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治经济学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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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治经济学的看法范文第1篇

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中曾经是一枝独秀，特别是在高校教育中一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由于改革滞后，加上学生个性不断彰显，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进入了一个“学生厌学，教师厌教”的尴尬境地。为了破解上述难题，必须对教学方法进行改革。在众多的教学方法中，本文认为问题导向式教学更有利于提高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质量。首先，政治经济学属于规范分析，解答的是“应该怎样的问题”，所以课堂教学很容易落入“说教陷阱”，使学生产生抵触情绪和逆反心理，而问题导向式教学通过学生之间的讨论和教师的引导，有利于消除学生在价值判断方面对授课内容的质疑，这对于消除师生之间的心理距离，促进师生之间的信息沟通和情感互动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其次，政治经济学是逻辑严谨的科学体系，课堂教学过程要求学生始终保持注意力集中，而问题导向式教学可以使学生的思维始终处于被“激活”的状态。每位从事政治经济学教学的教师都知道，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随着研究视角的拓宽揭示的问题越来越深刻，而每一部分内容的学习都需要前面的知识作为基础，这就需要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始终保持注意力集中并能够从整体上把握教学内容。在问题导向式教学中，一个个鲜活的问题在引出新的教学内容的同时，将新旧知识有机联系起来，这不仅有利于学生保持注意力集中，而且有利于学生从整体上把握教学内容。再次，政治经济学理论性很强，相对比较抽象，实际教学只能以教师讲授为主。因此，如何对传统的讲授方法进行边际调整成为政治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的关键。从这个角度而言，问题导向式教学是个不错的选择。这是因为：首先，在问题导向式教学中，设计什么样的问题、设计多少问题、在哪一章节设计问题、采取什么样的模式进行问题导向式教学都由教师掌控，所以问题导向式教学适合于对传统教师讲授法进行边际调整。其次，在问题导向式教学中，教师通过精心设计问题，引导学生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可以促使学生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进而改变传统讲授方法中学生被边缘化的弊端。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推断问题导向式教学是政治经济学教学方法改革的最佳选择。因为在原有教学方法不能进行根本调整的情况下，问题导向式教学是最佳的边际调整方案，它的改革成本最小，对原有教学方法弊端的弥补作用最强。而且，问题导向式教学也符合政治经济学规范分析、逻辑严谨、理论性强、内容抽象等课程特点的内在要求。

二、问题导向式教学法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应用的策略

不同的课程特点不同，因此实施问题导向式教学不能完全一个模式。下面结合本人多年的教学经验，谈一谈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进行问题导向式教学应注意的几个要点问题。

（一）问题创设

问题导向式教学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关键在于问题的质量。如果问题的质量较高，通过对问题的分析不仅能够顺利地引出所要讲授的内容，而且还能够充分调动学生学习新知识的欲望。如果问题的质量较差，不仅达不到预期目标，甚至成为画蛇添足的败笔。针对政治经济学的课程特点，本文认为应该突出理论争论方面的问题创设。这主要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失业、经济危机、两极分化等复杂的经济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的理论研究很多，各经济学派的解释千差万别，如果在争论中创设问题可以彰显政治经济学的独特魅力；二是政治经济学应用的是规范分析方法，回答的是应该怎样的问题，如果不介绍其他的理论解释，从教材中来，到教材中去，有说教嫌疑，让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产生质疑。如果以问题的形式向学生介绍其他主要经济学派的解释，并在此基础上介绍政治经学的解释，学生不仅会从比较的角度理解政治经济学，而且会减少学生对政治经济学规范分析和价值判断的抵触。

（二）问题包装

问题包装是问题导向式教学的又一重要环节，如果问题太直白或太枯燥，很难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教学也就很难取得预期效果。那么如何进行问题包装呢？就政治经济学而言，本文认为应该突出理论背景方面的包装。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首先，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讲授的很多内容涉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而古典政治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产生的标志，一个学科从无到有显然有很多理论背景可讲，因此问题包装的素材取之不尽。其次，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所讲授的内容主要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在人类历史上同样从未发生过，改革每前进一步学者们都进行了激烈的理论争论，因此从理论产生背景的角度对问题进行包装可以取得引人入胜的效果。比如，在讲授劳动价值论时，我们就可以借助该理论的产生背景对“为什么1件上衣等于2把斧头”的问题进行包装。通过经济史的学习我们知道，最初学者认为，1件上衣之所以与2把斧头相交换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但经过争论学者们发现，供求关系只能解释交换价值的变化，却不能解释最原始的交换价值。于是，有的学者提出了使用价值决定论。也就是说，1件上衣之所以等于2把斧头是由使用价值决定的。但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比如亚里士多德从理论抽象的角度指出“：没有等同性就不能相交换，没有可同约性就不能等同”，由于使用价值不具有可通约性，因此交换价值不是由使用价值决定的。亚当•斯密则从现实角度对使用价值决定交换价值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他说：“没有什么东西比水更有用了，然而它不能购买任何东西，也不能交换任何东西。相反，钻石没有任何使用价值，但它却往往可以交换到许许多多的其他商品。”通过上述包装，1件上衣为什么等于2把斧头的问题就变得特别耐人寻味，学生有强烈的愿望想知道答案，此时讲授劳动价值论往往事半功倍。

（三）模式选择

根据学生参与程度的不同问题导向式教学可分为“学生主动型”问题导向式教学和“学生刺激型”问题导向式教学。“学生主动型”问题导向式教学以学生为主，在教学过程中学生通过查阅资料，以自主学习的形式对教师提出的问题进行分析，完成理论知识的学习。“学生刺激型”问题导向式教学以教师为主，在教学过程中主要通过教师自问自答的形式引导学生，刺激学生学习兴趣。问题导向式教学的两种模式优缺点各异。“学生主动型”问题导向式教学的缺点是要求学生有更高的参与热情并且占用的教学时间较多，优点就是能够更好地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学生刺激型”问题导向式教学正相反，它对学生的参与热情要求不高，占用的教学时间也不多，但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方面不足。本文认为，在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应该以“学生刺激型”问题导向式教学为主，理由主要有三点：首先，政治经济学的课时不足以支持“学生自主型”问题导向式教学。目前各大院校政治经济学的授课学时一般都被压缩了，完成教学任务已经非常紧张，没有更多学时开展“学生自主型”问题导向式教学。其次，政治经济学的授课对象是新生，他们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储备不足，查阅资料和自主学习的能力较差，实施“学生自主型”问题导向式教学难以取得预期效果。最后，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实施问题导向式教学其目的主要是调动学生学习这门课的兴趣，因此“学生刺激型”问题导向式教学更适合。

三、结论

对政治经济学的看法范文第2篇

一、采用案例教学，做到理论联系实际

目前，我国国企改革、市场机制的建立、所有制结构及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在教学中，教师可以联系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商品问题、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配问题、下岗与失业问题、社会资本运动中的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及宏观调控的必然性和调控方式、手段的改革等问题来阐述理论，让学生切实感受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有用性。此外，在教学中，教师应该根据当今社会改革开放的现实，把书本上抽象、深奥的经济理论通过运用通俗易懂、贴近现实、贴近生活的实例来阐述清楚，使理论与实际相融合，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以往的机械说教式，从而激发学生学以致用的学习热情。因此，在案例教学中，我们应该注意，选用的案例应该来源于现实生活，真实生动，与理论联系密切，让学生觉得简单易懂；其次，采用的案例必须进行严格筛选和提炼，必须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代表性，符合教学内容的要求，达到案例教学的目的，启发学生的思维，激发认知需求。

二、合理使用多媒体教学

多媒体教学是综合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具有将抽象的事物形象化、具体化、直观化的特征，可以使学生从形象的感知中获得知识，突出教学重点，促使学生理解和记忆，达到多媒体教学直观、生动的目的。多媒体教学可以通过文字、图像、声音形象直观地展现教学内容，包括录音、录像、投影幻灯、网络、电影等多方面的技术。教师围绕课程重点、难点以及社会热点问题来设计和制作多媒体课件，还可以从电视、电影、VCD、DVD等视听材料以及新闻报道、杂志图片、数据中找到大量的适合教学内容的资料，结合经济方面的案例具体化、形象化地展示出来，视听结合，调动学生多种感官来参与学习活动，开阔学生的思路和视野。多媒体技术的应用，彻底改变了旧的教学模式，可以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学到新知识，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可见，多媒体教学能够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生动直观性，对启发学生主动思维，提高注意力、理解能力大有益处。

三、采用讨论式教学，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政治经济学的看法范文第3篇

关键词:西斯蒙第;生活福利;经济伦理

中图分类号:F09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8-0009-02

对于古典经济学来说,政治经济学是关于财富的科学,是发财致富的学问,增进国民财富是主流经济学的一致看法。而西斯蒙第则一反主流经济学家的唯财富生产论,强调政治经济学要为了所有人的生活福利,从而开创了经济学人本主义的先河。

一、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是为了人

西斯蒙第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真正目的应该是人类,或至少是人类的物质福利,政治经济学归根结底应该能增进人类的幸福,它不能只考虑财富本身而忘掉人类。西斯蒙第指出,财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表征,是人们获得物质幸福的手段。他说:“从政府的事业来看,人们的物质福利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1]

西斯蒙第批判古典主流经济学家把手段和目的颠倒过来。他批评斯密所谓的拥有财富的人总是关心财富的增加,认为斯密没有考虑财富与应该享用这种财富的人的关系。西斯蒙第也指责李嘉图忽视人的需要,不注意消费,过分沉迷于抽象,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了一门思维推论的空论。他说:“李嘉图先生被英国人认为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他的无数学生今天还以盲目的信任一再宣扬他的英明论断,这位先生跑得更远;他根本不考虑人的问题,他只说这门科学的目的就是无限制地增加财富。”[1]对于李嘉图这种只注重财富生产的观点,西斯蒙第质问道:“怎么?财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吗?”[1]认为,古典学派只关心财富不关心人,实际上是为了抽象的理论而牺牲了人和现实利益。

西斯蒙第把人的生活福利作为社会经济生活的伦理准则,是对经济学研究目的的深刻把握,反映了他以人为本的经济伦理思想。他对主流经济学家唯财富论的这样一个修订,突显了他经济学中的人本主义倾向,具有划时代的现实意义,这对中国当前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也具有重大的启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它要求经济社会的发展一切以改善人的生存条件,提高人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质量为准则,实现人的愿望、满足人的需要、维护人的利益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这是对传统发展观的一次彻底纠正。传统发展观的错误在于它片面地把追求经济社会发展乃至把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当做目的,看不到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的需要。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以国内生产总值为核心的经济增长论曾经广为流传,这种发展观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率、忽视人的需要,致使一些国家出现了“有增长无发展”的现象,即经济有了较快增长,但普通民众并没有从中得到应有的实惠,反而带来分配不公、失业率上升、腐败严重等社会问题,有的甚至引发政治动荡。所以,我认为西斯蒙第追求人的生活福利的经济伦理思想对中国当前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二、经济学要关注所有人的生活福利

西斯蒙第认为,经济学不能只考虑少数人的致富问题,更要关注大多数、乃至所有人的福利问题。“如果立法者既不忽视少数人的发展,又不忽视所有人的幸福,如果他组织成这样一个社会,其中不但少数人享尽荣华富贵,他们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的发展,而且,其他所有的社会成员都能得到保护、受到教育、精神焕发、物质充裕,那他才算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毫无疑问,这是天下最崇高的一项任务。”[1]这就说明了他对政府的要求是要保证所有人的幸福。他认为,政府是为所属的全体人民的利益而建立的,所以,它必须经常考虑全体人民的利益。 在他看来,某个国家里,如果广大人民群众经常感到匮乏,生活极不稳定,意志被挫折,精神被断伤,人格被贬低,即使上层阶级获得至高无上的人类幸福,充分发挥一切才能,享有一切公民权利,极尽人间的乐事,这个国家仍然是一个不民主、不完善的国家。所以, “一般说来,完美的社会制度对穷人和富人同样有利,政治经济学教导我们通过改进的办法来保留这种制度,而不是它。”[1]他认为,财富既然是人的物质享受的表志,我们就应该使它给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西斯蒙第批判斯密的经济学是只利于富人更加富裕的学说。他认为,斯密只是考察了富人财富总量的增加,没有区分富人增加财富的方法,“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财富:他们有时用增加新产品的方法,有时窃取原来应该属于穷人的一大部分财产。”[2]这样,在西斯蒙第看来,斯密的学说在社会各阶层中产生了巨大的两极分化,它使得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因此,为了纠正斯密的错误观念,他主张应该维护弱者的切身利益。他说:“我们是从经验中感到需要我们所呼吁的那种保护权力的;保护这种权力是极其必要的。只有保护这种权力才能越出增加产品的实际计算范围而考虑大家的享受和温饱的增加,实际计算只能决定个人享受,而各个国家所应该追求的目标却是要使人人都能获得温饱。”[1]

西斯蒙第关于经济学要为了所有人生活福利的经济伦理思想体现了他对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关心,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他不仅从道义上批判了那种只让少数人获得永无止境的物质享受而使广大人民群众贫困和痛苦的国家,而且,还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的经济学分析中得出结论:要增加人们劳动产品的销售额,不在于增加富人的收入,而必须增加穷人的收入。西斯蒙第关于经济学要以所有人的生活福利为目的的这一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伦理准则,对以后的经济学家影响极大。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就力图在经济理论分析中注入大量的对所有人福利关注的精神。陈岱孙先生认为,这是受了西斯蒙第的经济浪漫主义思想的影响。约翰・穆勒指出:“只有在落后国家,增加生产仍是一项重要目标。在最先进的国家,经济上所需要的是更好地分配财产”;“如果人民大众从人口或任何其他的东西的增长中得不到丝毫好处的话,则这种增长也就没有什么重要意义。”[2]约翰・穆勒甚至还呼吁:“总产量达到一定水平以后,立法者和慈善家就无须再那么关心绝对产量的增加与否,此时最为重要的事情是,分享总产量的人数相对来说应该有所增加。”西斯蒙第关注所有人生活福利的经济伦理思想对现代经济学家影响也极大。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其《经济学与伦理学》一书中也认为,如果社会中境况最差者的境况有所下降,是不能认为实现了一定社会改进的。他主张要对社会最底层劳动人民给予关怀,认为经济学家不能只关心财富的增加,更要关心财富的公正分配。收入和财富如何公正分配,罗尔斯在关于正义的第二个原则中认为,“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3],在他看来,“虽然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无法做到平等,但它必须合乎每个人的利益”[3],这些思想都与西斯蒙第的经济伦理思想如出一辙,可见西斯蒙第经济伦理思想的价值。在中国当前,社会收入差距还很大,基尼系数严重地超过了国际警戒线,尤其是广大的农民以及城市低收入阶层,他们的生活还很艰辛,有些连基本的生存问题都还难以完全保障,这都要求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要更多地向他们倾斜,只有做到让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文明成果,才能落实为了所有人利益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M].何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20-147.

[2]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下卷[M].胡企林,朱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320.

[3]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何包钢,寥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61.

On Sismondi’s Economic Ethic Thoughts about Welfare for Everybody

LIGu-xin

(Department of Law, Hunan Intrnational Economics University, Changsha 410425, China)

对政治经济学的看法范文第4篇

关键词：历史方法；经济学；科学性

一、判断经济学是不是科学的标准

判断一门学科是否是科学，首先应确定一个“科学”的衡量标准。这种标准的依据不在于该学科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而应遵循以下三点原则：一是是否以揭示研究对象的内在规律性为目的。二是在研究的过程中，是否运用了一种合理有效的方法。熊彼特强调“一门科学是任何一种知识，它发展了寻找事实和解释或者推理(分析)的专门技巧”。三是是否有一种科学的理念和精神。显然，这种判断标准避免了由于选择尺度的狭隘而将诸多科学性的东西排斥在科学大门之外的尴尬。就经济学而言，政治经济学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并且采用唯物辩证法、科学的抽象法、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等。在西方经济学看来，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对稀缺性的资源进行配置的学问，采用的方法有：经济模型、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静态及比较静态和动态的方法、边际分析的方法、均衡分析的方法及数学分析的方法等。

科学的判断一门学科是否科学，依据的重要判断标准是该学科的方法论必须科学。一般来讲，经济学的研究和认识过程是：先从实际出发，从经济史实和现实经济问题出发，在掌握大量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基础上抽象出概念和命题，然后再用范畴和概念去说明、解释和预测经济事实。这表明，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从特殊到一般再到特殊，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认识论方法贯穿了经济学确立的各方面。就此方法论而言，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同样符合科学标准。

二、为什么要强调历史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19世纪末，奥地利学派创始人门格尔和德国历史学派代表施莫勒进行了一场持久的经济学方法论之争。由于历史学派方法论的缺陷，以后的主流经济学在演绎主义方法论的影响下走上一条公理化道路。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在经济学——这样一门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的学科的探讨上丢弃历史分析的方法。

(一)主流经济学过度演绎推理的做法不科学。在一些人看来，历史的东西往往存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尴尬局面，而基于公理推断的东西则存在逻辑上的一致性和统一性。客观地讲，经济学采用演绎推理的方法，并辅之以数学化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向自然科学的一种靠拢。但如果以为像自然科学一样在少数公理的基础上构建起逻辑大厦，就意味着经济学自动走向科学殿堂的想法未免太天真。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即公理本身是否就存在统一性或不存在认识和理解上的不同呢?按照尼采的看法，所谓的公理实质上是一种没有办法通过进一步推理证明的无条件的命令，公理本身也是一种信仰，即相信公理是“真”的。对信仰而言，在抽象的意义上，很难判断孰优孰劣、谁是谁非。既然公理本质上是一种信仰，而信仰显然会随时间、地点和任务不同而不同。因此，建立在公理即信仰基础上的经济学理论大厦就会表现出不同的外观和内在结构。在怀尔斯看来，“‘公理’成了‘神圣命题’的代名词。公理的存在可以使我们不顾事实建立起庞大的演绎结构，这已经成了经济学根深蒂固的传统”。事实上，脱离具体历史条件而抽象出来的经济学公理，如理性经济人等在现实环境中也遇到质疑。这种抽象演绎的结果不仅无助于经济学科学性形象的树立，相反还损害经济学的科学性。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对经济学基本理念的信仰在不同历史时期存在巨大差异。亚当·斯密教条地认为，在完全自由放任的政策下，经济生活会自动趋于最优状态，不会存在经济过剩和失业。而1929一1933年的经济危机彻底打碎了人们对市场机制的信仰，转而寻求政府干预。而凯恩斯以后的宏观经济学学派林立，或者说对同一经济现象有不同的理论学说，究其原因恐怕是其信仰“失之毫厘”所致。

(二)宏观经济学的诸多成果得益于历史分析的方法。宏观经济学的目标有四个：通货膨胀、就业或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显而易见，这四个方面的研究对象，如长期的经济波动，均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历史数据和历史事实。即使在微观经济学的问题中，同样也无法回避时间序列的探讨。由此可见，目前主流经济学中抽象演绎法所作的努力，即通过形式上的数理化来完成对经济学的科学化改造并不能摆脱历史数据的支撑。

(三)任何学科成就的取得都是建立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经济学也不例外。在熊彼特看来，“不管哪个学术领域，任何时期存在的问题和使用的方法都包含过去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工作的成就，而且仍然带有当时留下的创痕。”“任何规定时间的任何科学状况都隐含它过去的历史背景，如果不把这个隐含的历史明摆出来，就不能圆满地表述这种科学的状况。”从目前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思路看，首先都是进行文献综述，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可以说，经济学中任何一个问题的提出与解决，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都不是哪一家一派可以独立完成的，而是一个不断的、连续的过程，也就是说是个历史过程。这一点在政治经济学的建立过程中体现的尤为充分。

(四)经济学中的许多概念、范畴和定理必须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才能加以正确的理解。恩格斯认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在《资本论》中，诸如商品、价值、货币、资本、劳动力商品等概念，马克思都反复强调是个历史范畴，从而对庸俗政治经济学家进行批驳。同时，这些概念的许多规定性也只有放在历史的背景中才能加以理解。如，货币形式的发展、货币的本质及货币的功能等问题。

(五)在一定意义上看，历史的方法是经济学其他研究方法的基础。一是发展的观点认为事物总是处于运动的状态中，这与历史主义强调的原则是吻合的，即“一切事物都不是永恒、绝对的存在，而是历史的暂时产物，它在历史中产生、发展，也必将在历史中消亡。事物就是它的历史过程本身。”二是科学的抽象法认为，必须对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进行充分的考察才有可能把握住其中的规律。要做到这一点，除要求在一个时间截面上尽可能掌握事物不同的特征，更需要对事物的特征进行时间序列上的追踪考察。只有经过事物特征的反复显现，才有可能抓住背后隐藏的规律性。

虽然历史的方法在自然科学和经济学中都非常重要，但必须承认，由于学科的限制，历史方法发挥的作用在不同学科中存在较大差异。这导致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经济学的科学性似乎有所削弱。自然科学的成果经过历史的积累，很容易被后人认可和运用，因为自然过程是反复发生的。但经济学的历史发展却不具备完全可复制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充满了各种新的、不同的意见与观点。结果是，经济学无法以严格的累积的形态取得进展，经济学说史上就出现了形形的理论反复。一种理论和观念总是以真理或谬误的姿态在不同的时期交替出现，这在近代以来的宏观经济学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在当代尤其是中国，之所以很多人认为唯自然科学才是科学，是因为自然科学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是直接和明显的，相比较而言，社会科学的作用则是间接的、长期的。时间的跨度有时甚至要经过一两代人，所以经济学的成果不易为人所观察和掌握，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往往要在理论成果产生多年后才被授予。但经济学的科学性并不会因此而受到损害，相反说明经济学的特殊性更需要用历史的观点去考察。

三、经济学的发展历史是一部借鉴自然科学方法与理念的历史

从对历史的回顾中发现，无论是有意借鉴还是异曲同工，自然科学的理念及有效的分析工具，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中都得到体现，这使经济学日益成为最接近于自然科学的“硬社会科学”。

在西方，经济学的出现以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的《经济论》为标志。为能把握住观察对象的规律，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发明了数，认为万物即数；万事万物的差别实质上是数排列组合的差别。在中世纪的欧洲，经济学一度成为封建神学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并无科学性可言。随着文艺复兴和自然科学的兴起，经济学也迎来了科学的黎明。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②，即古典政治经济学才称得上是真正科学的经济学。从理论观点和贡献来看，古典经济学认为，商品经济是天生的平等派，不管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无论富商巨贾，抑或小商小贩，在进行商品交换时，都必须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没有任何超经济的强制力存在。显然，这一商品经济的基本理念是受天文学革命的影响。在传统的封建等级制中，人有天生的高低贵贱之分，皇族乃上天的代表，即天子。但天文学革命却发现：整个自然界并非是上帝早已安排好的等级结构体，各天体之间是作用与被作用的关系。这一信号传递到人类社会，其含义就是：人与人之间不是生而不平等，而是生而平等的。进一步把该思想反映在经济生活中，就是等价交换的原则。当然，此时可能有来自传统的追问，即如果没有旧有封建等级制度的管理秩序，那么靠什么来维持社会生活尤其是经济生活的运转呢?在亚当·斯密看来，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会推动资本主义这架精巧的机器一直运转下去，永不停歇。这正如牛顿的力学所揭示的原理：万事万物为何运动有序?因为一切都是“力”的作用。将亚当·斯密以后的经济学与牛顿的物理学作比较，很多的地方都会发现对事物处理方法的相似性。

就当时化学取得的成果而言，主要集中在：表面上千差万别的物本质并无区别，都是原子所组成，差别惟一在于原子数量的不同。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及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劳动价值论都认为，不同的使用价值和商品表面上看起来各不一样，但却都是劳动的产物。在马克思看来，质上不同的使用价值在量上能够比较，是因为它们都凝结有抽象劳动，即价值。

从生物学的角度看，生命体被当成一个系统来加以对待。而系统研究方法在经济学中早已被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从魁奈的经济表到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以及当代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产业结构、地区结构等问题，都把经济生活当成一个整体在进行研究。

现代主流经济学对数学的运用更是无处不在。马克思曾说过，只有当一门学科使用了数学时才成为真正的科学。数学使以往古典经济学带有哲学思辨式的思想通过数学方式的表达而显得更为精确，使经济政策的实施也更具可操作性。可以这样讲，正是对数学这顶自然科学皇冠的摘取，才使经济学取得了社会科学皇后的地位。

对政治经济学的看法范文第5篇

我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1940年在《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经济学”这个术语，并根据这一思想写出了《中国经济原论》(后修订本改名《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应当说，无论是从提出“中国经济学”的初衷，还是从《中国经济原论》的思想，或是从经济学本身的学科性质来看，探讨中国经济问题的“中国经济学”，都具有特定的固有涵义。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开展相关讨论以来的有关文献看，关于“中国经济学”有两种对立的看法，否认“中国经济学”的存在为“少数派”；主张建立“中国经济学”的是“多数派”。赞成建立“中国经济学”的“多数派”，相同点是都主张从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出发进行基本理论的创新，实现经济学的中国化或本土化；不同点是对“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理解，有“窄派”和“宽派”两种观点。以刘诗白、洪银兴为代表的“窄派”认为，“中国经济学”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以于光远、谷书堂为代表的“宽派”则认为，“中国经济学”是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所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

中国现阶段，从科学发展观的视角，究竟有没有以及需不需要“中国经济学”呢?

事物具有个性。每个国家的经济问题，都具有不同于其它国家的差异性。“任何一个社会，它的自然条件，从而它的历史条件，不能与其他社会恰好一致。”但并不是存在差异就需要建立国别经济学。王亚南认为，发达的法国、德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虽然经济发展有一定特殊性，也有在理论上总结的必要，“但从整个经济学的世界性一般性上讲，它们却格外显得破碎支离，从而，把它们在对英国经济理论的对立意义上，冠以国别的，或有‘德国的’，‘奥国的’，‘美国的’形容词，那不但对其现实的一般妥当性，无何等益助，且反而表现那都不过是资本制经济在它各发展阶段，在个别国家特殊条件下的有局限性的意见而已。”王亚南进一步指出，只有一国的经济形态在质上具有特殊的规定性，只研究一般的共同的规律难以深入地把握问题的实质时，国别的经济研究才能形成独立的经济学。

中国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任何国家市场经济建设的条件、过程、目的等，在本质上都是不同的。特殊性之一，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经济结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历史文化、自然环境、资源状况等客观情况，与其它国家有根本性的区别；特殊性之二，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既要破除计划经济又要建立市场经济，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特殊性之三，虽然中国市场取向的改革已经进行了20多年，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也已有10余年，但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还相当低，发展也极不平衡；特殊性之四，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的是公有制占主导的市场经济，所有制结构、利益分配方式、宏观调控方式等，与世界上任何国家相比都是特质的。

因此，中国目前需要且应当建立“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其例解，其引证，尽可能把中国经济实况作为材料”，“特别有利于中国人阅读，特别会引起中国人的兴趣，特别能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中国经济学”。经济学界“少数派”否认“中国经济学”的存在，是不准确的和缺乏根据的。

那么具体说来，“中国经济学”的科学发展观是什么呢?

事物又有共性。“中国经济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论经济学。王亚南指出：“经济学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科学。科学上研究的诸般法则，都是有一般性的，比如经济学中的价值法则，利润法则，工资法则，乃是从现代商品货币经济关系中发现出来，无论哪一个国家，只要它的商品货币关系确立起来，它就必然会有那种价值法则，利润法则，工资法则等在其中发生作用，而由这诸般法则综合起来构成的经济学，也就可以看作是这个国家的商品货币经济关系的‘说明书’。”因而“经济学在当作科学的限内，不允许带上‘国别’的帽子，来破坏它的一般性。正犹如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等等，不允许带上英国，美国，法国或德国的帽子一样。”

事实上，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抽象意义上说，商品的内在矛盾和企业的性质是相同的，商品经济规律也是相同的，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只能是一套而不能是多套。即使是生产关系，本质上说也都是经济利益关系，同样有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学作为研究生产一般和生产关系一般的科学，不论在哪个国家、在什么背景下研究，基本的原理和结论都应当是相同的或相近的，否则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作为科学的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属于全人类，各国都能相互理解和交流，都能共同探讨和应用。

王亚南强调指出：“在理论上，经济学在各国尽管只有一个，而在应用上，经济学对于任何国家却都是不一样。”只是为了科学的慎重起见，才没有使用“中国经济学”的名称的《中国经济原论》户就是这种思想的具体实践和真实写照。中国今天要建立的“中国经济学”，也是运用世界性的经济学一般原理，包括应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以及中国学者的理论经济学创新，来研究中国特定经济问题的经济学。

这种特定的“中国经济学”，具有固有的明确涵义。“中国经济学”需要有理论经济学的内容作基础，但根本任务不是理论经济学创新，而是应用理论经济学来分析特定经济问题，“在整个世界经济中来考察中国经济，并在整个中国经济中来分析各部门或各种形态的经济。”研究的主体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的范围是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全过程，研究的对象是中国过渡时期的特质经济问题，研究的目的是总结和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因此，科学的“中国经济学”，并不是在基本经济理论创新使经济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的基础上，“窄派”所认为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或“宽派”所认为的社会主义所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

正确理解和定位“中国经济学”，树立“中国经济学”的科学发展观，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否认“中国经济学”的存在，不利于科学地研究和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特殊规律，也不利于通过有关理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实践，还不利于中国政府制定切合实际的宏观经济政策。

认为“中国经济学”是先进行基本经济理论创新使经济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然后再建立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者然后再来建立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总体，既不利于理论经济学的创新，也不利于中国特定经济问题的研究。

经济学讲分工，研究经济理论也需要分工。把特定的“中国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的创新混同一起，对于“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来说，容易导致主题不明确，影响问题的深入探讨；对于理论经济学的研究而言，则易于限制视野，阻碍基本经济理论的创新。

中国的特定经济问题中，也包含着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因此在进行“中国经济学”研究时，可能会引发理论经济学的创新，并且这一创新还可能用来分析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但这一创新本身不属于“中国经济学”的范畴。从中国现实市场经济问题出发，进行理论经济学创新，与从中国特定的经济问题出发，进行“中国经济学”研究，根本的区别在于视角和目的的不同。“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视角和目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理论经济学则是一般性的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

特定的“中国经济学”，虽然研究的对象、范围和目的都是明确的，但研究的基础包括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经济学，总结成熟市场经济的可供借鉴的西方经济学，以及中国学者的理论经济学创新。如何运用两大理论体系和中国学者的理论经济学创新来建立“中国经济学”，需要从多层面、多角度不断地进行探索和总结。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中国经济学”的不同流派，这是“中国经济学”走向成功的标志。同时，以中国市场经济问题为基准，站在总结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高度，创造具有世界性的经济学，并形成不同的流派，这是中国理论经济学研究走向成熟的标志。

区分“中国经济学”与理论经济学，有利于中国经济理论界正确对待不同性质的经济学，一方面集中力量研究“中国经济学”，以更好地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为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和振兴中华服务；另一方面集中力量研究理论经济学，使经济学走向世界，冲击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世界经济学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与文献：

[1]王亚南文集：第1卷[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7．

[2]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王亚南文集：第3卷[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7．

[3]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0．147．

[4]于光远．《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序[J]．经济学问题探索，1997，(9)．

[5]谷书堂．再谈面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J]．经济经纬，1999，(1)．

[6]刘诗白．中国经济学构建的若干问题[J]．经济学家，1997，(1)．

[7]谷书堂，顾颉．理论创新与中国经济学之发展[J].经济评论，1998，(2)．

[8]盛洪．会有经济学的中国流派吗[N]，南方周末，1997—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