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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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概况范文第1篇
一、引言
后农业税时代的到来是整个国家资源吸取方式和乡村治理方式转变的必然结果，并不简单像已有的论述一样，农业税的减免仅仅归结为农民负担的减轻与否。不管是温铁军提出的应对城市经济危机的“甩包袱”政策导致自收自支乡村治理体系的建立，还是谭同学论证的以货币为中介的新的乡村社会秩序的整合机制和资源吸取方式的建立，都宣告了国家大包大揽公共服务时代的结束，换之以市场化供给方式，让乡村自治组织承担起提供公共服务的重任。农业税的取消是整个乡村社会秩序重构的必然结果，并不必然意味着农民负担减轻。相反，由于以市场化的方式运行公共服务，使得整个乡村社会秩序和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预示着深层次的治理危机和乡村社会的发展困境。本文以关系到农业发展命脉的水价改革为契入点，试图以此窥探现有的以产权模式运行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引发的乡村生产经营活动及整个乡村社会秩序的变化。
二、基本假设与调研地概况
农业用水一方面关乎国家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另一方面关系到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切身利益。为了从社会学角度全面阐释水价改革导致的整个乡村社会秩序的变化，本文提出并尝试验证以下假设。
假设1：就水价对于用水需求量而言，具有一定的价格弹性，农民会随着水价的上涨降低其需求量并相应改变种植结构。
假设2：种植结构的改变势必会引起农民收入结构的变化。
假设3：收入结构的变化进一步导致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和生活消费的变化。
假设4：劳动力就业结构和生活消费变化会相应引发乡村社会秩序的重构。
为验证以上假设，本次研究选取中西部重要的农业灌溉区和商品粮基地，即巴彦淖尔市的CL村为调查地点。巴彦淖尔市灌溉面积有1000多万亩，以黄河水作为主要的农业用水。因此，黄河水灌溉的管理、利用及水价改革对这里的农业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CL村位于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塔尔湖镇的南部，全村共75户，290多口人。耕地面积2200多亩，土地肥沃，土壤以红泥土、沙盖垆黄土为主，都是引黄河水灌溉。主要农副产品有小麦、玉米、甜菜、花葵、油葵、蜜瓜、番茄。
三、CL村农业水价改革
水价改革不仅关系到水资源的合理利用，还关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国家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关于水价及水价改革的政策性文件，奠定了水价改革的基础。CL村水价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计费方式、价格分类、农业用水的管理费。
（一）计费方式
农业税免除之前，用水都是大混供，农户先用水，年底一起结算，不仅水价低，而且用水方便。农业税免除之后，采取预付制并实行以亩计费。每年开春时，村委根据本村用水情况，参照上一年的水费标准预估收取本年度的水费，实行多退少补。由于缺乏科学的方法确定每亩的放水量，村长在管理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和主观性，容易由于各种原因引发村内不公平的现象，引起村民之间、村民和村委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二）价格的分类
农业税免除以前，一年有五、六次的灌溉机会。税改之后，有了非常严格的限制。灌溉时次数为三次，即春（3、4月份）夏（6月份）秋（10月份）三季放水，其中秋季的用水量最大，价格也最贵。每次的用水分为平价水和溢价水。所谓溢价水，是指超过了预先购买水量的水，价格要高于平价水。在一年80元的水费中，农户分不清平价水和溢价水，甚至有农户说根本不存在两种价格的水。加之，水价每季度不同，每年随时变动，而且只涨不跌，农户完全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
（三）农业用水的管理费
除了每年每亩上缴80元的水费之外，农户每年还得上缴农业用水的管理费。在CL村，这项费用是在农业税免除之后才产生的新费用。每亩地的管理费用为2.8元，由大队的队长负责本大队灌溉用水的管理，再由小队队长负责整个村灌溉用水的管理。管理费先直接交到小队，再统一交到大队，部分作为大小队队长的津贴，部分作为村委会的活动经费。小队队长在管理中，对于个别多用水的村民和浪费水的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四、CL村水价改革对种植结构和生产收支的影响
水价改革对农民生产活动的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种植结构的改变、生产成本的上升及收支状况的变化等方面。
（一）种植结构和生产成本的变化
乡村治理概况范文第2篇
关键词：治理资源 整合 景区治理
开放式旅游景区具有丰富的治理资源，通过对离散的治理资源的有序整合，实现治理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将有助于克服开放式景区的治理难题，实现旅游开发和旅游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素有“小漓江”之称的阳朔县遇龙河景区，是一个完全开放的旅游景区，通过对景区治理资源的整合，实现了景区的有效治理，初步形成旅游秩序和谐稳定，景区环境有效保护，沿岸群众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最大化，景区旅游健康持续发展的良好局面。通过对阳朔遇龙河景区治理资源整合的个案分析，将有助于深化对开放式景区治理资源整合的理论认识。
一、遇龙河景区概况
遇龙河是漓江在阳朔境内最大的一条支流，在大榕树附近的工农桥与金宝河汇合成田家河，由书童山入漓江，全长四十多公里。遇龙河沿河人文景观荟萃，河水清澈见底，两岸树绿柳翠，峰青路白，瑰丽多姿。遇龙河景区水程15公里，流经白沙、阳朔、高田等3个乡镇6个村委36个自然村，有28道堰坝，景点百余处。
秀丽的自然风光吸引着众多游客到遇龙河游玩，遇龙河上的竹筏休闲游成了深受旅客欢迎的项目，遇龙河景区也成了中外游客休闲游览的最佳目的地。竹筏休闲游项目的火热及其投资少易操作，吸引了大量沿岸村民投入到这一旅游项目开发中，纷纷在沿岸建设简易码头，添置竹筏，开始揽客经营，竹筏休闲游处于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一些人为了扩大经营，随意乱建简陋码头，严重破坏沿岸自然环境。一些村民还相互争抢码头，谁的势力大，谁点的码头就多。为了争夺游客，各个码头不仅互相压价，恶性竞争，甚至还拉伙打架，一些业主外出都要随身携带防身工具。没有任何安全措施的简易码头和竹筏，缺乏正规培训和管理的筏工，也给游客带来了很大的安全隐患。
为了整治这一混乱状态，促进景区旅游的有序发展，2007年8月，阳朔县委、政府本着“保景富民”的原则，组建了由政府主导的阳朔溯源遇龙河漂游有限公司（简称溯源公司）。规定公司负责景区的开发建设和旅游管理，实行统一票价，综合调度，整体促销，同时一律取缔私人码头，兴建大型现代化码头，完善道路和各种基础设施。
二、遇龙河景区治理资源整合的实践
政府成立溯源公司，整治景区的混乱状态，达到“保景富民”，愿望是好的，也是非常必要的。但公司对景区进行统一经营管理，却碰到很大的阻力和困难。原占有码头的少数人因利益受到损害，强烈反对取缔私人码头，甚至煽动村民抵制、围攻公司工作人员。沿岸村民由于存在各种顾虑，加上少数人的挑唆，也不积极与公司鉴定协议，使景区整治面临很大困难，公司运营难以顺利开展。面临对这一困局，公司必须想办法对景区具有的各种治理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充分发挥各种治理资源的作用，才能真正实现景区的统一经营管理目标。
作为治理主体的溯源公司，手中掌握的治理资源主要有：（1）政策资源。公司由政府主导，依据政府文件成立，享有政府赋予的对景区进行经营管理的各种政策资源。（2）经济资源。公司经营景区可以获得可观的经济收入，能够把经济收入用以支付工人工资和村民的景区资源保护补助费，还可以用于景区的投资开发。（3）景区旅游资源。公司依据政府规定统一对景区旅游资源进行统一经营管理，拥有旅游项目的经营权、定价权、收益权。但光有这些治理资源还不行，还必须与景区村庄拥有的人力资源、乡村干部资源（村民骨干资源）以及体现在村民身上的信任、支持、情感等精神资源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景区的良好治理。溯源公司原先碰到的工作困难，就是由于没有对这些治理资源进行整合造成的。认识到问题所在后，溯源公司改变工作思路，先把乡村干部资源整合利用起来，让村两委干部参与协调、管理筏工和景区各种事宜，发挥村两委干部拥有丰富群众基础，与群众关系密切的优势，让他们耐心向村民讲解公司统一管理的好处，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并带头鉴定协议，发挥示范作表率作用，以“村干部—村民小组长—村民骨干—农户”的工作链去团结带动广大的村民，让广大村民理解、拥护、支持景区的管理工作。同时，溯源公司还利用经济资源的优势，去整合沿岸村庄的人力资源和村民的精神资源。公司招聘大量的沿岸村民做筏工，让他们取得工资收入，并规定筏工工资占营业额的25%，每位村民可享受景区资源保护补助费，占营业额的10%。公司还主动将一些码头的基础设施给当地村委负责组织实施，景区内的11个码头建设及景区的美化绿化事宜，大都由当地村民承揽完成，让几百万元的工程投资转化成村民的承包收入。为了增进村民对公司的感情，溯源公司每年还为每一位筏工购买人身安全保险，并免费对筏工进行操作技能培训。吸收残疾人作为景区保洁员，安排特困村民、贫困党员在景区工作，每逢传统节日，公司都会拿出几万元钱进行走访慰问。免费提供绿化苗给沿岸村民自行栽种，自行管护，让广大村民自觉参与到景区建设中来。溯源公司的付出赢得了沿岸村民的信任、支持和积极参与，也有效地整合了景区的各种治理资源，实现了景区旅游蓬勃发展与村民收入大幅提高的双赢。
溯源公司运营以来，沿岸每位村民每年获得资源保护补助费少则400元，多则700元，2011年溯源公司分配给沿岸村民的资源保护补助费便达900万元。公司拥有的两千多名筏工，全部是沿岸村民，一位筏工的年收入至少可达3万元。当地村民还开办起农家旅馆和农家饭馆，收入节节攀升，有的收入可达10万元。沿岸村民尝到了景区管理带来的甜头，纷纷自觉保护遇龙河的生态环境。规范化的管理也使景区愈发红火，游客数量的迅速上升，同时景区安全事故发生率为零，公司经营步入了良性快速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三、几点思考
1、景区治理必须重视治理资源的整合
溯源公司在对遇龙河景区进行统一经营管理时，虽然手中有政策，有经济实力，甚至有安排村民就业的岗位，有景区资源保护补助费，但村民就是不买帐，不愿意跟公司鉴协议，不积极支持公司的统一管理。这充分说明，在村民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已经觉醒，对个人利益日趋关注的今天，仅靠政策和经济资源，已难以实现对经济社会关系复杂的景区进行有效治理。景区治理，已经不能公司自己说了算，必须有村民的广泛参与和积极支持才行。村民不愿意鉴定协议，并不仅仅是因为经济利益问题，还有对公司的信任问题、情感问题、权利实现问题等等。仅靠政府强制和经济利诱，解决不了村民的这些问题，必须应用其他手段，运用其他治理资源才能解决。溯源公司后来的实践也证明，启用乡村干部资源，让村干部去说服教育村民，做他们的思想转化工作，收到了成效。再通过把码头建设工程让村民承包，关照村庄弱势群体等工作，让村民看到了公司的诚意，也获得了实在的经济收益，最终获得村民的支持，实现景区的治理。在治理主体多元化、利益独立化、关系复杂化的条件下，治理资源的有效整合，是实现有效治理的前提条件。
2、治理资源整合要解决好思想认识、信任、经济利益、情感等问题
治理资源整合涉及到复杂的经济社会关系，涉及到人的思想认识、心理情感、经济利益、相互信任等问题，需要综合运用多种资源手段，并运用恰当的方式与策略去，解决多元治理主体的自愿合作问题。因为“治理更主要的是引导、协调、控制，而不是单向性的统治和管理，更主要的是比较、选择、决策的动态过程，而不是统治与被统治、管理与被管理的静态关系。”[1] 溯源公司在进行治理资源整合时，就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从村庄干部资源入手，运用村干部与乡村群众关系密切、相互熟悉的社会资源，去做群众的思想工作，让群众充分认识到景区统一经营管理的好处，通过村干部带头鉴定合同给群众起示范表率作用。为了解决村民对公司的情感、信任问题，公司把码头建设工程让村民承包建设，让村民参与公司监督，招收沿岸村民到公司作筏工，并给他们购买人身安全保险，免费进行操作技能培训，给沿岸群众景区资源保护补助费，关心沿河的弱势群体，每逢传统节日公司还走访慰问，给每个村子资金进行村道硬化建设等等。公司的这些善意行为，赢得了村民的普遍信任和积极支持，公司干部与村民的关系也日益密切，村民素质和主人翁意识大幅提高。沿岸村民纷纷自觉保护遇龙河的生态环境，主动将景区资源保护补助费留下一部分作为公益基金，用于硬化村道和建设文化设施，村委党员还到遇龙河边进行义务植树。景区治理资源整合的过程，其实就是治理共同体的构建过程，就是建立相互信任的过程。正如德·茹弗内尔说，共同体意即“信任的制度化”。[2] 如果“社会文化中缺乏信任将给公共制度的建立带来极大的阻碍。”[3]
3、资源整合既要满足村民眼前的利益需求，又要为村民长远发展着想
在遇龙河旅游发展之初，随着竹筏休闲游项目的慢慢兴起，沿岸许多村民已经从旅游中获得了不少经济利益，尝到了旅游经济的甜头，对竹筏休闲游项目及景区旅游开发寄于了很大的期望，希望能够由此提高自己的经济收入，改变原来贫困的生活状态。他们的经济期望与要求比竹筏休闲游项目兴起之前，已经极大地提高了。而就在这时，由于旅游秩序混乱的原因，政府要组建溯源公司对景区实施统一管理，把竹筏休闲游项目全部收归公司集中经营。这无疑断了村民通过自行开发竹筏休闲游项目实现发家致富的指望，出现渴望与指望之间的巨大反差。这种巨大落差，对村民来说是痛苦的，也难以接受的。因为村民的经济意识已经觉醒，通过旅游致富的渴望已经被激发起来，似乎脱贫致富的目标就在眼前，致富的路子也已经找到。此时正如亨廷顿所说“农民不仅开始意识到自己正在受苦，也认识到能够想办法来改变自己的苦境。”[4]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溯源公司提出的鉴定协议，接受统一管理的要求，他们自然会顾虑担心，十分的不情愿。要消除这些顾虑和担心，就必须让村民看到希望，并采取行动缩小这种渴望与指望之间的差距，尽可能快地让村民现实经济利益，改善村民眼前的物质生活条件。所以，溯源公司让村民承包码头工程，到公司作筏工，给予景区资源保护补助费，在让村民快速取得可观经济收入的同时，又让沿岸全体村民共享公司收益，与公司结成利益共同体，随公司旅游发展而致富，从而赢得村民的普遍欢迎和广泛支持，真正使遇龙河这一完全开放式的景区得到良好治理，既解决了村民面临的问题，又实现了景区的繁荣发展和稳定。
参考文献：
[1] 徐勇：《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P373）
乡村治理概况范文第3篇
“循环经济”一词是由美国经济学家K?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指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的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1]。乡村旅游循环经济是循环经济理论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应用和实践，是当前乡村旅游领域中研究的热点。
国外文献尚未有关于“乡村旅游循环经济”概念的表述，但是国外乡村旅游发展非常注重循环经济理念的导入，根据赖斌（2009）的研究，国外乡村旅游循环经济模式主要有基于机制创新的瑞典乡村承包人经营模式（PREO）、基于技术创新的尼泊尔可再生能源消费模式（PREC）、基于产业创新的塞浦路斯多用途树木种植模式（PRMT）三种模式[2]。
国内关于乡村旅游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是基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理念在乡村旅游中的应用的范式归纳。周凌燕、和军（2006）分析了当前中国乡村发展存在消费初级化和生态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基于循环经济的新乡村旅游发展模式[3]；贾红风、李云霞（2009）基于循环经济理念提出了云南发展乡村生态旅游过程中贯彻循环经济的“3R”原则以及对策[4]；罗信远（2009）分析了五类基于循环经济理念开发的乡村旅游项目[5]；严澍（2009）利用循环经济理论研究了四川地震灾区乡村旅游开发，进而对变革传统乡村旅游开发模式提出建设性思路[6]。乡村旅游循环经济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上均有一般性的发展模式[7]；“主体―驱动―乡村”三位一体的MDR具有中国乡村旅游循环经济的特色性 [8]；从资源基础和特色，主要有农家乐型、乡村休闲园型、观光农园型、采摘果园型、产品加工型、景区依托型、综合型等[9]。
2.乡村旅游循环经济的内涵与原则
2.1乡村旅游循环经济的内涵
乡村旅游循环经济是低碳经济。低碳经济是尽可能的减少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乡村旅游循环经济是通过在前期减少资源消耗，在中端减少废物产生，在末端促进废弃物的再利用，形成物质闭环型经济模式。乡村旅游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发展的理念是一致的，在产业经济发展的形态上，乡村生态旅游循环经济是低碳经济的一种实践形式，也是有效路径。
乡村旅游循环经济是绿色经济。绿色经济强调节约资源，减少污染；绿色生活，环保选购；重复使用，多次利用；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万物共存。乡村旅游循环经济在不破坏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的基础之上，降低环境污染，减少一次性消费，促进产品多次消费与多次利用。乡村生态旅游循环经济顺应着绿色经济和绿色消费的发展趋势，与其一脉相承。
乡村旅游循环经济是生态经济。相对传统经济而言，循环经济是以产品清洁生产、资源循环利用、废物高效再生为特征，是旨在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为特征的高级生态经济形态，其本质是生态经济。乡村生态旅游作为旅游产业一个分支，可率先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旅游行为的生态化和旅游消费的生态化。
乡村旅游循环经济是可持续经济。旅游循环经济与旅游可持续发展经济都是人们对传统旅游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反思、探寻旅游产业科学发展的结果。循环经济在可持续发展模式广泛接受的情况下，被赋予了更多的期待和理想化色彩。从“3R”扩展到“6R”；从原来的清洁生产、绿色消费、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扩展到清洁生产、绿色消费、生态还原，循环经济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实践形式。
2.2乡村旅游循环经济遵循的原则
图1 乡村旅游循环经济6R原则
再思考原则。颠覆传统的先污染和后治理或者边污染边治理的思考模式，树立旅游循环经济发展的全新思考模式。从战略高度定位乡村旅游发展方向，从理念上解决乡村旅游发展模式问题，制定支撑乡村生态旅游发展的规章和制度，从社会法理层面、社会精神层面解决乡村生态旅游发展的实际保障问题，系统地解决乡村旅游循环经济发展的理念支撑、技术支撑和法理支撑。
减量化原则。在前期，有效控制乡村生态旅游规划与开发过程的土地占有、资源消耗、基础设施投入；在中期，尽可能较少括能源、土地、水、生物等资源的使用，提高使用效率；在后期，尽量减少污染排放、废弃物的产生，减少对自然环境和社会压力，使资源使用效益、经济产出效益最大化。
再利用原则。多次使用和多种方式使用物质原材料和物品，防止原材料和物品过早的成为废物。在餐饮、住宿、交通等多个环节形成相互利用的原材料供应链，使餐饮、住宿等方面的废弃物成为旅游生产生活的新原料。
再循环原则。注重末端的综合利用和治理，运用循环经济的理论和模式将 “废物”尽可能资源化。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建立封闭式的可循环、可利用资源循环利用系统。
再修复原则。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对于旅游活动污染或者破坏的生态旅游环境，要通过人工治理、环境修复和生态恢复等手段进行生态修复和综合治理，从环境经营和环境运营的角度，促进环境再生和系统再造。
再整合原则。从景区内部系统整合角度，要把乡村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的闲置资源和“错置”资源进行重组，通过使用方式的变化以及使用顺序的调整，盘活资源，实现功能性整合；把乡村生态旅游作为循环经济农业中的一个环节，使旅游业与乡村农业、乡村林业、乡村畜牧业形成一个完整区域循环经济链。
3.滕头乡村旅游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研究
3.1概况
宁波滕头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位于浙东沿海平原奉化市城北，距宁波市区27公里，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溪口12公里，景区总面积1.1平方公里。滕头村凭借青山绿水、自然生态的环境优势，赢得了“全球生态500佳”、创建了国家5A级景区，2010 年，成为上海世博会上唯一入选乡村案例，2013年成为全国第一批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2011 年，滕头景区共接待游客 136 万人次，门票收入 3520 万元，旅游综合收入 1.52 亿元。2012年滕头村接待人数达130人次，旅游门票收入为3220万元，旅游综合收入为13700万元。滕头村通过不断开发建设，基本形成了以农业农村为灵魂、园林生态为背景、现代村庄为舞台，参观、考察、旅游、学生实践相结合的独特生态旅游格局。
3.2 滕头乡村旅游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图2 滕头村乡村旅游循环经济整体模式
滕头村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的建设是以生态环境承载力为底线，以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发展为核心方向，以生态社区建设为基础，以生态农业为主体，以生态旅游为特色，以生态林业和生态工业为支撑，以生态养殖为辅助，形成“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生态社区、生态林业、生态养殖、生态工业”六位一体的全方位生态发展格局。林业与旅游，农业与旅游业，养殖与旅游业形成小循环产业系统，小循环通过能量循环利用形成循环经济产业链。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生态社区、生态林业、生态养殖、生态工业六个方面相互依存，形成大循环经济系统。在整体的运营模式中，小循环与大循环之间能量相互传递，小循环为大循环系统的一个环节，大循环为小循环的发展也提供必要的物质能量，两者之间相互结合，形成一个良性发展的生态经济示范区。
3.2.1乡村生态农业
在90年代中期，滕头村便形成了以沼气为纽带，以种植为龙头的“家禽――沼――农”三位一体的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在发展生态农业方面，以绿色种植为基础，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升级改造传统农业。通过开渠、挖河、修路、构筑暗灌暗排、沟渠纵横的地下系统，实现农田的水利化和园林化；坚持以有机肥为主，禁止使用化肥和农药，与高校、研究机构建立战略联盟， 创建了农作物培养中心， 发展高科技生态农业，组织实施蔬菜、蓄牧、水产、水果、花卉、水稻等高科技生态农业；发展立体农业，充分利用太阳能、水分和矿物质，形成空间上多层次、时间上多序列的立体农业[10]。
3.2.2乡村生态旅游
滕头村在乡村生态旅游发展方面，构建食、住、行、游、购、娱“六位一体”的全生态旅游格局。建设了以生态宴会和生态餐厅为依托的生态餐饮；以东方恬园生态酒店为支撑的生态住宿；以太阳能等新能源为支撑的路灯系统；以生态化和仿生态化为特色的旅游项目；以就地取材为原则的生态盆景、生态花艺工艺品体系；以生态世博展览馆为中心的生态文化体验项目。（见表1）
3.2.3乡村生态社区
滕头村向太阳要能量，投入120多万元建设“太阳工程”，村里的126户100%的家庭安装了太阳能分户热水管，假日酒店安装了太阳能集中供热水系统，社区以及景区内部的道路安装了太阳能路灯，太阳能工程每年为滕头村节约用电6万千瓦。滕头村在主干道路上，安装了“风光能”环保灯，能利用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储电。建造了环境空气质量自动检测站，该检测站可提供实时数据，随时了解村里空气质量的变化。村里统一实行垃圾无害化处理，并建造了三座三星级以上节能环保厕所，每年可节约用水上万吨[11]。
滕头村目前正致力于打造国际领先水平的“生态屋”试验区。投资近三千万元，建造了滕头生态屋，向游客传达滕头人的生态环保理念。“生态屋”的建设采用了地源热泵空调系统、太阳能发电系统、全屋净水系统、智能照明控制系统、废弃建材应用等多项生态节能技术，成为村级绿色建筑、生态建筑的典范之作。 “生态屋”全楼景观绿化利用现有的河水灌溉草坪，多余的水会通过地表和管道流入河道，喷雾可以降低温度、净化环境、增加空气中负离子的含量。“生态屋”主楼安装了4组总功率为4000瓦的太阳能光伏发电板，大量的光能通过它们转化为电能，传输到一楼机房的蓄电池贮存起来[12]。
3.2.4乡村生态林业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滕头村租赁了大片荒山荒田，种植了大规格的苗木，并依托园林公司实现绿化工程公司、植物开发公司和园林苗圃基地的产业化经营。滕头村对苗木的利用是多元化的，在苗木的培育期，做苗木培育试验观赏；在苗木中期，做成苗木工艺品，设置盆景大观园，进行销售和参观；在大型林园中，种植各种花卉，形成五彩斑斓的花海进行旅游开发；在高山林地进行竹、林、果、山林立体开发：山顶封山育林，山腰养竹产笋，山脚栽桔种桃，林子内培育花卉养殖，并进行土鸡的放养，土鸡供游客使用。花卉与苗木产生的废弃物经过废弃物处理系统成为供应苗木和花卉的废料。滕头村的林业形成了一条生态产生链，既园林景观销售、园林盆景观赏和销售、园林内生态花卉种植以及生态放养于一体的循环经济产业链条。
3.2.5乡村生态养殖
滕头村以河堤为基础实现立体的生态养殖。河提是果和花卉，在河道两岸种植果树，果树下是大面积的向日葵、薰衣草等花卉，形成层次丰富的植被景观。河道水面上空是果蔬长廊，在两岸架设方形钢制架，夏天栽种各种蔓性瓜类；春天种植各种藤类花卉，秋季种植三角梅、喇叭花；冬季种植常春藤、忍冬；在河道水中进行水鸭的养殖，水鸭用于旅游表演，不能表演的鸭子用于游客食材；水中养鱼，放养各种鱼、虾、蟹，开展手摸鱼、“竭泽而渔”、用棍棒打鱼、用弓箭（钓具、网、鱼筌）捕鱼等参与性活动。再者河道作为人工湿地系统，为全村景观绿化与生态农业提供水源，同时通过河道两岸的水草和湿地对处理之后的废水和污水进行再次的净化和回收，与林业、生态农业形成循环经济系统。
3.2.6乡村生态工业
滕头村发展工业有着严格的限制条件，滕头村对环境污染性工业实行一票否决制。工业企业在滕头村落户的话，要经过环境保护委员会审定，不管企业效益多好，如果环境不达标，禁止落户。从2001年初，滕头村开始兴建特色产业工业园区，滕头村对工业项目坚持“精挑细选”，相继引进了机械、电子器材、建材装潢、印刷包装等60多家企业，到目前为止，至今没有一家高耗能、高污染企业。
滕头村工业园区对工业产生的废弃物有着成熟的处理方案。对可再生物质资源进行全面回收，对废纸类、塑料橡胶类、废金融类和废家电家具类进行综合化分类处理；对不可回收类进行无害化处理。滕头发展乡村工业的一个根本性原则是工业不可缺少，但工业决不能污染环境，不能破坏生态，不能影响社区生活。
3.3 滕头乡村旅游循环经济发展对策
目前滕头村存在着发展资金投入不足、发展政策体系不完善、发展腹地空间受限等问题，需要在发展理理念、投资力度、建设速度以及产业链条上进一步提升。淘汰和外迁内部老化和不符合市场需求的项目，腾出发展空间重点设置循环型、生态型、创意型的旅游项目，减少资源消耗和土地资源占用，整合区域旅游空间，形成生态产业集群；运用各种媒体，通过社会舆论、行政力度、榜样感化、利益约束等手段，对各层次的民众和游客开展宣传、教育、培训和管理；加大对滕头村的政策扶持力度，在资金、税收、土地和道路、规划等门票收费方面给予必要支持，完善乡村旅游发展政策体系，破解政策与资金难题。
乡村治理概况范文第4篇
各行政村（居）、企事业单位：
近年来，为加快我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进程，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品质与环境质量，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余姚市“五水共治”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的文件精神，切实把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作为促进美丽乡村建设，构建美丽、富饶、和谐新__的重要工作来抓。今后三年，我镇将加大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建设投入，提升人居环境，结合我镇实际，特制定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三年行动计划。
一、指导思想
根据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扎实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意见》和宁波市委办公厅、宁波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以及余姚市委、市政府《关于余姚市“五水共治”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精神，坚持全面治理和扩面提升并重，促进农村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紧紧围绕“生态立镇，旅游兴镇，茶业富镇”的总体思路，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休闲产业，把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与生态环境保护相统一，建设一个美丽、富饶、和谐的新__。
二、基本概况
__镇位于四明山腹地，三江之源，素有“高山台地之最，诸水之源”之称，行政总面积63.4平方公里，其中城镇建成区域面积为2.5平方公里，辖14个行政村和1个居委会，总户数4417户，总人口12902人。我镇自07年率先在集镇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以来，连续两年在__村四丰，柿林村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累计投入资金220万元。但因为资金不足及无技术力量支撑，最终导致无法运行或运行不畅。
三、主要措施
（一）加强领导，明确责任。成立以镇长为组长、党群书记和城建镇长为副组长、有关办公室为成员单位的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工贸与村镇建设办，下设项目推进组和综合协调组。同时，按照市下达的目标任务，制定并细化实施方案，明确并落实责任，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二）合理规划，统筹安排。根据农村具体现状、特点、风俗习惯以及自然、经济与社会条件等来合理编制规划，因地制宜地采用多元化的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模式，我镇已于20__年编制《余姚市__镇污水工程专项规划》（20__-2030年），科学合理的对全镇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提出的具体实施方案。同时对照上级要求，我镇对全镇14个行政村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统筹安排，根据资金情况，分阶段、有步骤的开始实施。2014年计划治理5个村，2015年计划治理4个村，2016年计划治理5个村。
（三）抓好进度，保质保量。我镇在第三、四、五批世行贷款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项目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修订完善工作方案、实施细则、施工规范、验收办法等，努力实现污水处理项目的标准化建设、规范化实施、制度化管理。加强质量监管，委托具有丰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建设监理经验的监理单位进行专业监理，强化第三方监管机制。充分发挥行政村的日常监管作用，各村要成立由责任性强、有一定工程管理经验的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组成质量监督小组，全过程参与工程项目建设的监督检查，并实行质量监督小组隐蔽工程签字认可制度。严格把好工程验收关，按程序进行验收，确保工程建设项目保进度、高质量。
（四）强化考核，长效管理。强化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目标考核，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纳入行政村班子重点工作和专项考核中，切实把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作为农村工作的重点加以开展。不断加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资金保障，镇财政安排充足的财政预算，按市镇6:4的比列进行配套补助。同时，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完善各类监督管理制度，强化工作责任，布置到村，落实到人，建立责任追究的相关制度，镇、村两级密切配合，形成合力，确保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有效顺利推进。
四、三年行动计划内容
（一）2014年工作内容。2014年作为开局之年，在前期准备充分的情况下，对南岚、大俞、后朱、柿林、丁家畈等五个行政村进行污水治理，共涉及农户1179户，预计投入资金1297万元。采用厌氧滤池+人工湿地的分散式处理模式。目前，丁家畈村已基本完工，将于5月底竣工验收，南岚、大俞正在紧张施工中，预计年底完工，后朱、柿林设计方案完善中，即将开始招投标。
（二）2015年工作内容。2015年作为关键之年，重点对华山、黄家庄、__、上 马等四个行政村进行污水治理，共涉及农户970户，预计投入资金1067万元。采用厌氧滤池+人工湿地的分散式处理模式。
乡村治理概况范文第5篇
乡村治理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热门话题之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意识日益向农村扩展，传统的农业经济模式受到冲击并发生转型。农村经济结构的转型，意味着传统乡村治理模式也将随之发生变化。
J村位于广西中部农业区，是典型广西的农村。改革幵放30多年来，J村经济结构发生了两次重大的转型：的实行使集体经济的功能被后来兴起的个体农业经济所消解;近几年来J村传统但较为单一的农业结构转变为多元化的农业结构，这种转变对J村村庄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那么，在农村社会转型期当中，在市场经济和市场意识日益向农村扩展的情况下，及农村传统农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乡村治理如何能够适应这种变化?如何才能实现乡村治理的转型?本文以广西J村为例，以农村社会转型期为背景，分析多元农业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问题。
二、多元农业经济:结构与特征
(一)多元个体农业经济结构
1、多元个体农业经济概况
J村多元的农业经济主要体现在农作物的种植面
积及其产量两方面。2010年村全村播种农作物面积共12462亩，其中，水稻播种面积为2717亩，产量896.4吨(早、晚稻总量);甘蔗共播种面积3602亩，产量15008吨;蔬菜种植面积4468亩，产量2904.2吨;马蹄种植面积1025亩，产量3300吨;桑叶种植面积为1849亩，蚕茧产量为252吨。水稻、甘蔗、蔬菜、马蹄以及桑叶的种植面积分別占总面积的18.87%、25.01%、3h03%、7.13%、14.84%,在作物产量上各占总产量的3.94%、65.89%、12.75%、14.49%、1.11%。因此，无论是在种植面积还是在农作物产量上，这五种农产品所占比重都远远大于其他农产品，成为J村农业经济的五大主导产业。
2、五大主导农业产业
在水稻种植方面，水稻为J村传统农作物。马蹄引进到J村农作物种植行列之前，水稻即为J村稻田种植的主要作物并且一年种植两稻。而J村水稻种植所承担的功能是保证村民粮食自给，其市场化程度较低。
在甘蔗产业方面，其市场化率几乎接近100%，除了自家留做蔗种，农户所产的甘蔗均出售，它所承担的是一种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功能。根据政府的相关政策，政府一般会以一个糖厂为中心，划定一定的区域作为一个“蔗区”，该“蔗区”内的农民所产的甘蔗必须出售给“蔗区”内唯一的糖厂，价格也由省级政府统一制定，农民的自主权很小。此外，农民砍甘蔗也需要到糖厂申请所谓的“生产证'并按照“生产证”所要求的时间和数量砍好甘蔗，再由糖厂派车辆将甘蔗运往糖厂。目前，J村属于N糖厂蔗区，所产之甘蔗只能运往该糖厂。这实际上是一种“群众自愿生产、政府强制收购”的模式，农民无法自主选择，失去价格博弈的权利。
在马蹄产业方面J村马蹄产业是在最近两三年间发展起来的，最初由邓家电率先幵始种植，其后才慢慢推广到整个行政村而在马蹄收获季节，外地的收购商一般都会到J村进行收购，但外地的收购商一般都会与当地的经纪人进行合作，形成“外地收购商+本地经纪人”的模式。在马蹄的整个生产、销售过程中，农民的自主性较强，整个市场基本上没有受到行政力量的影响。而在J村村庄经济生活中马蹄所承担的主要功能是提高村民收入水平。
在桑蚕养殖方面，养蚕是J村的一个传统产业。一般而言，养蝉所需之桑叶都由村民自己种植，而蚕茧幼虫一般要到市场上去购买。蚕茧成熟后一般会卖给当地的纺织公司。据村民介绍，当地政府在蚕茧生产季节，般会尽其全力以阻止外地收购商进入当地市场而压低价格，维持其垄断利润。J村的桑蚕养殖是受到政府干扰的产业，它所承担的功能也在于增加村民收入。
在蔬菜产业方面，除了县城的蔬菜市场外，主要面向的是外地市场在蔬菜成熟时节，外地的收购商到村里进厅收购，同时，也有部分蔬菜用于自给，但其市场化程度较粮食产业更高。据村民介绍，2010年受到全国蔬菜市场低迷期的影响，J村蔬菜种植户特别是辣椒种植户受到严重冲击，价格较之往年大幅下降，甚至出现农户不愿采摘成熟辣椒的状况。
(二)低层次的农民合作组织
J村经济组织和农民合作组织的程度仍处于一种低水平的状态。目前J村仅有邓家屯个自然屯存在着正式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形式一一邓家抽水站协会，它主要负责邓家屯全自然电的生产生活用水供应，每到生产用水高峰期，村民们都会组织起来统一抽水并将其引到稻田或者其他耕地中。该抽水站协会并没有拓展其他的功能和业务，合作的层次较低。此外，在甘蔗行业J村也存在着初级的低层次的砍甘蔗的合作小组，以15户J村农户为例，杨某、韦某、韦某某等户自愿组成一个砍甘蔗的互助组，每户出两个劳动力。每年的11月至次年3月，只要互助组内的任意一户需要砍甘蔗，其他户都会去帮忙。每一个榨季结束，互助组内都会进行结箅。据杨连秋主任介绍，她一户两个劳动力去年参加互助组，一个榨季下来只赚了28炔钱而她家砍甘蔗的人力支出则杲以劳动力补存在。
三、多元农业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问题与困境
(―)市场化背景下多元个体农业经济的出现，使村庄集体经济功能逐步弱化
集体经济是村庄治理的经济基础，它的缺失会使村庄失去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进而对村庄治理产生消极影响。目前，J村集体经济经营模式仍然较为单一，主要是靠分包土地经营权收取租金的模式，此外，每年从国家那里得到约8000元的补偿款。在村庄财务收支上，J村所掌握的经济资源极少，2010年J村村庄收入仅为9.3万元，而村庄支出为6.3万元，其中管理费用支出高达5.1元。
J村集体经济的缺失，对村庄治理产生了负面的影响。村庄公共事务的实施需要必要的经济资源.而J村2010年的集体收入不足10万元，难以维持整个村庄公共事务的®本运转.这就影响到村庄公共事务的实施，进而影响到村干部在村庄治理当中的威信，最终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党在农民心目中的形象。同时，村庄集体经济发展后劲不足，一方面是集体经济对个体的束缚瓦解，另一方面也造成集体与个体纽带的缺失，导致集体对个体的凝聚力下降。此外，在村庄自主收入有限的情况下，村庄公共事务的幵展只能依赖于各级政府的补助，这就为各级政府介入村庄自治事务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这个过程当中村芘治理权又进一步被削弱了。
而J村集体经济功能的弱化正是因为个体农业经济的兴起。上世纪80年代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J村将集体用地都分到原子化的农户手中，由农户自主经营，这导致了集体经济的缺失，“在农村社区集体经济内部，家庭分散经营层与集体统一经营层发展不平衡，突出表现为家庭分散经营层的绝对强势和集体统一经营层的弱化。在集体经济缺失之后，村庄治理所需要的经济资源只能通过村民集资或者各级政府拨款的方式来筹集。由于集体行动的逻辑的存在，即村民可以选择“搭便车”的方式坐享其成，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村民集资的方式大打折扣;政府拨款对农村进行扶持，也为政府介入村庄公共事务提供了操作空间。
(二)村民个体对经济利益的偏好，造成了村庄政治参与动力的不足
公民政治参与的愿望和意识也随着公民个人状况的不同而不同。公民的经济状况在一般情况下对公民的政治参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般而言，收入水平越高，政治参与的意识和意向也就越强;而收入水平较低，则公民关注的焦点往往在于如何改善自己的收入状况。“生存理性”得到满足的情况下经济理性”成为主流的偏好。在这种转型期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意识向J村经济生活领域扩展以及J村村民生活不富裕的状况，使得追求经济利益、改善收入状况成为J村村民的主要偏好(群体偏好)。这种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个体偏好充分体现在J村五大农业产业的结构当中。这五大产业所承担的功能各有不同：水稻所承担的功能在于保障粮食自给，保证基本生存及减少这方面的支出;廿蔗、马蹄、桑蚕等所承担的是增加收入以提高生活水平的功能;而蔬菜产业在承担蔬菜自给的功能的同时，也承担着增加村民收入的功能。这五大产业所承担的功能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市场化程度的高低，这两者呈现出一种正相关的关系(见表1)。换而言之，在这种扩展型经济需求的特定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展，农业产业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个体的经济利益偏好也成为主流。
而偏好作为潜藏在人们内心的一种情感和倾向，是具有传导功能的。某个领域内的偏好可以传导到另一个领域内的偏好，对其他领域内的偏好产生重要影响。J村村民个体这种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群体偏好扩展到了政治生活领域，对村庄政治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这种追求经济利益、改善收入状况占据了j村村民主要精力，再加上多元经济所面临的多元风险和多元的市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村民的政治注意力和参与公共事务的精力，使得J村村民呈现出一种政治冷漠的现象根据调研数据显示,2010年参与村民会议的人数仅为5人，占33%，没有参加的为4人，认为没有召开村民会议的有6人，后两项比例高达达67%;而在村民会议上提出过意见的仅有1人，没有提出意见的高达11人，比率高达91.67%;对村务、财务以及政务监督过的仅为2人，选择“没有”的多达13人，比率多达86.67%。这种政治冷漠的现象不利于村庄公共事务决策的民主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J村村委会的民意S础，损坏村委会的合法性与公信力。
(三)村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分离，弱化了村庄政治精英的权威
在基层社会，除了在政治领域内的传统的政治精英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经济领域内也出现了一些新兴的经济精英，“农村经济精英就是在农村中先富起来，并对当地乡村有着一定影响力的人”121，在村庄治理当中发挥重要作用。就J村市场化率较高的马蹄、甘蔗、桑蚕产业而言，村庄政治精英大多以村民个体的身份参与或者根本不参与整个农业生产过程，马蹄产业为例，村干部除了到省会的农业科学研究所去预定优良的品种以及组织几次流于形式的马蹄种植的培训之外，并没有更多的参与进来。在具体的市场行情、市场价格信息提供等方面均没有参与进来，农产品的收购环节也是如此。在马蹄收获季节，外地的收购商一般都会到J村进行收购，但外地的收购商一般都会与当地的经纪人进行合作，形成“外地收购商+本地经纪人”的模式，而J村每个自然屯一般而言都会有一到两名经纪人，负责与外地收购联系并负责事先收购本自然屯所产之马蹄据笔者调査，在J村桥头自然屯.该自然屯马蹄收购的经纪人是黄某，他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村民，而非村干部。而该自然屯的村干部杨某并没有参与整个的收购过程，她更多时间忙于自己地里的活以及乡镇政府安排的任务和村委的事务。
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尚未结合，使得村民在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面对不同的村庄精英，分散了政治精英的重要性，对村庄公共事务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同时，在村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比较低以及在村民政治参与度低并显示出一种政治冷漠的情况下，村民更多的是追求收入水平的提高，这就导致村民更多的依赖于经济精英，这也进一步降低了政治精英在整个村庄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而村庄政治精英权威遭到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村庄尚未建立一种新兴经济精英的吸纳机制，使经济精英转化为政治精英的渠道不畅通，使得经济精英影响领域局限在经济领域而难以向政治领域扩展。
农民之间合作的组织化，可以提升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改变农民个体原了化天生的缺陷，提高农民利益表达的能力，改变农民在面对市场时的弱势地位，“它带领入社农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护并获取经济利益，合法、理性地向政府部门表达政治和社会利益诉求，实现各种利益的合法化、最大化”|\而农民组织的建立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途径之一，它能为农民实际参与村庄经济生活和村庄政治生活提供一种有效的途径，能为村民提供一种协同合作的机制，培养村民之间的合作意识。
在J村，农民合作组织明显的特征在于村民进行合作的主要目的在于解决劳动力的不足。也正是为了解决村庄劳动力的不足，低级的农民合作形式开始出现。然而.这种合作组织的存在往往是临时性的，随时都可以解散，很难长久。也就是说，J村农民合作层次和合作水平仍然停留在种低层次的状态当中，采取的是一种原子化的合作方式，仅仅在小圈子内部进行，并没有上升到村庄集体层面的合作，也没有形成一种制度化的合作方式，不利于村民参与更大范围内的村庄公共事务的意识的形成，进而导致村民对村庄的认同感不强，最终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村庄的治理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村民冷漠的政治参与态度也表明，J村村民宁愿参与认同和协作可以随时消失的初级合作组织，而不愿意过问村庄公共事务，不认可长久存在的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这实际上也说明了村民的认同仅仅局限在小圈子内部，并没有形成对村庄整体的认同。
(五)多元治理中心的出现,冲击了村庄传统内生型的秩序
“乡村治理中各参与主体为实现自身利益，在权力配置上必然产生严重分歧，在实践中不断进行博弈，力争扩展自身权力范IS，从而形成了乡村治理中的博弈格局与路径轨迹。”w改革开放30年来，随之上层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基层农村政治经济体制也随着发生变化。就j村而言，政治经济体制也先后发生了数次较大的变化。在人民公社时期，原来J村生产大队的村庄组织模式，管理着政治、社会和经济事务,采取的是一种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权力高度集中，行政的力量决定一切。此时，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身份重合，在村庄治理当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在乡政村治基层治理模式确立后，随着的建立，村庄治理体制逐渐从村庄经济领域退出，村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幵始出现分离，但是由于J村经济领域市场化程度仍然比较低.经济精英尚未形成.面，在资源吸取型的体制下，行政力量对村庄的控制主要表现在农业税费的收取上，此时行政的力量通过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对村庄经济领域进行千预和控制。在后税费时代，随着国家控制方式的转变以及市场经济的冲击，使村庄政治精英失去了传统的地位，多中心治理的体制开始形成。在政治领域，传统的政治精英仍然占据着主导的作用，但是由于村民个体经济利益的偏好，出现一种政治冷漠现象，使得村庄政治参与不足，在定程度上冲击了政治精英的权威;另一方面，随着市场意识向村庄经济领域扩展，村庄出现了新兴的经济精英，在村庄经济领域发挥着主导的作用。此外，村庄外部的经济精英也开始对村丨主经济领域产生重大的影响，如外来收购农产品的客商为村民解决农产品的销路问题，而他们所提供的市场信总、市场行情等对村民农作物种植产生了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同时，行政力量仍然对村庄政治和经济领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政治领域，行政的力量对村庄选举仍然保持着很强的控制力，进而保持着对村庄政治精英的控制，确保国家的政策得到顺利的实施;而国家对农村的治理方式由资源吸取型向资源给予型转变，再加上J村集体经济的缺失，使村庄失去了抵御行政利用经济资源对村庄控制的能力。这些都使行政力量对村庄自治秩序造成冲击。在经济领域，行政力量对村庄经济生活的干预，取代了市场，影响村民与市场之间的分配关系。而行政力量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对J村村庄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种负面的作用，影响村庄公共事务内生型的经济基础。
四、小结与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