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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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含义范文第1篇
一、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应处理好的六个关系
“政治经济学必须发展，任何科学的理论都是时代的产物，政治经济学也不例外”，“科学的理论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在于它能够反映实践和时代的要求，随实践和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只有能够不断从实际出发，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才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需要立足于新经济带来的现代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的基本特征，使政治经济学能够与时俱进，增强政治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追求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因此，在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六个方面的关系：
(一)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实现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要研究市场经济问题，但在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中政治经济学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的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而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及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要以市场经济为中心，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重视经济运行分析。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以经济学为主体，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份，“借鉴西方经济学从资源配置角度研究生产方式”，实现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互补，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生命力和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
(二)处理好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在一定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从经济改革的角度讲，在理论的号召和指导下，可以使人们更加清楚改革的目的，形成“改革共识”，增强人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推动改革的深入进行。尽管30年来，中国改革的实践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国的改革理论仍处于滞后状态。为促进改革理论的发展，应在对实际应用性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把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与改革理论的创新结合起来。一是提升改革理论研究水平，不断加强对基础理论的研究，建立改革理论的创新激励机制，提高人们对基础理论的研究积极性。二是处理好改革与实践的关系，一方面要善于从改革的实践中及时地总结、提升改革理论；另一方面要善于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并通过实践验证和修正理论。
(三)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可以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这两种方法，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应是统一的，相互补充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本前提，没有定性的定量是一种盲目的、毫无价值的定量；定量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定性更加科学、准确，它可以促使定性分析得出广泛而深入的结论。从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定量分析占据主导地位，忽视了定性分析，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失去了思想性。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中要处理好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关系，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创新。
(四)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关系。改革开放之前，传统政治经济学居于中国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传统政治经济学与改革开放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相脱节，其解释和预测能力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衰落’了”。因此需要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而在理论创新中需要吸收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的思想。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首先要处理好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借鉴和吸收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其次，要处理好与经济史学的关系，从经济学说史中吸取养分，继承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先进成分。同时从经济史的演化过程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特别是要从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事实中总结提炼经济思想，以推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发展。最后，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的关系，通过与经济社会学、经济哲学、经济伦理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的交叉融合，提高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目前经济学的学科划分太细，肢解了整体性，在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关系的过程中，要加强与其他分支学科的紧密联系。
(五)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历史学科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家托宾指出经济学走到极致，将无限地接近于历史学，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从史学中吸取养分，提高其创新力。二是处理好经济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需要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和价值主张对政治经济学而言显得尤为重要，而政治经济学的争端也往往归结为价值论的争论，“任何纯理智的作用都不能决定关于最后价值的判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需要处理好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在与哲学的交叉中获得正确的价值判断，建立政治经济学的伦理基础。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心理学与经济学互涉的历史发轫于近代英国经验主义哲学，随后经历了一个从相互分离到再度结合的过程。随着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学自身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张，从而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日益增多的交叠。所以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创新过程中，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心理学的关系。
(六)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创新过程中，不仅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而且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一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关系。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与数量关系的科学。其最鲜明的特性是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和广泛的应用性。经济学与数学之间的结合开始于边际主义，数理方式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志，数理方法的运用不仅为经济学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过数理的方法还可以发现规律，使经济学具有科学的形式。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二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物理学的关系。经济学很早就从物理学中吸取思想方法，经济学中所使用的机制、均衡、熵定律都是来自物理学，尽管经济学不能和物理学一样进行试验，但是其研究方法对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需要处理好和物理学的关系。三是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在经济学说史上，经济学从社会生物学的发展中获得大量好处，追究经济学与生物学的相互关联，就会发现两者一直都是相互影响的。美国旧制度经济学家将生物学上的演化引入经济学，提出了制度演化的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马歇尔将生物学上的达尔文进化论引入经济学，强调经济的“连续原则”，笃信自然不能飞跃的格言，肯定经济世界是不断变化和缓慢成长的。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过程中，也需要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生物学的关系。
二、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要突出八个创新
新时期推进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在坚持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传承，尤其是对政治经济学继承的基础上，要突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八个创新。(一)形成新概念。概念、范畴体系是区分理论范式的两个最重要标准，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形成新的概念和范畴体系，需要从现实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将其增补进来，以使政治经济学具有更强的时代特色。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需要以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主体，吸收各种经济学流派的科学成份，建立新的概念：一是要推动政治经济学学科本身的概念创新。结合变化了的新形势和时代的新特点，赋予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新的内涵，把它的性质界定为：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的学科。“特别是在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剥削等问题上要有创新发展，从而提高经济学的科学性”。二是引进新概念。如，“科学发展观”、“利益和谐”、“现代财富观”、“民营经济”、“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幸福指数”、“和谐社会”、“发展方式转变”、“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等，增强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
(二)拓宽新范围。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主体，吸收各个流派的科学观点，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解释范围。从时间看，理论阐述不只是从马克思理论讲起，而是向前延伸一些，如，在讲劳动价值论时，要反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观，使人们从历史演化的角度认识劳动价值论。从空间上来看，在分析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基本理论时，既分析资本主义，又分析社会主义，同时重点结合中国的现实。
(三)建立新范式。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的新范式就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态：一是要反映现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又要反映每一个理论形成的历史、重大事件，还要阐述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既体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深刻性，同时又体现历史的厚重感。二是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新范式。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化的发展使世界现代化进程进入二次现代化过程，社会也由传统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需要从变化了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础出发建立新范式。
(四)确立新对象。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术界一致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而且政治经济学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它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进行研究。在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论证的基础上，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而且要研究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其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的关系及其运行机制；任务是探讨人类社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及其关系的一般规律。
(五)明确新主线。公平与效率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创新要围绕调整宏观经济的公平与效率关系、实现社会和谐这一主线。围绕这一主线抓住以下三个核心：一是在宏观上以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宏观结构平衡、价值平衡及其调节，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二是在微观上以处理好企业利润最大化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为核心，通过强调效率，在微观上促进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又通过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实现社会的公平。三是在资源配置上以处理好效率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为核心，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又实现和谐发展，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以促进和谐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实现。
(六)构建新体系。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全新体系。在理论体系上，继承传统，立足现实，突破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实现政治经济学的转型，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新体系。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结构和理论的逻辑自洽性，理论体系应分为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生产理论、交换理论、分配理论、消费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经济全球化理论等。每部分按历史顺序，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思想逻辑，分为一般理论、资本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理论，最后具体到中国的现实。
(七)增加新内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变化了的世界经济新形势和新的时代特点，在内容上进行创新：一是根据情况变化，在角度上和内容上进行创新，如，将“对外开放理论”改为“经济全球化理论”，主要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二是总结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30年来的经验，把新理念、新现象和新问题加进去，增强政治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
(八)归纳新观点。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系统梳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归纳出新的观点。如，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分类及目标、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构成、经济全球化中的两种趋势等。既使传统理论得以继承，又使各家观点得以展现。
三、新时期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
政治经济学学科创新要在其逻辑自洽性的基础上，紧紧抓住体系创新这一主线，以与时俱进为基本原则，以突破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苏联范式和实现政治经济学教材的转型为目标，针对当前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两分法的局限性，借鉴政治经济学史上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三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以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优秀传统，以生产关系的四分法(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为指导，建立由七大部分构成的理论新体系。
(一)生产方式与基本经济制度。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首先研究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最后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垄断资本主义到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演变，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改革。
(二)生产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生产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在生产的一般理论中，研究生产要素与生产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资本、技术，生产的组织以及生产规模与再生产理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面，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在社会主义生产的研究中，研究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的生产要素、社会主义的生产效益、社会主义的再生产、社会主义生产组织、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农村的经济组织与中介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协调发展。
(三)交换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交换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交换和社会主义的交换。在交换的一般理论中，研究分工与交换、商品、货币、市场及市场体系和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在资本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资本主义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竞争机制、资本循环与周转以及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社会主义的交换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四)分配理论。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在收入分配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分配的双重含义及其相互关系、收入分配及其机制、初次分配及其决定、再分配及其调节、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及其实现；在资本主义的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形式(包括工资、利润、利息、地租以及资本主义的其他分配方式)、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调节；在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性质与特征、社会主义的收入分配形式、社会主义再分配及其调节、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
(五)消费理论。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消费的一般理论，再研究资本主义的消费和社会主义的消费。在消费的一般理论中，主要研究消费的双重含义及相互关系、消费及其决定因素、消费结构与模式、消费的变化趋势、消费与社会福利的增长；在资本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资本主义消费的性质与特点，资本主义的消费结构与方式、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制度；在社会主义的消费中，主要研究社会主义消费的作用与幸福指数、社会主义消费的结构及方式转变、社会主义的消费模式及合理化。
政治经济学的含义范文第2篇
【关 键 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前序范畴；后序范畴；公有价值；理论体系。
【作者简介】曹 建（1957-2009），生前系中国土地制度史专家，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成人教育学刊》编辑部编辑、东方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资深编辑。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问题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极为重要的问题。几十年来，学术界对此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成果丰硕，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形成共识。本文的任务是努力以基本原理为指导，对这些成果进行比较研究，力求对各家各派做出科学评价，求得共识。
（一）
矛盾特殊性原理告诉我们，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经济的基本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基本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其核心问题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指出：“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1]进一步说，事物的实质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后，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成为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这一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具体表现。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生产社会化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要求废除封建私有制，确立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资本主义社会确立以后，资本主义私有制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由此决定该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决定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是生产剩余价值。也就是说，由资本主义私有制成为取得支配的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决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资本对雇佣劳动，即资本家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和剥削关系，它集中体现为资本家无偿占有雇佣工人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经济关系。而这一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则是资本增殖，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和生产目的是生产剩余价值。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这种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性动机。”[2]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目的和决定性动机，是资本主义社会全部经济活动赖以运行的轴心。马克思正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是生产剩余价值，并以剩余价值为核心，构建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的规律，揭示了其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历史轨迹和必然命运。所以说，剩余价值范畴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核心范畴。
由此可见，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由一定社会经济关系中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所决定，是揭示社会生产的实质和生产目的，反映了一定社会生产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的基本经济范畴；并且是对整个社会经济规律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的基本经济规律的科学规定和在此基础上所确立的科学范畴。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范畴体系中，核心范畴是一个纲，纲举才能目张。因而，在社会经济关系的矛盾运动的系统或过程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有其一系列存在条件（或者说前提条件）和运动条件（或者说实现条件）。因此，以核心范畴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中，必然有一系列范畴相互结合起来，以揭示其矛盾运动。我们把关于处于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的存在条件、前提条件的理性认识，称为前序范畴；把处于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的运动条件、实现条件的理性认识，称为后序范畴。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由以核心范畴为中心的一系列范畴（前序范畴、后序范畴）互相联系、互相结合而构成的范畴体系。
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它决定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因而是决定着资本主义生产实质和生产目的的规律，并且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也必然决定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因而是决定着社会主义生产实质和生产目的的规律，并且在整个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体系中起主导作用。因此，直接体现着一定社会生产实质和生产目的，并且直接揭示一定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的范畴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确立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标准，有两个标准：直接体现一定社会生产实质和生产目的，并直接揭示一定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是核心范畴的客观标准；准确的语词表示是确立核心范畴的主观标准。是否符合这两个主客观标准，是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问题研究的成果是否科学的基本依据。本文就依据上述标准对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问题研究的成果进行比较和述评，并以核心范畴为中心，以一系列范畴（前序范畴、后序范畴）为，初步构建一个互相联系、互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体系。
（二）
在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即“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3]。这无疑是斯大林的重大理论功绩。然而，中国学术界有的先生指出：斯大林“没有提出一个中心范畴来概括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中心内容”[4]。这“是关于社会主义产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并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机计划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5]。我们同意上述评价。然而斯大林在理论上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发展道路。
下面，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文献，对中国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问题的研究成果分为五类进行评述。
第一类：关于“公共必要价值”“净产值（净产品）”“公共价值（社会价值）”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观点。这类观点认为，“公共必要价值”“净产值（净产品）”“公共价值（社会价值）”相当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商品价值中的剩余价值部分，即C+V+M中的M部分。我们原则地同意这一观点。
早在1961年，卓炯先生提出了“公共必要价值”范畴。他提出：“一个社会主义的商品价值构成的公式：W=生产资料价值的补偿部分+个人必要价值+公共必要价值。”“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矛盾，就是个人必要价值和公共必要价值的矛盾。”“公共必要价值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因为它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有劳动人民掌握了公共必要价值规律，才能不断再生产、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6]卓炯在中国经济理论界首次提出“公共必要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这是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的。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卓炯先生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他没有沿着上述思路做进一步的研究。他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存在剩余价值”“出路只有一条，承认剩余价值。”[7]“社会主义扩大商品生产的目的，也有二重含义，一是作为扩大商品生产，追求剩余价值，二是作为社会主义特征为社会追求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转化为公共必要价值。”[8]这一观点我们是不同意的。
宋涛先生提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范畴是净产品。” [9]以后，他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经济的两个基本经济范畴是资金和净产值。”[10]“社会主义企业职工的劳动，是为自己和为社会的劳动，他们在劳动过程中创造的新价值为自己和企业及社会主义国家所占有，所以，对为企业及社会主义国家所占有的这部分价值，我认为应叫做净产值，我所以叫这部分价值为净产值，是因为它是职工超过企业成本所创造的为公共占有的价值。”[11]宋涛先生的理论贡献是，明确提出了“净产值”相当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商品价值中的剩余价值部分，即C+V+M中的M部分，即社会主义社会的企业职工所创造的超过企业成本而为公共占有的价值，而且比“净产品”更充分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经济性质。这是宋涛先生作为老一代经济学家的杰出与可贵之处。但是，我们不能同意宋涛先生把资金和净产值并列为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经济的两个基本经济范畴。我们认为，同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核心范畴只能是一个范畴，即剩余价值范畴一样，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也只能是一个范畴。此外，净产值范畴在语词表示上虽然体现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一形式特征，但没有充分表达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
刘永佶先生提出：“社会主义经济矛盾的本质规定，就是社会价值，它是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本质规定的剩余价值的转化，也是规定社会主义经济矛盾系统的概念体系的核心。”[12]以后，他把“社会价值”改称为“公共价值”，提出“新价值按劳动者所付出劳动的质和量分配其生活资料；新价值中其余部分为公共价值，即个人劳动创造，但用于公共的生产资料与公益事业、社会保障的价值。”[13]在这里，他提出了社会价值或公共价值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概念，并且也把社会价值或公共价值看作是相当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商品价值中的剩余价值部分，即C+V+M中的M部分，这是我们所同意的，但是，他没有明确表述社会价值或公共价值直接体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反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这一重要理论规定，却提出用“提高人的素质技能”来规定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观点[14]。我们不能同意之。
第二类：关于“必要价值”“社会必要产品”等范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观点。
王珏先生提出，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即必要价值分割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工资，即劳动者的个人劳动收入，用以维持劳动者的生活和满足他自身发展的需要。这部分价值称为“个人必要价值”，创造这部分价值的劳动称为“个人必要劳动”；另一部分表现为劳动者的国家和企业的收入，被用于社会扩大再生产和发展公共福利。这部分价值称为“社会必要价值”，创造这部分价值的劳动称为“社会必要劳动”。对于社会主义劳动者来说，这两部分同样是必要的，他的全部劳动都是必要劳动，他所创造的全部新价值都是必要价值。必要劳动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范畴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15]。必要价值规律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16]。“必要价值”是体现社会主义经济运动“轴心”的中心范畴[17]。
雍文远先生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所进行的劳动也要分为个人必要劳动和公共必要劳动两个部分。个人必要劳动构成劳动者的个人收入，这部分劳动产品，称为个人必要产品；公共必要劳动构成社会基金，这部分劳动产品，称为公共必要产品。个人必要产品与公共必要产品之和称为社会必要产品[18]。与之相应，直接生产者在劳动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新价值，对劳动者来说都是必要的。全部新创造的价值，称为“社会必要产品价值”。“社会必要产品价值也要相应分为个人必要产品价值（V）和公共必要产品价值（M）”[19]。“为满足社会及其成员日益增长的需要而生产尽可能多的社会必要产品，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20]。“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可简称为‘社会必要产品规律’”[21]。“社会必要产品”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经济范畴[22]。
巫继学先生提出：“自主劳动者付出的全部劳动归结为必要劳动。”“必要劳动又有其内部划分。”“劳动者直接为个人付出的必要劳动可称为个人必要劳动；劳动者为公共集体付出的必要劳动可称为公共必要劳动。”“与此相应，必要劳动在产品上表现为个人必要产品和公共必要产品；在价值上表现为个人必要价值v和公共必要价值m。”[23]这两部分价值之和即必要价值（V+M），“在量上，它是全部产品价值减去转移的旧价值而余下的增加的新价值”“新增价值，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客观目的”。“进一步的结论是，自主劳动从量上说整个地表现为必要劳动，作为社会主义客观生产目的的新增价值也就全部表现为必要价值”[24]。“必要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的基本经济规律[25]。
马仁典先生提出了“公本价值产品”范畴，即“社会公本总产品扣除用以补偿耗费掉的生产资料后的公本新创产品，其价值形态是公本价值产品”。公本价值产品包括两部分：“即个人价值和公共价值”[26]。“满足劳动者个人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叫做个人价值”“由社会公共占有的、超过其个人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以上的价值”叫做公共价值。“个人价值与公共价值之和”“即公本价值产品。公本价值产品乃是社会主义公本阶段的社会生产目的”[27]。“公本价值产品规律是社会主义公本阶段的基本经济规律”[28]。
以上观点有两个共同特征：第一，认为他们所提出的“必要价值”“社会必要产品（社会必要产品价值）”“必要劳动（必要价值）”“公本价值产品”都直接体现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直接反映和规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这与我们关于确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的客观标准是一致的；第二，这些范畴，都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价值产品”范畴，即V+M。这是他们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在性质和量上的基本规定。这个观点我们是不能同意的。我们认为，应当以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商品价值中的剩余价值部分，即C+V+M中的M部分的新价值来规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性质、内容和量的界限。我们将在本文第三部分详尽论述之。
第三类：关于“使用价值”“资金”“公本”“自主劳动”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观点。
有些先生认为：“只有使用价值才能表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不同意采用价值范畴。”[29]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共同体商品经济，其生产目的必然采取价值形式来表示；同样，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也应当用价值形式来表示。因此，我们不同意这一观点。
陈典模、刘锦棠先生提出：“资金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体范畴。”“资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类似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30]宋涛先生认为，资金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价值形态”[31]。
马仁典先生提出：“社会主义公本阶段的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能够科学地反映这一经济实际的基本范畴就是公本。”[32]关于公本的定义，他认为：“公本是能够带来公共价值的价值。”[33]
巫继学先生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从属劳动的雇佣劳动转化为自主劳动。”[34]“自主劳动是社会主义财富的普遍形式。”[35]“自主劳动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范畴。”[36]“它的地位相当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范畴──资本。”[37]
我们认为，上述观点没有揭示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和生产目的，没有揭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因此，不符合我们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的客观标准，是我们所不能认同的。
第四类：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存在剩余价值范畴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初，卓炯先生提出了“社会主义剩余价值范畴”[38]。逄锦聚等先生提出：“剩余价值是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剩余劳动必然要表现为剩余价值。”[39]我们不同意上述观点。我们认为，剩余价值范畴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剥削关系的特殊经济范畴，只有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劳动力成为商品，从而工人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因此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才表现为剩余价值。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已经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包括劳动者个人的需要。劳动者的劳动不再划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因此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也不再是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由此可见，剩余价值是标志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和剥削关系的范畴，不是反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的经济范畴，也绝不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
第五类：关于公有价值范畴。曾昭禹先生提出了公有价值学说，并论述了“公有价值理论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40]。我们认为，他实际上提出了公有价值范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我们完全赞同这个学说，在本文第三部分将展开评述。
（三）
曾昭禹先生的公有价值学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基本点[41]：第一，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其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有机计划市场经济。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公有劳动。必要劳动形成必要价值，即社会主义工资；公有劳动形成公有价值。必要劳动创造的价值，作为工人的工资，是补偿给工人的劳动力消耗的那部分价值；公有劳动创造的公有价值，即工人的劳动创造的总价值中去掉工人的必要价值后剩余的那部分价值，由国家代为占有，国家以保障工人根本利益的形式补偿给工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工资和剩余价值、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被去掉，从而获得了必要价值（社会主义工资）和公有价值、必要劳动和公有劳动的社会主义性质。第二，确立公有价值范畴，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的。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下，剩余的劳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是公有劳动，它创造的价值，即公有价值，与剩余价值相比较，公有价值的特点在于：（1）公有价值是由工人自主劳动创造的，而剩余价值是由雇佣劳动创造的；（2）公有价值是由工人的公有劳动创造的，而剩余价值是由剩余劳动创造的；（3）公有价值是由人民委托的国家和集体代为占有，而剩余价值是由资本家无偿占有的。第三，公有资本（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资料），是能够带来公有价值的价值。公有价值是公有资本的增殖，体现的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社会主义企业的利润──公有利润，是公有价值的转化形式。第四，社会主义生产不仅是商品生产，它实质上是公有价值的生产。参与公有价值的创造的劳动，都是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第五，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应该把生产公有价值作为直接的生产目的。只有使用公有制的生产资料的劳动，才是社会主义劳动。这种劳动的目的是取得公有价值。第六，公有价值体现了国家对集体、劳动人民的代表和服务关系，揭示了国家和工人、劳动人民在政治上一致的经济根源、经济基础。必要劳动和公有劳动、必要价值（工资）和公有价值的矛盾关系体现了工人和劳动人民自身的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矛盾、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根本途径，是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公有价值不断增长。第七，社会主义本质在公有价值不断增长中实现，公有价值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核心。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在公有制为主体和高度先进科学技术基础上以及先进体制（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大限度地追求公有价值，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简明地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公有价值。这一规律决定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因而是决定着社会主义生产实质的规律，并且在整个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第八，公有价值理论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确立公有价值理论是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键。这实际上阐明了公有价值范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
这些观点互相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以公有价值范畴为核心的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正如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一样，公有价值学说深刻论证了马克思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观点，使马克思以这三大支柱为主要内容的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成为科学理论。因此，我们认为公有价值理论为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下面，我们对公有价值学说做若干补充和展开。第一，公有价值范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公有价值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劳动者满足自身的、也是满足社会的共同需要而创造的价值。它相当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社会扣除”的主要部分。马克思说：“虽然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会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利益。”[42]因此，公有价值用来满足社会的共同需要，最终仍归结为满足每一个劳动者的需要，直接或间接地为每一个劳动者谋福利。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和生产目的就是生产公有价值。公有价值范畴是社会主义所特有的客观经济范畴，它最典型、最集中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关系，因此公有价值范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
在经济学中，“公共”一词使用得比较广泛，如西方经济学中有“公共物品”“公共政策”和“公共财政”等概念。“公共”一词不能反映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一些先生提出的“公共价值”“公共必要价值”“公共必要产品价值”等在语词表示上也不能反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的特殊性质。因此，我们认为，对社会主义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中相当于M的部分，在语词表示上用“公有价值”更为准确。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共同体商品经济，“公有价值”的“公有”在词义上表达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含义；而“价值”，则在词义上表达了商品经济的含义。因此，“公有价值”在语词表示上清晰地、明确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的基本经济关系。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确立为公有价值范畴在语言表述上是准确的。
第二，社会主义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划分为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社会主义商品的生产过程，包括旧价值的转移和新价值的创造。新价值则包括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社会主义商品的价值（Gp，p为“public”的英文缩写，意为“公有的”）由三部分构成，即：Gp=Cp+Vp+Mp。其中，Cp是生产资料转移的旧价值；Vp是必要价值；Mp是公有价值。
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劳动，一方面，作为具体劳动，生产出社会主义产品，并且把生产资料的旧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另一方面，作为抽象劳动，创造出新价值，并且使价值增殖。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劳动划分为必要劳动和公有劳动。必要劳动作为具体劳动，生产出必要产品；作为抽象劳动，创造出必要价值。公有劳动作为具体劳动，生产出公有产品；作为抽象劳动，创造出公有价值。必要产品是必要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公有产品是公有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必要价值是物化的必要劳动，公有价值是物化的公有劳动。
第三，必要价值生产与公有价值生产的社会经济条件。巫继学先生认为，必要劳动所以划分为个人必要劳动和公共必要劳动，根源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所有权的二重性。劳动力个人所有权决定个人必要劳动的存在，劳动力公共集体所有权决定公共必要劳动的存在[43]。马仁典先生认为，公共价值产品分为个人价值和公共价值。一方面，在劳动力个人所有权的意义上，劳动者的劳动耗费创造个人价值；在劳动力社会公共所有权的意义上，劳动者的劳动耗费创造公共价值[44]。我们不同意上述观点。因为这种观点抛开了个人价值（或个人必要价值）和公共价值（或公共必要价值）生产的最主要的社会经济条件──生产资料公有制，因而是片面的。刘永佶先生提出：“在联合劳动中，不仅劳动者个体的劳动力可以创造其价值，而且会由协作形成集体劳动力的价值。这种集体劳动力的价值及从劳动者个体创造价值中扣除一部分，构成公共价值。”[45]我们不同意这种关于公共价值的来源的观点。我们认为，劳动者在公有制企业中的劳动方式是集体劳动方式或者说结合劳动方式。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都是劳动者集体创造的，只是必要价值是分配给劳动者个人的。因此，不能因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在划分与分配上的不同，而把二者看作是由个体劳动力和集体劳动力分别创造的。
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力所有权不存在两重性，劳动力所有制是劳动力个人所有制[46]，劳动力所有权是劳动力个人所有权。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劳动力个人所有制的结合，决定了必要价值的生产和占有关系。其中，劳动力个人所有制是必要价值生产及其归劳动者个人直接占有（采取按劳分配方式）的前提和必要条件；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必要价值生产及其归劳动者个人直接占有的充分条件（实现条件）。由生产资料公有制所决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从性质上和总体上不再是商品，因而必要价值不再是劳动力价值。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了公有价值的生产和占有关系。一方面，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公有价值的生产和占有提供了前提；另一方面，生产资料公有制本身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又是公有价值再生产过程运动的结果。既然公有价值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关系，那么，公有价值的生产和再生产，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由生产资料公有制所决定，公有价值不再是剩余价值。
第四，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生产的客观目的和主观目的。劳动者从事生产劳动的目的，分为客观生产目的和主观生产目的。劳动者通过劳动满足自身需要，是劳动者的生产目的。其中，满足需要是客观的，即客观生产目的；劳动本身则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为满足需要提供劳动，即劳动者的主观目的。客观生产目的决定主观生产目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客观生产目的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出新价值，包括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来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其中，必要价值用来满足劳动者的个人需要；公有价值用来满足全体劳动者的社会共同需要，并且最终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方法反哺于每个劳动者。由满足整个社会需要这一客观生产目的所决定，社会主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为满足整个社会需要而提供的劳动。其中，劳动者提供的必要劳动是为满足个人需要的劳动，即为自己的劳动；公有劳动是为满足全体劳动者的社会共同需要的劳动，即为社会的劳动。劳动者为己劳动和为公劳动，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主观生产目的。客观生产目的引出主观生产目的。为己劳动和为公劳动作为主观生产目的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出发点，而满足整个社会需要作为客观生产目的是社会主义生产的落脚点，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的最终结果，达到社会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
第五，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分配。社会主义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用来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其中，必要价值用来满足劳动者的个人需要；公有价值用来满足全体劳动者的社会共同需要。为达此目的，就必须对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进行合理分配。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分配是通过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得以实现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包括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者的按劳分配；国家、企业之间对企业纯收入的分配。因此，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结果，形成工资、国家税收和企业税后利润；个人收入采取税收形式（包括个人所得税、财产税）上交国家，国家运用税收收入和其他财政收入进行财政支出，则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对象是企业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包括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必要价值的分配是通过按劳分配实现的；公有价值的分配（即企业纯收入）的分配通过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其他环节（国家税收与企业留利）以及国民收入再分配实现的。
在社会主义企业中，按劳分配的对象是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一部分。必要价值形成劳动者的工资，通过按劳分配获得；公有价值的一部分也可以作为奖金，对先进劳动者给予奖励。这也属于按劳分配。劳动者通过按劳分配获得劳动收入，用来满足劳动者的个人需要。企业劳动者的劳动收入的一部分，采取个人所得税等形式上交国家，则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
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一部分之按劳分配是建立劳动者个人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形式，也就是马克思所提出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有人对此加以曲解，认为：“‘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形式，这就是股票”即股份制[47]。有学者指出：“‘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社会生产资料的公有制；2、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制；3、劳动力的个人所有制。这三个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48]我们同意这一观点。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决定了按劳分配的客观必然性，而只有以按劳分配方式为基础，才能建立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指出：“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化为个人的财产。”[49]所以说，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劳动力个人所有制是按劳分配的前提，而按劳分配则是消费资料个人所有制实现的途径。
公有价值的分配，则划分为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公有价值的初次分配（属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即企业纯收入（公有价值）在国家与企业之间分配。公有价值的一部分以税收形式上交国家。另一部分是企业税后利润，分为企业扩大再生产基金、奖励基金、福利基金及后备基金。扩大再生产基金用于企业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奖励基金采取按劳分配形式奖励给企业先进劳动者；福利基金用于企业劳动者的集体福利；后备基金则用于对企业意外事故等非正常的物质损耗进行弥补的支出以及其他一些特殊性的必要支出。
公有价值的分配的第二个环节是公有价值的再分配（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经过公有价值的初次分配，形成国家税收等财政收入后，国家必须通过财政支出，形成下列社会基金以满足全体劳动者的社会共同需要：（1）社会积累基金，用于社会范围内的扩大再生产需要；（2）非生产劳动者的工资基金，通过按劳分配方式满足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者的个人需要；（3）社会消费基金，用于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公共消费需要；（4）社会管理（包括国防）基金，用于国家行政管理、社会管理需要以及国防支出；（5）社会保障基金以及社会准备基金等，用于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需要以及国家后备需要等。
第六，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占有主体及分配主体是同一个主体──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从分配形式上看，在社会主义社会，必要价值归劳动者个人占有，公有价值分别由国家和集体代为占有，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占有主体似乎是国家、企业、个人三个主体，但这是一种误解。实质上，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占有主体及分配主体是同一个主体——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这是由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所决定的。
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条件下，国家（社会）、企业、个人是融为一体的。首先，个人与企业融为一体。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组成的集体，企业劳动者不仅是企业生产资料部分所有者，而且是这部分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运用者和收益者。企业的劳动方式是集体劳动方式，实质上是自主的自由联合劳动方式。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是劳动者的集体劳动创造的，只是必要价值分配给劳动者个人，公有价值的一部分由企业代表企业劳动者占有之。因此，作为企业生产和管理主体的劳动者，他们既是生产资料所有者、劳动力所有者，亦是直接生产者和管理者，这三种身份是合一的，他们是社会主义企业中当之无愧的主人。其次，劳动者与国家（社会）融为一体。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一种公有制形式。国家则是组成为统治阶级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共同体，政府是其代表，代表全体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总和。因此，全民所有制生产资料的最终所有权、处置权属于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这是政府代为占有生产资料的前提。也就是说，政府代为占有生产资料是建立在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授权和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享有最终所有权、处置权的基础上的。而社会主义劳动者则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作为生产资料代为占有者与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是融为一体的。再次，国家（社会）与企业（劳动者集体）融为一体。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条件下，经济管理根据生产需要划分为两个基本层次：国民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管理的主体分别是国家和企业。但是，由于全民所有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具有整体性，即由国家代表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行使所有权，并根据整个社会需要进行国民经济管理，包括实行统一计划和统一经营；在这一前提下，国家根据生产和管理的需要把生产资料即公有资本“交回”企业劳动者，由企业劳动者自主管理并进行生产活动。企业在国家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经营下为社会需要进行生产，并把所生产的公有价值的一部分交由国家代为占有。因此，一方面，全民所有制下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合一的，不可分割的，最终合一于由国家所代表的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另一方面，国家的生产资料代为占有权、计划和经营权与企业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管理权和运用权即从事生产，是既有分工又相互联结的，所以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是结合在一起的。
综上所述，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条件下，国家、企业、个人虽有利益上的差别，但三者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因而三者是融为一体的。巩固、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国家、企业、个人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国家、企业、个人只是职责分工不同，没有什么根本利益的对立。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自主结合而成的社会是整个社会生产、占有和分配主体，是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占有主体及分配的同一主体。
第七，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比例关系的国家调节。当社会主义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国民收入）总量为一定时，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在数量上存在着此消彼长的矛盾关系。因此，在国民收入（必要价值+公有价值）的分配中，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根据生产的发展和劳动者的实际需要，在不同阶段科学地、有计划地调节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比例关系，从而正确调节劳动者个人需要与社会共同需要的关系，使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两种生产、劳动者个人需要与社会共同需要两种需要得到和谐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在论述“自由人联合体”时指出：“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50]马克思还提出，社会产品经过“社会扣除”之后，“才谈得上在集体中的各个生产者之间进行分配的那部分消费资料”[51]。因此，在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分配中，我们既要考虑到满足劳动者的个人需要，又要根据“社会扣除”原则，充分保证全社会的共同需要。统筹兼顾，合理安排是社会主义国家调节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比例关系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第八，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关系。公有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从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关系上看，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具有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由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生产关系所决定的。一是两者具有同一的归属性，即这两部分都属于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所有、占有和使用；二是两者具有同一的目的性，即这两部分都用以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三是两者具有同一的发展趋势，即在社会主义再生产的动态过程中，这两部分在量上都是绝对增长的。
但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在具有一致性的前提下，也有各自的特殊性。首先，必要价值是公有价值再生产的必要条件，而公有价值量的增长又是必要价值不断增长的前提条件。因为，必要价值（工资）是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而无论是在每一个工作日后，还是在每一个生产周期后，劳动者都要通过获得工资以进行个人消费，使劳动力得到恢复即再生产，才能在下一个工作日或下一个生产周期中继续再生产出新的必要价值，同时创造出新增的公有价值。然而，在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公有价值（Mp）一部分通过积累形成追加给劳动者的工资基金（ΔVp），投入下一个生产周期的扩大再生产，从而转化为在量上扩大的必要价值（Vp）。所以，只有公有价值量的不断增长，才能带来必要价值的不断增长。其次，劳动力再生产与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用途。劳动力再生产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劳动力扩大再生产又分为数量上（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质量上（内涵）的扩大再生产。必要价值主要用于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其中一部分也用于劳动力扩大再生产，如劳动者用于养育子女的费用，以增加劳动力的数量，并通过个人消费及其家庭消费，提高劳动者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公有价值则用于劳动力扩大再生产。其中，公有价值的一部分形成积累基金中的ΔVp部分，用于追加劳动者的工资基金，在下一个生产周期，则转化为必要价值（Vp），从而实现劳动力数量上的扩大再生产；公有价值的另一部分转化为社会消费基金，用来满足全体劳动者的物质文化需要，以丰富劳动者的自由个性和推动劳动者全面发展，从而实现劳动力质量上的扩大再生产。第三，必要价值的生产是商品生产的共同规律。无论是简单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劳动者都要通过生产必要价值，用来满足个人或低或高的消费需要。而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特有的、特殊的经济规律，公有价值的生产则是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的特有的、特殊的经济规律。因此，必要价值是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特有的、特殊的范畴，公有价值则是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的特有的、特殊的范畴。第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与必要价值相比较，公有价值的生产则具有根本性、主导性、整体性和长远性。公有价值生产的根本性表现为，公有价值的生产为整个社会生产的不断扩大提供现实条件，公有价值的积累和不断再生产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个人需要不断获得满足的充分条件；公有价值生产的主导性表现为，它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主导的推动作用，因而它的发展程度也就成为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性质、方向、水平、规模的基本标志；公有价值生产的整体性表现为，它客观上形成整个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基础，在整个社会主义生产和价值创造中占据主要地位，它关系到社会主义全体劳动者的整体需要和整体利益的最终实现；公有价值生产的长远性表现为，它和必要价值生产相比较，必要价值反映了一种短期的经济效果，而公有价值对劳动者需要的满足是通过长期的经济效果表现出来的。公有价值的生产是全体劳动者长远利益的实现。
总之，必要价值的生产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满足整个社会需要的前提条件（必要条件）；而公有价值的生产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满足整个社会需要的实现条件（充分条件）。指出：“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52]所以，与必要价值相比较，公有价值的生产更加具有重要性。从公有价值的生产的根本性、主导性、整体性和长远性看，与必要价值相比较，公有价值的生产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它才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和生产目的，是整个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的关键，发挥着主导作用。
既然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和生产目的是追求公有价值，那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最大限度地生产公有价值，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我们把这一规律称为“公有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确立以后，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由此决定该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是生产公有价值。作为揭示社会主义生产实质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由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所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其中，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是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由这一主要矛盾方面所决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53]。而生产公有价值，用于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则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公有价值的生产与再生产，一方面是公有产品即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只有公有价值的生产与不断再生产，才能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完善提供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才能使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满足程度得到不断增长和充分实现。因此，公有价值的生产，或者说公有价值规律，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本质的、内在的、必然的基本联系。它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因而它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集中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因此，最大限度地生产公有价值，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公有价值学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公有价值范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
第九，以公有价值范畴为核心，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范畴体系，是由其核心范畴与前序范畴、后序范畴构成的。我们认为，应当以公有价值范畴为核心，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必要价值与公有价值范畴规定了社会主义的直接生产关系（狭义的生产关系），即社会主义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社会主义劳动的总产品包括生产资料补偿产品、必要产品和公有产品；社会主义劳动既是物质生产劳动，也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其中，必要劳动生产出必要产品，并创造出必要价值；公有劳动生产出公有产品，并创造出公有价值。公有价值的矛盾运动，直接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公有价值的生产，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和生产目的，公有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公有价值以及必要价值范畴的前序范畴，按照逻辑顺序排列，包括以下五个范畴：生产资料公有制、公有资本、劳动力个人所有制、自主的自由联合劳动、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生产资料归社会主义劳动者共同拥有和占有的所有制形式。包括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无产阶级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资本主义制度后，在无产阶级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因此，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公有资本，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资料的价值形态，是带来公有价值的价值，它体现了社会主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
劳动力个人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劳动力归劳动者个人所有的一种劳动力所有制形式。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劳动力也归雇佣劳动者个人所有，但那只是形式上的，劳动力的所有权与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是分离的。雇佣劳动者的劳动力是商品，雇佣劳动者通过劳动力商品的买卖方式，把劳动力的占有、支配、使用权转让给资本家，从而听任资本家的剥削和奴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力不再是商品，因而不存在也不允许存在劳动力的买卖关系。生产资料公有制企业是劳动者组成的集体，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在企业范围内直接结合，劳动者个人与企业（劳动者集体）融为一体。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力所有权与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是合一的，即统一集中于社会主义劳动者本身。
自主的自由联合劳动，是劳动的社会主义形式，它体现了社会主义劳动的性质本质。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劳动力个人所有制条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企业范围内直接结合，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劳动首先是自主劳动：劳动者自己当家作主，自主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自主进行有计划的生产经营活动，自主实行按劳分配，自主占有自己的劳动成果。在自主劳动中，充分体现了劳动者的主人地位：劳动者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主人；是生产经营过程和劳动过程的主人；是生产经营成果和劳动成果的主人。这种自主劳动，一方面，由劳动力个人所有制所决定，是自由劳动。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自由包括人身自由、择业自由、消费自由和个性自由，从而也使劳动者支配的自由时间不断增加，逐步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另一方面，由生产资料公有制所决定，劳动者的自主劳动是自主联合劳动。社会主义联合劳动关系是一种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控制生产过程、共同享有生产成果的经济关系。在社会主义联合劳动关系下，劳动者个人与企业和国家融为一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直接结合的，所以，劳动者的自由劳动和联合劳动是结合在一起的，并且二者的结合是以自主劳动为前提的，是以社会主义民主为前提的，所以，我们把这种劳动的社会主义形式称为“自主的自由联合劳动”。
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54]。它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以公有资本和自主的自由联合劳动为依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调节下，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个人三者的根本利益一致，劳动者之间、企业之间合理分工、合作互利和平等竞赛，以实现劳动者自身需要和整体需要的商品经济形式。马克思认为：“商品生产从而商品流通也能够在不同的共同体之间，或者在同一共同体内部不同机构之间产生。”[55]从国际范围内讲，不同的共同体之间，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可以产生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而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中即同一共同体内部，公有制企业的不同机构之间即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之间也可以产生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在全民所有制范围的经济管理分为两个层次，即分为国民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两个层次，相应地，社会经济活动也分为国民经济活动和企业经济活动两个层次，这是全民所有制内部也存在商品经济形式的主要原因。由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管理分为国家和企业两个层次，从而客观地存在着局部（企业）劳动与整体（社会）劳动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在这一矛盾运动中，一方面，由局部（企业）劳动与整体（社会）劳动的差别性所决定，相对独立的局部（企业）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形式而相互区别开来；另一方面，由局部（企业）劳动和整体（社会）劳动的根本一致性所决定，从而使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调节成为可能和必然。
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公有价值以及必要价值范畴的后序范畴，主要有：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形式和运行机制，包括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实现，社会主义积累和再生产；社会主义经济调节方式即资源配置方式──社会主义有机计划市场经济即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包括按劳分配、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社会主义消费关系和消费方式；等等。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由公有价值这一核心范畴、生产资料公有制等前序范畴、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形式和运行机制等后序范畴，互相联系、互相结合而构成的理论体系和范畴体系。
本文初步构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体系。希望理论界同仁提出宝贵意见，尤其是批评意见。任重道远，希望先生们共同努力！
注释：
[1]《选集》（第1卷）第3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资本论》（第3卷）第2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3]《斯大林选集》（下）第5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4][16][17] 王珏主编：《必要价值论》（第1卷）第90、4、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40][46][48][54]曾昭禹：《社会主义新论》第122、130、190、190、121页，[香港]银河出版社2004年版。
[6]卓 炯：《试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载《学术月刊》1961年第12期。
[7][8]卓 炯：《〈资本论〉体系与社会主义经济——扩大商品经济论》第37、91页，[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
[9]宋 涛：《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范畴是净产品》，载《经济学周报》1982年1月25日。
[10][11][31]《资本和剩余价值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通用的经济范畴》，载《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第7期。
[12][14]刘永佶：《主义·方法·主题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基本》第399、410-412页，[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
[13][45] 刘永佶：《中国经济矛盾论——中国政治经济学大纲》第304、305页，[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15][29]参见王珏主编：《必要价值论》（第1卷）第80-81、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8][20][21]雍文远主编：《社会必要产品论》第56、78、8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9][22]参见雍文远主编：《社会必要产品论》第61-62、“导言”第10-1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3][24][25][35][36][37]参见巫继学：《自主劳动论要》第271-273、265-266、381、168、176、175、19-2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6][27][28][32][33][45]马仁典：《公本论》第155、4、219-220、3、4、1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0]陈典模、刘锦棠：《资金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性范畴》，载《晋阳学刊》1982年第1期。
[38]卓 炯：《对剩余价值论的再认识》，载《学术研究》1980年第5期。
[39]逄锦聚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继承和发展》第346、341页，[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41]参见曾昭禹：《社会主义新论》第121-131页，[香港]银河出版社2004年版。
[42][49][5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3、304、3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7]谢 涛、辛子陵：《试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与中国改革》，载《炎黄春秋》2007年第6期。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52]《文集》（第8卷）第1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政治经济学的含义范文第3篇
1.政治的生成与传播
政治貌似熟知，其实无法定义，因为政治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固定在哪种含义上。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达尔曾说:“确切地说，任何人都能懂一些政治，但政治是格外复杂的事物，很可能还是人类所遇到的最复杂的事物之一。如果不具备处理政治复杂性的技能，人们就会草率或过分地简化政治，这就是危险。公正地说，我们认为，大多数人确实都把政治简单化了。”①所以，认知人类的政治，需要从历史和逻辑两个角度展开。从人类政治历史演变的“历时态”看，政治与国家、经济、社会关联。与国家关联的政治，按照马克思的理解，政治现象是人类从野蛮进入文明即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产物，因而，各种复杂纷繁的政治现象所体现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社会中各阶级围绕着“国家”的统治权力而展开的激烈斗争。因此，从与国家关联的角度来认识、把握、研究政治，是贯穿人类几千年政治思想史的主线，直至当代仍然如此。与经济关联的政治，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人们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生活还没有什么独立性，在很大的意义上政治生活就是他们相对于私人家庭生活的社会生活。当人们的维持生活与生产资料的经济生活逐步凸显出来越来越具有独立意义的时候，人们便从与“经济”相对应的意义上认识、把握和对待政治了。应该说，在当下社会里，人们对于政治的认识更多的是从与经济对应的意义上，或者说是从与经济关联的维度来把握和认识政治的。与社会关联的政治，从社会维度对政治的认知和把握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境界，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产物。在人类社会诸多领域混沌不分的早期，人们的政治生活就是“社会”生活，这种政治、社会生活可能仅仅只是相对于私人家庭生活而言。如果说，这可以视为从社会关联或意义上的“政治”，那么毫无疑义，这种界分是完全不自觉的。随着经济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突出及其对政治的制约，人们从与经济对应的意义上认知和把握政治，而当人们能够自觉地从高于经济和政治本身的境界来把握政治的时候，实际上又是从“社会”的境界和意义上对政治的把握。这正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的上升过程。从国家、经济、社会三个维度所规限的政治，即政治的“历时态”生成过程，可以归纳为政治的国家化、经济化、社会化过程。这种过程既是一种时间意义上的历时展开过程，又是空间意义上的横向扩展过程。这种过程正是政治从无到有、从己到人、从私到公、从内到外、从一到多的通过“传播”这一根基性路径的生成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传播在被理解为“人类社会的特质”的基础上与政治的本质取得同一性，可以通俗地表述为:没有不通过传播而形成的政治，正像不存在没有被统治者的统治者一样，即所谓的“政治即传播”。这种看法的深度与视角，可能不同于现在人们对政治传播的理解与解释，尤其是传播学学者对于政治传播本质的看法。我们没有具体展示所谓政治传播的历史形成过程。比如，在中国历史上从尧、舜、禹及上古时期《尚书》《左转》等所记载的“口传”政治，先秦诸子百家的“说服”政治，秦汉时期的“书刊”政治，唐宋时期的“进奏”政治，元明清时期的“特务”政治等;在西方历史上，古希腊罗马乃至中世纪的辩论修辞政治，近代资本主义时期英法德的报业新闻政治，美国的宣导性政治，以及传播学创建后在传播技术与新媒体引擎下的说服政治、修辞政治、沟通政治等。在我们看来，展示这样具体的对政治的传播过程，在理论上并不能揭示传播的政治本质和属性，而只能展示政治是怎样运用传播来实现自己的。毫无疑问，展示政治是如何运用传播或者在政治范畴中讨论政治，无法说明我们上述的政治在“国家化、经济化、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步生成自己的规定性这一理论见解。所以，这种理论，看来看去，还是一种传播学，而不是政治传播学。
2.政治统摄传播
传播是一种交流，交流是一种过程，是一种信息流动的过程。在这里，实际上“信息”是传播的核心，比“流动的过程”更为重要，至少说二者同等重要。但传播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预设了这种信息，即把这种信息当做一种既定的东西，认为传播的变化就是传播过程的发展，认为传播学就是研究这种过程之规律的学问。毫无疑问，传播的“过程”本身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确实越来越复杂，但是，研究者们把这种过程研究得更加复杂。打开现在任何一本传播学著作，浓墨描写的是过程。诸如线性的、非线性的、单向的、双向的、立体的、直接的、反馈的、系统的;还有所谓拉斯韦尔模式、神农———韦弗数学模式、奥斯古德模式、韦斯特利———麦克莱恩模式、德弗勒反馈模式、赖利夫妇模式、马莱茨克模式、鲍尔———罗克希依赖模式等等，纷繁复杂，眼花缭乱!说实在的，不仅仅是非传播学研究者们很难理解和消化，就是有些研究传播的学者自己也未必能完全理解和消化。为了使问题回归简单朴素，我们也就不古今中外地往前追溯了，就让我们回到“传播学之父”施拉姆当年对传播的认识和研究上来。施拉姆确认传播的“人类社会特质”的基本思想后，认为传播是一种信息流动的过程，虽然之后他对“传播关系”“传播行为”“传播契约”“传播过程”等展开不断深入的研究，但是，这种研究，与他对“信息”的认知是同一的。就是说，传播过程的展开与被传播之“信息”的生成扩展相互依托，是同一个过程。这一点，被后来的传播学研究者忽略了，注意力都放在了对传播过程的研究上。这就是我们现在看传播学只看到传播形式而看不到传播内容的原因。事实上，施拉姆当年创建“传播学”时，首先研究了传播的内容———“信息”。在他《传播学概论》里专门有一节是谈“信息的性质”。他指出“信息是传播的材料”，那么，“信息究竟指什么呢”?他借用了香农和韦纳的思想，认为“凡是在一种情况下能减少不确定性的任何事物都叫做信息。”问题的重要性在于，施拉姆接着所讲的大量的通过信息流动“减少不确定性”而形成“确定性”的过程，正是信息的“社会性内涵”的生成与展示过程。换句话说，我们是要通过人的社会性本质的生成与展示过程，才能知悉“传播”究竟在传什么!这也是“传播”必须由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来说明的原因。施拉姆当年这种研究思路清晰易懂:“社会是各种关系的总和，在这些关系中，某些信息是共享的。我们要明确了解的一点是:人类传播是人做的某种事。它本身是没有生命的。它本身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除非是传播关系中的人使之成为不可思议。讯息本身并无含义，除非是人使之有含义。因此，我们研究传播时，我们也研究人———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与他们所属的集团、组织和社会的关系;研究他们怎样相互影响、受影响，告知他人和被他人告知，教别人和受别人教，娱乐别人和受到娱乐。要了解人类传播，我们必须了解人是怎样相互建立起联系的。”②当我们认为，传播过程受制于所传播的内容，而传播的内容即“信息”的内涵是人类社会性本质的具体生成与展开的时候，传播本质中的政治要素便凸显出来。也就是说，传播的“使不确定性不断地走向确定性”的过程，正是一个传播的内容不断地社会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传播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不断地政治化的过程。传播的社会化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也是一种政治化过程，这是我们观察与探究“传播究竟在传播什么”的一种理论视角。其实，现实发生着的传播历史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一点。2003年，法国学者埃里克•麦格雷出版了他的著作《传播理论史———一种社会学的视角》，这部优秀的著作从社会学的视角对西方传播理论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麦格雷提出了研究传播的“三个维度”:“要更准确地定义传播这个词，必须选取不同于空想家和诡辩论的角度，接受社会科学奠基人和继承者以不同方式发出的邀请，把传播看成一个我们永久居住的三维空间。……我个人赞同的表述是:传播现象是一个‘自然的’‘文化的’和‘创造性的’现象，三层意思的重要性逐层递增，分别对应的是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社会政治秩序。”③关于三个维度的关系，麦格雷突出了他的“政治统摄传播”的学术思想:“把握上述三个层面、三个世界的关系，是传播研究面临的一大挑战。……传播首先是文化事实和政治事实，其次是技术事实。”④“客体、社会关系和政治秩序，是传播的题中应有之义。任何一种传播学理论都是由几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组成的:人与人交流的功能化模型、对权力/文化关系的判断、统领全局的政治秩序观。……任何理论都是由科研预设以及意识形态、伦理观念和政治判断组成的。无视理论某个部分或多个部分事先已经纳入的观点，就可能冒倒退的风险。学术研究思潮的发展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⑤可以看出，麦格雷在这里已经突破了社会学的视角，讲的是研究传播所应坚持的哲学和政治学立场，是从传播的社会本性出发超越了社会学本身。他据此非常推崇马克思侧重于意识形态的关于社会关系本质的理论，推崇涂尔干关于社会共识与社会整合的理论，推崇韦伯关于社会行动的理论。麦格雷尖锐批评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由于互联网、新技术和新经济飞速发展所带来的传播学研究的“技术决定论”的死灰复燃。他认为这种对传播的研究，偏离社会与政治的轨道，是传播研究的“回归客体”式的“不可能的倒退”。
二、政治传播与传媒政治
在理解政治传播的内涵与廓清政治传播的边界时，还应该说清楚政治传播与“传媒政治”的关系。现在，很多的研究自命为“政治传播研究”，而其实质是一种传媒的政治研究。现在的研究状貌，与其说是政治传播研究如火如荼，不如说是“传媒政治”研究如火如荼。有学者认为:“传媒政治是从传媒的视角研究政治和从政治的视角研究传媒的一门政治学的分支学科。就它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来说，它指传媒与政治关系及其一般规律，是政治的一种手段和形式，是关于传媒的权力构成和权利分配。”⑥很明显，这种界说似是:传媒政治是从政治的视角研究传媒，而无法达到从传媒的视角研究政治，从传媒是无法深入到政治的。这种情况下，是根本无法探求“传媒与政治关系及其一般规律”的。在我们看来，所谓传媒政治，已经是下沉到政治传播很低层面———以媒介作为传播工具———的一种具体的媒介研究，正像我们同样可以从社会、文化、经济、技术等角度研究媒介一样。如果非要给传媒政治寻找一个“归宿”，勉强可以归为“传播政治学”(如果能构成一种“学”)。当年麦克奈尔在她的《政治传播学引论》中已经非常明确把“政治传播”与“传播政治”做了区别:政治传播讲的是“关于政治的有目的的传播”⑦，而传播政治指的是以政党等为主体的通过政治广告、政治公关等形式为自己的竞选而做的具体行为。媒介，只是其中一个角色而已。若再深究一下，在我们看来，政治传播，着力的是人类社会中政治与传播的本质性融合，它立足于与社会“同一”的人类政治生活。这种理解中，政治与传播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均居“本体”地位;而所谓传媒政治，或传播政治学，是立足于被工具化的传播，以单纯的传播为“本位”，研究传播与政治的关系，研究传播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与功能。因此，这种研究的着力点是“政治的媒介化”与“媒介的政治化”。最近出版的美国学者米兰•本奈特和罗伯特•恩特曼主编的《媒介化政治:政治传播新论》，虽然以“政治传播新论”作为副标题(这种标题误导了很多读者)，其实，正是一本研究“传播政治学”的著作。在我看来，作者在书中把“传播政治学”说得很清楚:“本书旨在探求媒介是如何通过影响信息交换，从而影响人们在政治活动中的思想和行为的。”⑧这个“宗旨”准确地说明了传媒政治或传播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那么，为什么会把“媒介”在政治生活中看得如此重要，作者声明道:“媒介化的政治传播已经在当今民主政治和公共生活之中占据了核心地位。尽管传统政治的诸多形式，诸如挨家挨户式的游说、政党活动及其他社会活动的开展等仍然没有消失，人们也依然可以在没有媒体参与的情况下直接进行政治讨论。但是很多的政治组织已经认识到，如果没有多方面的运用，政治统治以及一系列相关的步骤(诸如形成舆论等)是不可能以其现有的方式顺利实现的。”⑨政治传播与传媒政治或传播政治学的差别在于，如何理解人类社会生活中政治与传播的地位及其关系。那么，这里的传媒政治或传播政治学是如何认识政治与传播的，作者在书中的观点是颇具代表性的:“在此，我们讲‘政治’宽泛地定义为社会中‘对价值的权威分配’。这里的‘权威’指的是公众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决策者借由其权威地位，依靠公民自愿分配或强制行使权力，以控制、管理社会内物质、服务、卫生福利、人身安全和其他价值的流动。毋庸置疑的是，在任何民主社会，从统治权的角度来看，个人的权力并不平等。因此在现代民主之中，传播顺畅与否是衡量权力大小与平等程度高低的重要指标。通过传播，人们不仅能够使自身的价值观念和利益(或‘偏好’)为人所知，而且还能够了解政府的活动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人们这些偏好。传播可能会掩盖政治决策者背后的动机和利益瓜葛，从而对社会中的权力和政治参与产生负面影响。但传播也能够通过促进公众参与政治决策，在这些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⑩将政治传播与传媒政治或传播政治学区别开来，有利于回归政治传播的本原，沿着正确的方向深入研究政治传播。
三、政治传播与传播政治经济学
在研究中，还有一个核心命题就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它也往往与政治传播纠结在一起。从外部形态看，传播政治经济学比前面所说的“传媒政治”的研究对象要规范、系统，因此，说到传播政治经济学，人们似乎容易接受，而把“传媒政治”当作传播政治学，人们可能还不以为然。传播政治经济学是传播学研究中一个独特的流派。“这个流派完全有别于美国的实证学派，它着重分析传播体制的经济结构与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过程，从而揭示传播与文化工业的复杂性，以及通过资本实现的传播与文化活动对社会过程的影响。通过对传播的所有权、生产、流通和受众消费等层面的分析，传播政治经济学试图展现传播的社会权力关系。”瑏瑡一般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范式在传播学中的具体应用，或者说，支持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和基础性理论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范式是从政治、经济即权力和资本关系的角度来看待社会现象的世界观及其研究方法。它被定义为并聚焦于对社会关系尤其是权力关系的研究上。众所周知，这一理论的奠基人和集大成者是马克思。19世纪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其核心的理论是唯物史观。具体到传播学领域，传播的政治经济学范式认定媒介及其信息传播是社会控制的一部分，把媒介的整个传播过程看做是一种包括传播资源生产、分配、流通、交换、消费各环节以及宏观决策的经济活动，把所有的媒介产品当商品，从而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大众传媒支配和控制的权力关系。归根结底，传播的政治经济学关注大众媒介的所有权结构、所有制关系及其控制。到21世纪，跨国传媒集团对发达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信息垄断或渗透，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点批评指向。传播政治经济学貌似是对传播的一种“经济机制”的分析，然而这种分析却是从“政治视角”出发，或者说，这种经济分析是建立在特定的政治立场上。正像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看到经济的政治意义，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所每每得出的结论总是政治的。据此，它被命名为“传播政治经济学”，与传播政治学便难解难分。对于传播的研究，当从“政治经济”的宽泛视角“浓缩”到独有的政治视角时，它就成为一种传播政治学。无论是传播政治经济学，还是所谓研究传媒政治的传播政治学，其着力点都是对“传播”的分析，因而自然地被划归到纯传播学的“流派”。而政治传播，既不能说是着力于单纯的“政治”，也不能说是着力于单纯的“传播”，它着力的是“政治传播”。这就是三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四、政治传播与政治社会化
政治经济学的含义范文第4篇
工资本质；活劳动；等量资本等量利润；等价交换
工资理论是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一个重要补充，为了更深刻.更尖锐地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关系，马克思独树一帜地将工资理论从传统的“按劳计酬”模式中解脱出来，直接将雇佣工人的工资表现为雇佣工人本身的劳动力价值或价格，而不是传统意义的雇佣工人提供的活劳动或劳动产品的价值或价格。这不仅在当时的理论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至今仍然有着非常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历史或今天有着社会主义渊源的国家如中国.越南.俄罗斯等都无一例外地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采用了马克思的个人说法，就如英国、德国、日本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在不同程度上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可惜重视归重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仍在英美法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界占据着统治地位，虽不能说他们已将马克思的工资理论批驳得体无完肤，但凭心而论，要以马克思的工资理论取代现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活劳动工资理论，已经成为了包括笔者在内的众多“无产阶级”经济学者越来越遥远的梦幻。这其中的原因也许真的很多，但工资理论中的根本错误可能是基本原因中的重要原因。
1.关于工资的本质
工资的本质归根结底还是只能是活劳动或劳动产品，这在现行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有了太多的证明，用“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论证，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论据：
这是工资概念本身的内涵决定的。就字面而言，工者，工作的意思，引申为工作成果，即工作者的劳动成果；资呢？就是工作者工作的报酬，也就是工作者在提供劳动产品或工作成果后应该得到的报酬。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雇佣工人在为资本家提供了活劳动或劳动产品后，资本家支付给雇佣工人的货币或其他形式的报酬。在这里，资本家是不是愿意支付雇佣工人劳动报酬，根本不会考虑该工人本身价值几何—按马克思劳动力工资论观点，包括工人自身生活必需品价值。自我成就价值，子女抚养费用等，而只是考虑该工人是不是能胜任某项工作，最后为资本家提供了多少劳动产品。关于这一点，其实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工资本质理论里和萨伊及其政马尔萨斯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里已经有过很多论述，有兴趣的同行可以自行参考。需要强调的是，同样是被称为工资，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是劳动或劳动产品的报酬，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就脱胎换骨地变成了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呢？如果一定要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工资是劳动力的内涵，社会主义的工资是不是也可以做同样的推断呢？
这是工资的渊源造成的。工资起自封建社会，主要用于地主家的长工和短工，分别表现为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沿袭了这两种工资形式，但本质含义与封建社会没有什么区别。就资本家而言，如果愿意支付雇佣工人以计时工资，完全是因为他（她）本人认定自己的某个劳动部门或工作岗位必须有一个长期蹲守的人，在法定或认定时间内处理或等待处理自己必须或要求处理好的事物。在这里，支付工资的依据主要有劳动态度，劳动过程和劳动的后果，而不是马克思所描述的劳动力价值。当然，雇佣工人在这里也会考虑自己的生活需要和子女的抚养费用，不能满足这些基本需要，此处的雇佣关系将无法完成。也就谈不上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和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问题。但归根结底，资本家在这里考虑的是该岗位到底该值多少钱，雇佣工人考虑的是我在该岗位到底该拿多少钱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该岗位的活劳动值多少钱的问题。计件工资中的劳动价值特点更加明显，由于工资只与劳动成果挂钩，资本家仅仅参照工人的劳动数量和质量发放工资，根本不用考虑工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享受需要.和劳动力再生产需要等问题。
这是工资计量行为的必然结果。工资的计量在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非常直观而又简单的资本家单方操作行为，资本家按照一定的标准，根据雇佣工人提供劳动产品的数量与质量，支付给雇佣工人一定数量的计时工资或计件工资—劳动产品增多，产品质量提高，雇佣工人获得的工资数量相应也增多；反之，劳动产品减少，产品质量下降，雇佣工人获得的工资数量相应也减少甚至没有。而然雇佣工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开支。成就需要开支和劳动力再生产需要开支等的变化都不能成为工资计量变化的依据或发放标准，既然工资是根据雇佣工人的活劳动或劳动产品的数量多少与质量好坏发放的，又何必别出心裁地说工资不是活劳动或劳动产品的体现呢？难道真要叫工资本质成为与自己不着边际的劳动力价格的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不成？
这是工资给付期间的必然反映。资本主义社会里，无论是计时工资，还是计件工资。资本家都是在雇佣工人提供了活劳动—多数情况下是提供了劳动产品后，根据所提供活劳动或劳动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按照事先拟定的标准给雇佣工人发放工资的，而不是在雇佣工人提供活劳动前，先去考察所购买的雇佣工人需要多少的生活必需品，多少的自我成就费用，多少的子女抚养费用等等，然后将之加总，分期或一次性给付—如果如此，劳动力市场就会出现雇佣工人越老越值钱，家庭负担越重越值钱，劳动能力强与不强无区别的不正常现象，这是资本家和雇佣工人都无法接受的非客观事实！也是资本主义社会扩大再生产过程无法接受的非客观事实！
这是工资所体现的剥削关系的直接结果：剩余价值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告诉人们资本主义社会里有严重的剥削现实。说清楚了，就是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资本被区分为了购买生产资料与原材料的不变成本和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再生产过程也被区分成了必要劳动过程与剩余劳动过程，劳动时间也就有了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不同说法。资本家的剥削最后也就落实为无偿地占有了雇佣工人在剩余劳动时间里创造的价值，即剩余价值。这就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实际问题：剩余劳动过程不仅仅是劳动力，即可变资本的运作过程，同时也是机器和原材料等不变资本的耗费过程。作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双重所有者，拥有劳动成果到底是一种合法权益还是真的对其中的部分资本（可变资本）进行了剥削？同样是劳动使用，如果说对可变资本有剥削，是不是对不变资本也同样存在剥削？如果对不变资本没有剥削，对可变资本的剥削又从何谈起？资本家根本不在意自己的预付资本是否要区分为不变和可变资本，但他知道整个劳动过程都是他全部预付资本的运作过程，他也就理所当然地应该拥有该劳动过程的全部成果—包括马克思所提出的剩余价值！
所以，如果把工资理解为雇佣工人的劳动力价格，而不是活劳动的价格，不仅不能体现工资的真正内涵，同时也人为地增加了对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透视难度，使资本主义真正的剥削关系隐藏于云山雾海中而无法感知了。
2.活劳动工资论更深刻直观地揭示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
把工资本质确定为雇佣工人的活劳动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关系已非常直观和简便了，但在此之前，我们还有必要陪析一下现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里的几个经济学核心观点：
关于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问题：按照政治经济学的说法，劳动力是一种特殊商品，它不仅在再生产过程中创造出自身的价值，同时通过剩余劳动，创造出超过自己价值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剥削）。对此，笔者不能接受，在我看来，即便存在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说法，则无论是必要劳动还是剩余劳动，都是劳动力与劳动资料有机结合的结果。说清楚点，就是在所谓的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既有劳动力活劳动的投入，同时也有机器和厂房设备等不变资本的投入，这一点与必要劳动过程没有区别。如果我们执意强调剩余劳动过程中劳动力商品投入的特殊性，又如何否定该过程中机器和厂房设备等不变资本的特殊性呢？反过来，如果我们否定了该过程中不变资本的特殊性，则劳动力商品的这种特殊性不是以同样的理由被否定了么？
换个角度考虑，把工人的活劳动看做是一种特殊商品，至少有两点在理论上无法否定：和其他商品不同，活劳动看不见也摸不着，不好把握也不好计量；由于价值就是商品中的活劳动，再以价值的货币表现即价格问题来说明工人的活劳动当然无异于马克思所说的“以一碗豆腐来说明豆腐一碗”，因此，活劳动商品的价格必须借助活劳动的成果来表现，即以社会必要劳动来衡量工人个别活劳动成果的价格。
关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问题：依照现代政治经济学的说法，资本家在再生产过程中的投资是要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其中不变资本是用于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等以转移形式存在的资本，而可变资本则是以创造形式存在的雇佣工人的工资。
这当然只是一种表象：资本本身就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如果不变，不带来剩余价值，就只能称之为资金而不是资本，所以，我们不能因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方面的投资有价值的转移就生硬地将“不变”和“资本”两个互相矛盾的概念联结为一个非鹿非马甚至无法把握的名词！可变资本方面呢？由于一般情况下资本家都是在劳动过程完成后给工人发放工资的，而这部分资金（包括实物）的来源恰恰又是雇佣工人自己的活劳动。雇佣工人从资本家那里领取的其实就是自己活劳动成果的另一种转换形式。这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资本家根本不存在什么可变资本方面的投入。是工人的劳动给自己创造了收入，是工人的劳动创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财富，也使资本主义社会的扩大再生产得以维持与继续。
关于等价交换问题：这是价值规律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条基本规律。但本人认为：资本家正是利用了等价交换规律的表象，在活劳动交换中彻底违背了等价交换规律，从而完成了对劳动者的实际剥削的—这一点在后面的分析中我将系统说明，此处需要强调的是：等价交换规律确实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条重要规律，但它只适用于绵羊。斧子和机器。劳动力等一般商品，不适应活劳动购买这种特殊商品，要真正彻底地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关系，就必须首先找出活劳动买卖中的不等价交换！
关于等量资本等量利润问题：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另一条基本规律，虽然实际操作中总会有很多的背离情况，但作为长期的竞争结果与发展趋势，这一规律我们绝对不能轻视！就是说，无论是产业资本家，银行资本家，还是商业资本家，投入再生产过程中的资本数量也许不一样，每一次具体操作时获得的利润数量也许也不一样。但无论如何，他们的利润水平是追求相同的，同样多的资本投入只能获得同样多的净收益！如果违背了这一点，就肯定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包括马克思所说的剥削问题！
下面我们联系实际，对工资为活劳动价值时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进行直观而简单的揭示：
例证：产业资本家某期以2分的月息从银行资本家手里借取500万元投入再生产过程，一个月后生产过程完成，产业资本家从市场获取总产值600万元。按约定的利率归还银行资本家510万元以后，产业资本家需支付雇佣工人多少工资才不存在对工人的剥削和豪夺呢？
根据前面提出的等量资本等量利润原则，我们可以做一个这样的推断：既然银行资本家的500万在本次生产过程中已经从产业资本家手里赚取了10万元，产业资本家也就必须在本次生产过程里赚取10万元。而总产值在与银行资本家了结后还有90万元，产业资本家从中提取10万元不仅很有必要，而且也成为现实的可能。也就是说，本次生产过程中，如果产业资本家与银行资本家一样只获取了10万元或低于10万元，其余80万元或更多都支付给工人做了工资或福利，产业资本家就没有对工人进行任何剥削，资本家对工人活劳动的购买也不存在不等价交换情况；但如果是另外一种结果：产业资本家在本次生产过程中提取额超过10万，发放给工人的工资福利低于80万，这就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剥削问题。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和资本家投资的目的及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要求来看，剥削的严重存在应该说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分配的主流！但无论如何，这种剥削并非来自资本家对雇佣工人劳动力的“剩余”使用，而是来自流通领域的不等价交换—工人的活劳动和资本家支付价格的不等价交换！
为了更清楚深刻地揭示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笔者对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做一次系统的整理。
按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可以表示为；G—W（A.Pm）....p....w’—G’
其中，G表示资本家的预付资本，W表示预付资本的实物形式，A表示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等，Pm表示劳动力，...P...为生产过程，W’为生产完成后劳动产品的实物形式，一般说价值超过W，G’为其货币形式，G’=G+g，g为剩余价值。按照我们前面的分析，Pm部分资本家是没有预付的，所以，调整后再生产过程可以表示为：G—W（A）...P...W’—G’。其中，W’=W+Pm+m，m表示增值部分剔除工资后的余额，包括平均利润和剥削额，G’=G+g。但此时的g不能表现为剩余价值，只能称为预付资本的增值价值，包括工资.平均利润和剥削额。文字归纳可以表述为：资本家预付资本G购买了生产资料与劳动对象，在经过工人劳动后形成了包括工资。平均利润和剥削额的新产品W’，投入市场后，完成实物到货币的转换，实现了预付资本的货币增值，也一般完成了马克思所说的对工人的“残酷剥削”。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
政治经济学的含义范文第5篇
关键词：《资本论》；要素生产力；协作生产力；生产力内生演化；经济学；二维生产力理论；生产力经济学；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1-0015-08
一、引论
生产力不仅是哲学的重要范畴，也是经济学①的重要范畴。生产力范畴，相对而言，前者讨论的较多，而后者较少，这或许与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强调生产关系研究对象有关。但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上从不抽象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而总是把它放在具体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如具体的生产力条件下来研究，因此他在《资本论》中用了大量的笔墨研究撇开了生产关系的生产及其生产力。所以，生产力虽然不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却构成它十分重要的研究内容，则是无疑的。回顾和总结经济学发展历程，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我们有颇多的失误之处：一是在固守政治经济学传统内容和方向的同时，没有对经济学进行细化而发展出不同的分支学科群。二是从总体上来说，重视生产关系研究忽视生产力研究。虽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国就有学者提出研究该问题，但未受重视，且很快就被批判而偃旗息鼓。改革开放后，一批经济学家重开其研究，并最终形成了以生产力为研究对象的“生产力经济学”，主要奠基人是于光远、熊映梧、薛永应等老一辈学者，后两人还被理论界美誉为“南薛北熊”。三是虽然我们创立了生产力经济学，但是研究的范围和内容较为狭窄，主要限于对生产力构成要素及其要素组合方式的研究，即限于传统的要素生产力理论进行的研究。我们认为，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体系是一个由要素生产力和协作生产力构成的二维理论体系，在二维结构上才有助于研究和揭示生产力自身的发展规律或内在演进机制。四是受学科名称“生产力经济学”所累，而这限制了研究内容的扩展，例如与生产力密切相关的生产及其增长问题被排除在外或即使关注也很少研究。本文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借鉴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经济学”的指称，即抽象了生产关系或社会属性的纯粹的“经济学”指称。五是我们通常绝对地排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而本文认为，在发展的纯经济学问题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有更多的借鉴之处，后面对此有专文讨论。
二、人类生产活动的两个维度：要素与协作
对生产力两个维度的分析，应该从考察生产出发，因为马克思认为，生产即物质资料生产活动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1]（P32），也是其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2]（P22）。
（一）要素维度的生产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里，马克思一开始考察的“劳动过程”即生产活动，就是从生产要素的维度进行分析的。他说：“在劳动过程中，人的活动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的变化”[3]（P205），所以，“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3]（P202）。因此，马克思对劳动、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这三个概念展开了深入分析，从而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要素维度的生产理论。他还认为，如果从劳动过程的结果即产品看，这一劳动过程就表现为生产过程，从而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可统称为生产资料[3]（P205）。所以，人类生产活动的基本要素，也可简称为人和物即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两个要素。马克思明确说过：“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4]（P44）
实际上，马克思这一要素维度的生产理论，在理论界是有共识的，没有多大分歧，虽然在要素的种类上还有分歧和争论，例如除三要素外，生产中的管理、科学技术等是否也是独立的要素？但是，这些争论无关要素生产理论的根本和宏旨。所以，关于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剩下的问题就在于：是否还有另一维度即协作维度的生产理论？而这在理论界很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因而下文将用较多的笔墨于此。
（二）协作维度的生产
首先，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2]（P25）所以，人类的任何生产活动都是社会性生产，即使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也是社会性的：男耕女织。其次，人类的生产活动必须既有劳动对象也有劳动资料，否则生产活动就变成安徒生童话里的“皇帝的新衣”。所以，考察人们的生产活动可以把生产资料当作既定的前提，存而不论，而仅从生产的社会性角度即人们的协作维度来考察人们在生产中的分工与合作。
例如：数人抬一重物这种最简单的生产活动，虽然从要素的角度看，它需要有劳动对象即重物，也需要劳动资料如抬的工具，但是我们可以把抬的重物和工具当作既定的前提，存而不论，单从“抬”的活动进行考察，立刻就会发现，人们之间必须进行适当的分工与合作，即需要人们以某种形式的协作生产才可实现，比如把几个人均匀地分配在重物的不同地方使力，并且选出一人喊号子即统一指挥，那么这一抬重物的生产活动才可实现，否则重物就不可能抬走。
所以，人类的生产活动不仅可以从要素的维度进行分析，还可以从协作的维度进行分析。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就用了三章的篇幅，即在第十一、十二和十三章中，从协作的维度分析了人类生产活动的三种形式，亦即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过程中的三种方式：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为了不至于引起歧义和争论，下面将较多地引用原文来证明马克思还从协作维度构建了他的生产理论。
马克思首先定义：“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3]（P362）但是，在资本主义初期只能是简单协作，因为它除了人数较多外，“和行会手工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行会师傅的作坊只是扩大而已。”[3]（P358）所以，简单协作并非资本主义的发明，古已有之，例如“古代亚洲人、埃及人、伊特剌斯坎人等的庞大建筑，显示了简单协作的巨大的作用”[3]（P370）。
在“第十一章协作”中，马克思还分析了简单协作的两种基本形式。第一种形式，是把不同的人分工在同一工作连续的不同阶段或环节。他举例说：“瓦匠站成一排，把砖从脚手架的下面传到上面，虽然每个人都做同一件事情，但是这些单个操作构成一个总操作的连续部分，成为每块砖在劳动过程中必须通过的各个特殊阶段。”[3]（P363）第二种形式，是把不同的人分工在同一工作的不同方面同时劳动。“例如，如果一座建筑物同时从各个方面动工兴建，尽管协作的人做的是同一或同种工作，那也会发生劳动的结合”，于是，“产品的不同空间部分同时成长。”[3]（P363-364）上文列举的数人抬重物事例，就是第二种形式的简单协作。马克思把简单协作，即“许多互相补充的劳动者做同一或同种工作”，也称为“最简单的共同劳动的形式”。[3]（P364）
其次，马克思在第十二章中，进一步考察了“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生产，并认为，“这种协作……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占统治地位”。这种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也有两种基本形式。第一种形式是：“不同种的独立手工业的工人……联合在一个工场里，产品必须经过这些工人之手才能最后制成。”马克思举例说：“马车过去是很多独立手工业者，如马车匠、马具匠、裁缝、钳工、铜匠……等劳动的总产品。马车工场手工业把所有这些不同的手工业者联合在一个工场内，他们在那里协力地同时进行劳动。”[3]（P371）实际上初期工场手工业的“立足点还是简单协作”，“但是很快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专门从事马车制造的裁缝、钳工、铜匠等，逐渐失去了全面地从事原有手工业的习惯和能力。另一方面，他们的片面活动现在取得了一种最适合于狭隘活动范围的形式。”[3]（P373-374）第二种形式是：“许多从事同一个或同一类工作（例如造纸、铸字或制针）的手工业者，同时在同一个工场里”工作，即“每个这样的手工业者……都制造整个商品，因而顺序地完成制造这一商品所需要的各种操作。”[3]（P374）第二种形式的工场手工业生产，最初也是“最简单形式的协作”，同样是由于“劳动有了分工”，“各种操作不再由同一个手工业者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完成，而是分离开来，孤立起来，在空间上并列在一起，每种操作分配给一个手工业者，全部操作由协作工人同时进行。”因此，和第一种形式一样，它在本质上已不同于作坊中的简单协作。[3]（P374-375）由上述两种基本的协作方式，构成了工场手工业的“两种基本形式——混成的工场手工业和有机的工场手工业”。[3]（P379）
最后，马克思在第十三章中分析了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协作生产。他说：“在工厂内，即在以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工场内，总有简单协作重新出现，这种协作首先表现为同种并同时共同发生作用的工作机在空间上的集结（这里撇开工人不说）。例如，许多机械织机集结在同一厂房内便组成织布工厂，许多缝纫机集结在同厂房内便组成缝纫厂。”[3]（P416）为什么这里可以“撇开工人不说”而分析协作生产？是因为以机器为基础的分工与合作，在技术上已完全不同于以手工业为基础的分工与合作：“在这里，整个过程是客观地按其本身的性质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每个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过程如何结合问题，由力学、化学等等在技术上的应用来解决，”[3]（P417）“因此，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了。”[3]（P423）这就是说，工人的分工与合作现在不再是取决于人类器官即手工技艺的性质和要求，而是取决于机器的科学技术性质和要求，所以，这里协作的生产过程可以撇开工人不说，而单讲劳动资料之间的协作就够了。由此，我们不得不赞叹马克思思想的超前性，例如在现代“丰田生产方式”的自动化工厂中，我们看到的就是劳动资料之间的协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取消了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只不过把过去人们在生产过程中主要是体力上直接的协作，改变成了借助劳动资料的间接协作，即改变成了一定意义上的脑力协作。所以，马克思在分析劳动资料性质时没有忘了引用黑格尔的一句名言：“理性何等强大，就何等狡猾。理性的狡猾总是在于它的间接活动，这种间接活动让对象按照它们本身的性质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它自己并不直接参与这个过程，而是实现自己的目的。”[3]（P202脚注（2））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从协作维度，即分工与合作的角度十分详尽地考察了三种前后相继演化的生产活动类型：简单协作、以分工为基础的手工业协作、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协作，从而构建了不同于要素维度的另一维度即协作维度的生产理论。这时可能会有人争辩地说：马克思在这里论述的不是生产理论，而是生产力理论。也对，也不对！因为二者并不矛盾而具有同一性。这正是下文首先要讨论的。
三、生产力的两个维度：要素生产力和协作生产力
辨别生产和生产力，还涉及另一相关的重要概念：生产方式。由于前苏联教科书把生产方式定义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而在马克思文本中却找不到这一定义的出处，且马克思又在不同语境中使用了生产方式概念，于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众多的批评前苏联定义的文章。
笔者认为，生产方式实质上就是生产本身，即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的不同形式、方法和方式，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它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两个方面的关系。所以，说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这并没有什么错，例如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这三种生产方式，马克思在前述的三章中就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当然，如果单方面考察生产或生产方式，即撇开了生产关系的生产或生产方式，马克思更多的是从生产力上来说的，在这一意义上，生产或生产方式等同于生产力，因为单方面地从生产关系角度考察的生产，一般不叫生产方式，而称为生产的社会形式。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在传统的要素生产力理论基础上提出，马克思生产力理论是一个由要素生产力和协作生产力构成的二维理论体系这一命题。
（一）要素生产力即要素维度的生产力
由于不满意前苏联教科书对生产力的传统定义，即“生产力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这一定义，一些批评文章在否定该定义时，把传统的生产力三要素论也否定了。例如：段忠桥先生在否定生产力传统定义，并强调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时，先把“劳动的生产力”等同于“劳动力”，然后又从劳动力定义引申出，“生产力是由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构成的”结论[5]。笔者认为，这就连同婴儿一起倒掉了。
首先，强调生产力是劳动的生产力没有错，但是，“劳动的生产力”，即使从字面看，也看不出是“劳动力”！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劳动力是指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和力量本身，如他在劳动时所体现出来的体力的大小、智力的高下等；而劳动的生产力是指劳动者通过发挥其体力和智力而创造劳动成果即使用价值的能力和力量。后者，直接与使用价值相关，而前者相反，与其直接相关的是价值而非使用价值。我们知道，劳动力是可以成为商品的，而生产力是不可以的；能成为商品进行买卖的不是生产力本身，而恰恰是生产力的要素如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力等，如果劳动者的智力能够独立出来，它也是构成生产力的一个独立的要素如“点子”而成为商品出售。
其次，强调生产力是劳动的生产力，笔者认为，是为了突出和强调生产力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而不是为了否定生产力的其他要素如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也就是说，这是把生产力的其他要素当作既定前提存而不论而已，因为劳动的生产力的“劳动”二字，无需明言，指的就是劳动者通过劳动资料把其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的活动，进而才可以在其结果即创造的使用价值上体现出生产的能力和力量的大小和强弱，这就是所谓“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而把生产力说成是“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难免让人联想到《皇帝的新衣》中两个骗子的“生产力”。所以，我们虽然也不同意生产力的传统定义，但仍坚持传统的生产力要素理论，当然关于生产力要素的内涵和外延是可以争论的。这里，顺便给出我们从马克思的劳动定义中引申的生产力定义：生产力是人（们）“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力量和效率；或者是人（们）的“活动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变化”的力量和效率。前者可称为劳动的生产力定义，用于分析协作维度的生产力；后者可称为要素的生产力定义，可用于分析要素维度的生产力。
笔者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分析“劳动过程”的三要素，换个角度看，就是生产力的三要素。虽然劳动过程不等于生产力，但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它在结果上则表现为生产，因而，这种撇开了生产社会形式的、借助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的、有用而具体的劳动的力量（或能力），就是创造使用价值的生产力，它自然就是由劳动者（劳动力）、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等要素构成。所以，从劳动过程的三要素推导出生产力三要素，实在看不出有什么逻辑上的错误。马克思本人也说过：“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3]（P53）这里所说的多种情况，除开“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它们不都是构成生产力的多种因素吗！可见，马克思本人并不否定从要素维度分析生产力，虽然在要素的理解、构成、分类、多寡等问题上，我们后人可以不断地争论下去，但是无法否定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体系中存在要素生产力理论。
而且我们还知道，马克思尤其在两种意义上突出和强调生产力中生产资料要素的重要地位和意义：第一，考察早期历史尤其缺少文字记载历史的社会经济形态时，劳动资料如同“动物的遗骸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机体有重要意义”一样，“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3]（P204）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这一自然段末，加注说：“史前时期是在自然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按照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材料，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3]（P20脚注（5a））第二，劳动资料的革命，即劳动资料在性质、形态和效能上的根本性变革，对于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形态变革的重大意义。我们知道，马克思特别看重大工业革命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意义，但他认为，“大工业的起点是劳动资料的革命”[3]（P432）。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有时直接用生产资料作为生产力的代名词，或者强调作为生产资料要素的生产力的重要性，例如他说：“生产者相互发生的这些社会关系……当然依照生产资料的性质而有所不同。……总之，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原文为黑体字，下同——引者注）。”[1]（P362-363）这里顺便指出，有个别文章把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资料的性质”读成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6]，显然是一种望文生义而对马克思原意的曲解。且不说这段话的逻辑关系明明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逻辑，而非生产关系的所有制基础论的逻辑，即便孤立地看“生产资料”这一术语，也只能作为生产或生产力的要素来理解，怎可理解成生产资料所有制！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下面我们仍用前述的数人抬一重物的劳动过程三要素的案例，来推导生产力的三要素。数人抬重物的劳动过程，应用的工具，可以是人手本身，也可以是扁担加绳子，显然使用这两种不同的工具，其劳动生产力不同。即使在劳动工具既定条件下，这一劳动过程也会因两组不同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的差别，即生产力中人的要素的不同，而导致两组劳动者抬的劳动生产力大小不同。单说劳动对象本身，即使在工具如人手既定下，也会由于它是方形还是圆形的不同（当然这可导致劳动方式由抬变成滚），而使其生产力不同。所以，由劳动过程的三要素推导出生产力的三要素是十分自然的，并无逻辑差错。实际上，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当我们考察劳动过程即生产使用价值时，是撇开了劳动的社会形式而单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来分析的，那么，这样分析的不就是生产力吗！当然，劳动过程的劳动要素，在生产力要素中，就不能再命名为劳动，而应改称为劳动力或劳动者。换言之，要素维度的生产力，是从静态角度分析的生产力；而协作维度的生产力是从动态角度分析的生产力。
（二）协作生产力即协作维度的生产力
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众多批评传统的生产力要素理论的文章，同时也发展了马克思协作维度的生产力理论。但是，他们显然都没有把它视为与要素维度不同的另一维度的生产力理论即协作生产力理论。因此我们在这里以《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一至十三章的论述为据，试图从以下四个方面归纳马克思的协作生产力理论。
1. 协作生产力，是在既定的生产力诸要素质量不变条件下，也就是“人和物方面的材料都是现成的”条件下[3]（P373），仅仅由于生产要素数量的某种形式的集合，即由于“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就可以“不仅……提高了个人的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3]（P362）所以，马克思说：“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3]（P366）为此，马克思还以“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单个骑兵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单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为例，说明这种总和的力量是一种“社会力量”或“新力量”[3]（P362）的生产力。
2. 马克思归纳了协作本身导致生产力提高的九种原因或途径：“是由于提高劳动的机械力，是由于扩大这种力量在空间上的作用范围，是由于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场所，是由于在紧急时期短时间内运用大量劳动，是由于激发个人的竞争心和集中他们的精力，是由于使许多人的同种作业具有连续性和多面性，是由于同时进行不同的操作，是由于共同使用生产资料而达到节约，是由于使个人劳动具有社会平均劳动的性质”。[3]（P366）
上述九种原因，笔者认为：前例数人抬重物的协作，就是提高了劳动的机械力，因为数个单个人的机械力的简单加总是抬不动这个重物的，只有他们协作才可克服地球对重物的引力，即提高其“劳动的机械力”；“一座建筑同时从各个方面动工兴建”，就是扩大了这种力量的空间范围，因此马克思说：“144小时结合工作日完成的总产品，比只能单方面地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的、多少是单干的劳动的12个十二小时的工作日要快”[3]（P364）；由于协作而相对地缩小生产场所和共同使用生产资料，这两种途径所取得的功效是一样的，即节约了生产资料，从而提高了生产力；对于在较短时期完成既定的大量作业，“例如……收割若干摩尔根的谷物”，就是通过协作在短时间内运用大量劳动而产生的协作生产力，否则，“由于缺少这样的协作，美国西部每年都要损失大量的粮食”[3]（P364-365）；至于在协作中因激发个人的竞争心和集中他们的精力而提高每个人劳动的生产力，无需解释；协作中由于同种作业的连续性和多面性而提高生产力；最后，协作“使个人劳动具有社会平均劳动的性质”，笔者理解，在商品经济社会，作为具体的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的生产力，必须具有市场竞争力，而协作则可以把个人劳动社会平均化，于是协作创造的劳动生产力就比个人单干的劳动生产力在市场上更强大，从而更具有竞争力。
3. 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由于分工和专门化，必须构造某种协作劳动的组织形式，从而便创造了新的社会劳动生产力。马克思说：“工场手工业分工通过手工业活动的分解，劳动工具的专门化，局部工人的形成以及局部工人在一个总机构中的分组和结合，造成了社会生产过程的质的划分和量的比例，从而创立了社会劳动的一定组织，这样就同时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3]（P403）实际上，即使简单协作，只要有一定的规模，都必须有严密的组织，否则，埃及金字塔和中国万里长城是建不起来的，更不用说以分工为基础的手工业工场或大机器工厂，它们需要有复杂的生产组织形式，才可创造出更强大的生产力。
4. 由于大工业的协作变成了劳动资料之间的协作，因而在自然科学的自觉应用下，社会生产力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马克思认为，由于“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它必然“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所以，大工业的协作“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3]（P423，42）这一点，我们在现代的自动化生产过程中看得更明显。
综上所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中明白无误地论述了协作维度的生产力。实际上，协作生产力思想早在他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时就已形成，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说过：“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因此，“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1]（P34，25）
四、要素生产力和协作生产力的互动演化机制
诚然，在现实生活中生产及其生产力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并没有一面是要素在发生作用，一面是协作在发生作用；另外，马克思也没有明言把自己的生产及其生产力理论划分为两个维度的理论。虽然如此，但上述研究表明，马克思在剖析这个统一整体时，明确地是从要素和协作两个方面展开对生产及其生产力论述的。而且，问题不仅仅如此，真正的问题还在于：我们现在把马克思的生产及其生产力理论体系划分为这样两个维度的理论，有什么意义？或者说，我们现在这样做，有进一步的理论价值吗？对此，我们的回答是：首要的理论价值和意义在于，它有助于揭示生产力自身如何内在的演化和发展的规律，即有助于分析生产力发展过程中要素生产力和协作生产力的互动演化机制。
为便于认清问题，我们先仍以数人抬一重物为案例来剖析二维生产力如何互动演化，以推动生产力的变革和发展。从人手抬重物的生产方式变革到用肩抬的生产方式，显然是由于要素生产力的变革，即人手工具变革到扁担和绳子（当然劳动工具的改变，本身就提高了要素生产力），才导致协作方式的变革，进而提高了协作生产力，例如由过去三人以上协作才能抬起重物的生产力，提高到二人便可抬起同一重物的协作生产力。而协作方式的变革，则会进一步引起生产工具即要素生产力的演进，例如由于抬的协作方式，引起人们对其工具的改进，如由木棍改进为扁担，则会进一步提高要素生产力。协作不仅会引起生产工具的变革，还会引起劳动者的智力和体力即劳动力这一人的要素的生产力提高和改进，例如他将学会如何与其他人相配合的“抬”的技能，而不再是过去单干“举”或“背”的技能。不仅如此，协作还引起分工和专业化，比如专业化用肩抬的技能，从而退化了用手抬的技能。同时，由于协作本身的需要，还会分工和专门化出一个作为生产力要素的管理职能，如前述的喊号子职能，以组织和协调他们的分工与合作，而这又会进一步提高协作生产力。
上述要素生产力和协作生产力的互动演化过程，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分析资本主义协作的三章中，也作了大致相同的论述。下面我们从以下七个方面归纳马克思关于协作生产力和要素生产力的互动演进思想。
1.简单协作导致生产资料的节约和规模扩大，从而提高了作为物的要素的生产力。我们知道，简单协作，就是生产要素和劳动方式不变的条件下，仅仅由于较多的生产要素集中在同一个空间范围内，人们共同劳动而产生的协作。但是，即便如此，由于“同时使用较多的工人，也会在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上引起革命。……一方面……生产资料的交换价值，丝毫不会因为它们的使用价值得到更有效的利用而有所增加。另一方面，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的规模会增大。”[3]（P360-361）由于劳动生产力始终是创造使用价值的能力和力量，因此生产资料的节约，即意味着创造相同的使用价值量，现在仅需要更少的生产资料，所以要素生产力提高了。生产资料的规模增大还会产生规模经济效应即提高其生产力。
2. 简单协作会刺激劳动者的竞争心和好胜心，从而提高作为人的要素的生产力。马克思说：“且不说由于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而产生的新力量……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3]（P362-363）上述两点分析说明，即使简单协作，也会使要素生产力得到提高。
3. 简单协作推进分工和专业化，进而使协作生产力自身获得进一步发展。马克思认为，工场手工业的起点虽然是简单协作，但是很快就会发生分工和专业化的本质转变。他说：“我们的立足点还是简单协作，它在人和物方面的材料都是现成的。但是很快就发生了本质变化”，即专门从事某件产品生产的手工业者，“逐渐地失去了全面地从事原有手工业的习惯和能力。另一方面，他们的片面活动现在取得了一种最适合于狭隘活动范围的形式。”[3]（P373-374）于是，这种分工的优越性就会“渐渐地固定为系统的分工”，“成为特殊工人的专门职能”。所以，工场手工业不仅引进了分工，而且还“进一步发展了分工”。[3]（P375）而我们知道，分工的发展即等价于生产力的发展。
4. 协作导致作为要素生产力的管理职能的产生，而管理有助于提高协作生产力。马克思说：“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即对协作劳动进行“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3]（P367）有专职的对协作劳动进行管理、监督和协调与没有专职管理的协作劳动相比，显然前者的协作生产力比后者更高。所以，马克思接着以一个乐队需要指挥、一个军队需要军官为例证，说明管理职能的分工对提高协作生产力的意义。
5. 分工和专业化导致要素生产力的改进和提高。首先，分工和专业化会促进劳动者技能的改进和完善，从而提高作为人的要素生产力。马克思说：“在局部劳动独立化为一个人的专门职能之后，局部劳动的方法也就完善起来。”因为“经常重复做同一种有限的动作，……就能够从经验中学会消耗最少的力量达到预期的效果。”[3]（P367）这就是说，即使在其他生产要素不变的条件下，由于劳动者改进了工作的方法和技艺，就可提高其劳动生产力。其次，分工和专业化还导致劳动资料的改进和变革，从而提高作为物的要素生产力。马克思认为，“一旦劳动过程的不同操作彼此分离，……过去用于不同目的的工具就必然要发生变化”，即出现“劳动工具的分化和劳动工具的专门化”。[3]（P378）显然，这种分化出来的专门用于特殊项目操作的工具，其生产效能比通用工具的效能更高。不仅如此，正是由于分工和专业化导致的“劳动工具的简化、改进和多样化”，才为大工业机器生产力的产生创造了物质条件[3]（P379），因为，大工业的机器，“大体上还是手工业者和工场手工业工人所使用的那些器具和工具”[3]（P410）。
6. 自然力和自然科学要素生产力为协作生产力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要素生产力的改进和提高导致协作方式的改变，即由劳动力的协作转变为劳动资料的协作，这就把自然力和自然科学作为生产力要素并入生产领域，从而使协作生产力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马克思认为，手工工具一旦被机器代替，人力必然被自然力取代，生产过程中凭经验的协作也必然被自然科学的应用及其劳动资料的协作代替，即“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了”。所以，大工业通过机器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领域，从而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3]（P423-424）
7. 分工导致产业集聚和专业化扩展，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二章分析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时，还专辟一节分析它与社会内部分工的互动关系。马克思认为，社会分工是在自然分工的基础上产生的，即由于“不同的家庭、氏族、公社互相”的产品交换而把这些不同的生产领域“变成社会总生产的多少互相依赖的部门”；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程度，产生了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后者又会进一步推动社会分工的发展，尤其是“随着劳动工具的分化，生产这些工具的行业也日益分化”；而且，“一旦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扩展到某种商品的一个特殊阶段，该商品的各个生产阶段就变成各种独立的行业”。[3]（P390-391）可见，工场内部分工和社会内部分工的这种相互促进，将导致社会分工的专业化及产业发展。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注意到这种分工和专业化的互动过程，将导致产业集聚现象的产生和社会其他领域的分工和专业化发展。他说，“把一定生产部门固定在国家一定地区的地域分工，由于利用各种特点的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出现，获得了新的推动力”；而这种分工不仅“扩展到社会的其他一切领域”，还“为专业化、专门化的发展……奠定基础”。[3]（P392）
上述研究表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一章至第十三章中，为我们勾画了一幅协作生产力和要素生产力相互促进，共生演化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图景。所以，把生产力系统分为要素生产力和协作生产力两个方面，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研究生产力系统自身是如何内在地变革和演进的，而无需求助于外在的生产关系反作用②；而且，马克思本人也是持如此观点的。把生产及其生产力分为两个维度进行研究，还有利于经济学的发展，这是下节将要展开讨论的。
五、二维生产及其生产力理论与经济学的发展
实际上，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就像其他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等人所做工作一样，是包含了现在所谓的“经济科学”几乎所有的内容；即使单从理论经济学来说，虽然它的研究对象或者说主体理论是生产关系，即生产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但马克思也重笔研究了撇开生产关系的生产及其生产力问题。基于此，我们便可以在这里提出一个关于的经济科学发展的重大问题：即对于撇开了生产社会形式的生产及其生产力问题，是否可以从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中独立出来进行研究，以形成一个“纯经济学”的经济学？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第一，毋庸置疑，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或者用现代术语讲，可称为马克思创立的“经济科学”，需要发展。而根据近现代以来知识分工细化的发展规律和路径来说，它需要分立出不同的经济学科群，才能获得更大更广泛的发展，如同现代经济科学的分门别类一样。当然，作为的“经济科学”，其硬核与新古典主义的经济科学的硬核不同，它的硬核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而把生产及其生产力独立出来研究，也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特色，因为生产是经济科学的出发点，而生产力在经济和社会系统中是第一性的因素或子系统。
第二，把撇开了生产关系或社会形式的生产及生产力独立出来研究，难免让人联想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曾批判过的庸俗经济学，因为它们的理论特点就是抽掉了经济范畴特定的生产关系或社会属性。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认为要把马克思批判的“庸俗”内容，与它们可借鉴的、具有科学成份的内容区别开来。由于这里不是专文评价庸俗经济学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因此我们只想说明，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来，庸俗经济学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要害并不在于它们研究了生产一般，而在于把这种一般当作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或者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范畴当作过去乃至永恒的范畴。
第三，在我国，通常把经济科学分为两大类：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前者是后者的理论基础。理论经济学，在我国是分为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样两个具有不同研究纲领和硬核的学科。如果撇开意识形态关系，这种状况应该说有利于学科之间的竞争。20世纪80年代，可以说是由政治经济学独领，但从90年代以来，政治经济学日渐式微，而西方经济学或新古典范式经济学则流行开来，几为主流，这尤其体现在众多的中青年学者中。如此结局，虽有多种原因，但从经济科学的发展规律来讲，与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不足有显著关系。例如，虽然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是撇开了生产关系的生产，或撇开了社会属性的经济问题，但1960年代以来以其为范式的新制度经济学因重视生产关系及其制度研究而异军突起，这一发展显然弥补了新古典范式经济学即所谓主流经济学的不足。相反，政治经济学仍然固守在传统的所有制范式内发展，这无疑极大地限制了它在经济和社会转型及其制度变迁中的应用，这是其一。其二，从应用经济学来看，可以说基本上是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即所谓的“西方经济学”作为其理论基础的，这或许与应用经济学较多的非生产关系特点有关，如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相反，政治经济学在应用经济学中体现极少，这是因为经济科学中缺少了独立一支的以研究生产和生产力等内容为对象的纯经济学。所以，把纯粹的生产及其生产力独立出来进行专门研究，是理论经济学在当前发展的重大任务。
为此，我们在这里顺便提出，理论经济学三个重大发展方向的课题，即当前它面临三个独立学科的发展：一是传统的以生产关系所有制理论为范式的政治经济学发展；二是以生产关系依赖理论为范式的制度经济学发展③；三是以马克思的生产和生产力理论为范式的“经济学”发展。显然，后者借鉴了现代经济科学中的“纯经济学”的概念和含义，即表明，它是以撇开或抽象了生产关系的、因而是“纯粹”的生产及其生产力为研究对象和内容的经济学。如此一来，“经济学”这一概念，就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广义的，指的经济科学，它包括上述理论经济学的三个分支学科，以及以它们为理论基础的应用经济学；二是狭义的，指的纯经济学，下文即在此意义上使用。
作为一个独立分支学科的经济学发展，我认为可以大胆地借鉴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因为它的许多成果如果剥去了它们把一般当作特殊或把特殊当作一般的外衣，剩下的科学内核是可以为我们所用的。这里不可能详尽而全面地讨论这一问题，只在本文主题的意义上，即马克思的二维生产及其生产力理论上，简要地讨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与增长理论，对于发展经济学的意义。
首先，我们知道，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生产和增长理论中，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理论处于一个核心地位。如果我们把生产函数中的资本要素K看成生产资料要素，那么，它就成了马克思要素生产理论的数学表达。因为生产函数左边的产量Q，即是马克思生产理论中所说的，劳动者借助劳动资料将其活动传达到劳动对象上使其发生预定变化而创造的使用价值量。所以，从数量关系上来说，马克思的要素生产理论所论述的内容，即是生产函数理论。至于生产函数中的技术因素A，与马克思的劳动生产率与使用价值量同比关系的分析是相通的，而马克思所说的影响劳动生产率的“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等因素，即是生产函数中的技术因素。生产函数中的另外两个参数即α和β，我们知道，当二者之和等于1时，表示规模报酬不变，大于1时，表示报酬递增。这种规模报酬不变和增加，实际上就是要素生产力的不变和提高。可见，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理论，是可以借鉴和整合到经济学的生产及其生产力理论中去的。
其次，新古典增长理论与新增长理论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把技术当作外生变量，并假定规模报酬不变，而后者则把技术内生化了，并假定报酬递增。因此，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缺陷，在一定意义上，如同传统的要素生产力理论的缺陷一样，缺少了技术演进即生产力演进的内在机制分析。而新增长理论，撇开其先进的数学工具，更重要的是，它有一个技术内在演进的思想。而这种演进思想，与上述二维生产力理论在一定意义上是相通的，而且笔者还认为，二维生产力理论，对于技术内在演进关系可能会有更好的解释力，或者说，能为其提供一个更佳的微观机制分析框架④。下面我们对新增长理论的核心内容与二维生产力理论的关系作一初步探讨，以说明经济学的发展可以积极地借鉴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经济增长，首先与生产要素的投入有关，即与劳动和资本或生产资料的要素投入的增加有关。但是，技术是会不断进步的，当技术进步后，增加的要素投入必将提高其生产力。我们知道，新古典增长理论因其外生性而无法解释技术进步的来源。而所谓新增长理论的“新”，就在于把技术进步处理成内生因素，从而揭示了众多影响技术进步和增长的内在因素，如知识外溢、人力资本、研究和开发、收益递增、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干中学等因素，重新阐释了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的跨国差异，为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了一幅全新的图景。下面我们试图用二维生产力理论重新解释上述新增长理论所发展出来的这些关键词。
“人力资本”从要素生产力理论来看，实际就是劳动力要素或人力要素。把它改称为人力资本要素，只不过是强调和突出了要素生产力理论中人力要素所掌握的知识及其智力因素和健康因素对于提高生产力的作用，以及作为微观机制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当把人力因素在资本的角度上来理解时，已含有生产关系即收入分配的因素了，即通过投资改进人力要素的质量而能够带来增值。因此撇开后者，新增长理论中的“人力资本”因素与要素生产力理论强调和突出人力要素的重要性是相通的。
与人力资本因素相关的“知识外溢”和“干中学”两个因素，显然与协作生产有关。因为新增长理论中的外溢“知识”和干中学的“知识”，更多的是默会知识，也就是说，只能是在协作生产过程中通过干而学到的知识和在企业内及一定空间范围的企业之间发生的外溢知识。无论是企业内还是企业外，通过知识外溢和干中学，既可以提高要素生产力如劳动者个人生产力，也可以提高他们之间的协作生产力，从而使收益递增。
按二维生产力理论，分工和专业化一方面会促进要素生产力的完善、改进和变革，另一方面它本身就是协作生产力发展的要义；而前述的人力资本积累和知识外溢及干中学，都与“分工和专业化”有关。因为，分工的深入会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进而促进发明、创新以及物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积累；社会分工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促进，包括学校、家庭、厂商对人力资本的直接投入，以及政府、家庭和学校对研究和开发的直接、间接影响；工厂内部的分工则主要通过干中学以及“研究和开发”部门的贡献来促进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积累和改进；分工和专业化基础上的产业集聚，则导致产业之间相互的知识外溢；而资本存量即生产要素积累的提高又会有助于发明和创新的产生。
“收益递增”和“外部效应”均来源于分工和专业化及其规模经济，而这与协作生产及其生产力有关。马克思认为，协作首先源于生产要素在一定空间内的集聚，即使要素本身没有变，单是数量的集聚，就会导致生产力的本质变化，即不仅提高单个要素的生产力，还产生新的协作生产力。这种新的协作生产力，用现代术语表述，即是规模效应和外部效应；而协作生产力与要素生产力之间的互动演进过程，从回报来讲，即是收益递增过程。因此，二维生产力的互动演进过程在收益递增理论看来，就是生产力系统不断自我增强的正反馈过程。
综上所述，研究马克思的生产及其生产力理论，并独立为一门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发展所必需的，更重要的是，它还是经济学在当代分立出多种经济学科群的发展所急需的；而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本着科学的态度，向现代经济科学发展所走过的道路和取得的成果进行学习和借鉴。
注释：
①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经济学这一术语，显然是人们不满足其传统政治经济学较窄的定位，而扩展其研究内容后，借鉴了经济学概念的含义。后文对此有专门的讨论，这里我们暂且将它定义为的理论经济学。
②当然，这并不是否定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而是强调，生产力的发展首先要从自身的内在因素找原因。
③这是笔者在2007年以来就提出来的观点。
④如果把它与生产关系及其制度的互动演化综合在一起，则能提供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范式的新增长理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