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平衡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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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平衡理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 概念模型；评价体系；生态位理论；平衡发展；公立医疗机构
[中图分类号] R19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6）05（a）-0153-05
[Abstract] With combination of context analysis based on literal review， depth interview and experts consultation， it could be constructed a concept model on evaluation system of balance development for public medical institutions guided by the niche theory， from facets on the dimension， width， overlap and density of the niche. The niche would offer a new perspective on evaluation system of balance development for public medical institutes， and the concept model on evaluation system i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realizing the ecological chain of medical industry， finding ou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balance development for public 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Key words] Concept model； Evaluation system； The niche theory； Balance development； Public medical institutions
医改是世界性难题。作为新一轮医改的重点内容之一，公立医疗机构改革的目的在于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1]，解决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尽管已经总结出“三明模式”“海宁模式”“神木模式”等代表性做法，但“社会资本办医”、移动医疗以及人口老龄化等医院外部的机遇和挑战，和不少医务人员流向民营医院、第一志愿报考医学专业的人数呈现下行趋势[2]等来自医院内部的威胁，进一步加剧了医疗服务需求增长与医疗服务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突出了公立医疗机构学科发展与后劲不足之间的矛盾，更削弱了公立医疗机构的市场竞争力。公立医疗机构内忧外患，亟需重新审视自身在生产要素，如资本、人才、技术、设备、药品等日益市场化的今天，如何才能够平衡、可持续发展？前期研究提示生态位理论对医疗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适用性[3]。然而，生态位理论如何才能指导公立医疗机构平衡发展，尚需系统梳理与解答，课题组以构建基于生态位理论的公立医疗机构平衡发展评价系统的概念模型作为切入点。
1 研究方法
1.1 基于文献回顾的内容分析法
以主要源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万方数据库以及Emerald管理学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等网络资源的国内外关于医院平衡发展评价的相关文献为研究资料。采用基于文献回顾的内容分析方法，围绕“平衡发展”“可持续发展”“医院”“医疗机构”“公立医疗机构”“影响因素”“作用因素”“评价”“生态系统”“生态链”“生态位”“概念模型”“生态位理论”“balance development”“developing in balance”“sustainable development”“hospital”“medical institution”“public hospital”“influencing factor”“evaluation”“assessment”“ecological system”“ecological chain”“ecological niche”“concept model”“the Niche Theory”等重要词汇，进行编码、分析、统计、归纳、关系梳理、重构与总结阐述等，进一步提出观点。
1.2 深入访谈法
围绕包含公立医疗机构在内的医疗行业生态链，遴选代表性的生态元（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卫生相关部门、医药及相关企业、医药院校、保险机构、医疗机构、医院管理研究及社会咨询机构）及其代表性的成员（含患者及居民）进行深入访谈，了解其对公立医疗机构平衡发展的看法，在公立医疗机构平衡发展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利益诉求及带来的影响。
1.3 概念模型构建法
根据扎根理论，从公立医疗机构及相关生态元的利益诉求中筛选各影响因素（亦称生态因子），并根据生态位诸理论[4-10]，梳理诸生态元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关于公立医疗机构平衡发展的作用与方向，建构公立医疗机构平衡发展评价体系的概念模型。
1.4 专家咨询法
针对公立医疗机构平衡发展的影响因素与评价体系概念模型，遴选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医疗机构、医药院校、医药企业等来源的专家，开展咨询活动，并根据专家反馈对概念模型进行修正。
2 基于生态位理论的医疗行业生态系统
2.1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与医疗机构生态位
生态位指一个生态群落中，一个物种和其他物种相关联的特定时间位置、空间位置和功能位置[11]。生态位理论揭示了生态系统中每一个个体、种群和群落在长期的生存竞争中拥有一个最适宜的时空、功能位置――生态位。课题组将公立医疗机构视作一个生命体，它根植于医疗行业生态系统中，同样遵循生态位理论。
医疗行业生态系统是由医疗行业生态链及行业外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支撑而共同构成，各组成部分在各自生态位置上发挥应有的作用，彼此之间相互影响、协调运作，见图1。公立医疗机构为代表的医疗机构，处于医疗行业生态链的中游。如果用生态元来表示生态链中的每个组成部分，公立医疗机构则是医疗行业生态链中游的生态元。在医疗行业生态链上，对公立医疗机构平衡发展产生影响的不仅有来自上下游的生态元，如院前急救机构、临终关怀机构，还有来自中游的平行生态元，如基层医疗机构、社会医疗机构，更有处于行业外环境的生态元，如政府机构、行业主管支持机构、检查监管机构、行业评价监督机构、行业支持机构、人才培养机构、物业服务提供机构及行业影响机构等。
医疗机构生态位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医疗机构以其掌握的各类资源为基础，通过医疗机构内部各项管理子过程的交互作用，主动获取[12]医疗机构生存、发展能力以适应环境，从而选择和占据的医疗行业生态系统中的恰当位置。这里所谓的恰当，指的是医疗机构拥有其生存、发展所需要的时空、资源，与其他医疗机构间不存在“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有良好的外在条件与内在战略布局，强调外在条件的充分性与内在战略布局的差异化。从医疗行业生态系统不难看出，公立医疗机构的平衡发展需要考虑生态系统中各生态元带来的影响。
2.2 公立医疗机构平衡发展的影响因素
结合卫生系统宏观模型[13]及战略分析有关原理[14]，如图2示，与公立医疗机构平衡发展密切相关的因素很多，除了当前因素，还有未来因素；除了行业外因素，还有行业内、机构内因素；除了空间因素，还有资源因素（不包括空间因素带来的资源）。厘清影响因素，是评价公立医疗机构平衡发展的基础。根据生态位理论，可以把公立医疗机构平衡发展的影响因素主要归为四类，即生态位维度影响因素，如时间、空间、资源等；生态位宽度影响因素，如行业内外资源、机构内资源等；生态位密度影响因素，如医疗卫生资源空间分布、区域卫生规划等；生态位重叠度影响因素，如服务人群、疾病分布等。根据矛盾论的原理，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15]，因此，行业外与行业内的因素对公立医疗机构平衡发展的影响最终还是通过机构内的因素发挥作用。
2.3 医疗机构间的竞争与其生态位的关系
2.3.1 生态位的重叠是医疗机构竞争的本质原因 当医疗机构的空间距离较近或者服务功能及内容相似时，生态位即发生重叠，尤其是服务功能内容相似且空间距离较近时，重叠度进一步加剧带来竞争。根据生态位理论可以将医疗机构间的生态位关系分为完全重叠、交叉、毗邻和分离，其竞争强度按序递减。提示为了避免医疗机构间的恶性竞争，应尽量避免生态位重叠，要么在医疗机构布局上预留足够的空间距离，要么在履行的服务功能与提供的服务内容上突出特色，即强调专科专病特色。
2.3.2 医疗机构生态位的竞争是多重竞争 医疗机构生态位的竞争[16]是以医疗资源为主的多重竞争，包括患者需求、成本、技术、价格[17]等方面。其中患者需求的竞争强调医疗机构提供服务的优质、全面及满足需求程度；成本的竞争强调医疗机构满足患者需求所支付的成本高低，主要体现在医疗设施、医药、人力等方面；技术的竞争强调医疗机构技术水平高低，主要体现在高水平医务人员引进及现有人力培训方面；价格的竞争强调医疗机构提供同等水平服务的价格高低。技术、价格都是患者就医流向的驱动因素。
2.3.3 医院生态位的错位或分离是医院竞争的结局 自然界物种之间相互竞争的结果是达到彼此竞争的平衡态，表现在生态位互不干涉，这种现象叫做生态位错位或生态位分离。医疗机构的竞争亦如此。为了避免恶性竞争浪费资源，一般宏观上采取区域卫生规划，微观上采取差异化策略，使彼此生态位错位或分离。提示医疗机构若需平衡发展，应通过宏观、微观的努力，实现生态位间的相对平衡。
3 基于生态位理论的公立医疗机构平衡发展评价体系的概念模型
概念模型[18]是人们内在思想与诉求的外化与表现。根据生态位理论可知，医疗机构若需平衡发展，在医疗行业生态系统及行业生态链中应拥有恰当的生态位。鉴于生态位具有维度[19]、宽度[20-21]、密度[19]、重叠度[20，22]等表征，评价公立医疗机构能否平衡发展，不妨从生态位维度、宽度、密度和重叠度这四个方面展开，见图3。
3.1 生态位维度
公立医疗机构能否平衡发展，应考量其生态位占据维度的情况。其中，空间维度体现在公立医疗机构的空间规模、是否存在分支机构等。空间维度直接影响到房屋建筑面积、床位数，进一步影响到患者及其家属的就医体验。时间维度主要考察公立医疗机构是否具有长远的发展眼光，是否能够洞察社会、经济、文化等形势发展将带来的战略格局。清・陈澹然在其《寤言二迁都建藩议》中指出“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事者，不足以谋一时”，足见时空维度的重要性。资源维度体现在公立医疗机构占据的来自行业内外、机构内的各种资源，涉及政策、经济、社会文化、技术、环境、法律、人群健康情况、行业文化、竞争对手、战略盟友、行业品牌等，还涉及医疗机构信息化、医疗资源、人员基础、体制机制、价值观，以及服务产出的质量、效率、公益性等。
3.2 生态位宽度
公立医疗机构能否平衡发展，还应考量其生态位占据的宽度情况。所谓宽度，指的是占有时空的大小、资源的多少。不论是行业内外、机构内，如前所述存在诸多资源，亦往往存在相应的时空特点。如医疗机构信息化，其发展阶段、涉及范围、覆盖程度、存在介质、实现手段等，表现出时空、资源等维度的性质。又如人员基础，主要指公立医疗机构人员的政策知晓率、员工自由度、自主管理率、机构价值观认同度等，反映人心向背，即对机构是否具备高位的满意度、认可度，是否拥有统一的愿景，机构是否建立强大的文化，均将影响到机构发展后劲。根据文献回顾与访谈结果，公立医疗机构生态位宽度可细化为行业外、行业内、机构内三个方面，其中，行业外部因素除政策（医改、物价、医保、卫生总费用占比、宏观政策布局等）、经济（GDP或GNP、可支配收入等）、社会文化（物流成熟度、医患和谐、患者满意度、文化认同度等）、技术（科技发展水平、信息化等）、环境（自然地理类型、气候类型等）、法律（出台与落实情况）外，还包括人群健康（健康期望寿命、婴幼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行业内部因素包括行业文化（执业信条、公益性）、行业品牌（医院专科声誉等）、战略盟友（医联体或共同体、社会资本办医、移动医疗、医生集团等）；机构内部因素以公益性、价值观、质量与效率为核心，包括医院信息化、医疗资源（编制、床位、医务人员数量结构分布、医疗设备、技术水平、资产使用情况、财政投入占比、基础设施、医院文化及贯续医疗度等）、体制机制（领导体制格局、法人治理、人事制度、绩效薪酬制度等）、人员基础。
3.3 生态位密度
生态位密度指单位时空中医疗机构的数量，分当前和长远两个阶段。着眼当前，表现在医疗卫生资源的空间分布上；着眼长远，则依赖区域卫生规划。考量公立医疗机构生态位密度的本质仍在于分析医疗机构占有时空资源的多寡，但强调权衡占有时空资源的相对数。
3.4 生态位重叠度
生态位的重叠度强调考察医疗机构占有时空资源的重叠程度。文献回顾与访谈结果提示，公立医疗机构生态位重叠度主要表现在政策资源、疾病分布、服务人群、患者就医驱动等几个方面。其中，政策资源的重叠度用于分析公立医疗机构相关政策的覆盖面，或者是这些政策在医疗机构内部的具体落实情况；疾病分布与服务人群的重叠度，主要受疾病谱及人群结构、分布的影响；患者就医驱动的重叠度，指的是患者到医疗机构就诊的动机，是疾病、机构为中心，还是专家为中心。不论是政策资源、疾病分布，还是服务人群、患者就医驱动，均是医疗机构服务内容、治疗病种及学科建设情况等重要表征，即考察相互间服务内容、治疗病种及学科是否重叠及重叠程度。
4 结语
构建基于生态位理论的公立医疗机构平衡发展评价概念模型，有利于跳出医疗行业本身，从“生态文明”的视角，更宏观、全面地审视公立医疗机构发展的影响因素，明确机构发展方向及其在行业生态链中的位置，特别是资源占有情况，从而调整发展战略。同时，概念模型有利于指导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公立医疗机构的管理者认清形势，总结公立医疗机构发展改革的一般规律。综上所述，基于生态位理论的公立医疗机构平衡发展评价概念模型，拓展了分析公立医疗机构改革的视野和思路，便于全面审视公立医疗机构平衡发展态势，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从而为指导公立医疗机构平衡、可持续发展提供直观、可操作的参考依据。然而构建基于生态位理论的概念模型只是搭建了公立医疗机构平衡发展评价体系框架，尚需进一步开展评价体系研究及实证研究，探索公立医疗机构平衡发展的关键因素和评价指标，这是课题组的后续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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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平衡理论范文第2篇
袁嘉丽等［10］依据微生态学原理，从小儿呼吸道微生态变化的角度探讨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发病机制，探索中医宏观辨证分型与现代医学的微观量化指标存在的内在联系。研究发现，复感儿肺脾两虚型及脾弱肝旺型患儿的呼吸道微生态表现为紊乱失调的状态，尤其是肺脾两虚型更为严重。付肖岩等［11］通过研究慢性腹泻脾胃湿热证与舌苔细菌比例、菌群密集度和菌群多样性的关系发现，脾胃湿热证组的革兰阳性杆菌和革兰阳性球菌明显减少，细菌密集度明显增高，多样性明显增加。胡玲等［12］研究认为微生态失衡之“邪气亢盛、脾运失健、邪正相争”亢奋状态可能是幽门螺旋杆菌（Hp）相关胃病脾胃湿热证形成的重要环节。脾胃湿热证是Hp相关胃病发生过程中邪气最盛及邪正交争最剧烈的阶段，Hp感染率高，胃黏膜呈现明显充血水肿、糜烂或溃疡上覆黄苔，甚则黏膜下出血的活动性炎症改变；脾气虚证的Hp感染率明显降低，胃黏膜呈现明显水肿或溃疡上覆白苔，甚则黏膜以白相为主的慢性炎症改变。陈晓刚［13］应用实时荧光定量PCR技术研究再发性腹痛患儿的粪便标本中相应微生态检测指标的变化与脾胃湿热证主要临床证候的关系。结果发现，较诸脾虚证，脾胃湿热证表现出双歧杆菌与肠杆菌含量的相关性高，B/E值与腹痛程度、肠杆菌含量与腹胀频率的相关性高也是脾胃湿热证较诸脾虚证不同的肠道菌群变化特点；而双歧杆菌含量与食量减少的相关性增强则是脾虚证与脾胃湿热证不同的特点；此外，脾胃湿热证也表现出舌苔黄腻程度与肠道菌群失调的相关性。复发性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属于中医学带下病的范畴，中医认为主要是湿浊蕴积生虫、虫蚀于阴中则痒。陈妮妮［14］对98例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和妇科检查，在辨病的基础上进行辨证论治，了解复发性外阴道假丝酵母菌病的证候学特点、体质特征以及相关发病因素，通过内外结合法治疗，恢复肝脾肾正常功能，使阴道微生态恢复平衡，达到因人而异的个体化诊疗。
2中医临床应用与微生态
中医从整体出发，通过调节机体使之处于平衡状态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这与微生态学中微生态环境的平衡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目前很多学者从微生态平衡的角度来研究治疗疾病。小儿非细菌感染性腹泻属于中医学泄泻范畴，而微生态平衡则在腹泻的发病机制中起重要作用。胡小英等［15］通过前瞻性多中心随机对照临床研究观察中医药疗法（口服汤剂和小儿推拿疗法）对小儿急性非细菌感染性腹泻病的疗效及肠道微生态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医药疗法对小儿急性非细菌感染性腹泻病具有良好的治疗作用，但是短期内对肠道双歧杆菌、大肠杆菌、乳酸菌数量影响不明显。胡晓霞［16］采用对照试验，将80例细菌性阴道病患者随机分为中药治疗组和西药治疗组，经临床观察发现，中药疗法既能有效治疗局部症状，又可以显著改善患者伴随的脾虚躯体不适症状，复发率低，疗效稳定性强。推测中草药不仅仅可治疗感染，还可作为一种微生态调节剂，扶持正常阴道内的优势菌，发挥其生物拮抗作用，从而达到重建阴道微生态平衡的治疗目的。陈莉［17］对60例假丝酵母菌阴道炎患者采用中西药对照的前瞻性疗效观察，发现舒乐宁洗剂对改善中医证候疗效与达克宁相似，对维持阴道微生态环境也有显著疗效。
3中药作用与微生态
生态平衡理论范文第3篇
建筑智能化通过建筑设备管理系统（BAS）令筑设备节能，主要包括空调控制、制冷控制、热力控制、电力控制、给排水控制、照明控制、电梯控制等子系统，对建筑物及建筑群内的空调、通风、变配电、照明、给排水、热源与热交换及电梯设备，实行集中监视、自动控制和统一管理，实现设备的高效、节能和最佳运行状态。既有建筑的智能化改造市场巨大，在2005-2011年期间，新建智能建筑面积约22.18亿平方米，智能改造面积4亿平方米，以智能化单位成本为120元人民币/平方米进行测算，500亿平方米既有建筑智能改造将达6万亿元人民币。建筑节能推动建筑智能化加速发展，在2003-2011年间，我国建筑节能服务产值从5.58亿元人民币提至441.96亿元人民币左右，复合增长率达72.72%。
关于生态建材的发展方式和对环境协调性的改进，日本学者三本良一教授总结了4类创新方法，即产品改进、重新设计、功能创新和系统创新。其中，系统创新对环境协调性的改进最大，花费时间最长，难度也最大；而产品的改进相对简单，对环境协调性的提高也最小。需要强调的是，生态建材的发展不能以过分牺牲使用性能为代价。同时，生态建材使用性能的要求不一定都要高性能，而是指满足使用要求的优异性能或最佳使用性能。在生态建材发展的重点方面，国内外不少研究者关注按照环保和生态平衡理论设计制造的新型建筑材料，如无毒装饰材料、绿色涂料，以及采用生活和工业废弃物生产的建筑材料、有益健康和杀菌抗菌的建筑材料、低温或免烧水泥和土陶瓷等。从宏观来看，我国发展生态建材的重点应放在引入资源和环境意识上，采用高新技术对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建材进行环境协调化改造，尽快改善建材工业对资源、能源的浪费与污染。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许多学者提出了生态建材的有效发展战略。
1、建立建材生命周期（LCA）的理论和方法，为生态建材的发展战略和建材工业环境协调性的评价，提供充分科学依据与方法。
2、以最低资源、能源消耗，以及最小环境污染代价生产传统建材，如用新型干法工艺技术生产高质量水泥材料等。
3、发展大幅度减少建筑能耗的建材制品，如有轻质、高强、防水、保温、隔热、隔音等优异功能的新型复合墙体与门窗材料。
4、开发拥有高性能、长寿命的建材，大幅度降低建筑工程的材料消耗和服务寿命，如高性能水泥混凝土、保温隔热、装饰与装修材料等。
5、发展可改善居室生态环境和保健功能的建材，例如研发具有抗菌、除臭、调温、调湿功效，并屏蔽有害射线的多功能玻璃、陶瓷、涂料等。
6、发展能替代生产能耗高、环境污染大，且对人体有毒、有害的建材，如无石棉纤维水泥制品、无毒无害的水泥混凝土化学外加剂等。
7、开发工业废弃物再生资源化技术，利用工业废弃物生产优异性能的建材，如利用矿渣、粉煤灰、硅灰、煤矸石、废弃聚苯乙烯泡沫塑料等生产各类建材。
生态平衡理论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高职院校;专业建设;教育生态学;生态因子
目前，高职院校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完成从规模建设到内涵发展的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研究推动高职院校发展的核心问题，即专业建设问题。这是因为专业建设是高职院校内涵建设的核心，也是提高教育教学与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抓好专业建设，既能为高职院校发展确定方向，又能为高职院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供保障，还能为高职学生顺利就业奠定基础。
事实上，近些年专业建设研究一直是高职教育研究中的重点，教育理论界对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内涵、特征及实现路径等诸多问题进行了相当多的探讨，并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见解。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与规划、专业培养目标定位、课程体系建设与改革、专业教学团队建设、校内外实训条件建设、校企合作实践项目建设等方面，也就是说，基本上是从静态、局部的角度出发。因此，为了适应时代与教育的发展要求，有必要从教育生态学的视角对高职院校专业建设进行动态分析与全面审视，并对高职院校优化专业建设生态环境，提升专业内涵，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出有益的策略建议。
教育生态学的基本原理
生态学是研究生命系统与环境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和机理的科学。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许多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者把生态学原理和方法运用到教育研究中，对人类生存的宏观环境和教育之间的交互关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逐步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教育生态学的理论框架。
教育生态学依据生态学原理，特别是生态系统、生态平衡、协同进化等原理与机制，研究各种教育现象及其成因，并进而掌握教育发展规律，揭示教育的发展趋势和方向。总体而言，这门学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第一，注重分析教育生态环境及其各种生态因子对教育的作用和影响，进一步明确教育的生态结构，从而阐述教育的宏观生态和微观生态；第二，在分析教育生态结构的基础上，力求全面阐述教育的生态功能，并揭示教育生态的基本规律，如教育生态的平衡与失调、教育生态的良性循环、竞争机制与协同进化以及迁移和潜移规律等；第三，努力揭示教育发展的规律和生态机制，探索优化教育生态环境的途径和方法。
教育生态平衡是教育生态理论的核心问题，是教育生态的一条基本规律，把握这一规律，就能从根本上全面揭示教育领域存在问题的实质，推动教育更好地协调发展。何谓教育生态平衡？理论界认为，教育生态大体上可以看作是教育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其外部环境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关系，而教育生态平衡则主要是指教育系统的综合平衡、运行高效、功能优异及其与社会环境的良好协调。
专业建设生态性及各影响生态因子
“生态”主要指生物与环境因素的相互关系。当研究高职院校专业建设时，我认为，专业建设与一定时空范围内的学校生态环境密不可分。也就是说，在教育生态学视野中，学校本身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专业、教师、学生以及学校内外环境等都是这个生态系统中的子系统或因子，因子之间始终存在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流转换，并力求达到彼此之间的平衡。
对平衡的追求要求生态系统的各子系统以及各生态因子的运动变化发展都遵循物质运动的一般规律。但需要注意的是，若单从某个时段分析，不平衡现象是常态，而平衡现象则是非常态；若是从生命进化和生态系统进化的长远观点分析，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动态的，所有的生态系统实际上都处于貌似不平衡的“动态平衡”之中，是运动与平衡的统一。具体到高职院校专业建设这一生态系统而言，它是由许多生态因子共同构成的，诸多生态因子对整个系统发生综合影响，它们始终处于貌似不平衡的“动态平衡”之中。
仔细分析影响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诸多生态因子，我们可以将它们分成三类，即专业个体特征因子、学校外部特征因子、学校内部特征因子。这三方面生态因子构成了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三个层次环状生态圈，对高职院校专业建设都起着不可或缺的促进或制约作用。
专业个体特征因子，主要包括专业培养目标、专业教学计划、课程体系、师资队伍、校内外实训条件等。这方面的生态因子，在高职院校专业建设中起着核心因子的作用，是我们研究与实践中常常所说的“硬件”和“软件”，是专业办学水平与实力的具体体现，是人才培养工作的主要载体。
学校外部特征因子，主要包括高职教育发展的社会文化观念、法律和政策体系、经费保障等，实质上是政府和社会为高职教育发展构建的宏观环境或保障体系。对于完善高职院校专业建设而言，这一宏观环境或保障体系至关重要，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近些年的高职教育发展中看到。目前，无论是招生规模还是在校生规模，高职教育在高等教育中都占据了“半壁江山”，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高职教育当今的勃勃生机源于哪里？无非是经济社会发展对高职教育提出的前所未有的需求，教育事业发展为高职教育发展提供的良好基础，社会对高职教育的认可氛围，中央政府对高职教育发展的重视程度和中央财政对高职教育的经费投入强度等等。对此我们均归为政府和社会为高职教育发展构建的宏观环境或保障体系。
学校内部特征因子，主要包括由学校的办学理念、价值观、规章制度、组织结构、运行机制、校容校貌、教风学风等构成的学校文化。高职院校加强专业建设，提升专业内涵，目的是更加注重人才培养，更加注重知识创新，更加注重办学质量和特色，更加注重服务社会、引领社会，而这一切的背后，都需要一个无形而又无处不在的灵魂支配，这个灵魂就是学校文化。学校文化广泛渗透在高职院校专业建设中的各个环节，影响和支配着专业的发展方向、发展模式、发展特色和建设成果。在专业建设中，学校文化具有多方面的功能，主要包括主流价值观的导向功能，凝聚师生力量的激励功能，基于普遍文化认同而自觉遵守规章制度的规范功能，对师生思维、行为习惯和专业素养的熏陶功能。
促进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建议
高职院校专业建设作为一种生态现象，必须着眼学校的持续发展和专业的持续发展，努力遵循教育协调发展的规律与要求，解决好专业发展与校内、校外环境的矛盾，保持专业建设与发展的生态平衡，避免在专业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出现内部生态链危机和系统整体效力减退等问题。依据教育生态学原理，对高职院校专业建设提出以下策略建议。
（一）全盘考虑，创设促进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稳定、平衡、有序的生态环境
1840年，J·李比希通过对比谷类作物的产量，发现农作物通常不受它所需要的大量的营养元素的限制，反而受那些只是微量需要的原料的限制。只要稍微加入所缺的微量元素，产量马上就会明显地提高，他由此说明这些微量元素是作物增产的“限制因子”，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生态学中著名的“限制因子”定律。
今天，“限制因子”定律已经从自然因素扩充到社会因素和精神因素。对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生态系统而言，也同样存在着“限制因子”，而且是所有的生态因子都可能成为“限制因子”，起到限制性的作用，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生态困限，制约着专业健康发展。因此，“应然”状态的专业建设，需要摆脱其生态环境中各“限制因子”的束缚，通过各生态因子的和谐共生来维持其生态环境平衡，最终实现专业内涵提升。摆脱“限制因子”束缚，促进高职院校专业建设，这是一个生态进化过程，是高职教育发展史的必然，也是高职院校专业发展的内在要求。
对高职院校而言，需要从教育生态平衡理论出发，统筹兼顾、整合优化影响专业建设的各生态因子，杜绝偏废其一，努力构建一个稳定、平衡的有效促进专业发展的模式，使高职院校专业建设回归“应然”状态与本质。
（二）加强生态调控，形成促进高职院校专业建设良性持续健康发展的生态循环
在教育生态理论中，任何一个生态组都有输入输出，而且存在着简单的或复杂的控制与反馈，在生态内外和各要素之间都会有信息的传递和转换。在生态构筑中，一方面要注意各要素的层次结构，另一方面更要注意信息的反馈和控制，使各种活动与管理工作形成一个环路和可控、不断向前发展的系统，使信息能够自动地反馈并进行不断调整，最终保证整个生态系统良性循环。
循此思路，在建立专业建设管理模式时，学校不仅要结合专业的内外部实际制定专业发展规划或方案与促进专业建设的制度或措施，而且要定期检查专业发展规划或方案与促进专业建设的制度或措施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存在的问题及时适当处理。
（三）激发促进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各生态因子，诱发专业办学水平由量变到质变
专业个体特征因子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指出：“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个类型，肩负着培养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技能人才的使命，在我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高职教育“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结合发展道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千百万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这些对高职教育的定位性表述，需要我们在专业建设中全面准确地理解，并一以贯之。具体而言，在专业建设中，我们需要准确定位专业培养目标，培养高素质高技能应用型人才；改革课程结构，建设与行业和专业发展接轨的专业课程体系；提升师资队伍水平，逐渐形成专兼职结合、结构合理的“双师型”专业教学团队；建设校内实训场所和校企合作实践教学基地，形成专业依托机制；重视专业建设研究，形成专业拓展机制等等。
学校外部特征因子如前所述，政府和社会构建的保障体系为高职教育发展提供了关键的战略机遇，有力推动了高职教育的新一轮发展。但我们也应看到，在社会环境中依然存在着诸多制约高职教育发展的因素，甚至力量还相当强大。例如，在社会文化观念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依然是人们推崇的目标，并进而导致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技能，鄙视劳动生产，鄙薄职业技术等社会习惯；在法律制度方面，我国的《职业教育法》作为一个国家职业教育的基本法还远未完善，特别是行业企业承担职业教育的法律责任不明晰，利益驱动机制不健全，政府相关部门政策不配套，造成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办学缺乏必要的法律制度保障；在经济投入方面，目前我国高职教育依然存在“高成本”与“低投入”的矛盾，导致高职院校学费高、办学条件和教学资源相对短缺等问题。因此，在我们研究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过程中，不能忽视保障体系的完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强化国家对高职教育发展的主导作用，不能一味认同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作为政府，需要从国家战略高度出发建立完善的促进高职教育发展的法律、经费保障体系，努力增强高职院校的办学水平，进而增强高职教育对广大民众的吸引力，形成有利于高职教育发展的社会文化观念。
学校内部特征因子学校文化作为专业内涵提升背后的一个无形而又无处不在的灵魂，是研究专业建设必须思考的。高职院校在专业建设过程中必须将文化建设作为办学的一个战略基点。首先，将文化建设作为学校战略规划的重要部分，与专业建设相融相通。通过学校文化建设，从社会价值和发展战略的层面形成高度的文化自觉，深入思考专业的办学定位和文化使命，在服务大局的过程中主动对接区域经济产业的需求。其次，将文化建设体现在人才培养上。教风学风是学校文化的集中体现，又是决定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所在。因此，在专业建设过程中，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全心全意依靠教师共同建设与发展专业，全面反思学校课程教学、教师激励与考核、学生评价以及相应的奖学金评定等教学和学籍管理制度，努力营造适应具有社会适应能力、创新竞争能力的人才培养的教风学风。最后，将文化建设体现在学校制度设计上。制度文化在学校文化建设中处于中介的位置，通过制度设计与执行能够把理念转化为行动、精神转化为物质。制度设计的出发点不是约束人、惩罚人，而是具有激励导向功能，因此，需要建立尊重人才、凝聚人才、激励人才的规章制度，特别是人事分配制度、科研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教学成果奖励制度、学术评奖制度等等，以制度建设带动学校文化的升华，并进而提升专业内涵。
生态平衡理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生态畜牧业；西部草原畜牧业
中图分类号：S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2）01-0118-10
一、生态畜牧业理论和实践
中国现有264个牧区和半牧区县（旗），分布在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四川、宁夏、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西等12个省区，土地面积385万平方公里，占中国国土面积的40%，大多处于西部边疆民族地区，生态、生产和社会文化功能极为重要，一直被认为是“草原畜牧业的重要生产基地、草原游牧文化的发祥地，维系我国生态安全的绿色屏障”。近十年来，我国“三牧问题”（牧区、牧业、牧民）也比较突出，表现为：草原生态持续退化，牧业成本不断增加，牧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牧区贫富差距正在加剧。“三牧”已经引起了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2010年10月12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促进牧民增收，从2011年起，中央财政每年安排资金134亿元，在内蒙古、新疆（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和云南8个主要草原牧区省（区），全面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
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加上一些人为因素[1]，中国西部草原土壤沙化和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可供牲畜食用的优良牧草比例减少[2]。草原生态退化直接影响到牧民们赖以生存的畜牧业发展。如何既能保护好草原的生态又能提高西部草原上的牧民们生活条件是很多专家学者一直都在思考的问题。
国内的学者们普遍意识到对中国西部草原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3]。草原良好的生态环境除了有利于牧民们畜牧业的发展，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大规模沙尘暴的出现。但现实情况是对草原生态的保护并未做到实处。杨德亮指出，一些地方领导，误把资源优势当成产业优势，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招商引资使得牧区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产生了不可低估的负面作用。这些开发不仅没有实质性的改善当地牧民的生活条件，反而加快了草场资源的退化和沙化。根据杨德亮的报告，青海省祁连县在政府大力招商引资和小煤矿整治政策背景下，2004年西部矿业公司正式收购兼并了祁连县多隆煤厂。与此同时，大规模的采金活动在20世纪 80年代初恢复， 80年代后期采金达到顶峰，过度采矿致使祁连县方圆十几公里散落着一堆堆的石头，遍布着一个个大坑，湿地迅速恶化为沙石滩，对整个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型破坏[4]。学者达林太和郑易生指出：“工矿产业采挖和开发是近20年来日益加剧草原破坏因素。草原牧区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煤、铁、稀土、铜、铅、金、银等许多矿产储量都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一些开发商追逐利润，纷纷到草原开矿产办公，当地政府为了尽快脱贫致富，‘肥水快流’，大、中、小型项目一起上， 还大搞招商引资，开发和掠夺资源。这些项目有许多是一哄而上，并没有经过环境影响评价或环境经济评估论证，因而带来许多生态环境灾难。工矿企业开发，首先要占用大量草场土地，其次工矿企业要严重污染环境，特别是污染牧区宝贵的水源，对大气污染也不可忽视，如氟化物污染可使牧草中毒，牲畜得氟牙病死亡，由于废水，废气的污染，土壤的酸碱度发生了变化，也影响了植被的演替，矿山大量剥离物和废渣推积也污染环境。工矿业开发要破坏草原植被，土地塌陷，水土流失等造成严重的植被破坏，有些根本无法恢复。”[5]
除了尽量减少对草原矿产的过度开发，为了避免对草原造成更大的破坏，学者杨德亮倡导实施“生态购买”，通过国家购买生态，把牧民实行地域性转移，进而减少人类干扰 ，减少放牧，从而实现植被、 地表水、 地下水等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与良性循环。他指出生态移民一方面既保护了自然生态草原的自我平衡，又有利于牧民改变生产模式，实现致富。但是，许多学者反对这种观点。杜发春以青海三江源为例指出，国家和地方政府实施了退牧还草及生态移民方案，要求牧民搬迁后对草场进行禁牧，使草场休养生息，自然恢复。但由于没有专门的草场管护人员和足够维护资金，导使禁牧草场超载无人监管，加之禁牧草场不是连片集中，而是呈镶嵌式分布，部分以草定畜的留居户跨区放牧、侵占草场现象也屡有发生， 并没有真正达到维护草原生态系统的目的。另外移出的牧户多以老年牧户、无畜/少畜户为主 ， 分别占移民户总数48.5%和 68.3%，牲畜多的、中青年牧户普遍不愿移民，因此通过移民实现草地载畜量明显减少的目标很难实现。
在对一些文献资料进行梳理后，国内的一些学者对牧民实行迁徙，控制牲畜的做法持怀疑态度。生态移民的措施是基于“平衡理论”的假设，即生态系统是平衡的，系统的不平衡是由于牧民的牲畜过多和过度放牧引起的。但国外的一些学者比如Ellis和Swift提出了“非平衡理论”，认为草原生态系统并非是平衡的，简单的控制牲畜和将牧民迁移并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草原的生态平衡。奥巴等总结了平衡与非平衡生态系统最根本的区别。（见表1）。学者王晓毅，张倩和荀丽丽在《非平衡、共有和地方性——草原管理的新思考》一书中指出发展草原生态畜牧业的两个理论“平衡理论”和“非平衡理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平衡理论”依靠一个固定统一的承载力，不适合多变的放牧系统，从而制约了发展草原生态畜牧业，而“非平衡系统理论”强调放牧影响不是特别重要，对发展草原生态畜牧业的指导也有局限性。
国内一些学者根据“平衡理论”提出牧民定居是实现草原畜牧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使牧民定居下来既是牧区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条件也是维护草原的很好措施[6]。但根据“非平衡理论”，使牧民定居并不能真正达到保护草原的目的，反而起到相反的作用。另外，牧民们传统的生活方式是游牧，逐水草而居，从人类学意义上讲，单方面的要求牧民们放弃自身传统的文化体系，是对人类文化多元性的一种变相压迫。因此如何既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游牧文化，又能实实在在地提高牧民的生活质量和维护草原的生态是一个新的挑战。
“资源环境经济理论”对如何发展中国西部草原畜牧业经济提供了参考性的理论框架。大卫·皮尔和科里·特纳在《Economic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一书中探讨了“资源环境经济理论”。根据大卫·皮尔和科里·特纳的定义，该理论强调科学地处理产业的发展与自然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要在人类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都立足于资源与环境的现状，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首位，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颜景辰提出在传统畜牧业粗放、链短、低效的情况下，资源环境理论对我国生态畜牧业的发展有着很好的指导意义，进而论证了在中国西部草原发展生态畜牧业的可行性。生态畜牧业结合了市场目标，环境目标和社会目标，充分体现了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衔接[7]。生态畜牧业是运用生态系统的生态原理、食物链原理、物质循环再生原理和物质共生原理， 采用系统工程方法， 吸收现代科学技术， 以发展畜牧业为主， 农、林、草、牧、副、渔因地制宜， 合理搭配， 以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统一的牧业产业体系， 是技术畜牧业的高级阶段。生态型畜牧业主要包括生态型动物养殖业、生态型畜产品加工业和废弃物的无污染处理业[8]。学者雷华和穆晓峰提出了生态畜牧业发展的四个类型：（1）资源配置型，进行畜牧业季节性生产。（2）多级利用型，在养殖技术中， 通过食物链循环， 实现物质能量多级利用， 以增加物质产品产出量。（3）综合利用型，利用塑料大棚配套生产技术。（4）系统调控型，依反刍家畜 （牛、羊） 瘤胃微生物酶之功效， 充分利用粗纤维饲料和非蛋白氮之生物学特性， 通过秸秆氨化、青贮、微贮等技术， 利用 3/4 的秸秆、糠、麸、饼、渣及牧草等光合产物， 饲喂反刍家畜[9]。
尽管在中国西部草原发展生态畜牧业面临很大挑战，还未形成成熟的系统理论框架和科技支持，但近年来根据中国畜牧业发展趋势， 发展生态畜牧业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中国西部地区的生态畜牧业建设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生态畜牧业建设正面临着新的历史机遇和有利条件，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支持青海等省藏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8〕34号），是一个指导青海省藏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从国家层面提出了一整套针对藏区实际的发展方向、重点领域、主要任务、重大项目和支持政策，对于推进生态畜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2008年起青海省开始在三江源区试点以合作社为载体的集约化经营模式。国家政府给予农牧民一定的补助， 支持和鼓励冬春草场人工饲料基地的建设、 对草原围栏、建立牲畜暖棚圈、 免疫注射等等，实现标准暖棚舍饲养畜、 人工饲草料种植储藏、 围栏草场划区轮牧、水电路条件配套四位一体的基础设施建设， 大体实现了人居有住房、草地有围栏、 牲畜有棚圈、冬春有贮草的目标 [10]。
根据中国科学院2010年9月1号的项目研究报告，从2008年起青海省牧区7个县逐步实施开展生态畜牧业试点工作，以合作社为平台，努力转变生产经营方式和发展模式。根据不同的生态条件、自然资源状况和劳动力素质，探索出以门源县苏吉滩乡苏吉湾村、天峻县新源镇梅陇村、河南县优干宁镇吉仁村为代表的以牲畜、草场作价入股，实行股份制经营为特点的模式；以共和县倒淌河镇哈乙亥村为代表的以分流牧业人口、草场合理流转、大户规模经营为特点的模式；以贵南县塔秀乡子哈村、治多县治渠乡同卡村为代表的以联户经营、分工协作、优化畜种畜群结构为特点的模式。
2010年青海省在总结试点村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用3年时间，在牧区30个县的883个牧业行政村全面推进生态畜牧业建设，实现全覆盖。2010年5月青海省生态畜牧业建设试点工作正式启动，各试点地区根据省政府的部署，开始落实农牧厅下发的《关于开展生态畜牧业建设试点工作的意见》[11]。2011年7月青海省政府批复同意了《海南藏族自治州生态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实验区规划》，海南州的主要做法是率先探索和推广可持续发展集成技术，引领生态畜牧业的发展。
总而言之，生态畜牧业对中国西部草原畜牧业经济的转型具有参考性，但同时发展生态畜牧业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以下是一些学者们对中国西部畜牧业转型以及实施生态畜牧业的发展可行性提出的观点。
二、草原游牧文明与畜牧业经济转型
中国西部牧区和生活在西部的牧民在一些影视媒体中被刻画出一幅贫穷落后和无知的印象。国家对西部的整体建设概念是“发展西部”，其中蕴含在背后的哲学理念中不免带有以人类的不断进步为前提的单向线性历史观，将传统的游牧文化视为是不适应时展趋势的。在如今中国大力市场化和经济化的整体时代背景下，从单纯的经济收入视角看，西部牧民的生活方式是不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趋势的。然而，从深层次的哲学意义上讲，落后与否不能简单的从经济收入来衡量。在思考如何发展中国西部牧区的解读过程中应警惕“社会达尔文主义”，不能简单的将西部草原游牧文明安置在整个文化体系的底端。相反，应充分反思草原游牧文明对当地生态环境的适应性和重要性。
西方社会科学家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逐步反思西方的社会进化论哲学理念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本土生态知识的价值日益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得以体现，并且得到主流学者的充分认可。学者王晓毅，张倩和荀丽丽综合了西方学者对本土生态知识不同的定义后，总结出：“本土生态知识是一套关于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物种之间的关系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实践与信仰的累积性的体系。它在人类适应性生存的过程中不断演化，在文化传播中代代相承。它是关于生物和其他环境现象的一种地方性知识，也是一种当地人的本土实践，更是一种凝结于人们关于其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和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观念中的信仰。本土知识是长期存在于某一地区的知识总体，这种知识关系到传统的规范和社会价值，也关系到引导、组织和规范他们的生活方式并赋予其生活以意义的精神结构。”[12]他们进一步指出本土生态知识是一种知识-实践-信仰的复合体。从实践经验知识的层面上看，牧民们对他们祖祖辈辈所生活的草原环境里一系列关于生物、土地、自然景观等等都有着深刻的认知。这种知识结构的复杂性并不亚于教科书上科学家们所列出的知识结构，是历代牧民实践总结的实地知识，具有宝贵的实际科研价值，并不是一套落后的知识体系。当地的牧民们对长期生活的草原干旱气候，变化不定的雨量有着敏感的认知。并且他们会根据不同季节、养分质量，地形与海拔、方位、生态区域和植物群落、颜色、土壤性质、水质水量、距离营地的远近等要素对草原加以细致入微的分析。与之相应，牧民对草原植物也依照其生长周期，对牲畜的适口性、出芽早晚等因素有着详细的分类。对于长期生活在草原的牧民们，草原不是简单的被植被覆盖的土地，而是蕴藏着各种宝贵的自然知识，并且载畜量是一个持续变化的变量而不是一个恒定的绝对值。具体丰富的经验知识经过总结后，可以更好的帮助当地的牧民进行冬夏季草场的迁徙，对牲畜进行管理和适度调整。草原牧民们的生产习惯事实上非常吻合干旱和半干旱的草原生态的“不确定性”。
草原游牧文明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重要的文化价值，并不能用简单的经济效益去衡量。根据中国科学院2010年9月1号的项目研究报告内容，有部分学者认为当地草原牧民偏重于宗教观引导和自然规律性感悟及其传承，而缺乏理性。该项目研究报告同时指出对待宗教文化应需持尊重的态度。游牧生产方式是孕育藏传传统文化的土壤，藏传佛教某种程度上决定着藏族的风俗习惯和行为方式，是牧业社会的一个文化载体。从抽象层面讲，宗教是一种宇宙观，是当地牧民对本土生态知识体系中较为复杂和抽象的。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也指出宗教是一种本土知识体系。本土族群的文化内核通常体现在宗教仪式上。藏传佛教的教义认为自然是神圣的，将人与自然视为一个休戚相关的共同体。这种核心理念价值是可以更好地促进当地牧民们积极地参与生态畜牧业的发展和保护当地生态环境，可以为牧民的畜牧生产和当地的生态系统和谐共存提供一个很好的文化价值体系。
另外，草原牧民群众有经营畜牧业的丰富经验，比如青海省的藏族和蒙古族牧民群众长期生活在环境艰苦的草原牧区 ，世代从事畜牧业生产，积累了一整套经营管理草原畜牧业的丰富经验 ，这些是中国发展畜牧业经济的主要实际操作知识。但一般来说牧民们对土地退化理解为不可避免的土地老化过程，或者认为只是暂时的可逆转的现象。因此牧民们可能缺乏必要的动机来重新认识草原，需要新的知识结构的补充。总体来说，牧民们缺少相应的文化科普知识，这对发展生态畜牧业不利。因此需当地政府应在结合当地草原文化和宗教文化的基础上对牧民们进行一些关于生态畜牧业知识结构和理论背景的科普宣传。政府如何对牧民们进行科普教育需要一个科学、 完整的培训方案，一些专家学者可以对此进行实证性的探讨研究。根据青海省委农村牧区工作领导小组的报告，青海省科技厅已在贵南草业公司建立起相应的培训技术服务体系，开展周边牧民实用技术培训，共培训果洛新村、同德县的2个移民村，贵南县的2个移民村的牧民480人次，牧民群众从事生态畜牧业的信心明显增强。
三、关于人工种草和围封草场的争议
青海、内蒙古、新疆三省区的牧区分别占本省区土地总面积的96%、66%和50%。甘肃、宁夏的牧区面积各占本省土地总面积的30%左右。西北牧区基本都地处陆地边疆，是大量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域。在广阔的草原上居住着蒙古、藏、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裕固、鄂温克族等10多个少数民族。总体来说牧区资源虽然丰富，但自然条件较为复杂，干旱缺水，生态环境尤为脆弱。国家在大力发展牧区经济的过程中制定了一些实际操作的政策，然而一些学者对一些具体的政策的有效性提出了不同的参考性意见。根据已发表的文献资料，人工种草和围封草场的争议性较大。
1.西部牧区人工种草的可行性
学者周海虹和陈玮都提出鼓励农牧民从事高效农业、养殖业、种植业等，进而提出鉴于西部地区的饲料生产能力差的实际情况，人工种草是解决畜草矛盾的根本措施之一，只有通过播种或补种优良牧草的办法来改良草原，并培养人工或半人工草场， 通过灌溉、施肥以及防止兽害和虫害等办法提高草原的生产能力。陈玮认为人工草场可大致提高产草能力8倍，在其他条件同样的情况下 ，草场的载畜能力也按同比例提高，每单位牲畜所需草场面积则按比例降低。王功民也指出通过试点建设初步形成的以贵南县塔秀乡子哈村为代表的依托退耕还草建植人工草地，发展种草养畜的生态畜牧业建设模式。2009年8月中旬青海省启动了“青海省种草养畜及有机畜牧业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的项目，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天然草原过度放牧的问题和传统生产方式落后的问题，进而提高畜牧业生产科技产量。该项目总经费1030万元，科技资助经费540万元。其中一个专题就是在适宜的地区建立主要依靠种植人工草地，加工草产品。项目拟在青海省的农牧交错处（同德、贵南等）和适宜种植人工饲草的地区，种植优质牧草，将牧草就地加工，力求种草。项目初步设计种植15万亩各类饲草料生产基地，加工牧草12.5万吨，可为22万个羊单位提供1年的饲草量，有效减轻项目区及周边地区300万亩天然草地放牧压力。截至2009年12月，共建成5.8万亩人工草地，相当于116万亩天然草地产草量，或7.7万个羊单位1年饲料量。120饲草资源置换模式在三江源地区建植优良人工草地可以为当地的牧民们提供丰富的饲料资源，尤其是在天然牧草极端缺乏的冬春季节为畜群提供饲草。
然而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由于中国西部牧区的土壤条件较为脆弱，不宜过度开垦种植草场。学者刘红梅质疑了人工种植草场在西部牧区的可行性[13]。西部草原的土层较薄，土壤沙砾含量重，极易引起沙化，因此人工种草需要非常谨慎。在中国西部高原地区比如三江源地区，人工种草会导致土地沙化，种的草也会很快退化，因此绝不能仿照农业区大力发展舍饲畜牧业，这会导致原有的生态平衡遭到进一步的破坏。朱宗元也指出：“目前牧区草原的自然条件不允许大面积种草，也不允许大面积开荒。从长远来看，舍饲会对常年放牧的羊的羊毛和皮草质量造成影响。人工草场需要灌水，而草原的水资源是有限的。可开采的地下水中，动储量不多，因为草场均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区，年降水量较少，河流少，流域面积也小。地下水资源为静储量，过度开采会导致水资源枯竭。”
2.围封草场的实效性
在国家实行生态移民的过程中，一些草原出于保护的目的，被人为的围封。但围封草场需要考虑到草原资源的合理利用。围封应根据草场的类型和退化的程度及草场的利用方式而异，封育可采用围栏封育与人工管护封育相结合的办法，而不是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并不是围封的越多就越好，也不是所有牧户把其承包的全部草场都围起来就能达到保护草场的目的。实施退耕还草和生态移民后，大量草场的管护问题也颇为棘手。由于被围封的草场缺乏监管，并未真正意义上达到了畜牧和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
一些自然科学家论证了事实上轻中度放牧对植被有促进作用。首先，在轻牧条件下，放牧吃掉植物的枯枝烂叶，使得植物在生长季节，尤其是后期仍能保持较旺盛的光合能力，维持自身消耗，促进植物在后期的生长[14]。其次，适中的周期性的放牧可以降低群落中优势种在竞争中的作用，为其他物种的发展创造潜在的生态位，从而增加草地植物群落的多样性。通过连续移走植物活组织和减少死亡物质的积累，牲畜发挥着刺激和保持新物质生产的功能，在轻中度放牧条件下，放牧植被比非放牧植被分配更多的资源给活的生物。相反，围封禁牧的草地由于没有有蹄类动物的生态互动，难以实现天然草地生态系统的进展演替。缺乏动物对草原的干预，草原土壤中的氮元素循环很难维系，也可能会进一步造成地方优良畜种的消失。
四、牧区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西北畜牧业历史悠久，目前西北牧区基本还保留着是游牧半游牧为主的生产方式，单纯经营畜产品原料的单一经济结构，加上草原的严重退化，当地牧民的社会经济状况较为滞后。学者韩俊指出：“牧区贫困与草原退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互为因果。草原退化是牧区贫困的重要原因，牧区贫困也促使牧民对草原进一步掠夺，更增进了草原退化，最终形成草原退化-牧区贫困-草原进一步退化-牧区进一步贫困的恶性循环。”草原畜牧业是牧民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发展基础，畜产品是牧民们收入的主要经济来源，牧区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国家历来高度重视牧区工作，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对牧区工作作出重要决策和部署，并不断加大支持力度。但由于自然、地理、历史等诸多原因，牧区发展仍然面临不少特殊的困难和问题，欠发达地区的经济状况仍然没有根本改变，传统的畜牧业经济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浪潮下显得比较薄弱。一些学者分析了在中国西部牧区发展生态畜牧业的一些主要问题。
1.牧区畜群结构不合理
我国西部一些牧民以牲畜数量来显示富裕程度，部分牧民不愿出栏牲畜，把牲畜作为财富直到养死为止，老残畜比例过大，畜群结构不合理。然而发展畜牧业经济， 需要抓好畜牧品种的改良， 这既是发展牧区经济的前提，也是基础。目前国家和地方政府对牧区的畜种结构和品种结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优化。西部青海的7个试点村共淘汰劣质公羊1000余只、公牛500余头，引进藏系种羊1916只、大通牦牛种公牛57头、半细毛种羊70只，使藏羊选育达到4万只、牦牛复壮达到2000头、半细毛羊改良数量达到2万只，从而使畜群畜种结构不断优化，生产性能进一步提高。根据青海省委农村牧区工作领导小组的报告内容，为了促进牧区经济发展，制定了欧拉羊繁育、选育、饲养管理和生产性能测定。在海北州青海湖农场、刚察县哈尔盖镇察拉村和海晏县三角城西岔村中的76户示范户中开展羔羊育肥工作。共选调陶赛特，优质藏系种公羊36只，与当地1150只藏系羊杂交。在河南县试行了以生产欧拉羊种羊。欧拉型藏羊生产性能得以提高，项目区以欧拉型藏羊为主。然后，一些学者意识到畜群结构的改良存在一些问题，虽然短期内牧民的收入通过畜群结构的调整得以提高，但从长远地角度看，应尽量避免将牲畜往家畜方向改良。学者刘书润提出：“家畜改良的方向有很多问题，家养动物多年后自然退化，投入会越来越高，所以牧民养畜时，隔若干代就要让畜种和野牛、野马、大头羊再配种，是往野了改，不是往人工了改，而现在为了高产引进的是完全不适应当地的外来种。完全舍饲，不让羊掉膘，羊吃得太饱，羊绒会变粗。”
总体上来说，我国西部牧区还需继续强化牧区畜种改良和选育工作，国家和当地政府应积极配套资金，加大牦牛、藏羊、半细毛羊等品种种畜引进力度，切实扩大改良范围，加快畜种结构调整进程。但与此同时，需要注意畜群改良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避免牲畜往家畜方向改良。
2.西部牧区生产方式科技含量低
中国西部大部分牧区的畜牧方式科技含量很低，短期内很难真正实现畜牧业的现代化。用科技提高畜牧业的经济效益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但增加畜牧业产业化科技含量和提高劳动生产率需要引进大量的科技性畜牧人才，和具备相应的硬件设施条件。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跨学科领域的合作，尤其是和畜牧工程专业的学者进行沟通，单纯的人文社科专业的学者很难提出真正的解决办法。产品的附加值较低，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劳动力成本优势和资源优势，而非品牌和科技优势。
3.畜产品流通体系不健全，市场辐射面太小
由于西部地区较为偏远，牧区地域辽阔，居住分散，交通不便，流通渠道单一，导致牧区的产品未能很好的商品化和市场化。不少畜产品生产和销售脱节，市场体系建设滞后，缺少龙头企业。牧区与畜产品联系在一起的储藏、加工 、分级 、包装等环节很不健全，产品的附加值不高，这些都严重地制约了当地牧民收入的增加。因此一些学者提出了把优势畜牧业资源开发和市场需求结合起来的想法。牧民的商品意识和效益观念不强，惜售思想比较严重，认为发展畜牧业的目的不是面向市场销售，因此开拓西部地区畜产品市场的力度不够，西部牧区的畜产品不能及时的对外销售，导致商品化的经营无法有效地实现。
4.西部畜牧业信息化建设滞后
滞后的信息系统和市场预测系统不能满足西部畜牧业生产的需要，不利于生态畜牧业的社会化和商品化生产。学者郭映义和才让吉指出，目前青海省还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统筹协调管理机制，信息共享程度低，在信息分类分级、收集渠道和信息应用环境等方面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体系。发展生态畜牧业需要健全的信息资源网络。总体来说，目前中国西部地区的信息资源缺乏有效整合，政府部门难以及时分析和甄别信息，不利于生态畜牧业的整体发展。学者达林太和郑易生指出，从信息提供量看，西部地区的牧民们缺少有针对性、实用性的，贴近实际、可操作的个性化的信息内容。当地牧民们主要是靠流动的商人获取市场销售信息。牧区所获得的大量信息是单向性的，缺乏牧民与商贩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因此这种单向方式的信息传播很难真正解决牧民出售畜产品的实际问题，进而影响了牧民的经济收入。
尽管当前互联网技术在信息传递过程中有着传统媒体不可取代的优势，但短时间内互联网的使用不可能在牧区普及。大量的牧民经济能力有限，无法购置个人电脑等高端电子类产品，加上大部分牧民对于操作电脑的知识几乎为零，因此互联网信息目前还不能很好的辅助于牧区的经济建设。总体上说中国西部地区的牧民们获得的信息时常是滞后于中国其他发达地区的，这影响了畜产品出卖的价格。达林太和郑易生指出，有关畜产品和生产资料的价格牧民们基本上是通过口头得知的。和机械维修、金融信贷、兽医服务相关的信息基本上来自当地的业务部门，天气预报主要来自于广播，牧民们很少从电视和互联网上获取信息。虽然做牧区信息沟通工作的部门很多，但无论是内容还是渠道做得都不是很全面。
5.基础建设滞后
发展生态畜牧业经济需要一定的基础性设施，但目前西部边疆地区的基础设施还有待改善。国家应加大对西部地区的基础性建施投资，这是保证西部地区畜牧业的快速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一些地区进行了试点，比如青海7个试点村已建成了相对规模的牲畜暖棚和贮草棚，修建了牲畜免疫注射栏50处，打水井25眼，铺设人畜饮水管道27公里，建成牛羊集中育肥点2处，购置了压缩式青贮机1台、青贮袋 3000条。这些都极大地调动了牧民投入生态畜牧业建设的积极性，使试点村生产基础设施得到明显改善，防灾抗灾能力得到了增强，建设养畜水平得到了提高。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青海三江源地区不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建成了一批事关地区经济发展全局和广大农牧民福祉的交通、电力、通讯、农牧、水利、生态、市政等基础设施项目。这对促进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一个积极作用，是生态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建设保障。根据中国科学院的项目研究报告，2008年，三江源地区公路通车里程达12544公里，宁果公路、214国道，109国道等主干公路。此外，以‘五配套’（即包括每户80平方米定居房，120平方米牲畜暖棚，5-20亩饲草料基地，20平方米贮草棚以及草场围栏建设）为重点的草原基本建设和以水利为中心的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但三江源地域辽阔，目前仍有123个行政村不通公路，部分行政村虽有简易通村公路，但路面条件非常差，只能实现季节性通车。在通讯设施方面，三江源的广大农村牧区，除主干公路沿线外，大部分尚没有通讯设施。在电力基础设施方面，三江源地区绝大部分地区没有国家电网覆盖，部分县城都只能依靠地方小水电实现季节性供电，广大牧区则主要依靠家用太阳能电池板部分满足照明和家用电器的用电需求。总之，基础设施条件差已成为当前制约三江源地区生态经济发展和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改善的重要因素。
五、畜牧业经济发展趋势和出路
1.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下的有机产业
总体上讲，中国西部地区的畜牧业生产大部分仍然处于传统畜牧阶段，生产效率低下，市场发育水平不高。在大力发展畜牧业经济的同时，政府不能忽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而应进行可持续生态发展。发展生态畜牧业因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区域特点，发展不同的生产模式，而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发展模式。根据中国科学院2010年9月1号的项目研究报告，（1）草原生态畜牧业的发展模式应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2）生态畜牧业的发展应以资源循环利用为目标；（3）生态畜牧业发展应秉持现代绿色有机生态养畜经营方式，避免刺激性激素饲料，做到畜牧业生产过程中的低耗，高校转化和循环利用；（4） 生态畜牧业应大力发展无公害饲料基地建设及持续利用技术，充分利用畜牧业资源，气候资源、光能资源、绿色饲草料生产等资源，形成以饲草料基地建设、草产品加工、牲畜的舍饲育肥、粪便废水无公害及归田处理，太阳能利用、畜产品加工及销售的完整循环生产体系和产业链。
一些学者进一步提出了在发展生态畜牧业的前提下建设有机产业区的想法。学者陈月辉指出，西部畜牧业生产的最大优势是没有严重的工业污染， 这有利于生态有机畜牧业的发展，对有机无污染动物食品进行产业化。这样既能达到保护草地生态环境的目的，又能较大幅度增加牧民的收入。有机产业要求草畜平衡生产、不使用人工合成产品、保持牲畜合理饲养、不破坏生态环境。依照当前世界有机食品的价格，与普通食品相比， 提高幅度在30%以上，在西部牧区发展有机畜牧业生产理论上可以使牧民达到小康收入水平。学者芦清水和赵志平提出一些可行的办法，比如收购三江源区牧民每天生产的鲜奶，利用奶制品加工企业，生产加工成高档婴儿奶粉或其他奶制品。同时还可以利用当地的优质牛羊毛和牲畜，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企业。青海省委农村牧区工作领导小组的报告认为，以生产欧拉羊种羊和有机畜产品为核心的河南县初步组建了有机畜产品生产，加工与出售，并且开展了有机肥生产研究，寄生虫和幼畜疾病控制技术研究。2009年出售的牛羊肉平均价格每公斤高于市场价格，使从事有机畜产品生产的牧户增收3.7万元，提高了牧民畜产品的附加值。
然而，在中国西部地区发展生态畜牧业有机产业的想法固然很好，但事实是生态畜牧业有机生产的基础性投资巨大，生产成本很高，国内有机食品的市场规模不大，虽然有机食品的销售价格很高，但考虑到高成本的投资和目前小规模的市场需求，牧民是否能在短期内实现收入增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比如青海省兴海县河卡镇在青海省民委的支持下完成了有机畜牧业生产批发基地的国家级认证，但由于认证范围小， 年产出规模小， 没有龙头企业进行肉、奶初级产品加工生产， 并未能实现给牧民带来增收的目标。
另外，在发展有机畜牧食品生产的企业时，应注意到牧民和企业之间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契约关系。在生产成本上升，利润空间缩小或供过于求时，公司为了自身利益，往往通过随意降低收购价格或者提高收购标准等方式将利益损失直接转嫁给牧民。学者朱海从企业制度层面提出了组织‘牧民协会’的建议。‘牧民协会’是牧民自发组织的经济合作组织， 既代表牧民的利益与有关有机生产单位发生联系， 又可按照有机产业生产流程去组织有机产业生产。同时朱海还提出了在企业集团现有架构基础上建立有机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设立董事会和经理部， 作为对外联系业务、对内安排工作的管理机构，另外公司下属层面包括有机产品加工机构、牧民协会、研发部门、销售部门和财务部门。“牧民协会”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减低牧民的生产风险，避免企业过度压榨牧民，从而改善牧民的整体经济收入状况。
尽管中国西部牧区构建生态畜牧业下的有机产业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同时这项工程的确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机会。毕于运认为，根据环境洁净程度， 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6个县、玉树藏族自治州的6个县、海南藏族自治州的3个县和黄南藏族自治州的2个县， 都具备发展有机产业的良好条件，都可以组织有机产业生产。就目前青海各地区的条件，可选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的河南县和泽库县， 果洛藏族自治州的久治、玛沁、达日、班玛利甘德县， 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兴海、贵南和同德县， 共计10个县内予以发展生态畜牧业基础下的有机产业。李双元以梅陇个案为例， 对青海省生态畜牧业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分析， 认为青海草地生态畜牧业还处于组织化转型、产业化起步、生态化雏形的发展阶段。总体来说我国生态畜牧业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尚处于起步阶段，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践操作上都亟需拓展和深化。
美国和欧洲的生态畜牧业下的有机产品生产系统相对较为成熟。比如美国农业发展局（USDA）早在1990年就制定了详细的畜牧业有机产品生产规则。对于有机牲畜有着严格的要求，根据美国农业发展局（USDA）的报告，有机牲畜必须在放牧季节是可以自由活动的，饲料必须是纯有机的，不含任何激素和抗生素，另外反刍类动物比如牛羊等，在正常畜牧期必须保证30%的干物质摄取（dry matter intake）是来自草原。欧美对于如何计算干物质摄取量有一套严格的科学计算系统，但这些中国目前的有机畜牧食品生产中并未给出具体的操作规定。相对于美国的有机畜牧产品的生产条件，中国西部条件较差。中国的有机食品生产系统可以参考北欧冰岛的研究。北欧学者Dyrmundsson指出冰岛的气候恶劣，天然草场由于气候的影响，并不能保证草原的牲畜有足够的天然有机食物摄取，市场上的有机饲料相对较少，成本太高，对冰岛的有机畜牧产业带来负面的影响。如何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保证牲畜有足够的有机食物摄取是一个值得跨领域专家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瑞典学者Lund提供了一个北欧有机畜牧业生产模式图（见表2），该模式图指出，除了在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外，生态畜牧业有机生产过程应是一个和谐的整体。畜牧产品的生产者应和消费者达成和谐的互动，并且在生产过程中，牧民能够感受到自身价值的存在。中国目前西部有机畜牧业的发展进程中，更多的是考虑市场化带来的直接经济价值和如何提高产量，而忽视了在整个生产流程中对牧民自身幸福指数的关注。许多经验表明，能否让牧民主动地而不是被动的参与社会发展进程，能否在这个过程中尊重牧民的自主性，自愿性，多样性，创造性，关系到政策及其项目的实际效果。在发展目标上，生态畜牧业建设下的有机产业链是一个长期发展与不断完善的过程，需根据不同区域，不同发展阶段确定不同的阶段性目标。
2.发展生态旅游业
在保护生态环境和发展生态畜牧业的同时，一些学者提出了“增值型”的生态观光旅游型畜牧业，在国家的支持下，地方牧区应大力建设观光型、生态型与市场型相结合的牧业生产基地，探索旅游型和观光型的畜牧业项目，从而提高参与项目的农牧民的收入。与此同时，政府需要警惕过度开发旅游业可能会给脆弱的西部生态造成破坏。
在生态环境允许的范围之内适度开发西部牧区的生态旅游资源。比如青海三江源区具有强大市场吸引力，旅游资源的开发不仅能带动当地建筑、金融、通信、娱乐饮食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还可以给牧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三江源农牧民的生活水平。2009年来玉树、果洛两州的游客人数达到19.93万次，旅游总收入9898.75万元，同比增长40%以上。旅游产业的带动作用开始凸显，不少牧民群众因此走上了致富道路。但鉴于极度脆弱的生态系统和难以再生的生态资源，三江源区核心区以及可可西里腹地仍为限制开放区。尽管三江源区生态旅游业发展势头较好，但仍处于起步阶段，2010年项目研究报告指出生态旅游资源开发面临诸多问题：（1） 基础设施薄弱。三江源区地理环境复杂，交通线路密度低，公路等级低，路况差，通信落后，加之旅游资源分布相对稀疏，旅游路线长，空间跨度大，可进入性差，存在着“一流资源，二流知名度，三流开发，四流交通，五流经营”等问题，严重制约着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2）环境制约性明显。受高原高海拔的自然环境气候影响，不仅旅游日期短，而且对游客的身体状况也有一定限制，影响了旅游业的发展。（3）缺乏与旅游业配套的相关产业的发展，产业链条不完整，难以形成产业优势。（4）市场化推进步伐缓慢，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旅游管理性人才短缺。
3.草原保护条例
草原畜牧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对草原的保护，草原是牧民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2011年11月了新修订的《基本草原保护条例》。按照《草原法》的规定，维护基本草原是内蒙古草原的核心部分，是内蒙古草原保护的红线。1983年内蒙古就颁布了《草原管理条例（试行）》。1984年成为正式条例，2004年进行了修订。针对草原乱开滥垦问题，1998年还颁布了《基本草牧场保护条例》。而《基本草原保护条例》则是为了更进一步强化基本草原的保护与管理，其保护力度较以往的条例要大得多。新修订的《基本草原保护条例》主要明确了基本草原的划定范围并加大了对草原的保护力度，更好地维护了农牧民利益。该条例的颁布实施为其他西部牧区的草原维护和畜牧业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性意见。
综上所述，尽管在中国西部草原发展生态畜牧业面临很大挑战，还未形成成熟的系统理论框架和科技支持，但近年来根据中国畜牧业发展趋势， 发展生态畜牧业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生态畜牧业对中国西部草原畜牧业经济的转型具有参考性，但同时发展生态畜牧业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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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husbandry： Trends of Animal Husbandry Economy in West China Prairies
DU Fa-chun1， CAO Qian2
（1.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2. University of Helsinki， Finland）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view of related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 on prairie animal husbandry economy， the study is to conclude that although great challenges exist in grassland ecological animal husbandry development in West China and no mature systematic theory or technology has been applied to the field，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nimal husbandry will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in the area according to its development trend in recent years. Ecological animal husbandry could serve as a model to prairie animal husbandry economy transition in West China， though its development has a long way to g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