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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国家环保部下发了《关于开展生态文明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了全国首批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的6个市县,并同时印发《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意见》,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指导性要求。此后,第二批、第三批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工作陆续开展,这一系列文件的出台标志着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我国各级政府一项现实而紧迫的任务。尽管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已经广泛推进,但其建设程度如何衡量和评估仍无明确规定,缺乏一套统一的指标体系。我国对生态省、市、县建设已经颁布了相应指标,但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市相比,内涵更为丰富,目前国内许多地区已经尝试构建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这为本文研究提供了许多前期成果和资料。本文在充分考察和借鉴国内各省市政府及学者对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构建的实践经验、研究报道的基础上,阐释了经济发达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阶段特征和其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采用层次分析法(AHP)构建了 包含4个准则层、37项指标的经济发达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并在该体系下对深圳2001~2010年时序数据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2009年截面数据进行了测算,得到了深圳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历年变动趋势和我国4个主要经济发达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比较研究结论,验证了本文构建的生态文明指标体系的实用性和有效性。
1评价体系的构建特点、原则与思路
1.1经济发达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特点2009年9月北京林业大学了我国首份省级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报告,报告显示北京、上海、天津和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省份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排名均处前列,按报告划分的我国生态文明建设6种类型,北京、上海、天津均属社会发达型,东南沿海省份则属于均衡发展型,这两种类型的共同特点是地区经济总量和人均值较高、经济比较发达、城市化率高、社会发展程度普遍较好[4],即经济发达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和其他地区已经发生明显分异,经济发达城市亟需一套更具针对性的生态文明建设评价体系。研究经济发达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指标,应从其生态文明建设的阶段特点出发:(1)经济发达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较国内地区,水平更高、进程更快,已进入到相对高级阶段,因此虽然指标设置带有一定的普适性,但指标值应严于其他城市要求。(2)经济发达城市的经济总量和人均量都达到较高水平,对其生态经济方面指标的考核应更侧重产业结构、资源绩效、科技创新方面的考核,充分突出个性,如“人均GDP、恩格尔系数”等生态市评价的常规指标在本文评价体系中并未列入。(3)生态环境类指标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硬实力,特别是污染减排、环境质量方面的指标应考虑国际通用或国家要求,顺应国际、国内发展形势。而经济发达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反映其“环境—经济”关系的库兹涅茨曲线即将或预期走向拐点,生态环境类指标较之国内其他城市通常优势明显,因此其更注重生态文化和生态制度等软实力建设,在其生态文明建设评价体系中对这两方面的指标设计应更为慎重。
1.2指标选取的原则(1)共性与特色相结合原则。在选取国内外普遍涵盖且有实践意义的指标的同时,突出经济发达城市特点,形成这一类型区域评价的特色。(2)继承与创新发展相结合原则。保留传统的国家、各部委及其他省市已有的“科学发展观”、“生态市”等指标体系中的精华指标,并对相关指标和相关标准予以提升,并针对生态文明的特有内涵提出反映生态文明建设新要求的指标。(3)可实践性与前瞻性相结合原则。既要考虑指标、标准值的要求在目前的社会水平和技术水平下可以实现;又要预见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使指标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和前瞻性。(4)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相结合原则。既要考虑理论上的完备性、正确性,又要避免指标简单罗列和过度相关导致重叠;同时,指标应具备可操作性,既要具备可约束性,即要有社会动员能力,又要具备可分解性,可从城市层面分解到行业、企业、社区、家庭各个层面,此外指标的可考核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也要兼具。(5)分步实施和分段评估的原则。在建设生态文明城市过程中,通常将生态文明城市战略目标分阶段来实施,因此在具体的应用中指标应便于设置分布实施目标,并实施分阶段评估。
1.3指标设计的基本思路本文中将生态文明建设分解为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文化建设和生态制度保障4个方面。其中,生态经济是环境和经济协调的根本体现,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生态环境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外在体现和物质保障;生态文化通过文化理念影响社会行为,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动力;生态制度是对生态文明建设在法律规范、管理体制方面的保障。因此,本研究从上述4个方面归集各类指标,并遵循如下设计思路:(1)按照内在逻辑对四大类指标进行设置。生态经济类指标以资源、能源节约和产业绿度为核心,并提出生产力的先进性和科技贡献;生态环境类指标以“压力-状态-响应”为内在逻辑[5],重点评估环境要素、生态系统保护和建设情况;生态文化类指标以“意识-行为”为逻辑,重点反应公众对于生态文明意识的认同;生态制度则考察了现行相关的7项主要制度的建设和执行情况。(2)按照指标性质将评价体系分为四层。顶层为目标层,即经济发达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综合评价指数;第二层为准则层,包括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文化、生态制度指数;第三层和第四层为指标层,第三层是对准则层的分解和延伸,主要反应结构变化情况,第四层即为具体指标,将第三层指标进一步细化到可操作的层面。(3)按照指标特征将指标分为控制型、预期型和引导型指标。控制型指标是通过一定工程、项目、制度的实施在一定时期应达到的约束性指标;预期型指标是指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时间推移等其他因素的变化,单纯从客观上采用一定的措施和手段难以控制的指标;引导型指标是指难以量化或量化意义不大,但从长期来看,指标的规定是具有行为引导意义的趋势性指标。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案例中仅涉及经济发达城市历史和现状对比情况,对具体城市未来某时间段的控制型指标数值确定并未讨论,所有类型指标均仅进行了用于数据归一化的高低值确定分析。
2评价体系与评价方法
2.1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目前,我国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中指标数量基本介于20~40项之间,大部分均从国家生态市指标衍生而来,如张家港市30项指标中有11项,无锡市42项指标中有15项,昆山市37项指标中有19项,吴江市37项指标中有15项指标与生态市指标相同。本文梳理、比对了生态市指标和其他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评价体系中相关和差异性指标,按前文所述的指标设计特点、原则、思路,基于AHP法,构建了包括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文化、生态制度4个准则层,涵盖18项控制型、5项预期型和14项引导型,总计37项单项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详见表1所示。
2.2指标的归一化处理与权重的确定表1中各个指标量纲不同难以直接进行评分比较,本文依据北上广深等经济发达城市1990~2010年各指标变动区间和未来规划目标,以及前人研究成果[6~7],确定了上述各项指标的高低值,其中涉及经济类数据按不变价调整,采用归一化方法进行指标的无量纲化处理。设第i个指标的原始值Xi的对应的高值水平为Mi,低值水平为mi,则归一化后的指标为Ri,对不同性质的指标归一化公式为[8]:其中Cij表示评价某项评价目标时,第i个指标的重要性对第j个指标的重要性的比值,一般采用1~9标度法表示Cij的值,Cij的取值从1/9到9依次代表在评价某项目标时,i指标较j指标的重要性从极端不重要到极端重要,并通过求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对应的特征向量得到各指标的相对权重[9]。本研究中分别对四个准则层对总目标的权重,和各准则层下指标的权重在矩阵实验室(MATLAB)下进行了测算,对于超过7项具体指标的生态环境类指标(AHP法判断矩阵不应超过7项指标)在各个三级指标下分别计算,并通过了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各具体指标综合权重如表1所示。
3案例研究为了检验本文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的有效性和实用性,挑选了我国4个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作为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评价的案例研究对象,这4个城市均属经济发达且生态建设起步较早的城市,具有相近的建设目标和较好的参照效果。其中,深圳作为我国首批生态文明6个试点城市之一,在2008年即出台《深圳生态文明建设行动纲领(2008~2010)》,此后又制定了《深圳市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在我国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具有相对充分的历史数据积累,因此选择深圳市时序数据,利用本文评价体系对经济发达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历史变动趋势进行分析;而北京、上海、广州由于数据收集原因仅暂与深圳进行2009年横截面数据的横向对比研究。
3.1深圳市历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变动趋势分析按照前文所述归一化方法,对深圳市2001~2010年各指标数据进行处理,对生态制度类指标采用[0.9,0.7,0.5,0.3,0.1]赋值对应制度建立和执行程度的[好,较好,一般,较差,差],采用线性插值法填补部分缺失数据,对历史数据难以考证的部分指标未列入指数计算,并对由此引起的综合权重变化作平衡调整,得到深圳市历年生态文明建设综合评价指数和4个准则层的评价指数如图1和表2所示。总体评价结果显示,深圳市生态文明建设综合评价指数由2001年的0.23稳步上升至2010年的0.79,年增速高,这说明近十年来,深圳市生态文明建设力度大、成效显著,已经跃过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初级阶段,进入到纵深推进时期。剖析这一总评指数变化的原因,4个准则层分指数的评价结果显示,生态环境和生态制度得分的大幅度提升是总评指数升高的重要贡献源,深圳市近年来实施基本生态控制线的铁线管理政策,环境质量和生态安全情况得到明显改善,财政性环保投资经费也高于国内绝大部分城市,以“四个难以为继”为背景开展政府环保实绩考核制度;其次是生态文化分指数升高的贡献,而生态经济由于2001年背景值起点较高、地均产出、能耗、水耗均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因此相对提升速度较慢,潜力空间有待进一步挖掘。图1深圳市生态文明建设综合评价指数变动图(2001~2010年)
3.2北上广深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比较分析受数据采集条件所限,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4城市间的对比研究采用评价体系中涉及的均已收集到2009年数据的共21个指标,对指标权重作同比增大,这样计算的深圳市综合评价指数
一、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我们党对自然规律及人与自然关系再认识的重要成果。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与我们党一贯倡导和追求的理念一脉相承的,是对我们党关于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的新概括、再升华。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就把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九五”计划决定实施可持续战略,“十五”计划首次提出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的目标,党的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以及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十一五”规划首次将能源消耗强度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作为约束性指标,提出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等。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必然要求。生态问题恶化,直接导致经济损失不断增加,社会和谐受到影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制约,突出表现在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对干净的水、新鲜的空气、洁净的食品、优美宜居的环境等方面要求越来越高。我们已经到了不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不行的阶段。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更好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客观需要。随着全球能源资源需求持续增长和气候变暖趋势不断加剧,未来各国围绕能源资源、气候变化、温室气体排放等生态环境问题的博弈会日趋激烈。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有利于增强我国在国际环境与发展领域的话语权,提升我国参与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领域国际谈判和对话交流的位势,有效维护我国的核心利益和负责任大国形象。
二、生态文明的内涵、特征
(一)生态文明的内涵
生态文明是人类为保护和建设美好生态环境而取得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和制度成果的总和,是一种人与自然、环境与经济、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社会形态,是贯穿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的系统工程。
建设生态文明,并不是放弃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回到原生态的生活方式,而是超越和扬弃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和不合理的消费模式,提升全社会的文明理念和素质,使人类活动限制在自然环境可承受的范围内,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
(二)生态文明的特征
在价值观念上,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倡导给自然以平等态度和充分的人文关怀,关注和尊重生态环境的存在及其意义;倡导主动遵循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合理有效地利用自然;倡导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
在指导方针上,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节约优先是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以最小的消耗支撑发展;保护优先就是把环境承载力作为发展的首要前提,努力不欠环境账;自然恢复为主,就是减少人为干预,让环境休养生息自我修复。
在实现路径上,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在时间跨度上,是长期艰巨的建设过程。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繁重任务和巨大压力,决定了它不会一帆风顺,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坚持不懈地努力。既要补上工业文明的课,又要走好生态文明的路。
三、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把握的重大问题
一是积极探索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环境保护新道路。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这是对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关系的深刻揭示。我们需要做的是以环境容量优化区域布局,以环境监管优化经济结构,以环境成本优化增长方式,以环境标准优化产业升级,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环境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阵地和根本措施。加快构建环境保护宏观战略体系、污染防治体系、环境质量评价体系、环境保护法规政策和科技标准体系、环境管理和执法监督体系、全民参与的社会行动体系,是解决资源环境问题的出路所在。
二是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结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推进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调融合。资源环境问题,究其本质是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和消费模式问题。这就必须根据自然环境承载力规划经济社会发展,把节约环保的要求全面体现到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和每个环节,坚决杜绝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边治理边污染、边恢复边破坏的现象。
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和环境功能区划,推动各地区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发展,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
三是着力解决影响科学发展和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环境保护既要为科学发展固本强基,又要为人民健康增添保障。当前形势下,要从严控制“两高一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项目,要把环境保护作为稳增长扩内需、调结构转方式的重要引擎和关键抓手,努力不欠生态环保账,进一步增强发展后劲和竞争力。
[关键词]生态文明观;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现状;对策
一、生态文明观的科学内涵
成都市与我国其他城市一样正处于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建设中,而大规模工业化、城市化建设必然会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理事长石定寰在第十届西博会上指出:“如今,全世界50%以上的新增能源消费……来自中国,中国新增温室气体排放量约占世界新增排放量的50%。”[1]我国已进入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高速增长阶段,面临着社会经济是否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战和强大的国际压力,在发展经济和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实现节能降耗与生态环境保护的任务非常艰巨。[2]为此,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的五大目标之一。这是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生态文明。“生态文明是最朴素的文明,也是最高级的文明。”[3]
本文为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基于成都市工业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环境成本控制研究”(项目编号:ST11-09)的研究成果。 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文明的一种形式,是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在人与自然和社会关系上的具体体现,其科学内涵是:以人与自然关系和谐为主旨,在生产、生活过程中注重维系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追求自然——生态——经济——社会系统的关系协同进化,以最终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的。[4]
二、生态文明观对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的新要求
(一)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的目标
1.成都市工业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成都市确立了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历史定位,明确指出成都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生态市建设工程,是实现工业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和有效途径,并提出了成都市新型工业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资源能源高效利用、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社会文明高度发达”。①
2.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的目标。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作为社会基本组成细胞和对环境污染应负主要责任的企业(目前自然环境所接受的污染物中有80%来自企业[5]),加强环境成本控制,保护生态环境责无旁贷。[2]因此,成都市要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资源能源高效利用、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社会文明高度发达"的目标,企业就必须将生产经营过程所发生的能源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损耗计入成本,并实施有效控制。可见,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的目标是全面核算环境成本,并实现有效控制,以优化协调环境成本与环保效果及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协调,即实现自然资源和能源利用的最合理化、经济效益最大化和对人类和环境的危害最小化。[6]
(二)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的原则
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目标的实现,需要在控制活动中遵循以下两个基本原则:一是有效控制原则,即企业环境成本控制及其效果必须遵循国家环保法规;二是成本效益原则,即企业环境成本控制不能为实现环境成本控制而控制,而必须兼顾经济利益,甚至必须以提高企业长期的经济效益为出发点,否则,没有任何企业会有效实施环境成本控制。[2]
(三)生态文明观对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的新要求
结合前述生态文明观的科学内涵、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的目标与原则,可将生态文明观对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的新要求概括为:实现企业环境成本的全面、持续、有效控制,即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协调与共赢。
三、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的现状分析
(一)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的现状
目前,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现状可谓是喜忧参半,喜的是,取得了国家环保法规体系正逐步完善、社会环保意识正逐渐树立、基本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甚至企业的环境成本控制监管体系、形成了政府主导的企业环境成本控制体制机制、部分社会责任领先者企业实施了有效的环境成本控制、部分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生态环境正逐步改善等成绩,但同时也存在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淡薄,环境成本控制意愿不强、体制机制不够完善、控制主体缺位、观念落后、控制方法单一、控制范围狭隘、存在“时滞”现象和成本锁入效应、信息披露不充分和社会监管不力等问题。[7]
(二)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现状的成因分析
1、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基础:公共产品理论
生态文明研究较为广泛,在内涵界定上还存在一些歧义。综观所有学者观点,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四种:第一种观点认为生态文明包含人们用来维护生态环境的相关制度、文化、法律意识等,以此来维护生态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二种观点认为生态文明是系统化的文明构成形态,这是表现人类多样机能的综合体,以一种多元化的系统体现出来。第三种观点认为生态文明相对于以前的文明形态而言是一种新型文明形态,通常与自然生态融合一体的文明,表现为较高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阶段。第四种观点认为自然与文明的关系是从崇拜自然的原始文明到依赖自然的农业文明和征服自然的工业文明,正在转化为效法自然的生态文明。就这些观点而言,生态文明其实就是体现人与自然相互和谐的物质与精神积累的成果,其通常由生态物质、生态化技术以及生态化精神累计而成。生态环境变化与生态资源资本化的特征决定生态文明的特性:第一是生态文明难以界定与计量。第二是生态文明的相关建设成效与整个人类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同时其消费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特征。第三是生态文明建设效益具有较强的外溢性与滞后性。生态文明这三大特点正是公共产品的典型特性。外部性是公共产品的特性,从而使得生态环境保护中出现“搭便车”现象,导致生态环境投入资金不足,投资主体缺位现象时有出现。生态文明建设出现市场失灵时,必然会挤压社会资本投资,这样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出现生态产品供给不足。政府的适当介入是解决市场失灵的有效方式之一,而财政支持政策是最为主要的调控手段。
2、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基础:现实依据
生态环境恶化是全球性的紧迫问题,同时也是困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尽管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取得长足进展,但生态环境污染代价却非常严重。据相关资料显示,我国经济增长至少有二成是依靠生态资源与环境“透支”获得;同时国家环保总局一项研究结果也显示,我国环境污染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占该年GDP的10%左右。这些数据充分显示出我国生态环境的状况,实施财政支持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条件。我国逐渐认识与关注生态环境的保护,生态环境投入量逐渐增加。统计资料显示,生态环境投资在“七五”期间占GDP的比例为0.7%、“八五”期间占GDP的比例为0.8%、“十五”期间占GDP比例的1.2%。但其在GDP中所占比例长期低下,与发达国家的生态资本投资比例1.5%-2%的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我国在经济总量上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GDP总量为51.93万亿元、外汇总量达到3.5万亿美元左右、财政收入达到11.72万亿元,这些数据充分显示我国有能力也有足够财政空间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投资。
二、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与困境
1、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
1998年至2007年在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建设中的实际投资就已经达到2700亿元(见表1)。统计资料显示,1950-1999年50年间,国家在草原生态建设上的投入仅为21亿元;2000年以来,虽然加大了投入力度,投入总计约100亿元,大体相当于前50年投资总额的5倍,平均达25元/hm2;同时,国家林业投入达1100多亿元,平均630元/hm2,是草原投入的25倍。生态环境投资增加,对于改善生态环境起到非常大的作用。1998年至2008年间,造林面积增加40093.29千公顷、增加林地面积3.64亿亩,森林覆盖率增加近2个百分点。生态环境保护性投资对于促进我国森林面积增长以及森林覆盖率的提升作用很大。在草原生态建设方面增长成效显著,统计显示2001年至2007年间,退牧还草面积达到17005.33千公顷,禁牧休牧草原超过13亿亩。在湿地保护方面,主要是利用退田还湖等方式来实现,截至2006年底,已经建立湿地保护区域473处,面积高达4346万公顷。水土流失治理也是生态保护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十五”期间仅水土流失治理经费达到122.6亿元,经过治理达到较好效果。2007年我国水土流失治理面积达到99.87万平方米,较1998年,已经增加了24.85万平方米。生态建设进展较好,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各级自然保护区2669个,总面积达到14979万公顷;国家自然保护区为363个,面积高达9415万公顷。
2、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困境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长期过程,其整体实现需要财政支持,但由于不同影响因素的作用,导致生态文明建设陷入“囚徒困境”中,具体体现如下:(1)生态环境保护投入需求不断增加,这已超出国家现有的资金投入能力当前投入需求压力主要体现的因素在于:一是当前我们国家环境污染严重,环境治理的难度也逐渐增强。仅仅以过往简单技术来治理环境问题已经越来越难达到效果,这就需要环境治理技术创新与推广,新技术研发与推广则需要大量资金,这样就促成污染治理投入资金不断增加,从而导致环境治理的成本不断增大。二是生态环境污染的性质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呈现出新的特征。当前生态环境污染已经呈现出区域性、流域性等新特征,这已经逐渐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新矛盾,而生态环境污染治理问题则需要更多生态环境投资资金。三是由于历史发展原因造成生态环境投资“欠账”过多。一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方面的投资整体水平比较低,远远低于维持生态系统平衡的水平。就国外开展环境治理的主要经验可以知道,只有当我们在生态环境治理上的投资达到GDP的2%时,整个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而过往我国在生态环境投入方面的水平还远未能达到这一最低要求,这样就造成生态环境治理的包袱越来越重。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整个民众对生态环境改善的期望与需求也逐渐提高,这也为生态环境投资增加压力。(2)生态环境投入渠道比较单一,主要还是以政府投入为主虽然我国在生态环境投入方面逐年递增,但是相比于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局面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巨额环保资金缺口,往往就会促使生态环境投入力不从心。在目前管理体制下,容易挤压其他生态环境投入资金渠道,这样就导致一部分投入渠道萎缩,而另外一部分投入渠道就显得名存实亡,这样就很难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尤其对于那些跨区域、流域性的大规模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在资金的筹措和调度上都面临极其严峻的挑战。资金问题已经普遍成为环境治理的主要瓶颈。(3)生态环境投入管理方式还比较落后,未能适应市场而创新管理方式由于生态环境产品的公共产品特性,使得生态环境投入主要还是以政府投入为主,这使我国生态环境投入变成一个国家性垄断行业,使一些社会资金介入生态环境投入领域非常困难。同时也缺乏一套非常严格、具有规范性的、缺乏具体可操作性的管理模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治理经验表明,仅仅依靠国家财政资金是难以有效遏制环境恶化的,也难以与当前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现状相匹配。因此,如要在一定时间内控制生态环境恶化的势头,就需要改革行政管理机制,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实行对外开放,将生态环境投入领域逐渐向社会开放,以便吸收社会资本的介入。
三、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优化路径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生态文明的维护需要大量资金的扶持与维护,这些都离不开财政支持。当前的财政投入资金尽管逐年增加,但是投资效率较低、投资环境恶化、投资监管失位比较严重,这就需要不断创新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机制与思路,优化生态文明建设的多元路径。
1、构建区域差异性财政支持政策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会导致生态环境污染与生态环境保护呈现区域差异性。这些差异性形成具有很强的历史原因,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责任方而言,需要关注区域差异性的特性。生态文明建设的财政支持政策的制定,则需要充分考虑到区域差异性,从而形成区域差异性的策略。例如,东部地区经济较为发达、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识较强、市场完善化程度要高些,这就需要在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时要注意适当引入社会资本进入,优化投资结构,以便降低财政支持压力;对于西部地区而言,经济状况较差,市场化程度较差,市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不足,这些都会影响生态投资渠道与需求。因此,构建一个区域差异性财政支持体系,尊重区域发展的差异性,以科学发展观的态度统领生态文明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2、建立生态环境财政投入稳定增长机制
生态环境投入在目前阶段还是以政府投入为主,这就需要提高政府财政资金的投入比例。由于历史欠账、经济发展差异性以及民众生态意识等方面的因素导致我国财政生态投资比例较低,远远不能满足当前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生态投资需要占到GDP的2%左右,而我国还不到1.5%,这说明我国财政投入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因而构建财政投入增长的长效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此,可以借鉴农业财政支出的具体做法,利用《环境保护法》在法律上规定财政生态环境投入资金比例,将其控制在2%-3%之间。与此同时,还需要强化各级政府的监管部门要加强对生态环境投入方面的监督力度,对不能完成的各级部门的主要负责人采用问责制度,真正将制度落实到实处。
3、构建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财政对生态环境投入较低,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政府部门政绩考核体系的问题,环境保护在政绩考核中地位不突出,甚至未能纳入考核体系。强化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需要重新考虑生态环境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中,同时需要突出其权重。构建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更能清楚地了解到各级政府实际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力度与成效,避免定性指标的主观偏见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以量化指标全面及时地反映出各级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与绩效。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在绩效指标构建中就需要充分考虑各级政府的实际情况,同时也要考虑到各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因而在指标选择与指标权重的分配上要充分考虑各级政府的实际权益,要具有差异性,以此更加科学地反应出实际问题。
4、优化投入渠道,创新管理机制
是落实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建设目标。大学的校园文化也是文化中心和培养人才好坏的衡量标准,校园文化也被视为大学的风骨。它包括园林景观、校园建筑、绿化美化等物化形态的内容,也包括学校的学风、校风、心理氛围、集体舆论、传统以及校内的各种规章制度和学校人员在共同活动中形成和体现出的非明文规定的行为准则。积极的校园文化,可以陶冶情操、丰富人文内涵,促进学生全面健康的发展。文化是大学的核心影响力,是大学的血脉,也是大学之根。校园文化建设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高速发展,已经成为高校重视的一个关乎学校发展的战略性问题。兴建绿色、生态大学,推动生态教育的全面开展和符合生态教育理论体系的建立,成为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高校生态文明现状及对策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由于国家经济发展起步较晚,国民摆脱经济贫困状态时日不多并深受传统文化习惯的影响,接受和理解的环境保护概念较少,因而公民环境知识与水平、环境保护活动参与程度普遍不高,主要环保形式多表现为在政府倡导和引导下广泛的行政动员模式。且环境意识极度缺乏,国民被动的接受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环境保护活动,除大学或职业学校开设的环境专业外,环境保护行动更多是在中小学校的学生居多,所采取的环境保护手段有限,效率较低,远远不能提供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因此,要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观念出发,以形成生态系统内部动态平衡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理念,以建设生态文明高校为目标,以高校为环境教育和环境保护的辐射源,把环境教育和环境保护的视野转向各种形式的实践行为。通过生态文明校园的建立,在全社会形成良性的环境保护与资源循环利用的价值体系。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人类文明程度不断提升,人们对所处学校的校园环境要求也随着不断增长,生态文明校园建设在高校建设中占主导地位。生态体现着物种之间物与水、热、光等因素之间的和谐关系,这种关系是情感教育最好的学习媒体,能够使学生从中学会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物、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