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养老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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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养老概念范文第1篇

关键词：社区 社区养老保障

一、社区保障的定义

社区养老的社区服务，在国外一般称为老年人社区照顾。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提出了“在合适环境中养老”(AginginPIace)的理论，首先在英国推行社区老年照护服务fConununityCarefortheElderly)。自此后，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效仿，到20世纪80年代，已走向成熟。大多数学者从社会保障的角度为其进行定义。比较通俗的定义有：“社区保障就是社区承担的社会保障事务”；“社区保障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社会保障的执行层次”；“社区保障就是指社区的社会保障”；“社区保障就是社区组织自身为居民提供的各种保障”。有的学者认为“社区保障是根据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福利政策和居民的实际生活标准，以社区为单位，通过社区组织和社区居民的共同参与，为满足社区成员的物质文化生活，围绕各项社会福利事业和社区居民及特殊群体而开展的社会保障活动。”

以上定义从各个侧面揭示了社区保障的含义，由于角度不同，对社区保障的认识、界定也有所不同。笔者认为，社区保障这一概念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上的社区保障是指社区组织承担的政府交办的各项社会保障管理与服务工作，以及社区组织通过优化社区资源专门为本社区居民提供的各项保障业务和服务。狭义上的社区保障专指社区组织通过优化社区资源为社区居民提供的各项保障业务和服务。因为社会保障作为一项强制性的社会制度，其责任主体是政府，而社区是一个群众性的自治组织，社区保障不具备社会保障所具有的强制性、互济性、社会性等特征，也不具备社会保障所具有的全部功能，如缺乏扩大内需功能、投融资功能等。所以，必须正确认识社区保障的含义及功能，以避免出现社区功能扩大化倾向，影响社区建设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总之，社区中的社会保障是本社区管理组织对社区内成员因各种自然和社会原因导致家庭生活贫困，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提供各种帮助，同时努力促进社区物质和文化生活质量不断改善的制度。

二、社区养老的特性

1．社区养老模式的功能全方位性

所谓养老功能的全方位性，就是满足老年人在养老过程中的各方面需要：(1)物质经济上的供养需要；(2)生活照料和护理上的需要；(3)精神支持的需要，包括情感上的慰藉、充实精神生活的娱乐和教育、老年生活调适的心理辅导、应激——应对社会支持等；(4)保护生命的需要，包括医疗服务和治病药物的使用。我国养老体系功能应兼具物质和精神两重性。老年人的养老生活有各种具体而特殊的需要，涉及医、食、住、行、乐、为、健、学。

2．社区养老的资源多元性

在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中，对老年人的经济奉养、生活照料和精神关怀由家庭提供，家庭是完成养老功能的资源所在；而社会养老模式的特点是社会提供养老资源。此两种模式的养老资源均是单元性的。与我国现今社会经济发展形态相适应的社区养老模式，其完成各方面养老功能的资源既来自个人、家庭，也来自社区、政府，因而是多元性的。养老体系的经济供养部分可包括社会保障、社会保险、家庭供养、个人储蓄、自我供养几个层次；照料体系的构成也要涉及国家、社区、家庭和个人等多方面。社区今后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老年护理和照料功能。家庭作为老年人“长期生活的场所、一生的归宿和晚年的倚托”，可以为老年人提供最符合其生活习惯和最感熟悉和安全的养老住所，而家庭成员则可以给予老年人他人难以替代的亲情关怀和精神慰藉，因此政府理应制定必要的政策、采取适当的措施，鼓励老年人居住在家中或在家庭式的环境中养老。

家庭养老概念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为合理制定政府养老支出财政预算，通过对养老保障需求的概念分解，构建起人均养老保险需求预测模型;根据1998-2008年福建省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和转移性支出数据，测算了1998-2008年福建省城镇居民的人均养老保障需求，并对2009-2020年的福建省城镇居民的人均养老保障需求进行预测。

福建省养老保障体制改革已有20余年历史，目前，形成了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为主要框架，辅之于老年人社会救助的‘较为完善养老保障体系。但是，福建省的养老保障体系仍然存在保障水平低、基金缺口大两个显著特点。为了合理制订政府养老支出的财政预算，在对福建省人口预测研究较为成熟的前提下，有必要对福建省人均养老保障需求进行预测，以协调养老保障供给与需求。

本文通过对养老保障需求的概念分解，构建了人均养老保障需求测算与预测模型;根据1998-2008年福建省的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和转移性支出数据，测算1998-2008年福建省城镇居民的人均养老保障需求，并对2009-2020年的福建省城镇居民人均养老保障需求进行了预测。

一、养老保险需要变量体系

养老保障是要在劳动者年老丧失劳动能力时，给予基本的生活保障，满足其自身生存和安全的需要，这就要求确立适度的养老保障水平。确定养老保障水平应遵循两个原则:一是使老年人的平均生活水平不至于因为退出劳动力市场而大

幅下降;二是使老年人的平均生活水平不低于社会平均的生活水平。

获得养老保障需求的最佳途径是通过社会调查获得每个人真正需要的养老保障需求水平。其关键问题是如何准确地衡量个人的养老保障需求量。通过研究统计年鉴后发现:老年人的生活支出可以分为消费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表1)。

二、模型构建

(一)人均养老保障需求测算模型

1973年，Lunch在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的基础上经过一定的修正变换得出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通过研究不同收人层次的居民对各大类商品消费支出的差异来分析消费心理和消费倾向，从而能较为准确地预测消费品市场需求的变化。市场需求的变化恰恰反映了人们生活需求的变化，因此，ELES模型适用于研究老年人的生活需求。

ELES模型有两个基本假定:(1)某一时期人们的生活支出仅取决于该时期人们的收人和各种商品的价格;(2)人们对各种商品的需求分为基本需求和超额需求两部分，基本需求与收人无关。因此，由该模型得出的基本消费需求恰恰满足养老保障定义中的“基本生活需要”。ELES模型通常表示为:

三、模型应用

(一)数据来源

选取《福建统计年鉴》中“城镇居民不同收人层次家庭人均现金收人”表中的“人均可支配收人”指标作为影响人均养老保障需求的自变量。年鉴中按照收人层次，将城镇居民分为低收人户、中等偏下收人户、中等收人户、中等偏上收人户、高收人户。并搜集所涉及到的消费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数据。

(二)计算结果

根据1998-2009年的《福建统计年鉴》上的统计数据，对(4)式中的分项目参数估计，根据参数估计的结果，计算出福建省1998-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养育老保障需求见表2。

人均养老保障需求的饱和值与人均可支配收人和替代率有关。由于本文所说的养老保障不但涵盖了养老保险，还包括老年人救济、企业年金、个人储蓄、家庭养老等，替代率应大于养老保险制度的替代率，因此本文借鉴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测算结果，假设养老保障替代率的适度水平为70%。

根据1998-2008年福建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人的统计数据，运用多项式拟合方法，得到2009-2020年福建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人最大值为62 485元。因此，2009-2020年，城镇人均养老保障需求水平饱和值为43 739. 5元。对(6)式进行参数估计，得到福建省城镇居民人均养老保障需求水平预测模型:

根据模型求得2009-2020年福建省城镇居民人均养老保障需求测算值，预测的结果用折线图表示，见图1。

由测算数据和图1可知，福建省城镇居民人均养老保障需求总体呈上升趋势，需求值预测将由6 083. 04元，增加到13 355.39元，约增加到2. 20倍。

四、结论

本文从养老保障需求的概念界定人手，通过概念的分解推导出人均养老保障需求的测算和预测，根据福建省的经验数据设定了模型的相关参数，并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无制度约束的养老保障需求是老年人口的基本生活需要，包括消费性支出8项和转移性支出6项，可以用ELES模型测算人均养老保障需求。

家庭养老概念范文第3篇

【关键词】养老方式选择策略；社会学；养老方式；南阳市

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在经济及社会保障尚未做好准备的情况下提前步入老龄化社会，这使得传统养老模式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如何有效地解决数以亿计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已迫在眉睫。而我国传统家庭照顾功能的弱化，养老机构的诸多弊端使得社区养老在养老问题中的应用研究有了现实基础。

一、现阶段城市居民主要养老模式

所谓养老方式就是老年人在面对现有养老资源的情况下所选择的养老模式。它由一定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并必然会随着社会生活力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生相应的变化。然而这样的概括又难以界定和厘清具体的养老方式。鉴于此，本文结合文献研究，根据城市居民是否接受子女供养和养老依托地，把养老方式分成居家养老、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三种方式。

（一）居家养老：居家养老是由先进国家传来的一种新概念。他和传统的家庭养老区别很大，居家养老的家作为一种载体存在，而家庭养老的家则是建立在家庭经济基础之上，其中的涵义完全不同。居家养老的享有独立经济来源的老年人拥有独立住房，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方面大多脱离子女，可以依靠邻里和保姆服务人员等。

（二）家庭养老：家庭养老一种较为久远的养老模式，老年人的经济支持和日常生活多由子女照顾。城市居民和子女、家人在情感上的交流较为普遍，且由于家庭成员对老人的习惯和爱好都很了解，所以照顾的会比较周到，经济成本较低，在经济上比较理想。

（三）机构养老：机构养老分为很多种，他们主要是为老人提供护理、食宿和照料等服务。在养老机构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缓解子女的压力，使老人得到较为集中的照顾和有秩序的生活，并且在养老机构中同龄人较多，老人日常交流娱乐并不受到影响，对老人的精神和身体都有益处。

二、养老方式的选择策略优势分析

居家养老在我国城市老人的家庭照顾的负担沉重和机构照顾老人的成本过高、观念未完全接受、质量参差不齐的情况下，积极发展老人社区资源，丰富服务项目，可以有效的解决城市居民的养老问题，对减轻政府负担、鼓励社会福利社会化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居家养老对家庭赡养进行有效的补充，是实现老有所养的重要举措。它不仅仅是由有血缘关系所组成的狭义的家庭概念，而是在生活功能上，更具备人性化、人际关怀、情感交流，同时具备物质养老护理和精神养老护理条件的社会环境。在这样的社区、家庭、环境中，社会人际关系层次更多，人际交往互动方式更为多样，更能满足人际互助与沟通的多元需要，而且它可以有效利用社区闲置资源，节约养老成本。社区养老所需的成本是三种养老模式中最为理想的。选择机构养老的老人需要支付相当数额的费用，而家庭养老则需要牺牲老人子女的工作时间或是雇佣专门人员给老人提供日常的居家照料，也需要承担不小的成本，因此，居家养老在经济成本方面要比较高，对老人家庭经济资本有一定的要求。

家庭养老模式是我国历史上形成并延续下来的一种养老模式，是指由家庭成员为老年人提供资金、住所、所需和日常生活照料的一种养老模式。资料显示，虽然老年人对晚年生活的场所可有多种选择，如家庭、养老院、老年公寓等，但由于家庭养老具有在提供情感交流和心理需求上的优点以及养老观念等因素的存在，家庭养老仍然是多数老年人的第一选择，是现行养老模式中的主要形式。传统的家庭养老形式即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完全由赡养人或抚养人承担，具体讲就是老年人居住在自己的家里，由老伴、子女或亲属为其提供生活所有的照顾。在传统的家庭养老形式中，老年人可以经常看到子女和家人并进行情感上的交流，同时，由于家庭成员了解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和兴趣爱好，在生活的照顾上更全面、周到。

机构养老在日常生活中，它是家庭养老的一个重要替代物，而且是一个覆盖范围较广的替代物，因为有很多的老人可以选择它。但是由于机构养老发展的不均衡性，其质量参差不齐，档次差别很大，在高端机构入住的多为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的老人，解决精神上的孤独是他们选择进老年公寓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低端机构的入住者多为家庭发生变故，生活不能自理、丧偶、经济压力等原因。可谓是一种选择较为广泛的养老方式。

三、结语

养老问题是整个社会存在的普遍问题，而养老方式的选择尤为重要。因此，选择一种适合自己情况的养老模式，十分重要。家庭养老这种模式抗干扰能力强，经济要求低，在经济资本较弱的状况下，家庭养老的就非常必要。如果有较多的空暇时间并希望从事兴趣爱好和娱乐活功，经济身体状况较好时，居家养老是种较好的选择。身体状况不佳，且经济条件较差的情况下，机构养老很适合。而国家则要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积极推进养老保险改革，提高老年群体的经济能力和健康水平。加大对公共福利设施，为适应社会的老龄化趋势，老年社会福利事业应加快建设步伐，对养老机构增加投入，提高它们组织养老资源的能力。最后，政府应当鼓励个人和企业等创建、经营老年服务设施，以灵活政策，形成社会多层面养老的格局。

参考文献

家庭养老概念范文第4篇

关键词：去家庭化；人口老龄化；女性就业

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创新实践项目”资助 立项号：2015SSCX068

人口老龄化改变了劳动力年龄构成，在未来二十年，适龄劳动力比例将不断减小，家庭抚养比不断增高。随之而来的劳动力供给短缺、家庭收入减少、抚养负担过重都将给每个家庭以及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埋下隐患。从消极的角度来说，人口老龄化导致的适龄劳动力群体年龄老化和规模缩小，将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增长造成极大负担。从积极的角度来说，人口老龄化现象客观上扩大了老年服务产业的需求，并且，我国作为“超级人口大国”，结合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时间节点，未来10到20年，老年服务的市场需求将会相当庞大。

另外，维持劳动力的正常供给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对劳动力供给的制约，将间接的影响当下就业率处于劣势的女性劳动力。

在此背景下，由于女性劳动力群体内部多样性的客观存在，人口老龄化现象在影响其就业率的过程中亦存在不同的逻辑路径。本文旨在借助“去家庭化”程度这一概念，分析人口老龄化现象对不同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劳动力就业率的影响。

1 “去家庭化”概念的借鉴

艾斯平-安德森在其《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一书中将“去商品化”和“社会分层化”程度作为划分福利国家体制的标准，许多女性主义学者指责其忽略了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还对针对女性的福利项目视而不见，带有明显的性别歧视倾向。女性主义学者认为尽管福利国家制度并不决定女性可以得到的工作机会，但国家提供的福利如对老人和儿童的照顾服务等都决定女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脱离家庭。于是许多女性主义学者提出了更具性别敏感度的福利国家模型，其中为学界广为接受的即是其“去家庭化”概念的提出。而安德森在此基础上认为“去家庭化”通过减轻家庭的负担，减少个体对家庭亲属的依赖，进而寻求个体的独立[2]。

接下来探讨这个福利国家体系中的概念在我国的适用性。福利国家既规范了生产方式中的资本关系，也规范了家庭生活中的角色分工[3]，从宏观上来看，我国不属于福利国家，因为有着不同于福利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但是，从微观上来看，家庭角色的分工部分，我国存在借鉴福利国家模式的可能性。

“去家庭化”程度已然成为欧美国家衡量其福利体制产出结果的重要指标。虽然我国并非福利国家，但随着我国养老、儿童等相关福利项目日渐市场化，社会保障体系下政府、市场与家庭的分工博弈愈发激烈，“去家庭化”这一西方福利国家语境下的产物在我国社会保障领域，尤其是对关于老人、儿童的照顾服务，以及女性承担的家庭照顾责任大小等问题尤其适合我国情境的解读。

所以，在我国“家庭化”可作为衡量政府和家庭对家庭成员生存和发展的责任分工的重要概念，专指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依靠家庭获得福利支持，即“家庭”更多被看做为个人带来风险和负担的场所，而不是个人获得福利和服务的场所。“去家庭化”则是指为了摆脱家庭带来的各种风险和负担，个人有意识地减少家庭生活和家庭关系对自己的束缚。

关于“去家庭化”程度指标的拟定，由于我国统计数据较OECD国家稍显简略粗放，故在指标拟定过程中不能全然参照西方学者的测量指标2。本文在此考虑我国语境，对我国“去家庭化”程度从老年人这一维度进行定义。

老年人“去家庭化”程度体现为通过借助于老年服务产业，如养老机构等，能够减小老年人对其他家庭成员的依赖到何种程度。故以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中入住养老机构的人数占总人数比例，以及养老产业支出占GDP比例等，作为参考指标。

2 人口老龄化现象影响“去家庭化”程度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现象加剧，失能老人数量增多，家庭日益核心化，老年家庭趋向“空巢化”，致使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整个社会养老问题愈发迫切。并且，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并非家庭养老意愿的弱化，而是在客观上子女是否有能力继续家庭养老存在问题。因此，作为家庭养老的替代，社会化养老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而社会化养老的普及即意味着老年人“去家庭化”程度将不断加深。

本文以全国23个省市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作为各省市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参考指标，并且采用“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CLHLS）的截面数据，通过聚类分析方法对各省市“去家庭化”程度进行划分。以下为我国自2000年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后，各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参考指标：

由数据可知，从单个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来看，23个地区中人口老龄化程度最深的是四川、重庆，程度最小的为北京、上海；从人口老龄化程度来看，23个地区可分为如下表三个梯度，从Ⅰ到Ⅲ，老龄化程度不断减弱。

其中，福建和广东“去家庭化”程度最高，其他地区“去家庭化”程度虽存在梯度，但第Ⅰ和第Ⅱ类差异并不显著。基于此，结合上文老龄化趋势梯度的划分，我们可以看出：

不同于上文预期，福建和广东地区老龄化趋势与其老年“去家庭化”程度呈负相关。

北京和上海两地区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减弱，老年“去家庭化”程度也相应降低。

四川和重庆两相邻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最深，但是老年“去家庭化”程度却存在显著差异。

人口老龄化趋势处于中游的地区，整体上老年“去家庭化”程度趋向于较低的梯度。

图 2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针对以上几点，首先，探讨福建和广东地区与北京和上海地区人口老龄化对老年“去家庭化”程度的影响结果相左的原因。由图2可知，虽然，近期该四个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相近，但是由于在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初期，上海和北京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已经相对较高，故即使一直呈下降趋势，整体老龄化问题也比广东和福建更严重，而相应的为缓解老龄问题的老龄产业仍处于发展之中，所以“去家庭化”程度较低。不同于上海和北京，广东和福建整体老龄化程度较低，主要是由于流动性大的年轻人比例较高，老年人进入养老机构的比重较大，故“去家庭化”程度较高，但是广东和福建相对与北京和上海，老龄化问题仍在发酵过程中，预期会愈发严重。

四川、重庆同为人口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地区，四川“去家庭化”程度却比重庆高。这主要是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其一，农村老龄化程度存在差异。相较于城市老龄人口，农村老龄人口选择机构养老的比例较低，故农村老龄化程度越高，其“去家庭化”程度会相对减小。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重庆65岁及以上农村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达到14.51%，比四川的12.26%高过两个百分点，并且，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期，重庆农村老龄化程度仅比四川高零点三个百分点，由此可见，重庆不仅农村老龄化程度比四川严重，在老龄化趋势上也更为严峻，故其“去家庭化”程度较低。其二，人口构成存在差异。老龄化程度反映了地区老年人口的比例，但是不能反映承担家庭负担的中坚劳动力的比例。中坚劳动力比例越低，意味着家庭养老功能越弱化，因为能够亲身承担家庭照料责任的人数减少。故四川人口老龄化程与重庆相差无几，但是四川的儿童及老人的总抚养比比重庆高出两个百分比，这说明四川家庭劳动力负担更重，亲身参与家庭养老的比例更低，即选择社会养老服务的比例更高，相应的“去家庭化”程度更高。

人口老龄化程度中等的地区“去家庭化”程度都偏低，这恰好反映了虽然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十多年，但与其配套的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并没有跟上老龄化的速度，而“去家庭化”程度的梯度存在，亦证明不同地区在应对老龄化问题时存在非同步现象。综上，人口老龄化影响了各地区的“去家庭化”程度，推动了整体“去家庭化”程度的增加，但是，实际数据表明老年人“去家庭化”程度还受到老龄化趋势、地区人口结构、城乡分布等因素影响，这也反映出各地区应对人口老龄化比较滞后，老龄化与“去家庭化”的正相关仍然不显著。

3 “去家庭化”程度对女性就业影响

女性就业情况主要由两方面因素决定，一为劳动市场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二为女性个人的就业意愿。这两因素都不同程度受到“去家庭化”的影响。

以往关于女性就业问题的研究，多以地域、年龄作为划分，显少从劳动力所处市场不同的角度划分。我国现阶段的就业问题主要是劳动力类型、数量与产业结构转型对劳动力的需求的不匹配。劳动力市场分割下，女性劳动力可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的中高端劳动力以及次要劳动力市场的低端劳动力，而“去家庭化”在影响决定女性就业率的两因素时，对这两类劳动力的影响方式是不同的。

关于对劳动市场需求的影响。“去家庭化”程度的加深如图3，一方面能够发展社会养老产业，创造大量适合女性的服务就业岗位，吸纳低端女性劳动力，另一方面解除中高端女性的家庭负担桎梏，削弱市场对女性就业的消极态度，进而在主要劳动力市场相对的提高女性劳动力需求。

目前全国65岁以上老人已达1.38亿，占总人口的10.1%。对养老服务具有客观需求的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老年人到2015年底突破4000万3。综合多个地区养老机构护理员配备比例，半护理和全护理的配备比例分别为1：5和1：3左右，但是，当前全国养老机构人员不到100万，其中，持有养老护理员资格证人数不足2万，故需求缺口多达几千万。另外，关于老年人选择养老方式的意愿的诸多研究表明，“养儿防老”这一传统观念的影响下降，经济状况较好、文化程度较高以及身体健康状况好的老年人会倾向于机构养老。这就意味着对养老机构及护理员的需求只会愈发扩大。在产业结构转型造成劳动力过剩的当下，如物流行业能成为农业和建筑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方向，而“去家庭化”程度的加深扩大了对女性低端劳动力的需求，一定程度上能作为女性中低端劳动力转移的新方向，将部分缓解女性的就业压力。

关于对女性就业意愿的影响。笔者利用社会经济地位指数4测量行业社会经济地位，将所有行业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选取指数排名前十名和后十名的20个行业5作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代表，通过对该20个行业从业女性进行抽样问卷调查，研究“去家庭化”程度对女性就业意愿的影响。

“去家庭化”主要是改变女性的家庭承担责任，由传统的家庭劳务承担者转换为家庭经济承担者。在此过程中，女性就业意愿对角色转换是否进行起到决定作用。同样，整个社会的“去家庭化”趋势也会影响女性就业意愿，进而又反作用于“去家庭化”趋势。因此，笔者就影响的可能，提出以下几点假设：

假设1：即使需要承担“去家庭化”的经济成本，主要劳动力市场女性更倾向于就业。

主要劳动力市场女性一般具有较高的学历，并且会有相对稳定的家庭经济基础。女性主动就业既是对家庭经济责任的承担，也是出于对女性自我价值的认可。并且，“去家庭化”能更好的解除家庭养育责任对女性的束缚，缓解女性就业过程中来自于传统家庭责任的压力，处于更舒适的就业状态。

假设2：面对“去家庭化”的额外经济负担，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更倾向于回归家庭，直接消除该经济负担。

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一般学历较低，并且家庭传统养育观念相对较重，所以与其通过外出工作来填补选择社会养老服务而产生的家庭经济缺口，该类女性更倾向于放弃工作，直接在家承担传统的养育责任，维持以家庭为主的状态。

假设3：当“去家庭化”需要的经济成本在可接受范围内，“去家庭化”对女性就业意愿起正向推动作用。

如果政府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着力推进社会养老服务的发展，进而降低了家庭经济承担者选择“去家庭化”所需承担的额外经济成本。选择就业的收入所得在扣除购买社会养老服务之外仍相对可观，并且能缓解就业过程中来自家庭责任的压力，这将使女性就业意愿更加强烈。

针对以上几点假设，对问卷结果进行统计，具体统计结果如下表：

由表4可看出，在面对“去家庭化”需要承担的额外经济负担时，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的确存在不同选择。主要劳动力市场女性倾向于对就业意愿没有影响，而次要劳动力市场倾向于有影响。但是，值得注意，有25.1%的主要劳动力市场女性认为经济负担会影响其就业意愿，这说明处于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女性并不意味着一定具有稳定的家庭经济基础。同样，有31.4%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女性仍然选择继续就业，这说明即使在低端劳动力中，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也逐渐弱化其影响。

表5显示，当“去家庭化”给家庭经济带来的额外负担在可承受范围内，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都会倾向于继续就业。但是，仍有28.4%的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会选择不继续就业，其原因有“不认为服务价格能降到可承受范围内”，“不需要出钱享福”等，多集中于传统观念的限制以及对社会养老产业的价格预期不乐观。

表6可知，主要劳动力市场女性认可不亲身承担照顾责任能有利于就业的高达93.7%，并且多指出没有过多家务负担能缓解工作过程中的身心压力。然而，次要劳动力市场有39.9%的女性与该观点相左，其中部分指出，承担照顾责任与工作同时进行并不会造成困扰，并且认为工作之余承担照顾事项的“理所当然”。

综上，由统计结果可看出，结果与上文假设基本相符。在关于“去家庭化”对女性就业意愿的影响中，经济收入和传统观念等其他因素也存在一定影响。但是无论主要或次要劳动力市场，去家庭化”的趋势会对处于就业状态的女性劳动力的就业意愿起积极推进作用。

4 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CLHLS）数据对“去家庭化”程度进行划分，结合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与问卷调查数据，探讨了人口老龄化现象对女性就业率的影响。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对“去家庭化”程度的加深有一定正向影响，但是我国各地区政府对人口老龄化的应对措施滞后于老龄化趋势。“去家庭化”程度通过影响女性劳动力市场需求及就业意愿对女性就业产生影响。随着“去家庭化”程度的加深，社会养老产业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缺口愈发扩大，而数据显示，各地区政府在引导女性劳动力进入该产业的措施并没有起到实质效果。另外，“去家庭化”对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女性劳动力的就业意愿都有一定积极的作用。虽然，传统家庭养老的观念依然存在，但是，“去家庭化”能缓解女性承担家庭劳务责任的压力，整体上利于女性在就业市场保持良好状态。故无论从缓解人口老龄化加剧造成的养老问题对社会稳定带来的压力，抑或解决产业升级过程中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政府都需要加强我国的“去家庭化”程度，推动社会养老产业的发展。

注释

1.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

2.例如Korpi（2000）的一般家庭支持、双薪家庭支持、市场取向的测量指标，Leitner（2003）的含蓄家庭主义和去家庭主义的测量指标。

3.数据来源：《老龄蓝皮书：中国老年宜居环境发展报告（2015）》

4.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ocioeconomic index，简称社经指数SEI）是美国社会学家邓肯（Duncan，1961）设计出的利用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来测量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指标。其回归方程是：SEI=-6.0+0.59edu+0.55income（edu表示职业的平均受教育程度，income表示职业的平均收人）。

5.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最高的10个行业分别是：信息、咨询业；房地产开发与经营业；水上运输业；综合技术服务业；食品、饮料、烟草和家庭用品批发业；文化艺术业；能源、材料和机械电子设备批发业；科学研究业；银行业和其他批发业。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最低的10个行业分别是：木材加工业；农林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其他交通运输业；仓储业；纺织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以及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参考文献

[1] 金雅昭，《福利国家的第四个世界？――基于“去家庭化”的东亚福利模式考察》，北京大学，2015。

[2] G・Esping Andersen，Social Foundations of Postindustrial Economi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3] 傅立叶：《从性别观点看台湾的国家福利体制》，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10年12月第八十期。

[4] 钟晓慧，《是“去家庭化”还是“再家庭化”》，载《深圳特区报》2013年5月28日第B11版。

家庭养老概念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在综述我国农村养老保障方式、面临的挑战和走向的基础上，时我国农村养老保障方式未来发展趋势提出了自我认识和看法。

    一、目前我国农村存在的养老保障方式

    研究表明，在历史上，中国养老保障主要以家庭养老为主;1949年以后，中国养老保障制度呈现鲜明的城乡二元哇。从经济支持的角度讲，农村养老保障经历了50年代初的家庭保障，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保障，8()年代至今的以家庭保障为主、保障多元化三个时期。现在绝大多数学者都还认同目前在我国的大部分农村地区，家庭养老保障是最主要和最普遍的方式。但对家庭养老保障的具体涵义、其他辅助养老保障方式的构成及其作用并未达成一致看法。总体上讲，我国现阶段农村养老保障，依然是传统的农业养老保障模式，即建立在土地保障基础上的家庭养老保障。虽然有其它的一些养老保障形式作为补充，但是农村家庭养老保障依然是主导。综合各学者的观点，目前我国农村养老保障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家庭养老保障。家庭养老保障是一种主要依靠家庭成员的养老制度，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也是我国农村最为普遍的养老保障模式，它与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这种模式的典型特点是由家庭为老年社会成员提供物质保障、服务保障和亲情关照。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农村家庭养老正在面临着诸多挑战，家庭功能因其规模的缩小而弱化;年轻人出外打工或因竞争压力忙于工作和事业，无暇照顾老人;子女因思想价值观念变化而导致“孝道”淡漠等等，这些都使得家庭养老方式困难重重，鱼需其他养老方式的补充。

    2、自我养老保障。自我养老保障是老年人通过自己的储蓄、退休金或者养老金等用来防老。一些农民或者为减轻子女负担，或者意识到“养儿防老”已经不可靠，转而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的钱财上。他们尽可能省吃俭用，节约开支，尽最大努力储蓄，以备老年之用。这种养老方式虽在一定程度卜减轻了子女和社会的负担，但是其使用范围较窄。对于那些低龄、身体健康并且有退休金或者养老金的农村老人比较适用，但对于大多数农村老人来讲，由于没有固定的收人来源，再加之疾病和高额的医疗费用使得自我养老无从谈起。

    3、土地养老保障。土地养老保障是我国农村家庭养老保障中的又一重要形式。土地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是就业保障、生活福利和医疗养老保障的可靠手段，是“衣食之源，生存之本”。关于农村土地对养老保障的经济支持问题，学术界存在一些争议。笔者认为，尽管土地收人对养老的经济支持水平在下降，但是，可以通过土地经营方式转换、土地流转、产业结构调整等措施提高土地的养老保障功能。

    4、社会养老保障。社会养老保障是依靠社会力量及社会化的制度来进行的农村养老保障方式。目前我国农村主要的社会养老保障方式包括:农村养老院养老保障、各种形式的养老保险、养老储蓄保障等。社会养老保障由于其动用的力量广泛，制度性强，因而是下一步应该重点发展的养老保障方式。但现阶段其发展还很不完备，如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各种农村养老院的入住率很低;各种形式的养老保险、养老储蓄受到利率变化影响大，没有与物价指数挂钩，难保将来支付的养老金能够维持基本的生活;目前开展的社会养老保险带有浓厚的商业保险性质，政府财政难于提供保证，其基金操作不能有效控制风险等等。

    由此可见，关于农村现行的养老保障方式，家庭养老、子女养老、自我养老、土地养老和社会养老等不同的概念被提出，并被赋予不同的内涵与理解。我国的养老体系正处在破旧立新的构建过程中，涵盖城市与农村、正规与非正规、制度与习俗等多层面，在此基础上学者们的纷繁观点就可以归纳为两条:(1)我国农村现行的养老模式是家庭养老;(2)在不同地区，针对不同老年群体，我国农村的现行养老方式又呈现多样性。

    二、我国现行农村养老保障方式面临的挑战

    农村现行养老保障方式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和历史渊源。目前，以家庭养老为支柱的养老保障方式一直在我国农村的养老制度中起着主要支撑作用，其存在基础在于农村经济发展落后、家庭规模大和子女多、传统孝道思想以及小农自然经济意识束缚等条件所决定。但是，随着急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这一局面正发生着明显的变化。一是经济基础的变化，如今传统家庭养老方式已失去了其经济基础，如同米特罗在《欧洲家庭史》中所描述的“农民经济是一种无货币经济，以致于赡养老人只在家内是可行的，提供实物在超出一定距离时就会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需要用现金支付并用此钱购买食物，而在前工业时代，在农业地区中，这两个都是不存在的”。二是思想价值观念的变化，它对家庭养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学者归因于子女不愿养老，认为家庭养老的问题并不在于子女数的减少或子女外出打工无人赡养，而是在有人赡养的情况下，老年人的生活水平依然比较低劣，这主要是子女不愿养老引起的;也有学者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年轻人价值观如今在变化，老年人独立意识也在增强，老年人不愿意依附年轻人来养老。经济条件的变化也被认为是一个影响因素，如人均收人增长，存款储蓄上升，就为农村家庭养老“子女供给型”的转变创造了条件。从养老需求的角度来讲，老年人口扶养比增大，老年人口高龄化加剧的现实，使家庭养老资源需求上升，进而也对家庭养老提出了挑战。从现有研究来看，尽管观点存在分歧，但认为社会经济变革的大背景，会对农村人口的养老方式造成影响，已成为学界共识。笔者认为，一方面社会经济。变革对农村人口养老保障方式的影响是从多角度、多方位综合实施的，家庭规模与结构的变化、生产方式、行为方式以及思想观念的变化都是交织在一起的，共同作用于养老保障主体与养老保障客体，通过养老保障环境影响养老保障态度和养老保障方式，最终形成新的养老保障要求和效果，也许对老年人有利，也许对老年人不利，取决于不同的影响因素发挥作用的最终合力;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变革会对农村现有的各种养老保障方式造成程度不一的影响，不仅影响到家庭养老保障，也会影响到自我养老保障的具体实现方式，并对集体养老或社区养老以及社会养老产生新的需求。

    三、未来我国农村养老保障方式发展方向的选择

    关于农村养老保障今后的发展方向，学术界目前的观点有同有异，相同的观点是一致认为传统的农村家庭养老保障尽管难以维持，但鉴于中国国情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家庭养老还保障将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下去，继续担当农村养老保障的主要力量，同时要辅之以多种形式的其他养老保障方式。

    然而，在以下两个方面，学者们的看法并不一致，一是家庭养老保障今后在农村较长时期的继续维持，是无奈之举，还是主动选择?如果是前者，就应该尽早找到替代家庭养老保障的其他行之有效的办法;如果是后者，就应该想方设法使家庭养老保障发扬光大。二是未来要在较长时期内维持家庭养老，在目前危机重重的情况下，应该采取怎样的具体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