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子高龄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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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高龄化的原因范文第1篇

摘要：近年来，在日本一直流行着“少子高龄化”这一说法，即“出生婴儿减少，老年人口的比重不断增加”。这一现象自20世纪70年代就已出现，且愈演愈烈，不仅仅在医疗、福利、养老金等社会保障方面，而且在经济成长、产业的良性发展等方面也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已成为日本政府和国民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文章从少子高龄化的现状、成因、社会影响等三方面，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高龄化；日本；经济

一、日本高龄化的现状

一般认为，当一个国家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7%的时候，被称为老龄化社会，如果这一比例再翻一番，超过14%的话，就被称为老龄社会。日本从1994年就进入了老龄社会，目前是世界上老龄化现象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走在日本的街头，老年人的痕迹随处可见，显然，日本是一个老龄化非常明显的国家。超过65岁的人在日本的总人口中比例已经超过了20%，也就意味着每5个人当中就有一个老年人，于是，在街上你可以看到，开出租车的都是老年人，上下班高峰时，地铁里头发花白、西装笔挺的老年人与年轻人一样步履匆匆；在乡村，田地里开着拖拉机往来耕作的人往往也是老者居多。种种现象会让每一个在日本生活的人觉得：原来少子高龄化问题就在身边，而且越来越严重。

我们来看一些数据，2009年5月29日内阁府公布发表了《平成21年版高龄化社会白皮书》，书中指出：截至2008年10月，日本的总人口达1亿2千769万人，其中未满15岁的儿童人口约1740万人，占全体人口总数比例的13.6%，65岁以上的高龄人口达2822万人，高龄者占总人口的比例达22.1%，也就是说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高龄化比例比上一年提高了近一个百分点，再次刷新了历史记录。统计还显示，越是高龄，女性人口越多，其中，65岁到74岁的前期高龄者约1500万人，其中女性比例比男性多出大约88万人，75岁以上的高龄者多出大约1270万人，其中女性比男性多317万人，白皮书还对日本未来社会进行了预测：大约到2020年，日本的后期高龄者将超过前期高龄者。2055年，高龄化率将上升到40.5%，届时将有1.3个年轻人负担一个老年人的福利费用。

二、日本的“高龄化”现象的成因

1.思想意识、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各方面的变化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思想意识、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给日本的女性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要求男女平等的呼声日益高涨，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普及使得女性有更多的机会了解社会、了解世界，进而更加激起了她们要与男子一起参与社会发展的强烈愿望。随着男女平等意识的增强和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的提高，新一代的日本女性已不再满足传统的生活方式，不再甘心做专职的家庭主妇，在封闭的家庭生活中度过一生。

2.“大男子主义”的世俗观念加深了女性对结婚育儿的恐惧感

日本社会的大男子主义思想仍然存在，他们一心忙于工作和应酬，不愿意帮助妻子共同分担家庭和育儿事务，导致妻子身心一直处于疲惫的状态，从而使越来越多的女性对婚姻产生恐惧。同时，日本是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女性要想在工作中获得同等成绩，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加上许多用人单位对有孩子的女性职工存在偏见，因此，很多女子不甘心为结婚育儿而失去自己为之付出心血的工作，从而导致晚婚晚育甚至终生不结婚的现象屡见不鲜，这是少子高龄化产生的重要原因。

3.经济不景气使年轻一代对育儿倍感压力

近年来，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上升。尤其是在泡沫经济崩溃之后，日本长期受不良债权、通货紧缩、内需不足等问题困扰，经济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收入的不稳定使人们不得不降低消费。同时，对于已婚的年轻一代，更是倍感压力。我们可以作一个估算，且不谈从幼稚园到高中所需费用，仅大学一项就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如果是私立大学，四年的学费将要花费300万～400万日元，医学类专业会更高，而一个普通的职员，年收入也不过如此。高额的教育费用使年轻的夫妇在孕育下一代时会面临很大的经济压力。

三、高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

1.看护问题严重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日本以超过欧美发达国家倍数的人口老龄化速度进入了高龄化社会，老年人口的比重持续上升，据日本厚生省人口问题研究所预测，到2020年，老年人口的比重将上升至25%左右，而且在 战后第一次生育高峰（1947～1949）出生的人也将于2020年加入老年人的行列，届时，老年人口指数将接近40%，必然会使老年人医疗费用膨胀，退休金预算激增，伴随而来的是社会劳动人口的负担加重。从日本老龄化发展的趋势看，85岁以上的第一代高龄老人的孩子近60岁，孙子近30岁，四代人中有两代人正在同时衰老，这就带来了高龄老人谁来照顾的问题，因为照料者本身也面临着老龄化的问题。

2.政府财政负担加重

（1）养老金负担加重。日本的财政支出很大一部分用来支付社会保障费用，主要是养老保险和医疗费用。日本的养老金体系包括所有国民参加的国民养老金，另外还有一部分私人经营的养老金，统称为公共年金。随着高龄人口的增加，领取养老金的人数也不断增加。养老金保险制度的改革，进一步加重了本来已陷入困境的日本财政负担。

（2）医疗费用负担加重。日本政府自60年代以来就采用全民医保制度，80年代初，进一步加以完善，建立了独立的老年保险制度，规定70岁以上或65岁以上70岁以下身体有残疾的老人所需医疗费用的70%由中央财政负担，其余30%由地方政府负担。老年人的不断增加必然会使政府的财政难以为继。

3.劳动力不足

由于少子高龄化现象的日益严重，日本劳动力的供给将以中老年人为主。在农村，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农村人口日益减少，农业生产后继乏人。而且老年人在体力上力不从心，在观念上更显滞后，这会大大阻碍农业的发展。在工业上，随着少子高龄化的加剧，日本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遇到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而劳动力的供需问题又使得工人工资上涨，从而导致产品成本加大，企业不得不加价出售产品，最终丧失了国际竞争力。

综上所述，少子高龄化问题是日本今后必须应对的战略性难题，少子高龄化问题的解决，对日本今后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日本政府已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采取了一系列的有效对策，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解的作用。当然，要想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任重而道远，日本政府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这一问题也会给有这一倾向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启示。 （作者单位：渤海大学文理学院外语系）

参考文献

[1]陈鸿斌.老龄化、低出生率——日本无法破解的难题[J].日本学刊，2003（3）

[2]王伟.日本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及其对社会的影响[J].日本学刊，2003（4）

少子高龄化的原因范文第2篇

这一改革从提案伊始就争议重重，然而执政党几经易换却没有影响法案的施行。其背后的原因正是日本社保的巨大缺口让财政重建迫在眉睫。而医疗费用约占社会保障费用的1/3，且逐年上涨，而这正是造成这一巨大缺口的主因之一。

医保赤字困扰日本

在“国民皆保险”的社会保障制度下，日本医疗保险大致以三种形式覆盖全民。

首先是由协会健保、船员保险和各种共济组合组成的职工保险，其中协会健保包括以中小企业职工为对象的健康保险，和以大企业职工为对象的健保组合。其次是以农民等非正式职工为对象的国民健康保险（国保）。此外，还有以75岁以上的全体后期老龄人口，以及65岁以上74岁以下有身心障碍的前期老龄人口为对象的老龄人口医疗保险。

厚生劳动省的报告指出，2011年国民健康保险实际收支情况为3022亿日元的赤字，而健保组合在2012年的赤字为2976亿日元。由于医疗费用财源由保险金、公费和个人负担三部分构成，近年来，窗口个人负担的金额不断上涨，而伴随着保险金的增加，未参保者也在增加。在严峻的财政状况下，各保险机构都强烈要求扩大公费投入。

厚生劳动省的数据表明，由于现存医保制度的不合理之处，以及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等原因，日本医疗费用总额在近五年间，以每年1兆日元的速度持续增长，2010年已达到37兆4202亿日元，其中公费负担占38.1%。医疗费与国民收入比和GDP比分别为10.7%和7.8%，与OECD其他发达国家的平均值相比，虽然处于较低水平，但医疗费用总额中的公费负担率与英国等国家同属于最高等级。按照现状分析，预计其医疗费在2025年将达到60.4兆亿日元，其中公费负担将显著增加。

在医疗费用对公费的高依存度下，另一方面，日本的税收却处于下降趋势。由于医疗费用中公费主要来源于税收，其结果就是财政赤字的不断扩大。公共债务与GDP比已经达到两倍，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

面对这种捉襟见肘的窘况，日本政府不得不将希望放在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化改革上，以期通过消费税率的提高增加公费投入。然而相关学者的研究表明，现行5%的增税方针并不能实现财政重建。要实现基本收支平衡，必须要提高25%的消费税。同样，要解决医保赤字，光靠提高消费税可谓治标不治本。因此，学习院大学经济学系教授远藤久夫认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让国民正确理解到，经济不景气、少子高龄化和过剩债务的背景下，要维持全民医保的公共医疗保障极其困难，为此首先应就医保制度中负担与支付的理想状态取得一致意见。

医保制度积弊

日本人的平均寿命世界第一。这有赖于国民皆保险制度下的医保制度极具公平性，和选择医疗机构的高自由度。因此日本医保在世界上的评价相当高，然而当其政府公债成为世界最高，开始加大力度抑制医疗费上涨时，正如远藤教授所说，有必要将目光放回到医保制度本身，追本溯源，以求更好地解决医疗费上涨问题。

首先，在支付制度上，日本医疗保险的结算方式被称为诊疗报酬制。其对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进行全国统一定价。具体方式是将实施的医疗行为按照各自对应的项目打分，以每分10日元的价格来计算。其内容包括基本诊费以及特殊诊费。简单来说，诊疗报酬制是按项目收费的结算方式。在这种方式下，检查越多，开药越多，医疗机构的收入也越多。医疗机构为增加检查，不断导入CT、PET、MRI等高价格的检查仪器，而患者自身也习惯了大量的检查，造成了医疗资源和费用的浪费。

另外，根据OECD2010年的数据，日本每1000人中有2.2位医师，低于OECD3.1位的平均数目，但日本平均住院日却达到了18.2天，在34个国家中排在首位，远超于OECD7.1天的平均数目。日本正陷于一种怪圈：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就面临赤字，而即使医疗质量不高只要数量够了，也能得到利益。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上述的诊疗报酬制，自由选择医疗机构的机制让日本的短期病床接收了很多需要长期疗养的患者。

在日本，无论是在大学医院还是诊所，只要是医保定点机构，个人负担的金额比例并无区别，因此患者可根据自身需要，自由选择医疗机构。

从事医疗管理工作的星多绘子认为，这种自由选择机制一旦过度，会造成对医生的选择性消费以及重复治疗，从而使国民医疗费用增加。

日本的现实是，患者为了安心，首选拥有200张病床以上的大医院，这让双向转诊制度成为一纸空谈。

为了改善这种状况，诊疗报酬曾规定，对首诊时没有诊所医生开具介绍信就到大医院就诊的患者额外收取一笔费用，一般在5000日元左右，但即使如此，也没有遏制住患者到大医院就诊的意向。因此2012年日本的诊疗报酬降低了首诊报酬，通过增加“选定疗养”患者的经济负担，来减少患者到大医院的就诊人数。

虽然政府希望借诊疗报酬的改定引导患者合理流动，但厚生劳动省的数据表明，医院在最近5年间减少了338家，而每家医院的医疗费月额增加了3500万日元。这表明医院申请的诊疗报酬在增加，从中可以看出面向大医院的医疗集中化的倾向。由此可见，诊疗报酬的诱导并未起到应有作用。

医疗费用可以用“医疗量（住院日数、治疗人数）×诊疗报酬（医疗单价）”表示。梳理日本近二十年来医疗政策的流变可看出，每两年改定一次的诊疗报酬是日本抑制医疗费上涨的重要工具（见链接）。日本通过上调医疗服务价格同时降低药品价格的方式，实现诊疗报酬的负增长，从而抑制医疗费用。

然而，由于老龄人口持续增加，减少诊疗报酬并不是一个好办法。连续的医疗费抑制政策也带来了医疗崩坏。为维持应有的医疗水准，又能从根本上改变抑制医疗费上涨的政策，进一步修正筹资比例必不可少，然而前提是全体国民达成一致意见。

2010年日本医疗费的48.5%来自社会保险金，38.1%来自公费，13.4%来自个人负担（见图）。日本公费负担比重远高于OECD一般国家，其中公费的50%用于后期老龄人口医疗。从患者负担医疗费的比率来看，70岁以下6岁以上的患者负担三成，75岁以上患者负担一成医疗费。公共保险的保险金根据收入而非风险决定，这就使得年轻一代面临过重的保险金负担，影响了社会公平，也使得公费负担随着老龄化加剧而加重。另一方面，因为公费负担过高而不得不提高消费税的做法，又无形中加重了低收入者的负担。

但提高社会保险金也并非最稳妥的做法。在中小企业减薪的背景下，协会健保的平均保险金率在2012年比过去最高上升了10%，财政状况十分严峻。而健保组合的保险金率虽然低于协会健保，却强烈反对提高保险金。国保更是由于无业者和非正式职工的增加，构造上极端脆弱，并且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以低收入者为中心保险金的未缴纳率在上升，提高个人负担比例也遭到了医疗团体与患者的强烈反对。

在现有医保制度的支付与负担如何达成理想状态的问题上，日本或许还需继续上下求索。

少子老龄化雪上加霜

“在探讨医疗费与公费负担的问题时，最大的课题是对于75岁以上的后期老龄人口医疗应该如何筹资。”关西大学的林宏昭教授在《医疗与公费负担――应对少子老龄化的财源政策》一文中这样指出。

在造成日本医疗费上涨、财政严重赤字的因素之中，少子老龄化是一个避无可避的话题。

2012年厚生劳动省的统计显示，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24.1%。根据预估，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在2025年将达到3657万人，75岁以上的老年人2055年占全人口比重将超过25%。另一方面，出生率的低下带来了儿童数量的减少。2013年65岁以上老年人与年轻人已经达到了4比1的比率，可以说日本已经进入了超老龄社会。

老龄化社会带来了相比过去达到最高的社会保障费。据统计，社会保障费与国民收入比从1970年的5.8%上升到了2010年的29.6%，而老龄人口在社会保障费中所占比达到了68.1%。

为应对少子高龄化，日本在2008年以前施行“老年人保健制度”。但在 75岁以上老年人和现役人口加入同样的制度下筹集老龄人口的医疗费，现役人口和老龄人口的负担比例很难分清，要抑制医疗费的上涨也很困难。

为此，日本从2008年开始施行后期老龄人口医疗制度。将老龄人口作为独立的年龄层，纳入新的保险体系。运营主体为多个市町村加入的“广域联合”。由于老龄人口自身负担能力较小，需要其他医保层面的支援机制。其中未满75岁和75岁以上的人有所不同。65岁到74岁的“前期老龄人口”与现役人口加入同样的医疗保险，自由营业者和无业者等加入国民健康保险，大企业员工加入健保，中小企业员工加入协会健保。

企业员工离职后，很多人转入国保，使国保医疗费上涨。而健保组合和协会健保按照参加人数，支援一定的“缴纳金”，即所谓的“财政调整”机制。2013年，日本的缴纳金在2兆9000亿日元以上。

75岁以上的老年人加入“后期老龄人口医疗制度”。医疗费中除去由个人负担的部分，由公费负担五成，剩下的部分一成来自老龄人口的保险金，四成来自现役人口的支援金，支援金约为5兆8000亿日元。

与老龄人口极低的负担保险金额相对的是，2009年老龄人口的人均诊疗费是年轻人的4.7倍。

少子老龄化加重了生产年龄人口的负担，特别是财政基盘脆弱的协会健保，由于支援金的影响已经存在大幅赤字。可以说，少子老龄化已经威胁到了互相扶助下成立的医疗保险制度的存续。

为此，认为老龄人口应当提高负担比例的呼声正在日渐壮大，但究竟何时才能施行，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此外，由于国保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保险，当一个家庭中，成员先后进入后期老龄人口层时，其计算方法就会相当混乱。因此，也有学者认为，应当对后期老龄人口医疗制度按照年龄区分的做法加以修正。

少子老龄化是世界性的问题，但日本作为世界第一长寿之国，并无多少他国可借鉴的经验。

少子高龄化的原因范文第3篇

【关键词】日本；少子化；育儿支援政策；启示

【中图分类号】G61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07）01-0048-04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为适应现代社会的急剧变化，努力营造一种较为宽松的社会育儿环境，日本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育儿支援政策、法规，其中主要有《育儿休假法》（1991年）、《关于今后育儿支援的基本方向》（1994年）、《天使计划》（1994年）、《紧急保育对策5年计划》（1995年）、《儿童福利法》（1997年）、《关于应重点推进的少子化对策的具体实施计划》（1999年）、《少子化对策+1》（2002年）、《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2003年）、《下一代培育支援对策推进法》（2003年）、《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2004年）等。除了从国家角度制定统一的育儿支援政策法规外，近年来日本各地政府也纷纷出台了一系列与育儿支援有关的地方性措施，如2004年静冈县湖西市通过了《特别育儿补贴制度条例》，太田市实施了强制男性带薪休产假的措施等。

一、多种因素造成的少子化现状

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开始进入平稳发展时期。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日本这时期的人口出生率出现了大幅度下降。

1989年，日本的出生率统计结果是1.57‰，为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最低的出生率记录，少子化问题开始引起日本国民的普遍关注。此后，尽管日本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出生率仍然持续降低，2003年以1.29‰的出生率突破了原定2007年才会降至的生育率谷底。〔1〕与此同时，社会老龄化人口的比率却在不断提高。日本进入了少子、老龄化社会，引发了社会生产力下降、消费市场萎缩、国家经济衰退等一系列问题，少子化问题已成为日本的严重社会问题之一。〔2〕

日本出现少子化现象，表面上看是因为现代日本青年的晚婚、不婚倾向和日本夫妇生育率的下降，实际上则是复杂的社会因素交互影响的结果。

1．婚姻、生育观呈现多元化发展

由于女性就业率增加带来经济能力提高、家务服务商品化发展，以及社会施加的结婚压力减弱等因素的影响，人们的婚姻、生育观出现了一系列变化。

从是否结婚方面看，认为“达到一定年龄就得结婚”的人减少了，而认为“没有找到理想的伴侣前不结婚也没关系”的人有增加的倾向，社会上已经不存在“适婚年龄”这一说法。在肯定结婚对个人有利的人中，大多数人认为结婚的理由在于“可以获得精神的满足”或者“建立自己的家族”，从“实现亲人及周围人的期望”或“获得生活上的便利”角度选择结婚的人逐渐减少。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即使不结婚，也能够充实、满足地生活”。婚姻已不再是人生的必然选择，而只是人生的选择之一。

从生育方面看，重视构建家庭、延续生命的个人意识正在逐渐淡化。越来越多的日本人认为“要孩子不是必然的事”。调查显示，与10年前相比，赞成“结了婚就应该有孩子”的人减少了约14%，对此持否定意见的人却与日俱增。〔3〕

2．育儿与工作的双重压力难以平衡

现代日本社会中，由于家庭规模缩小、邻里关系疏远等因素的影响，家庭和地域原有的育儿支援能力下降。在无法从周围获得足够支援的情况下，育有年幼孩子的家长，尤其是孩子的母亲，容易产生育儿孤立感和疲劳感，甚至导致神经衰弱、虐待儿童等情况的发生。

在社会育儿支援体系尚不完备、育儿的机会费用上升（随着女性学历水平的不断提高，其自身因结婚、育儿等因素的影响而可能错过更多的机会，失去更多的利益）等情况下，很多日本女性不得不选择晚婚甚至独身，少生或者不生孩子，以此换取自身社会价值的实现。来自日本的调查结果显示，生育第一个子女的日本职业女性中，有67%的人在生产半年后放弃工作；原本有固定工作岗位的女性在因生产而离职1年半以后，只有60%的人在育儿的同时兼做临时工。这些充分反映出日本女性难以兼顾工作与育儿的现状。〔4〕生产、育儿与工作的双重压力不仅成为阻碍女性自立、影响其个人发展的重要因素，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育儿家庭的经济收入，导致人们对结婚、生育采取消极态度，出现了女性就业率增加而少子化程度加剧的恶性循环。

3．与育儿有关的家庭经济负担沉重

有关调查显示，在日本28～56岁家长的家庭经济支出中，约有32%的花费用于育儿，而其中教育费用又占了38%。假如不考虑物价变化的影响，如果从幼儿园到大学一直就读于公立机构，孩子读书所需的费用约为1147万日元；假如只有小学就读于公立学校，其他均就读于私立机构，那孩子读书所需的费用则为1817万日元左右。〔5〕沉重的经济负担使得日本大多数育儿父母感到生活艰难，影响了继续生育的积极性。

4．男性分担育儿工作较少

不仅“男工作、女守家”的固有观念和传统性别角色分工依然存在，而且长期以来整个日本都有一种“职场比家庭优先”的社会氛围。从25～49岁家长的工作时间看，除了近50%的女性每周工作40小时以上，做家务的时间远远多于男性外，超过40%的男性每周工作49小时以上，20%的男性每周工作60小时以上。〔6〕过长的劳动时间阻碍了男性在育儿上的时间分配。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育儿父亲的育儿时间明显不足。如果男性无法很好地担负起身为父亲的育儿职责，不仅会影响家庭育儿快乐体验的获得，而且也因无法将育儿的喜悦传递给子女，可能会对子女的生育态度产生影响。

二、育儿支援政策的推进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以少子化问题为契机，对育儿和保育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加大了育儿的社会支援力度，并根据有关政策的具体实施情况不断加以完善。其中颇具代表性的《天使计划》系列政策可以较好地呈现日本育儿支援政策的层层推进。

（一）天使计划

《天使计划》于1994年12月颁布，该计划是贯彻实施《关于今后育儿支援的基本方向》的综合性国家育儿支援政策。《天使计划》与日本90年代推行的高龄者福利政策和残障者政策一起，被称作三项重要的国家福利政策。

虽然制定《天使计划》的目的是为了“构筑能够感受到育儿快乐的社会”，但其保障儿童权利的意识比较淡薄，而作为“生育奖励对策”的特征却很鲜明。〔7〕 《天使计划》包括7个项目：（1）改善雇佣环境以使工作与育儿并存；（2）提供多样化的保育服务；（3）稳定母子保健医疗体制，使女性能够安心生育子女；（4）改善住宅和生活环境；（5）改善学校教育环境，充实校外活动与家庭教育；（6）减轻育儿经济负担；（7）改善育儿支援基础。

以《天使计划》为依据，1995年日本政府还制定了《紧急保育对策5年计划》，要求在该计划实施的5年时间里增加保育所接收低龄幼儿的人数，从45万人增至60万人；增加多功能保育所，从零起步，增至1500所；增加全日制保育服务机构，从2230所增至7000所；增加临时性保育服务机构，从450所增至3000所；增加地域性育儿支援中心，从236所增至3000所；增加放学后儿童俱乐部，从4529所增至9000所，为放学后儿童提供保教服务；增加婴幼儿健康支援日间服务福利机构，从30所增至500所。然而，由于《天使计划》中由国库拨给地方辅助资金的政策缺乏法律依据，而且没有硬性规定地方政府有完成《紧急保育对策5年计划》的义务，因此，该计划的目标完成率较低。到1999年止，日本政府实际只完成了“多功能保育所”、“全日制保育服务机构”和“放学后儿童俱乐部”几项目标。

（二）新天使计划

在《紧急保育对策5年计划》结束后，日本政府根据少子化社会现状继续制定新的国家政策，这就是所谓的《新天使计划》，即于1999年12月拟订的《关于应重点推进的少子化对策的具体实施计划》。该政策仍未对辅助资金事宜作出根本性的法律修正，只是在《天使计划》的基础上新增了21项工作项目。《新天使计划》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日本政府提出要转变固有的性别角色分工以及工作优先的企业风气等。该计划以扩充保育所功能的有关政策为核心，在改善社会育儿支援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实质性进展。〔8〕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天使计划》和《新天使计划》中关于改善住宅环境、缩短劳动时间、消除性别角色的实质性分工等方面的内容还没有取得实效，这主要是由于政府财政预算少、地方政府的行动计划不充分等原因造成的。

（三）新新天使计划

1．少子化对策+1

《新天使计划》实施两年后，根据日本有关部门对未来人口的预测，日本政府于2002年9月发表了《少子化对策+1――关于进一步充实少子化对策的提案》。该提案对迄今为止少子化对策的不足之处作了反省，首次从政府角度寻找实质性的问题解决框架，并以此作为今后政策制定的重要出发点。与以往不同的是，该文件强调少子化对策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仅靠“少子化支援政策”就能实现的，而是与包括劳动政策、家族政策在内的整个社会经济体制有关，与下一代的发展紧密相关。该提案首次在行政用语上使用了“下一代培育支援”这一新的提法。〔9〕《少子化对策+1》强调要“重新评价包括男性在内的工作方式”。作为推行“工作与育儿并存”的一个具体目标，为了改善2002年仅有0.33%的男性和64%的女性享有育儿休业权利的现状，该政策提出要保证10%的男性和80%的女性享有育儿休业权利。

2．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

出于对未来的忧虑，日本政府开始以法律为依据大力推进育儿支援政策。2003年7月确立的《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以及《下一代培育支援对策推进法》促使《少子化对策+1》的内容得以法制化。

《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明确提出提高“国民生育率”的基本理念和国家战略。该基本法指出，日本目前的少子化现状处于“前所未有的形势”，“固然结婚、生育取决于个人” ，但是实现“生养孩子的人能够切实感到骄傲和快乐的社会”也应该成为日本政府的努力目标。《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确定了国家和自治体有制定并实施少子化对策的义务，企业有协助实施的义务；规定了国民的义务；增加了支援不孕治疗等个人辅助支援领域的内容；大力推行“改善雇佣环境”、“充实保育服务”等育儿支援基本政策。

3．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

2004年6月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该大纲提出了改变少子化进程的三个视点，即改变年轻人难以自立的状况；减轻育儿的不安与负担，改变工作优先的社会风气；转变思想，着重强调传承生命与构建家庭的重要性，建设育儿支援与赡养老人兼顾的社会。自此，日本的社会育儿支援政策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其成效如何，人们正拭目以待。

三、相似家庭育儿状况下的思考

我国的家庭育儿状况与日本有不少相似之处，如随着家庭结构的缩小，育儿父母可从家庭内部其他成员处获得的育儿支持相应减少；现代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对个人价值的注重，以及婚姻家庭观的变化等，使传统的婚姻制度受到挑战，导致家庭抚育子女的功能日益淡化、削弱；很多职业女性承受着来自劳动力市场的激烈竞争和家庭育儿的繁重负担，而现有的社会支援体系尚不能满足家长多样化的育儿需求等。因此，尽管日本育儿支援政策的一大出发点是遏制少子化现状的加剧，消除少子化问题对国民经济等带来的一系列不利影响，但仅从勾画男女平等的社会蓝图、平衡父母工作与育儿的压力以及为儿童的健康成长创造更有利的环境角度看，日本育儿支援政策的制定、实施与推进会给我国带来一定的启示。

首先，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政府在儿童养育方面承担的责任。随着现代家庭的小型化、多元化发展以及女性就业率的提高，过去主要由家庭承担的育儿责任开始受到挑战，从国家角度制定全面、有效的育儿支援政策已成为社会福利和国家发达程度的重要体现。

其次，应从“关爱女性、关爱家庭、关爱儿童”的角度出发，创设积极支持育儿的社会环境。妇女问题不仅涉及妇女自身，还与经济全球化、企业国际化、现代子女教育、社会性别教育等有相当紧密的关系。〔10〕育儿的社会价值应得到全社会的承认与尊重，社会成员应该共同采取措施，帮助家长更好地担负起为人父母的育儿职责，为儿童的健康成长创造更有利的环境。

第三，应重视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调整和完善。只有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才能使育儿支援政策的目标落到实处。

第四，应加强各方面力量的协调配合，满足多样化的育儿支援需要。只有联合并协调各方面力量，形成全社会育儿支援的合力，多层次、多角度地构建育儿支援网络体系，才能更好地适应并满足多样化的社会育儿需要。

与日本相比，目前我国的家庭育儿社会支援问题尚未受到足够重视，但我们相信，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和国际化趋势的不断加强，它必将越来越为人关注，成为时展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李光廷. 不可逆潮流下的少子化对策――日本

与瑞典的比较〔C〕∥台湾人口学会. 二十一世纪的台湾人口发展:趋势与挑战，2005:1-29.

〔2〕胡澎.日本在鼓励生育与促进妇女就业上的政策

与措施〔EB/OL〕. 〔2004-11-02〕. ijs.省略.

〔3〕〔4〕〔5〕〔6〕日本内阁. 少子化社会白皮书〔M〕. 东京:行政株式会社,1994：15-47.

〔7〕〔8〕〔9〕龟谷和史.日本的保育和幼儿教育制度的

现状与问题及育儿支援政策的动向与课题〔C〕∥比较国

际幼儿教育研究会.东亚次世代培育支援政策与幼儿教育改革，2005:1-10.

〔10〕多哈国际家庭大会情况介绍〔EB/OL〕. 〔2004-11-29〕.省略.

On the Supportive Policy of Bringing Up Children in Japan and the Inspirations

Wang Xin

(Preschool Education Branch of Jiangsu Educational College, Nanjing, 210004)

少子高龄化的原因范文第4篇

关键词：啃老族 高龄化社会 日本啃老族 啃老族对策

一.日本“啃老族”现象的现状

“啃老族”中低学历较多，根据劳动政策研究・研修机构的调查可知，15～34岁的年轻人中，初中毕业男生的9.8%，女生的8.6%成为了“啃老族”。与高中毕业男生的3.6%，女生的2.3%，大学・研究生毕业男生的1.3%，女生的1.3%这个比例相比，初中毕业和高中中途退学的人成为“啃老族”的比例更大。由数据可知，学历越高，面对生活和将来的自信及热情越高。相反的初中毕业以及高中中途毕业的人负担生活的能力和热情较为低下，并且作为成年人的责任感也尚未完善，所以容易成为“啃老族”。

成为“啃老族”的年轻人的家庭经济状况各不相同。“你的家庭生活水平”中，“一般”占47.1%，“稍贫困”占28.0%，“稍富裕”占10.8%，“非常贫苦”占8.9%，“富裕”占3.3%。根据调查结果可知，成为“啃老族”与家庭富裕与否并无直接关系，。但是，家庭教育对价值观世界观等的养成都有很重要的影响，所以也并非与家庭环境完全没有关系。无论富裕还是贫穷，积极的家庭教育是保证年轻人心理健康的要素。

二.日本的对策

2.1政府方面的对策

日本全社会都关注着“啃老族”现象，政府倾尽全力加以改善。实施了校内的职场体验，工作讨论，年轻人工作角，试雇用等，各种各样的对策。例如，经济产业省策划了“地域自律，民间活用型职业教育项目”，让孩子们通过在课堂上体验企业的职场环境，感受劳动的意义和乐趣。这个项目持续了3年，并且广泛蔓延到全国，约200所学校的中小学生，近3万人在模范事业中切实体验了工作的乐趣。

通过这种活动，向学生传递劳动的意义和乐趣，对于未来“啃老族”的减少也有一些积极的效果。

2.2民间方面的对策

除了政府方面的行动，日本的地方自治体npo法人（公益法人团体）也推出了相应的对策。例如：福井县成立了“啃老族”研究团体，作为2005年的县厅内风险事业的其中之一，进行提议。新县在2005年4月成立了“啃老族实态调查研究会”，由学者，教育界，产业界等的相关人员构成。

在日本，政府和民间都对逐渐扩大的啃老族现象提出一些对策。就业体验的政策由于政府强大的号召力，而得以成功。对于畏惧职场的年轻人起到很大作用。对策的事实大幅度地缓解了“啃老族”的增多。毕业生接受了训练，对职场持有信心，并且激发了对职场的热情。而民间方面的对策能够切实地深入到人民地生活中。民间团体比政府更加了解啃老族现象的发展和对策的效果，可以从啃老族的心理及生活等多方面给予帮助。民间团体的力量也是必不可少的。可以说通过日本社会多年的努力，日本的啃老族现象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

3.日本的经验和启示

3.1提高对啃老族现象的重视

啃老现象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共同的难题。日本等国家也一直不懈地寻找对策。也在发展中国家的中国，随着30年的改革开放，国力得到快速的发展，整个社会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从1983年开始“独生子女政策”在中国开始推行。从控制10亿左右的人口的增长速度来看，独生子女政策的实行非常有帮助。但是，人口的急刹车，人口结构的变化，年轻一代劳动人口不足的问题也变得越来越严重。根据2010年的数据显示，和日本相比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并不逊色，很多二线、三线城市已经进入高龄化社会了。中国2010年的国势调查显示，60岁以上的人口的比例为13.26%，比2005年的数据提高了2.93个百分点。不仅如此，随着家庭的少子化，家庭的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4人的祖父祖母和2人的父母和孩子一个人，即所谓4-2-1结构家庭中，所有的爱与关心集中的唯一的孩子也情有可原了。虽然啃老族在中国还没有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今后中国的啃老族的现象有很大可能会和日本一样成为社会问题。

因此，对中国啃老族现象应该防患于未然。但是，中国对啃老族现象的重视还明显不足。首先，政府方面的统计数据几乎没有。日本的劳动省（相当于中国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每年的宣传中都包含着对啃老族问题的说明和调查。为了防止啃老族现象的恶化，还设立了许多民间团体。这些在现在的中国也还完全不存在。对啃老族问题的重视越早，越可以对症施治及早开展对啃老族现象的对应措施。

3.2家庭和社会共同采取对策防止啃老族现象的恶化。

通过对日本经验的分析，中国可以采取以下对策从家庭和社会这两个方面的防止啃老族现象的恶化。

首先是家庭教育。如前文所述，啃老族的成因之一是对劳动热情的不足。如何提高孩子的劳动热情？最重要的还是在独生子女家庭给孩子足够的爱的同时，还有培养孩子基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年轻人的劳动意识和自立精神，最重要的还是要养成子女的社会责任感。

其次是社会教育。全社会的啃老族对策需要政府和民众共同协力。具体来说，政府可以从以下方面开展努力。

第一，负责就业问题的部门应该开展对啃老族数量的统计，并且专门安排预算。尤其不能遗漏的是像日本一样统计啃老族人数的地区分布和啃老族的平均年龄等基础性的指标，通过数据的积累，可以有助于度啃老族的现状充分掌握，这是下一部队啃老族线箱进行研究和控制的基础。

第二，对啃老族实施免费的心理指导。啃老族的劳动热情非常脆弱。再加上啃老族疏远整个社会以及人际交往，他们的劳动技能和社交技能等普通的社会人相比也相当不足，这会让他们回到社会时感受到压力。这就需要对这些人进行专业的心理辅导，来帮助他们回到社会，为社会做贡献。

第三，通过学校教育减少啃老族。学校方面能做的首先是唤起学生的劳动热情。在中小学校，通过若者自立塾这种集体生活的设施，让孩子们体验职场生活。学生被认为是未来国家的主人。在变成啃老族之前，通过这样的集体劳动，向学生们传递劳动的乐趣和意义以及正确的就业观，对学生的成长非常有利。

第四，设立民间团体，帮助啃老族。

作为日本社会的一个特征，政府以外，民间团体，法律允许的非营利活动法人（npo）这样的组织对社会的稳定非常有利。这是因为民间团体可以打入人民生活内部，解决国家方面触及不到的问题。但是，中国到现在为止尚未有民间啃老族研究团体。相关法律尚不健全，预算等问题都成为了没有民间研究团体的理由，但是为了抑制未来的啃老族现象的发生，民间团体是不可或缺的。

结论

日本社会全体多年被啃老族这一社会问题所困扰。对于啃老族现象，日本从未间断研究对策，实施对策。由于啃老族的大幅度扩张，加速了日本少子高龄化，社会劳动力日益低下，日本社会全体的状态逐渐恶化。确实，随着国家的高速发展，国民的生活逐渐富裕起来，所以人们逐渐沉迷于悠哉享乐的生活。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民精神的充实没有达到平衡。日本这种发达国家和中国哦这种发展中国家都逃不过啃老族现象的威胁。日本政府和民间都注视着啃老族群体。为了解决啃老族问题，全日本社会倾尽全力。虽然有效果，但是浪费在此的时间和资源对日本来说无疑也是一种损失。所有，为了不让中国步入日本的后尘，从现在开始就要探讨防范措施。

啃老族问题并非年轻人个人的问题。尤其是实施了独生子女政策的中国社会中，家庭和社会都有一定的责任。从日本的经验来看，设置就业体验机制，唤起年轻人的劳动热情无疑是一个好方法。但是，这个方法是否适合中国的情况还有待考证。家庭方面，首先要让家长们认识到啃老族问题的严峻性，通过正确的家庭教育，为孩子营造一个对身心健康的成长环境。

参考文献

[1]李明月.中国“啃老族”价值观研究[D].内蒙古科技大学，2012.

[2]黄秀琴.我国大学毕业生“啃老族”现象分析[D].广州大学，2012.

[3]游利.中日“啃老族”现状和对策之比较[J].文学界（理论版），2012，08：349+351.

[4]蒋丰.日本也有“啃老族”[N].人民日报，2011-02-24018.

[5]张瑶.中日“啃老族”现象之比较[J].现代经济信息，2010，16：212+220.

少子高龄化的原因范文第5篇

一句话不和就吵了起来，继而大打出手，相互扯破对方的衣服扭打成一团。不仅在场的同事劝架不成，就连闻声而来的上司也遭到谩骂。这一幕闹剧发生在日本山形县天童市政府，演员是两名年过四旬、存在个人恩怨的女同事。8月中旬，天童市以扰乱办公室风纪为由，向当事人下达了停职六个月的惩戒处分决定。

在许多外国人看来，日本职场女性仪表文静典雅，举止恭顺沉稳。如今，淑静贤惠的“大和抚子”突然变成凶恶的“虎狼女”，难免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探究个中原因，恐怕还要从日本女子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追根溯源。众所周知，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普遍不高。日本传统家族制度下的女性“三界无家”：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这一情形直到“二战”后日本新制定的法律增加了保护女性权益的内容才有所改变。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后，劳动力资源稀缺的情况日益显现。这时，日本女性在各行各业崭露头角。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崩溃，为生计所迫，日本女性更是不得不像男人一样在职场打拼。如今日本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大大提高，并在各行各业中证明了自身的价值，但是“男尊女卑”的状况并未发生根本转变。首先，与日本男人下班后可以三五成群去居酒屋喝到半夜再醉醺醺回家不同，她们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还要顾家。其次，日本的企业文化对女性的重视很不够。相比世界500强企业中女性高管通常占13.5%，日本上市公司的这一比例仅略高于1%。尽管97%的日本企业承认“积极起用女性很重要”，但鲜有企业提拔女性到高层管理职位，人数最多的科长级女性也仅占5%左右。众多日本职业女性为工作和家庭付出无数，却得不到关心和回报，必然心存不满。

日本总务省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3月底，日本总人口为1.26亿人，较去年减少26万人，减幅为0.21%，为1968年该项调查开展以来的历史最高纪录。在日本“高龄少子化”趋势日益加重的未来，除了引进外国劳动力，推进本国女性就业不失为重振日本经济的主要途径。但另一组关于毕业生就业率有所提高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7月，2013年3月毕业的日本大学本科及研究生就业签约率为58%。然而，男女生就业签约率严重不平衡，文理科男生就业率均明显高于女生。可见，女性在职场上仍处于劣势。

未来，日本社会若想真正发挥女性的作用，就不能只将女性作为劳动力而不顾及她们的职业发展，也不能忽视对职场女性的心理关怀和帮助，否则，类似在天童市政府发生的那一幕，想必还会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