造也就不同。中西方英雄形象在英雄的性格、英雄的教育功能、英雄的行为动机和英雄结局的性质方面都有区别,而究其根本,这些差异都是因为中西方传统文化、哲学思想和民族精神方面的对立。
关键词:英雄;hero;文学形象差异;文化原因
中西文化中“英雄”都是一个重要概念,中西文学中也塑造出无数“英雄”形象。英雄身上有许多优秀品质,值得人们学习;英雄创下丰功伟绩,配得上万世敬仰,在今天这样一个为生存而拼搏的时代,英雄情结仍在无数人心中难以磨灭。然而,中国和西方对“英雄”的理解是不同的,体现在中西文学中对英雄的描摹也就不同。本文笔者拟通过比较中国和西方对“英雄”这个词含义的不同认识归纳出中西方文学对英雄的理解塑造之不同,并简要分析这种对立的文化原因。
分析中西文学对英雄的理解和塑造有何不同,应先明确中西方如何定义“英雄”这个词。汉语“英雄”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三个意思:第一,才能勇武过人的人;第二,不怕困难、不顾自己、为人民利益而英勇斗争、令人钦敬的人;第三,具有英雄品质(第二个含义)的(形容词,不做讨论)。“英雄”这个词还出现在一个典籍中,比较早见于《汉书・刑法志》中,“(高祖)总(揽)英雄,以诛秦项。”《后汉书・循吏传・仇览》:“今京师英雄四集,志士交结之秋,虽务经学,守之何固?”《三国志・蜀志・先主传》:“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袁绍)之徒,不足数也。”还有唐代高适《辟阳城》:“何得英雄主,返今儿女欺。”。比高适稍晚的大诗人杜甫在他著名的《蜀相》中说,“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现代汉语词典》的三个解释和古代典籍中的五个出处说明中国古代至今对“英雄”的理解一直没有太大改变,就是那些为国家、为民族、为百姓福祉拼搏奋斗甚至献出自己生命的人,“英雄”概念在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中和普通人日常理解也没有太大差别。
西方语言以英语为代表,英语“hero”这个词在《牛津词典》(网络版)中也有三个意思:(1)a person,especially a man,who is admired by many people for doing something brave or good,a war hero=somebody who was brave during a war,(2)the main male character in a story , novel , film/movie etc,(3)a person,especially a man,that you admire because of a particular quality or skill that they have。对比《牛津词典》与《现代汉语词典》对“英雄”的解释有两点启示:第一,最大的发现在于英语第(2)条解释,英语“hero”可以解释为小说、故事、电影的“男主角”,所以,中国人理解“hero”这个词不能完全等同于汉语的“英雄”。“男主角”的解释也和西方英雄观念直接相关,男主角当然是独一无二个性的体现,男主角当然可能有缺点,甚至是恶人。第二,中西方英雄都具备勇敢、本领过人的特点,但英语“hero”解释为“a person,especially a man”,而《现代汉语词典》中“英雄”解释为具备某些特征的人,英语应翻译成是“people”。这体现出中国强调群体本位,所以中国对“英雄”的解释有“不怕困难、不顾自己、为人民利益而英勇斗争”的含义而英语“hero”并不强调这点。
中西方对“英雄”理解的不同导致中西文学英雄塑造上的差异。中西文学中描绘的英雄是不同的,中国文学的大禹、荆轲、岳飞、郑成功、刘关张、梁山一百单八将与西方文学的阿喀琉斯、奥德修斯、赫克托耳、珀尔修斯、伊阿宋、摩西、参孙、大卫、罗兰、亚瑟王与圆桌骑士等在很多方面都是不同的。中西文学在英雄塑造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不同。
第一,英雄的性格不同,这是中西方文学塑造英雄的最大不同。中国英雄是趋向完美主义的道德楷模。中国文学的英雄形象是趋向完美的,英雄永远在群体之中,良好品质和奉献精神都比较相近,性格中缺点相对较少。还有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英雄可以有缺点,但道德上一定不能有瑕疵,英雄一定不能违背仁义礼智信的传统伦理,所以关羽是武圣而吕布不是武圣。吕布的武功在关羽之上,但他是违背道义的三姓家奴,杀丁原献董卓,为貂蝉又杀董卓,而关羽性格里也有一些骄傲的缺点,但是这些缺点无关道德,相反他身在曹营心在汉,过五关斩六将回到大哥刘备的身边,这都是忠义的表现。关羽的道德在三国时期属于最好的,武圣需要的是道德能力和勇武能力的综合能力,那关羽就是道德好里面武功最高,武功高里面道德最好的。西方英雄性格明显有很大不同。西方英雄是独立的个体,本身有很强的个性,是力量和勇气的化身,刚强、威武特别注重战斗荣誉。古希腊英雄概念与神话、史诗、悲剧这些文学样式有着紧密的联系,古希腊英雄介于神和人之间,英雄大都属于人或者人和神的后代,英雄和平民生活在一起,又在战争或其他活动中通过自己超人的能力和英勇无畏的精神取得了成功,古希腊时期的英雄应该是像神一样的人。西方的英雄都是个体,都是文学作品中几乎独一无二的主角,这也和刚刚提到的英语“hero”的第二个解释“男主角”有关,不像中国喜欢写一组英雄,比如刘备的五虎将和梁山一百单八将,西方英雄的独立性决定了他们的个性不受群体束缚,西方英雄不但可以有缺点,更可以不符合道德尤其是中国传统道德。比如我们熟悉的阿喀琉斯就是因为主帅阿伽门农抢了自己的女俘虏就放弃作战导致希腊联军大败,又是因为自己的好朋友帕特罗克洛斯被赫克托耳所杀才从新披挂上阵为希腊联军赢得胜利。西方英雄更看重开拓进取的精神,看重对人性本身的探索和思考,所以阿喀琉斯和奥德修斯是英雄,堂吉诃德和浮士德也是英雄,甚至20世纪英雄情结的核心是主人公精神意志的坚定性和性格心理的独特性,就是说只要你有个性,你极端地坚持自己的个性就是英雄,恶到了极致也就是善。例如魔鬼靡菲斯特一方面坚持自己的本质,另一方面他的恶也促进了浮士德的善。总之,中国文学的英雄是追求完美的道德楷模,而西方文学中的英雄是坚持自我的人性战神。
其他方面的不同都以性格方面为基础上可以略谈。第二,英雄的教育不同。中国的英雄被拔高化、官方化和神化,为了德育,加强思想教育和控制,反应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需要。例如岳飞是人人敬仰的大英雄,一方面人们学习他保家卫国,与异族侵略者斗争到底的不屈精神;另一方面,统治者更希望人们接受的是岳飞的忠诚和服从,无论岳飞功勋多么卓著,在百姓中威望多么高,他始终忠于宋王朝,无论皇帝和奸臣如何排挤,岳飞始终为国为民,忠于职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另一个例子是韩信,项羽曾要和他三分天下他都拒绝了,只为报刘邦当年的知遇之恩,即使他当时已经看出天下统一后刘邦可能不能容得下自己,落了个“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的下场。西方英雄古希腊时期是为鼓励人战争的勇敢和荣誉的争取,后来是对人性、人本质,生命终极问题的思考。脚踏飞鞋的珀尔修斯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他是人民造福但更是与神对抗、建立自己的功绩。
第三,英雄的行为动机不同,中国英雄大都是奉献的,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牺牲自己;例如的林则徐,他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甘愿受苦一生。而西方的英雄大都为了个人利益,在西方的个人本位思想里利己也是完全正确的。例如,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始终为了个人的幸福,无论是征战获得在罗马帝国的自由,还是后来诛杀撒克逊蛮族、脱离罗马教皇统治,他们心中唯一的信仰就是个体的自由,现世的幸福,没有对谁真正的忠诚。
最后,英雄结局的性质不同。中西方英雄的死亡结局都比较多,中国称为奉献,西方写成悲剧,性质是不同的,中国英雄的死亡是主动的舍生取义,为大我牺牲小我,而西方英雄的悲剧结局更多是激烈的戏剧冲突,人与无法制伏的力量抗争的失败,这样的悲剧也有崇高的意味。例如荆轲为了完成刺杀暴君秦始皇的伟大使命,为了燕国的生存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俄狄浦斯完全不是这样,他是因为受到了杀父娶母的命运诅咒,一生都小心翼翼仍没能逃脱命运的魔爪,最终自毁双目,流放自己。
中西方文学在塑造英雄时英雄性格、英雄的教育功能、英雄的行为动机和英雄结局的性质都不相同,归根到底是因为中西方的文化传统、哲学思想和民族精神方面的不同,正是这方面的对立造成了中西方对于英雄的理解和塑造的巨大反差。首先,中国传统文化占主流的是讲究中庸、持中贵和的儒家文化,强调人对集体的义务,是一种稳定保存型的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需要英雄是道德楷模,是封建帝国的忠诚捍卫者,是儒家思想的服从者和践行者。西方的文化源头可以追溯到二希传统,即古希腊文化和古希伯来文化。古希腊文化一直倡导人们崇力尚争,追求自由,而古希伯来文化虽然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但尤其是文艺复兴以后上帝也鼓励人们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即天赋人权,追求个人幸福、自由和对人性的思考,所以西方的英雄充满个性,充满了与命运抗争的勇气。中国的传统哲学追求天人合一,所以中国神话中有很多与农业劳动相关的英雄,例如神农氏、燧人氏、有巢氏以及大禹治水的故事。西方的哲学相信物我两分,所以西方的英雄充满了征服大自然的欲望和灵与肉分离的痛苦。中国的民族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精神,这些精神都在中国文学的英雄身上得到体现。西方尤其是古希腊时期民族精神的核心就是开放、进取、冒险和追求个性自由,所以西方的英雄敢于开拓冒险,例如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和环球航行的麦哲伦。总之,中西文学中英雄形象的不同有其深层原因,中西传统文化、哲学思想和民族精神上的差异影响了对英雄的不同理解与塑造。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中国与西方对于“英雄”的理解与定义就是不完全相同的,不同的理解造成了中西方文学中塑造出各方面不同的英雄形象。究其根本,这些不同都是由于中西文化的传统精神和哲学思想方面根本的对立造成的,所以我们理解中西方英雄都应该站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中深入分析。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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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02-186页。
[3] 维柯:《新科学(下卷)》,朱光潜译,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71-83页。
[4] 吴丛明 孙婵娟:《当侠者之剑遇上骑士之矛――跨文化视角下中西英雄主义表现形式差异》,《海外英语》201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