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教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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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教育制度范文第1篇

关键词：两汉；童蒙教育；述评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222-02

“”结束以来，两汉蒙学教育研究成果卓著，不仅形成了研究的热点，而且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本文分专著和论文两方面论述，专著方面又分综合著作、教育制度、教育史料、专题研究等部分。论文方面分蒙学教育内容、方法，识字教材和私学教育。

一、专著类

综合性研究方面，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中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以下省去“年”）、王炳照等编《简明中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等以“中国教育史”命名的十多部。这些著作都对两汉的文教政策、学校制度、官学和私学，作了程度不同的叙述，对两汉蒙学教育的研究有很多借鉴。值得注意的是肖川、何雪艳《中国秦汉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是论述两汉教育史的专著，其中两汉私学和蒙学教育的内容值得参考。

教育制度研究方面，李国钧、王炳照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以儒家经学教育制度为主来介绍汉代教育制度，对汉代私学的恢复与发展、办学形式、教学内容、蒙学和蒙养教材、家庭教育等都作了较为详尽地论述。郭齐家《中国古代学校》（商务印书馆，1998）对汉代学校的发展作了介绍。姜维公《汉代学制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是目前对汉代学制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著作，该书详细地考察了汉代官学与私学的产生、发展乃至演变过程，分析了学校的施教人员、教学内容、师生关系及教学形式，论述了四姓小侯及皇储和诸侯王的教育，并指出太子教育与诸侯王教育的异同。对汉代家庭教育和书馆教育的论述也颇为翔实。

关于教育史料，程舜英《两汉教育制度史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孟宪承编《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都是资料选编，程书以分专题按编年的方式陈述教育制度及其实施的历史发展，从文字和书籍、书馆和书师、私学等方面对汉代教育的有关材料进行梳理。熊承涤《秦汉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选入的内容涉及两汉学校制度的建立、教育内容与方法、书师和师生关系等。

此外，还有一些专题著作也涉及童蒙教育的内容，如熊承涤《中国古代学校教材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吴洪成《中国学校教材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对两汉学校教材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胡幸福《中国古代平民教育》（中国大地出版社，2008）等从蒙养教育与生存技能教育和生育教育等方面阐述了中国古代平民教育的状况。幼儿教育涉及两汉童蒙教育内容的有乔卫平、程培杰《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杜成宪、王伦信《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等。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的一套中国古代生活丛书，其中有毕诚《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阎爱民《中国古代的家教》。马镛《中国家庭教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的出版推进了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史的研究。

学界对蒙学教育的专题研究成果，影响较大的有喻岳衡主编、岳麓书社出版的《传统蒙学丛书》，主要是对古代的童蒙读物的搜集整理，并进行简单的注释、评价，进而汇编成书。徐梓《蒙学读物的历史透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按时期对古代蒙书进行了梳理，具体介绍了两汉时期各种体裁和类型的蒙学读物。徐梓的蒙学研究涉及两汉的还有《历史类传统童蒙读物的体裁和特征》（《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清代以前的启蒙教材》（《文史知识》1999年第1期）、《传统学塾中塾师的辛酸苦痛》（《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4期）等多篇论文。徐梓的研究深入而细致，是近年国内蒙学研究成果较为突出的研究者，为后学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

二、论文类

两汉时期的蒙学教育的研究论文较多，内容涉及蒙学教育内容、方法，识字教材以及私学教育等诸多方面，现择其要者概述如下。

王子今《两汉的童蒙教育》（《史学集刊》2007年第3期）兼用简牍和文献资料详细介绍了汉代童蒙教育的具体形态，指出汉代童蒙教育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地位。熊承涤《我国古代的儿童早期教育》（《人民教育》1983年第4期）、黄智允《汉代童蒙教育中的儒家因素：以天才儿童形象的探讨为中心》（《兰州学刊》2012年第5期）介绍了我国古代儿童早期教育学习情况。周永卫《两汉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唐都学刊》2000年第1期）、周慧梅《试析传统蒙学的主要教育方法》（《寻根》2007年第2期）也对蒙学教育方法、特点做了论述。曾钊新、刘良湖《古代儿童道德教育的内容、方法及途径》（《教育评论》1993年第5期）、张迎春《中国古代童蒙养成教育中的德育思想》（《晋阳学刊》2004年第1期）论述了勤俭、礼让、诚实、孝亲等古代童蒙养成教育中德育思想精华。

关于两汉童蒙教材方面论文数量颇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熊承涤，他的《中国古代专科教育的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3年第2期）作者对中国古代的算学、医学、律学、武学、书学和画学等专科教育做了介绍。《谈谈中国古代的儿童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4年第1期）概要地介绍了中国古代儿童学习教材的发展和情况。《汉代学校的教材与经学（上、下）》（《课程·教材·教法》1986年第1、2期）指出汉代私学教学的程度不一，大致分为授字书、授《孝经》《论语》、讲授专经三阶段，但这三个阶段并没有明显的年级和年龄界限。吴洪成《试析我国古代蒙养教材的特点》（《课程·教材·教法》1997年第3期）、李良品《试论古代蒙学教材的类型、特点及教育功能》（《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指出童蒙教材具有集中识字、押韵、注重实用知识和道德等特点。贺科伟《汉代蒙学识字读本出版及其特点浅述》（《出版发行研究》2011年第11期）介绍了汉代蒙学识字读本的编撰和出版特点。于兴汉《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的编选特点》（《教育史研究》2000年第1期）、李宝迪《我国古代儿童历史教材编篡的特点》（《浙江师大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1期）等介绍了两汉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蒙学教材，并分析了教材的类型、特点及使用情况。

李建国《汉代的童蒙识字教育》（《文史知识》1999年第2期）概括介绍了汉代童蒙识字教育的情况，认为汉代童蒙教材承前启后，并指出汉代童蒙识字教学在西汉中期前以识字写字为始，对书法和文字规范非常重视。沈元《研究》（《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从西汉社会生活史的角度来分析蒙学识字教材，并对《急就篇》进行了目录学的考察。丁毅华、陈国忠《的史料价值》（《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版）》2001年第2期）阐述了《急就篇》的史料价值。

近年来，利用简牍资料研究汉代蒙学教育也有突出成果。张金光的《论秦汉的学吏制度》（《文史哲》1984年第1期）对秦汉字书的性质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秦时《仓颉》、《博学》、《爰历》，两汉《急就篇》都是当时学吏识字、学书、识名物的课本，并非一般的蒙学教材。又在《论秦汉的学吏教材——睡虎地秦简为训吏教材说》（《文史哲》2003年第6期）再次加以强调秦汉字书为当时学吏者专用的启蒙教材，其内容分为识字学书教本、吏德教本、法律典章教本。而张传官《谈等秦汉字书的性质——与张金光先生商榷》（《辞书研究》2012年第3期）反驳了张金光将《急就篇》等秦汉字书视为学吏者专用启蒙教材的说法，认为从秦“三苍”到汉之《急就篇》等，都是书写范本，与当时的籀文、小篆、隶书等书体紧密相关。启蒙教材、字书、和书写范本三位一体，是社会各阶层通用的启蒙教材，而非学吏专用。

两汉私学教育研究为考察童蒙教育提供了借鉴和依据。刘良群《论汉代的私学》（《争鸣》1992年第5期）、张鹤泉《东汉时代的私学》（《史学集刊》1993年第1期）、李军《论秦汉时期的私学》（《上海社会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3期）都有对两汉蒙学教育的论述。其中，张鹤泉对东汉的私学类型、招收学生的特点及师生关系等都作了阐述，是目前对汉代私学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成果。并将私学划分为蒙学教育和“明经”教育两个阶段，蒙学教育与“明经”教育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二者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而孙峰、肖世民《汉代私学考》（《西安联合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和肖世民《论汉代学校教育》（《唐都学刊》2002年第2期）则认为汉代私学分为蒙学（书馆）—初读经书（乡塾）—专经（精舍）三个上下相互衔接的阶段。而王炳照（《中国教育通史（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则认为初读经书作为私学教育的基本类型尚不十分稳定，有时和“书馆”教育相联系，作为蒙学教育的深入；有时又和“精舍”教育相联系，作为专经教育的过渡或预备。可见，对初读经书阶段还存在一定的争议。

我国台湾地区近年来有关两汉蒙学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台东师范学院儿童文学研究所林文宝《历代启蒙教材初探》（《台东师专学报》1983年第11期），介绍了两汉的蒙学教材。本文后经作者丰富成《历代启蒙教材初探》一书，1995年由台东师院语文教育学系出版。妙芬《作为蒙学与女教读本的：兼论其文本定位的历史变化》（《台大历史学报》2008年第41期）对两汉童蒙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之处。

三、总结

古代教育制度范文第2篇

【关键词】古代学校体育；德育；高校教育

体育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这一词语是19世纪80年代维新改革的有识之士从西方翻译而来的外来词，最初时期称为“体操”，意为身体操练的意思，到20世纪初期才称为“体育”，意为身体锻炼和品德培养。在我国古代没有“体育”之词，但却有“体育”的内容，其中古代学校体育中的德育内涵颇为丰富。我国是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素有文明之邦、礼仪之邦的美称，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深厚的伦理道德文化传统，那些不同历史时期的伦理道理学说和道德规范，对我国的学校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和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关于古代学校体育的分析

与我国悠久的中华文明相对应，我国古代就产生了学校和学校教育制度，并且先后出现了官学和私学两种学校组织形式。

学校教育作为传播文化和培育社会所需人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与我国悠久的历史文明相对应的学校教育，在我国古代早就产生和在不断的发展与演进。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的夏朝就已经出现了学校的雏形。到商周时期有了我国最早的学校教育。至西周，我国古代的学校教育制度已经初具规模，并形成了以“刘艺”（礼、乐、射、御、书、数）为核心的教学内容和教育体系，其中的“礼、乐、射、御”是我国古代学校体育的教育内容，表现出了我国古代学校教育丰富的体育内容和性质。

二、对我国古代官学体育中的德育探析

我国古代十分重视青少年的教育，夏商时代已经有了学校，周朝有了专门培养统治阶级贵族子弟设立的国学，经过夏、商时期的发展，到西周时期出现了以“六艺”为教育内容的“官学教育”，这就是我国古代早期的学校教育。在西周官学的“六艺”教育中，与体育有关的“礼、乐、射、御”占了整个教育体系与教育内容的一半之多。其中，“礼”作为我国古代社会生活与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在当时的学校教育中占据第一的位置。它作为当时的学校教育的政治伦理和道德伦理课程内容，体现了严格的等级制度下的伦理规范。“射”，即“射艺”。作为“六艺”教育的内容之一，主要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射箭作为军事需要和礼教的主要手段之一。“射艺”被尊称为“射礼”，射箭活动被定制为等级分明的礼制活动和道德观念培养的手段。按照当时的射礼等级，它被分为“大射”、“宾射”、“燕射”与“乡射”。通过乐舞教育可以使学生的身心健康得到良好的发展。它可以培养和熏陶人的性格和内心世界，使学习者去掉那些骄横、蛮夷、夸张、矜持和逸的思想和恶习，达到健康身心的内修作用与效果，对培养人优良的道德品质有积极的作用。“御”，即驾御，驾车的意思。“御”是古代祭祀驾车，战车驾车，出行驾车的总称。古代的祭祀驾车与出行驾车多有礼数。“御”一个有所作为的人必须掌握的技能和道德高低衡量的标准，是古代学校六艺教育的必修课程和教育内容。

三、对我国古代私学体育中的德育探析

我国古代的官学与私学两种教学组织形式，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演进，这两种办学形式先后出现了互为补充，相互依存的协调发展方式。它们在发展过程中都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办学经验和教育经验，为我国古代社会发展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有效地推动了我国的历史发展进程。

孔子作为我国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又是我国古代私学创办的代表人物，他的教育思想，即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儒家文化的教育思想，也可说是我国古代私学教育发展的基础。在西周末期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创办的私学规模最大，影响最大。在春秋末期，我国奴隶制礼崩乐坏，孔子以旧的礼乐框架注入新的思想教育意思，引导和教育学生习射礼于矍相之圃，在体育场上不仅仅以射箭技能和身体素质的提高目的，而更加重视学生体育活动中思想品德的培养。要在体育比赛中以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心理品质为活动的主要目标，这就是他“寓教于乐”的教育原则和教育理念。孔子的教育思想为我国古代学校教育与现代学校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作为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提出了教育上要继承西周“六艺”教育传统的发展理念，在教学上积极倡导伦理本位的课程论思想，提倡“仁”与“礼”的教育理念，注重学生的德育教育。孔子主张“喜怒哀乐之未发，发而皆中节”的中和思想，教育学生要以乐观向上的精神面对生活中面临的困惑与阻碍，在困难面前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和战胜困难的自信心。可见，在孔子为代表的私学教育中，学校的体育教育始终贯穿着对学生良好的德育培养与教化过程，体育道德素质教育和培养也是孔子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

四、结语

“体育”既是身体锻炼，也是思想品德培养，是西方体育文化的内涵与实质。我国古代虽无“体育”之词，但却有丰富的体育道德之内涵。在我国古代学校体育中，无论是“官学教育”还是“私学教育”，其“体育”中的德育教育的内容都颇为丰富。它们以培养学生“仁”、“礼”、“信”、“义”等的道德规范教育思想和教学理念对现代高校德育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

在现代高校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型人才教育理念下，引导大学生建立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世界观与人生观，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有责任心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创造者的现代高校教育目标下，利用我国古代学校体育中的德育教育思想，在和谐发展为主题的21世纪和信息网络时代，建立全新的师生关系和教育环境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

参考文献

[1] 张岂之.中国传统文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2] 黄伟等.中国古代体育习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4.

[3] 张岂之.中国传统文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古代教育制度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宋代书院 中世纪大学 教育制度 民主 自由

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中国的书院与欧洲的中世纪大学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教育制度,并且都对以后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二者在很多方面既有相同之处,又各有自身的特点。这两种既具有共性又具有鲜明特色的高等教育制度,对各自地区乃至整个高等教育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整个教育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现象。

一、关于两种高等教育制度产生的历史考察

书院和大学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与中西方的文化传统和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有密切的关系。

1.书院产生的原因

中国的书院之名起源于唐代,据史书记载,唐朝有丽正书院、集贤书院。但那时还不是教学场所,而是官方藏书和校书的场所。唐末以后,战争频繁、官学衰废、士子失学,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封建文人学者,只好自动择地而学。宋朝初期,书院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另外,唐宋时期,佛教已大为盛行,佛教别创院规,开展译经、著述、讲学等多种活动。受佛教禅林的影响,书院大多设立于名胜之处并形成了自己的办学方式和教学制度。再者,唐末以后,等级授田制受到破坏,社会上出现了庶族地主,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要求学术自由。

2.中世纪大学产生的原因

中世纪早期,基督教垄断了整个教育,此时的教育内容主要是神学。宗教色彩浓厚,经院哲学盛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兴起,出现了相应的社会结构的变更,资产阶级的权力日益膨胀,必然对教育提出新要求。另外,中世纪欧洲还存在分工极细的行会制度,匠师和学徒之间的关系是家长式的。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这种师徒相传的制度已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扩大了欧洲人的视野,神奇的阿拉伯文化以及重新发现的古希腊、罗马文化唤起了欧洲人的好奇和探究。这一切都最终导致了中世纪大学的诞生。

二、关于两种高等教育制度办学特征的比较分析

宋代书院制度与中世纪大学作为东西方古代高等教育的有代表性教育制度,对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它们的发展既有相同之处,又有明显差异,对其进行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民主的追求

1.宋代书院和欧洲中世纪大学均具有较大的办学自。书院的发展与社会政治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政治的变迁和官学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书院的发展。宋代的书院多设在远离城市权力中心的偏僻之处,它不像中世纪大学那样常常处于权力冲突之中,但书院同样面临着生存独立的问题。为了书院的生存和发展,书院创建者同样需要得到官方和社会的支持帮助。宋代书院在不同时期都曾受到朝廷的赐书、赐匾额或赐学田等褒扬。

中世纪大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始终贯穿着大学与基督教会以及世俗王权的冲突与摩擦,大学为自己的独立发展需要进行不懈的斗争。大学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了相应的自:大学可以自己设置学术讲座,控制人员编制,有权审查和发放各种证书和学位。此外,大学享有司法权,对违背法律的学者和学生自行进行处理,不受所在地司法当局的干涉。大学还有罢教和迁校的权利,如果大学受到市政当局、其他行会或市民的勒索或遭受迫害,大学有权停止讲座,甚至还可以把学校迁移到其他城市。虽然中世纪大学的如上特权并非短期内获得,亦并非固定不变的,但它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大学在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立品格和探究精神。

2.书院和中世纪大学的开放办学模式,表现出较强的民主性。中世纪大学具有十分突出的开放性或国际性特点,师生来源并不局限于某一狭隘地域,而是几乎来自欧洲的所有地区。这就为学者之间相互交流和放学成为可能。当时的大学,没有入学考试,从理论上讲,只要达到基本的入学年龄和入学水平,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大学学习。学生中既有出身名门的贵族少爷,又有生活艰难的寒门子弟。当时的巴黎大学、波隆那大学或者其他大学都规定以拉丁语作为通用语言,并采取开放的态度使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和学者通过学术和情感交流,进行知识的探索和追求。

(二)自由的体现

1.书院和中世纪大学的学术创新精神。从外部来讲,宋代的书院和中世纪大学都具有相对宽松的学术氛围。中世纪大学最通行的教学方法是学术讲演,即由教师诵读教科书原文及其注释,逐章阐明内容梗概,并举例释疑、论说评论。另外一种方式是学生辩论,即对辩或独辩。教师的辩疑式或评论式讲演风格,以及学生之间通过对不同问题的争论对于学生的逻辑思维分析能力的提高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这反映了中世纪大学的学术探究精神,又有利于学术的创造和不断创新。书院和中世纪大学在教学过程中从不同方面丰富了教育发展的内容。除了共有的自由讲学、自由听课、学制灵活等特点外。中国的书院鼓励百家争鸣,创立颇具特色的讲会制度,十分重视不同学术观点论辩交流。西方中世纪大学作为令人振奋的知识中心,尽管深受神学的束缚,但是大学人文主义世界观的兴起,使教育对人的重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重视受教育者的作用不仅局限于教学的具体活动中,而且扩展到人的整体价值。

2.从书院和中世纪大学的人才培养目的和课程设置的比较来看,体现出较强的创新观念。书院的人才目的,反映在书院的学规中。中世纪大学是社会需要和经济复兴的产物,它的教育目的有很强的社会实用性,极力主张培养合格的律师、医师、祭师及有一定专门知识素质的公职人员。教育史专家约翰•S•布鲁贝克指出:“中世纪的大学教育主要是职业教育。”

从课程设置上看,大学重视专业知识的同时,也注重对西方传统“七艺”的继承和发扬,尤其推崇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书院也重视对儒家原典的解读和阐发,致力于传统儒学原理教条的哲理化改造,显然二者有相通之处――注重对学生理性思维的训练。

三、结语

宋代书院和中世纪大学都对各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高等教育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尽管二者受时代的影响有其一定的局限性。书院和中世纪大学所倡导的民主办学理念,对近现代高等制度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现代大学的自主已经成为一种具有普适性的高等教育政策,高校为适应外在环境的变化,需要不断地进行调适自身,扩大办学的自。

书院和中世纪大学所倡导的开放办学,鼓励百家争鸣,以及学术创新的理念至今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现代大学在办学模式上逐渐地走向开放办学,这对于促进人才的流动,文化的传播和国际交流以及为社会的国际化发展培养全新的人才有着重要的意义。现代大学作为知识的中心,学术的“心脏”,仍然应把“求真、求新”定为自己的理性追求。中世纪大学的课程理念――学术性与职业性的统一,对于今天的大学来讲,仍然值得认真地研究和借鉴。

参考文献:

[1]贺国庆.外过高等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2]黄福涛.外过高等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古代教育制度范文第4篇

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学科有所不同，他需要一个广泛的社会环境作为支点，只有在优良的大环境中，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才能更加明显地体现出来。在当前的教育界内，“养成教育”已经成为一种主流教育思想，每一个教育领域都在寻找自身与“养成教育”的必然联系，这种大众的认可度提升了“养成教育”在社会中的影响，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优良的外部环境。在这种外部环境的影响下，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和学习氛围的涤化，为受教育者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因此，“养成教育”对于思想政治教育来说，不仅仅对于其内部环境有深远的影响，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学习习惯的基础。同时，还能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优良的外部环境，促进外部环境的优化，使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外环境的作用下获得突破，使受教育者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中学习和生活，促进习J质的养成。

2.养成教育有利于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

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不完善，教育效果不好，究其根源就在于缺乏良好的制度规范。“养成教育”恰恰弥补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制度不完善这一现状，通过对“养成教育”的理解和归纳，将其应用到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去，有利于建立符合受教育者需求的，满足受教育者发展方向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在受教育者的成长过程中，落实“养成教育”，帮助受教育者在行为和习惯上有所养成，形成一定的自律意识，使受教育者能够客观地评价自己，理性地对待社会中的各种现象，积极地面对人生。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制度的建立，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行为的不断规范。

3.养成教育有利于聚集思想政治教育由知识转化为实践的力量

实践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无论是在荀子提出“养成教育”的古代，还是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实践的重要性都是不可否认的。任何知识，只有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够获得认可，任何文化也只有通过实践的检验才能够为人们所接受，“养成教育”理念就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使思想政治教育成为经得住检验的一种活动。任何一种观点、任何一种理念、任何一种思维在外在表现上都是行为，行为是理念和观念的外在表现形式，同时，行为也是与实践接触最为频繁的一种客观实在。“养成教育”就是对思想政治教育行为外化的一种内部支撑，恰当地应用“养成教育”能够使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中起到应有的作用。贯彻和落实“养成教育”理念，亦能够促进观念和思想在真实行为中得到体现。在荀子的表述中有这样一句话，即“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这句话阐明了“闻’川见”“行”三者之间的关系，“行”在这三者之中的地位是最高的，作用也是最大的，贯彻好“行”是各种活动的最终目的。那么，“养成教育”就是将“闻”和“见”等各个方面转化为“行”这样一种理念，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集中表现为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转变为培养人良好行为，接受得住实践检验的这一外化形式。

4.结语

古代教育制度范文第5篇

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它以私人创办和组织为主，是相对于官学之外的民间性研究和教育机构。书院之名，肇始于唐代，《新唐书?百官志》载：“（开元）十一年春（723年），置丽正殿修书学士，光顺门外亦置书院。十二年，东都明福门外亦置丽正书院”，经五代，至宋代时，书院制度大备，且异常兴盛，出现了一批著名的书院，对当时的学术和教育等产生了巨大深远。倘若完全离开书院研究，要想弄清唐宋以来，尤其是宋以来的学术思想史和教育发展史无疑是相当困难的。书院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组织形式，在加强身心修养、研究学问、组织教学等方面做出过许多创造性的贡献，其中不少做法至今仍值得我们研究、借鉴。

一、书院既是教育和教学组织，又是学术研究机构，这是书院教学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也是我国古代书院教学制度的精华所在。

书院是由中国古代私人讲学之地发展而成的一种有组织的教育场所，其创建者或主持人大都为当时的宿学鸿儒，他们把自己的研究和讲授结合在一起，讲授的内容就是他们自己的研究成果；同时，在讲学过程中对研究成果又进行完善和充实，并力争取得社会承认。他们一方面致力于自己的学派研究，建立自己的学派；另一方面收受生徒，使学术研究与教学活动互相促进、相得益彰。后来的书院几乎都是沿着学术研究与教学相结合的道路发展的。历史上许多有名的书院既是当时一方教育活动的中心，又是著名学者学术研究的重要场所。如南宋时期，书院研究和讲授的内容基本都是理学，讲授的学者大都是研究理学的。朱熹在福建、湖南、江西等地传播理学；陆九渊、吕祖谦等在江南地区讲学。明代的王守仁、湛若水以及他们的弟子既是其学说积极的研究者，又是无日不讲学的教育家。开门办学门户开放、学生自由入学是书院教育制度的又一大特色。书院教育制度规定了书院的性质、任务、入学条件、学习年限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等。作为一种特殊教育机构（书院的性质），书院没有统一的教学任务、严格的入学条件和学习年限等规定，没有形成系统性的管理体制。书院区别于传统的官学的地方是没有严格的入学条件和学制的限制。南宋书院多由名师讲学，学生不受地域、学派限制，可自由择师、自由入学，有的生徒不远千里慕名师而入书院。

二、书院的教学注重启发引导，提倡切磋讨论，讲究身心涵养。

书院教学除参加学术活动和教师必要的讲授外，主要是学生自学，所以书院都重视对学生的读书指导。朱熹就大量涉及读书方法的指导，以他的读书法六条为代表。元代程端礼曾任江东书院山长，他撰有《读书分年日程》，从幼儿到成年，次序分明，是古代一个详尽的自学大纲。书院教学还强调学生要善于提出疑问。朱熹说：“读书需有疑。”“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全无所疑，方始是学”他在白鹿洞书院就经常鼓励学生质疑问辩。

三、书院实行开放式的教学和研究。

求学者不受地域、学派的限制均可前来听讲、求教。例如朱熹的学生黄干在白鹿洞书院讲《易经》乾坤二卦，山南山北的人士都来听讲。白鹿洞书院后来还拨出一笔专款，用来接待四方来求学的人，并有专人负责招待。教学人员也不限于书院自身，而是广泛邀请学界名流前来讲学，例如在张?主持岳麓书院的时候，就曾经邀请朱熹到书院讲学月余。讲学甚至包括不同学派的学者。南宋鹅湖书院就曾同时邀请朱熹和陆九渊来讲学，二人观点对立，辩论相当激烈。朱熹在观点上坚持己见，但在治学态度上不排斥异己，他很欣赏陆九渊的《论语》研究，又将陆九渊请到自己主持的白鹿洞书院讲《论语》，还将他的讲义刊刻在石碑上，供书院长久学习。书院的门户开放风格，大大促进了学术交流和发展，也开阔了学生视野，深化了教学。

四、书院中师生关系融洽，以道相交，师生之间感情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