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对海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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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对海洋的影响范文第1篇

1引起海洋疾病的主要原因

许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着海洋疾病的发生，环境因素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同时其他自然因素对海洋疾病灾害暴发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海洋生态环境上的变化会使流行性海洋疾病加剧以及致病因子毒力提高，从而导致海洋疾病的大规模暴发，甚至可能会诱发一些新的疾病的发生。导致环境改变的因素主要包括气候变化和人类行为，他们在病原传播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会使宿主抵抗力下降。虽然目前对气候变化和人类行为是如何影响海洋生态系统的时空变化的研究还不是非常透彻，但是其中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海洋生态系统往往随着气候变化而改变，这种突发性、非线性的改变所带来的风险也不断增加［10］;另一方面，人类向海洋环境输入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可以影响海洋生物的免疫力［13］。

1．1气候变化对海洋疾病的影响在过去的30a，温室效应已经导致全球平均温度升高了0．2℃，而这个增加的能量大部分被海洋吸收［14］。我国近海海洋表层温度正在不断上升，而由海洋生态环境改变所引起的疾病暴发，其流行性和严重程度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全球温度的升高无论对海洋生物还是对海洋病原体都会产生明显影响，促使海洋疾病的大规模暴发，而且也扩大了疾病发生的时空范围。

1．1．1气候变化对海洋疾病的直接影响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发生，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生产力也受到了影响，气候变暖会导致许多海洋生物的生物性能改变，从而使它们更容易受到疾病的感染。例如，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由于温度升高，斑海豹的密度增加，这为病原体的传播和侵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从而导致了北欧斑海豹流行病的发生［15］。当水体温度过高或者太阳光照强度过强时，在一系列的环境因素共同协作下，很多珊瑚发生白化现象［1，16］。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珊瑚白化的程度和规模都有所增加，在1998年发生的珊瑚白化现象是历史上范围最广、程度最严重的一次，甚至影响到整个珊瑚礁生态系统［10］。由气候变化所引起的海洋酸化对珊瑚也产生着直接影响［17］。海水的酸化会影响单细胞浮游藻类和珊瑚等有碳酸钙躯壳的海洋生物，因为海洋过量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时就会导致海洋水体的酸化，而珊瑚礁是利用碳酸钙来构建自己的骨骼，海水的酸化使得珊瑚的骨骼变薄，例如大堡礁珊瑚的钙化程度从1990年开始，已经降低了14．2%［18］。科学研究表明，由于海洋的温度和酸度不断升高，当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达到450ppm时就会对生态系统中的珊瑚礁构成严重威胁。如果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已达到450ppm，大气温度一旦比前工业时代高出2℃，大批珊瑚就会发生白化甚至死亡;如果海洋已呈酸化状态，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一旦超过450ppm，珊瑚礁将会进入负的碳平衡状态［19］。

1．1．2气候变化提高了海洋病原生物的活力病毒、细菌和寄生虫是海洋有机体致病的主要因素，同时也是海洋生物数量和栖息地的关键调节者。然而，近十多年来，气候变化导致了海平面和温度上升，海洋循环、pH、盐度和紫外线发生变化。这些物理和化学因素的改变影响了海洋病原生物的传播和致病力。ChrisB等［17］研究者指出水温和紫外线辐射强度发生变化，会扰乱海洋中细菌、真菌和病毒的相对数量，同时也会影响到鱼类和海洋哺乳动物的生存状况。海洋环境中，尤其是海水养殖环境中细菌性疾病是一类常见且危害非常大的疾病。温度影响着有害细菌的生存状况以及感染疾病的能力。已知的病原菌有副溶血弧菌、鳗弧菌、哈维氏弧菌、河流弧菌、创伤弧菌、溶藻胶弧菌、黄杆菌、链球菌、诺卡氏菌等，共30多种。弧菌是引起海水养殖鱼虾细菌性疾病发生的一种最为常见的病原体，其发生温度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地域范围广［20］。当水温升高或者其他环境条件恶化时，其致病力更强，潜在危害性更大。有报道指出美国东部大西洋沿岸的切萨皮克湾弧菌的存在状况与海水温度的升高有一定关系［21］。气候变化中的一个重要生态因子的改变就是海洋温度升高，许多寄生虫原本生活在抑制其生长的环境，但是由于温度的升高，该环境变为更有利于其繁殖的环境，从而使寄生虫的生长、传播速度加快，生存能力也更强。据报道，寄生虫病的危害日益严重，例如，在1990～1991年变暖的期间，贝类帕金虫向美国东南部扩散了500km2［17］。

1．1．3气候变化影响赤潮的发生赤潮的发生与海水温度及营养盐密切相关。2011年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科学家指出，随着气候变暖，美国太平洋西北区普吉特海湾赤潮发生的频率和持续时间正在增加。通过对未来海洋和气候模型的分析，链状亚历山大藻或有毒“赤潮”将大量传播，它们可积累在甲壳类动物体内引发病变，甚至引起神经麻痹［11］。专家们预言，在30a之内，甚至可能是在10a内，普吉特海湾赤潮发生时间可能将会提前，到21世纪末，赤潮发生的时间可能每年会提前两个月，而且比现在的持续时间会增加一个月，这对海洋生物的危害无疑是巨大的，可能会导致海洋鱼类等大量的死亡。

1．2人类行为对海洋疾病的影响

随着科学技术和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人类的影响已经涉及远洋。即使在南极洲，企鹅远离任何农业但体内却检测到DDT，海岸线也被溢油污染，蓝鲸处于严重濒危状态。然而，物种和生态系统受到危害最严重的区域则还是在最靠近人类的海域。人类行为触发了海洋生态和气候的变化，同时人类行为也直接影响海洋生物的生存状况［3］。

1．2．1人类行为对海洋疾病的直接影响世界上有很大一部分人口居住在沿海地区，因此，废水经常被直接或间接的排入到近海。以美国为例，美国每天处理后的废水排海量约达1．0×1010gal［22］。从全球来看，沿海地区约有90%的废水未经严格处理就排入到海水中［23-24］。病原微生物是一类重要的海水污染类型，人类生活和生产中排出的废水、污水中含有大量的病原微生物，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可造成海水环境严重污染，引起疾病流行，甚至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由于海洋环境恶化使各种细菌、病毒和原生动物等滋生，增加了海洋生物的发病率或死亡率，并可导致灾害性疾病暴发。一项抽样调查显示，大量的生活污水入海是导致海洋贝类大肠菌群超标的主要原因［25］。从1966年开始，海洋哺乳动物的疾病发生率就开始增加，到1992年开始稳定的增加，已经公布的鲸等海洋哺乳动物的发病和死亡多数是由陆地上的病原生物扩散到海洋导致的［26］，例如，在北大西洋，海洋疾病引起的哺乳动物的大规模死亡，这些证据均表明人类行为是海洋疾病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27］。废水的排放还可能引起近岸海域富营养化的发生，水体的富营养化直接或间接的导致了一些病原微生物的滋生，以及富营养化引起的赤潮藻类的大量繁殖，不仅造成大批海洋生物因为缺氧死亡，而且有毒藻类可能会产生大量的毒素。据报道，1998年5月17日～1998年6月6日在福建省连江县苔录镇后湾海域发生一起由裸甲藻等引起的赤潮，对鲍鱼养殖业造成严重危害，初步断定是由于裸甲藻等赤潮生物分泌了某种毒素［28］。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过去的40a里，赤潮的发生也间接的导致了哺乳动物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升高［29］。化学污染物对海洋生物也是一个重要的威胁。化学污染物增加会造成海洋哺乳动物传染疾病的流行，尤其是多氯联苯(PCBs)、DDTs和重金属等污染能在食物链中累积，并且能够在哺乳动物的组织中检测出污染物质，这些污染物会对生物的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产生影响，例如波罗的海的海豹发生的肾上腺畸形就是由PCBs引起的［30］。

1．2．2人类行为对病原体传播的间接影响海洋旅游业和贸易是影响动物感染流行性疾病的最主要的人为因素［5，11］，人类活动在很大程度上间接地加快了海洋病原生物的传播，尤其是在水产养殖业，例如双壳贝类的大批死亡就是由于人类无意间传播感染源而引起的。1995年，在澳大利亚的安克舍斯湾，疱疹病毒引起的沙丁鱼死亡以每天30km的速度传播，从3月到9月，覆盖了澳大利亚5000km的海岸线。有证据表明，引起这次灾难的原因是饲喂金枪鱼的沙丁鱼携带疱疹病毒，其第二次大规模的流行是在澳大利亚的斯宾塞湾，该地区也是以冷冻的沙丁鱼饲喂其他鱼类［21］。

1．2．3人类行为造成物种栖息地退化和污染人类行为造成物种栖息地退化和污染也是加快海洋疾病暴发一个重要原因。对水栖哺乳动物的研究表明，污染对哺乳动物的免疫系统造成一系列的不同程度的损害。但是关于栖息地退化对疾病的影响研究还很少，尤其是对无脊椎动物，到目前为止，已经证实的大部分数据都是珊瑚礁疾病暴发和寄生虫病的数据［3，5］。

2海洋疾病的危害

2．1海洋疾病对人类健康的危害

由于许多人类病原微生物在海洋中都是具有活性的病原体，而人类通过某些行为可能会有意无意地造成海洋中的病原体增加，其主要途径就是废水的排放，其次是降雨所携带的空气中的一些人类和动物的废弃物入海，同时地表径流也随之增加，其携带的陆源细菌、病毒、寄生虫的数量也随之增加，给沿岸的游泳或从事其他娱乐活动的人群带来严重威胁［11］;第三是非点源污染，而这一途径也是最近科学界的研究热点。上述这些排放入海的病原体多数能够在海水中存活一段时间，当人类暴露到这些水体或是食用被这些海水污染的水产品时就有可能会感染不同程度的疾病。根据流行病学研究发现，在污染海区游泳患病危险性会增加［31-32］。据估计，香港海岸游泳人群比非游泳人群患胃肠炎的概率要高出5倍，仅1990年因接触污染的海水而患病的人数就不少于40万人。1992年，通过对香港25000个海水游泳者进行调查，他们患眼睛、皮肤和呼吸道疾病的几率要比其他人高出2～20倍［33］。据估计，在香港每年由海洋疾病所引起的人类疾病的医疗费用达数百万美元。海洋疾病很多是通过人类食用污染的海产品，摄入带有病原体的饮用水和娱乐水体而引起的。这些疾病的传播受到各种社会、经济、生态条件和人类免疫力的影响，同时气候条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34］。海洋疾病对人类的食品安全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其影响主要是人类食用有毒的海水养殖生物而引起疾病。例如赤潮生物产生的毒素会在贝类体内富集，而人类食用这些贝类常发生中毒。在1976年英国因食用海湾扇贝而引起33起中毒事件，患病人数797人;1978年澳大利亚因食用牡蛎涉及2000余人中毒［35］;1991年加拿大魁北克省有200多人吃牡蛎而感染疾病［36-37］。

2．2海洋疾病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

海洋生态系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环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从生态学角度来看，海洋环境的污染、海洋疾病的暴发都可能会引起海洋生物群落结构和分布的改变。海洋疾病的发生一方面可能导致海洋生态系统的优势种群的转变［15］，另一方面还可能降低某一群落结构的多样性。例如，海草床的海胆疾病的暴发可能会改变这些群落的生物多样性，珊瑚疾病的发生导致珊瑚礁生态系统的优势种从珊瑚转变为藻类［38］。随着污染的加剧，可持续发展的海洋生态系统的维护已迫在眉睫，各级政府以及相关环境管理部门应该建立健全生态系统监测指标及评价指标体系，加强海洋生态系统管理，减少疾病的发生，保护我们的海洋。

2．3海洋疾病对商业持续性发展的影响

海洋是人类21世纪生存与发展的资源宝库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气候变化以及人类行为引起的海洋疾病暴发已经从根本上影响了水产养殖业和以海洋为基础的旅游业，商业价值大幅度的降低，影响了海洋经济的发展。

2．3．1水产养殖业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水产养殖业已经成为发展最快的一个食品行业。目前，养殖业多为高密度养殖，这就导致养殖动物对疾病的感染更为敏感。在上个世纪60年代，由于某种原因，帕金虫被引入到美国的切萨皮克湾和特拉华州湾，当时的低温抑制了其生长，从而限制了帕金虫传染病的暴发，但是到了90年代晚期，由于海洋温度的升高，导致帕金虫传染病在当地的牡蛎养殖场暴发［29］。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气候变化引起的海洋表面温度、盐度、pH和营养盐浓度的波动导致鱼类死亡率的增加［39］。其表现形式为这些海洋环境的变化加速了赤潮的暴发，而赤潮产生的有害生物毒素多数是致命的，除此之外，赤潮还可以间接引起水体缺氧而导致生物大量死亡。持续的赤潮大量消耗水中的氧气，同时伴随着有机体碎片的分解，导致水体低氧或缺氧。对于一些以渔业为基础经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赤潮对沿岸水域的威胁显得尤为严重。海洋疾病对水产养殖业的直接危害就是导致海洋生物的大规模死亡，造成巨大经济损失。1993年以来，我国对虾养殖病害暴发并大规模流行，使我国的对虾产量由1992年的20．69万t下降至8．78t;1997年以来，养殖栉孔扇贝病害大规模流行，死亡率达50%～90%;1998年以来，养殖贻贝病害大规模流行;1999年开始，池塘和滩涂养殖的文蛤因病害而大规模死亡;2000年开始，发现滩涂养殖的菲律宾蛤仔因病害而大规模死亡;期间，皱纹盘鲍、虾夷马粪海胆、虾夷扇贝、海湾扇贝的养殖病害也时有发生;随着海水鱼类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鱼类养殖病害也有日趋严重趋势。此外，条斑紫菜的赤腐病，海带的大面积死亡，也给海水藻类的养殖带来了困难。

2．3．2旅游业海洋旅游业在海洋产业中具有先导地位，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发展潜力很大。珊瑚礁是海洋旅游业的亮点，他们的吸引力主要在于其生物的多样性，但是珊瑚礁也正在遭受各种疾病的影响，例如珊瑚的白化现象、黄带病和黑带病。世界保护监测中心(WCMC)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近20a来，有证据表明珊瑚疾病的暴发主要发生在全球变暖之后，这些结果表明气候变化使珊瑚疾病进一步恶化，但是关于海洋温度的升高与珊瑚礁疾病暴发率升高的关系研究较少，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珊瑚礁的死亡不仅仅使得岩礁鱼类的栖息地丢失，而且也使依靠珊瑚礁为主的旅游业变得萧条，尤其对于一些贫困的国家，所带来的经济损失不可估量。

3小结与展望

3．1小结气候变化和人类行为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影响海洋疾病发生，气候变化主要通过以下几方面影响海洋疾病:(1)温度升高会促进海洋动物的繁殖，增加其密度，从而有利于病原体的侵入，发病几率增加，或是降低海洋生物机体的免疫力，增加了它们对疾病的易感性;(2)温度的升高加快了病原生物的繁殖速度和扩散速度，或者促进了新的病原体的产生，从而使海洋生物致病;(3)海洋的酸化会对一些利用碳酸钙形成骨骼的生物产生影响。人类行为对海洋疾病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人类排污对近岸海域的污染会造成沿岸生物抵抗力降低，化学污染在其体内沉积造成机体损伤;(2)人类向海洋中排放大量的营养盐，使海水呈富营养化状态，从而促进了赤潮的暴发，赤潮间接造成水体缺氧而导致海洋生物大量死亡，另外，赤潮产生的生物毒素对海洋生物产生了严重的毒害作用。海洋疾病对我国海洋生态系统和经济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海洋疾病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健康，主要通过食用海产品和暴露到娱乐水体的途径危害人类健康;(2)海洋疾病可能会由食物传播而影响人类健康;(3)海洋疾病的发生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主要是改变海洋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和群落结构;(4)全世界每年由于海洋疾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气候变化对海洋的影响范文第2篇

1.地球气候系统会对大气二氧化碳浓度

升高做出怎样的反应？

以往的海洋科学钻探研究已证实了过去1亿年地球气候的剧烈变化，所获得的数据能够判断过去的气候及环境状况，这对于人们理解近期气候变化和预测未来气候变化有重要帮助。但是，过去几十年北部高纬度地区的加速变暖导致北极海岸、格陵兰及南极西部地区的夏季海冰覆盖面积大幅减少，其变化速度比气候模型所预测的快得多，这说明现有模型可能低估了极地温度变化，高估了热带温度的变化。二氧化碳浓度和辐射力呈对数函数关系，二氧化碳浓度极小的变化就能引起气温变化，尤其二氧化碳最初的浓度很小时表现更加强烈。为了更好地揭示地球系统在过去全球变暖时期的变化行为，一个高水平的钻探是必需的，所获得的数据可以重现海洋表层及深海的温度、海洋环流、营养分布、海洋生产力及古二氧化碳水平。

2.深海生物群落的组成、起源和

生物化学机制是什么？

以往的钻探研究表明，地下生物圈分布范围广、数量大、基因多样性强，而且与陆地生物存在很大不同。深海钻探是了解深海生态系统的唯一方法，通过钻探数据人们能够测定深海微生物群落的基本组成、形成过程和分布范围。深海生物圈中的微生物群体会发生很多化学过程，其中包括硫酸还原作用、硝酸还原作用和碳氢化合物的生成过程，它们在矿物氧化和还原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3.什么限制深海生物的生命？

探索深海中物理化学条件对生命的限制是海洋科学钻探的前沿领域。潜在的限制因素包括温度、压强、pH值、盐分、养分含量、碳、能量及含氧量等。海洋钻探可以揭示深海环境对生物生存的限制。此外，深海微生物群落中85%的基因序列更是属于未知，人们对其新陈代谢方式还不得而知。

4.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对环境变化

的敏感程度如何？

气候变化、海水表面温度上升、富营养化、缺氧、海水酸化和过度捕捞等都会影响海洋生态系统，这些环境压力在未来几十年内会导致更多的海洋生物灭绝。另外，由气候变化导致的物种迁移及种间的竞争会刺激物种进化，使物种出现新的适应特性。300万年前的上新世温度较现在略高，海平面和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也略高于现在，如果了解了那时生物对气候变化的反应，就能应用于现时状况。所以科学家需通过海洋钻探更好地量化环境变化对海洋生物圈的影响。

5.地幔的组成、结构及活动状态是怎样的？

地幔是地球最大的化学元素储藏库（占地球所有元素的68%），所有的大洋地壳和大部分陆地地壳来源于地幔。因此，了解地幔变化对了解地球的进化十分重要。通过地震监测，人们推断地壳的组成和温度均有差异性，采用阶梯式深海钻探是研究地幔的重要手段。对原始地幔的重组能有效了解地幔的地质及地球化学形成过程。

6.俯冲带如何产生周期性的不稳定状态

及如何生成大陆地壳？

俯冲带是地球表面物质与地幔物质进行交换的主要地点，这里也是地震、火山常发地区。深海沟断层使海水渗入整个地壳，减少了地幔下部板块的地震速率，导致地幔释放大量的水和化合物，使地幔发生物理及化学性质的变化。地幔含有大量的各种类型的蛇纹岩，蛇纹岩拥有独特流变学特性，它可能控制俯冲带板块地震的产生。

7.什么机制控制地震、火山的发生？

地震可能与水合作用和洋壳的蛇纹岩化作用有关系，随之影响陆地构造和俯冲带的地震形成及碳的全球循环。物质流、地球化学的进化和地壳构造对火山喷发及山崩有重大影响。近期的测地学和地震学的数据显示，岩石圈板块边缘的张力滑动范围比以往研究所认为的要大得多。然而，板块滑动机制及板块边缘多种滑动类型出现的原因仍是一项研究空白。

气候变化对海洋的影响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全球古气候变化；树木年轮；冰芯；珊瑚

中图分类号：P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19-0011-02

0 引言

全球环境正面临一个十分严峻的形势。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空洞、酸雨危害、生物多样性锐减、荒漠化加剧等问题引起了全世界的重视。为此，全球变化成为一个十分迫切的研究课题。为了预测未来的气候变化，需要对过去气候变化历史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1 古气候资料

古气候研究利用钻孔测得过去的温度、海洋沉积物孔隙水变化、冰川范围变化的测量、以及涉及化学、物理和生物参数变化的代用测量资料。上述参数反映了过去环境的变化，而在这些环境中代用资料增加或存在。古气候研究依靠多种资料，以便能对结果进行交叉检验并更好地认识不确定性。目前广泛接受和经检验的观点是，许多生物有机体（如树木、珊瑚、浮游生物和动物）改变其生长或种群动态，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气候。活的和死的（化石）标本或有机体的集合在过去的生长过程中很好地记录了这些因气候引发的变化。在时间尺度上与仪器资料相叠加进行标定的基础上，使用树木年轮宽度和树木年轮密度年代学测量网络来推断过去温度的变化。虽然这些方法被大量采用，但是在以下方面存在一些担忧：如现有测量值的分布；这些测量值如何在全球取样；这些方法存在多达程度上存在空间和季节偏差，或者在与最近气候变化的关系上所存在的明显分歧[1]。

2 古气候变化

古气候学研究利用对气候敏感的指示物的变化，推断过去数百年至数百万年时间尺度的气候变化。这些代用数据（如树木年轮宽度）可能会同时受到局地温度和其它因子（如降水）的共同影响，并通常代表特定的季节而非全年。

20世纪后半叶北半球平均温度很可能比近500年中任何一个50年时段的平均温度都高，并且可能至少在最近1300年中是最高的。最近一些研究表明，北半球温度的变率比TAR提出的要大，尤其是在12至14世纪、17世纪和19世纪这些偏冷的时期。20世纪之前的偏暖时期处在TAR给出的不确定性范围之内。主要由于极冰退缩，在末次间冰期（约12.5万年前），全球平均海平面高度可能比20世纪高出4至6米。冰芯资料显示，那个时期平均极地温度比现在高出3至5℃，这是由地球轨道差异导致的。格陵兰冰盖和北极其它冰原所造成的观测到的海平面上升可能不超过4米，南极对海平面上升或许也有所贡献。支持这些结论的资料最为广泛，遍及夏季温带陆地地区。这些结论以代用资料（如树木年轮的宽度和密度、冰的各种要素的同位素组成、珊瑚生长带的化学成份）为基础，这需要进行分析以获取温度信息和相关的不确定性。温度和降水是关键的不确定性要素，在某些情况下难于分开，或代表特定的原因而非代表所有的年份。目前，有自TAR以来改进后的及扩充后的资料，例如包括更多站点的测量资料、改进后的对钻孔温度资料的分析以及对冰川、珊瑚和沉积物进行更广泛的分析。然而，自1850年以来，无论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古气候资料比仪器记录更为有限，所以使用统计方法来构建全球平均值，且这些也容易引起不确定性。目前的资料太有限而不能在仪器资料时期之前对南半球的温度进行类似的评估。

TAR之后的一些研究表明，由于使用特定替代资料、处理的具体统计方法或调节尺度以反映过去的温度，所以北半球多个世纪的变率大于TAR给出的变率。增加的变率意味着主要是在12-14世纪、17世纪和19世纪期间的气候更加凉爽，由于火山爆发或太阳活动，这些现象可能与自然强迫有关。例如，与目前的情况相比，各种温度重建意味着17世纪太阳活动的减少和火山灰活动的增加。一次重建揭示11世纪比TAR给出的温度略温暖一些，但仍处于TAR所引用的不确定性范围内。过去的一千年期间冰芯CO2的记录对自然气候变率带来另一种制约。北半球在工业化前从基于代用资料的温度重建（

参考文献：

[1]张强,韩永翔,宋连春.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进展综述[J].地球科学进展,2005,20(9):990-998.

[2]刘永,余俊清,成艾颖,张丽莎,高春亮.湖泊沉积记录千年气候变化的研究进展、挑战与展望[J].盐湖研究,2011,(01).

气候变化对海洋的影响范文第4篇

[关键词]气候变化经济学；减缓；适应性

一、导论 气候变化经济学及经济政策是一个刚刚起步的研究领域，伴随着科学家们对气候变化认识加深和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的大力推动，初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内容。目前气候变化经济学一般包括全球变暖、节能减排、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等内容。 气候变化经济政策的研究主要是在三个框架中进行的。一是收益一成本框架。气候变化政策成本即减少温室气体或增强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的机会成本。气候变化政策的收益指削减排放以降低气候变化风险以及在增强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方面所得收益。Cline (1992)和Stem (2007)认为富裕国家需支出其GDP的2%来采取行动。二是国际公共品框架。气候变暖源于跨国外部性效应的影响，但气候变化问题并不是传统外部性问题的一个简单拓展，一个国家的行为使其他国家获利或受损，无法通过市场来进行弥补( Sandler&Hart-ley，2001)。因此，气候变化需要国际间有效合作。“京都议定书”就是国际合作的一项成果。三是博弈论框架。该框架主要用于国与国之间气候变化责任与义务的确定，强调每一个参与主体都是自利的，只有一个有效合作博弈才是对所有参与者有利的策略( Schelling，2005；Carraro＆Siniscalco，1993)o

气候变化政策分为适应性气候政策和减缓性气候政策。前者强调用低成本政策来适应气候的变化，后者强调用低成本政策来减缓气候变化( Stern，2007)。减缓性政策研究较多的是碳税和限额，限额有助于达到预定的政策目标，碳税则有利于减少碳排放价格的波动(Metcalf，2009；Ka-plow，2010)；适应性政策主要是在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气候变化信息，调整产业结构和调整经济的地理分布等方面展开( Stern．2007)。

近年来国内直接针对气候变化的研究有所增加，但集中在气候变化对敏感性行业的影响上（吕亚荣，2010；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2010；刘恩财等，2010），经济政策方面的研究集中在财政和货币政策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以及相应思路（刘晨阳，2010；张丽宾等，2010）。

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正在形成应对气候变化的新的国际经济和贸易规则。广西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农业占GDP比重较大，是气候变化的敏感地区。近50年来，年平均气温升高了0. 69℃，冬季气温上升趋势明显。1986年到2009年间，广西经历16个暖冬。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不断增加。研究广西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政策，主要是希望通过制定合理有效的财政、金融、产业政策，减少排放，提高广西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促进广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广西抓住机遇、实现经济和外贸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气候变化对广西的主要影响

（一）气候变化影响广西农林业

气候变化对广西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正在显现，农业生产不稳定性增加。广西局部干旱和洪涝的频率有所增加，危害不断加大。气候变暖引起农作物发育期提前，暖冬现象加大了病虫害现象。气候变化对广西农业未来的影响虽有正面效应，但可能仍以负面为主。气候变暖以及降雨量分布变化引起的干旱和洪涝将减少甘蔗的产量、蚕桑生产的产量和使其质量下降，水稻和玉米也可能以减产为主。广西农业生产布局和结构将出现变化。土壤有机质分解加快，农作物病虫害出现的范围可能扩大，畜禽生产和繁殖能力可能受到影响，畜禽疫情发生风险加大。

随着全球变暖，亚热带、温带北界北移，物候期提前，未来广西大部分地区可能进入热带地区，部分地区林带下限上升，广西北部的林业种类将发生变化，广西动植物病虫害发生频率上升，分布变化显著。

未来气候变化将使广西生态系统脆弱性进一步增加，主要造林树种和一些珍稀树种分布区缩小，森林病虫害的爆发范围扩大，森林火灾发生频率和受灾面积增加。广西境内湖泊将进一步萎缩，湿地资源减少、功能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

（二）气候变化影响广西渔业和水产养殖业

广西是海洋大省，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加剧，引发海水入侵、土壤盐渍化、海岸侵蚀，损害了滨海湿地、红树林和珊瑚礁等典型生态系统，降低了海岸带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和海岸带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引起的海温升高、海水酸化使局部海域形成贫氧区，海洋渔业资源和珍稀濒危生物资源衰退。 人类食用的水生动物绝大多数属于变温动物，水温升高能够明显地影响到动物的新陈代谢、生长速度、繁殖情况以及对于疾病和毒素的抵抗能力。气候变化使广西依托海洋的水产养殖业将受到较大影响，可用于水产养殖的海域萎缩，养殖品种减少。由于气温升高，海水蒸发速度加快，表层海水中的盐分不断增加，引起鱼类的生理发生改变，进而影响到水产养殖业的种群和数量。

（三）气候变化影响广西的水资源分布

气候变化已经引起了广西水资源分布的变化。就全国来看，近20年来，北方黄河、淮河、海河、辽河水资源总量明显减少，南方河流水资源总量略有增加。广西洪涝灾害更加频繁，但由于降水量分布不均，干旱灾害更加严重，极端气候现象明显增多。气候变化加大了水资源年内和年际变化，气候变暖使得中国西部地区的冰川融化加速，未来广西干旱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水资源的供需矛盾将更加突出。

（四]影响广西人的健康

气候变化对广西人健康的直接威胁包括由热应力引起的疾病和死亡、传染病（疟疾和登革热）、与水有关的疾病如腹泻和营养不良。气候变化会间接造成伤害甚至死亡，如泥石流、山洪爆发和热带气旋（强风）造成的结果。因日益恶化的空气污染造成的呼吸系统疾病也可能是气候变化引起的。

三、广西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思路

（一）加大对气候变化问题科学研究的支持

科学研究是应对气候变化决策的基础和依据。现有关于气候变化经济学理论分析主要以适应和减少排放绝对量为目的，且宏观层面讨论为主，这为进一步研究应对气候变化经济政策提供了良好的视角和方法。然而，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一定要考虑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结合广西的实际情况讨论气候变化的影响及相应的对策，才更具适用性。因此，广西要积极开展有关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相关科学研究，尽快取得相应的研究成果和基础数据，为政策决策服务，并在此基础上，制定适合广西自身特点的政策措施。

（二）抓紧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

随着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不断累积，全球气温呈缓慢上升态势，极端天气发生的概率不断加大，世界各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将不断加强，节能减排的政策措施将不断强化，能否降低能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将成为广西能否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目前，国际合作框架内，主要集中在减缓性行动，如发展低碳经济、减少碳排放。此外，广西应对气候变化既是国际、国内压力的体现，更是广西经济发展的一种内生要求。随着气候的不断变化，广西的发展环境正在不断变化，为了可持续发展，广西必须制定合适的政策措施，并不断地进行调整。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气候变化作为一种外部性，在时间和地域上已超出了经典经济学范围，需要用一种更大的视角进行研究。市场仍是配置应对气候变化资源的基础性方式，广西应抓紧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影响和优化资源配置。由于气候变化的外部性特点，仅仅依靠广西自己并不能有效遏制气候变化，通过适应性政策影响资源配置，在较小的政策成本下，提高广西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尤为重要。

（三）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推动减缓性行动

当前，全球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减缓性行动上，广西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应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低碳经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随着北部湾经济区和“两区一带”建设的不断推进，我区正处于资本密集型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投资规模在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资源富集区经济发展的加快，大的铝、锰等有色金属的冶炼厂的建设和扩能，能源消耗总量不断增加，温室气体排放量加大。如果只按传统常规技术的建设模式，一经投入，便有一个投资回报期技术和资金的锁定效应，将来大规模的二氧化碳排放不可避免。因此，我国未来发展技术路径的选择，对国家乃至全球节能减排、减缓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在节能减排的历史潮流面前，不论从对全球负责的角度，还是从实现我区可持续发展的角度，都必须积极探索节约发展、低碳发展之路，从法规制度、经济结构、能源利用、技术创新等多个层面，加快推进低碳经济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以实实在在的事实，展现广西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决心和魄力。

（四）把提高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放在突出位置

自气候变化问题提出来以后，在联合国的推动下，国际气候的努力主要集中在减缓，即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以防止危险的气候变化。广西也在外在压力下把发展低碳经济、完成减排任务作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中之重。实际上，由于气候变化的外部性特点，减缓性气候政策的效果取决于国际合作程度，哥本哈根、坎昆气候大会进展缓慢，“巴厘路线图”的谈判至今没有完成，“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实质性内容并未落实，国际气候谈判越来越艰难。此外，根据斯特恩报告，即使全球停止排放，由于气候变化的惯性，十年内全球气温仍将上升0.5 -1度，减缓性行动不能根除气候变化问题。而且，减缓性行动的不断推进需要适应性的行动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广西应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要考虑提高广西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以促进广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政策建议

（一）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切实转变发展方式

广西应加快结构调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大力发展服务业，推进循环工业，改善农业效益，提高林业的固碳效果。具体来说，广西应综合利用财税、产业、金融政策，积极推进产业结构，不断提高服务业的比例，降低工业比重。工业内部，应着力发展低碳经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具体措施包括淘汰落后设备和产能，建立健全和完善节能、清洁生产、综合利用的各项机制，落实各级政府成立节能执法机构、加强执法队伍建设、节能工作常态化、市场化等。同时，积极承接东部沿海的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低能耗的产业必将向广西转移，如技术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新兴产业等。大力发展林业，提高固碳效果。

（二）加大财政资金在气候变化研究领域的投入

广西应对气候变化，关键依靠技术进步，通过新的技术降低排放，通过新的技术发展清洁能源，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科研工作在广西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科研资金严重不足，研究成果较少，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基础数据和资料严重缺乏，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新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广西应设立专门的研究资金，通过政府委托形式进行专题研究，加快共性技术进步。通过激励和约束机制，鼓励企业发展实用技术。同时，在各类科研经费的分配中，向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倾斜，提高广西区内关于气候变化的科研能力，为制定适合广西特点的气候变化政策打下良好基础。

（三）提高广西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

广西应利用经济政策，优化气候变化的资源配置，提高广西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一是要加快气候变化趋势和影响相关知识的研究。目前，对气候变化最大的共识就是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即气候变化对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及对未来气候变化的预测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使得气候变化政策的成本和收益难以确定，政策评价和选择变得非常困难。加强对气候变化趋势的研究，给公众提供更多的气候变化信息，有利于公众做好准备，提高自我适应能力。二是财政资金大力支持适应性技术的研发。如开发耐干旱的品种、推广（下转第28页）（上接第11页）适合较高温度的物种，通过新技术应用，提高应对极端天气条件的能力、提高对自然灾害的监测能力等。三是加大适应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对敏感地区和敏感行业，如加强农田灌溉设施、加高沿海的防水墙，激励和补贴农村建设储水设施等。四是推行有关气候变化的保险，以加强经济系统应对气候变化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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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对海洋的影响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气候变化；政策；治理结构；管理

中图分类号 C9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2-0008-05

气候变化问题是全球性、综合性的问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气候变化政策往往是应对性的、被动的，缺乏前瞻性和主动性，缺乏灵活性，国家相关机构也尚未发挥积极的领导作用。因此，我国的气候变化政策和管理应该并可以更为积极、主动。

1 气候变化及其影响

地球气候正在发生着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重大变化。1861年以来的观测记录表明，全球平均地表温度逐渐升高，20世纪可能是过去1 000年中增温最大的100年，其全球平均地表温度增加了0.6±0.2 ℃，增幅最大的两个时期为1910-1945年和1976-2000年。伴随着气候变暖，气候的其它重要方面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例如，与过去的100年相比，20世纪70年代以来，厄尔尼诺-南方涛动事件更加频繁、持久，并且强度增大；某些地区，如亚洲与非洲，干旱的频率和强度在最近数十年都有所增加[1]。

气候变化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气候变化政府间委员会(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第二部分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陆地生态系统、淡水生态系统、沿海地区、海洋生态系统、人类健康、人类居住、农业、粮食保障、能源等各方面都有着显著影响[1]。

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之一。近年来，气候变化问题已被列为全球环境问题之首，气候变化政策更是各国政府、国际社会、学术界、企业界，乃至社会大众所广泛关注的政策焦点。

气候变化政策涉及到一国的能源政策、产业政策、环境政策、自然保护政策等多个方面，影响到产业发展、能源、环境、贸易、科技、外交等诸多领域。同时也对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和前景影响重大。一般认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现实的减缓CO2排放的技术措施主要在于提高能源的生产、转换、利用各个环节的技术水平，以及发展不排和少排CO2的替代能源技术，这些措施从根本上符合中国长远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2]。良好的气候变化政策可以从最大程度上保障经济发展目标与环境保护目标的协调和统一。

气候变化政策是国家的国际环境政策和环境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签署是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环境政策制定、进行环境外交的重要标志。我国不但是最早签署该国际公约的国家之一，更是在该公约原则下所制定的《京都议定书》的积极倡导者和响应者，在美国宣布退出该议定书之后，在俄罗斯左右摇摆、举棋不定之际，于2002年宣布加入《京都议定书》，在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和谈判中，始终坚持代表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态度积极、务实[3]。

2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

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我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时有着一贯的策略。中国的气候变化策略可以概括为7个方面：①从可持续发展战略高度，充分认识气候变化的重要性；②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积极参与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活动；③推动履约进程，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④加强宣传，提高中国形象；⑤以可持续发展政策和措施为基础，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做出积极的贡献；⑥提高公众保护全球气候的意识，建立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⑦加强气候变化科学研究，提高中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活动的能力[2]。中国已经将气候变化问题提升到了一个较高的高度，并在策略上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首先，中央政府把气候变化政策视为可持续发展政策的一部分，特别是视为能源消费和经济发展政策的一部分。可以认为，我国从一开始就没有把气候变化当作一个孤立的问题对待，而是把它作为整个发展战略中的组成部分。这种角度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存在问题，即对其重要性的定位不清晰，进而导致缺乏明确的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政策。

第二，在参与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议方面，中国有着鲜明的立场。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中国进行国际谈判的基本原则。长期以来，各国在发展权和环境权的关系上有着严重的不对称性，多数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工业化的时间迟于发达国家，从历史责任上看累计排放量较小，并在较长时期内面临经济发展等重大挑战，因此发达国家在排放大量温室气体基础上获得较高程度的发展后，理应承担更多保护环境的责任。从人类长远的利益出发，中国政府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都大力支持温室气体的减排；但从公平的角度出发，中国政府也明确主张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各国之间“有区别”的责任，强调履约进程中国家利益的维护。

第三，重视气候变化方面的科学研究。1978年世界气候大会召开之后，世界上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开始活跃。尽管我国的气象学和气候学研究基础较好，但关于气候变化的研究相对滞后，1987年中国国家气候委员会的成立，以及1990年中国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的成立，大大地推动了我国的气候变化研究[4]。我国的气候变化政策积极推动该领域的科学研究，体现在经费的支持和国际合作的广泛开展上。

第四，我国把气候变化问题作为环境外交的重要部分。气候变化是全球环境问题中最为突出的问题，由于其全球性特征，必须通过国际合作方可实现减缓目标。我国在国际气候谈判方面较为积极[5]，强调该领域的国际合作，并希望藉此树立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积极负责的国际形象。

第五，诉诸公众，把温室气体减排的方向定位于“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转变。一方面，这表明政府重视公众参与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忽略以下事实：减排的主要责任应在那些温室气体排放大户，即耗能企业。对于企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应负的责任，在现行的政策中尚缺乏明确规定。

综上可见，我国目前的气候变化政策是基于这样一种定位，即：气候变化问题首先是一个国际问题，是一个自外而内的问题，而应对气候变化首先是为了配合各国的努力，其次才是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因此，除履约和科学研究之外，在涉及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方面缺乏明确而有作为政策。此外，强调气候变化政策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有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的协调性，但这样也会导致一种倾向，即有可能忽略气候变化政策的独特性。由于气候变化政策在减缓和适应两方面的不明确，政策与实施行动之间缺乏具体的联系，从而影响了政策的可操作性。概括起来，我国的气候变化政策注重了全球范围环境与发展的公平性以及与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致性，但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和前瞻性。

3 中国气候变化的管理体制

3.1 中国气候变化决策和管理机构

在中国，政府、学术界和公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都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目前已经建立了一系列专门的机构和组织以应对气候变化，并通过十多年的谈判锻炼了一批既掌握国内政策又了解世界情况的队伍。

早在1990年，中国政府就在当时的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下设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由当时的国务委员宋健担任组长，协调小组办公室设在原国家气象局。1998年，在中央政府机关机构改革过程中，设立了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由当时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任组长。2003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新一届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正式成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担任新一届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组长，一位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担任常务副组长，外交部副部长、科学技术部副部长、中国气象局局长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担任副组长。协调小组的成员单位财政部、商务部、农业部、建设部、交通部、水利部、国家林业局、中国科学院、国家海洋局和中国民航总局均派出有关负责人担任协调小组成员，并指定了各部门的联络员。除商务部派出一位部长助理外，小组成员均由部级和副部级官员担任。

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是中国政府关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跨部门议事协调机构，其主要职责是讨论涉及气候变化领域的重大问题、协调各部门关于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活动、组织对外谈判、对涉及气候变化的一般性跨部门问题进行决策。对重大问题或各部门有较大分歧的问题，报国务院决策，以指导对外谈判和国内履约工作。根据协调小组的分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负责有关应对气候变化对策的总体协调工作，外交部牵头负责有关气候变化的对外谈判工作，中国气象局牵头负责有关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工作。在过去的几年中，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在研究、制定和协调有关气候变化的政策等领域开展了多方面工作，为中央政府各部门和地方政府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提供了指导。

在国家机构方面，除了最直接的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之外，还有一系列机构涉及到气候变化问题的管理。其中，科技部、水利部、农业部、教育部、外交部、国土资源部、国家林业局、中国气象局、国家环保局、国家海洋局等国家部委都设置了一些下属机构，可以对口处理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问题。例如，国家气象局的科技发展司专门设有气候变化处，主要职责包括拟定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法规、战略规划等。其他的一些部委，在机构的设置上虽然没有明确标识出气候变化的主题，但它们在处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一些事务上，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例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能源局即担负着提出能源节约和发展新能源的政策措施的职责，这类职责和气候变化息息相关。

3.2 研究机构

气候变化的研究机构在揭示气候变化机制、分析气候变化对我国的影响、提出科学的适应和响应措施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气候变化治理结构中的重要一环。

科研机构中，以中国科学院、国家气象局、气象科学院、国家气候中心、中国林业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为主体。中科院系统中又以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遥感应用研究所、植物研究所、地质与地球物理所、大气物理研究所、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海洋研究所、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地质与地球物理所、地球化学研究所、水土保持研究所、地球环境研究所、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等机构为主。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都有气候变化方向的研究机构和人员。

高等院校也是我国气候变化研究方面主要力量的一部分，其中，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兰州大学等院校于此方面开展了较多研究。

其中，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是较早进入气候变化研究的单位，早期在大气环流模型研究方面有世界公认的成绩，近年来，在东亚季风、水文循环和气候分析方面也有着重要贡献；国家气象局及其所属科研机构在气候变化政府间委员会的数次评估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科院植物所领导的气候变化对陆地生态系统影响的研究受到了广泛好评；清华大学主持的气候变化国家报告是我国气候变化研究中的一份重要文献。此外，中科院地理所关于碳循环研究的陆地生态系统通量观测网络现已成为国际通量观测网络的一部分。

3.3 国内学会及国际组织的中国委员会

国内的专业学会在促进学科交流、整合科学资源、传达科学前沿信息等多方面都有其独特的作用。在我国成立的多个专业学会中，有许多学会关注的内容涉及到气候变化方面，其中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地理学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林学会、中国农学会、中国生态学会、中国海洋学会、中国太平洋学会、中国水土保持学会、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中国青藏高原研究会、中国自然资源研究会等等。这些学会通过设立相应的分支委员会和开展相应的专业研讨会，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学术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例如，中国生态学会与美国生态学会(ESA)、国际生态学会(INTECOL)在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及不同地区和类型生态系统的响应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近年来，一些相关国际组织的中国委员会陆续成立，也为我国的气候变化研究和普及做出了积极贡献。1985年，世界气候研究计划(WCRP)中国委员会成立，在过去的十年中，WCRP中国委员会在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和协调国内有关单位开展气候变化方面的研究和学术交流活动、促进社会公众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提升我国在国际气候变化研究领域的地位等方面起到了推动作用。1988年5月，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中国全国委员会(CNC-IGBP)成立；1988年7月，国际科学联盟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中国委员会(SCOPE CAST CHINA)成立；2004年，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中国国家委员会(CNC-IHDP)成立。这些国际组织的中国委员会作为学术性机构，从客观上组织和推动了气候变化方面的科学研究和对外交流，为国家管理机构提供了有效的科学咨询，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构建了多个与国际接轨的平台。

3.4 中国气候变化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综上可见，中国气候变化的治理结构已经初具规模，形成了一套较为全面、有效的治理系统。但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3.4.1 缺乏明确的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

从我国气候变化管理机构的构成中可以看到，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是我国气候变化议事协调机构，应担负气候变化政策制定的职责。但实际上，该小组的性质限制了它应该发挥的作用。作为议事协调机构，它的功能定位在议事和协调方面，其决策功能仅限于“对涉及气候变化的一般性跨部门问题进行决策”，而不是对我国气候变化相关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在该小组之外，没有其它专门机构或组织进行气候变化政策的制定，而只能把重大决策留给国务院制定。因此，在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上出现了决策主体的不明确。此外，我国的气候变化政策没有体现在相关法律和法规上，而是在相关人士的文章和讲话中，因此，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目前，与气候变化问题决策和管理相关的中央政府部门主要是参与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的部门。对于其中大部分部委而言，除了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气象部门，其它下属机构很少直接涉及对气候变化事务的处理，这就削弱了相关部门在应对气候变化时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即便该部门的工作涉及温室气体排放和对气候变化的适应。个别部门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视，往往缘于该部门的特殊性。例如，在清洁发展机制为我国造林事业发展提供新的融资渠道的背景下，国家林业局十分重视气候变化问题，成立了碳汇管理办公室，并加强了对涉及《京都议定书》下碳汇交易项目的管理。

在地方政府层面，尚未发现任何针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机构和组织，地方政府作用不明显。事实上，在目前的政策框架下，很难想象地方政府会对应对气候变化产有内生的动力。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许多地方和部门对其中清洁发展机制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和技术转移潜力颇有兴趣，这使得地方政府有动力关注气候变化问题，但这种关注并非针对气候变化本身，而是针对CDM这种特定机制及其潜在的经济效益。

3.4.2 科学研究对决策的支持能力不足

尽管我国已经开始重视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但就现阶段而言，研究能力还存在着不足之处。

首先，对气候变化对中国的影响认识不足。经过几十年的研究，目前对我国气候变化的事实已有较为充分的认识，但就我国气候变化未来情景的预测和气候变化对我国的影响而言，缺乏更为具体细致和意见统一的研究。例如，气候变化在我国不同地区究竟有多大影响，对不同的经济部门，如农业、能源有何影响，对东亚季风气候影响程度如何，尚没有十分可靠的预测。美国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分别针对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时间阶段定量地进行了计算，相比之下，我国的研究则较为笼统。

其次，气候变化的社会科学方面研究不足。长期以来，我国对气候变化的研究多侧重于自然科学方面，从政策、管理等角度入手的研究不够。气候变化问题是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复合型问题，还需要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政策、管理等角度入手进行研究。

再次，科学咨询能力不足。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气候变化科学研究进行到一定阶段时，往往会与国家政治联系起来，实现科学研究为政策制定、实施提供依据。例如美国，气候变化研究已带有一定的“科学政治化”色彩[6]。而在我国，在对气候变化的研究上，由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尚未非常充分，社会科学层面上的研究正在起步，因此，基于科学研究上的政策咨询还非常薄弱。

我国一方面需要加强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另一方面也更需要把科学研究转化为政策制定和外交谈判的支持力量。

3.4.3 公众参与欠缺

尽管我国关于气候变化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力度正在逐渐加大，但目前公众对于气候变化的认识仍是肤浅和匮乏的。人们对气候变化的认识大体停滞在对气温升高这一现象的感知，关于气候变化对生活、经济、生态等方面的影响则不甚了了，学术界对于普及这方面的知识似乎也关注不足。一项对农民感知气候变化的调查研究显示，农民对气候变化的感知主要是通过气温变化作用于某类指示作物的产量来发生，这种认识是对已发生事件的归纳总结，而不是通过气象部门提供的观测记录获得[7]。人们对气候变化的不了解、不熟悉、不关心以及对气候变化感知的滞后性致使公众在参与气候变化治理时没有能力具备主动性，公众参与的不足使得气候变化治理结构存在一定缺陷。

4 改进管理体制的政策建议

气候变化的政策和管理可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种类型。消极的气候变化政策和管理常常具有应对性质，通常是在外来压力下，才采取临时的应对策略，因而不具备主动性；积极的气候变化政策与管理基于大量的科学研究，预先为国家决策提供参考，强调国家参与气候变化治理的主动，反映了一个国家参与气候变化治理的自身需求，因而有着很强的主动性和前瞻性。选择积极的或是消极的气候变化治理，需要经过慎重的思考和权衡，不同的态度也关联到参与国际事务时的国家利益。

针对我国气候变化治理结构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在协调的职能上，赋予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充分的决策权；在现有的组织架构下，将其改为国家气候变化领导小组，负责制定气候变化方面重大政策，并在政策实施中协调部门关系以及中央和地方关系；

(2)进一步明确中央政府各部门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中的作用，以及在执行气候变化政策的具体责任；

(3)结合“十一・五”计划的能效目标，要求地方政府制定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计划，鼓励地方政府结合当地特点，发展出有创新性的政策和做法；

(4)在领导小组下，成立针对气候变化的咨询委员会(包括中国气候委员会)，为政策制定和外交谈判提供及时的政策建议。委员会成员可由气候变化研究领域的专家组成；

(5)明确企业在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中的责任和义务，制定政策使其担负起相关责任；

(6)发挥事业单位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在气候变化方面，加强宣传，加强公民教育与培训。

致谢：本研究是在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06年“中国环境执政能力”核心工作组基础研究报告的基础上改写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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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ards Proactive Climate Change Policy

QI Ye MA Li

(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 and Center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