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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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的具体表现范文第1篇

1三农问题概述

三农并不是一个新词汇，其基本问题已经由来已久，针对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来说，三农问题不但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得到改善，反而因为经济的快速发展而越发严重。虽然无论是政府还是相关的学术者都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并且提出了众多的解决方法。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解决方法大多是治标不治本。并没有使得三农问题从根本之上得以解决。而由此所形成的三农问题困境，也成了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的主要问题之一。对于协调发展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着鲜明的阻碍作用[1]。

1.1三农内容

所谓的三农问题主要包含了关于农业的3个方面内容。即经常所提到的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而这3个方面的问题，也是我国建设小康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现阶段的三农问题，就不能做到协调发展，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就会变成变成一个幻想[2]。

1.2三农问题的基本表现

粮食一直是我国人民赖以生存的保证，也是我国农业事业的中心任务。继20世纪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我国的粮食存量就在不断增长。很多人认为，粮食问题在20世纪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但是在2014年，粮食价格的飞速爆长，使得物价进一步增长。而粮食不足的问题重新出现在了人们眼中。就农业增长问题来说，其主要的表现就是增长缓慢与增长结构不合理。所谓的农业问题其实也就是粮食安全问题与农业增长问题。农村问题则是经济问题与政府宏观调控问题。农民的问题主要就是收入问题[3]，一般情况下，农民的收入来源主要为2个方面：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统计结果显示，2013—2015年3a间，农村家庭的经营性收入由原本的70%下降到了67%，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4]。

2四川三农问题的具体表现

2.1典型性

四川是1个人口大省，省内人口近几年一直停留于全国前3位。而其中的农业人口更是占据了70%以上。但其省内的可用耕地却十分少，加之四川的农民经济水平普遍偏低，很多的本地人口都选择出门务工来增加收入。由此不难发现，四川地区的三农问题十分典型，可以说是我国三农整体问题的一个缩影。

2.2区域性

四川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加之当地人民勤劳朴实的性格，使得四川成为我国的农业大省，无论是农作物的产量还是其它粮食的产量上，一直居于我国前列，经济总量也是西部地区的第1名[5]。

2.3不平衡性

四川是一个多地貌大省，省内的农业产区包含了平原、丘陵、盆地、高原、攀西山5个地方，而这也导致了四川省的各类经济发展不均衡。并且四川省内的不同区域农民收入差异也较大。成都的居民收入往往高于其它地区。

3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在笔者看来，四川如果想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其基本意义不仅仅在于三农问题之内，更在于三农问题之外，不仅仅在区域之间，更在于区域之外。

3.1以工业促进农业

3.1.1从小农经济到市场化经济

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发展的宝贵意见。在任何国家的工业发展初期阶段，都需要农业的支持，这是一个发展的普遍规律。但应该明确的是，其经济主体仍然应该是农业。工业的迅速发展并不一定就会对农业的发展进行补偿。实际上，就四川现阶段的发展情况来说，其所具有的小农经济市场，在现阶段工业化的市场当中都是十分吃亏的。所以只有实现了农业体制市场化，才可能按照市场的基本方式，促进生产效益向农村进行流动。这才是从制度之上实现“以工业促进农业”。

3.1.2农工商协调发展

从传统的发展角度来讲“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这一传统的发展理念从根本上说明了农工商三者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与并存性。而只有做到农工商协调发展，才可以真正地发挥他们之间的优势。就四川本土而言，其发展过程当中更加的重视工业，虽然并不能说其不重视农业，但是对于农业的发展力度也是十分的有限。而四川发展最为明显的1个问题就是忽视商业发展。并且四川内部也缺少工农协调的服务业发展。例如城乡的金融投资渠道与服务，城乡的土地公开市场等。而这些都是农业市场化所必需的内容，也只有商业活了，农工之间的渠道才会更加的通畅。

3.2以城市带动乡村与城乡一体化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农民的数量要比城市人口的数量大得多，想要在短时间内对农村实现万象更新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通过相应的手段实现农村发展的快速进步并不是天方夜谭。因此可以采用以城市带动乡村的发展策略，改变农村的发展现状。但也不能将这种方式的发展流于形式，“见物不见人”。而是应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从农民的根本意义上考虑问题。

经济的基础决定了上层的建筑，所以农村的土地制度决定了农村的社会制度。要想改变农村发展的基本现状，就要立足于农村问题，改变农村的经济制度。而农村的经济制度说道底就是土地制度。国家根据现阶段的农业情况，已经提出了新策略，所以要在新制度与国家的宏观调控之下，建设新型的农村社会。

4结束语

三農问题关系着我国的未来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的主要问题之一。通过本文的论述可知，三农问题是现阶段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但是在三农问题的制度创新之上，其实并不需要太多高深的理论，规划者所要具有的就是站在一个客观角度对现有问题进行解决，而不是站在原有立场之上持有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分析，并且还要有对于矛盾冲突的必要洞察力。虽然我国现阶段的三农问题仍然严重，但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应该坚实地走好每一步。

参考文献

[1]冯佺光.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问题研究[D].西南大学，2012.

[2]钱德元.区域发展中的二元经济结构优化理论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3.

[3]冯献.长江流域“三化”协调发展水平综合评价与空间差异研究[D].中国农业科学院，2014.

[4]杨世勇.川渝经济发展形势分析与发展目标和发展路径探讨[D].西南财经大学，2013.

[5]崔欣.中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研究[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1.

三农问题的具体表现范文第2篇

“三农”问题近年来成为我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从党的十六大报告到总书记的多次重要讲话都涉及到了此问题,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出: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体现了我国党和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坚强决心和高度的责任心。不仅政府重视,学术界也同样高度关注“三农”问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策略。总结起来,笔者认为其中比较有建设性的有这样两类:(1)长远途径,也既是政策途径,改革户籍制度,降低城市门槛,结束城乡分割分治状况,实现城乡一体化。这类策略主要是根据以往造成“三农”问题的制度原因,改变从前不合理的制度,给农民以公正的国民待遇。应该说这种策略可以从长远上保证城乡协调发展,是必须采用的。

但是目前“三农”问题的紧迫性不容许我们靠长时间的自然发展来解决,必须采取更为实际的、在较短时间内改变农业、农村和农民现状的策略。(2)直接途径,以增加农民收入核心,以农村城镇化为目标方式,以科技兴农为推动力,通过农民市民化,减少农村人口来最终实现富裕农民的目的。这是最为直接的解决“三农”问题的策略,也是当前最主要的工作。总体看两类策略,都可以在一些方面解决问题,但是却都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源,就是“人”的问题。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发展农村也同样离不开这个核心,就是要首先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水平。这一切,都要靠教育。各种调查研究的结论及成功地区的经验都显示,发展农村教育是实施一切举措的前提。无论是增加农民收入;还是城镇化,或者是发展农业科技,减少农村人口等等,都要以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农村教育的发展为前提。

一、增加农民收入必须以发展农村教育为前提

一般来说,素质越高,能力就越强,收人水平也就越高。

从某种意义上讲,素质和能力对劳动者来说,既是资本,又是生产资料。对当前的农民来说,其收入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农业收入;二是非农业收入。所谓农业收入又可以分为种植业收入,养殖业收入,畜牧业收入几部分。无论何种产业,提高收入的途径一靠技术来提高效率增加产量,二靠市场增加效益。因此可以说,高收入的农民都是既要懂技术又要能把把握市场的现代化的高素质农民。笔者在寒假期间曾到山东省莒县浮来山镇(笔者故乡)的花农李某的花卉种植园做过调查。李某作为当地第一家尝试种植玫瑰花的花农,如今事业已经初具规模,家里住的是二层小楼,还拥有一部小汽车用来代步。当笔者在2005年1月份来到该地的时候,由于天气比较冷,当地其它花农的花多数都被冻死,而李某家花圃里却是花团锦簇。原来,李某对玫瑰花的生活规律是非常的了解的,这一点使得他受益匪浅到,他的玫瑰花在情人节前上市时获得了一笔丰厚的利润。笔者还解到,李某的销路也是异常的广阔,不仅是山东省的各大城市,而且生意已经做到了安徽、江苏、浙江等省份,可说是生意通四海。同李某的交谈中得知,李某现在对知识是十分渴求的,认为自己目前的成绩都是来在家中书柜里摆着的几摞书籍。我们从李某的实践中可以看出,知识对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重要意义,对农民致富的重要意义。而对农民来说知识的主要来源就是农村基础教育。

农民的另一种收入是非农业收入,比如,从事非农产业。

农民进行非农业性的个体私营产业经营,政府一直以来是非常支持的。从事非农产业,对生产技术和市场行情的了解要求更高,对知识的要求也就跟高,这里不需多说。对大多数农民来说开办个体私营企业一时并不是很现实,多数农民还是选择进城务工的方式来赚钱,这样既不用原始资金,又不需要承担风险,对农民来说是比较现实的赚钱途径。然而,众所周知,进城务工的农民(又称“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都是又脏又累而且收入还低的工作,即便如此,由于农民工数量众多,这样的工作对许多农民来说还是不好找。在城市里,“农民工”和所谓的城里人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群体,好的工作都为城里人把持,留个农民工的只有城里人不愿干的工作。之所以有这样的差别,原因有很多,比如说户籍制度的限制,居住条件的限制等等,但是这里面最重要的恐怕还是文化水平的限制了。由于体面的收入好的工作都是要求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因此就与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的农民工无缘了。据一份对农民工收入情况的调查显示,在同一地区的农民工中收入较高的是这样几类人,如:“懂一些英语”,“技术比较熟练”,或者是“人际关系比较好的”。对这些人的学历调查证明,其中受过高中教育的占相当大的比重。从中我们看出,知识文化水平对农民工就业以及收入的影响。

总之,对农民个人来讲,知识文化水平是决定收入的最重要原因;对农民整体收入的提高来讲,发展农村教育是必然途径。

二、加快城镇化脚步,减少农村人口,教育是基础

解决“三农”问题地另一条基本途径是城镇化,让更多地农民脱离土地,由农民转化为市民,从而减少农民人口,致富农民。促进农村城镇化,可以根本上改变有限的土地承载过多的劳动力的矛盾,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以较低的成本和较小的风险实现农民在非农领域就业。城镇化是从农村生活向城镇生活的升级转化过程,是农民非农化的过程,也是深化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培育和发展非农产业,对农村资源进行深度开发的过程。城镇化要求大力发展县域工业和服务业,并让农民离开土地,由第一产业转而从事第二、第三或者第四产业。当然这样的转变同时就伴随着农民本身素质和能力地转变,因为只有知识水平以及素质能力地提高才能让脱农以后地“农民”们适应新的岗位,真正实现减少农村人口,致富农民的目的,也就才能真正对解决“三农”问题起到实质地作用。我们不难看出,城镇化需要的两个条件,其一是发达的县域经济,这是农民脱农以后的承载体;二是农民本身素质的提高,这是城镇化的必要条件,是保证城镇化以后新农民们幸福生活的必要条件。前者这里暂且不去讨论,至于后者,自然又回到了我们的话题———农村教育———当中。只有发达的农村教育,才能实质的提高农民总体的素质,才能为农村城镇化创造先决条件。

减少农村人口还有一条重要途径不应该被忽视,那就是农村学生的升学。如果说城镇化是从面上减少农村人口的话,那么升学就是从点上一种途径。不要忽视了这些“点”的作用,因为有时候“点”是可以起到带“面”的作用。一方面,由于高校大规模扩招,使得大学毕业生在城市的就业竞争非常的激烈;另一方面,国家鼓励大学毕业生回农村创业,将来会给予很多的政策支持,再加上国家发展农村经济的迫切,是未来的农村成为有位青年创业的最好的舞台。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能看到大批的大学毕业生回故乡农村创业的盛况。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一旦回来,就会给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带来极大的知识和智力支持,会对县域经济的发展起到非常大的帮助。当然,饮水思源,给这些农村大学生打下坚实基础的是农村基础教育,是我们现在亟待提高的农村教育。相信农村教育的发展必将会培养出更多更高素质的农村大学生,培养出更多可以带动全面的闪光的“点”。

三、走科技兴农的道路离不开教育的发展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无论对于工业还是农业都是如此。我国农业落后的一大原因就是农业科技的落后。农业科技的落后具体表现为两种,一是农业科研投入少,导致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落后于世界农业发达国家;二是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低,使已有的先进农业科技无法应用到实际中来。对于第一种落后,主要的原因是政府对农业科技的重视不够,投入少,还有农业科技创新的政策不合理等原因造成的。而第二种的落后直接的原因则是农民自身的问题。由于我国目前农民总体受教育程度低,所掌握的基本的科学知识不足,导致农民群众从意识上到对科技成果的接受能力上都受到很大的限制。事实证明,我国每年取得的约7000项农业科技成果中,转化为生产力的只有30%———40%,远低于发达国家65%———85%的水平,差距主要在智力支撑。有关资料显示,上过4年学的农民的年产量比未上过学的农民的年产量高13%,即使没有这些投入,前者也比后者高8%。早在1975年日本农业劳动者平均受教育为11.7年,荷兰农民大部分达到高级中等专业农校毕业水平,德国的农业劳动力中54%受过至少3年的职业培训。发达国家农村技术推广人员与农业人口之比为1:100,我国仅为1∶1200,平均1万亩耕地不足1名农村技术人员。这些数据的罗列使我们对农业发达国家的差距一目了然,那就是农民基本素质的差距。我们党和政府提出的科技兴农的战略是针对我国国情的极有现实意义的选择。然而科技兴农的战略方针得到落实还要依赖一个十分必要的条件,就是农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当然实现这一条件,又首先要依赖农村教育的发展。

三农问题的具体表现范文第3篇

关键词：“三农”；产业结构；产业布局；农业生产

一、深刻认识“三农”问题是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根本问题

“三农”问题是指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居住地域、从事行业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能否实现。

“三农”问题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因素，是我国长期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由于是由半封建、半殖民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农业人口比重过大，经济基础脆弱，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时，优先考虑到工业的发展，由农业为工业提供原始积累，并从户籍管理、税收、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制定了相应的服从于这一大局的政策。从而，在户籍制度上把人分为两种，农业人口和城市人口；在统派统购制度上把人吃的粮食分为农业粮和商品粮；在劳动制度上把人分为农民和工人；在福利制度上把人分为可享受福利和无福利保障的人。最后，造成国家对农业的投入长期以来偏低，工农剪刀差逐年扩大，农民的收入水平远低于城镇水平。该说，目前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也是造成“三农”问题长期不能解决的根本原因。根据国际工业化的规律，农业提供原始积累促进工业化后，工业化过程也是减少农民的城市化过程，而待工业化起来之后，工业要转为反哺农业，从而实现农业现代化，由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转为城乡一体化的过程。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各级党委、政府必须认真面對的问题。

1.“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

首先，这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盄。我国13亿人口，其中8亿在农村。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生活水平是否提高，将直接关系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2.“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村问题

农村问题，目前突出表现的是户籍制度问题。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将城乡予以二元分割，形成了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文化水平的较大差异。

3.“三农”问题的根本是农业问题

“三农”问题的根本是农业的发展问题，在当前以户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条件下，农户的分散经营与市场经济要求的规模经营有明显的矛盾，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形态，必然要求生产的组织化、集约化程度要高，而解决农户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根本出路在于形成“产―供―销”一条龙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特别是在当前市场中介组织发育不完善的条件下，党和政府要在“产―供―销”一体化的产业化链条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为龙头企业和农民群众之间找到合理的利益平衡点，保护企业和农户之间的利益，促进产业化链条的合理运转。只有农业发展了，农民收入才能增加，农村才能稳定繁荣。

二、正确分析“三农”问题在我县的具体表现

（一）我县农民问题的核心是素质和增收问题

1.农民的素质不高

在我县农业人口中，其中小学文化程度21.1万人，占55.9%；初中文化程度9.75万人，占25.8%；高中以上文化程度1.89万人，占5.0%。而在农村成人中，受再教育的机会太少，影响了全县农民整体科技文化素质的提高，其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传统农业思想根深蒂固，影响了农业新科技的推广应用。

（2）市场经济意识淡薄，影响了我县农业结构的调整和农产品的流通。

（3）法制意识弱化，影响了我县农村的社会稳定。

2.农民增收困难

农民增收问题，事关农村社会稳定，是扩大内需和整个国民经济繁荣的需要，是保障新农村建设顺利进行的需要，是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的需要。

（1）农业的弱质性决定了农民增收的艰难性。

（2）优质高效农业发展缓慢，影响了农民增收。

（3）农产品销售难，影响了农民增收。

（二）我县农村问题的症结在于城镇化和组织化问题

1.我县农村的城镇化水平低

由于长期受城乡分割的影响，我县现有城镇化水平较低，全县总人口46万人，农村人口40万人，占全县人口的87.4%，低于全市平均水平，而城镇化水平低的直接后果是，农民人均耕地面积少，仅0.8亩左右。一方面是人均可支配生产资源少，总生产能力小，增收的空间弹性小；二方面是农村土地垦殖率过高，影响了全县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由于城乡差距的扩大，面貌日新月异的城镇与面貌变化不快的农村形成鲜明的反差，在一部分农用土地转变为非农用地时，农民向市民转化的进程却明显滞后，一些农民成为失地失业的人群。

2.我县农村的组织化水平低

农村改革开放，实行了，使农村经济在八十年代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在发展的同时，农村的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却没有跟上，绝大多数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薄弱，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非常低。一是表现为市场中介组织缺乏，国内外经验表明，市场农业不管经营规模大小，中介组织都是必要的。而当前我县农村中，中介组织数量少，全县仅有竹荪协会、花卉协会、水果营销协会、田螺协会、茶叶协会、蔬菜协会等几个挂靠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涉农协会，而这几个协会，还没有充分发挥带领农民走向市场的作用。二是表现为基层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还需加强。在当前情况下，农村基层组织是党和政府与农民群众密切联系的纽带和桥梁。我县农村基层组织，总的来讲，应该是有战斗力和凝聚力的，但是，不容置疑，有一部分村级基层组织，还存在着组织涣散，为人民谋利益的责任心不强，干部素质低下等问题，必须在工作中加以解决，转变工作作风和创新工作机制，为推进我县农村经济发展的新跨越作好组织准备。

（三）我县农业问题的关键是产业化和内部结构的优化

1.我县农业产业化存在的主要问题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拉动县域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载体，是把小生产同大市场结合起来的有效途径，但在目前，我县农业产业化经营却不尽如意，突出表现在龙头企业规模小、带动力不强、产业链短、示范作用不明显。

（1）龙头企业规模经营与农户分散经营的矛盾。

一是农户分散经营的短期行为，使龙头企业不易同农户结成牢固的利益共同体，农户见好就收、见利就争、见险就退，随意撕毁合同，缺乏守约意识，制约了龙头企业对基地建设的投入，如我县的红粮生产，县内的酒厂宁可调进外省红粮，亦不愿在我县订单收购；二是农户分散经营的抗风险能力低，农户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传统农业观念根深蒂固，使龙头企业在基地建设上，不易形成较大规模，在激烈的市场竟争中，容易错过发展的良好时机。

（2）龙头企业经营决策层人才短缺。

我县龙头企业的业主，大部分是在近几年的市场经济浪潮中抓住机遇发展起来的个体工商户或农民企业家，整体科技文化素质不高。一方面是舍不得花资金引进人才，二方面是自身又缺乏经营管理方法，造成企业的经营管理滞后，缺乏统筹规划，规模小、科技含量低、产业链短、市场竟争力弱。

（3）龙头企业发展资金不足。

虽然在扶持和培育龙头企业上，我县各级各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力度仍不够，主要是在投入上支持不够，特别是新培育的龙头企业，在厂房、机械设备等方面投入大量资金后，生产原料收购资金短缺，流动资金匮乏，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正常运转。

（4）中介服务组织发展滞后。

农业产业化，就是要实现“贸工农、产加销”一体化经营的新机制，而公司、市场直接面对小规模分散经营的农户，显得力不从心；而分散的农户与企业打交道常常处于不利的交易地位。企业、市场、农户都迫切要求中介组织将农、工、贸结为一体，将产加销连为一线。而我县各种专合组织发育不健全，实力较差，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农业内部结构急需优化

农业内部结构的优化，涉及种植业、畜牧业、林业、水产等部门，不仅是简单的各业之间的比例关系，还包含了各业内部品种结构、品质结构的优化，对于建设小康社会来讲，合理的农业分区布局和合理的优质农产品供给，是各种资源合理配置的结果，只有这样，我县农业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并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大的物质保障。在现阶段，我县农业内部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1）优势农产品基地建设的质量需进一步提高。

优势农产品基地是发挥规模效应，提高农产品商品率的重要途径。我县近几年来，确立了竹类、畜禽、水果、粮食等特色支柱产业，但在基地建设过程中，一是基地建设由于品种不对路，农民栽种后见效慢，失去耐心管理，边建边毁；二是基地建成后，由于管理技术跟不上，成效低下；三是由于部分品种市场需求变化快，在产量提高的同时，效益却在降低，最典型的是前些年种植的罗脐、丰脐等水果品种，近年来效益在不断下降。由于上述原因，我县优势农产品优势不明显，基地建设不稳定。

（2）农业区域布局需进一步优化。

优化农业生产区域布局，对调整各种粮食、经济作物比例，整合农业资源，促进农村小康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我县农业区划工作，在1985年完成后，用以指导我县上个世纪末的农业生产，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近年来，农业区划工作已趋于停滞，各涉农部门在对农业的发展布局上，对县域经济统筹发展的研究不够，合理布局，从而影响了农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3）农业的科技示范园区建设规模需进一步扩大。

农业科技示范园区是带动农民增收，改革农民传统种植模式的示范样板，是促进土地合理流转，转移农村劳动力，实现规模经营的加速器。我县农业科技示范园区，总体规模偏小，质量不高，带动农民增收，就地转移农民剩余劳动力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此外，在土地的合理流转，使用过程中，还需进一步规范。

三、制定优惠政策，认真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全面小康进程

（一）土地支持政策

重点是扶贫专合社、家庭农场、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落实《长宁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管理办法》规定，积极对新型经营主体流转土地面积进行核实和兑现补助。

（二）金融支持政策

1.积极开展农村产权抵押贷款试点，拓宽农业融资方式。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流转收益权贷款，探索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农民住房财产权抵（质）押贷款业务，在2016年实现贷款投放。同时，积极开展农机具、存货、订单、应收账款抵押等创新业务。

2.健全完善农业融资担保体系，着力解决农业融资担保难题。2016年，县财政安排专项资金累计1060万元，以资本金方式注入市农业融资担保公司，在我县设立办事机构，为全县各类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提供便捷、高效的融资担保服务。大力支持由全县涉农中小微企业自发出资设立的互助担保基金健康发展，2016年再次安排专项资金200万元注入互助担保基金，使基金规模达到400万元，更加有效地撬动银行信贷资金投入。

3.进一步完善涉农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农业的信贷投放。全面落实《长宁县涉农贷款风险补偿基金管理办法（暂行）》规定，对金融机构向县内各类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发放贷款产生的损失给予一定比例的补偿，进一步提高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投放的积极性。

（三）社会保险政策

大力开展各项涉农保险业务，增强农业保险服务能力。进一步加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宣传和引导，不断扩大保险的覆盖范围，提高保险金额，增加农业抗风险能力。加大对特色农业保险支持力度，广泛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竹荪、蔬菜、水果、肉牛等特色农业保险，稳步拓宽政策覆盖面，提高保险保障水平。积极探索开展蔬菜、生猪等价格指数保险，满足不同层次的农业保险需求。

（四）产业服务政策

1.建立健全质量安全体系。健全完善质量安全保障体系、质量技术支撑体系、质量诚信体系、质量评价体系、质量素质教育体系，尽快建立竹海长裙竹荪质量标准体系，加快推进蔬菜、粮油加工质量标准体系建设工作。充分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农产品品牌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全力打造“竹海长裙竹荪、竹海优质果品、竹海林下中药材”等系列品牌，构建区域品牌、行业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等多层次品牌发展体系。

三农问题的具体表现范文第4篇

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农村人口众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富余现象突出，而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的重中之重，而土地问题又是三农问题的根本，土地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又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是农业各种问题的核心［1］。笔者研究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基础理论出发，结合制度创新和我国目前的现状，分析影响流转操作的因素，通过对案例的分析探讨，提出一些针对性的对策和措施，希望能为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制度建设和发展有所裨益。

1数据收集

为了深入探寻影响农地流转的各种因素有哪些，在西乡县农调队普调的基础上，选取了267个行政村中随机选取了10个，每个行政村中又随机选取了30户，主要运用调查问卷法与面谈相结合的方法，采用调查问卷、小组访谈等调查方法，共调查300份调查问卷，其中有效回收问卷280份，有效回收率93．3％。样本调查采用自行设计的“陕西省西乡县农户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行为调查问卷”为调查工具，共分为3部分：第一部分是农户个人及家庭基本特征；第二部分是农村土地流转环境调查；第三部分为该农户是否参与了农地流转及具体流转现状。

2调查结果分析

2．1农户个人及家庭基本特征被询问者有男245人，女35人，平均年龄是48．3岁。高中以上文化水平70人，初中文化水平175人，小学以下文化水平35人。村两委干部84户，非干部户196户。280户的家庭总人口是1027人，其中有323人外出打工，年总收入是387万元，人均年收入是12000元。调查户的实际耕地面积合计为207．19hm2，户均333－667m2，其中：转入面积是101．64hm2，转出面积是105．55hm2。其中，受教育年限对农地流转的作用尤为明显，但与传统的文化程度越高，农地流转行为越易发生的观点不同，却支持了张文秀等（2005）在成都平原的“倒U”结论，即文化居中的那部分农户容易发生农地流转行为，而文化偏低或偏高的那部分农户由于某些原因不愿将农地进行流转。因此，我国各级政府和中介机构在推动农地流转时，可根据文化水平这一指标区分重点服务对象

2．2对未发生农地流转的环境因素分析一般限制因素调查表会总结很多影响因素，直接让农户做多项选择，笔者独辟蹊径，选择了如果一些实际因素得到解决，农户会做何种反映，选项有愿意、不愿意、保持现状、不知道四个选项。首先，在调查户中，知道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有227户，不知道的有53户。其次，在影响因素中能给出明确答复，且对农地流转有现实指导意义的主要有两项：①如果没有户籍、子女就学等方面的约束因素，愿意将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有183户，不愿意流转的74户，有23户说不清的；②如果农村社会医疗、养老逐步得到保障，愿意将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有207户，不愿意的有51户，有22户说不清的。此外，农户根据自己的土地经营状况，愿意转入耕地的有77户，转出的有98户，维持现状的有70户，有35户的情况是要先找到工作才有可能把土地转出。其他影响因素的虽然没有形成较为一致的意见，但却反应了农户的心声，因此笔者将其统计结果进行了统计，希望为政府制定更合适的农地流转政策提供依据。具体结果如下：42户担心转包不合理，54户担心转包费不到位，85户担心政策不到位，41户担心自己以后无法在自己的土地上发展，其他68户是根本没想过将土地转出。根本没考虑将土地进行流转的农户占总农户的24．5％，其中前文介绍有53人占总人数的18．9％根本不知道农地流转占77％。在资讯如此发达的今天，还有人不知农地流转，反映了我国各级政府对土地流转政策宣传力度不足，信息传播渠道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85户（30．4％）担心政策不到位，在四个担心要素中高居首位，说明要加速农地流转，必须提供稳定的农地制度和政策，坚决禁止朝令夕改，人为提供让农户不安因素；其余三项数据，一方面是对农地流转政策、农地流转合同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不了解或不信任，另一方面反映农户在城市缺少政策支持，没有归属感，成功立足十分困难。

3影响扩大农地流转的因素分析

这部分的研究对象是已经或即将发生农地流转的农户。

3．1流转价格、生活是否改善和收益分配因素如果将土地经营权转让给别人，农户意愿收取对方转让费用一般价格是100－900元／a左右，这280户中有即将把土地经营权转入的133户，转出的91户，没有打算转入转出的56户。感觉土地经营权流转的价格较为合理的140户（71．4％），很合理的35户（17．9％），不合理21户（10．7％），低于农户心里预期价格则不利于农地流转。土地流转后生活有很大改善的有28户，有一点改善的56户，无变化的有28户，变差的有14户，其中认为生活得到改善的占66．7％，变差比例为11．1％，农户自身和各级政府要深入分析生活变差的真正原因，而土地流转后生活是否得到改善是影响流转观望者的一项重要指标。有95％的农户认为所在村参与土地经营权流转收益分配的主体是土地承包人，认为收益分配的主体合理的252户，说不清的28户，不公正的收益分配机制将直接影响农户对农地流转政策的整体满意度。

3．2流转方式、规范化、面积和途径分析有意愿流转耕地选择的方式多数是租赁，其次是转包，有60％的农户认为租赁更有利本村的发展，40％的认为转包更有利本村的发展，要选择农户认可的流转方式来减少农地流转的阻力。在土地经营权流转时175户订立了书面契约，49户订立了口头协议，说明农户的法律意识在逐步提高，农地流转向规范化发展。流转土地面积占拥有土地面积75％－100％的42户，50％－75％的35户，25％－50％的70户，1％－25％的35户，共有57．7％的农户农地流转不足一半，土地依然被看作是农户的命根，是农户最后的依靠，不会全部被舍弃，因而可以将弱化土地和强化社会的保障作用作为今后的方向。在土地流转途径的调研中：自己寻找承包方的占140户，村集体组织的105户，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14户，有21户种植亲属的地，以自己和村集体流转为主，经济合作组织对西乡县经济发展拉力不足，带动效应不明显。

3．3农地流转纠纷的处理在土地流转中遇到问题找村委会协调的252户，自行解决的14户，直接找承包方解决的7户。村委会协调是纠纷处理的最主要，同时最重要的形式，具有极大的自限。我国土地产权的不明晰，法律、政策制定的不完善、不具体，村委会拥有很大的弹性空间，再加上我国村干部整体素质不高，为农地流转纠纷的处理埋下了隐忧。纠纷处理结果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流转者和观望流转者的选择。

三农问题的具体表现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文化理念；民族传统文化；民族性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38-0281-02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文化观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

在中国的蓬勃发展，佐证了作为一种文化理念下的不可或缺的时代性与民族性。马克思、恩格斯总是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与本土文化的涵化或濡化中确定、实现自身的发展，固然要体现其内在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和谐统一。而这种和谐又是在“活态”中统一完成的，其动因产生于本土文化时代性与民族性两者地位的非均衡性结构。的文化理念与各民族文化的传统性在其演化、融合与发展中存在的非均衡结构，势必导致它们在历时性而非共时性发展过程中的时间差，由此决定了外来文化现象的与本土民族文化之间的势位差异体文化。在社会转型与深化改革中，由于市场经济及强势文化的猛烈冲击，封闭落后的民族传统文化处于弱势地位，与时俱进的时代性要求自然而然就会被凸显出来。文化理念的时代性表征总是通过现实的某种文化形态获得，其民族性特征也因先进文化的时代性特征而伴随并且渗入。当与本土文化濡化后孕育出的强势文化在向外传播、扩散时，它的时代性规则的实现总要以某种特定民族性的内容为载体，这时，的民族性要求在随着它的不断扩散与传播中得到宣扬和巩固。当下的濡化新形态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的自觉调整，都体现了各自对时代性和民族性要求的时代诉求。

1.以人为本的文化建设思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是“人化的自然”，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1]的人本精神在其文化理念中得到深刻体现，真正认识了以人为主体在文化建设中的地位，树立了文化的中心与目标是人的理念建设，发展观中的文化建设要科学落实，必须以人为本。与此同时，文化创造与劳动生产力的社会关系是相互的，文化创造了社会生产力，然而劳动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了文化创造。文化以人为基础，而人又因文化而延续。文化中的决定性作用在于人，反之，人又是文化的服务对象。

2.坚持民族平等，尊重不同民族文化。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世界各民族国家间相互依赖与彼此往来加深，孤立的城墙日渐被民族间的交流与共荣所冲破，因为日益完善的生产关系使原来彼此闭关自守的原始状态将不复存在。“历史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经济基础、文化建设不外乎也是这样，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工业革命助推下屹立于“世界历史”之中，并指明了人类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趋势与潮流。通过时代期许的规则解脱被世界历史束缚的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实现其时代性、民族性特色在近代史上的表现。马克思指出，相同的经济基础，而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会表现得千差万别，那是因为不同的环境因素产生的结果。

3.追求理性科学的文化观，净化形式低劣内容庸俗之文化。文化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也是生产力的发展历史，与转型期的社会变革密切相关。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并达到一定度时，经济形态也必然发展变革，与此同时，文化领域也必定发生相应变革，这是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此，马克思在研究物质、精神生产之间的关系时指出，“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从一定的历史形式来考察。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从而也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见解。”关于文化作用的认识与社会发展规律理解相结合，是我们分析社会转型和文化发展变迁的正确方法。强调了政治、经济与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辩证关系，同时，恩格斯也特别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3]恩格斯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第一步。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均有自身独特的时代性，纵观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发展和内涵，资本主义时期的文化是现代文化的开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的自由交易，为社会文化营造了自由、民主的现代特征，尽管这种文化在内容和本质上是虚幻的，但是其形式的自由、民主的文化内涵为现代文化的发展打开了大门。资本创造的巨大生产力为文化自觉发展提供了动力，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

二、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对民族文化的影响与促进

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中也提出“两种民族文化”的观点：每个民族文化，都有一些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即使是不发达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被剥削的劳动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是每个民族也都有资产阶级的文化，而且这不仅表现为一些“成分”，而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和列宁的“两种民族文化”观点，都为我们论述了文化的阶级性特征。而资产阶级企图用抽象的文化观掩盖文化的阶级特征及其阶级差异性，以“歌颂”资产阶级超阶级的民族文化，达到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目的。

由此可见，民族性是文化的基本特征。每一民族因其历史形成的独特的语言文字、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民族心理等特征差异而有所区别，这些特征构成了民族文化的基础和内容，而民族差异特征渐渐形成了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民族文化是维系民族存在和发展的纽带。因此，文化以民族的形式存在与发展，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和历史延续性。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26-13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