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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教育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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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教育的特点

古代教育的特点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古代书院 教学特点 研究生教育 启示

书院是中国历史上独具特色的高等教育机构,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以私人办学为主,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相结合的高等教育机构,在文化传播与人才培养方面曾作出了重要贡献。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1]唐玄宗开元六年(公元718年)设丽正书院,后改称集贤殿书院。当时还仅是官方藏书、修书之所,并不是教学机构。到五代时,由于战事不断,学校停办,一些文人学者选择名山胜地,修建房舍,招收生徒,进行讲学活动,如著名的白鹿洞书院,亦称“庐山国学”,就是聚徒讲学的机构。[2]作为教学组织形式的书院,这时已经基本形成。至宋明,由于理学发展与一些名师宿儒的热心推动,书院的发展进入到黄金时期,出现了著名的六大书院。至清末结束,书院在我国历史上延续了千年之久。

一、书院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的教育教学特色

(一)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并重,二者相得益彰。

中国古代著名的书院既是教育教学中心,又是学术研究基地,是著名学者进行学术活动的中心。书院的主持人多为名师宿儒,既热衷于从事培养人才的教育教学工作,又积极从事学术理论的研究与传播,承担着教学与学术研究的双重职责,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二者相得益彰。

书院教学与学术发展是互相推动的,书院的兴衰与学术的发展休戚相关。如宋明两代书院的勃兴与宋明理学的高度发展有关。由于学术大师们充分利用书院来宣传与发展学术,这就使得学校教育与学术研究关系空前紧密,并且使学术流派在地理上得到广泛的传播。同时,书院实行讲会制度,不仅有利于书院本身的教学,而且为学术交流提供了机会,使书院打破门户之见而融各家之长。所以,认为:“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3]

(二)书院盛行讲会制度,提倡百家争鸣,形成一种宽松的学术氛围。

书院的讲会制度鼓励不同学派共同讲学、平等论学,以探究一个学派精义之处或辨析不同学派主张之异同。讲会以学问为重,推崇辩论争鸣、取长补短的学风。书院的会讲使书院打破门户之见而博采众家之长,学术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不仅不同学派间,而且即使是同一学派内部也允许有不同主张,师生间互为学友,自由切磋,学生被鼓励提出新的学术观点和见解。书院的讲会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和严密的组织。书院依靠讲会扩大了教学范围,丰富了教学内容,活跃了学术空气,提高了书院的教学水平。

(三)书院的教学注重发展学生个性,提倡教学相长,采用师生论辩式教学模式。

书院实行自由讲学,自由听讲,讲论结合。采取师生互动辩论式教学模式,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鼓励学生积极思考、主动学习,提倡师生间质疑问难,平等讨论,取长补短。如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时,常与学生共同讨论。由此形成会讲形式,后世书院的会讲在此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把师生互讲和讨论作为一种制度确定下来。

在这种论辩式教学模式中,教师的主要任务不仅仅在于传授知识,更在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启发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的思考能力,使其“识精而思锐,不惑于常解”,并且能够根据学生的个性和特长,因材施教。在围绕学术著作和学术观点而展开的教学中,教师角色侧重于指引者,倡导学生的自学为主,重视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发展学生的学习兴趣。

(四)人格教育与知识教育并重。

书院属于中国古代教育的一种形式,在为学的同时,注重道德修养,“尊德行而道问学”,将传授知识、研究学问与品德修养、完善人格有机地结合起来。白鹿洞书院学规就明确指出:“言忠信,行驾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等道德修养的基本信条。

二、书院的教育教学制度对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启示

虽然历经历史的演变,古代书院教育和当代研究生教育在教育体系的性质和教育教学的内容等方面已截然不同,但古代书院制度蕴含的宝贵教育经验仍值得当代研究生教育汲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吸收借鉴其合理成份,以促进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一)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有机结合。

明确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关系,把教学与科研置于适当的位置,使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这既是书院带给人们的启示,又是当前高等学校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

中国古代书院的大师们大多是某一学派的学术带头人,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积极讲学施教,使得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相得益彰。某一理论的繁荣和发展离不开教育教学和深入研究这两个方面。高等学校是实施高等教育的组织机构,教学与科研是现代大学的两大基本职能,它们是两个独立而相互联系的活动。中国当代研究生教育要进一步促进理论与学术的繁荣,就必须建立教学与研究的良性互动机制。[4]

(二)重视学术创新,鼓励学术交流。

我国书院讲求学术创新,鼓励学术交流与争辩。这是古代书院教育在学术研究方面对当代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启示。随着研究生教育体制的日益完善,在学术领域不断有新突破、新进展,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实际运用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随着中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学术交流也打破了地域、时空的界限,学术交流日益现代化、国际化。这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学术的繁荣与发展。但是由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功利主义思想盛行,工具理性主义不可避免地渗透进科研领域。一部分研究生表现出急功近利,不能静下心来钻研探讨,论文抄袭的情况严重,致使学术氛围淡薄和学术道德滑坡,学术研究含金量的下降。这种学术研究上的“拿来主义”必须遭到坚决的反对,保护好学术研究领域这片净土。

(三)重视师生关系的和谐构建,发挥导师育人功效。

我国教育史上素有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这在私学教育中更为突出,书院制度由私学发展而来,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在书院教学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古代书院的主讲主要是受聘于书院的名师宿儒,不仅在学术上有突出成就,而且尊重学生。学生慕先生之名而来,尊师敬道,虚心好学。这种和谐的、融洽的师生关系是当前研究生教育应该汲取的经验。

当代研究生教育实行导师制,学生跟着该领域有突出贡献的教授学者进行研究学习,这与古代书院学子师从名师宿儒学习颇为相似。但是随着中国研究生规模的扩招,每个导师所带的学生越来越多。导师由于自身工作忙碌及精力所限,与学生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日益减少,造成师生关系的松散;随着工具理性主义的兴起,研究生把导师称为“老板”的现象普遍存在,师生交往趋于简单化、雇佣化。这样的一种师生关系,不仅直接影响了研究生的学术研究水平,而且削减了导师育人的功效。牢固而融洽的师生关系需要双方的努力,学生要体谅导师,主动向导师请教,真诚地与导师交流;导师应关心学生,在指导学生学习的同时,辅以必要的人文关怀,使导师和学生形成一个集体。同时,导师也应努力提高自身修养,在融洽平等的师生关系中,用自身的高尚情操、伟大人格感染教化学生,充分发挥导师人格教育这一主渠道之功效。

(四)注重学生自学能力、创新能力和批判分析能力的培养。

朱熹指出:“书用你自去读,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的人,做得个证明的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5]书院教育注意启发学生思维,发展学生的思考能力,使学生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这对当前的研究生教育意义重大。学生除了必须具备牢固的基础知识,还要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具有批判质疑的能力,富有开拓创新的思维。目前中国研究生教学大多仍是沿袭以传授知识为主、忽视学生学习能力培养的教学模式。这种模式的优势是有可能为研究生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但劣势是忽视了研究生日后从事实践工作中各种研究能力的培养。学术研究不仅仅是基础理论知识的简单堆砌,更需要研究者的批判分析和创新思维能力。这就要求研究生导师摒弃传统的重知识而轻能力的教学理念,努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强与学生的互动交流,鼓励学生就某一学术问题展开激烈讨论,师生间相互质疑,学生间各抒己见,帮助学生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激发学生的科研热情。

参考文献:

[1]曲士塔.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M].太原:出西教育出版社,1996.

[2]谢笑珍.古代书院的教育教学特色及其对高等教育改革的启示[J].娄底师专学报,2001,(1).

[3]丁钢,刘琪.书院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

古代教育的特点范文第2篇

关键词:蒙学 识字教学 教育理念 教学方法 教材

我国古代的蒙学教育历史悠久,根据文献记载,从夏朝起就有对其的文字记录。而我国古代的蒙学教育又是以识字教育为起点,识字教育在蒙学教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并在教育理论、教学方法和教材编写等方面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一.蒙学识字教育理念研究

我国古代的蒙学教育特别注重识字教育,这一理念从蒙学出现一直传承至今。清代文字学家王筠在《教童子法》中指出:“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1]可见,对于蒙学识字教育的重要性,早在清代时期就已得到了认可。黄嫣婵《明清蒙学及其对现代语文基础教育的启示》概括出了明清时期识字教学的理念和方式:1、集中识字,循序渐进;2、注重儿童对汉字的整体认知。张隆华在《中国语文教育史纲》中也明确提到:“在古文教育中,重视读写基础训练,这是一条重要的思想准则。识字、写字常常是读写基础训练的第一步。古代蒙学课本,是从字书开始的。”[2]并通过对历朝历代具有代表性的识字课本进行列举,总结出蒙学教育进行识字教育之早;识字教材编写者的地位之高;以及识字教材流传之广泛,进一步证明了我国古代蒙学教育重视识字教育这一理念。

二.蒙学识字教学方法研究

1.集中识字法

张志公先生在其《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中采用独立的章节,对蒙学教育中的识字教学方法进行了集中的论述。首先,他提出:“识字教育是传统教育的一个重点。在这个方面,前人用的功夫特别大,积累的经验也比较多。很突出的一个做法是在儿童入学前后用比较短的时间(一年上下)集中地教儿童认识一批字――两千左右。”[3]对蒙学教育中的集中识字作了界定。然后,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对集中识字的主要教材进行了研究,论述了集中识字在教材编写上的运用;第二部分,对集中识字问题进行了讨论,论述了集中识字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集中识字教材在编法上的显著缺点。吴昌凤《传统蒙学在小学教育中的方法论镜鉴》从心理学角度论述传统蒙学的识字教学方法,充分地运用了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研究所发现的遗忘曲线规律,对蒙学教育中集中识字法的科学性进行了说明。[4]

2.其他识字教学方法

集中识字法是我国古代蒙学识字教学方法中最主要的方法,然而,除了集中识字法外,近年来的研究者们还发现了其他一些识字教学方法。刘艳卉《我国古代蒙学识字教材的历史沿革》归纳了几种蒙学识字教学方法:(1)字源教学法,即利用汉字的结构特点进行汉字教学。以汉字的义符或声符为识字线索,把同一义符或同一声符的字排在一起,以便记忆。(2)字义教学法,即将意义相近的字编在一起,通过一个意义线索来识读一系列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字,其长处在于把意义相同、相近、相关、相类的字编到一起,使字的认识和词的掌握成为一体,便于记忆;也使得儿童的语言丰富化。(3)意义识字法和韵文识字法,即把字组合成有一定意义、押韵的句子或者是单纯的押韵。王筠在《教童子法》提出了三种蒙学识字教学方法:(1)“识字必裁方寸纸,依正体书之,背面写篆独体字,非篆不可识,合体则可略。既背一授,则识此一授之字,三授皆然。合读三授,又总识之。三日温书,亦仿此法。勿惮烦,积至五十字作一包。头一遍温,仍仿此法。可以无不识者矣,即逐字解之。解至三遍,可以无不解者矣,而后令其自解。每日一包。”在此概括为卡片识字法。(2)“能识二千字,乃可读书,读亦必讲。然所识之二千字,前已能解,则此时合为一句讲之;若尚未能解,或并未曾讲,只可逐字讲之。”“此无上下文,必须逐字解到茁实,异日作文,必能逐字嚼出浆汁,不至滑过。”在此概括为逐字讲解法。(3)“既能解,则为之横解:同此一字,在某句作何解,在某句又作何解,或隐身,或假借,使之分别划然,即使之辗转流通也。”在此概括为联想思维法。[5]王阳安《宋元蒙学语文教学之研究》也有相关论述,总结了四种蒙学识字教学的基本方式和方法:(1)蒙师口授,是宋元时期学童认识汉字字形,特别是读音的主要方法。当时的识字教材,之所以都刻意追求语句整齐、押韵上口,这种教、学读音的方法,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2)学童诵记,在蒙师口授过后,学童要反复每类诵记。待到学童把教材背得滚瓜烂熟之时,所需之字顺口就能背出了。(3)通过读书认字,在学童通过集中识字,掌握了一定量的汉字之后,宋元蒙学就开始让学童读书,通过读书来进一步扩大识字量。(4)在伦理道德与知识教育中扩充识字。[6]

三.蒙学识字教材研究

随着蒙学教育的发展,蒙学识字教材也日趋完备和成熟,出现一些针对蒙学识字教材的研究成果。在大陆方面的研究中,集大成者当属张志公先生,他在其《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中,对我国古代蒙学识字教材的历史发展过程、编排特点及其成因进行了阐述和分析。魏爱婷《古代蒙学书中的汉字教学思想》把涉及汉字教学方面的蒙学书分为六类:1.集中识字类2.杂字类3.辨似、辨误类4.文字理论知识类5.习字类6.教法论著类。并针对每类教材通过列举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蒙学教材篇目,论述各类教材的发展历程、教材编著的特点以及教材编著的优点和不足。然后,提出了蒙学识字教材的特色:1.“道器并重”,把识字和修身结合起来;2.识字和阅读结合;3.识字与辨似、辨误结合;4.识字与写字结合;5.识常用字和识俗杂字结合。最后,从编排方法上、思想内容上、形式上、各教材的识字量和字种等四个方面论述了蒙学识字教材的编写规范。[5]贺科伟《汉代蒙学识字读本出版及其特点浅述》详细论述了汉代蒙学识字读本出版概况,并提出汉代蒙学识字读本出版的特点:多为名家大儒编撰;语言整齐押韵,便于诵读记忆;内容涉及广博,识字与实用相结合;蕴含丰富的儒家伦理思想。[6]王阳安《中国古代蒙学首编语文教材体系述评》论述宋元时期中国古代蒙学首次编写出具有完善、配套、稳定且自成一体的语文教材体系。此时识字教材的编写,在吸取前人的蒙学教材编写经验的同时,也有对新的编写体式的探索,既有对前人的模仿,也有此期的创新,写出了许多符合儿童特点,适宜蒙童学习的材料。刘艳卉《我国古代蒙学识字教材研究》提出了三点关于我国古代识字教材界定的依据,并绘制了我国历代蒙学识字教材简表,更为清晰地罗列出中国传统的蒙学识字教材的篇目,通过对我国古代识字教材发展的历史及其有代表性教材的研究,总结出我国古代蒙学识字教材的编写特点,并对其成因进行分析,探讨其在今日小学识字教材中的应用价值。张功荣、李选秀《古代蒙书识字写字教材发展概述》把传统启蒙教材的发展分做四个阶段,并结合传统蒙学识字写字教材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得出我国古代蒙书识字写字教材的发展大致遵循由单一的识字向类型化的识字,辨字,辨音及杂字类方向发展,并且随着教材的发展,实现了蒙学教材发展包容、综合的特点。另一方面,香港台湾地区的研究则更具特色,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蔡若莲女士的《〈三字经〉与汉字识字教材》。在这篇文章中,她对“三、百、千”中的字量以及用字频度进行了统计,并与当代内地、香港、台湾小学儿童的识字量进行了比较,对为什么儿童识字量要限定在2502-2862之间进行了分析;她又根据汉字造字识字规律、字义的演变对《三字经》的选字,编排方式进行了研究。她的这种研究引入了教育学、心里学的理论,从而使识字教材的研究上升到了理论高度,研究结论具有科学性,说服力强。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以某一本或几本我国古代具有代表性的识字教材为例,对我国古代蒙学识字教材的编写特点、教材内容、教材类型及其科学价值等方面进行的研究。如《识字与训诫:从〈急就章〉到〈千字文〉》、《古代识字教材〈三字经〉之研究》、《从“三、百、千”看古代蒙学识字教材的科学价值》、《“三百千”的用字及其流向》、《浅析“三、百、千”内容及教育意义》等。

综上所述,目前对于我国古代蒙学识字教学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出现,但多数重于蒙学识字教材的研究,即便如此,对蒙学识字教材的研究也只是体现在一些发表在期刊杂志上的学术文章,以及硕士论文等方面,并没有形成系统、完善的专著对我国古代蒙在在识字教学方面作专门性的研究。

注释

[1][清]王筠:《教童子法》,见周洪宇主编《教育经典导读(中国卷)》,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184页。

[2]张隆华在:《中国语文教育史纲》,湖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8月,第16页。

[3]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第3页。

[4]刘艳卉:《我国古代蒙学识字教材的历史沿革》,载《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43―44页。

[5][清]王筠:《教童子法》,见周洪宇主编《教育经典导读(中国卷)》,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第184―185页。

古代教育的特点范文第3篇

关键词:古代文学 教学方法 探析

基金项目:吉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编号GH12059)研究成果。

I206.2-4

一、 古代文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学生的认知能力尚未成熟

高等教育的教学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与高中教学的不同,即高等教学更加侧重于对学生能力和素质的培养,重在让学生学习到更多的文士方面的知识,这对他们的思想的深刻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由于传统的高中教学中存在了很大的问题,在应试性的教育中,同学们只重视课本常识的学习,忽视了古代文学本身的内涵,即只重视外表,忽视了内涵,这让学生在大学的学习中,很难在较短的时间内在思想上达到一个高度,无法将所学的知识与大学的教学要求结合起来,学生们的认识能力尚未成熟,无法获得较为全面的认识,也没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这给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这一点需要高度地重视并采取必要的措施进行探讨。

2.教学的侧重点存在很大的偏颇

现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侧重点出现了很大的偏颇和反差,究其原因是由于我国的教育制度的现状造成的,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应试教育,对于学生的考察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做到较为全面地考察,但是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两种不同的力量的充斥让考试在对内容的考察上的比重严重减少,反而使得很多的细枝末节变得“很重要”。尤其是现在的考研热,很多的高校在对于研究生古文学的掌握上,不是集中考察文章中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思想,而是考察其中的很多细节,这是很错误的。现在所谓“常规路子”的文学史学习,主要就是背诵重要作家作品和重要内容,这显然不能满足对于人才培养的需要。中国古代文学教育就是要能够让学生们掌握更多的文史知识,从而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所以从这方面讲,中国的古代文学的教育出现了较大的偏颇现象。

二、古代文学教学方法建议

1. 情境教学法

情境教学法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内容设定一个有人物、事件的场景,可以选择再现古代文学中所描述的场景,也可以根据古代文学所描述的场景,然后结合现代社会的发展状况来创造新的场景,让学生自由选择场景的人物和事件,这样可以帮助学生理解古代文学课程所讲的内容,有种身临其境的感受,提高学生对古代文学课程的兴趣。同时也可以提高学生对古代文学课程的参与度和积极性。情景教学法可以让古代文学课程中的情景再现,提高了这门课程的教学成效。

2. 演讲辩论法

演讲和辩论都可以增加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理解度。演讲就是对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的某种观点或方法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样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也可以帮助学生掌握演讲的技巧并锻炼学生人前演讲的勇气。所谓辩论法,即就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的某个问题分为正反两种观点,然后将学生分为正反两组,围绕这一观点进行一场辩论赛。这样学生需要翻阅大量的资料,认真准备,并对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剖析,大家相互讨论相互学习,例如就可以对《三字经》中“人之初,性本善”进行辩论,分为“人之初,性本善”和“人之初,本无性”两个观点进行辩论。演讲辩论法可以很好地拓展学生的思维,提高教学效率。

3.研究性教学法

所谓研究性教学法,即教师将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的有关内容集合起来形成专题,以专题的形式进行教学。教师通过专题可以引导学生独立查阅相关知识,研究现阶段其他学者专家的研究成果,掌握现阶段该问题的进展,同时也可以集合所有学生的见解,进行专题讨论。这种研究性教学法可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也可以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与认识。

4.分类教学法

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源远流长,形成了很多具有时代特点的文学作品。每个时代都有其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每个时代文学作品的特点也不尽相同,要深入了解这些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特点的文学作品,需要结合不同的时代特征,这就需要教师根据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进行分类教学。还有另外一种分类教学方式,即按照高校学生的年级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因为每个年级学生的文学功底、知识面都不同,按分类教学法来进行教学可以提高教学效率。

5.引导式教学法

引导式教学法发挥了教师的关键作用,教师要在教学中根据教育部的教学任务和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特点,还要结合学生的特点来进行教学。最大限度地引导学生自主独立地进行学习,可以多给学生提问的机会,或者是给学生留下针对所讲内容或下次课内容的课后作业。可以采用课前提问的方式进行教学,每次课开始的时候,学生都要对教师即将讲授的内容提出自己的疑问,然后教师就学生所提的问题进行讲解,这样可以让学生先行自学课本。引导式教学法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可以提高课程教学效率。

三、结语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民族的瑰宝,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从此源远流长,学习古代文学首先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传承,在学习的过程中也是将文化发扬光大的过程。因此必须要充分地重视古文的学习,改变不合理的教学方法,促进教学效率的提高,让学生们学到真正的知识。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要善于将文史结合,提高内容的丰富性,充分地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重视诵读法的运用,为学生的古代文学的学习提供良好的思路

参考文献 :

[1]温忧华:古代文学教学方法探究[J];成功(教育版);2009,(7)

[2]王立:文学主题学贯彻于古代文学教学的尝试[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6,(9)

古代教育的特点范文第4篇

古代书院的产生,有其历史背景。首先,当时的官学衰落,士人大量失学,尤其经过“安史之乱”,唐朝陷入严重的军阀割据状态,节度使纷纷拥兵自重,战争连年不决,以致于从中央到地方财政困顿,整个社会陷入了无序状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官学逐渐衰弱,大量失学士人被迫另辟奇径;其次,书籍积累和传播成本大大降低,而且民间的印刷作坊也不断涌现,所以当时的书籍得到了快速的传播;最后,私人讲学形成风气。自春秋战国以降,诸子百家就有私学之风,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加之佛教禅林影响,古代书院逐渐形成。对于古代书院而言,其发展历程从南宋兴盛,到元代官学化,经历了明代的复兴,再到清代的类型分化与清晚期的学院改学堂。南宋兴盛时期,官学作用减小,为维系文化教育传统,朱熹等人重振书院。这一时期的书院多是理学家用来讲学的地方,当时著名的书院有江西庐山的白鹿洞、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等。到了元代时期,书院逐渐官学化,汉族儒家学者们不愿做官,也不愿任教,于是退到书院自行讲学,当时的元朝政府只能对其加强控制,以致于书院进逐渐走向官学化。明朝立国后大约130年的时间里,因统治者将教育重点放在了官学兴办、科举等方面,所以对书院并不重视;直到正德年间,书院渐兴。清代书院根据不同的类型有所分化,在清代大约300年的时间里,学术思想以及学风频繁变化,因此书院深受其害。到了清末,清政府下诏对现有书院教育资源进行有效理由,并且将各省的书院,其中省城书院改名为大学堂,府厅、直隶州为中学堂,州县为小学堂。至此,一千多年的古代书院教育性质有了质的改变,并且以全新的形式发挥着它兴学育人作用。

二、古代书院教育对现代高等教育带来的重要启示

基于以上分析,虽然古代书院已经走向了历史舞台的尽头,但是其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对现代高等教育带来了非常重要的启示和指引。

(一)古代书院的讲会会讲制度,对现代高等教育带来的重要启示

对于古代书院而言,百家争鸣、开门办学的教育方针,对现代高等教育以启示;实际上古代书院在某知程度上相当于现代的高校,其实行的讲会会讲制度,也体现出开放办学以及自由交流的教育思想。实践中可以看到,为何当前国内高校会出现“近亲繁殖”的现象,即多数从本校毕业的学生尤其是研究生留校任教;从整个大的教育环境来看,很多高校在学术上存在着多年吃老本的现象,缺乏创新。笔者认为,高校学术并非闭门造车,相反需要多交流,甚至只有在讨论、争辨中才能有所创新,才能实现进步。正如先生所制订的校训———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北京大学才能成为了国内高等教育的佼佼者。从这一层面来看,现代的高等院校继承了古代书院办学特点以及自由交流的价值取向。在当前新的历史形势下,高校是否应该继承和发扬古代书院的精神,是每一位高等教育工作者亟待反思的问题。笔者认为,现代高等教育过程中,我们应当大胆地去借鉴古代书院采取的会讲讲会制度,并将其分成校内讲会、校外会讲等形式,而且每会会期都规定天数,以保证其具有合理的周期性。对于校内讲会而言,可利用新课标中的研究性教学活动开展,在兴趣小组内部举行;在此过程中,高校先规定统一的讲会活动时间,不同兴趣小组可以根据研究方向,同时参加多场讲会,这样就能够满足实际需求,促使各兴趣小组的研究得以实现,而且还可以有效提高时间利用率;对于校外会讲而言,则可根据实际情况,不定期地去聘请有影响力的教授、学者或者老师,虽然他们的观点不同甚至相反,但是学生可以通过自己的思考自由辨别,通过该种方式可以使学生的论辩能力以及辨识能力得到锻炼。从实践来看,校内讲会、校外会讲之间的有机结合,实际上就是对时间相对富余,自由度相对较大的高校开展的活动,而且其借鉴意义以及实际可操作性更强。

(二)充分尊重和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

从古代书院教学课程的设置、组织形式以及教学方式和考核评价方法来看,均体现了学生中心主义教育思想,旨在培养和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与发展。从主观层面来讲,古代书院的教育形式给人一种非常享受的感觉,教育就是体验教学的过程,这与现代高等教育过程中的“苦役”完全不同。对于知识传授型高等教育而言,实践上就是将学生观众、知识容器,而高高在上的老师就是主宰,他们在课堂上尽量给学生管输知识,即填鸭式教育。实践中可以看到,该种教学模式,对学生的启发意义非常的小,只是告诉学生对现有的结论不容置疑,而且师生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和交流,教学完全单向性;这种没有弹性的教学模式,容易导致学生被动适应,以致于学生的学习热情、创造积极性被磨灭了,最终形成了一种非常消极的人生态度。在改正该种教育教学理念和模式过程中,我们可以从古代书院教育中得到启示———在教育过程中,应当坚持以学生为主体的原则,并且以老师为指导进行教育教学;在此过程中,我们应当摒弃传统的知识传授型教学模式,重点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在该种启示下,要求我们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应当学会质疑、问难以及启发和点化,并且在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过程中,擦出智慧火花,及时更新知识体系。目前来看,国内很多高校在教育过程中,均提出了以生为本的基本理念,促进课堂教学过程中的学生、老师角色转变,将课堂还给学生。在高等教育教学过程中,我们应当根据本校学生的具体情况、特点以及学校的整体水平等,摸索一套最合适本校教育教学的方式和方法。从古代书院教育理念中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即教学应当以学生为主体,以老师主导,质疑、问难以及启发和点化,都是有效的教学方法,因此应始终贯穿于整个教育教学过程之中。对于古代书院而言,其主要是以学生自学、自主钻研为中心,强调的是学生自己的深造体会,老师的作用只是讲授、辅助教学而已;古代书院的该种教育模式,一方面培养了学生的独立、自学的能力,另一方面又使学生能够准确把握治学之道,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少教多学的目的,这是古代书院教育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对现代高等教育的启发非常的大。从现代高等教育教学的视角来审视,古代书院更加注重自学研讨,这相当于现代高等教育中的学生自主性学习。从实践来看,古代书院强调的学生中心主义、自主学习方法,均符合知识建构特点———知识建构靠学生,老师只是这一过程中的引导者而非包办或者代替者。从教学实践来看,通过一味地灌输、填鸭式的教学方式,想要使学生们有效地掌握知识、构建牢靠的知识体系,简直是天方夜谭;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在接受现成结论以后,一旦离开了老师的引导,则无法自主学习,就是以老师为中心的传统的灌输式教育方法造成的严重弊端。随着教育教学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新课程理论中提出的过程理论,实际上就是对古代书院教育教学标准的借鉴,从这一层面来讲,书院重视学生的自学研讨是有其科学依据和现实意义的。古代书院采取学生自学研讨的教育模式,给学生留出了大量的自主学习时间以及读书交流空间,即便是有问题向老师请教,也应当先自己独立思考;值得强调的是,在学生请教过程中,老师并不急于告知,或者强求学生立刻认同、接受自己的观点和主张;相反,在古代书院中,老师更多时候采取的是鼓励法,即鼓励和引导学生另辟蹊径。从这一实践过程来看,学生的角色始终具有主动性,而非被动地去接受知识、观点,学生在书院环境中,能够体会到师友中优游暇豫、玩索有得因的感触。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自学研讨教育方式要比老师一味地灌输知识来的给有效,前者更有价值。所以,在现代的高等教育过程中,我们应当继承、发扬古代书院的该种精神和教育理念,注重学生的自主性。

(三)古代书院对学生的人格教育对现代高等教育的启示

在高等院校教育教学过程中,应当对学生加强常规教育,使他们习与智长、化与心成。在高等教育过程中,一定要重视对大学生的人格培养,将人格教育提到应有的高度上来。第一,明确学生学习、待人接物行为规范。实践中可以看到,很多高校大学生连最基本的礼节也不懂,所以应当以古代书院之礼仪,来约束和熏陶当代带学生,使他们养成良好的品格、人格。第二,强化养成教育。正所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因此必须教育学生,任何事情都要从自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身边的点点滴滴做起。实际上,现代人格中的创新、独立以及诚信和敬业等精神,是现代人应对挑战、机遇甚至安身立业的基本素质,高校大学生也不例外。在古代书院中,学生无论学术成就如何,皆是谦谦君子,这是古代书院教书育人的结果。所以,在现代高等教育教学过程中,学生在做学问之前,一定要先要求他们学会做人,否则就是失败的教育。正如托夫勒所言,新的时代不会创造理想的超人,只是对社会中的普遍人格进行改变,不是产生新的人类,而是对全社会人格进行重塑。基于此,人格教育是当前高等教育教学的头等大事,古代书院的学生人格教育,给了我们非常大的启示,即学生人格不成,则教育难见其效。

三、结语

古代教育的特点范文第5篇

教育审美教育是高校教育的基本要素,因此,中国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同样要关注学生的文学美感教育,提高大学生的审美素养。著名教育家曾指出:“审美教育可以陶冶人的情操,促使人们形成高尚的品性,淡化人们的贪欲和私念,消除人的消极情绪。”文学研究者曹大兴先生同样肯定了审美教育的重要性:“审美活动可以让人们抛开世俗牵挂,忘记社会中的功利得失,回归自然和艺术,以美的眼光看待世界,从而协调人与世界、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培养人的宽容心、爱心、同情心。”可见,关注大学生的美感教育,提升其审美评价和审美实践能力对大学生的身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而古代文学作品本身就具有深刻的审美内涵,和高超的美学价值。因此,教师若能在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运用优美精炼的语言解读文本,并结合相关图片、音乐,引领学生深入探究作品的审美意境,对于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无疑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二、将古代文学教学放到世界文学视野中

著名的文学研究者杨义指出中国文化若要取得长足发展就必须实现“外国文化的深度中国化”“、传统文化的深度现代化”和“现代文化的深度学理化”。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写教学中可以将之与西方文学比较研究,结合世界各国的文学发展、文明历程、民族文化等元素,全面深入的探究古代文学。例如,可以将我国少数民族的史前神话和口头传说,与希腊神话比较解读。或结合弗洛伊德、荣格等著名学者的神话理论解读中国古代神话,也可以将荷马史诗与中国古代史诗进行多方位比较,或结合萧兵、闻一多、叶舒宪等人的学术理论解读神话传说。通过这种全球视野下的对比研究,可以深入探讨东西文明、文学的异同点,进而秉持公正、合理、有机、适度的原则,扬长避短,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理论,提高我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效率。

三、将实践教学与课堂教学有机融合

目前,我国古代文学教学主要采用讲授法,但从中国古代文学的特点和当前的人才需求来看,这种传统的讲授法虽然仍有存在价值,但必须加入新鲜元素,依据学生特点,采用多元化教学方式,打破封闭的课堂形式。要时刻关注学生在古代文学教学中的主体地位,为师生间的交流探讨提供一个自由的平台。从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为学生提供更大的思考空间。所以,在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除了革新讲授法,还要试用研究法、讨论法、指导法等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并适时采用现代媒体技术,有机结合实践教学。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采用实践教学法需要经历一个从尝试到发展,再到完善的过程。可以先开设中国古代文学选修课,加深学生对古代文学理论与价值的了解,并提高他们的文学鉴赏能力。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古代文学涉及到的作品和理论与现代生活有一定的距离,这就加大了学生的理解难度,容易让学生产生厌学情绪,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学公选课中,可以综合运用听、读、练、讲、看等形式,并增设演出、诗歌朗诵、剧本创作等实践环节,构建创作实践课程体系。进而鼓励学生踊跃参加相关的朗诵大赛、剧本演出、诗词朗诵等古代文学实践活动。此外,还可以引导学生背诵一些古代文学著名篇目。通过这些实践教学将教师与学生紧密联系在一起。让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学会用现代文学理论研究和诠释古代文学理念。进而提高学生的知性解析能力、文字表述能力、思辨能力和创新能力。除此之外,还可以将部分古代文学的研究成果合理引入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目标和学生的能力特点,优化教学方法,调整教学内容,丰富教学资源,引导学生了解该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及时总结、梳理实践教学成果,让学生在实践中深入了解古代文学,在总结中系统探究该学科的知识体系。

四、将古代文学教学与考古成果相结合

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就提倡在中国古代文学科学教研工作中,综合运用考古发掘材料与历史文献两种论证法。目前,我国许多考古发现已经证明了一些古籍的存在。例如,中华书局2011年出版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包含了《帛书周易》、《帛书老子》等,当然,学界对这些古籍内容尚有争议,但这至少有力的证明了这些古代文学作品的存在和价值。著名的考古学者李学勤先生对上海博物馆的《孔子诗论》、清华大学竹简等进行了全方位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果。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必须充分重视这些研究成果,对其进行分析、归纳,使其成为自己学习和研究的重要学术依据。将这些考古内容合理引入古代文学课程,可以极大地拓展学生的文学视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此外,根据学校的办学条件,可以组织学生到蓝田猿人遗址、西安半坡遗址、高陵曹操墓、曲阜汉鲁都城遗址、安阳殷墟、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泰安大汶口文化遗址等著名的考古发掘地,实地考察和研究。增强学生对古文化的认识。

五、通过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素质教育是时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在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贯彻素质教育的理念,就是不仅要传授学生相关的理论知识,还要让学生通过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了解一种精神、形成一种态度、达到一种境界。此外,还要让学生通过该学科的学习形成良好的习惯、能力、方法、品德、精神,并引导学生梳理终身学习的理念。而所谓的人文精神则是指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社会实践形成的主体社会意识和文化价值观念。它关注人的尊严、意义和文化价值。它主要包括民族文化传统、文化素养、体验能力等元素。古代文学蕴含了丰富的精神财富,因此,在古代文学教学中,要以素质教育理念为依据,弘扬人文精神,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不仅要为学生讲解文学作品、作家生平、文学发展和文学现象,还要结合作品,让学生了解相关的时代特征、社会风俗、历史面貌,引导学生通过古代文学学习不断提升自身的人文素质,增强自身的人文意识。进而自觉地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六、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