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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镇,这个沿袭了古代帝王年号的城市,将他引以为傲的陶瓷制作产业一代一扬光大,享誉全球,那白如玉的艺术陶瓷成品伫立于世宛如倾国倾城而又遗世独立的绝代佳人被世人瞩目与赞叹,这是自古以来能工巧匠们世世代代心血的结晶,为他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了无数珍品与这份得天独厚的技艺。
作为土生土长的景德镇人,我们是听着瓷都的美名长大的,可能就是由于我们生在这样文化底蕴浓厚的城市,从小对景德镇的瓷器有着非常深的感情,所以在考上大学选择专业的时候我们义无反顾选择了最深爱的陶艺专业,从此,开始了我们的艺术生涯。回想当年,为我们的选择感到庆幸,现在身处这个古韵悠扬的艺术殿堂,感觉自身的灵魂也得到了升华。
景德镇的陶瓷发展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他的存在不仅仅是艺术史上辉煌的一笔,更加是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传承下来的最浓墨重彩的文化积淀之一,艺术陶瓷的历史意义甚至在中国自古以来的外交史上都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说到景德镇制陶业的历史,可追溯到东汉年间,但那时的陶器制品只能称之为“质甚粗,体甚厚,釉色淡而糙”,只能自产自用,并不远销,所以那时陶瓷的影响非常有限,几乎并不为外人所知。然后经过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不断发展与创新,景德镇的陶瓷烧制技术渐渐凸显出来。
到了五代时期,景德镇成为了当时南方最早烧造白瓷之地,并且凭其在白瓷高超烧制技术而奠定了自己在制瓷界的地位,从而打破了青瓷在南方的垄断局面和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也为以后景德镇陶瓷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时光荏苒辗转到了宋代,随着那时封建经济的高度发展,陶瓷业的生产销售也出现一派蓬勃景象。那时,宋代全国有宫、哥、汝、定、钧五大名窑,而景德镇窑独创青白瓷的烧造,并以景德镇窑为中心,形成了并列于定窑、磁州窑、耀州窑、钧窑、龙泉窑等窑系的青白瓷窑系。当年青白瓷窑系影响面之大,在宋代六大窑系中居于首位。景德镇在宋代因创烧青白瓷器而独树一帜,而就是这时,得以用皇帝宋真宗的“景德”年号为镇名,从此“景德镇”称号享誉全球,也由此开始逐步走向全国的制瓷中心。
这时的景德镇制瓷也以近乎鼎盛时期,到了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间,元朝在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对景德镇瓷业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此时景德镇在制瓷原料上已从原有的瓷土配方加以改进,提高了瓷器的烧成温度,降低了瓷器烧成中的变形率,并为日后大型器物的烧制创造了条件。元代景德镇瓷业发展的突出成就表现在青花瓷、釉里红瓷、卵白釉瓷以及红釉、蓝釉、孔雀绿釉等新品种的烧制成功。在景德镇瓷业的发展史上,元代是一个承前启后、技术创新的重要时期,到了元代后期,全国很多瓷窑已经渐渐消失,而景德镇窑真正成为陶瓷制造业的代表。
历经元代至明代时期,景德镇已几乎成为中国陶瓷制造业的一支独秀。到明代中期以后,景德镇的瓷器占据了全国的主要市场,甚至外销瓷的数量也是巨大的,近年来东南亚地区,尤其像印度尼西亚等地,经常有大批明代瓷器的发现,数量惊人,中东地区同样十分可观。
明代晚期,中国瓷器远销欧美各地,墨西哥在修筑地铁时还发现了明代五彩瓷的碎片。而高质量瓷器的代表便是宫廷所用的瓷制品,那时的宫廷御用瓷几乎全部由景德镇供应。真正代表了时代特征的正是景德镇瓷器。明代洪武年间设置了御器厂以后,为了满足宫廷用瓷需要,为追求最高水准的陶瓷制品,景德镇的制瓷业不断生产新品种,不惜代价提高产品质量,因而也带动了民窑的进一步发展。而民窑在此基础上,同样精益求精,到嘉靖以后,宫廷所需的御器——钦限瓷器,实际上是由民窑中“官古器”户烧造的。那时民间的中、上阶层居民,几乎都使用景德镇民窑所产的瓷器,特别是青花瓷。
到了清代,景德镇的瓷都地位比明代更为突出,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堪称盛世,景德镇不仅始终保持瓷都地位,而且瓷业生产在工艺技术和产量上都达到了历史的高峰,晚清六朝时期,陶瓷当数光绪御窑器最为精良。那时无论官窑还是民窑,仿古风颇盛行,成为这一时期的特点。从清末到民国,仿古瓷、美术瓷均有很高成就。仿古器沿袭旧制,继承中亦有创新。清末民初兴起的以程门、金品卿、王少维为代表的文人派浅绛彩瓷,一改前朝华缛浓艳的面貌,追求一种简约淡雅的清新风格,令人耳目一新,从此开创了陶瓷彩绘文人画派的先河。至民国二十年(公元1930年)前后,文人派的新粉彩瓷便成为景德镇美术陶瓷的主流。
说到景德镇陶瓷的发展历程,就有必要举例一些代表陶瓷种类。景德镇的陶瓷至宋起发展壮大,其中宋朝以青白瓷为代表,这青白瓷晚清后又称之为“影青”、“隐青”等,其特点是釉色如玉,白中泛青。青白瓷的制作水平已超出当年其他南北名窑的制作水准。据现代测试,宋景德镇湖田、湘湖青白瓷标本瓷胎的白度达到76.5%,釉面透光度达到1.19%。为此专家评价:“宋代青白瓷不仅远远超过了越窑,使釉的质感达到了如玉的要求,而且也几乎具备了与玉器无别的质地”。
而提起精品陶瓷就不得不提青花瓷了,青花瓷不仅料色青翠艳丽,釉质莹彻透亮,而且笔触之间极富层次。青花瓷的发展至元代才趋于成熟,目前真正的元青花存世量极少,有着极其高的收藏价值。永乐和宣德时期是明代瓷器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永乐瓷以青花、鲜红釉和甜白釉最为著名,并新创了低温黄、绿釉彩瓷的新品种。宣德器更为成熟,品种大大增加,其发色浓艳深沉的青花瓷成为明代青花瓷之冠。这时新创的品种有斗彩、青花填黄、青花填红、洒蓝、天青釉等。成化瓷器是明代瓷器发展的又一高峰,其瓷质细润晶莹,薄如蛋壳,品种以青花和斗彩著称,此时青花呈色淡雅,别具一格,而斗彩在宣德基础上达到了明代的顶峰,其代表的器物有鸡缸杯、天字罐等。
清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后,珐琅彩瓷试烧成功。尔后又将画珐琅法逐渐运用到五彩中,从而形成独树一帜的粉彩瓷。到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以后,烧制珐琅彩瓷开始进入鼎盛时期。而由珐琅彩发展而来的粉彩瓷,其技艺也日臻成熟。雍正粉彩瓷,色泽粉润华滋,装饰精巧秀逸,显得异常柔丽高雅;雍正时期,首创以青花料在坯体上勾勒纹样,成瓷后进行釉上粉彩装饰,使粉彩的明艳、青花的幽靓争妍斗艳,相得益彰,更别具一番清俊华丽之美。雍正时期研制成功的高温窑变釉,绚丽斑斓,流光溢彩。
一、主要目标
制度化建设的目标应围绕着有利于促进武汉及周边城市群经济潜力的充分发挥,为区域内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而展开。武汉及周边城市群经济一体化制度建设达到的目标可初步设计为:
1、实现武汉及周边城市群地区内的商品、资本和人员等要素的自由流动;
2、实现武汉及周边城市群地区内商品、资本和人员等要素市场的相互开放;
3、建立武汉及周边城市群各城市间更加快捷、紧密的城际交通体系和区域内共享有利于经济、科技、社会协调发展的基础设施;
4、实现对上述三项目标的管理、协调、监督和咨询的顺利实施。
二、主要任务
武汉及周边城市群地区制度化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在现有行政管理体制下,通过专家参与和地方政府间的协商,在更大空间层面上建立起武汉及周边城市群内统一的市场;发挥在政府倡导下的,企业及各类中介组织对武汉及周边城市群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1、制度化建设的主要内容
①制定统一规划。从武汉及周边城市群作为一个经济的整体来看,需要一个全局性整体的规划。根据武汉及周边城市群体制的现状和未来一体化的实际需要和可能,该规划必须是一个既能打破现有框框,又能尊重客观实际,具有可操作性,从自然、经济意义上把握和指导地区发展的规划。这就需要在各地的支持和认同下,对武汉及周边城市群经济一体化的目标、体系进行总体的规划设计。
②颁布统一政策。围绕总体规划、目标制定、颁布武汉及周边城市群内统一的市场准则。内容包括商品、技术、资金、产权、人员自由流动的基本原则及包含一系列具体配套操作的实施细则。各地政府在授权机构的同意下,将以协议的方式让渡部分有关地区经济管理的权力,并作为武汉及周边城市群区域内的成员承诺遵守区域内统一的市场准则的有关约定。
③建立统一机构。从有效发挥各地之间的优势互补及资源共享出发,需要有一个全局性的推动和协调机构。作为武汉及周边城市群政策和协调机制的执行者,可在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由各地政府委派区域经济事务特别代表和有关经济专家组成武汉及周边城市群区域内一体化的执行和协调机构。该机构将是处理城市群内有关经济事务的最高权威部门,也是武汉及周边城市群各地政府授权运作,具有对经济一体化有关事务实行管理、协调、咨询、监督职能的机构。
2、制度化建设的操作和实施
①具体步骤
第一步:由研究武汉及周边城市群经济一体化的专家和各级政府派员组成“武汉及周边城市群建设和协调委员会”。用1年左右的时间,对武汉及周边城市群目前的现状和今后的具体走向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从而制定出包含近、中、远期目标和实施步骤的“武汉及周边城市群建设整体发展规划。”
第二步:在整体发展规划完成以后,各地政府可组成“建设武汉及周边城市群共同政策制定领导小组”,根据规划的内容切实研究各地切合实际可操作实施让渡的权力内容。建议在“武汉及周边城市群共同政策制定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分别成立如“共同财政政策起草小组”、“要素市场政策起草小组”等各类专题小组。用1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各类共同政策的制定。
第三步:由省直有关部门和各地政府委派代表组成“武汉及周边城市群经济一体化发展委员会”(以下简称发展委),在各地政府所让渡的权力范围内,进行统筹协调及处理有关区域的重大事宜。同时在共同体领导下,根据所制定的区域发展政策,成立相关的政策协调机构和执行机构。可考虑设置“武汉及周边城市群基础设施建设协调委员会”,用以加快城际交通和其它区域内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设置“武汉及周边城市群人口流动协调委员会”,促进劳动力的自由、合理的流动;设置“武汉及周边城市群市场开发协调委员会”,用以开放区域内的各类要素市场;等等其他各类执行机构的设置。
第四步:大力发展大型企业集团和民营企业,在各类协调机构的指导下,充分发挥其在推动武汉及周边城市群经济一体化发展中的主导力量作用。使各类企业在区域内经济环境充分自由的条件下,可以根据市场信号安排企业的投资活动,达到区域内资源的有效配置,进一步完善区域内的产业结构。
三、发挥武汉在周边城市群中的中心作用
在武汉及周边城市群经济一体化建设的新阶段中,武汉作用的进一步发挥,应考虑跳出武汉来思考。
第一,发挥武汉金融中心的辐射功能,引导武汉的资金投入武汉及周边城市群经济区域。武汉作为一个区域性金融中心,应同时具备资本、资金的聚集和分散两个功能,使武汉在实现以武汉为目的地的资金、资本集聚的“聚财盆”功能的同时实现以武汉为出发点的资金、资本对内地特别是武汉及周边城市群的“漏斗”作用,进一步发挥武汉作为金融中心的辐射作用。
第二,加快出台近期呼应武汉及周边城市群一体化的相关实施策略,推进武汉对武汉及周边城市群地区跨地区投资的实施。九十年代初、中期,武汉为实施产业结构调整,一些产业尤其是商业系统实施过较大规模的对外投资,但效果并不十分乐观。这既可以归结于对外投资时机的不成熟,也可以将原因分析为当地的市场环境较差、武汉对投资的管理不到位等等。下一步对外投资可考虑如下实施策略。
1、武汉产业下一步实施向周边辐射的过程中,要统一思想确定主要投资地区,要根据经济环境、发展水平和配套能力,明确目前重点投资地区应放在周边地区。根据武汉产业外移的需要,确定武汉鼓励辐射周边的产业为金融服务、轻纺、服装、商业和房地产业。
2、在武汉及周边城市群一体化制度建设实现之前,武汉对本地企业,无论是国有、外资、私有,只要是以武汉为出发点发生的对外投资,都应设立专门部门给以特别的关心,帮助解决和协调在异地发生的困难和问题。
“哥特式”是12世纪中叶到15世纪末盛行整个欧洲(除地中海古典文化)的一种艺术风格,这段时期是西方艺术史上的一个全新、独创的艺术时代。
一、生活的忧郁
中世纪的欧洲社会是在一个分散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当时,欧洲大部分还极不稳定、阴云笼罩,人类整体上毫无外部世界的知识。正如1860年一位研究中世纪的历史家所说:人类的意识那时处于梦寐或半睡半醒状态,意志消沉、无所事事、缺乏独创精神,愚昧无知的教士控制着社会。这个时期人们精神运作的特征是力图给每个概念以特定的形式,满脑子的系统安排的图像和形态――所有这些都在艺术中的到重视。喜欢表现线条相互交织、混合,点、线、面,后来发展的曲线、圆环形、旋涡形、曲折形、S形等装饰。
二、神学的梦魇
当时欧洲虽然在政治和领土上没有统一可言,各种矛盾也十分激化,但以宗教为基础的联合体却把整个欧洲联系了起来,人类注定不得不面对宗教重新组成的一个更为广大的宗教神学世界。整个中世纪欧洲大教堂充满各阶层的男女群众,在那里人们能够见到骚动与恶臭、希望与痛苦、它是人世纷扰的一个横切面。12世纪起,中世纪心灵的宗教开始倾向基督受难的悲惨一面。魂灵,魔鬼和吸血鬼等都被打上毒害无穷的精神实体的烙印。还有古代绘画中那些奇特的动物、植物和原始人物等不易察觉的形象源泉被遗传下来,逼真的宗教人物形象与可怕而狰狞的巨兽或怪异的植物就这样混合了在一起,成为艺术家取之不尽的题材,使那些异样病态压抑的直觉感受发展出难以言喻的艺术永恒。从丢勒创作的版画《骑士死神和魔鬼》可以看到一个注定受死亡咒语永无安宁日的逃亡者,主题沉默晦暗。
三.死亡的阴影
12世纪,哥特式绘画艺术开始正式大胆地表现死亡的主题。从未有哪个时代有这样如此看重死亡,这种对死亡的可惧情感是经历了漫长的心理历史的演化过程:那时候人的平均寿命几乎都不超过40岁或更短,暴死的危险,病态的刑法,大规模的瘟疫,黑死病周期性的发作,夺去上百万人的生命,幸存下来的人也陷入精神颓废状态。过分压抑的情感和统治者的残暴控制,在人们对基督教提出质疑后意志开始松懈,取而代之的是恐慌不安和行为的异常。一旦这种心理找到发泄的对象,撒旦、死神和地狱就会趁虚而入,完成整个妄想的创造过程。那一时期,这一原初的恐慌一次次的爆发,愈演愈烈,淹没了整个理性的尝试,死亡的忧虑紧紧揪着活人的心。
四.的幻想
从12世纪起,为了追求精神上的慰藉,欧洲开始流行情人的风尚。中世纪的青年,16岁就有了充足的性经验,而且关于性的观念,基督教会采取三缄其口的政策,即不说、不听、不问。由此造成婚外通奸的盛行,包括国王也很难抵御这种的诱惑,现实中的情感生活粗暴得令人惊讶。13世纪,骑士理想普遍流行,对的骚动在艺术中成为实现优雅爱情和伦理愿望,并贯穿整个时期。借助这个传统的幻念,幻想不断涌现,激情的灵魂迷醉了充满憧憬的心灵,性的主题总是隐藏在图像主题背后。
1、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意义
在全球文化融合性不断加强、国际间交流日趋频繁的今天,文化产业被誉为21 世纪的黄金产业。其中,文化创意产业的快速成长已成为我国现代城市经济发展的一个新亮点。
城市经济的发展壮大一定要有强大的文化内涵作为支撑,而文化本身便是对经济发展贡献力巨大的产业。国内如北京、上海、苏杭等经济发达城市,文化创意园区的立项创建和不断完善成熟甚至现已发展成为代表其城市文化内涵的一张全新名片。这一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正在对所在城区的形象定位和产业布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2、武汉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优势分析
武汉市,作为华中地区最为重要的工业城市和经济、文教中心,拥有相当悠久的历史文化沉淀底蕴。一度是中国规模最大工业城市,曾有“东方芝加哥”的美誉。武汉晴川地区,因唐朝诗人崔颢所著“黄鹤楼”一诗中那句耳熟能详的“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使其早已为众人所熟悉。得益于两江汇通之处的优越地理环境、丰厚的周边自然人文景观使得晴川地区完全具备打造“文化创意园区”的各种要素条件。而晴川地区同时又是我国近代工业“汉阳造”的发祥地。“汉阳造”是世界闻名,国内独有的工业文化品牌,是武汉宝贵的文化及旅游资源,也是发展城市经济的宝贵财富。
一个城市,需要一些看得见的历史文化建筑的沉淀。目前,晴川地区拥有众多现成的现代工业遗产资源。保留住这些老工业的历史痕迹,一方面让后人们能够看见这些过去曾对武汉经济建设产生过相当影响和贡献的直面回忆;另一方面将现有老旧工业厂房改造成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则是城市在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充分利用自身的生态优势、人文优势来破解环境资源约束,实现经济转型的战略举措。即符合晴川地区“山水园林城”的城市定位,也将为武汉城市经济建设带来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新的发展起点。
3、发展武汉晴川文化创意产业的对策建议
3.1 加强规划定位研究,确定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方向
切实加强文化创意产业调研,聘请相关行业内专家,成立创意园区总体设计小组,来具体设计创意产业蓝图和统一规划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方向。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与城区总体规划有机结合起来,发挥辐射效应,带动一系列相关产业群的发展。针对晴川地区现有旧厂房占地面积大、厂房形态各异、功能多样、空间结构条件良好的特点,完全可以改造为文化创意产业人员的工作室、创作室、展馆、影棚、多功能厅、展销场所等。吸引更多的家居软装、时尚服饰设计、手工艺饰品创作等来到这里创业,形成一体的现代化综合型文化产业社区。
3.2 加强重点园区建设,形成聚焦效应
结合武汉地区文化产业的现状和发展前景,笔者认为以下两个重点园区的建成对于武汉城市经济建设和文化氛围的提升将起到一个良好的推进和示范作用。
3.2.1影视动漫文化区
当前,游戏、动漫及设计产业在全国乃至在全世界的发展意义都十分深远,而武汉市文化产业发展态势良好。据不完全统计,武汉市目前有动漫创意类企业百余家,从业人数近万人,年动画片产量近2 万分钟,年出版动漫报刊近500万册,有一定影响的民间动漫团队已达100多个。无论是生产规模还是原创作品数量,武汉市在全国动漫产业的排名均处于第一方阵。园区的建设完全可以将平面设计、动漫画设计、影视制作、网络游戏、三维设计、工业设计等相关多媒体文化产业逐步引入,整合为一个集原创、制作、播出、培训、展览、体验等方面的图像设计基地,逐渐形成产业链完整,独具特色的影视、动画文化设计专属园区。
3.2.2 工艺文物文化区
针对武汉市两个最大的文物及工艺品市场:徐东古玩市场和香港路文物市场现有经营形式较为分散以及商户良莠不齐的情况。完全可以利用晴川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地理、文化及人文优势将武汉市这两个文物市场整合,统一规划和引进到晴川文化产业园区内,形成一个集古玩交易、仿古工艺品设计、创作的专业园区。这势必将形成华中地区乃至全国最具有文化特色的文物及工艺品创作基地和交易集散市场。
3.3 加强财政对园区内重点文化创意产业领域的投入力度
由于文化创意产业存在科学艺术性高,资金、技术、市场层面集中,创新研发任务重的经营特点,决定了企业经营都会面临早期投资巨大而后期收益过程缓慢。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需要政府的有力支持和政策的有效扶持,尤其是对园区企业在启动初期内的税费、经营费、管理费等方面所能提供的优惠政策以及扶持力度就显得至关重要。
对此,在园区筹划成立初期,管理机构可以通过廉价或免费提供厂房、设备,或只收取低廉的使用费来加强扶植力度,提高民间艺术群体的创业积极性,以伙伴关系来快速营造市场氛围。还可以针对进入园区的中小规模企业设立“文化产业援助基金”来提供部分资金扶助,使中小企业增强创业信心,快速投入到文化产品的研发、生产环节中。同时,政府还要提供尽可能的经营便利和税费优惠措施。人类文化是历史的沉淀,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孵育和投资也必须当作一项长期经营战略来落实。
3.4 加强内引外联和完善投资环境
现有晴川龟北路附近文化创意园区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优势在于历史文化、工业遗产资源丰富,文化产业和市场氛围基本树立。进一步增强园区的文化氛围和投资环境,可以通过如放宽市场准入条件,保护和扶植一些较为弱小的民间艺术进入园区;加强与民间中、小规模的艺术创业群体的帮扶上马和通力合作;强化内引外联的手段寻求相关文化和艺术部门的支持协作;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文化展会来加强行业组织之间的横向联系和交流;结合晴川地区的发展特点和优势,通过合理规划和资源整合,来增强晴川地区的整体文化艺术氛围,最终形成一个良好、积极的专业文化艺术区域投资环境。
同时,还要在现有的交通主干道龟北路、汉南路上进行重新规划,使晴川地区在交通出行、饮食、便民服务等生活配套设施上都进一步完善成熟。
4 结论
文化创意产业的建设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要达成产业的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形成有利于资源互通的产业链,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倍增效应。武汉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后期规划可以与南岸咀、龟山、琴台大剧院、梅子山风景区一线相连,建设成为国内少有的集人文、自然、工业景观于一体的旅游线路---《十里工业画廊》。大幅推进武汉城市共建布局和城市功能的调整升级,为武汉经济再一次发展腾飞增添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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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熊金超,黎昌政.武汉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打造“创意之都”[EB/OL].hb.xinhuanet.com/2012-05/13/c_111940425.htm,2012-05-13.
作者简介:陈甦(1978—),男,汉族,湖北武汉人,高级物流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市场营销与企业管理。金玮(1983—),女,汉族,湖北武汉人,工程师,本科,研究方向:城市与区域规划。
关键词:城市:意象;精神
中图分类号:TU-0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10)10-0071-03
1 中西方城市起源及其精神
1.1中国城市精神渊源
1.1.1中国城市起源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辉煌灿烂的古文明,也是城市最早产生的国家之一。在我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城” “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城”是指有防御性围墙的地方。古代的“城池”是指城墙和护城河,因而其形态是闭合的、内向的。而“市”则是指交换贸易的场所。由于生产经济活动的需要,其形态则呈开放的、外向的。
1.1.2中国人文思想与城市精神
1.1.2.1儒的规矩
中国古代由于文化、哲学思想的独特性对城市规划思想有深刻影响,也造就了典型的城市形态特征。中国古代城市精神与古代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思想有很大关系。春秋末年齐人著《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起,儒家思想就成为了封建统治时期的正统思想和行为准则。儒家思想重礼、崇孝、尚文。在儒教思想的光照下,无论是都城、宫殿、庙宇或百姓住宅都讲求对称、均齐、规矩、等级。正如梁思成先生所说:“以多座建筑合组而成之宫殿、官署、庙宇、乃至于住宅,通常均取左右均齐之绝对整齐对称之布局。庭院四周,绕以建筑物,庭院数目无定。其所最注重者,乃主要中线之成立。一切组织均根据中线以发展,其部署秩序均为左右分立,适于礼仪之庄重场合。”明清北京紫禁城即今日之北京故宫,其平面布局的最大特征,是严格的中轴对称,自南至北,呈纵向发展,其主要建筑,都安排在这一条中轴线上,它们主要是:天安门、端门、午门、金水桥、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和乾清门。并且在这中轴两边,对称地布置着一系列副题建筑。如社稷街门对太庙解闷;西庑对东庑:社右门对庙左门:阙右门对阙左门;照和门对协和门;右崇楼对左崇楼;贞度门对昭德门:弘义阁对体仁阁;右翼门对左翼门;中右门对中左门;后右门对后左门:隆宗门对景运门以・及内右门对内左门等。“则中而立”,“居中为尊”,《周礼》中记载的这种典型的礼制规划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代都城的规划。
1.1.2.2道的自由
“道”的基本哲学涵义有三:第一,先天地而存在和生成万物的本根、始基:第二,其性“无为”,因“无为”而“无不为”;第三,其本体隐秘恒常,只可领悟,不可言说。道的中心涵义是“无为”。 “无为”思想是老子哲学的基本精神。所谓“无为”,就是任其自然之意。“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和儒家“人世”的观念不同,道家崇尚“出世”。认为政治的昏庸、社会的混乱、民众的贫穷,都是人为“失道”的缘故。他抨击“人世”、“大伪”的礼制。“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认为,所谓仁义、忠信、孝慈这些礼的教条,都是人为地敷衍出来的,因是人为的,一概都无用,只有“本然如此”的道,才是治之“首”。在道家看来,“好静”之于社会的骚乱搅扰, “无事”之于尘世的烦苛政举,“无欲”之于人衰的贪得无厌,无疑都是一剂良药。“好静笃”,“无所事”,“无贪欲”,放弃一切外在行为的努力而使“无为”回归到内心,使人在理念情趣上仿佛超越社会而回归自然,使本已为尘俗所紧绷的内心在自然的荡漾中重新求得片刻的松懈、宁静与欢愉,这只有在精神上崇尚自然无为才能体悟,其实,这是与对自然的审美心理机制相通的。道家“无为”哲学的这一丰富、深邃的思想内涵,构成了中国城市文化尤其是园林文化的一种深刻的文化之魂。道家极抑人工妄为而独尊自然。这种美学观念渗透于城市的建设中时,我们不难发现,大多人工建设都不会对自然环境进行颠覆或毁灭性的破坏,而是“依势而上”、“顺势而为”,一切以自然为基准。因此它并不会呈现出一定的规则性,更多的是高低曲线,使其成为自然的一部分。美国当代著名建筑学家波特曼在《波特曼的建筑理论及其事业》一书中说道: “在末经人们改造过的大自然,你看不到直线。” “人们的才智与直线有关系,但感情却与大自然的曲线形式相维系。”他对曲线自然的深刻见解揭示了中国城市文化之美的文化底蕴。 “虽为人作,宛自天开。”
1.1.2.3小结
中国古代的审美观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上的。无论儒家、道家,都讲“天人合一”。儒家以“人为”求“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于审美境界,而道家则以“无为”求得这种“天人合一”境界的。中国人自古对天地敬若神明,而中国古人心目中的“夭”是多义的,除了指自然界的天空、苍穹以外,或称之为自然、本然。天是最崇高的。然而天象变幻莫测,天时难以捉摸,天的高远与深邃,使得古人对“天”产生了神秘感与敬畏之情。原始初民对大地能够滋生万物,为他们提供赖以生存的一切食物感到惊奇,于是对她的广博与温暖感到崇拜与感激。《礼记・郊特性》说:“地载万物,天垂象。取材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中国这种传统文化的理念体现了朴素的人本主义思想,并且讲求实用性。因此,在中国古代传统城市的建设中,将人工建筑视为自然的一部分,并使他们尽量贴近大地与土壤相亲,而与天保持距离。
1.2西方城市精神渊源
1.2.1西方城市起源
古希腊文明的最初发源地是爱琴海一带以及邻近的希腊半岛,由众多礁石、岛屿、半岛、海湾、港口组成的区域。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是古希腊最强盛的时期。剩余商品的生产,手工业的发达,对外贸易的开展,加上文化艺术的繁荣刺激了古希腊城邦的发展。而古希腊的先哲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都在自己的著作中畅谈了城邦社会和对人类理想城市的探索与构想。这些都构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城市理论思想。在古希腊的城邦中,最典型的城邦就是雅典,它代表了希腊城邦中古希腊式的民主制典范。并且,那时雅典在居住问题上采取公民平等的原则,居民居住的街区呈方格网状,贫富居民混居同一街坊。
公元前500年的古希腊城邦时期,提出了城市建设的希波丹姆模式,这种城市布局模式以方格网的道路系统为骨架,以城市广场为中心。并且希波丹姆遵循古希腊哲理,寻求几何图像与数之间的和谐与秩序之美。古希腊罗马的神庙之所以令人肃然起敬,就在于它们的对称和精确的比例。城市的建设从街道到广场的
规划布局都严格按照几何和数的规律设计。
而古罗马时期的营寨城其平面大都呈现方形和长方形,中间是十字形街道,可通向东、南、西、北洗个方向的城门。街道交点为罗马斗兽场和万神庙所形成的中心广场。公元前30年,罗马统治者奥古斯都即位,到公元14年去世。他用毕生精力建造了“永恒之都”――罗马城。他除了兴建罗马广场、巴拉丁山上的阿波罗神庙、屋大维柱廊、凯撒纪念堂、玛尔且勒剧场、玛尔斯战神庙这些大型宗教和公共场所之外,还改善了城市的供水,修复了对外省的大道,更奇迹般地兴建了罗马第一所豪华皇家公共浴场,从而改善了罗马人的生活。
古罗马建设的伟大成就得力于它的拱券结构。城市建设的第一个步骤是选址。影响选址的首要因素之一是供水。所以,城市一般都是在水源充足的地方发展起来的。水的供应量有决定了城市人口的规模。而这种成熟的拱券技术是的古罗马人可以将军事卫戍建在水源不充足而在战略上占据重要位置的地方。使用拱券技术的输水道给了古罗马人在选址上的极大自由,并且也保证城市规模几乎不受供水的限制。
中世纪早期城市是自发形成的。大多城市都是在城堡周围逐渐形成的,因此以环状与放射状为多。中世纪欧洲有强大而统一的较全,教堂常常占据城市的中心位置。教堂广场是城市的主要中心,广场采取封闭构图,平面不规则。道路网则常以教堂广场为中心放射出去,并形成蛛网状的放射环状道路系统。
1.2.2西方城市精神
古代希腊并不是西方文明的唯一发源地,但是凡涉及西方文明或者说欧洲文明就不得不从希腊文明说起。因为它对西方文明的影响十分深远,其中包括对城市文明的影响。因此谈及西方城市精神,也不得不从古希腊的城市和古希腊的精神说起。
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文明,其基础是建立在自由、理性、乐观、世俗、人文等人类最为崇尚的理想之上的,因而具有人类文明的崇高性和元典精神。城市作为一种容器,首先必须具备一种磁性。这种磁性可以使得古人类定期返回。从旧石器时的文化丘和石冢到永久性的村庄聚落,这些固定的地面目标和纪念性的聚集地点使人们定期或永久地集中在一起,形成一系列的营地。而这种聚集方式的起源中不仅同生存有关,而更多地是同神灵、祭祀有关。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说: “庇护、容受、包含、养育,这些都是女人特有的功能,”“房舍、村庄,甚至最后到城镇本身,都是女人的放大。”“一些更原始的建筑结构,如房舍、届室、陵墓等,也往往为圆形:就像希腊神话中所讲的那只最原始的饭碗一样,是依照阿芙洛狄忒的取型塑成的。”而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改进,男性象征的各种表现形式和男性至尊的各种抽象概念逐渐扩大超越了女性那种包容万物的精神。其形式多见于刚直道劲的直线,成比例的矩形,严密封闭的几何图形,状的高塔以及方尖碑。在西方文明发源地之一的希腊雅典,我们在其域邦中,可以见到大量的爱奥尼柱式和多立克柱式。位于雅典的卫域就充满了这两种柱式的艺术典范。爱奥尼式突出女性的柔和典雅与华贵,而多立克式则强调男性的挺拔雄健与庄严。
远古一些城市大多星圆形平面布局,而至统治者的城堡和宗教圣界则往往为封闭的矩形平面。城市不仅仅体现精神宗教以及世俗伟力,而且它还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它象征着宇宙,是实现人间天堂的一种途径。人类文明在历史的长河中呈现向内聚合的趋势。这种集中聚合的变化过程是随社会交往领域的扩大同时发生的,社会权利的聚合也从从最初的氏族式、宗教式向王权组织形式转变。逐渐形成所谓“小城”,即城堡。由于对天神的崇拜与敬仰,城市颠覆了村落的价值观念,将根基送上了天堂,使得所有人的目光都向上仰望,因而城市的天际线总体呈现出向上的趋势,试图与上帝亲近。人们把生活理解为圣事,理解为对神灵的一种模仿,古代城市也因此变为了天堂的复制品。西方把宇宙描绘为一种和谐运动着的星球体系:宇宙、太阳、地球都为圆形,整个天体由十个星球围绕“中心火”运行。这在城市空间上,以古希腊雅典卫典型:雅典城是以卫城为中心,向外作放射状。雅典卫域建筑群的布局没有轴线,也不求对称,建筑物的位置和朝向是根据人们朝圣路线的最佳景观视角来设计的。卫城的非对称的自由布局主要来自民间的自然神圣地传统。马克思也曾经说: “希腊是泛神论的国土。……每个地方都要求在它的环境里有自己的神,每条河流都有它的水泽女神,每个小树林也有它的森林女神,希腊人的宗教就是这样形成的。”希腊的自然神是人性化的,这些民间自然神圣地不要求威严、不拘泥于一格,其布局追求天然得体,与风景一起嵌入和谐的画框中。
罗马人是最伟大的城市建设者。古罗马人所具有的不畏惧自然和敢于向神灵宣战的精神使他们在建设域市中极大地使用工程来改造自然,使它符合自己的需要。在地形不平的’情况下,古罗马人竟强力用拱券结构拾高低地,以取得平整的房基地,建造平衡对称的大型宫殿、庙宇或建造道路和广场,以便城市建设的布局接近理想模式并符合他们的审美情趣。
2 中西方城市意象比较
2.1“线”与“面”
在中国,人们渴望在城市中获得自然的情趣,因而在园林中创造与自然相对应的山水景色,发展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园林景观和城市景观。中国人深受儒道两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儒家提倡秩序与尊卑,重礼制,因而中国古城建设都以中轴线对称分布:而道家讲求出世与自然之道,因此,中国人得以在纷乱繁扰的俗世得以片刻的超脱。城市中严整的秩序与自然山水的辉映表现出中国人对完美理想的不懈追求。中国城市意象这种理想画面和意象的追求,是二维的,有前景和背景,主要是以抽象性的“线”为其的表现形式。
而西方城市的意象则由建筑的丰富与形式的变化多样为基础组合而成一幅变化莫测的图画。无论是色彩斑斓的形式各异的房屋,还是高耸入云的教堂都展现出西方人开放的思维方式。在希腊罗马式自由民主的思想观照和独特的希腊罗马是美学思想影响下,西方城市建筑皆为“立面建筑”,强调的是立面的划分、比例、颜色和装饰。它是三维的,建筑成为实体块状,体现城市的明暗与阴阳,是“面”的表现形式。西方的街道或建筑立面丰富而多变,在阴影透视的表现形式下,呈现出立体几何和数的美感。
用绘画语言来描述,中国城市的意象就像一幅山水写意:而西方城市意象则为一幅色彩绚丽的油画。
2.2“木”与“石”
木材是中国一直广泛使用的重要建筑材料,并由此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木结构形式和建筑风格:而在西方历史上,石材是其长期的正式的主要的建筑材料。和坚硬的石块相比,木材柔软、轻巧更富有张力。1996年丽江发生了大地震,有不少新建的大楼倒塌,道路受损。可是这场地震却没有震倒老房屋。主要是因为中国古建筑采用的是木结构体系。这个体系当遇到地震
或突然猛烈的撞击时,由于木结构各个构件之间都由榫卯联接,在结构上称为软性联接,富有韧性,不易发生断裂。与西方古建筑的砖石结构体系相比,中国古代建筑的最大特点就是采用木结构体系。另外砍伐树木比起开山取石、制坯烧砖要简便容易些。中国这种“木”性恰巧也反映出了中国文化精髓:温和、轻柔、张弛有道。而西方继承了古希腊罗马的建筑艺术理念,将其视为艺术和纪念碑,使其具有神性,求其永恒。而石材恰好可以表现出如神般的坚毅、公正、厚重和崇高。
中国的“木”质性轻盈、活泼而富有生命力:西方的“石”质性沉重、坚实富有艺术感染力。
2.3“庭院”与“广场”
中国自古以来就秉持“家、国、天下”的情怀。家乃是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中国的合院住宅及宫殿都是有围墙围合而成的独立单元。“院”是住宅和宫殿的中心,房屋围绕面向院子,古人的活动场所也基本局于室内的私人庭院或园林。因此,中国文化是“院落文化”,它是封闭和内向型的。而这种封闭内向型的以“家”为单位的“院落文化”反映了我国以稳定的农业为主,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
区别于中国的院落,西方城市文化则呈现出开放的、外向型的形态。古希腊时代,城邦发达的公共生活把人们吸引到广场上去,广场成了公民们重要的活动场所。此后,广场上造了房子,也有了市集,人们在这里聚集随意交谈、闲逛、或参加重要的庆祝仪式。而几乎每一座城市,市政厅、主教堂和市场大厦前面都有广场。广场把城市的政治、宗教和经济建筑形式组织成为了一个整体,作为城市的公共中心,也就是市民们的政治生活、宗教生活和经济生活的中心。这种“广场文化”则反映出了西方以畜牧业和贸易交换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
2.4中西方城市天际线之比较
西方古城多建于高山之上,这样选址据山临水、易守难攻。并在地市的高点建造城堡或教堂。教堂巨大的穹顶控制着全城的天际轮廓,是城市呈现上升的态势。尤其是哥特式的尖塔高耸人云,城市仿佛一座森严的堡垒笔直地矗立,天际线呈现蓬勃的垂直感。另外西方传统建筑多为砖石结构,使建筑具有惊人的跨度的高度,不断采用向上拓展和垂直叠加的方式,渴望精神上接近梦想的天堂,用以表现对天神的崇敬和膜拜。
中国的传统文化推崇“天人合一”,并将人工建筑视为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多采用横向建筑结构以尽量贴近地面与人相亲,以表现对土地的眷恋感激和崇拜。加上中国古建筑采用木材为基本原料,形成了椽、檩、梁、柱、础的受力结构,虽然建筑的单体尺度不及西方建筑,但其层层渐进所构成的建筑群却形成了更为宏伟的气势。中国古城多位于北方平原,古城中建筑高度差异并不大,低矮的民居和相对高大的城楼、宫殿、庙宇等构成了平缓均衡的城市天际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