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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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的重要意义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三农问题；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1)－05－0040－2

“三农问题”

是我国当前建设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和挑战，它与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西部大开发问题紧密相连。这一问题不解决，我国的现代化就难以真正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也就不能真正的实现。故此，历届政府高度重视，并在党的十六大、十七大报告中作了特别强调。学界对这一中国当前最大的现实问题也极为关注，研究成果不胜枚举，研究内容更为广泛，成为当前经济学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在众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有幸逢阅了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家的《农民道义的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一书，受益匪浅，感触颇深，诚然此作之说可为我国农民问题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1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简介

詹姆斯・C・斯科特于2001年和2004年先后两次在中国发行的《农民道义的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一书，以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学术魅力，在我国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该力作集中反映了科斯理论阐释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实证主义研究特色，从现实出发来考察东南亚农民生存伦理和反叛逻辑。通读此作，我们很容易发现作者深厚的人文关怀主义情操，他是真正站在农民的立场，深入农民的心理，为社会的弱势群体说话的学者。书中大胆采用了经济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从理论上构建了“生存伦理”对农民经济活动的重要意义，肯定了其规范性和道义，并实证了“安全第一”原则的决策性和普适性。正如译者所言，本书是一部真正从农民的角度出发，更为现实的考察农民生存和反叛问题的力作。它对研究亚洲乃至世界其他国家的农民问题，都有着极为现实的借鉴意义。

2　启示――“三农问题”

透过此书看当今中国社会的“三农问题”，启示重重。笔者认为“三农问题”要根本的解决，也要深入农民的心理，站在农民的立场解决问题，而不是纸上谈兵。虽目前国家已投入人力、物力来改善农村环境、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农业产值，然大量问题尚未解决，大部分农民的贫困问题依然存在，这将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进程，必须高度重视。笔者在接受詹姆斯・C・斯科特思想与理论的基础上，综合国内对“三农问题”的研究成果以及部分个人调查结果，依据现象学的部分理论，对当前我国的“三农问题”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2.1切实发挥政府的援助机制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一书指出：“在家庭之外有一整套网络和机构，在农民生活陷入经济危机时常常起到减震器的作用。一个男性亲属、朋友、村庄、有力的保护人，甚至包括政府(虽然较为罕见)，都会帮助度过疾病或庄稼歉收的难关。”这就是斯科特所说的援助机制。但显而易见的是，作者对政府援助行为的可靠性难以置信，认为“传统的国家和现代国家都能帮助农民生存下去。然而国家的援助，如果说总会有的话，也是很难靠得住的”。当然这只是作者的主观理解，不管怎样，政府的援助还是存在的。尤其就我国当前的社会而言，政府对“三农问题”极为重视和关心，但重视关心的效果如何，就需要考究了。因此，笔者认为政府应该切实发挥其最基本的援助职能。然当下中国农民的基本生存已不是问题，政府的资助己渐趋落实并明朗化，如农村教育、乡村交通建设及农税取消等等。话虽如此，但我们政府一直所倡导的建设新型农村并没有实现(只有小部分)，农民只是暂时满足了基本生活，而在广大农村，子女上学及医疗问题依然很严重，贫困依旧是农民的心病。总之，农民脱贫的目标远远没有实现，致富就更不用谈了。因此就需要政府伸出援助之手，解民于危难之中，切实发挥其援助机制，尽可能地缩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脱贫，共同富裕。

那么，政府如何更好的发挥其援助机制呢?《农民》

在对“剥削”进行了现象学分析时指出，“为了达到剥削农民收入的一定平均值的目的，精英阶层可以有极为不同的方法。虽然农民对任何此类索要都会感到不满，但使他感到自己被剥削的最为严重的是那种最经常的威胁其生存要素的、最经常的使其面临生存危机的索要。在农民询问被拿走多少之前，他先要问的是还剩下多少，他要问涉及农民利益的制度是否尊重其作为消费者的基本需要。”从这段阐释我们可了解到，农民真正需要的是维持基本生存的安全感。回归到政府的援助问题上来，我们发现农民需要的其实很简单，就是“安全第一”的生存。简言之，政府保证了农民的安全感，自然就保住了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我们经常宣扬，现代社会农民要致富，就要发展副业，创办自己的企业。然而，斯科特给我们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农民行为――规避风险行为。并引用了生存农业经济著作的话作为解释，即“对于勉强生存的农民来说，可恶的风险会相当厉害，因为高于期望值的利润也许抵消不了低于期望值的回报所造成的严重损失”，如此就需要政府来解决农民的风险问题。笔者认为，政府应发动群众挖掘地方特色资源，发展地方特色产业，并首先由政府在本地创办企业，作为示范点。这一方面可以给农民提供就业岗位，保障其“安全第一”的生存；另一方面可以吸纳技术人才，尤其是大学生，也就相应解决了部分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在政府的引导之下，一些有思想有能力的农民看到创办企业的益处，也就必然加入到创业的行列中来。长此以往，毋庸置疑，整个农村的经济就会慢慢发展起来，农民的基本保障和致富问题也就相应的解决。

2.2加强农民的专业知识教育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指出：“安全第一原则并不意味着农民屈从于习惯：即使是可以避免的风险也不敢承担。当旱季作物、新种子、新种植技术以及市场生产等新事物提供了明确的、实质上的收益并且对生存安全没有风险或风险不大时，人们会看到农民们是冲到前面的。”如此说来，农民需要进行一定的革新，只要不是高风险的革新，但是“大量农民的革新行为具有孤注一掷的特征，这使得农民不得不为未知事物而拼搏一番的经济背景同其常见的怀疑主义谨慎态度”，因此，农民要通过革新改善自己的境遇，就要承担一定的经济风险，而这种经济风险只要不是很大，农民就可以坚持下去，不幸的是风险超过预期目标就必然中途放弃甚至破产。在安全第一原则的限制下，农民不会去冒险，只会选择投资少而风险也小的革新，慢慢改善。

鉴于上述一系列农民自身的主观和客观原因，要设法改变农民的生活境遇，降低经济风险，在保证安全第一原则的基础上转变农民的思维，达到投资少风险小的经济目的，同样需要政府

这一强大支柱。从长远利益考虑，解决本质问题，笔者认为应该加强农民的专业知识教育，把新的技术、新的经营理念、新的作物品种、新的行业选择等定期传授给他们(当然初期是针对农民中的精英阶层，因为他们有对新事物的优先和乐于接受能力)，使农民掌握更多的专业技术(如防虫、播种、育苗等技术)。这样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并减少风险，以增加利润。当农民真正看到教育带来的现实利益时，必然会全身心地投身于农业生产。如此不仅提高了农业生产率，最主要的是农民的生活得到了安全保障，政府的作用也就真正的发挥出来了，其形象也相应的提高了。并且，通过接受教育，农民的个人素质也相应提高，并更能深刻体会到知识的作用，这就对教育在农村的普及起到催化作用。如此良性循环，相信我国的农村、农民、农业问题就会稳步、良好的解决。

当然笔者的观点有一定的空想成分，这一政策要真正实行是不容易的。由于广大农民同胞知识水平非常有限，认为教育只是年轻一代的任务，他们多年的经验积累是不需要进行教育的，而且可能对农业知识教育有排斥心理(不懂其中的内容)，因此真正的落实下去是很艰难的。但是上文提到新事物一般被精英阶层首要接受，我们需要农民中的精英阶层的支持，然后再将其经验传授给其他的农民。等农民看到了新技术的成果时，自然就投身于学习及实践中去。

2.3整合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

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中引用了S・爱泼斯坦的一句话：“贱民阶层之所以乐于接受这种给予这种固定报酬的制度，是因为即使遇到灾年它也给予安全保障”。对农民而言，稳定的安全保障比市场经济利润等重要，而土地就是农民最稳定的保障。因此，对土地的优化分配和合理利用是关键。当然，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然而现代科技日新月异，以家庭为主的小块土地已不能适应现代科技社会发展的要求。在调查中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小块土地的效率低下问题。由于整块的地被分成若干个小块头，尤其是在平原地区，本来大型的机器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作业，但是由于地形问题或是面积问题，导致大型先进的机器作业很难实施，只能进行小机器作业，效率相对底下，而且耗时耗力。再者其农产品(如小麦)在市场上进行销售时，必然会因为量少且质不高而廉价出售，如此，农民的经济收入就明显降低，若遇上灾年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很多农民觉得发展本业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农民作为一种特殊的群体进入城市，摇身变为农民工，并成为现代城市一道新的风景线。他们的生活状况、心理健康成为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热点。可见土地对现代的中国农民而言已经不是最稳定的收入了(当然是最基本的生存保障)，要提高和改善农民的收入及生活水平，就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农民的本业――土地出发，对其进行优化管理及合理利用。

那么怎样施行此项任务呢?笔者认为应重新整合土地，即全部没收农民的土地，并将土地转让给承包商，再由政府发给农民固定的生活补助(当然是要满足农民的生存)，这样农民的生活得到保障，有稳定的收入，可以像产业工人或公务人员一样，每月有固定的工资。如此农民为了生活的更好，外出务工，就可得双份的工资，社会上存在的看不起农民的思想也就慢慢的消失，农民的待遇提高了，整个社会也就和谐了。再回到土地上来，承包商可以利用大片土地进行大机器作业，不仅效率高，省时、省力，而且经过专业技术的指导(承包商有条件雇佣农业专家进行技术指导)，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也就随之提高。这种上下兼顾的政策才是解决三农问题之道。

综上所述，要真正解决好“三农问题”，需要政府的财政支持和政策转变，在保证农民“安全第一”的生存原则之下，通过一定的援助机制及智力支持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协助农村发展事业、推进农业进入现代化轨迹。

3　结语

詹姆斯・C・斯科特的《农民道义的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这部力作对农民问题进行的深刻剖析对于我们解决“三农问题”有很大的启示，无论是理论阐述还是个案分析，都本着客观的原则，聚焦于农民的切实感受和切身利益，这种替弱者说话的个人主义情操实为可贵。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处理好农民问题是重中之重，而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就是要理解农民，满足农民的心理需求，从农民的切实感受和切身利益出发，真正站在农民的立场上，而《农民道义的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就是很好的理论与实践教材，从中汲取营养，才是治“三农问题”之本。然该力作是以东南亚农民为例进行的考察研究，是否符合中国农民的实际尚存争论，但笔者认为其理论(如生存伦理，安全第一原则)是完全可以解释中国乃至亚洲所有农民的实际状况的。基于此，笔者在粗浅理解该作的基础上，对我国的“三农问题”提出一点看法，意在对此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三农问题的重要意义范文第2篇

【关键词】农村公共品 供给不足 供给机制

一、引言

目前我国农村公共品的整体供给水平十分落后,不仅准公共品供给短缺,完全应该由政府承担的纯公共品亦不能有效提供;不仅地方性公共品供给短缺,众多最基本的、外溢性很强的全国性公共品亦不能有效提供;不仅无法为村民提供基本的支持,满足村民基本需要的公共品亦不能有效提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业技术推广进程缓慢、农村环境恶化、农民受教育水平低下、基本医疗卫生保障缺失、农村合作医疗体制趋于瓦解、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200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761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81元,其差距不可谓不大,而若把公共品供给因素考虑在内,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将会更大。有人说,中国的城市发展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而中国的广袤农村还处在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水平。

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低下还主要体现在公共品投入产出率不高以及农民的满意程度不高。公共品投入产出率可用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以及公共品的农民增收效果衡量,我国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历来不高,各级机构臃肿,行政成本高进而导致公共品的供给成本和负担较高;支农支出对缩减城乡差距效果不显著,农村公共品促进农民增收的效果不明显,公共支出对提高农民消费倾向的促进作用不大,近十年来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要比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低4个百分点左右。农民的满意程度不高主要在于公共品质量不高、公共设施利用率不高以及相当部分公共资源的浪费。比如同是义务教育,农村与城镇中小学在师资、设备、各类教学资源方面差距很大,义务教育仅在量上实现了供给,而在质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近年来不少农村地区新建了一些用于村民日常休闲娱乐体育活动的设施,而年幼或年长的村民对此兴致不高,正当壮年的劳动力又大多在外务工,因此设施闲置的现象很严重;部分地方政府将用于提供农村公共品的资金另作他用,修建豪华办公楼、增加公职人员编制等,农民并未享受到公共资源的好处。

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以及社会资源配置向城市和工业倾斜,导致我国城乡发展极不均衡,城乡差距逐步扩大,三农问题日益严峻,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如何促进农村发展、农业进步、农民增收是当前政府和的焦点。对于发展滞后的农村、弱质行业的农业以及弱势群体的农民,政府无疑是主导其发展的主体。国内学者的研究已经表明,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对于缩小城乡差距,减轻农民负担,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二、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的原因

1、农村公共品的自然属性

公共品由于效用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其需求与私人物品不同,在一定供给数量上市场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等于享用该公共品的所有消费者边际支付意愿之和。另一方面,公共品虽然没有排他性,但不一定所有的人都会去享用某一特定的公共品,当享用某一公共品所需的成本超过使用该公共品的收益时,消费者就会放弃使用该公共品,这些成本包括享用公共品的交通成本、时间成本等。交通成本的存在使得公共品具有地域性,农村的常住居民不会或者很少去使用城市的公共品,城市常住居民也不会或者很少去使用农村的公共品。城市居民居住集中,人口密度大,农村居民则居住分散,人口密度小。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城市居民对某一特定数量公共品的支付意愿之和远远高于农村居民的支付意愿之和,很多情况下可能表现为城市对公共品的需求大,而农村对公共品的需求过小,甚至不足以满足市场最低需求。农村的广泛性和分散性带来农村公共品需求的分散性,并且由于我国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我国农村公共品的供给边际成本高于城镇,边际收益低于城镇,加之需求难以达到最低市场规模的情况下,政府自然没有提供的动力,而更愿意将有限的公共资源投放于城镇地区。

2、财政资金投入不足,资金使用效率不高

长期以来,财政资金在政策上往往向工业和城市倾斜,农业方面投入不足,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远低于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未能充分体现。1998年到2006年,我国财政用于农业方面的支出绝对量由1154.76亿元增加到了3172.97亿元,但这一指标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却由10.69%下降到了7.85%,说明财政对农业的投入赶不上经济总体增长的速度。政府对农业的支持与保护大大低于其需求,“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投入资金的缺乏自然带来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不足。财政资金的投入不仅在量上不足,在使用效率上也不高。据测算,在2.2%直接用于农村公共产品投入中,关乎农民基本生存与基本生产的投入仅占13.8%。从地域性财政投入情况来看,一般财政预算支出中涉农支出比重东部、中部、西部分别为6.44%、7.96%、10.7%,其中政府人员经费及个人福利性支出、公用行政经分支出和其他支出分别占各自涉农支出的79.9%、67.6%、55.7%,扣除上述三项,用于直接投入生产农村公共产品的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比重分别为1.29%、2.57%、4.74%;直接用于生产农村公共产品中属于农民基本生产与基本生存需要的第一层次投入仅占23.2%、18.2%、7%,也就是用于与农民直接相关的基本需求只占一般预算支出的0.3%、0.46%、0.3%(陈凤舟,2009)。

3、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匹配,供给主体责任不清

根据公共品理论,外部性较强的全国性公共品应由中央政府提供,外部性局限于地区范围的地方性公共品应由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提供;纯公共品应由政府独家提供,混合性公共品可由政府与其他主体共同提供。因此从职能来看,地方与基层政府是农村公共品提供的主体。然后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财权向中央政府集中,而事权向地方政府扩张,财权与事权不匹配,地方政府拿钱少办事多,自然财政紧张,而基层政府在农业税取消后,财政收支更是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在财政压力下,基层政府要么减少农村公共品的供给,要么通过征收制度外收入或举债来弥补财政收支缺口,这将加重农民的负担并导致政府负债运行。而且,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还存在供给责任不清的问题,一些本应该由中央政府提供的全国性公共品,比如基础教育、计划生育等,事实上却由乡级政府以及村级组织在负责。比如农村中小学教育经费中,中央财政、省地两级财政以及县级财政加总仅占22%,而乡村组织与农民自筹资金占到经费总额的78%;比如“村村通公路工程”,本应以国家和省出资为主,地方财政(市与县)配套部分资金,而很多地方由于供给主体缺位,工程资金不到位,不得不按户数或人数向村民摊派。

4、村民需求表达和公共资源决策机制不完善

根据公共选择理论,实现公共品最优供给的条件是消费者不隐瞒自己的偏好,并能将其转化为公共决策的依据。目前我国农村地区村民民主意识不强、村民自治体制不完善、农民的社会组织缺乏,需求表达渠道不畅、偏好显示困难。在尚不完备的政治经济体制下,村民也很难通过“以手投票”的公共选择机制和“以脚投票”的Tiebout理论来显示自己的真实偏好。基层政府对于农民公共品需求的漠视态度,加上层层向上传递汇总需求信息环节多、链条长、失真可能性大,村民的真实需求很难由公共品提供者获知。农村公共品的供给采取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供给的种类和数量不是市场决策的结果,而是政治决策的结果,不是基于农村社区的内部需求,而是来自社区外部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农村公共品的实际受益人农民无法参与供给的决策过程,作为委托人的农民与作为人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相比,不仅信息不对称,而且缺乏对其的监督与制约,处于弱势地位。政府官员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在各种利己动机驱使下,行为目标与农民的目标可能相冲突,导致公共资源决策机制的偏差。

三、治理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的对策建议

1、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力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农村公共品的性质决定了政府必然是其供给的主体,农民对政府非常依赖。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稳步增加,中央也将解决三农问题提到了重要议程,财力有限和财政的非农偏好已不能成为三农投入不足的理由,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应该加大支农支出,提高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缩小农业与工商业的差距、逐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对公共品供给资金运作的监督和管理,缩减行政费用、人员经费等非生产性支出,改革现行臃肿的机构体制,避免各个链条中的贪污、截留现象,将有限的财力用于满足村民最迫切的需求,按照“先保障纯公共产品,后提供准公共产品,先保障生存,后提供享受,先保障稳定,后促进发展的原则,分清主次先后、轻重缓急、分阶段逐步进行”(林鹭航,2007)。

2、建立多元化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

根据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以及公共品理论,我国目前应该实行中央、省、地方、基层四位一体的多元化供给主体,明确各具体项目供给主体及供给边界,合理划分各级政府责任,加大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实现多元化供给方式,以政府行政方式供给为主的同时,引入公开招标、委托等市场方式以及村民自愿供给方式,打破政府垄断,引入竞争机制;实现多元化筹资渠道,除了税收、预算外资金外,积极引入民间资本,充分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以弥补财政资金特别是基层财政资金的不足,增加整个农村公共品供给系统的活力。

3、全农村公共品需求表达与决策机制

农村公共品供给过程中,应该以农民的真实需求为导向,建立“自下而上”的需求表达机制,畅通表达渠道、拓展表达途径,建立科学合理的偏好汇总机制,按需求的轻重缓急确定供给的优先次序。推进基层民主建设,让社区村民享有充分的话语权,通过投票方式表达自己的需求和偏好,让大众参与农村公共品的决策,形成政府与农民共同决策的模式,实行“自下而上”的公共品决策机制,防止决策的指令化和政治化,充分考虑不同地区需求的差异性,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为农民提供真正所需的公共品。赋予最了解实地情况的基层政府充分的决策权,并用法律对其进行规范和监督。

4、精简基层机构,撤并乡镇政府

根据各地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的程度,适度减少乡镇数量,扩大乡镇区划规模,精简机构,分流冗员,取消一些意义不大的附属机构,不仅有利于减轻乡镇政府财政压力、提高运转速率,也有利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规模经济。乡镇撤并后带来基层人、财、物等要素资源的节约和优化,改善农村政权“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的局面,将资源投入到有效的农村公共品供给方面。农村社区规模的扩大可以减小农民获取公共品的成本,实现公共投资的规模效应,降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边际成本,提高边际收益,增加政府提供农村公共品的动力。

【参考文献】

三农问题的重要意义范文第3篇

关键词：农村金融 市场现状 组织体系 完善

引言

中国农村金融改革主要包括广义范畴改革与狭义范畴改革两部分内容，前者主要是从国家层面对农村资金的流动进行引导，后者主要是对农村信用社进行改革[1]。本文通过对农村金融发展现状及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完善进行分析，以了解农村金融市场的未来发展方向，有针对性的推动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

一、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现状研究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现状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金融机构呈现出单一不完善性。正规的农村金融体系应该包括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邮政储蓄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业保险体系以及农村合作银行等，但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主要局限于农村信用社及邮政储蓄银行，金融机构呈现出极为明显的单一属性。

第二，村镇银行筹资困难性显著。村镇银行大多设立于县城地区，虽然是农民的银行，但基本上也属于穷人的银行，受地区开放程度及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村镇银行在筹资方面存在显著的困境。加之村镇银行成立的时间相对较短，因此与国有商业银行等相比，居民对其认可度较低。另外其银行网点较少，不能有效吸引农民存储，导致其发展困境的出现。

第三，农村金融环境相对较差。农村现有的金融机构其功能趋于弱化，政策性金融支农作用与商业银行金融支农力度均呈现出减弱的发展趋势，另外农村金融历史包袱较为沉重，经济效益不佳[2]，难以有效推动农村 市场的深入发展。

二、中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的完善

完善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应重视双重四元金融机构的有效构建，一方面强调商业金融、合作金融、政策金融与民间金融机构的组成，同时还需要重视证券、银行、保险与信托租赁四种金融业务组织的作用。

第一，按照股份制原则，改革现阶段中国农村信用社，使信用社真正成为农村金融发展的重要引导力量。农村信用社是现阶段中国农村金融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金融发展的主力。因此完善农村金融体系需要首先改革农村信用社，使农村信用社真正成为农村金融发展的主力军。根据目前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现状分析，股份制改革是农村信用社的未来发展方向，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是农村信用社发展的主要模式。但在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中，还需要根据不同区域的不同发展状况进行区别对待与分析，在坚持股份制改革的前提下，要充分符合地区发展特点。比如，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农村地区，要建设农村商业银行，并进行市场化的运作，农村商业银行可以在原来县联社的基础上，对资产进行核算，并进行重新登记，设置股权、法人治理结构与基本管理形式[3]。再比如在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可以按照合作制的基本原则对原有信用社进行规范，国家需要采取有力的支持对策，以有效推动其深入发展。

第二，加强县级以下农业银行的建设，提高农业银行对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推动力。国家要推动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需要突出强调国家银行的重要作用，农业银行作为国家扶持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需要充分发挥其国有商业银行的优势，在农村金融市场中发挥自身的引导性作用，通过其资金、网点与技术等优势，最大限度的发挥国有银行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影响。分析中国农业银行的优势特点可以发现，其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农村，农业银行通过占领大部分的农村市场而有效的推动了自身的发展，因此应强调农业银行的这一农业属性，加强农业银行县级以下机构建设，结合农村乡镇实际进行必要的改组与合并，加强机构内部建设，扩大服务范围，提高服务质量，为三农提供更多的现代化金融服务内容。

第三，将农村邮政储蓄并入农业银行，以不断规范金融市场。中国的邮政储蓄事业发展对金融市场的繁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中国金融机构的深入改革，邮政储蓄的弊端也开始逐渐显现出来，比如较高的资金价格、不合理的计价方式、只存不贷的服务内容等，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村金融市场的持续发展。因此从规范农村金融市场与金融秩序的角度分析，应当逐步撤销邮政储蓄银行，将其并入农业银行，同时县级以上的邮政储蓄机构也可以并入其他的国有商业银行，以充分实现农村金融市场的持续与健康发展。

第四，建立健全农村基本保险制度，积极发展农村保险事业。近些年以来，随着中国农村地区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及农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三农问题开始日益展现出来，并得到了一定的重视。三农的发展需要农业保险、财产保险，同时也需要人寿与医疗保险，因此应充分开拓农村保险市场，建立健全农村保险机构，扩大农村保险内容与服务种类。这要求相关部门建立专门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单位，办理农业与养殖业保险，在保险办理过程中还需要强调强制保险与资源保险的有效结合。

第五，有效引导村镇银行的发展，推动村镇银行合作组织的形成。中国村镇银行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较重要的作用，对于满足“三农“金融服务需求，完善对农金融服务的竞争机制，有重要意义，因此要积极引导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服务机构的发展，在政策上要给与一定程度的倾斜，帮助其不断完善内部治理机制，增强风险防控能力，更好地发挥其优势，进而满足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对融资的基本要求，这里需要充分强调政策性支持对农村金融市场的影响性作用。

三、结论

综上所述，通过对现阶段中国农村地区金融市场的发展以及金融组织体系的完善方式与途径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农村地区金融市场的发展主要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即货币化程度的加深、财务状况不佳、农村信用社的垄断地位以及储蓄中介功能的减退等。农村作为三农问题的重要载体，从根本上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因此有效解决三农问题，推动农村金融制度的完善与金融体系的科学发展，构建农村金融市场的秩序化经营模式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姚耀军.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状况分析[J].财经研究，2006；32（4）：103-114.

三农问题的重要意义范文第4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广大农村兴起了建设和发展小城镇的地域性活动。农村小城镇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事关经济发展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不能仅依靠政府，而是需要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因此，必须抓住新形势下的发展机遇，搞好规划，抓好协调，精心实施，确保小城镇建设井然有序地推进，以繁荣农村经济、平衡城乡发展、缩小工农差距。

2.加强小城镇建设的意义

2.1建设和发展小城镇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

农民占了我国人口中的大多数，所以“三农”问题也成为了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要解决三农问题，除了减轻农民负担之外，重要的是要全面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旧体制以积极推进农村人口城镇化来实现。

2.2建设和发展小城镇是启动城乡市场的重大措施

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急需扩大内需，尤其需要提高作为人口中主要成分的农民的购买力，但现实是农村大多地处偏远，散居的农工，传统的农业，其购买力是很有限的。如果没有小城镇作依托，交通、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消费都会因成本太高而无法运营，并且会使得城市的产品和服务难以下乡。

2.3建设和发展小城镇是发展第三产业的重要载体和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的有效途径。

3.小城镇建设和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

3.1部分群众对小城镇建设的意识薄弱

部分群众对建设和发展小城镇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普遍存在重经济发展、轻城镇建设的问题。此外，城镇居民不了解小城镇的建设规划，对建设小城镇缺乏认同感，参与热情不高，法制观念淡薄，这也在不同程度上阻碍了小城镇建设的发展步伐。

3.2居民素质还有待提高

虽然我国城镇化建设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城镇的数量在逐年提高，但由村转居的居民的环境意识、卫生意识、公德意识和管理意识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这就要求我们在关注居住条件城镇化的同时，也要加强宣传教育，使广大人民群众的素质也真正实现“城镇化”。

3.3基础设施不完善，功能不齐全

虽然我国的小城镇建设经过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小城镇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交通、电力、通信、医院、学校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而缺乏资金使得我国一些小城镇的基础设施长期得不到改善，这使得这些城镇承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能力较低，进而影响了它们整体功能的发挥和持续健康发展。

3.4职权交叉，管理混乱，相关部门协调不够

用土地审批代替规划审批的现象普遍存在，即使有规划审批，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也依然存在对违法行为的监察不严、打击力度低，甚至以罚代批的现象，这使得原本的规划失去了意义。

4.对策和建议

4.1提高思想认识，明确目的意义

建设和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必须站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上来认识。首先，建设和发展小城镇是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其次，建设和发展小城镇是解决当前农村发展中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的现实选择；然后，建设和发展小城镇可以提高农民的收入和购买力，这对开发农村市场、扩大内需、推动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最后，建设和发展小城镇是大规模转移农村人口、增加富余劳动力的就业机会、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发展农村科教文化事业和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快社会全面进步的重大举措。

4.2科学制定小城镇发展规划

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问题，实质上是区域经济和生产力的布局问题。因此，要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坚持为经济发展服务与社会发展相协调，体现经济张力大、区域文化特色强的原则，按照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的要求，编制科学合理的小城镇建设发展规划。

4.3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小城镇发展的容量和空间。未来的小城镇建设重点不在于增加数量，而是应完善功能，尤其是要完善那些与城镇居民生活工作相关的重要基础设施（例如交通、垃圾处理、医疗、燃气等）的配套水平，以增强小城镇的吸纳能力和承载功能。此外，小城镇基础设施的建设还可以实行“谁投资，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走出一条在政府引导下，主要依靠社会资金来建设小城镇的路子。

4.4认真落实责任，严格考核奖惩

首先，应成立由党政主要领导牵头小城镇建设协调领导小组，负责小城镇建设的规划、协调、指导和服务。其次，要明确各部门的权责，建立严格的目标管理责任制，强化目标激励和责任奖惩。对小城镇建设成绩卓著的单位和个人应予以奖励和表彰；对阻碍小城镇建设和发展的单位和个人必须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和惩诫；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坚决查处。

5.结束语

总之，建设和发展小城镇不但是解决“三农”等问题的必然措施，还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工业化进程道路，需要我们锲而不舍地去推动。

参考文献：

[1]贾玉洁.关于小城镇建设的思考[J].改革与开放，2011，（4）： 100

三农问题的重要意义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农民素质　对农电视传媒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G220　文献标识码A

“三农”问题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是素质问题。所以农民的整体素质能否得到提高，直接决定“二三农”问题的解决。农民素质是农民在生产经营和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潜在能力体系。素质一般由三部分组成：素质一般由三部分构成：健康素质、智能素质、操守素质。在其中，健康素质只是农民脱贫致富的自然的物质基础：操守素质是人的一定行为准则，它受社会制度、心理因素、环境等众多因素影响：智能素质主要由文化、科技素质组成，它直接反映了农民接受文化科技知识教育的程度、掌握文化科技知识量的多少和质的高低以及运用于农业生产实践的熟练程度，对健康、操守素质的形成和发展有直接影响。在=三个素质中，智能素质是农民素质的核心。而根据权威部门统计调查分析，我国农民智能素质状况不容乐观。

其一是农民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农民文化程度和受教育年限是衡量农民文化素质的重要标准。根据农业部2004年统计，我国农村现有劳动力4.8亿，但是平均接受教育年限只有7.3年，同期城镇人均接受教育年限为9.43年。全国92％的文盲和半文盲都集中在农村。农民文化素质低下，直接影响了农民接受新知识和各种信息的能力，制约着他们的思维水平以及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其二是农民科技素质不高。受农民文化素质较低的影响，我国绝大多数农民对农业科技的接受能力不强，不能有效掌握农业科学知识和技能并将其熟练应用到农业生产实践中，导致农业生产率低下。

一

关于如何尽快提高农民素质，笔者以为，充分发挥传媒优势，特别是利用当代第一强势媒体――电视，开办专业对农电视频道或者专栏节目是可行之举。

大众传媒在当代社会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一点已有公论。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更需要大众传媒充分发挥信息桥梁、舆论调控等作用。大众传媒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更新农民思想观念，引导农民破旧立新，突破传统观念束缚，接受现代观念意识；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传媒可以通过报道农村经济新闻，提供各类科技致富信息，推广农业科学技术，引导农民合理消费，监督农村经济秩序等手段，为农村经济建设服务；调控农村社会舆论，传媒可以利用多种形式正确引导农村舆论，化解各种矛盾冲突，顺利完成由传统农村向新型农村的转型，营造健康和谐的农村舆论环境；推动农村民主政治发展，唤醒农民政治意识，引导农民积极参政、议政，保障农民合法民利；建构新型农村文化，当前农村文化建设严重滞后，封建迷信等陋习屡禁不止，大众文化、消费文化又侵袭农村，如何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新型农村文化，已成为大众传媒的历史责任。

而从电视媒体自身特性来看，它是大众传媒中，最适合农村实际，最贴近农民生活，也是最有可能影响、改变、提高农民素质的媒体。

电视媒体自诞生以来，对人类生活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可以说电视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人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看电视为人们的一种重要生活方式。

从有关部门对我国农村受众媒介接触行为调查分析数据来看，电视接触频率最高，最受农民青睐。据中央电视台2002年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02年，在五大媒体当中(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杂志)，农村受众媒体接触强度均低于城镇观众，但是其中只有广播和电视两种媒体的接触程度与城镇差距非常小，仅在2个百分点内。“看电视”是农村受众最主要的休闲时间分配方式，比城镇观众更加集中。可见“在多种大众媒介对受众竞争激烈的今天，电视近乎垄断地掌控了农村受众市场，稳居‘霸主’地位”。。

学者王玲宁、张国良在“国家发展与大众传播”课题组调查数据基础上展开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电视在接触率、接触频率和接触时间上，均与报纸、广播拉开很大的距离。在接触率上，电视的稳定接触率(指几乎每天都接触的受众百分比)为70.7％，分别比报纸和广播高出60.3％和63.5％；在接触频率上，电视为4.5，报纸为2.2，广播为1.8；在接触时间上，平均每天看电视时间为80分钟，读报为9,5分钟。(参见表一和表二)。根据王玲宁、张国良的研究，我国农村受众媒介观念现代化程度有较大提高，主要表现为：消遣娱乐不再是农村受众接触媒介动机的首选，代替的是了解国内外大事，农民注意兴趣由娱乐转向新闻资讯、天气预报等信息，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出农民渴望突破封闭保守的传统农村，开始关注外界开放、多样的世界。

经过几十年的建设与发展，对农电视传播也有了很大发展。目前已经已经形成无线与有线并存，卫星电视与地面传输相结合，卫星直播电视与加密频道业已开发的多元传播局面。在我国现代对农电视传播体系中，各级电视媒体开办的对农电视频道或者栏目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截至2006年末，全国有对农专业频道8.5个。其中省级电视台开办的农村专业频道有：吉林电视台的乡村频道、山东电视台的农科频道、河北电视台的农民频道、浙江电视台的公共，新农村频道和河南电视台的新农村频道，地市台开办的农村专业频道有山东临沂电视台的农村科普频道、安徽毫州电视台的农村频道、湖北随州市电视台的农村频道。中央电视台把农村、军事合设一个频道。这些专业电视频道的设立对加强新时期农村广播电视内容服务和农村文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各省级电视台开办对农电视节目的也有20多家，一些地市级电视台和县级电视台也根据本地情况创办了一些农业节目，都取得了较好的反响。

现在全国较有影响的对农电视节目有央视七套的《致富经》、《每日农经》、《聚焦三农》、《科技苑》等，省级电视台有山东电视台的《乡村季风》，湖南电视台的《乡村发现》，吉林电视台的《农村俱乐部》、《乡村四季》，北京电视台的《京郊大地》，广东电视台的《摇钱树》等栏目。也涌现出一批为广大农村受众所喜爱的节目主持人，如金话筒奖得主李兵、肖东坡、尹兴军等。对农电视节目在我国已经形成了卫视播出、本地电视台，有线覆盖以及无线覆盖等多台，多形式播出渠道的格局。这大大增强了对农电视节目的影响。大力宣传党的农业政策、普及农业知识、提升农民素质、转变农民观念，为三农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现阶段，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解决“三农问题”，作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战略部署，相继出台减免农业税、加快推进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建设等惠农政策，全社会形成支农重农的氛围。在国家优惠政策的感召鼓舞下，广大农民自身的创业致富热情也被点燃。他们渴望致富，渴望了解接触社会，渴望获得更多的信息。据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媒体传播系2005年“农村电视信息服务现状”调

查显示，农民最需求的信息按照重要程度依次为实用技术(99.8％)、农业政策(99.7％)、新品种(99.6％)、人才招聘(97.2％)、教育培训(96.4％)、市场信息(40.7％)、气象信息(30.5％)法律(17.6％)文艺娱乐(8.6％)其他(2.2％)。在调查中发现，农民获取宏观类(农业政策)、文化知识类、市场信息类的信息主要依靠电视媒介来获取，农民最需要实用技术类信息主要靠人际渠道(亲戚朋友)和组织渠道(政府推广)来获得。另据吴志斌等人与山东师大传播学院广播影视系2004年合作在山东地区对农民进行收视调查公布的相关数据，我们能够发现，电视媒介对农民生产生活情况的影响情况：农民对电视媒介信息的需求与现实情况电视媒介所提供的存在一定程度的错位现象。例如，新技术类信息是农民最需求的信息之一，但是电视媒介传播农业新技术的效果不佳，如在山东调查，超过半数的农民(51.4％)认为自己只是有过“按照电视里说的学着做做看”的念头，明确表示“从来没有想过”的农民占了23.6％，真正作过的仅为17.2％。农民承认，电视媒介对农民的观念、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有着其他媒介无与伦比的影响优势，比如开始关注健康、注意卫生等。

对农电视传媒尽管取得一定成绩，但是现有发展状况仍然不尽如人意，不能达到国家政府和广大农村受众的期望。主要表现为：政府提出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和舆论环境对对农电视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现有的对农电视节目从信息容量、节目样态、播出时段、制作规模、覆盖范围等方面均有一定程度的差距，与政府要求和受众期望还有较大距离。此外，由于收视率杠杆的指引和所在电视媒体的定位关系，即便是一些制作精美、富于个性的对农电视节目也同样面临生存的危机。如曾经连续四年荣获湖南省政府“名专栏奖”、主持人李兵获“金话筒奖”的湖南卫视《乡村发现》栏目，也曾经一度被管理部门因不符合湖南卫视“娱乐中国”的定位而退出荧屏达一年之久。

二

在国家各级政府高度重视解决三农问题、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对农电视传媒肩负着普及文化知识、提高农民素质的重要历史任务，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如何发挥现代传媒优势，在时代大潮中推进这一历史进程成为传媒人需要研究解决的课题。笔者认为：对农电视传媒有能力也有责任应该在转变农民观念提高农民素质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具体说来，对农电视传媒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对农电视传媒应该做涉农政策、农业法律法规的宣讲者；

近年来，国家相继修订和重新制定了很多与三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如《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政府也出台了很多涉农政策，例如退耕还林、减免农业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这些信息与农民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为便于农民接受、理解这些重要信息，对农电视传媒应针对特定受众，开辟专栏，采用生动活泼的形式对法律法规以及涉农政策进行详细的解读，培养农民的法治观念，提高农民遵纪守法的意识，促进农民形成依法行事的习惯。

对农电视传媒应该做先进、实用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者：

由于农民的文化知识水平低，所以接收新鲜事物和应用掌握农业科技的能力就很弱。导致了科技成果的转化困难。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为80％左右，而我国仅为30％左右，且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农民现已基本都认识到掌握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发展的重要意义，但是在具体应用方面仍然顾虑重重甚至畏缩不前，对农电视传媒可以发挥电视媒体声形兼备、直观性强的优势，将实用技术细节在荧屏上予以充分展现，帮助农民理解吸收农业科学技术。这是其他媒体无法比拟的。

对农电视传媒应该做国内外涉农市场信息的权威者；

当前人类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信息对生产生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由于历史原因和其他方面的原因，农民在获取各类信息特别是准确的市场信息方面困难重重，而当农民步入市场之后，扑面而来的各种信息让农民应接不暇，农民自身较低的文化素质缺乏对信息的认知、判断和整合能力，个别机构和个人利用农民急于致富的心理虚假信息坑农害农的事件时有发生。为此，对农电视传媒应该联合有关部门，整合、梳理、权威的国内外涉农市场信息，以满足农村受众的需要。同时加强农民的媒介素养教育，提高农民的判断能力。

对农电视传媒应该做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理念的引领者；

农民作为农业生产的主体和农业经营管理者，如果没有适应农业现代化要求的经营管理素质。农业生产很难有质的飞跃。传统的农业和农民高度依赖土地，完全凭借经验进行农业生产和管理，受自然经济思维影响很深，农业生产仅为了解决温饱问题，不能以市场为导向，简单生产初级产品，缺乏竞争力，也难以承担竞争的风险。由于农民长期受计划经济和封建传统诸多因素的影响，市场意识淡薄，信息接受和反馈能力差，缺乏科学经营、勇于承担风险的创业精神。对农电视传媒应该采取适当的方式，比如形成推介少数成功农民的致富经验等行事，引领农民跳出传统小农生产的藩篱，树立现代经营管理理念。

对农电视传媒应该做现代科学、文明生活方式的倡导者；

近年来，很多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很快，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与提高，但是与物质财富迅速发展相反的是，一些不良封建思想遗风在农村地区又有所抬头。一些陈旧的、腐朽的生活方式和迷信落后的现象仍然极为普遍，例如修建豪华坟墓、跳大神治病、聚众赌博等现象屡见不鲜，这些不但影响农村的经济发展和治安，也阻碍了农民自身素质的提高。据统计，84.7％农民的择偶范围不出县,57.0％的农民不出乡，30.0％的农民不出村。77.8％的农民不懂得食品卫生和合理膳食知识。“大吃大喝”、“暴饮暴食”的现象依然存在。农民生病后，大多“得病自医”或“有病自扛着”。此外，农村可供农民锻炼身体的设施和活动几乎没有，生活方式极不科学。对农电视传媒应该采取农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宣传倡导现代科学的、文明的生活方式，转变农民思想观念，使农民具有与生活富裕相适应的精神风貌和文明素养，以促进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这也正是“二十字方针”中“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的应有之义。

对农电视传媒应该做农民健全人格、公民意识的营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