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媒介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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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媒介的现状范文第1篇
关键词 规则 变革 媒介融合 新定向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自20世纪末以来，随着各种传播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各种新的媒介形态层出不穷。与此同时，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与各种新媒体，在组织结构、传播手段上日益相互渗透和融合，媒介间的技术和形态界限日渐模糊。
这场遍及全球的“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革命，不仅给传播业务和传播产业带来了结构性的变化，而且使传统的传播规制政策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媒体分立时代所构建的政策架构，已经成为媒介融合在推进过程中最主要的障碍。因此，对媒介融合语境下的传播规制政策变革的必要性以及路径、模式等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已成为一项在实践和理论两个领域都非常迫切且具有深远意义的课题。本文立足于文献研究，在对媒介融合研究现状进行回顾与厘清的基础上，探讨了媒介融合语境下规制变革的必要性以及相关研究的现状。
一、媒介融合的研究现状
有关“媒介融合”的思想可以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麦克卢汉(McLuhan)。在媒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视野里，没有一种媒介能够独立存在。“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介。文字的内容是言语，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印刷又是电报的内容一样”。这种媒介观事实上便已包含“媒介融合”思想的基因。
不过，“媒介融合”思想真正萌芽的始点一般认为是美国未来学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olasNegroponte)提出的观点：“广播电视业”、“电脑业”和“印刷出版业”将在数字化浪潮下呈现交叠重合的发展趋势。20世纪70年代末，在麻省理工学院(MIT)媒介实验室(Media Lab)的筹建演讲上，尼葛洛庞帝提出了这种“传播与资讯通讯科技终将汇聚合一”的思想，并用三个重叠的圆圈来描述计算机、印刷和广播三者的技术边界，认为三个圆圈的交叉处将成为成长最快、创新最多的领域。
自尼葛洛庞帝提出“三个重叠的圆圈”之后，媒介问的融聚汇合便备受关注和讨论。但“媒介融合”真正作为一个学理概念，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伊契尔・索勒・浦尔(IthielDe Sola Pool)首先提出的。在1983年出版的《自由的科技》(Technologies of Freedom)一书中，浦尔首次提出“形态融合”(convergence of modes)的概念，并率先对媒介融合的内涵作出界定，认为媒介融合是“媒介间界线日渐模糊”的进程。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媒介间的融聚、汇流便在数字化的潮流中日渐得以显现和证实。而媒介融合作为一项前沿课题也逐渐得到广泛关注，相关研究也开始得到接续和深入。目前，西方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热情非常高涨，相关论文和研究成果的数量逐年增多，美国一些大学甚至专门开设了媒介融合专业或方向。从已经问世的成果看，西方学者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视角比较多元化，目前已开辟了媒介技术融合、媒介所有权融合、媒介文化融合、媒介组织结构融合、新闻采编技能融合等多个研究领域，初步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我国学者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即开始关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共存、互动以及整合、融合的问题。但具学理意义的“媒介融合”的研究，则一直到2004年才由中国人民大学学者蔡雯在考察美国媒介发展状况过程中引进。2005年开始，以蔡雯为首的一批学者以极大的学术热情迅速投入该课题的研究。相关研究成果随即迅速增多。目前，国内各学者围绕该课题的研究已获得了第一批成果。
一些先行研究者围绕“媒介融合”的概念内涵、研究范围和层次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而系统的整理，初步搭建起该课题的理论架构。从2006年开始，以蔡雯为代表的学者开始从应用新闻学角度对“融合新闻”(convergence Journalism)进行研究与探索，对“媒介融合”语境下新闻传播方式和流程的变革、新闻资源开发、新闻报道策划以及新闻人才技能的更新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与此同时，研究者也开始尝试以一种相对宏观的视角，探讨“媒介融合”对传媒产业和社会可能带来的变革与影响，研究视角逐渐呈现出微观、具体视角和宏观、思辨视角并重的局面。
综观既有研究，我国对“媒介融合”的研究已开始进入理论化、系统化的阶段，学界的研究视角正在趋于多样化。不过，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社会背景下，其理论的研究仍然落后于实践的发展，虽然研究的广度得到拓展，但深度比较欠缺。而且，既有研究大多关注的是媒介形态、功能的融合。对媒介所有权、组织结构上的融合还关注不够；同时，基本基于一种“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的理论取向，对媒介融合过程中的技术推动力量持一种过于简单和乐观的态度，而普遍忽视了政策规制、社会文化等因素对媒介融合进程的制约作用。不过，目前学界已开始认识到这一问题和局限。从研究的整体趋势来看。在媒介技术融合、产业融合等既有领域的研究不断深化的基础上，一种基于社会、文化领域的宏观研究视角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二、规制融合：“社会形成论”视野下的新视角
从尼葛洛庞帝开始。技术因素便被定义为媒介融合的直接诱因，而媒介间的融聚、汇合过程被认为是技术驱动的进程。如，在浦尔的最初理解中，媒介融合不过是由于数字化的发展而导致的通信和广播的形态融合。Pavlik(1996)将融合定义为“在计算机技术驱动下，传播媒体的所有形式汇聚到一个电子化、数字化的平台之上”。
确实，在许多人看来，传统媒体，如报纸、广播和电视之所以会产生碰撞而导致边界模糊，主要是由于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的使用和影响。但这些将数字技术(或者称为“计算机技术”等)视为媒介融合唯一前因的观点，显然充满了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的色彩。在技术决定论的理论视野下。技术被看成是形塑社会的最具影响力的因素，甚至是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唯一逻辑。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技术单向决定社会发展的线性模式便已受到众多批判。作为最主要的批判理论，技术社会形成论(Social shaping theory，SST)十分强调技术的社会因素塑造。注重考察社会、体制、经济以及文化等力量对技术的形塑和影响作用，认为技术并不是完全按照技术自身内在的逻辑发展的，而是由创造和使用它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情境所决定的。
因此，遵循技术社会形成论的认识论，一些学者对媒介融合技术决定的论调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技术因素并非媒介融合在现实社会中实现的唯一因素，媒介融合作为技术变革的产物，并不完全依赖于技术的内部逻辑，而要受到其
运作环境和社会情境的限定。即使媒介形态在技术上实现了融合，但媒介融合的社会进程必然是缓慢和渐进的。正如Winseck所指出的，媒介融合其实在数字化之前就开始了，并且一直都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但是媒介私有化的制度以及政府规制等种种限制阻碍了其进程。
事实上，媒介融合在当下所面临的困境也已经证实了技术社会形成论的观点。如今，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媒介融合作为媒介的发展趋势，受到了各国和地区的普遍认同和追捧，但在产业、组织等现实推进中却是困难重重。政策规制变革的滞后、产业和市场融合所面临的种种壁垒、盈利模式的探索和转换以及相应人才资源的匮乏……种种社会条件的限制，成为了进一步推进媒介融合的束缚。
在种种限制性社会因素中，不能适应媒介融合发展现状和趋势的传统媒介规制体制无疑是最主要的阻力之一。在大部分的国家，传统的媒介规制方式都由基础技术平台的分类所决定。如在我国，报刊以及印刷出版归属新闻出版局管理，广播电视归属广播电视局管理，互联网和手机媒体等归属信产部管理。但在媒介技术平台日益汇流以后，媒体功能出现重迭，传统媒介产业之间乃至于媒介产业与通讯产业之间的边界日益模糊。原本处于不同产业中的报刊媒体、广电媒体、网络媒体以及通讯渠道相互渗透和交叉竞争。在这种情势下，传统的基础平台分类为依据的产业分立规制体制便面临着出现双重标准、规制失灵等问题，而媒介融合无论是在技术平台上的融合，还是内容产品、媒介组织乃至媒介产业的融合上，都毫无例外地受到了牵制和阻碍。
基于媒介融合融合的现实困境和发展规律，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个“规制融合”(regulatory convergence)的概念，认为，所谓“规制融合”，其实意味着通过展开一系列因应媒介技术融合、市场融合和产业融合的媒介规制变革，从而“建立一个能够适应所有融合领域的共通的规制框架”。从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来看，“规制融合”的推进是一项涉及到机构变革、政策调整等方方面面内容的系统工程。如，不仅包括规制主体和对象的融合，而且要求建立适应媒介融合领域的规制政策以及更灵活、更具融合性的市场准入制度，并且建立相应的市场监管制度，以促使市场的有效竞争和充分竞争。
就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政策规制的变革往往滞后于技术的变革，而政策规制的调整与变革往往是进一步推进技术变革的重要条件。但对于媒介规制融合与媒介技术融合以及媒介产业和市场融合之间的关系，西方学者们并不赞同以一种单向线性的思维，简单地将之构建为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如，在迈阿密大学传播学院的Bruce Garrison和Michel Dupagne设计的“媒介融合”模型(图1)中。既可以是技术融合作为经济融合(即市场或产业融合)和规制融合的先决前提，也可以是经济融合和规制融合带来技术的融合。但无论是哪一种模式，融合效果的最后产生都是技术、经济和规制因素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这样一种系统论的思维出发，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媒介融合不仅仅是技术和平台的聚合和产业、市场的融汇，也不仅仅是规制政策的应对和融合，而是多种因素(既包括技术的，也包括社会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结果。
三、媒介融合语境下规制变革研究现状
在媒介融合趋势初露端倪的20世纪末，西方一些学者便开始关注传播规制政策的变革。如，Clements和Blaekman在1998年便注意到了电信产业与媒介产业的融合趋势。并对相关产业政策的调整进行了探讨。不过，当时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于融合趋势对广电频率资源以及电信产业政策的挑战，而关于传统媒介内部规制政策的探讨较为鲜见。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数字化对传统媒体内容与流程的影响日渐扩大和普遍，关于融合趋势下媒介产业内部政策调整的研究开始逐渐增多。学者们主要围绕媒介融合对传播规制政策的挑战与冲击以及传播政策的调整与变革两个问题展开研究。在媒介融合对传播政策的挑战与冲击这一个问题上，学者们的认识比较一致：基本上都认为在媒介融合的语境下，过往将不同媒体以不同模式分别监管的政策将面临挑战。但在应该如何建立适合媒介融合趋势的传播政策这一问题上，研究者们的意见比较多元。如，香港中文大学的粱丽娟在对比台三地传播政策的基础上，从“政府角色”、“规管模式”和“竞争法律”三个方面探讨了媒介融合对传播政策的影响，认为在媒介融合语境下，政策架构由多重规管简化为单一架构以及引入竞争法律将有利跨媒体竞争；因应世界电信发展大会(WTDC-02)而成立的ITU-D(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研究小组在大规模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由事前监控的产业政策(sector specific ex-ante law)转向事后追惩的竞争政策(ex-post application ofcompetition law)的建议：而台湾政治大学硕士研究生袁常捷则针对台湾地区广播电视市场，提出了一种层级模式(layered model)。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从各国或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个案分析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如，台湾中山大学硕士研究生陈立兴在其毕业论文中，对媒介融合语境下台湾地区有线电视与电信事业的相关管制规范与竞争机制进行了研究；伦敦吉尔德霍尔大学的MarkWheeler对英国传播政策在媒介融合语境的调整与变革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伦教城市大学社会学系传播政策项目负责人Pesos losifidis探讨了媒介融合刘欧洲各国传播政策的影响和冲击，并初步勾画了融合时代欧洲新的政策架构。总体来言，在个案研究方面，欧盟各国传播政策的调整与变革被认为是目前较为成功和成熟的做法，尤其受到研究者的重视，相关研究成果比较多。
近两三年来，媒介融合语境下的传播规制政策研究也开始引起我国学者的学术关注。相关的研究论文和学术观点开始散见于各级学术期刊。如，蔡雯及其博士研究生黄金在分析、比较美国、欧盟、新加坡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媒介管理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媒介规制的变革乃是媒介融合的必要前提”的观点；肖燕雄在其论文《论应对媒介融合的法制管理原则》中，总结了西方国家和一些发达地区应对媒介融合的法制原则：法律政策整合原则、管理分散原则、管理国际化原则。同时，一些大型的科研课题也开始将该议题纳入研究框架，如蔡雯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资助项目“数字化时代媒介融合发展与新闻传播改革研究”。重点关注了传播规制政策的变革；肖燕雄主持的湖南省社科基金课题“现代传播技术变革与新闻传媒法律、政策”，则在媒介技术变革与传播政策变革的宏观框架下，对媒介融合语境下的政策变革进行了探讨。而在今年10月，我国第一场有关“媒介融合语境下的内容规制与传播政策”的主题研讨会也将在中国传媒大学(北京)举行。
总体而言，我国对媒介融合语境下传播政策研究还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不仅成果数量少。而且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足。就研究的关注点而言，目前我国学者的研究还处于总结西方经验的初始阶段，不仅对于媒介融合对传播规制政策的挑战与冲击这一问题的研究未及深入，而且还基本没有涉及我国传播规制政策调整与变革这一问题。
四、小结
传统媒介的现状范文第2篇
关键词：信息传播；媒介融合；发展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23-0283-01
今天，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载体正在进行着翻天覆地的各种变革，从纸介报纸、刊物到多媒体广播、电视，直至现在无处不在的互联网和手机。与此同时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和网络信息传播的长足发展过去不相统属的各类媒介之间正在悄无声息的互相融合，即媒介融合。所谓的媒介融合，又叫媒体融合，媒介融合的设想是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出现而产生的，主要有两种形式：过去为不同媒体所提供的服务，如今可由一个媒体提供；过去为一种媒体所提供的服务，如今可由不同的媒体提供。此种传播途径是传播界新的实践形式，媒介融合伴随各种新兴媒体广泛应用而出现，是当前传播行业大势所趋的共有现象。从20世纪末开始，媒介融合成为信息传播媒介产业发展的大趋势，本文拟就当前媒介融合现状的分析，来探讨媒介融合所需具备的各种条件，为当下的媒介融合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当下媒介融合正处于现在进行时态，国内有学者这样解释媒介融合的概念：将不同的媒介形态融合在一起产生质变形成一种新的媒介形态如电子杂志、博客等；以及一切媒介及其有关要素的结合、汇聚甚至融合不仅包括媒介形态的融合还包括媒介功能、传播手段、所有权、组织结构等要素的融合。
一、媒介融合现状
我国在这方面与西方国家尤其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虽处在起步阶段，媒介融合的现实已然存在于传播业中，且逐步形成规模、步入正轨。在网络数字化大潮中，信息传播的方式和方法多变，使各类信息传播的碎片化与新闻的去中心化成为必然，在一直被打击的传统媒体试图以网络化转变发展新生存空间的状况下，为了延伸生命力，保住自身，传统媒体做了太多努力。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过去老的传统媒体的最大资源是是新闻生产能力，而转变成败也将主要取决于对内容的重新设计与生产能否对受众产生吸引力与凝聚力。国内的一些学者就提出了报网之间将进行联动、互动、整合的发展轨迹。例如国内学者宋有震在《联动、互动、融合―试析传统报业向数字报业转型的三个渐进式》一文中提出从互动、转向、相融，重心是通过组织和制度的重构对新闻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和充分开发以融合新闻别具一格的影响力去拓展市场赢得竞争。同时在新闻传播上突出报，即是网也是报理念，把两者之间的交汇点直接指向信息的提供者。报纸与网络在互动阶段实现的是双赢的模式随着市场竞争的进一步加剧报网的发展决不止于互动最终还会走向组织结构的深度融合。
在媒介融合趋势下，我国新闻从业者不可以再把新闻体裁的独立性作为唯一重点，而是更应该注重信息内容的优化组合，进而达到信息传播形态的多样化，对于相同事件报道，进行多种形态整合，使用各类新闻信息传播媒介轮番轰炸，如纸介和网络互动合作等，将新闻事件的传播呈现出多样性立体化效果，报道形态的多元化大大提升新闻信息传播效果，在受众当中延伸媒体的传播影响力。新闻信息在传媒组织中一旦在不同载体上合理分配传播方式，媒介之间建构起相互依托的纽带并实现信息共享和传播方式优势互补，那么，数字化转型必将挽回传统媒体的颓势。
二、媒介融合发展
媒介融合给新闻业带来的挑战和机遇，美国新闻学者德默认为媒介融合下的新闻生产应包括交互推广，克隆，合作竞争，内容分享和完全融合五个阶段，五种不同的形式，交互推广。让新闻从业者担忧的是，融合媒介的发展在我国还面临着行业规划和制度阻碍。就拿网络电视兼容了电信网络和广电内容，其发展受来自电信、广电、文化部三部委的共同监管，稍不留神就会触碰相关政策。关键问题是各自由于短期利益和行业内部利益驱动，把原本的合作伙伴看作竞争对手。网络电视在我国不仅受到电信、广电两大行业之间的利益纷争，同时还要受到地方各利益集团的制约。此外，我国传媒集团跨地区、跨行业的发展同样面临着因行政区划、行业分割等因素而起的困扰。因此，要真正盘活我国媒介资源，推进融合媒介和融合新闻，做强做大我国的媒介集团，加大体制改革力度迫在眉睫。
可以说，在全球范围内，融合媒介与融合新闻，都还处于探索阶段，但随着高速网络的普及，融合新闻，必将成为新闻传播的主流，传统新闻媒介走向网络化生存是大势所趋。其实，在学界正式提出媒介融合之前，它早已在业界自发探索，新闻事业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不断沿着满足社会需求的方向前进。从这一意义上说，媒介融合即是社会要求传播媒体多元化发展态势的表现。如今媒介的融合趋势，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已超越以往。相信媒介融合必将在曲折行进中成为一种媒介发展的必然趋势。
参考文献：
传统媒介的现状范文第3篇
>> 从媒介史看书籍插图的变迁 从娱乐到游戏：基于网络的媒介文化变迁 从媒介发展史看媒介素养教育的变化 从消费主义看网络媒介审丑现象 从网络评论看“80后”的媒介形象 从媒介称谓语变化看时代语境的变迁 从滚石符号看时尚变迁 文艺青年时尚叛逆史 从传统媒介和网络媒介的传播特点看集群事件 从取名看时代变迁 从媒介生产看传统媒体对网络舆论的建构与重塑 从媒介生态学角度看网络受众的双重身份 从《娱乐致死》看网络媒介的公众话语结构 从华南虎事件看网络媒介对公共领域的重构 从十报告看新时期我国网络媒介发展策略 从李天一案看网络爆料人的媒介素养 从世界经济版图变迁看“枢纽型网络城市”的未来 从媒介属性看被替代中的唱片媒介 从“我”的变迁看文化的变迁 从媒介仪式看国家形象塑造 从虚拟现实看媒介“异化”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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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媒介的现状范文第4篇
关键词：媒介融合；广播电视专业化运作；优化路径
中图分类号G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360（2015）19-0040-02
在各种媒介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媒介组织不断开展联合，媒介融合已成为各行各业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网络技术、数字化技术以及卫星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使其向广播、电视、通信等各个领域全面渗透，传统媒介手段的界限已不复存在，新型媒体终端一统江湖的局面已初见端倪。而广播电视媒体的受众需求逐渐细化，促进了多媒体融合在广播电视行业中的发展和扩大，以往的媒介受众已从大众分化为分众，用户个性化需求的满足越来越成为广播电视行业发展的趋势，多媒体的融合恰恰能满足媒介受众对各种信息元素的全面需求。
1媒介融合概述
媒介融合概念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由麻省理工的一位教授提出，其意义是各种媒介的多功能一体化，即将不同类型的媒介结合在一起。在互联网手段、移动通信手段不断发展的今天，媒介融合是印刷、音频、视频、互动性数字等各种媒体组织间的文化、操作、战略等方面的联盟，这种局面的形成原因是报刊业、广播电视业以及互联网行业所采用的技术越来越趋同，先进的卫星、电缆等信息技术以及计算机技术实现了数据、语言、现象等各种不同表现形式的信息在同一平台上的共同呈现，不同媒介之间的互联、呼唤作用日益增强，媒介一体化已成为当今各种媒体行业发展的大趋势。在各行业媒介内容制作、传播、接收等工作中，数字摄像机、数字压缩、非线编辑、数字分配矩阵、数字微波、节目复用、数字调制调解技术、数字机顶盒、数字视频音频接收器、数字视频存储器等先进技术以及设备设施广泛应用，传统的平面媒体、音频媒体、视频媒体等单一媒介形式逐渐向视听多媒体终端形式转化，过去只具备单一服务功能的电话网和有线电视网等可以同时承担其他网络职能，从而实现了媒介产业发展潜能和空间的不断扩大。
2广播电视专业化运作机制发展现状
在精神文明建设以及社会舆论导向的工作中，广播电视媒体起着重要的排头兵作用，在现今广播电视行业中，各种广播电视节目的立体化、多层次发展使其自身在社会舆论引导中独占鳌头。随着社会语境的不断开放、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等新媒体的发展以及传播方式的多元化，广播电视行业正经历着向国际化和现代化过度的重要变革，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专业化运作方面，各地广播电视行业通过将各种媒介手段加以整合和综合利用，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媒介融合事业初具规模，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其中较突出的是网络电视这种形式的发展问题，大部分网络电视台刚刚建成，运营方式还很不成熟，由于资金问题而造成投入成本不足，无法完全实现独立自治，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依赖于其它机构、单位的资金及技术支持。同时，当今的广播电视节目受众已脱离了过去那种传播内容和形式统一、集中的媒体环境，思想观念更加解放。而由于受到传统广播电视行业单一传播方式和习惯的制约，许多信息和媒介手段已无法满足现今宽松舆论环境下广大受众对节目内容和传达信息的个性需求，对广播电视行业的未来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3广播电视专业化运作机制发展趋势
在传统的广播电视行业中，普遍采用的服务方式是节目受众被动地接受广播台以及电视台播出的节目，无法对节目播出时间、节目内容等进行自主选择。而随着新型广播电视网模式的不断发展，广播电视节目用户参与度的加强成为可能。在新型广播电视网工作模式下，用户可自由选择想要收听、收看的节目，还能根据个人时间安排决定收听、收看节目的时间和方式。网络广播电视节目的电视化呈现使广播电视节目的个性化、专属化成为可能，形成了广播电视节目受众的分众化趋势。同时，节目的收听率、收视率以及用户体验满意度也能直接决定节目制作的未来走向。这种节目播出方式，能实现节目制作与节目受众的进一步互动以及节目的多元化，带给用户全新的服务体验，提高广播电视节目的服务水平和质量。广播电视与互联网融合的未来发展方向是网络广播电视台客户端在电视机上的终端显示方式，用户可在电视屏幕上用遥控器对网络广播电视节目进行选择。这种方式，通过互联网视频手段实现网、台互动互通，丰富传统的广播电视节目播出形式，从而提高收听率和收视率。作为广播电视节目网络化领域的领路人，美国各大网络电台为我们做出了成功示范。美国的各大广播电视网自己投资制作各种电视剧、真人秀、娱乐节目和新闻节目，并在电视网和电视频道上共同播出，获得了极佳的收视效果和良好口碑，如大家熟悉的《生活大爆炸》、《权利的游戏》、《破产姐妹》、《纸牌屋》等，不仅在全世界网络范围内取得成功，在各大电视台收视榜单上也名列前茅，获得了可观的收视率和经济效益。由此可见，传统广播电视行业与互联网手段的互相融合、互相促进不仅是广播电视行业发展的新路径，也是广播电视行业获得更大发展空间的必然趋势。
4广播电视专业化运作机制的优化路径
广播电视是主要的娱乐工具之一，而网络是实现讯息传播的重要手段，广播电视与互联网的终端融合是将这两种方式的信息传播作用和文化导向作用最大化的有效途径。广播电视专业化运作机制的优化路径借鉴新媒体的形态要素改造传统媒体内容，以实现多终端传播。使用了新的技术，如果观念不转变，在新的技术平台上生产旧形态的节目，或者将旧形态的节目嫁接到新技术平台上、链接到网络上，实现旧形态节目的网络到达，只是使旧节目有了网络接口，并不能实现真正的网络化和网络传播。移动网络时代，需要具有移动网络传播特性的内容。随着媒介终端的多样化和新型化，内容形态要不断革新，适应多种新媒体的传播。利用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应用改造内容形态，开发新的盈利模式。随着多媒体手段的不断发展以及各种媒介手段的互通互联，广播电视除了具有实现节目传播的传统功能，还应当提供其他形式的生活服务。在未来的网络电视行业发展趋势中，电视线上交易将成为电视媒体手段的主要实用之一。用户通过遥控器操作电视屏幕来选择缴费项目，完成水电煤气等各种生活消耗的费用缴纳，机顶盒与银行建立用户信息对应、保障机制，帮助用户管理、处理缴费工作。新型广播电视网通过与互联网、电信网络的信息、数据互通，形成跨网服务工作体系，实现电视机与电视机、电视机与电脑之间的文件、音频、视频的传输。在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的支撑下，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给内容生产者和媒介传播者带来新的信息、内容和数据，实现多次传播，带来开发盈利的方式和途径。
5结束语
在新时代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日益发展、不断进步的大背景下，信息消费终端的个性需求为媒体行业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互联网媒介方式的融合以及内容和终端的各种融合是所有传媒行业演变、改革都必将经历的演化过程。在各种先进媒介方式和手段大融合的背景下，广播电视行业要谋求发展就必先打破传统媒体界限的藩篱，以产业政策、用户需求和技术发展为依据，进行全面升级和转型，才能顺利完成广播电视专业化运作机制的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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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媒介的现状范文第5篇
一、农村留守儿童媒介使用现状分析
媒介素养的提升研究依赖于对留守儿童媒介使用现状的深入了解。目前对留守儿童媒介使用现状并没有全面权威的调查研究结果。有学者做过小规模的调研工作，典型如郑素侠，2011年她通过对河南省许昌县四个村庄进行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其研究结论包括电视在留守儿童媒介接触中占据重要位置以及网络日益成为留守儿童娱乐消遣的工具，这个研究结论也在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中出现。然而，综观这些研究结果和笔者长期对江西的实地调查，发现这些研究中可能遗漏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根据大众传媒发展现状，留守儿童有机会接触到的电子媒介有电视机、收音机、录音机、录像机、电脑、智能手机；纸质媒介有报纸、杂志和课外书。尽管电视机和电脑网络是留守儿童接触频度最高的媒介，但根据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可以得知，纸质媒介拥有电子媒介不具备的影响力量，对受众将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笔者在江西调查发现，12岁的女孩思雨谈及课外书《哈利·波特》时，多次强调对书本描述的奇妙世界的惊讶，从笔者的观察看，这实际上帮助女孩从《哈利·波特》的阅读经验中极大地丰富自己的想象力。因而，对留守儿童媒介使用情况分析不能简单地用媒介使用时间来衡量，更要充分考虑不同媒介接触对受众产生的影响，这才有助于我们更为科学地设计媒介素养教育的目标和路径。
二是在现有的留守儿童媒介素养的研究中，并未对留守儿童进行区分，将留守儿童的媒介使用现状、媒介需求及偏好视作相似。实际上，根据儿童成长和认知发展特点，不同年龄、性别、家庭背景的儿童对媒介需求和使用现状具有差异性。其中，对于具有相似境况的留守儿童，年龄在留守儿童的媒介使用中具有较为明显的差异性。基于儿童成长特点，将留守儿童划分为0-5岁幼童期，6-11岁小学期，12-14岁初中期，15-17岁大龄期。不同年龄阶段的留守儿童媒介需求和使用现状具有明显差异性，幼童期媒介需求主要体现在认知，而在媒介使用上留守儿童存在着缺乏使用能力和引导机会，主要表现在这个阶段的留守儿童缺少符合幼童期需求的读本、故事书等，在电视观看方面也依附于监管家长的观看方式，常常和成人一起看电视，而由于监管的祖辈家长文化、观念有限，并没有意识到引导幼童观看符合他们需求的电视内容。小学期的留守儿童，媒介使用上已具有较大的自，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喜好主动接触自己需求的媒介，而同样面临着能够接触到的媒介有限的问题。在现有的关于留守儿童媒介使用的研究中，也普遍观察到这个现象，即目前能够接触到的媒介主要以电视媒介为主，并从电视观看中获得娱乐、情感慰藉、认识外部世界的多重功能。初中期的留守儿童由于课业负担加重和祖辈家长普遍认为观看电视或接触课外读本会影响到学业而加以管理，在笔者的考察中甚至有奶奶将13岁留守儿童父母从外地邮寄过来的儿童文学读本也锁起来，以免影响学习。另一方面，这个时期的留守儿童对媒介表现出强烈的需求意愿，不仅表现出了娱乐、情感慰藉、认知等需求，而且还需要通过电视学习社会规范和习俗。因此在节假日和无人约束的时候，留守儿童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在电视机前。此外，在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这个年龄段的儿童也开始通过网吧接触互联网，并表现出对互联网极大的兴趣。在15-17岁的大龄留守儿童中，一部分已经结束初中学业留在家里或准备在合适的时间外出务工，一部分离开家继续高一阶段的学习（包括进入技校、中专、高职和高中，因为周末和寒暑假也大都回到农村，本文依然将他们视为留守儿童）。这个群体媒介使用情况出现分化，一部分人不再有课业负担和家长管束，开始更为自由地使用媒介，包括看电视和使用网络媒介；另一部分由于学业负担（尤其是高中生），在媒介使用上花费的时间受到限制。但这个群体也有一个明显共同的特点，即更多地通过电脑和智能手机上网。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农村留守儿童媒介使用也具有较为复杂的情况。对于这些问题的关注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确定媒介素养教育的目的和路径。
二、留守儿童媒介教育的目的和路径
媒介教育的概念最早产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英国，当时随着电影的普及，与传统文化相左的大众文化在广大青少年中有着越来越强的影响，一些学者开始倡导应培训青少年，以提高其面对传媒的辨识能力。几十年中，媒介教育的概念也不断完善，人们也逐渐达成共识，即媒介教育是为了具备正确理解和有效使用媒介的能力，即获得媒介素养的教育。从这可以看出，媒介教育和媒介素养的概念密切相关，在当下中国的很多文献中，谈及媒介素养的概念等同于媒介素养教育。经过多年的实践，欧美等国媒介教育已发展较为成熟，从小学到大学的不同阶段都对应相应的媒介教育。在中国，媒介教育、媒介素养的概念在上世纪90年代逐渐引入中国，至今媒介教育实践依停留在摸索阶段。
谈及农村留守儿童媒介教育的目的和路径时，有两个基本的原则应该受到重视，即一方面要认清媒介素养的培养中既要尊重儿童媒介需求，面对不同年龄段设定不同的媒介教育目的和路径；另一方面又能通过媒介教育，提升媒介素养的能力，从而完善留守儿童认识社会和融入社会的进程。在上文的分析中，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媒介需求是不同的，相应的媒介教育的目的就应有所区分。
0-5岁的幼童期，处于认知发展期，媒介接触的内容应符合幼童身心发展的内容，如各类幼儿读本、天线宝宝、巧虎等动画片。这个阶段媒介教育的目的是认知，即通过媒介接触增加常识性的知识。6-11岁的小学期，媒介接触最主要是满足娱乐的需要，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儿童在没有家长的管束下会接触暴力等信息，同时，这个时期的儿童又有强烈的求知欲，希望通过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获得社会行为规范的常识和标准，所以这个阶段的儿童大多会通过大众传媒寻找符合自己标准的偶像。面对这个年龄段的留守儿童，媒介教育的目的更多的是引导对娱乐性节目的选择，增强对传媒内容的辨识能力。12-14岁初中期留守儿童，对媒介的需求依然停留在高娱乐的需求状态，并继续通过传媒寻找符合自己要求的偶像崇拜，所以媒介教育的目的之一依然是增强对传媒内容的辨识能力。除此之外，应当看到，随着以电脑、智能手机、ipad掌上电脑等代表的网络信息终端设备日益进入留守儿童的视野，这个年龄段的留守儿童也开始使用网络，并学会利用网络的互动功能发言和表达，因为媒介教育的另一个目的便是培养留守儿童网络使用能力，获取参与网络生活的能力。15-17岁大龄留守儿童在媒介需求方面已经不再满足单纯的娱乐功能，尤其是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他们渴望通过网络媒体更真实地了解现实社会，通过网络媒体获得发言和参与的权利。因此，媒介教育的目的即进一步提高对传媒内容，尤其是网络传媒内容的辨识能力，从而更好地发挥网络媒体赋予的权利。
结合不同年龄段留守儿童媒介教育的目的不同，媒介教育的路径也应有所不同。一个现实的困难是，国外成熟的媒介教育系统通常会依附于学校教育体系，但即便是教育基础较好的经济发达地区媒介教育也处于起步阶段，而面对基础教育本就很薄弱的农村地区，单纯指望通过学校系统开展留守儿童的媒介教育困难重重。另一方面，留守儿童问题目前也日益成为一个广受关注的话题，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公益组织都加大对这个群体的关注，因而对留守儿童的媒介教育可以综合各种渠道开展。例如，学者郑素侠提及的参与式媒介教育；教育志愿者卢安克在柴静的访谈中提及的用排演故事剧的方式开展的媒介教育，即通过参与演出故事剧增强对电视媒体暴力内容的反思；以及各类面对农村地区、留守儿童所在地开展的图书捐赠活动；这些都可以更为灵活地成为农村留守儿童媒介教育尝试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