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与脑神经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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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与脑神经科学范文第1篇

广告主在进行广告效果测评时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受众表示“很喜欢”所播出的广告，但是，他们却从来不会去购买所广告的商品，也就是说作为最重要的两项评价指标，喜好度和意向之间出现了断层。于是广告主转为质疑广告效果测评的信度和效度。在笔者看来，广告效果并非不可进行更精确的测量，而是在于有没有更准确地测评模式。纵观当前的效果测评模式，大多还在使用问卷、深访、座谈会，投射测验等。如果要把这些模式归一下类，它们都可以看作是“间接式”的测量方法，其最大的先天缺陷就是不直接，存在一定的信度问题，结果的获取所依赖的大多是被试自述式的言语报告。而被试有时候因为某些原因，可能无法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或者不原意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甚至有些想法是内隐的，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这些想法的存在。

那有没有“直接式”的测量方法？笔者认为是有的，生理指标可以作为一种更为精确的评价指标来考察广告效果。皮肤电反应仪、眼动仪等等都可以看作是初步的“直接式”测评模式。前者以皮肤电反应为评价指标，对于情绪相关的研究有很大帮助；后者以眼球移动轨迹、注视时间及次数，瞳孔直径变化等为指标，对于注意相关的研究也很有效。但它们仍然不能被看作是完全的“直接式”测评模式，因为无论是皮肤电反应，还是眼球活动，都与大脑的信息加工过程有关。所以如果不能对大脑的活动进行直接的观测和解释，那都还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直接式”测评模式。

幸好，本世纪初神经科学的相关技术手段，特别是脑成像技术被引入到广告心理学的研究中，使得对脑部活动的直接观测和解释变成可能。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直接式”测评模式产生了。研究者在进行实验时，要求被试进行某项指定的任务（比如观看测试广告片），而脑成像仪器同期记录下被试接收到广告刺激后脑部各功能区活动的图像，并依此进行比较，如大脑的哪个功能区域对哪些形式的广告刺激产生反应，或者说，广告刺激与脑内部哪些功能区的活动有所关联。当前用于研究的脑成像设备主要有四种：脑电图描记（EEG)、脑磁描记（MEG)、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PET)及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D。四种设备的优劣势比较如图1所示。

在过去的几年中，包括KenningP在内的多位知名学者已经使用脑成像技术在广告效果研究的多个领域进行了实验，这些领域包括偏好、记忆、认知、判断、情绪等。这些实验均得到一些有趣的发现，以及对传统的一些研究结论有了神经科学角度的验证和解释。笔者认为，这些应用了神经科学技术手段的实验已经是对传统广告心理学研究的突破和革新，应该有一个新的概念来归纳这这些“以神经科学技术手段进行的广告效果研究”由此，笔者在此尝试的提出“神经广告学”(Neuroadvertising)的新概念，并在后文中将对神经广告学做出定义，做出远景展望。

什么是神经广告学

1. 神经广告学的定义

文献查找的结果显示，目前学界尚未正式提出“神经广告学”（Neuroadvertising)的概念。因此，本文在此尝试对“神经广告学”作如下定义：神经广告学是对传统广告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它采纳现代神经科学的相关理论及技术手段来研究在广告传播活动中受众如何对广告刺激（包括信息内容，传播渠道及环境等等）产生反应（包括注意、认知、理解、记忆、态度等等），以及这些反应与受众大脑特定功能区神经活动之间的关联。在应用层面，基于对这些关联的确认，设计出符合受众大脑神经活动规律，能够达到最佳传播效果（包括更集中的注意，更强的喜好，更积极的购买意向等）的广告。

神经广告学相信消费者对广告刺激的反应和脑部特定神经活动之间都是有一一对应关系的，目标也是要逐步确认这些对应关系。在应用层面的远景，笔者认为是创造出符合受众大脑神经活动规律，使其无法拒绝的广告。

2. 神经广告学与神经营销学的区分

神经广告学是现代神经科学与广告学相结合的产物，也是“消费者神经科学”在广告学领域的应用。在这里，不得不提到近年来非常热点的一个名词：“神经营销学Neuromarketing”它是运用神经科学的技术手段对受众的行为进行研究，特别是受众对品牌及广告产生怎么样的反应4或者说是运用脑科学的相关技术及研究结果来解决营销相关的问题。它同样是“消费者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在实践层面的应用。鉴于一直以来广告学和营销学有着密切的关联，但又不完全相同，笔者在此尝试依据起源、学科性质及研究重点将“神经广告学”和“神经营销学”作一辨析。

从广告学和营销学的源头来看，两者都产生于大约20世纪初，广告学比营销学稍早产生。营销学的主要理论支撑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是经济学，50年代之后受管理学影响，70年代以后受到消费行为学的推动。营销学是一门研究企业经营管理与销售的学科，美国营销协会（AMA)对营销学的定义是：营销是一个计划和执行知识、货物以及服务的形成、定价、推广和分拨的全过程，目的是通过交换来满足个人和组织的需求。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这个完整的过程至少包括产品、定价、渠道和促销四个方面。这和营销学中的经典理论4Ps(JerryMcCarthy)是一致的。而相比之下，广告学的源头则是传播学和心理学，特别是心理学，几乎从广告学诞生，心理学的方法就被用于对广告效果进行检测，而且，这种研究范式一直是广告学的主流。总的来说，广告心理学的研究重点一直是广告的传播效果（比如受众对广告的注意，认知，记忆，态度等），及受众的个体状况（比如情绪，动机，需求，生活方式等）。广告学和营销学也有交叉点，比如上世纪末整合市场营销（IntegratedMarketingCommu-nication)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所以，广告学和营销学不仅在历史上有渊源，在现代，两者关注的问题也有共同之处，比如，对消费者的研究。但，即使是这样，两者的区别还是明显的，一方面由于两者的源头确实不同，所以学科性质不同，另一方面两者各有侧重点，营销学研究在于企业经营管理和销售，而广告学研究在于广告传播活动中所发生的各种问题。神经科学技术手段的导入，只是帮助两者更好地解决各自领域内的问题，在本质和侧重点上，神经营销学和神经广告学还是有区别的，如图2所示。

3.神经广告学的远景展望正如前文提到的，笔者认为神经广告学在应用层面的远景应当是创造受众无法拒绝的广告。或许可以这样理解，依据神经广告学理念及研究成果所设计的广告，所包含的每一个元素，包括图形、颜色、声音、节奏、播放时间、播放次数等等，均是符合受众大脑神经活动规律的。它避免刺激会引起负面效果的脑部功能区，而只刺激会引起正面效果的脑部功能区，并由此改善广告传播的实际效果。下文将结合一些已有的实验结果来说明神经广告学如何能达到这一目标。

举例来说，有实验结果显示，受众喜欢和不喜欢的广告是在不同的神经网络中进行信息处理。喜欢的广告片主要在高制约视皮质、梭形脸部区、前额叶腹内侧皮质、后扣带束、腹侧纹状体和伏隔核区域进行信息处理（其中，梭形脸部区是负责人脸识别和感知的区域；前额叶腹内侧皮质这个区域则在决策过程中有重要作用，特别是关于偏好及价值的呈现）。而不喜欢的广告则会引起岛区的活动（这个区域和痛苦，饥饿，不公正等感觉的习得有关）。7从这个结果我们可以得到启示，人脸的图案对于引起受众的偏好可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实际的广告设计中，加入一张微笑的人脸或许就能很简单地引起受众的偏好。不喜欢的广告会引起岛区的活动这一发现则说明了为什么在平时生活中，受众对于某些广告会产生强烈的厌烦情绪，因为这些广告包含的某些元素触发了会引起负面效果的脑部功能区的活动。而也有实验结果显示，吸引和不吸引的包装分别激发不同的脑皮层活动。对比吸引和不吸引的包装，重要的脑皮层活动发生在枕叶脑和楔前叶的视觉区域一关乎视觉刺激和注意的区域。8这一结果解释了为什么吸引的包装可以得到更多来自受众的关注。从这一结果我们可以得到启发，产品外包装上出现的图形、颜色的色相及亮度、文字的排列等等，这些元素所构成的整体刺激强度均会激起受众不同的脑皮层活动，而这些活动直接影响着受众对外包装的喜好。其它一些有趣的发现还包括：看过后记得内容的广告片，观看时脑部活动主要双向的出现在后顶叶及前头叶这两个区域，而不记得内容的广告片则没有这样的情况。9对广告信息公正度的判断与背侧纹状体的活动有关。M这些结果无不说明了消费者对广告刺激的反应和脑部特定神经活动之间都是有一一对应关系的，随着确认过程的逐步进行，可以预见未来将能形成一套完整的、系统性的解释：即广告所包含的各基本构成元素（如图形、颜色、声音、节奏、播放时间、播放次数等），体现出的不同形态或变化，会引起受众脑部哪些功能区的神经活动？这些神经活动是会引起正面的效果（比如，强烈的喜好、更好的记忆）?还是会引起负面的效果（厌烦、不安）？依据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我们从中可以获取大量的信息来相应地调整广告设计中各个组成元素，使得它们都符合受众大脑神经活动规律。可以设想，当受众看到这样设计出来的广告，或许他们自己都无法说清楚为什么喜欢这支广告，但就是觉得喜欢。因为大脑神经活动不是受他们主观意志所控制的，某种刺激通常会引起某种反应。对于符合大脑神经活动规律的广告刺激，其直接的效果，或许就是成为一支令受众“不可拒绝”的广告。

心理学与脑神经科学范文第2篇

关键词：创造力；认知科学；元认知；认知神经科学

中图分类号：B8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3-0046-02

一、文献回顾

由于心理学家们对创造性才能的长期忽视，20世纪初，心理学中对创造力的研究还很少。直到1950年，吉尔福特作为美国心理学的主席在年会上以《创造性》为题，呼吁各界的心理学者对创造性展开研究，全世界范围内才开始对创造性进行大量研究。从而也标志着创造性地研究进入科学化、系统化的阶段。他的研究成果也被公认是创造性才能研究的第二个里程碑。

过去一段时间，心理学家研究的重点是具有创造性个体的人格特征。但自从心理学的认知方向于20世纪中叶兴起以来，它所提供的基本理论假设与研究手段迅速渗透到创造力研究领域。

很明显，大多数创造性的概念化研究是基于创造性认知层面的探索性研究。虽然创造性是一个多层面的现象，比如Collins和Amabile的动机与创造性的研究；Runco在行为方面的创造性研究，但是普遍认为，关于创造性的研究认知构成了主要的成分，甚至作为在有卓越的重大发现时所必需的一组高级能力，创造力的常见认知定义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与众不同的思维交流，形成非常见的判断，并且用特别的方法理解现实等等。

对未来认知心理学中创造力的未来发展展望：一是创造力与其他基本的认知成分的结合研究，研究方法将会越来越注重实验室研究。二是创造力的综合性研究将会越来越多的使认知性的研究与应用性研究相结合。三是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将会越来越多。

二、从心理统计测量理论建构到认知科学的建构

1.吉尔福特的智力三维理论

吉尔福特认为，人们操作信息内容的方式有五种，如认知、记忆、发散性加工等；加工的信息内容有五种，如视觉、听觉、符号等；它们则会导致六种产品，即单位、门类、关系等。因此人的基本能力便有6×5×5种之多。

吉尔福特在能力倾向研究中发现，许多能力因素可能与创造性表现有关。这样，他给智力和创造性才能作了如下区分：“智力是用各种形式对不同种类的信息进行加工的能力或功能的系统组合”，而“创造力是指种种基本能力的组织方式”。

2.芬克等人的生成探索模型

该模型认为，在创造性思维中存在两个主要的加工过程：生成阶段和探索阶段。在生成阶段，个体构建心理表征，称为前发明结构，他们具有促进创造性发现的特征。在探索阶段，这些特征被用于产生创造性的想法。一系列的心理过程会进入这些阶段。这些心理过程包括：提取、联想、综合、转换、类比迁移和范畴还原。

三、从认知信息加工理论发展到实验室及应用

创造性是一种一般的认知加工过程，被很多心理学家认可，其中Simonton等人认为创造性的问题解决也包含在日常的一般问题解决之中，并且创造性思维是问题解决的一种特殊的种类。

但是，到现在为止，创造性研究主要集中在描述层级上而不是认知方法的研究。这样，采纳了在活动中反思的范例研究创造性，他认为设计者在解决设计性问题时，总是在构思、采取行动、和评估行动几种活动之间交替进行。在构思过程中，设计师保持了“反思对话”的设计方法，设计的目标是精炼并且在不同形式下构建设计的心理表征。Ralph更倾向于依据包括构思和评估行动，实现（结果）的意义建构研究创造性的概化过程，这主要涉及设计客体的建构，在环境条件的基础上存在在精炼设计课题的心理表征的共同演化。

进一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更特殊的创造性设计问题解决的认知成分的研究，例如Casakin对在加强创造性设计方案中的隐喻的影响作了研究。Bonnardel等人作了在应用类比推理的试验中对专家与新手的设计者进行了比较分析。

从认知信息加工的角度看创造力活动中的认知过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规律性，并将认知过程分为初级过程和次级过程，初级过程为产生合成过程，提取和组织信息；次级过程则是对信息进行更高层次的筛选和监控，同时初级过程和次级过程存在一定的交互作用。

有些研究者提出创造性活动也包含十分规则的认知过程。实验研究发现，人们在完成创造性和非创造性的实验室任务时表现出相似的信息加工过程。有研究发现，创造性个体与非创造性个体的差异主要在于选择问题表征上，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人能很好地界定难于界定的问题，选择良好的问题表征；发现选择不好的表征会使问题的难度增加16倍。

四、创造性在元认知方面的发展

较早在创造性的研究方面涉及元认知，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Pesut认为，既然创造力是一个认知过程，那么元认知就将作为它的基础并影响它。

Armbruster认为，元认知是指包括在设定目标、计划，使用系统的认知加工、监控和评价过程以及必要的认知策略修改之中的控制或自我监控。

Sternberg描述了作为问题解决和创造力基础的三个基本的元认知过程：计划、监控、评价认知操作。他又指出在这个过程中的三个主要的元成分：认识到问题的存在、问题的界定、形成解决问题的策略和心理表征。

五、认知神经科学方面的研究成为研究的新方向

创造力是一项高级心理活动。而心理是脑的产物，脑是心理的物质载体，那么脑自然是创造力的物质载体。创造力在认知神经科学方面的研究进展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种是创造力的脑结构和脑功能的探索；另一方面主要集中在对于探索过程中的技术的提升。

1.创造力的脑结构和脑功能的探索

总体上看，创造力脑神经基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从结构性脑成像和功能性脑成像两个侧面展开，前者包含尸体脑生理解剖和活体脑结构影像研究两个方面，分别探讨高创造力被试尸体脑与一般尸体脑结构的差异以及活体脑结构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而后者主要是从任务模式和个体差异模式两个方面分别探讨创造性与常规任务以及高创造力者与一般个体的脑功能差异。

创造力脑结构的研究显示，创造力虽离不开全脑机能的协同，但其并不是定位于全脑，大多数研究倾向于支持其主要定位于额叶和扣带回级颞顶联合皮层等区域。Flaherty总结了数十项脑损伤和脑影响研究，提出了三因素脑解剖模型来解释创造性的脑结构基础。该模型认为创造力是颞叶、额叶和边缘系统所成网络联结功能的结果。其中，颞叶主要负责生成新颖性观点以及增强其品质；额叶则是负责观点远距性和新颖性的接通，该区域损伤则会引起观点新颖性和远距性判断的僵化从而导致所生成观点质量降低；边缘性系统则负责新颖性寻求和提供创造性驱力，后者以中脑多巴胺系统的功能为主。（然而，该模型还只是给予脑损伤数据和少数脑成像研究的初步结果，其有效性还有待于今后研究结合更精确的高端技术与巧妙的实验设计来检验。）

更进一步的研究可以延伸到脑神经的研究，Ghacibeh等人进行了迷走神经对创造力影响的研究。研究通过10个迷走神经此机器植入治疗其癫痫发作的被试进行评估认知灵活性任务（即解决字谜游戏）、创造力测试和记忆实验的任务。结果显示迷走神经刺激使认知灵活性和创造力受损，但这些研究结果不能通过一般脑病变的感应现象揭示，因为迷走神经刺激没有损害学习和改进记忆。

脑功能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任务比较的创造性脑功能研究和个体差异比较的创造性脑功能研究。研究显示高创造力被试较低创造力被试更多激活了右侧脑区，且这些脑区主要定位于额叶，多是额中回和额肠回等。但是在对大脑半球功能单侧化优势与创造性思维的关系进行元分析显示大脑右半球活动在语言和数字任务，整体性和解析性任务，独立性的和上下文相关的任务研究中没有显著性差异。

2.创造力在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技术上的进展

创造力在认知神经科学上的研究，主要应用了高时间精度脑生理电技术包括EEG，ERP和高空间精度的神经影像技术包括fMRI、PET以及创造性的眼动研究。这些技术的应用将更加促进我们对创造性任务中涉及神经过程和认知过程的理解。在过去四十年里，一个研究认知神经过程（包括创造性的研究过程）的重要技术一直是EEG。Srinivasan描述了为了人们能更好地理解创造性的神经相关过程，基于包括信号记录、消除噪音、评估ERP信号以及信号分析的试验应用EEG或者ERP主要方面。其中，排除信号干扰以及筛选目标信号和对信号的分析在创造性的认知神经研究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信号干扰的来源主要分三种，来自使用的仪器信号干扰；眼动干扰（包括眨眼）以及相邻信号重叠干扰。

Fink等人改善了研究创造性实验方法。以往传统的创造性实验任务多采用纸笔测验，而Fink等人要求被试对呈现在屏幕上的刺激进行口头反应。口头反应模式的选择由以下来说明：第一，创造性想法的产生（尤其是想法的流畅性）不会被写字或者打字速度干扰。另外，口头反应比打字要节省很多时间，尤其对那些不能顺畅的打字或者不熟悉电脑的被试。再次，假如被试被要求口头的反应，他们更集中在独创想法的产生上，而不会被“技术环境”分散注意力。

参考文献：

[1]刘伟.吉尔福特关于创造性才能研究的理论和方法[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5）.

[2]武欣，张厚粲.创造力研究的新进展[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1）.

[3]赵春音.当代西方创造力研究的考察[J].科学学研究，2003，（4）.

心理学与脑神经科学范文第3篇

关键词：感受性；心理现象；物理主义；还原论；生物学特性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4-0081-02

在现代的认知哲学领域内，感受性问题一直是物理主义者与非物理主义者争论较多的问题之一。物理主义者认为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和存在的事物都是物理的，而且业已存在和发生的物理事件都可以用物理知识描述出来。然而，还有许多的认知哲学家不太赞同物理主义的主张，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上除了有物理事件外还有心理事件，其中关于感受性质无法被还原成物理事件就说明了心理事件的存在。那么感受性问题的难点是什么？物理主义者又是如何解释的呢？这些争论对现代认知哲学的发展又有什么意义呢？本文主要围绕这三点来谈谈看法。

一、感受性问题的内容

“感受性”从词源上来讲，来源于拉丁文，它的意思为“关于某种性质的”“某物的性质”“具有某种特定性质”等[1]。也指感觉系统对刺激物的感觉能力，通俗地讲就是人的感觉能力。在当代西方心灵哲学中，它特指一个心理状态或事件（主要是感觉和知觉）的感觉性质，比如人所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感到的疼痛等。也有人认为思想和欲望等高级的心理状态同样有感受性。而物理主义运用功能主义和还原论来解释感受性，把人的感受能力还原于身体各个物质器官综合的结果，但是还面临着一些难题，这些困惑主要还是由于感受性的特质引起的。感受性问题的提出主要依据感受性的“主观性”“现象性”和“私人性”，关键点在于如何把感受性的这些特性还原为物理状态。

其实关于感受性主观性和私人性的难题在古希腊和近代哲学中都有体现，例如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已经意识到感觉经验的“私人性”，普罗塔哥拉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命题强调了感觉认识的主观性和相对性。到了高尔吉亚提出的三个怀疑主义的命题，更是说明了自我的感受和认识无法言语和沟通。而近代哲学家洛克在论述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观念时，提出来物质的第二性质与第一性质不相似，物体没有颜色、气味等属性，从而强调了感觉的现象性。还有些中世纪的神学家针对感受的主观性，提出来一种心灵实体的假设。虽然他们运用模糊神秘主义的学说还是难以解释感受性，不过倒是为现代神经心理学研究人的意识机制以及潜意识问题有所启发。现代心灵哲学普遍的观点认为关于感受性的问题其实都是心理事件如何还原的问题，而通常情况下，都把感受性的心理状态等同于大脑神经系统的作用，任何心理事件都可以对应相应的物理事件，不存在无法还原的感受性问题。

现代我们对感受性的认识主要延续了笛卡尔身心二元论的思想，只不过通过更为科学的方法和语言来阐述。我们在认识事物时，首先都是从我们的感官开始的，从感官出发的这种认识活动就不可避免地涉及感受性的问题。在认识过程中所获得的外部信息转化到内部心理体验时就会产生主观性特征，而这种内部的主观性体验只能是私人的，你无法知道他人是如何体验和处理信息的，所以就带来一些解释空白和理论空缺，而这些因素导致现今的认知哲学家认为无法运用当前的物理主义理论来解释和突破。而感受性的现象性特性是因为我们认知到的外部事物总会以某种现象概念产生，与物理事实不相容。所以当物理主义运用同一论和功能主义来解释感受性的难题时，一些哲学家也根据感受性的特性做出各种思想实验来反驳和诘难。比较著名的有托马斯・内格尔的蝙蝠论证、杰克逊的知识论证，还有由布劳克（Net Block）等人提出的“颠倒光谱的思想实验”等[2]。这些思想实验都深入探讨了感受性问题的难点所在，同时也给出了一些解决方法。

二、生物学视角下的感受性问题

感受性问题，当前物理论者还不能清楚地说明它与神经系统之间的密切联系，也解释不了感受性质到底是什么。感受性质的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新的领域，此前我们研究主要注重心理与行为、心理状态的过程、事件的本质及与物理事件之间的关系，现在触及了心理状态本身，可以说越来越贴近意识这一根本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断争论其实也是对物理论的反思和修正，而现今合理的物理主义解释就是还原论借助生物学所提出的主张，认知活动中的感受性质其实就是大脑的一种机能，是具有物理属性的，是可以还原的。

首先，感受性质必须借助身体的各个外部器官来认识外部事物。客观事物具有一定的属性，如颜色、声音、味道、气味、温度、软硬等等。当事物的这些个别属性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大脑就产生对它的反映。这种由脑对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客观事物个别属性的反映就是感觉。感觉是脑反映现实的最简单的心理过程。感知觉不仅为记忆、思维、想象等复杂的认识过程提供了材料，也是动机、情绪、个性特征等一切心理活动的基础。没有感知觉也就没有人的心理。当人的感觉被剥夺或感知觉缺损不能正常感知时，人的心理就会出现异常，人们就会出现严重的心理障碍，甚至难以生存。感官是感受外界事物刺激的器官，包括眼、耳、鼻、舌、身等。大脑是一切感官的中枢。通过身体的五官，人才会获得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在认知活动中，人的不同感官对应不同的外部事物，在感觉的基础作用上还有对空间时间和运动产生的知觉，它们统一成为人体感受外部事物的基础。人类的知识无论来自自身经历的直接经验，或是通过阅读书本得到的间接经验，都是先通过感知获得。人类的知识无论多么复杂，也都是建立在通过感知而获得的感性知识的基础上。感觉和知觉是人类一切心理活动的基础，使个体与外部环境保持平衡。

其次，大脑神经系统是处理各种感官知觉的中心枢纽。大脑作为人体中最重要的物质器官，其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人类的想象，而它与神经系统一起构成了感受能力的最终器官。人们认识世界和客观事物，首先通过五官――眼、耳、鼻、舌、身来获取各种视听信息，然后通过神经系统反馈给大脑，大脑再进行系统的处理做出相应的反应，由此产生了各种认知行为。人类的大脑是人感知外部世界的基本物质器官，如果大脑遭受损坏，人的认知能力就会缺失和损坏。所以，人的感受性质离不开人的各种身体器官，感受能力也是感官和大脑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不存在某种心理现象。我们可以得出：感知的本质其实就是刺激大脑神经系统而产生的一种物理状态。不同的客观物体具有不同的感知，我们感知世界和表达感觉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不管怎样，我们都是通过我们的知觉和大脑神经系统来得出知识和经验的，一切的记忆和感觉经验都会依附在我们的身体中，不能脱离我们的大脑独立存在。

总之，现今成熟的物理主义论者对待感受性问题的解决应该求助于现代科学主义的发展，要运用成熟的科学知识和方法来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同时保持一种科学主义的B度和信念才能真正解决感受性的问题，而泛泛的哲学论证和理论假说对于难题还是无法解决。所以，根本点在于要运用大量的科学实验和观测数据来论证感受性到底是人类内在的精神活动，还是外部对大脑神经系统的刺激作用。而流行的科学主义的观点比较倾向于：包括感受性在内的一切人类精神心理活动都可以还原为神经细胞、胶质细胞以及各种原子、分子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影响。要进一步解释感受性，就要更进一步发展脑神经科学和生物化学。因此，科学主义者把心理问题的解决寄托于日益发展的科学技术上面，特别是脑科学和神经科学。

在现今的科学技术水平下讨论感受性的问题，只能把人的感受性看作是人所具备的一种能力，这种感受外部事物的能力是各种生命体所具有的共性，只不过在人类身上更为高级。塞尔面对感受性的难题，首先反驳了感受性问题被搁置的观点。他认为感受性的问题其实质上就是意识难题，或者说感受性问题是意识问题的重要子问题，如果去除或者搁置感受性问题，那么意识问题就没有必要再研究下去。塞尔重要的理论观点就是要把意识问题作为一种可研究的神经科学和生物学问题，使意识问题从哲学讨论变为科学研究。所以，要放弃传统的意识的主体性导致的无法成为一门科学的错误观点，意识也不能作为一种精神问题而探讨。塞尔认为意识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生物体的属性，它是一种自然生物学现象，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对它进行研究。

三、感受性问题研究的现代意义

如果说感受性的问题与意识问题密切相关，那么研究这一问题无疑对现代认知科学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感受性问题与大脑神经系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样也是认知哲学中研究自我意识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生物科学领域内的所谓意识也就是我们醒着的一种大脑状态，这种状态之下我们与外部世界发生种种关系，通过认识和行为来与世界发生互动。感受性问题所关注的对外界环境和事物有刺激反应的大脑状态实际上是一种生物学现象。感受性问题所涉及的意识问题凸显了生物学的重要性。而通过两种学科的相互交流可以有效解决当前关于感受性的难题。这一问题的探讨很好地融合了两种学科的优缺点，对认知哲学的意识问题和生物学领域的大脑神经系统研究都很有帮助。

总之，在西方认知科学哲学中，感受性的问题涉及对意识本体的探讨，越来越多认知科学哲学家开始关注此问题。而物理主义者对其进行了各种论证和探讨，如何更好地解决感受性问题，还需要科学技术尤其是神经科学和生物学的发展。而对意识问题的生物学解释也进一步丰富了认知科学哲学的内容，促进认知科学哲学向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心理学与脑神经科学范文第4篇

2007年9月29日下午，在首都师范大学一间办公室中，我们见到了方平教授，虽是初次谋面，但一讲起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科，作为学术带头人的方平如数家珍地向记者道来。

心理学领域的博士团队

“心理学科是首都师范大学设立最早的学科之一，当时只是一个心理学公共课教研室，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心理学系了。”方平告诉记者。目前的心理学专业已经凝聚了一批优秀人才。

方平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教育部心理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心理学会测量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心理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市“发展与教育心理学”重点学科负责人，曾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进行合作研究。主持北京市教育“十五”重点项目“中学生自我调节学习发展特点的实验研究”和北京市教委“十五”项目“促进中小学学生学习动机的评价研究”，并主持国家攀登计划“儿童脑高级功能开发与素质教育的若干重要问题的研究”的二级课题。50余篇，著作3本，获省部级以上奖励5项。

郭春彦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科学研究所所长。“学习与认知”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心理学报》、《心理科学发展》、《心理与行为研究》，《应用心理学》编委。曾在美国西北大学和肯塔基大学进行合作研究。曾主持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技部重大基础研究前期研究专项二级项目，科技部国家攀登计划专项二级项目和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项目。主持的“建构性记忆的脑功能研究”获得北京市跨世纪优秀人才工程专项经费资助。40余篇，一项相关的研究项目获北京市第9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丁锦红教授，曾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和肯塔基大学进行合作研究。曾主持北京市项目“工作记忆不同功能的神经机制研究”，“长时记忆中图形特征提取的ERP研究”。参加国家攀登计划“儿童脑高级功能开发与素质教育的若干重要问题的研究”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研究。2002年，他研究的“不同方向视觉运动追踪的特性”获北京市第7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以这3个学术带头人为核心，李新旺，蔺桂瑞等20位具有博士学位的心理学研究人员紧密团结在周围，这些人员绝大部分都是从其它高校引进的。“我们的平均年龄只有三十五六岁，很有后劲。”方平告诉记者。

接力棒跑出的辉煌

1956年，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长的林传鼎教授到首都师范大学担任教务长，并在心理学公共课教研室担任教职。同年，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博士学位的郝德元教授也回国加盟到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公共课教研室。“两位先生对我们心理学系的构建影响是非常大的。他们的贡献是今天心理学系发展的基础。”方平说。

两位著名心理学家的到来，使得首都师范大学的智力开发和心理测量统计两个方向的研究水平在当时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京举行了大量的心理测验，心理统计、智力开发的培训班。特别是在我校举办的心理统计学的培训班，北大、北师大心理学10年前的骨干都曾经在这里接受过培训。”方平说。

1984年，首都师范大学顺利拿到了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的博士授权点。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老一辈的教授相继退休，但是随着郭德俊教授的加入，首都师范大学的心理学科焕发了新的活力。“由于他的到来，使得首师大的心理学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特别是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模式上发生的变化，从培养衔接来讲，弥补了研究生培养的脱节现象。”

“从1997年到今天是我们专业快速发展的时期。”方平说。

1997年，心理学专业开始招收本科生。

1999年，学校购进了脑电仪、眼动仪、情绪多导仪。“由于我们购进了这些机器，视觉的脑神经机制、视觉加工的脑神经机制、言语的脑神经机制等一系列研究得以开展，促成了今天的研究方向的确立。”

2000年，心理学系成立。

2001年，“学习与认知”实验室被评为北京市重点实验室。该实验室下设人类记忆过程、视觉信息加工、统计与测量，情绪与动机、应用心理学和生理心理学6个分实验室。实验室现有面积300平方米，设备总价值人民币700万元，购置了ESI－128导脑电记录系统、Eyelink眼动记录系统，Curry定位系统、Bbpac16导电生理系统设备。目前该实验室承担国家级项目、国际合作项目、以及北京市级项目近30项，已经形成了人类认知过程与神经机制、青少年动机与情绪发展、心理测量的理论与应用和心理咨询等多个比较熟悉的研究方向。实验室发放了实验室开放基金40万元，已经取得～定的成果，在权威核心杂志15篇。

2002年，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取得了北京市重点学科的称号。学科主要从事的研究领域在心理学研究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其中认知过程的神经心理学研究是国际心理学界和神经科学界等许多领域的研究热点：动机研究方面已有多年的研究基础，在国内居于先进水平，元分析及结构方程理论研究对心理学研究方法改进作出了贡献，心理发展与咨询方向紧密结合实际，为素质教育提供理论基础与实践指导。

2005年，在全国一级学科评审中，首师大的发展与教育心理学获得全国第7名。

目前，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科共承担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十五”教育科学规划项目3项、教育部及北京市项目18项，同时，自2002年至今172篇，著作30部，建立研究基地3个，3项研究成果获省部级研究成果奖，其中北京市第4届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各一项；北京市第7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一项。

“在地方高师中，我们学科是名列前茅的。”方平自信地说。

以学科建设带动学术发展

“我们是以学科建设来带动学术的发展通过合理的布局来实现学科的快速发展。”方平说。

2000年，心理系一成立便制定了一个发展战略，发展与教育心理学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要促进心理学专业的整体发展，就要大力发展基础心理学。经过6年的努力，“基础心理学布局已经完成，人员搭配也已经完成，研究方向基本固定。”

2006年，心理系引进的人才主要是发展与教育心理学方向的，所以很快满足了发展与

教育心理学人员搭配的需要。

“从2007年开始，我们又做出了决策，重点补充应用心理学。”

目前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形成了认知心理学、情绪心理学、心理统计与测量、发展心理学与心理咨询以及生理心理学的研究方向。“我们希望以心理学大的方向为背景，在有特色的学科建设过程中培养一支队伍。”方平告诉记者，“我们系的脑认知神经科学，视觉加工、情绪和动机研究这三个方向在国内是有一定特色的。”

在学科发展中的支柱性人才，方平等心理系的领头人不遗余力地加以引进。从事生理心理学研究的李新旺教授就是在这个战略思想下引进的一位优秀人才。“从开始接触他，到最后引进到我们这里，整整花了两年时间。”方平感叹着人才引进的不易，“他来了之后，在生理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方平说，“另外我们系的情绪与动机研究目前在国内有一定的影响，这个方向是郭德俊教授从北师大转到首师大工作后带来的。”

“我们还要加强在发展与教育心理学方向的知名教授的引入力度，而且已经物色了一个教授。但是……”方平向记者透露着，话锋又一转，“有些人才可以挖，有些人才是不能挖的。有些人才挖了过来，不会影响原单位的学科发展，而对于我们的学科能起到一个加强的作用，这是一种良性的人才挖掘，而不是恶性的。如果把他挖走了，原单位在这个方向上全部垮掉了，国家的投入也付之东流，这种人才挖掘是对国家的不负责任。所以不能随意挖人才。”

现在，方平打算成立几个研究所，以适应现在科学研究的特性，通过研究所带动科学研究。“比如一方是研究记忆的，一方是研究情绪的，如果以系为单位来组织会议，可能一方感兴趣的问题，另一方不感兴趣。如果凝炼几个方向并成立研究所，组建一个学术团体，不带有行政色彩，可以利用所的名义召集和组织一些学术研讨。”方平说。

人才培养是首位

方平告诉记者，在采访的当天上午，他们几个系领导刚刚开了会，讨论学科发展的大计。“人才队伍的建设，是今后专业发展的至关重要的环节，这是我们的共识。”

现在，心理系正通过各种渠道来提高教师的专业素质。

“我们鼓励教师在现有的专业发展基础上与国外同专业的教授合作，展开研究，以拓展教师的专业视野，加深教师的专业造诣，使教师可以尽快地吸纳本专业内最新的研究成果，洞悉本领域的发展趋势。”

“我们鼓励教师广泛参加各种学术会议，特别是与本专业密切相关的各种学术会议，以保证教师可以从多渠道、多层次了解到学术的最新动向。”方平说。

“我们鼓励教师进行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最大程度地了解全球目前相关专业的研究动态，使教师在专业视野上既具有国际眼光，同时立足本土文化和国内的专业发展方向，以达到兼容并蓄的目的，最终使教师在学术上有全方位的发展。”

“我们学院是学校里出国最频繁的。”方平笑着回答记者关于国际交流的提问。“不是停留在低层次的联系上，更多的是高层次的合作研究，这是我们系的特色。”目前，心理系正在同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合作“儿童的社会性作用和社会关系的研究”，同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心理系合作“多动症儿童的视觉加工研究”。

迄今，心理学系同美国的伯克利大学、西北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印第安纳大学、肯塔基大学、巴佛罗大学和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建立了项目合作关系。累计出国学习访问的教师21人次，参与国际国内会议共计140余人次，主办和参办国际国内会议3次，邀请国内外心理学专家来校讲学27人次。

“我们下一步的目标是选派优秀教师到国外一流实验室进行学习和合作研究，与国际先进的实验室接轨，培养一支先进的研究队伍。”方平告诉记者。

营造宽松的环境与氛围

一直以来，方平都强调学术带头人和教师的包容性。“因为我们都是探求真理的，都是为了共同的目标――专业的发展。”因此。方平主张学术带头人应该身先士卒，做出表率。“在学术上，我们有不同观点，可以当面说，各抒己见。”

在心理系有一个教授委员会，有事共同商量，统一决策。“在这个委员会中，我就不再是副院长的身份，大家都是教授，我们谈论问题都是为了学科的发展。”方平说。

作为学术带头人，方平一周有15节课。在心理系，每一位教授都有类似的教学任务。“我们多上些课，为年轻老师腾出时间，进行专业上的发展。”有些年轻老师进入心理系工作后因为发表文章的压力会产生困惑。学术带头人会首先稳定他的情绪，然后给他提供科研环境，给他介绍比较好的研究方向，或者让他参与到课题当中，使他逐渐地确立自己今后的研究方向，因为很多博士原来都有方向，来了以后不一定与学院的研究方向吻合，还要做一些方向转移的工作。

一些年轻人在心理系担任着非常重要的岗位。像应用心理学专业的学科负责人才30岁出头。“大力启用年轻人，这是我们的经验。这对年轻人在工作当中锻炼能力，促进专业的发展是有好处的。这些工作保证了教师们在工作中心情舒畅，因为他们看到了工作的前景。”方平说。

不仅仅是教师，学生在心理系也有一个宽松的研究环境。“对于学生参加学术研究或者国内会议，院系给报销相关费用。”方平说。

积极贡献社会

据方平介绍，首师大自有心理专业以来，便将为北京市服务与建设作为学科建设的中心工作之一，与北京市各部门有着广泛的合作与联系。

心理学与脑神经科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 自我控制 认知神经机制 冲突理论指向 动机理论指向

中图分类号：B84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j.cnki.kjdks.2015.06.020

Self-control Neurocognitive Mechanisms Research

based on Conflict and Motivation Theory

WANG Yanfei[1]， ZENG Jiayong[2]

（[1]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2] Guangdong Medical University， Dongguan， Guangdong 523808）

Abstract Self-control mechanism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 fruitful， but did not reach a unified consensus. About neurocognitive mechanisms of self-control study based on two theories： the conflict theory that self-control is to coordinate the efforts of individual thoughts， feelings and behaviors conflict， by the harmonization of the brain responsible for the information conversion process， the anterior cerebral cingulate return （ACC） is the neural mechanism of activation performance; motivation theory point to consider trade-offs involved in motivation and goal setting effort to achieve the goal to pay， which is the main content of self-control， and the prefrontal cortex （PFC） is responsible for reward characterization， goal setting and behavior are associated with its activation. Future studies should focus o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wo theories point to consider neurocognitive mechanisms， bearing in mind the impact of personality traits and different cultures of self-control neurocognitive mechanisms.

Key words self-control; neurocognitive mechanisms; conflict theory point; motivation theory point

0 引言

自我控制是指个体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思想、情绪和行为的一种心理机能。它是人类个体能动性的主要表现。

由于自我控制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它包括情绪、动机、认知和行为等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大多数的研究者都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个方面来进行研究，而且为了自己的研究目的而对自我控制进行不同的界定，从而导致研究成果虽然多，但却显得支离破碎，不成体系。随着认知神经研究技术（如ERP、fMRI）的发展，目前除了可以从心理层面和行为层面研究自我控制以外，还可以从认知神经这一层面来加以研究。这是心理学领域的一大进步，我们不但能够研究脑损伤病人来获得数据，而且还可以研究正常人心理现象的脑神经发生机制，为统一自我控制这种支离破碎的研究局面提供技术方法的支持。

目前关于自我控制的认知神经机制的研究方兴未艾，大多数研究都是在冲突理论指向和动机理论指向的指导下进行的。冲突理论指向认为自我控制是个体协调思想、感觉和行为冲突的努力，并由大脑统一协调负责信息转换（Krug & Carter，2010）;动机理论指向认为自我控制是认知和行为被用于完成内部目标的过程，而动机指向影响目标行为。本文将主要介绍在这两种理论指导下的有关自我控制的认知神经机制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探讨未来自我控制的认知神经机制的研究方向。

1 冲突理论指向下的自我控制认知神经机制

1.1 冲突理论指向下的自我控制的认知神经机制的早期发现

上世纪60年代就有人指出当前的冲突通常会导致知觉性选择的补偿调节以减缓冲突，从此引发了大量的研究。Schneideran和Detweiler（1988）明确指出了冲突与控制的联系，即一个中央控制系统在一系列的加工模块中调节着信息的转换，当冲突发生在要聚合成一个模块中的信息之间时，控制将被纳入。

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确凿的证据证明冲突管理在人类认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冲突的发生会激发大脑的前扣带回（Anterior Cingulated Cortex，ACC）的活动。Posner和Pardo（1990）等人通过神经成像的研究证明ACC脑区负责认知控制。

Carter等人（1998）做了大量的Stroop色词实验后推测， ACC检测冲突反应（高冲突单元中的正确反应和错误反应的单元）并通过发送更多需要的信号间接作用于认知控制，以保持在将来不一致任务中的表现和避免进一步的错误。Botvinick（2001）用ERP实验证明了以上的推论。无论是错误的反应还是高冲突单元中的正确反应，都会产生高冲突的反应水平和背侧ACC的激活之间的联系。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背侧ACC激活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在错误反应中，激活的高峰是在反应作出以后，而在正确反应的情况下，激活的高峰是在反应之前。 同样是用ERP来测量，Van Veen和Carter（2002）在Eriksen Flanker Task中，发现预测错误的ERN负波和预测正确反应的N2波都出现在相同的ACC区域。这就意味着冲突理论可以解释背侧ACC的激活与高冲突正确反应单元和错误反应单元之间的关系。

为了作进一步验证ACC是负责行为选择还是负责冲突管理或者两者兼备，Botvinick（1999）用fMRI设计了一个Eriksen Flanker Task实验。实验的结果证明了ACC是负责冲突管理的脑区。随后Carter等人（2000）用Stroop色词实验再次证明ACC负责冲突管理。

ACC是负责管理冲突的脑区，那么哪一个脑区是负责控制的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Macdonald等人（2000）用事件相关的fMRI设计了一个将任务分为准备期和执行期的Stroop色词实验。实验证明：背外侧前额叶（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DLPFC）的纳入会减轻ACC的激活强度，并且个体 会在随后的不一致任务中需要更长的时间来作出反应。显然，在Macdonald等人的实验和后来的研究都证明ACC要纳入DLPFC来进行自我控制。

以上是冲突理论指向下的自我控制的认知神经机制的发展脉络。冲突理论指向下的自我控制认知神经机制：ACC与其说是直接作用于控制不如说是负责调节冲突，如果冲突水平很高而需要更多的控制，ACC就将DLPFC控制系统纳入进行控制以保持行为的表现，达到个体的目标。

1.2 冲突理论指向下的自我控制的认知神经机制新近成果

冲突理论从形成到现在已经超过了10年，得到越来越多的认知神经机制研究的支持，而且被应用于更广泛和更高级的认知控制领域。

最近的研究（Walsh等人，2011）表明，ACC的激活，除了会引发DLPFC的激活以外，还会预示着前额注意认知神经系统的激活，从而使被试在实验任务中表现得更好，即有更好的自我控制的表现。因此，他们推论ACC与注意认知神经系统在自我控制中是相互作用的。

冲突理论和ACC所扮演的角色正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情感和社会认知领域。在情感领域，有的研究者认为认知和情感功能是由ACC的不同部位负责的，Spunt等人（2012）用fMRI实验证明背侧的ACC不但负责个体的认知控制而且还负责个体的负性情感控制。而在社会认知领域，研究证明ACC的激活则预示着随后态度的改变。

2 动机理论指向下的自我控制的认知神经机制

动机理论指向下的研究者认为自我控制是认知和行为被用于完成内部目标的过程，包括目标的设定、策略的制定、具体措施的实施和行为的执行。动机涉及到权衡行为的利益和损耗，决定哪种行为是最好的，设定为了最终目标需要付出的努力程度，因此动机是自我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动机不但对外显行为产生影响，而且还对认知和认知控制过程产生影响（Locke & Braver，2010）。

2.1 社会与人格心理学中的动机

社会与人格心理学家认为，个体变量（如目标、人格与情感等）和任务变量都会通过影响奖惩对动机产生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相互的。Heggestad 和 Kanfer（2000）认为个体完成他们的目标主要依靠“动机技术”，动机技术包含了追求目标完成和任务坚持的资源，同时这些技术是会随着时间而发展的。

人格心理学家将研究的焦点放在人格差异方面。如具有不同人格特征的人，不但影响个体怎么看待自己和自我印象而且影响个体的动机。在自我差异（理想自我、应该自我与现实自我之间的差异）理论的基础上，Higgins’和Freitas（2001）认为个体关注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之间的差异，预示着其关注自我提升;而关注应该自我与现实自我之间的差异则预示着其关注自我妨碍。关注自我提升的个体更倾向于获得奖赏，因此他们会寻找更多的有利目标，而关注自我妨碍的个体则会更倾向于避免消极结果，因此他们会更多地寻找有害的目标。

2.2 神经科学中的动机与自我控制

早期的研究认为多巴胺是会引起人和动物兴奋的化学物质，但是Salamone（2002）经过试验研究后都认为，多巴胺在动机中的奖赏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具体是什么角色还没有达成统一的意见。有的认为多巴胺引导奖赏行为，有的认为作用于动机特点，还有的认为作用于寻求奖赏。根据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以推测受多巴胺影响的大脑边缘系统（如伏隔核NAcc、基底核等）和内侧和外侧前额皮层（medial and lateral frontal cortical regions）都与动机有密切的关系。有研究指出，前额叶皮层（prefrontal cortex，PFC），尤其是PFC中的前额皮质（orbitofrontal cortex，OFC）是专门负责奖赏表征的。奖赏表征是指保持奖赏的种类和价值的信息，它将指引个体在面临选择时直接比较并引导自身资源倾向于最佳的奖赏或选择。例如，当一个人面临着一个冰淇淋和看一个小时的好书时，他会考虑他的内部状态（是否饥饿），对这两个奖赏的喜好的评估，考虑这两个奖赏的价值等等。而这一系列的自我控制功能都是由OFC很好地完成（Montague & Berns， 2002）。

在有人认为PFC与奖赏的相关过程有关时，Leon 和 Shadlen（1999）则进一步认为DLPFC（背外侧前额叶）的激活与奖赏有关。他们在一个有关保持目标信息的短时工作记忆的认知实验里发现，当刺激线索呈现出如果表象正确就有获得较大奖赏的可能性时，DLPFC的激活得到增强。

2.3 认知神经科学的动机与自我控制

在社会人格和神经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很多认知神经的心理学家发现动机对于个体的控制行为是非常重要的，于是他们从动机的角度来考虑自我控制的认知神经机制。

2.3.1 认知控制过程的神经机制

米勒和库恩认为，自我控制被应用于注意保持、设置任务、准备任务、干扰与阻碍等，而这些都被证明了由PFC（前额皮层），特别是LPFC（侧前额皮层）负责。他们认为最关键的是前额皮层能保持有关目标的信息，并在尽量减少干扰的情况下完成目标。

Taylor等人（2004）的研究证明，无论是增加任务的要求还是奖赏，都会增加DLPFC的激活程度。由此可以得出如果要保持或改进行为表现，就需要增加更多的注意。

Sarter等人（2006）认为动机的关键在于保持注意，特别是在干扰和双任务等条件下。他们认为ACC负责检测冲突，然后要求增加注意的努力，接着右侧前顶叶神经网络和前注意神经网络就会进行认知控制以减少冲突或干扰。

动机激励可以通过影响控制的功能来改进个体的行为表现。Locke and Braver（2008）通过一个脑神经成像的行为实验观测到LPFC的激活可以保持与任务相关的目标（与米勒和库恩的实验结果一致），而当在奖励条件下，即如果表现好就有金钱奖励，就会有几个脑区的激活来保持认知控制功能。它们分别是右侧LPFC，右顶叶皮层（parietal cortex），右下额叶皮层（inferior frontal cortex，RIFC）和左背侧的ACC。右侧LPFC和右顶叶皮层被认为是调节注意保持的核心脑区（Posner& Petersen， 1990），RIFC负责认知抑制或抑制无关刺激、记忆和反应的脑区（Aron， Robbins， &Poldrack， 2004），最后，ACC被认为负责检测和解决干扰和冲突的脑区。综合以上各个脑区的功能，就可以推论，以上各脑区的活动增强就反映更强的认知控制，即被试在动机激励的情况下，争取行为表现以获得最大的报酬。

2.3.2 任务相关的认知神经机制

随着研究的深入，有研究者认为，不同的认知实验任务会激活不同的脑区，这是因为注意的分配引起的不同，而奖赏会将这种效应放大。

在一项空间注意研究中，Small 等人（2005）发现在奖赏和惩罚这两种条件下，后扣带皮层（the posterior cingulate cortex）在激励条件下出现了更强的激活，由此推测这一区域是连接动机与空间注意控制的脑区。

Krawczyk等人 （2007）在一项研究中，将实验任务分成知觉场景和面孔两种，同时给被试呈现场景和面孔两种刺激，要求被试注意其中一种刺激而忽略另一种刺激。实验结果显示，在相关脑区的活动强度会因为注意其中一种刺激而增强，因为忽略其中一种刺激而减弱。

结合以上两种思路，Berkman等人（2012）考虑结合认知控制过程和任务相关的认知神经机制对目标追求过程的认知神经机制进行研究。他们首先将目标追求过程分为目标保持、行为管理和反应抑制三个过程，然后设计能区分这三个过程的相关任务的fMRI实验来检测各自的认知神经机制和相互作用。他们认为这样的实验更符合我们的现实生活。或许，他们为我们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方向。

3 小结与展望

通过比较两种认知理论指向下的自我控制的认知神经机制，发现ACC和PFC是它们共同的脑神经区域。这与他们的理论基础是相关的。自我控制的实质就是管理和解决冲突，而自我控制的过程又包括目标的设定、策略的制定、具体措施的实施和行为的执行，在这四个过程中都包括了各种垂直性和水平性的冲突。因此，自我控制既包括冲突的协调，又包括动机的完成过程，它们可能由某些相同的认知神经基础负责。

通过比较除了发现它们具有相同的认知神经机制以外，还可以发现它们的研究范式是不一样的。冲突理论指向下的自我控制研究大都采用Stroop实验任务，动机理论指向下研究者则大都采用认知信息加工的一些实验任务来研究自我控制。实验任务的不同，导致两种理论指向下的认知神经机制产生差异的可能性增大。

因此，未来对自我控制的认知神经机制的研究有值得深入的地方。

首先应该整合两种理论指向。在研究自我控制的认知神经机制时，不应单纯地从一种理论指向出发，而是全面考虑两种理论指向，形成一个整合的理论模型，以统一自我控制的认知神经机制。在这基础上，积极寻求一个全面包括冲突和动机的实验研究范式。在寻求这种全面的研究范式时我们可能需要考虑一些生态因素。

其次，关  [本文由wWw. dYLw.neT提供，第 一论 文 网专业写作教育教学论文和毕业论文以及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注个体差异。大多数的认知神经研究都只关注不同个体间的共同效应，关注因实验操作而引起的变化，而个体间差异引起的变化则常常被认为是错误的变异 （Thompson等人， 2005）。在那些不需要的脑区的变化（如果不是被个体引用就会消失的变化），可能会对完成实验有很大的帮助。这些变化可能涉及到动机，动机越强就需要更多的资源去获得奖励或避免惩罚。而这种运用会因为个体的不同而不同（Locke & Braver， 2008）。因此，结合冲突理论指向和动机理论指向的自我控制的认知神经机制来研究稳定的人格特质怎么调节大脑的活动应该是未来研究自我控制的一个新的方向（Vohs等人，2012）。

最后，自我控制的认知神经机制可能会存在文化差异。在上世纪90年代杨忠芳就指出，中国人的“自己”与西方的“自己”是不同的。中国文化注重个人的内倾性，要求个体“克己复礼”，而西方文化则注重个人的外倾性，要求个体表达、表现及实现“自己”。在中国人的自我与西方的自我之间的差异的实证研究方面，朱滢和张力（2001）通过自我记忆效应的实验研究，证明中国人的自我与西方的自我是存在差异的。在实验中他们发现中国人的自我记忆与有关母亲的记忆存在高度的一致性，而西方人则不存在这种情况。由此他们推断中国人的自我与西方的自我的神经机制是不同的。因此，中国人的自我控制的认知神经机制可能会有别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人的自我控制的认知神经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