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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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意义范文第1篇

[关键词]转型目标　横向的制度安排　纵向的制度安排　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4―0066―06

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研究在逻辑上应该包括转型路径研究和转型目标研究两部分。但是，长期以来研究的主体集中于前者而忽视了后者。这一倾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明显而巨大的：一方面，学术界在某种意义上放弃了探索可以与世界主要市场经济类型并列的中国型市场经济的可能性，其结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没有得到全面的论证，中国实践的理论意义被矮化；另一方面，忽视对转型目标的具体内容的研究，屏蔽了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难题的潜在方案。

一、转型目标：被忽视的研究方向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热烈关注，而近年的金融危机让这一热潮继续升温。在这些研究之中，外国观察家关于“北京共识”的研究由于将中国的经验赋予与“华盛顿共识”对立的地位而备受重视。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关于中国改革的新一轮研究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我国经济改革的主流论述在实际内容上并没有本质差别。首先，两者都将渐进主义和试验主义视为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两者都将转型路径而不是转型目标作为研究的重点。所谓转型路径指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途径和方法，而转型目标则指过渡完成之后出现的经济模式的形态和性质。很明显，转型路径和转型目标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两者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一方面，路径依赖导致转型路径影响转型经济的形态和性质；另一方面，对转型目标的设计也必然影响对转型路径的选择。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尽管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明显存在不同的模式，在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文献之中却基本不存在对转型目标问题的深入讨论。

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学术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把握有关。第一，传统的表述主要从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国有经济的地位和宏观调控的作用等方面来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这样的界定是从市场机制的地位和企业制度的形态；以及国有经济的强弱和宏观调控的有无等两组因素来突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内涵。从市场机制和企业制度来看，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的主流，有意或无意地将美国型市场经济和美国型企业制度等同于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唯一形式。因此，我们对市场经济本质的认识基本是在以美国型市场经济为唯一参照物的基础上展开的。在这样的认识之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市场经济的部分基本没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研究价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只能体现在国有经济和宏观调控之中。但是，宏观调控和国有经济广泛地存在于先进工业国，其地位和强弱也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进一步地，在我国经济的现实运行中，国有经济更多地作为政府引导经济发展的基础而存在，并没有明显地对国民经济的其他所有制成分的制度建设发挥示范作用，这些因素能在多大程度上从“量”和“质”两个方面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的特色也仍有疑问。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社会主义部分的政治经济学含义有下降的危险。第二，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在相当程度上是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角度进行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混合经济体制论的痕迹。但是，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表明，与生产过程相关的微观层面的制度安排和创新活动才是区分主要市场经济类型的基础。第三，这样的界定在破除计划和市场不能共存的认识的同时，也间接地否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在经济计划和国有经济之外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因素的存在，以及这种因素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中体现“市场经济”因素的性质和形态的可能性。

以上原因导致我国的学术界无意亦无力分析转型目标问题而将注意力集中于转型路径研究。客观地说，在经济转型的初期，与走向何种市场经济即本文所说的转型目标问题相比，选择何种转型路径以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更为紧迫的课题。但是在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地位已经确立、调整经济结构和利益分配格局的重要性上升、制度经济学的进展和世界经济的演变表明，美国型市场经济并非唯一有效且完美无缺的制度安排的情况下，对转型目标，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进行研究的必要性正在上升。长期忽视对转型目标的研究，这不但有使中国的实践成为对美国型市场经济的无声复制的危险，而且限制了我们解决改革中出现的具体问题的思路。

本文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存在显在的和潜在的两个侧面。在现阶段，宏观调控和国有经济无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的主要载体。但是，这样的含义更多的是显在的，并没有涵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的全部内容。

二、交易形态与创新活动：市场经济的类型学分析基础

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取得的进展，集中地体现在比较制度分析学派关于美日经济体系和美日企业行为的比较研究之中。相对而言，典型的美国企业(A企业)在劳动市场、制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中的交易行为更多的是短期的、交易对象往往是流动的；而典型的日本企业(J企业)在上述市场中的交易行为更多的是长期的、交易对象往往是相对固定的。青木昌彦指出企业在上述三种市场中形成的交易惯例之间具有互补性，并从信息流动的角度对这些“风格化事实”进行整理。他认为A企业的信息结构更多的是垂直型的，而J企业的信息结构更多的是水平型的。青木昌彦证明两种信息结构都可能达到最优。图1所示的这一分析视角为市场经济的类型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20世纪90年代之后，管理学家持续地对典型的美国和日本的企业行为进行比较。以基于产品建构的企业竞争力理论为依据，通过将产品建构的概念一产品结构(或工序)与产品功能之间的对应关系一引入组织理论，这些学者认为，在产品建构具 有模块型特征的产业(IT、软件、生物制药、金融等)之中，模块型的组织原则更易于促进竞争力的形成，而在产品建构具有集成型特征的产业(汽车、摩托、高级家电等)之中，集成型的组织原则有助于竞争力的形成。换言之，如表1所示，产品建构和组织建构之间的匹配关系是企业竞争力和创新活动的源泉。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集成型和模块型的组织原则高度接近比较制度分析学派所说的理念型意义上的美国企业和日本企业的组织形态。至此，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分析获得了具有实证基础的支持。必须提及的是，尽管理念型意义上的美日企业的实践更接近模块型和集成型的组织原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日企业所形成的组织形态已经达到极致而无法赶超。

欧美学者从制度互补性角度所进行的分析也值得关注。豪尔和索斯吉斯认为，市场经济可以分为自由市场经济和协调型市场经济两种，英美是前者的代表，而德日是后者的典型。习前者的特点是由市场机制对经济进行协调，而后者的特点是由制度对经济进行协调。类似地，阿玛布从产品市场的竞争形态、劳资关系、金融体系、社会保障和教育等五个制度领域出发，运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将市场经济区分为市场基础型、亚洲型、欧陆型、社会民主主义型和地中海型五类，其中的市场基础型和亚洲型的代表分别是美国和日本。在研究方法方面，豪尔和索斯吉斯的研究尽管属于政治学领域，但是其研究团队将企业作为分析的焦点。他们在其著作的日文版序言中指出，德日的区别在于德国经济中的协调机制主要以产业为中心而存在，而日本经济中的协调机制主要以企业为中心而存在。如果用更为通用的术语来表述，那么可以认为德国是法团主义，而日本则是企业层面的法团主义。类似地，阿玛布在其著作的日文版序言中不但直接承认青木昌彦的研究对其有重要影响而且将科技与产业特征这一与企业行为密切相关的变量作为分析的主要因变量。因此，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领域的这两项最新的重要研究不但在主要研究工具(制度互补性)和主要分析方向(企业)方面与比较制度分析学派具有明显的共同点，而且其对市场经济所进行的类型化也基本上是对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美日比较的扩充和细化，没有明显超出前者的范围。在这个意义上说，在现阶段，以比较制度分析和基于产品建构的企业竞争力理论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类型学仍然是我们思考我国市场经济的特征及其发展方向时最有理论价值的参考之一。

需要注意的是，市场经济的类型学最终指向是企业层面的组织创新和技术创新。也就是说，创新的形态和性质正在成为区分市场经济类型的核心变量。因此，本文的研究问题可以表述如下：从制度经济学的传统出发，以创新活动为中心，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进行体系化的整理。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和现实选择

在第二节的语境之下，分析作为转型目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时，我们将遇到以下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市场经济的部分是否可能在逻辑上不同于美国型和日本型市场经济；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社会主义的部分，是否可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市场经济的部分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发展出一种和第二节所讨论的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的主流研究所使用的分析方法相容的分析框架，并以此为基础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

第二节提及的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的主流研究在方法论方面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没有将所有的交易形式统一到一个分析框架之内。近年来获得迅速发展的包括比较制度分析在内的广义的制度经济学均将交易视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这一思路明显来自旧制度经济学。但这些研究涉及的金融、制品和劳动力市场中的交易不是旧制度经济学家所列举的交易形态的全部。如表2所示，康芒斯认为交易可以分为交涉型交易、管理型交易和配给型交易。交涉型交易的典型是产品市场中的买卖行为，管理型交易的典型是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而配给型交易的典型则是判决和政策。另外，新旧制度派学都没有把自然资源和土地市场纳入分析框架。第二，与上一个问题相关，这些研究者将交易形态的形成视为自发的，忽视了政策和法律因素的影响。实际上，从康芒斯对交易的定义出发，如图2所示，我们可以发现配给型交易必然对企业内部的管理型交易和企业之间的交涉型交易的形态和性质产生影响。

将康芒斯提示的交易类型和资源、土地市场中的交易统合进第二讨论的主流分析框架之后，我们可以获得如图3所示的新的分析框架。

从图3所示的分析框架出发，我们可以发现作为转型目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能在以下方面获得清晰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第一，在资本主义国家之中，交易形态主要是市场进化的结果。而在我国，交易形态的形成可能是市场进化和政府介入双重影响的结果。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可能存在于资源和土地市场的交易之中。在我国，由于资源和土地为国家所有，所以政府可以主导这一市场之中的交易形态并影响交易所产生的收益分配。第三，政府可以通过对金融、制品和劳动力市场中的交易施加影响来获得对宏观经济的控制或实现对所得分配的调整。第四，依据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在具有不同技术特征的产业群之中，更有助于竞争优势的形成的组织原则和交易形态各有不同。不同的先进工业国中往往存在处于主导地位的组织原则和交易形态，其结果是这些国家往往只在同一类产业中发展出明显的竞争优势。由于我国地域之间存在文化上的差异，所以有可能分别在集成型产业和模块型产业中都发展出与之匹配的组织惯例和交易形态并在这两类产业中都形成竞争力。第五，不同的产业群要求不同的组织原则和交易形态与该产业的技术特征相匹配，而我国有可能形成国有经济致力于发展更需要长期稳定的交易环境的集成型产业，而民营经济在模块型产业占据优势的格局。随着民营经济向集成型产业扩展，有可能出现民营企业在研发人员的雇佣形态和某些关键性企业间关系方面引进国有企业的比较长期而稳定的组织形态和制度安排的可能。换言之，在长期内有可能出现国有企业在特定领域向民营经济输出组织原则和制度安排的可能。

以上述分析为基础，我们可以从生产和分配、横向制度安排和纵向制度安排的角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进行分类。本文对横向的和纵向的制度安排的定义借鉴了康芒斯对交易形态的区分。所谓纵向制度安排指与配给型交易有关的制度安排，其典型是政府通过法律或政策自上而下的主导的制度安排，而横向制度安排指与交涉型交易和管理型交易有关的制度安排。

政治经济学意义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美；贸易关系；政治经济学分析

从中国加入WTO后，中美两国的贸易水平达到了相当规模。对美贸易已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拉动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用经济模型证明，两国间的经常项目收支逆差如果超过GNP的1.5%，两国之间就会出现激烈的贸易摩擦；要是超过2%就会引发贸易类的报复措施；另外，如果对一国的贸易顺差超过该国贸易额的25%～30%，那就不仅是经济问题，而将上升为政治问题。2003年中国贸易顺差达到中美贸易额的46.39%，就中美贸易不平衡规模而言，这个问题已经演变成美国国内的政治问题。

一、中美两国贸易现状

在国家的发展进程中，经济是一个国家强大的物质条件，是最核心条件，它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地位与影响力，因此，可以说贸易是反映国家间关系的晴雨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具有很强的互利性和互补性。同时，在互相竞争中，又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摩擦。中美贸易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贸易差额，人民币汇率和知识产权保护。（1）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据中国海关统计，2012年1～11月，中美贸易额达到4386亿美元，同比上升8.2%。其中，中国自美进口1192亿美元，同比上升8.1%；出口3194亿美元，同比上升8.2%。中方顺差2003亿美元，同比上升8.3%。中美之间出现如此大的贸易差额，与双方采用不同的统计方法也有关系，另一方面也与美国将经济问题政治化有关。（2）人民币汇率体系。自

1994年以来，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按照1美元兑8.277左右的汇率自由兑换。美元从2002年开始持续贬值。从2003年起，美国公开要求中国采取“灵活汇率”。在美国，有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汇率政策加重了美国国内失业问题。许多美国人把美中贸易赤字归咎于汇率过低，而采取一系列措施迫使人民币升值。但也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企业和民众都希望看到人民币升值。事实上，中国已实行人民币汇率浮动的机制，只是这过程比较缓慢，但这是完全按照中国国情来发展的，适合中国的实际发展情况。美国一再要求人民币升值，而且要求升值的幅度大，要一步到位，这又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3）知识产权保护纠纷。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美就在知识产权问题上出现纠纷。一直以来，美国在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美国十分关注知识产权保护，并将视其为事关美国核心竞争力和优势地位的重大问题。在知识产权保护这方面，中国确实做得不到位，但我国已经在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和执法方面都不断取得重大进步。据商务部公平贸易局有关数据显示，在2010年在不到一年间里，美对华发起18起“337调查”。可见，中美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存在着较多摩擦。

二、中国出口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中美贸易关系的核心是出口贸易，赫克歇尔-俄林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各国的要素禀赋是国际贸易中各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基本原因和决定因素，各国在国际贸易中倾向于出口该国相对丰裕和便宜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进口该国相对稀缺和昂贵的要素密集型商品。在中美贸易中，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都应该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都应该是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这样，两国才能达到经济利益的最优化。中美贸易更多的是一种产业间的贸易，是一种互补贸易，也符合比较优势规律，但经济事情却并非如此。在一定时期内，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归功于劳动力的释放——中国的人口红利。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劳动力的释放大大提高了产出，并使得中国成为世界的重要出口国之一。中国巨大的富余劳动力给就业造成了极大压力，为缓解就业压力，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保证充分就业也是宏观经济的目标之一。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不仅增加了就业，增加了外汇储备，还扩大了总需求，因而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但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高市场份额，必然使得各种贸易摩擦难以避免。尤其是与美国的贸易摩擦愈演愈烈，美国为了保护国内产业和国内利益集团的利益，实施反倾销和提高关税等贸易保护政策，同时干预中国汇率，抑制中国出口贸易。

三、中美贸易现状的原因分析

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频繁发生，且美国针对中国采取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政策，使中国承受着越来越多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以及其他的一些压力。中美贸易争端从未止歇，既反映了中美贸易结构性失衡矛盾进一步激化的一面，也反映了贸易争端下中美两国国家利益博弈的一面。（1）中美居民需求结构存在巨大差异。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水平的差异，中美两国居民的需求结构也存在巨大差异。另外，中美之间劳动力成本也存在较大差异，这就必然使得美国会从中国进口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居民收入相对较低，对美国的资本密集型的高端产品需求也就相对较少。因此，收入的差异也导致了中美两国居民在出口贸易需求方面的不对称，造成了巨大的贸易逆差，从而引发贸易摩擦。（2）美国储蓄率偏低。根据国民经济恒等式CA=SP-I-（G-T），可以发现，美国出现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经济结构上的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其中，私人储蓄（SP）、投资（I）和政府赤字（G-T）都是决定经常项目（CA）的变量，这就导致总投资与总储蓄的差额需要用贸易逆差来弥补，因此，原因在于美国的储蓄率偏低。（3）美国利益集团加强了对其国内贸易的保护。在中美贸易过程中，美国内部逐步形成两大利益集团。其中，一个是所谓受到中国出口产品冲击的利益集团，他们主张限制从中国进口，这主要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频频给美国政府施压，希望政府加强对这些产业的保护，减少从中国的进口量。另一个就是主张从中国大量进口产品的集团，他们希望能有一个良好的政治气氛，他们主要是美国的一些中间加工商，想利用来自中国的比较便宜的配件和原材料制造生产产品。利益纠纷也是导致中美贸易纠纷的主要原因之一。（4）美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美国作为一个科技强国，在大量进口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同时，却对国内出口的技术密集型产品予以限制。美国以国家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为由，拒绝向中国出口超大型计算机等中国需要的产品。这种贸易的不平衡也是导致美国对中国产生巨大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5）中国。中国作为美国未来比较强劲的竞争对手，一直被美国鼓吹中国，把中国视为威胁其全球霸权地位的强大敌人。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强国，当让不希望其世界霸主地位被中国所取代，于是提出了所谓的中国，并不断地挑起围绕着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和知识产权等相关的贸易摩擦和纠纷

四、结论及建议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发生恶化在所难免，中美之间也无法避免。但为了减少贸易双方之间的冲突，避免摩擦，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改善双方的贸易关系。（1）积极地开展双方合作和交流。中美双方加强政治经济方面的合作和交流有利于避免摩擦积极应对挑战，充分利用好中美经济的高度互补性也有利于两国经济的可持续、平衡地增长。（2）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为减轻我国出口贸易对美国的国度依赖，加快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调整，并把合理地调整出口市场，与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非洲等一些国家建立贸易合作关系。（3）扩大内需应成为我国发展经济的长期战略。尽管对外贸易的发展有力地拉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但同时应该看到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所带来的隐患。扩大内需并不意味着不参与对外贸易，而是降低对外贸易依存度。

参 考 文 献

[1]中美双边贸易额将近500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中国新闻网.2012-

政治经济学意义范文第3篇

出于媒体人的本能，我马上发了一条微博，附上精心拍摄的图片，同时@了上海新闻办公室和消费者协会。我没有收到相关部门的任何消息，但是光明奶业算是反应快的，第三天，它的官微留言要我留电话。第四天它的客服找到了我家里，要把东西收走，并说按照规定退一赔一。我不同意，要求给我一个明确的说法，那条蛆到底是怎么进牛奶的，并且亮明了自己的身份，要求写下收走东西的欠条。于是，客服把牛奶和蛆都带走了。

再过了两天，客服再次来电话，表示抱歉。而且，看起来我媒体人的身份起了作用，他们追加了赔偿的额度，愿意给我5份奶票。但是对于那条蛆的历程，他们始终“无法”确认：他们已经经过异常严格的消毒程序。也就是说，那条蛆是从天而降的。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也闹不出个什么了，只好接受了他们的赔偿。

反正是一个结果：我结束了我对光明将近20年的信任，改喝进口奶了。为什么，我只能接受那5张微不足道的奶票？为什么那些掌管着消费者权利的公权力，没有一个给过我任何反应？光明，你凭什么那么霸道？如果我不是媒体人，我还能怎么办？

在中国，有一个奇异的名词，叫做“民族工业”。它的意思是：我们中国人办的企业。只要拥有了这样的一种名词，基本上它就受到了国家的保护、地方的支持和消费者的忍气吞声。如果谁损害了民族工业的尊严，它就要受到道德和公权的共同谴责和打击。

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国家公权力部门在打击外资企业。反垄断调查、质量调查、原料调查、商业伦理调查。而民族工业基本上很少被调查，即便被调查了，他们仍然安然无虞，岿然不动。比如中石油有没有价格垄断？比如蒙牛有没有质量问题？比如同仁堂有没有原料问题？比如中国的药业公司有没有行贿医生？

我当然不是说，国际企业在中国就清洁得像一张白纸。对于国外奶企的价格垄断，我的定义就是发国难财，因为他们囤积居奇，在国内奶业全军覆没的时候，他们利用了中国人恐惧国产奶企的产品，疯狂加价，打击得好；比如麦当劳肯德基，他们在国外就因为饮料太烫，都被判赔了几千万美元，而在中国，鸡翅用病鸡，冰块用污水，打击得妙。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民族工业在一波波的风潮之中都能够稳如泰山？

工业的强大其实很简单，就是放开市场竞争。从改革开放没多久之后，各个领域就开始讨论，国家要退出竞争性市场，但是没有，国家在竞争性市场的力量越来越强大。牛奶企业如今唱主角的，几乎都是国企。

牛奶产业就是一个完全的竞争性市场，哪家奶企的牛奶新鲜、味美、便宜，消费者就会选择哪家。因为我们今天有着民族工业、国有企业的存在，他们拥有着公权力至高无上的保护，所以，消费者要么忍气吞声接受一张奶票的补偿，要么只能高价购买黑心涨价的进口奶。

那么民族工业到底是谁受益了？消费者肯定是没有的。所以，基本上是和公权力的相关人：公权力本身、企业拥有者、外国奶企、控制权力的权贵。

政治经济学意义范文第4篇

    [关键词]经济社会一体化;辩证统一;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1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1-5918(2010)05-0093-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0.05.048 [本刊网址]hbxb.com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的发展是第一位的,对一切生产关系的变化起着最基础的作用。上层建筑的变化根源于经济基础的变化,但是它的或快或慢发展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会产生促进或者阻碍作用。洛阳市积极推进城乡经济社会的一体化建设,其根源在于自身的经济发展,同时,随着政治制度的调整,也会影响到当前洛阳市经济的整体发展。

    一、洛阳市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现状

    2006年,洛阳市生产总值达1331亿元,人均生产总值突破2000美元(17400元),城市化水平达到38%。2010年,中心城区城市人口205万人,其中暂住人口46万人,市域总人口为680万人,城镇人口326万人,城镇化水平48%。《洛阳市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进一步确立了未来城市的总体发展目标:立足豫西,辐射中原的省域副中心城市;携手周边,合力发展的中部制造业基地;展现历史,传承文化的国际旅游城市;山水城园,和谐共生的绿色生态城市。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洛阳市加快城市化步伐,进一步重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体化更加重视。

    另外,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具有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特点,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所说“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所以,当前洛阳市的“三农”问题,不能局限于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的思路,必须站在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确立城乡统筹发展的新思路,把“城”、“乡”两个问题一起解决,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

    二、当前洛阳市推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特点

    (一)城乡规划布局一体化。用先进的思想理念来制定科学的规划,与经济发展规划、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工业布局总体规划、县(市、区)和重点中心镇规划等各项规划衔接协调;统筹推进工业向集中发展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向城镇集中的原则;着眼于城乡经济、社会、自然和人的协调发展,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地编制城乡一体发展的各项规划。

    (二)城乡产业布局一体化。按照节约发展、效益优先原则,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城乡产业布局。加快新型工业集约化、园区化进程,在产业聚集发展和城镇有序扩张中营造生产、生活空间,促进城乡资本对流,大量创造就业岗位,为人口转移提供载体;在中心城市和县(市、区)政府所在地及有条件的区域中心镇,搞好第三产业布局;不具备城市化和工业化条件的其他农村地区,要深化农业结构调整,科学优化种、养产业布局,探索长远有效的机制。

    (三)重视城乡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一体化。建立城乡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深化就业制度改革,建立城乡平等、统一的劳动就业管理体制。取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限制性规定,突破农民工制度建设关键问题,逐步过渡构建起城乡相互衔接的制度体系。建立以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并与城市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接轨。

    (四)重视城乡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建设一体化。加快城乡路网建设,按照城乡一体化的要求,搞好城乡公路网规划修编和调整。加快构建市域1小时都市圈,发挥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群的集聚和辐射功能。积极推进城乡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城乡信息共享,全市所有行政村建起农村商务、农业科技信息服务,为农民享受网络浏览、查询、采集、,以及文化、娱乐等丰富多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信息平台。

    (五)重视城乡社会事业发展一体化。按照城乡一体化的要求,着力调整农村教育布局和结构,加快农村中、小学标准化建设。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完善以县(市、区)政府管理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加强农村卫生事业建设,积极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建设,建立有效的农民健康保障制度;深化农村卫生医疗体制改革,探索建立农村卫生医疗事业发展和管理的新模式、新机制,鼓励城市卫生医疗机构拓展农村医疗市场,促进农村卫生医疗事业健康发展。

    (六)重视城乡生态建设和保护一体化。积极创造国家级生态示范县(市),提高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加强城乡生态建设,加快通道绿化工程和防护林体系建设,提高生态承载能力,巩固和发展退耕还林成果,搞好天然林保护和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着力发展城市林业、近郊林业、远郊林业,进一步改善城乡生态环境。

    三、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觉分析洛阳市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

    (一)洛阳市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的一体化。随着市场竞争加剧和劳动力成本上升,洛阳制造业正加速由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向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为主升级,第二产业进入平稳发展期,服务业进入比重逐年提高的快速发展期,“三二一”的产业结构正在加速形成。同时,随着洛阳市支持现代农业发展的政策体系日益健全,农业领域的公共资源配置全面增加,资本、技术替代土地、劳动的速度不断加快,现代农业进入加速发展期,三次产业和城乡经济将呈现融合发展的新趋势。

    (二)洛阳市就业结构的变化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的一体化。随着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二、三产业转移、城乡平等就业体制机制的逐步建立,促进农民就业的重点转到了提高农民就业的稳定性上。这就要求通过加快完善农业经营方式、适当提高农产品价格水平、不断增加农业补贴等途径,提高农业劳动者收入,缩小工农劳动者的收入差距。同时,随着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加快,第二产业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不断提高;随着城乡服务业加快发展和农业经营规模化,第三产业和现代农业将成为扩大农民就业的主要领域。

    (三)洛阳市劳动力要素的变化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随着农村产业集聚发展和农村劳动力稳定就业,越来越多的农民将成为城市市民,城乡人口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这就要求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深入推进县城、中心镇、中心村建设和土地使用、户籍管理、公共福利等配套改革,为产业集聚发展、农民创业就业、农民进城落户构建良好平台和有效机制。

    (四)洛阳市居民消费结构变化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随着农村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新型城镇化不断推进、农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刺激消费政策力度不断加大,农村消费潜力将得到更加充分的释放,农村居民物质消费水平将有所提高,并逐步从物质消费为主向文教娱乐、休闲旅游等精神消费拓展。农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升级,将促进城乡人员的沟通、城乡文明的渗透,缩小城乡生活方式、生活质量的差距。

    四、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加快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政治保障

    (一)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积极推动农村人口“进城安居”、城镇资源要素“下乡扶农”双向对进,形成支持农村、农业发展的良好机制。本着“降低门槛、放宽政策、简化手续”原则,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逐步对本市户籍人口取消农业和非农业的户口性质划分,按实际居住地登记为“居民户口”,实行一元化户口登记制度。

    (二)新型农村宅基地和房屋产权管理制度。实行集约用地政策,对中心城市规划区、县(市、区)政府所在地和区域中心镇规划区及市、县工业集中发展规划区内的农村居民居住用房,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条件下,积极推行统一规划、集中建设。农民自愿退出原农村宅基地进入城镇购买公寓房的,政府可给予补贴,并可享受经济适用房或廉租房的优惠政策。

    (三)农村社区向城镇社区转变制度。城市化已覆盖或即将覆盖的乡(镇),要适时实施撤乡(镇)建街道办事处工作,并相应健全有关组织机构,逐步转变工作职能。配套推进村委会转居委会工作,凡成建制的“农转非”且户数在1000户以上的,实行村委会转居委会,先试点总结经验再推广实施;凡不是成建制的“农转非”,但“农转非”后居住比较集中且达到1000户以上的,可单独建立社区。新建社区应配套完善的水、电、气、通讯和文化、体育、卫生、计划生育、绿化等公共基础设施,完善社区的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功能,满足社区居民生活需要;加强社区精神文明建设,不断促进居民综合素质提高。

    (四)农村土地保护制度。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以多种形式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发展规模经营;农民可以采取转包、转让、出租、互换、入股以及其他符合法律法规的方式进行土地流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流转服务组织可以依法成片集中流转承包地,并结合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实行集中开发、连片种植,兴建产业基地;对依法收回的承包地和农民自愿放弃的承包地,可以由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经营、流转,也可以发包给农户进行规模经营。

政治经济学意义范文第5篇

【关键字】管理学；价值性困境；争议

对于当下的设施经济管理策略，主要为了满足现代的经济发展需求。其中的管理学价值问题，需要结合实际的生产困境来进行综合生产考虑，并以此来强化对困境争议形式的有效控制，以此来加强对基本改革形式上的有效掌控。就当今的管理领域来说，其使用的价值与经济发展基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下面对管理学价值性困境与发展状况进行简要分析。

一、管理学价值的困境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管理学就被认为是现代经济改革的重点，大多数的学者通过大量的思维创造，极大的改善了原有生产体系的管理，并使之能够更好的满足于原有的经济分类梳理条件，通过合理化的设施建设，从思想上完成了对基本定型结构上的有效创建。从现有的科学化建设角度出发，应满足对基本管理教育理念上的综合调控，并以此来完善对不同阶层艺术性上的合理化管理。

就21世纪初的社会经济管理区域现状来看，其中就存在着诸多问题，依照相应的管理规划角度实现对综合管理设施上的有效创建，一起基本的设施建设角度进行综合管理调控，从而促进其不同管理理念下的自我判断建设，从而实现学科设计形式包容结构的有效创建，并以此来完善对基本设施判定机制上的科学化管理。但是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这一理念就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无法真的做到全面性的有效监管控制。

从学术的发展体系来看，对于基本的设施建设问题，就应当从多个角度领域来进行综合性上的有效分析，完善对基本设施上的综合调理，从而完成对基本的设施面临问题，以及多重的困境发展机制，就需要结合实际的生产机制来进行综合性的管理研究改革，从最基本的设施建设完成对综合性的形态结构经济管理着手，以便于对多层次的合理化改良建设，从而完善对整体结构的有效改建。

在当下的发展过程中，主体背离情况，就不得不接受在客观主体上的有效改革管理，从而完成在复杂性以及多元化的改良建设。

二、管理学的内部争论改善建议

对于现有的管理学内部政治问题，我们需要从多个层面上来进行综合的信息管理，并通过有效的部署，而就最近几年在综合策略性的研究问题上进行综合分析，其主要在如下几点上争论较多。

1.管理学的基本属性上的争论

对于基础理论的争论问题，从这一学术出现之初就开始逐渐成为人们在综合论述中的主要应对问题，我们从基本的科学理论领域出发，分析其科学的基础性问题，而这其中的最主要问题就在于如下几点：

第一，管理学是对常识的凝练，在管理者对决策的制定过程中，主要依据的是经验理论，因此其对行业的生死存亡，主要就取决于管理者对基本设施的有效创建问题。

第二，在发展的过程中，管理逐渐成为一种职业，并帮助决策人员寻找方向。对于基本的设施建设标准，以及管理的策略运行规律，可以从个人的主观性分析来进行细节上的精细化管理，并以此改善对企业的日常运营控制。从科学的高端管理作用来看，其基本的职业职能价值问题，都促进了对科学化的管理发展。

第三，管理学属于一门研究性的科学研究基础，从发达国家对商务管理学的研究情况来看那，其主要的目的就在于通过高等教育建设，促进对综合经济教育上的有效控制，并以此来强化对职业教育形式上的合理化有效创建 。

2.管理学在跨学科发展中的争论

从现代科学的发展情况来看，其历史的发展状况主要集中在西方的科学研究途径上，其发展伴随着诸多的社会问题而存在，这不仅是从学者的单独角度上就能解决的问题，需要从多个角度上来改善对基本设施研究领域内的方针建设，其作用对于边界问题等，都需要通过学科的理性命题，从而实现对综合实践活动意义上的有效创建。对于管理学的发展来说，其在跨学术的争论问题，也就主要集中在对管理理学的组织结构，通过对本体跨学科的有效研究创建，从而让实现对组织理论结果上的有效创建研究，实现对区域领域内的科学化建设推进。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其发展的根源来自于社会心理学以及经济学多个相关专业上，通过相互掺杂，从而完成对这一学科的创建。在对于这一学科的发展过程中，所争执的问题，也就成为了推进器观点完善的根本所在。其主要集中在了以下几点：

第一，对于学科的借鉴性，实现了对管理学基础知识上的合理化完善。

第二，在学科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上，通过研讨，更好的促进了其相互之间的契合度提升。

第三，从证明的结构基础进行角度上的合理调控，从而实现对验证理论多形式上的合理化创建。

三、结语

从管理学的发展百年情况来看，其领域涉及的争论问题，都极大的促进了在管理领域内的学科属性发展，并对基础的理论研究策略等，形成了主体上的综合调整，这对于学科的研究理论以及实践的活动层次来说，都能更好的促进在不同环境下的科学化管理。

参考文献：

[1]高良谋，高静美.管理学的价值性困境：回顾、争鸣与评论[J].管理世界，2011，（1）：145-167.

[2]刘九勇.先秦法家政治思想的逻辑与困境[J].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5，（2）：76-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