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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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文第1篇
关键词：重商主义；自由主义经济；
中图分类号：D5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1-0020-02
国际政治经济学是20世纪70年展起来的一门国际关系分支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探讨的是财富和贫困问题，以及谁能从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体系中得到什么的问题。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集大成者罗伯特・吉尔平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一种“对国际政治学和经济学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与此同时又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性质解释为“研究全球经济及技术之间相互依赖的发展同国家所构成的国际政治体系的持续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总之，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将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联系起来，以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研究国际关系的学科。
一、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流派
在国际政治经济化和世界经济政治化的发展趋势下，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将经济学与政治学相互联系起来已经成为一大潮流，其主要目标就是研究国家、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在国际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国家和市场在国际领域的相互影响。但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大理论流派即重商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和在将经济学和政治学联系起来分析国际问题时，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一）重商主义
1.重商主义者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要主张
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重商主义认为经济从属于政治。强调单一民族国家的利益，国际利益决定经济活动。由于深受政治现实主义传统的影响，重商主义者将国际经济看作是一种零和游戏。冲突是必然的即争夺经济资源是国际体系的内在性质，认为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主要行为者和分析对象。
2.重商主义的发展经历了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两个阶段
早期重商主义产生于15～16世纪，被称为古典重商主义。他们吸收了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人的思想，认为“正式的权威如果不能节制自我利益的追求其结果必然是残酷的‘自然状态’。因此，必须借用公共权威将个人利益转换为普遍的社会利益”。古典重商主义主张政府应该控制国家的经济，以便损害和削弱对手的实力，增强本国的实力。
晚期重商主义盛行于19世纪，这一时期的重商主义强调从国家安全角度来论述贸易保护的必要性。将政治经济力量看作是一种保护国家生存的方式，外国竞争会对国内市场构成威胁。在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方面更加注重国家安全。
早晚期重商主义的差别反映了商业资本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要求。重商主义促进了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成长与确立创造了必要的条件。重商主义的政策、理论在历史上曾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推动了资本主义产生方式的建立与发展。
总之，正如罗伯特・吉尔平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所概括的：重商主义的优点首先在于它将国家视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和经济发展的工具；其次，它深切关注国家安全和政治利益在组织与处理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重要性；最后，认识到市场必须运行到一个充满社会和国家竞争的世界体系中。其弱点在于把国际经济活动看作是一种不变的零和游戏，缺乏一种令人满意的关于国内社会、国家和外交政策的理论、强调保护主义。
（二）自由主义经济
1.自由主义经济的概述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要是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国家间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它的理论主要来源于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凯恩斯的政治经济思想。自由主义经济认为在经济事务中的中心角色应当是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个人；人类的繁荣有赖于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由扩张，而且这种扩张不会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之内，它会超越国界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扩张。经济自由主义之父―亚当・斯密相信，即使政府不施加干预，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市场也会自然而然的扩张。经济自由主义认为个人在追求其经济利益时是理性的，当其把这种理性运用到市场之中时，所有的参与者都会获益，因此通过市场运行的“经济交换是一种正和游戏。市场将使个人、家庭和公司的利益最大化。国家间以及个人之间的经济交往是一个互利性的合作领域”。
2.自由主义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亚当・斯密为主要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他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集中阐述了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从自然秩序的思想出发，反对任何形式对市场经济的干预，保护私人产权，要求实行放任的自由经济。同样是从自然秩序的思想出发，亚当・斯密认为市场规律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能有效地调节经济运行。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涵可以看出其国际政治经济观：经济自由主义相信贸易与经济合作是实现和平的两大基础，因为在分工贸易之下，国家与国家之间是互惠共赢的，是一种正和的游戏；是相互依赖的，共存的关系。
第二阶段是以凯恩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又可以称为凯恩斯主义。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反对古典经济学把生产放在第一位的传统思想，认为消费是第一位的，一切生产最后的目的都是为了消费。凯恩斯认为靠市场自发调节很难恢复经济，于是他一反传统的自由放任的思想，主张政府要积极地干预经济。他认为“市场经济能够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好处，但同时也具有潜在的风险、不确定性和无知”。在此情况下，国家可以通过宏观调控手段来规范市场经济，实现市场经济的有序性和稳定性。
3.自由主义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影响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思想上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性主义思想是一致的。他们都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更重视有序的国际交往；“强调国际关系中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规范对国际社会存在所具有的聚合作用和由此带来的和谐性”。自由主义理论是从经济上阐述人是理性的这一思想，其核心是比较优势法则。因此认为国家间通过加深经济交往，会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能促使各国在经济竞争中寻求政策的协调，良化竞争。这种协调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来加以促进，如当今世界世贸组织等。因此，自由主义者认为在改造传统的权力政治特性或者解决特定的国际冲突时，市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国际经济交往可以形成相互依存的国家间的新型关系，因此发展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是实现世界和平的重要途径。这种经济决定政治或改造政治的观点是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本质。
（三）政治经济学
1.政治经济学概述
以政治经济学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一直是国际政治研究的基本方法，其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尽管马克思没有对国际层面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进行过系统的表述，但他的思想中也具有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成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制追求。同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一个不断向外扩张的过程，随着商品和资本的输出，世界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会形成一种不平等的依赖关系，长期会形成世界范围阶级的联系和发展了世界性阶级对抗的政治结构。因此他们主张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经济内容所决定的。
2.代表主张
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他的起点是“世界体系”概念。世界体系以彼此相互依赖的某种政治结构和某种经济结构为特征。他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划分为一个具有核心区、区和半区的等级结构之上。核心区拥有先进且复杂的经济活动，具有成规模的市场工业和复杂精细的农业，而且这里的经济活动都掌控在资产阶级手中；区处于等级结构的最底层，这里主要是原材料的生产场地，工业基础薄弱，并且一切经济活动都掌控在来自核心区的资本家手中；半区在经济上混合，拥有相对比较先进的工业技术，处于核心区和区的中间地带。可见，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一种基本运作不平等的交换过程。经济剩余从区转移到核心区；利润从区低工资、低利润的生产者手中转移到核心区高收入、高利润的生产者手中。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强国有能力要求弱国继续这种不平等的交换关系。在世界范围内就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核心区对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剩余价值的占有。沃勒斯坦在分析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时，将经济置于首要地位，政治次之。沃勒斯坦的论述给分析增添了色彩。
总之，的基本观点是经济是社会阶级之间，尤其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剥削和不平等的根源。政治在很大程度上由社会经济环境决定。经济居于主导地位，政治处于支配地位。国际政治经济学关注资本主义的扩张史以及这一过程所引发的阶级之间与国家之间的斗争。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必然会导致国家之间和社会阶级之间的新危机与新冲突。在者看来，国际政治经济的历史可以被看成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史。
二、结语
国际政治经济学是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对于解决当今第三世界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政治冲突，实现全球和平发展具有现实性的指导意义。通过对重商主义、经济自由主义、进行的简要论述，笔者认为三大理论的分野在于：在政治与经济关系上谁是决定性的，分析的对象是国家、个人还是阶级，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本质特征是什么。用下图可以明确表示。
参考文献：
[1]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M].杨宇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2]倪世军.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3]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M].杨宇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4]罗伯特・杰克逊，乔格・索伦森.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M].吴勇，宋德星，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文第2篇
关键词：生活角度；中职；政治经济；教学
一、生活角度教学对中职政治经济学教学的价值意义分析
（一）帮助学生深入了解政治经济课程
从生活角度进行政治经济学教学，就是让学生认识到生活实际与政治经济学存在的联系，为学生营造一个生动、趣味的学习课堂。政治经济学在学科性质上分析，内容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抽象性，中职学生在对知识的理解上具有一定的难度，无论是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还是学生对知识的应用上，教师都要注重以学生兴趣为突破口，为学生构建趣味化的学习环境，整合教学内容，提升学生学习效率。但是从生活角度进行教学，可以让学生通过熟知的生活元素全面了解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更有助于学生对知识的掌握。
（二）改变传统教学模式，推进教学改革
传统的教学方式基本上都是局限在灌输式、填鸭式的教学模式上，学生的学习思维也是完全被固定在机械化、任务化的学习状态上，对于知识的讲解仅仅被限制在理论的学习上，这样的教学方式不利于学生多元化思维的培养。而基于生活角度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教学，借助于生活中的实例可以将知识变得通俗化，化难为易，降低了学生学习的难度，提升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基于生活角度的教学对现阶段中职教学模式的转变具有很好的实际价值。
（三）提升学生核心素养，培养综合型人才
从中职院校的教育上分析，以培养专业化、综合型人才为基本教育宗旨。基于生活角度政治经济学的开展，可以通过法律、社会习俗、产品生产、管理等方面对学生进行能力培养，为学生今后的工作、步入社会奠定良好的知识基础，让学生更早地认识到社会的需求，提升学生对知识的迁移与应用，培养学生综合性的技能，为实现自身的价值提供重要保障。
二、生活角度中职政治经济学教学的策略分析
给予生活角度的政治经济学教学，既要符合学生的学习需求，更要符合社会对人才需求要求。教学上要以提升学生兴趣、培养学生综合能力为核心，以下将从因材施教和校企合作教学模式构建进行全面化分析，实现中职政治经济学教学效率的全面提升。
（一）因材施教，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中職政治经济学课程本身比较枯燥和乏味，很多的知识需要在生活实例的支撑下才能体现出本身固有的价值，传统的教学仅仅是说教式教学，与生活的关联性不大，学生学习中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所以说，中职政治经济学教师在课前准备期间应该根据生活实际情况制作好讲课大纲，根据课本教学的基本要求，科学合理的创造教学情境，引导学生参与学习，一方面，情境的创设既可以帮助学生树立起新知识的概念，另一方面，借助于情境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对知识的追求形成好奇心和探究欲望，学生在探究过程中就能发挥出自身的能动性，而且还可以借助于情境更深入的理解知识，久而久之，学生就会产生兴趣。
例如：在“关于竞争与习俗”这一课教学时，习俗是地域性生活产生的文化因素，它在社会发展中具有很强大的力量，一方面，既可以阻碍地区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推动地域发展，带动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提升。因此，在政治经济学的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一定要注重让学生认识到竞争与习俗的关系，无论是国家与国家之间、还是地域之间，更或者是文化等领域，都要以尊重地域习俗，这样双方的竞争与合作才能维持在一个公平的状态。通过这样的因素渗透，学生就会认识到发展与生活的关系。
（二）推进校企合作，培养学生对知识的迁移与应用
学习的目的主要就是学会生存，借助于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理论化的教学再丰富多彩也仅仅只能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但是缺乏实际的训练，学生学习的知识也仅仅是一纸空文，毫无价值。所以说，给予生活角度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教学，是新时展的要求，旨在为学生创造多元化的实践平台，促进学生对知识的迁移与应用。
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文第3篇
改革、在政法学院内部也进行过政法大类培养的尝试，为此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课时也不断有所调整，但是，《政治经济学》课程要学习两个学期、一个学年的做法从来没有改变，其总课时一直保持在102-119课时之间，总学分也一直稳定在6-7个学分之间，使得《政治经济学》课程与《哲学》课程一道属于政治系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课时最多，学分最大的两门专业核心课程之一。
教学内容上———体系完整系统，观点开放多元
是由其立场、方法和观点共同构成的。所以，《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体系也必须完整的统筹这三个方面。致力于最大多数人的自由与解放的基本立场表现在政治经济学上，就是他比别的经济学派别都要更加关注人———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的命运，关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在教学中强调这一立场就能够把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很好的区别开来，在贫富悬殊较为严重的当下也更能凸显《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更容易引起同学们的共鸣与学习思考的兴趣。
在方法方面就是要强调它的唯物、辩证的方法，在教学计划中我们有意识的把《政治经济学》课程和《哲学》课程安排在同一学年学习，这样就能使同学们用学到的哲学方法去分析经济现象，反过来又用经济学的理论和事实具体化哲学命题的内涵。例如货币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长期发展的产物这一经济学判断离开了哲学中联系、发展的辩证法观点是无法深刻理解的，反过来货币产生的四个阶段的知识内容又会极大地充实与具体化同学们对“发展”这一抽象范畴的认识。
在教学内容体系方面，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普遍比较繁琐，一般的教材都多达十数章，甚至二十多章，这样就会使教学内容过于庞杂，模糊了学生学习的焦点。为此，我们在总结多年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把实际教学内容简化为一个导论外加八章，即：导论政治经济学概述；第一章商品经济；第二章资本主义经济；第三章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演化；第四章社会主义经济；第五章市场经济体制；第六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第七章市场经济中的宏观调控和第八章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经济的科学发展。这样的安排既坚持了马克思《资本论》的经典体系，也遵循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打破了把政治经济学区分为看似黑白分明的资本主义部分与社会主义部分的传统二分法，把这两种经济制度看成是人类为了谋求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总体努力的一种整体进程，同理市场与计划的优势与失灵在整个教学体系中也得到了均衡的表述。
在精简优化教学体系的同时，我们还注重不断扩展实际的教学内容。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基本立场与核心观点的同时，也注意吸取一切有益的国内外新理论、新观点，使得《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有更大的包容性。例如，在资本问题上，我们一方面坚持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规律，另一方面也介绍科技进步、新教伦理、甚至个人的理财与生活方式对资本积累可能产生影响等开放多元的观点。其他例如在经济周期、全球化等内容上我们也尽量介绍各个学派的不同观点，拓宽了同学们的经济学视野。
教学方法上———教师真情投入，学生学讲并进
在《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中，我们要求教师不仅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更要有对《政治经济学》课程基本理论与观点的高度认同。只有这样，《政治经济学》在教师那里才会不仅仅是一门课程，同时也是一种信念。而只有当教师把《政治经济学》课程当成自己的一种坚守，他才会真正的全身心投入，用激情去感染学生，并由此以政治经济学内在的逻辑力量去征服学生。
在教师具体教学方法的使用上，我们也根据教学内容不断调整和转换，《政治经济学》课程第一学期的重点是要讲透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难点是要培养同学们分析经济现象时具有逻辑与抽象思维的能力。所以，这一阶段更适合采取传统的板书式教学方法———它看似“传统”但是却比“PPT”更能够保持教师教学内容的思维连贯性，在自由的讲述之间传达出政治经济学理论迷人的逻辑力量。当然，老师的灌输式教学法并不是单向的，我们还非常注重教学反馈，利用QQ群，短信，课后作业、课堂提问等方式随时发现同学们在学习中的困难与困惑，并且在第一时间给予及时解答。
《政治经济学》课程第二学期的教学重点是分析实际的中国经济问题，考虑到同学们在第一学期已经较系统地学习了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加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是师范类专业，所以第二学期的教学方法将由教师灌输为主转向强调师生教学互动，特别是抓好学生的讲课工作。在师生互动方面，第一我们开始采用开放式互动教学模式，即教师上课只提出讲课要点与问题，同学们先分组讨论，最后再集中陈述各小组的基本结论。这种开放式互动教学模式对于锻炼同学们的教学组织能力，问题凝练能力，语言表达能力都有明显的帮助。第二就是学生讲课。
在学生讲课组织上最大的风险就是仓促上阵，缺乏团队精神，老师偷懒，学生好玩，根本达不到以讲课促进教学的目的。在实践中，对此我们也逐步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程序。
1）提前确定讲课内容。在第二学期一开学就让同学们根据自己的兴趣确定互不重复的15分钟讲课内容，并且明确自己的讲课时间，使他们及早进行充分的准备。
2）分组与小组预讲。正式的教学课时是有限而宝贵的，如果不经过预讲直接讲课，时间与效果肯定不好控制。为此，我们按10个左右同学为一组先分小组，然后在小组范围内先进行预讲，由小组成员相互检查讲义、课件，并点评预讲时的优点与改进意见。
3）正式的全班讲课。通过前面的细致安排，在全班范围内讲课时同学们对教学内容与时间的控制往往都比较到位与准确，在每一个同学讲课后，教师都要对其教案、多媒体课件，板书，语言表达、教态等问题提出简短的点评。
4）严格控制教学规模。为了确保各种教学方法取得实效，我们还注意严格控制教学规模，一直把班级规模控制在每班40人左右，这种规模使得老师讲课，开放式互动教学与学生讲课工作的效果都能够切实得到落实与保障。通过高质量的学生讲课环节，我们同学的师范职业能力得到了不断提高与完善，在校级与全省的讲课比赛中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也增强了其就业竞争能力。
课程建设上———三位一体推进，理论联系实际
在全球化与知识爆炸的时代，要使《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建设工作健康可持续，必须要有整体性的三位一体观念，即：课堂是核心，教材是基础，网站是扩展。无论时代怎样发展，抓好课堂教学始终是任何一门大学课程建设的核心工作，在这个环节上老师不全心教，学生不认真学，一切都是空话。同样一门课程面对不同的教学对象，其教材应该体现出独特的针对性和一定的适用性，所以，我们在总结过去多年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在2010年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基础教程》，这本自编的教材文笔生动，视野开阔，深入浅出，我们自编教材的三个愿望，“1）给政治经济学的学习与研究注入人文的关怀与道德的考量。2）给政治经济学的学习与研究提供开阔的视野与鲜活的生命。3）给经济学的学习与研究留下想象的空间与讨论的时间。”得到了同学们的高度认同，教材使用近3年来受到了同学们的一致好评，也为保证课堂教学水平与质量进一步夯实了基础。课堂再好，总有下课的时候；教材再好，但是更新相对缓慢，在好的课堂与教材的基础上建设一个高质量的《政治经济学》精品课程网站就变得既有必要也有可能。从今年开始我们把课程建设的重心开始转向网站建设，希望这个网站更新更快，互动更好，成为一个跨时空的、永不打下课铃声的云课堂。
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文第4篇
作为传播学批判学派的主要流派之一，传播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文化思想为理论基础，在广阔的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下，分析媒介和传播系统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关注传播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权力机构对传播活动的控制。传播政治经济学起源于北美，后在北美、欧洲、南美等地蓬勃发展，并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传入中国大陆。经过二十多年的借鉴和发展，大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从单纯的理论引介逐渐向产业分析、社会发展分析等多领域扩展，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
但由于该领域的研究者数量有限且研究主题较为分散，这些理论成果无法建构起一个完整而集中的体系，因而，本文选取了中国大陆新闻传播类期刊自1998年至2013年有代表性的30余篇论文，在“本体研究”“产业研究”和“社会发展研究”的框架下，以作者为单位进行综述，试图对该领域理论成果的总体情况做出梳理和勾勒。
一、传播政治经济学本体研究
（一）西方溯源
1.理论引介：起源、发展与反思
传播学作为一门外来学科，其在中国的发展是从西方书籍的翻译和学科理论的引介开始的。相较于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在中国的盛行，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其书籍翻译和理论引介相对较少。
李琨是最早关注该学派的学者之一，他指出，传播媒介向新型大工业的发展、国家政权的参与以及世界范围内的传播的不平等和“文化帝国主义”现象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派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其研究焦点；宏观的研究方法、批判性和对现实的关注是其研究特点；在建立世界信息新秩序的竞争中，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我国把握宏观形势、维护国家利益和推动全人类发展具有重大意义[1]。
郭镇之梳理了传播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宏观的、历史的、能动的和辩证的），并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简要介绍[2]。
刘晓红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初创期，由于研究取向和批判立场与美国当时的学术环境和政治气氛相冲突，该学派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蓬勃发展时期，北美研究硕果累累的同时，欧洲、南美等地也出现了该学派的研究者；反思拓展时期，在结合世界大众传播发展的新形势下深入思考以往的研究课题的同时，反思自身的理论发展并尝试借鉴其他传播批判研究的成果和方法，探索新的研究方向[3]。
曹晋和赵月枝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指向及其从北美到欧洲的发展脉络，阐述了该学派的人文关怀，即一方面猛烈抨击全球传播产业彻底商业化造成的若干不良后果，另一方面积极投入到媒介改革的社会运动中[4]。
陈世华的研究集中于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他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路径， 和西方的批判旨趣，加拿大多伦多学派的技术批判，社会学思想传统和北美新闻传播研究是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渊源；“我们不自由的传播”是其理论精髓[5-6]。
2.奠基者思想研究：身体力行，将理论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
达拉斯?斯迈思和赫伯特?席勒作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以丰富的研究成果为该学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我国学者集中对这两位先驱的生平和传播思想进行了研究。
郭镇之认为达拉斯?斯迈思不仅是一位倾向于的学者，而且是一位将理论研究成果运用于社会实践的身体力行者。其代表性的观点有“受众商品论”“依附理论”等；其实践贡献体现在积极参与并影响了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运动，并始终关注传播领域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控制[7]。
郭镇之还对赫伯特?席勒的生平、著述进行了研究，认为他不仅是积极活动型的学者，而且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他的著作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和对新秩序的呼吁，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8]。
陈世华在新媒体时代对赫伯特?席勒的传播思想进行了重读，深入细致的分析了他关于“复合媒体和媒介帝国主义”“思想管理者和信息劳动力”“传播与文化宰制”“信息传播与社会危机”的批判思想[9]。
3.同其他流派的比较分析：结构功能主义学派与文化研究学派
传播学研究中，结构功能主义学派、批判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间的差异、对抗、借鉴是学者们关注的又一内容。
杨茵娟分析了结构功能主义、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与当时美国社会背景、历史状况及主流社会思潮间的关系，回顾了每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探讨了每个学派存在的缺陷，并寻求三个学派之间对话与沟通的空间[10]。
刘晓红分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关系的演变，指出二者的关系经历了短暂共处、尖锐对抗、沟通和借鉴三个不同时期，并分析了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互相借鉴的前提[11]。
黄典林认为，以往对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诸种分歧的讨论多停留在表象的差异，要理解这些分歧需要从根源上把握哲学观的差异。实现两者整合的可能途径是从中间温和立场的交叉地带寻求共识[12]。
（二）本土化进程
1.理论框架体系的建构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舶来品在我国的发展时间较短，目前仍处于向国外学习借鉴的阶段，其本土化的理论框架体系的建构很少，且主要出现在对国外理论进行引介的文章中，如上文所述的李琨、郭镇之等人的文章。
国外，尤其是北美、欧洲的理论框架体系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研究基础之上的，有些甚至带有美国中心主义思想，因而生搬硬套并不能解释和解决我国的问题。下一阶段我们有必要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框架体系，在此基础上解读我国丰富而复杂的传播实践。
2.理论研究的发展
陈卫星论述了传播政治经济学使用的重要概念“文化工业”向“文化产业”的转型过程，并分析了这一概念改变所带来的理论方法的充实和对新信息传播技术的产业化过程的新视角、新理论启发和实践形态[13]。高亢思考了新媒体环境下“受众商品论”的作用机理，指出了受众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形成机制，受众商品剩余价值的衍生途径以及商品化过程中“广告商在场”身份的演变[14]。谢进川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实践性进行考察，分析了20世纪以来的媒体改革运动，指出其关注重点在于媒体改革运动的总体性新主张和未来发展可能之探索，而对新媒体关注较少；其对自我起点的过度强调延误了社会实践性的进一步展开；其对优势力量间的演化关系缺乏关注；对新兴转型国家的传播转型研究有待加强[15]。
综上可知，我国传播政治经济学本体研究方面的重心仍停留在对这一学派整体情况的认知和国外理论框架体系的引介方面，结合本国国情的理论研究仅取得了零星的研究成果，完整的学科体系尚未建立。且在引介国外理论时偏重北美理论的介绍，相对忽视了欧洲、拉美等地的理论发展，未能展示出世界范围内传播政治经济学派的全貌。
二、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研究
（一）我国传媒业现状分析及发展建议
目前我国占主导地位的媒介研究往往局限于从内容、形式等层面在媒体行业内进行对策性研究，而忽视了媒体所处的宏观政治经济结构及其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开阔的理论视野为媒介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批判视角，一些学者从这一视角出发，对我国传媒业现状及发展趋势做出了深刻的分析。
黄清源从微博商品化的运营模式着手分析，发现资本和权力对微博的控制力量仍在维系。但是，微博的技术特性使得这种社会媒体能够对既有控制进行消解，为公众享有更广泛的知情权和更广阔的自由表达提供可能，进而对公共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16]。
蔡骐、谢莹阐述了网络恶搞文化中受众主体性所受到的结构限制，他们认为，在经济主导的现代消费社会，技术提供的解放性遭遇社会结构的制约性，能动的主体难逃商品化命运[17]。
刘燕南和文卫华从受众权益角度分析了电视互动节目中的“三次售卖”现象，他们认为今天的互动类节目在传统的媒介、受众、广告商的三角关系中挤进了一个新的利益体――服务提供商。媒体通过与服务商一同分享观众参与的利润，实现了由“二次售卖”到“三次售卖”的进化[18]。
罗锋审视了我国的出版贸易逆差，认为应将其置于世界政治经济框架内进行考察，它的形成缘于“中心―边缘”的世界结构体系，要想转变出版贸易逆差，必须努力重构政治经济与信息传播新秩序[19]。
胡冀青和汪睿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媒体企业经营管理的理念与方式，但为了掩盖其高度功利性的实际功能，它通常被标榜为新闻业的职业操守和最高信仰。当代公民新闻对新闻专业主义的挑战实际是对传统的新闻管理模式的挑战[20]。
曹晋和杨琪对版权文化进行分析，对版权贸易的商品经济力量如何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以及如何阻止知识产权的资本扩张进行了探讨[21]。
黄典林解读了“限娱令”背后的政治经济张力，认为“限娱令”和其他类似的政策举措及其导致的产业实践的调整和社会影响，都可以看作是当前传媒制度安排中，媒体事业属性所定义的政治功能和社会效益与传媒运营方式的市场化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冲动这两种具有不同倾向的力量之间冲突关系的一种呈现[22]。
（二）国际视域下的传媒业发展研究
宋晶以中国和印度两个第三世界国家对社会冲突的媒体再现为例，考察了不同媒介体制下政治制度和市场驱动如何错综复杂地影响媒介产制和媒介内容[23]。赵月枝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广播电视宏观管理中以市场化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的原因、过程、影响以及市场化与公众利益、传播系统民主化的关系[24]。冯建三引述和讨论了韩国和委内瑞拉的另类传播现象，并强调了对另类媒介的兴起、运作条件及脉络、成就与局限进行评估的重要意义[25]。吴晓迪研究了美国广播电视业所有权集中化的现象，分析了这一现象的逻辑、冲突及后果，并审视了其对我国的启示[26]。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学者较多的运用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国内传媒业的发展状况，而对国际形势关注较少。并且国内的产业研究只是蜻蜓点水式的局限于某一个案或个别领域，虽有少数鞭辟入里的分析，但大多是搬用国外理论的泛泛而谈，缺少对我国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及社会权力关系的深入研究。
三、传播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社会发展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追求社会公正和公平的道德哲学，其目标是“挑战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深化民主和提高人类的解放程度”[27]。因而，它不仅关注传媒业自身的结构和历史，并且将视野扩展到了全球化、公民权利等社会议题。王殿英认为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正在侵蚀公民权利的完整性，阻碍公民权利的实现：媒介私有化限制了公民传播权资源；媒介市场化使市场理论取代公共利益；媒介自由化导致媒介垄断；媒介全球化侵害了落后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和公民权利[28]。刘晓红从主体、载体和范围、内涵等各方面介绍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话语中的“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并分析了媒介私有化对公共领域的威胁[29]。蔡骐从传播政治经济的核心概念“权力”出发，指出追求利润的本性决定了大众媒介必然从自身利益出发周旋于政治与经济的权力体系中。媒介不可能在与政府、企业的关系上保持中立或是超越社会利益的冲突。新型传播技术与政治经济基础权力相结合，将对现代社会人的精神进行更为巧妙的操纵和控制。由此，受众作为公民的权利正在步步流逝[30]。赵月枝和罗伯特?A?汉凯特从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角探讨了媒体全球化和媒体民主化的发展过程、不同国家背景下的表现及存在的悖论、问题和矛盾[31]。
四、总 结
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文第5篇
②马克思在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些基本经济范畴的同时,赋予了这些范畴科学内涵,由此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核心命题的变革,使政治经济学发展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说根本性的超越。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根本性的超越,其首要原因是马克思找到了分析纷繁复杂经济现象的支点,即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商品。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在17世纪将人口、民族或者国家作为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后来他们从这些生动具体的实存中分析出一些抽象范畴,如分工、货币和价值,但没有将商品作为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马克思之所以把“商品”作为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研究的特点就是按照正确的逻辑思维方法通过概念、范畴的展开进行,而逻辑范畴的推演必须从最简单、最抽象、最基本的概念谈起,因为任何一个复杂事物中最简单的东西也就是最抽象的东西,它虽然抽象,但却是复杂事物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对马克思来说,“商品”概念就是他用理论的方式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起点。“商品”是一种怪诞的存在,用马克思的话说,它是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③的物:说它可感觉,是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一种突出表现:“庞大的商品的堆积”;说它超感觉,主要是由于它“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
④马克思以桌子为例来说明这种怪诞,在他看来,桌子的怪诞不是源于它的使用价值,也不是源于价值,而是源于商品形式本身,即商品所具有的社会关系属性需要以一定的物质载体反映出来。物质载体在反映商品的社会关系本质时,造成了对商品本质的一种遮蔽,使私有制下的分工交换关系采取了一种物与物之间关系的虚幻形式,从而产生了商品拜物教。正是这种商品拜物教现象,使古典经济学家就此止步。他们将商品形式视为人类永恒的形式,没有追问商品的价值为何要采取交换价值的形式,即商品所内涵的社会关系本质为何需要借助于其他商品表现出来。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就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了。而消除商品拜物教,马克思致力于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两种不同质的商品之间能够互相交换,它们之间质的等同性,也就是说两者之间能够互相交换比较的第三者是什么?马克思通过分析商品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由交换价值进一步发现了价值,价值和使用价值是商品的两个属性,它们分别由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生产出来。正是对劳动二重性的发现,使马克思避免了大卫?李嘉图价值理论的缺陷。由此可见,正是由于马克思从商品这一概念范畴的分析入手,才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和怎样形成价值的问题,并进一步由商品的内在矛盾研究了价值形式,考察了从简单价值形式到扩大价值形式、再到一般价值形式、最后到货币形成的发展历史,为科学的货币理论乃至他整个的政治经济学找到了最基础的逻辑起点。从外在表现上看,马克思从“商品”开始建构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鲜明的黑格尔把握问题的逻辑理路:从概念入手,通过概念的逻辑自我展开环节完成对于问题的理解和把握。这好像仍然是一个“头脚倒立”的体系,但马克思认为,这是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的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①
也就是说作为科学上正确的叙述方法,它不同于充分地占有材料进行分析的研究过程。因此作为已完成对黑格尔“头脚倒立”体系颠倒过来的马克思来说,商品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已不再仅仅是一个概念,而是对资本主义现实世界的最准确概括。这一点和黑格尔是根本不同的。这种不同从根本上说就是“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而在马克思看来,“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②正是由于这种根本的不同,商品内涵的这一社会“基因”伴随着马克思对商品概念的具体逻辑展开过程,在深层次上展现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
经济学研究与人的价值立场休戚相关。由于理论旨趣的不同,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目的上具有根本差异: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就是研究财富如何增长的问题,而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③虽然古典经济学家接触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和人的阶级关系,但是他们并没有将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相反,他们对经济生活的研究更多的是停留在物与物之间关系的层面,例如从商品和商品之间的关系去研究经济范畴。这就使他们抽象掉了物与物之间发生关系的历史情境,客观上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普世化和永恒化了。而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学“一开始就以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
④因此,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的生产关系。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不是像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那样,要揭示财富增加的源泉,而是通过对这种经济关系的研究,揭示这种“物”的关系背后“人与人”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怎样改变这种“物”关系背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我们需要再一次强调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一种普遍存在的特殊性。“商品”的本质不是能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物,而是它具有价值。而价值的实质是抽象的一般人类劳动,它体现的是在私有制下由于劳动分工的存在,商品所有者在社会分工纽结上占有一定的位置,因此他的私人劳动同时内在的具有社会性质。但是要把这种社会性质体现出来,需要通过市场的交换来完成。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商品和价值二者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二者的纽结点就是货币,正是货币把价值的本质最深刻的体现了出来。
在马克思看来,商品、货币是私有制和分工存在的社会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实现的一种方式。资本的出现,则标志着一种新型社会关系的出现,它的存在以劳动力转化为商品为前提。正是借助于雇佣劳动者的剩余劳动,资本实现了增殖,由此货币摇身一变而成为资本,而资本生产关系在本质上讲是一种权力关系,它以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和剥削为基础,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劳动者虽然创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然而它自身却一无所有。资本家以这种支配关系和权力关系实现了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马克思正是通过恢复被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抽象掉时间维度和社会关系维度的经济范畴,揭示了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存在状态。由此我们发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逻辑是以商品为起点,依商品-货币-资本的演进逻辑分析资本的产生;进而从生产领域转向流通领域,剖析资本周转、循环和流通的本质和规律;最后从整个资本主义总生产的高度通过分析利润的分配提出剩余价值理论,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这样马克思透过物的表层分析内在的生产关系,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为主线,由价值、使用价值、剩余价值、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等构成了其基本分析框架,通过对“劳动力”的分析,阐明了剩余价值的来源,从根本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是怎么产生的,并为工人如何摆脱这种悖论式的生存状态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在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合理因素的过程中,以科学的唯物辩证法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变革和理论立场的转变。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里说:“《资本论》是把辩证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
①如果我们从方法论的层面审视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继承与超越关系,我们认为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具体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二是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方法论。从具体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来看,马克思在宏观上主要运用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在微观上主要运用的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二者紧密结合,共同构成了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首先从宏观上来看,这主要表现为马克思运用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建构了一个圆圈式的政治经济学的整体架构。以《资本论》为例:从总体上看,《资本论》是由三个不同等级的圆圈构成一个大圆圈。《资本论》共分三大卷,第一卷论述“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论述“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论述“资本主义生产(经济)的总过程”。这三卷中的每一卷各是一个独立的开放式的圆圈,分别论述一个圆圈的内容,同时这三个圆圈之间又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一体。这三个圆圈的关系是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关系。第一个圆圈是第二个圆圈的基因,而第二个圆圈是第一个圆圈发展的必然结果,第三个圆圈是对第一、第二个圆圈的否定之否定,是在更高基础上向第一个圆圈的回归。因此可以说这三个圆圈是由三个不同等级的圆圈构成的一个大圆圈。其次,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具体方法来看,马克思主要运用的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马克思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