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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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来源范文第1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政治经济学来源范文第2篇

关键词：《资本论》；要素生产力；协作生产力；生产力内生演化；经济学；二维生产力理论；生产力经济学；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1-0015-08

一、引论

生产力不仅是哲学的重要范畴，也是经济学①的重要范畴。生产力范畴，相对而言，前者讨论的较多，而后者较少，这或许与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强调生产关系研究对象有关。但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上从不抽象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而总是把它放在具体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如具体的生产力条件下来研究，因此他在《资本论》中用了大量的笔墨研究撇开了生产关系的生产及其生产力。所以，生产力虽然不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却构成它十分重要的研究内容，则是无疑的。回顾和总结经济学发展历程，在这个问题上应该说我们有颇多的失误之处：一是在固守政治经济学传统内容和方向的同时，没有对经济学进行细化而发展出不同的分支学科群。二是从总体上来说，重视生产关系研究忽视生产力研究。虽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国就有学者提出研究该问题，但未受重视，且很快就被批判而偃旗息鼓。改革开放后，一批经济学家重开其研究，并最终形成了以生产力为研究对象的“生产力经济学”，主要奠基人是于光远、熊映梧、薛永应等老一辈学者，后两人还被理论界美誉为“南薛北熊”。三是虽然我们创立了生产力经济学，但是研究的范围和内容较为狭窄，主要限于对生产力构成要素及其要素组合方式的研究，即限于传统的要素生产力理论进行的研究。我们认为，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体系是一个由要素生产力和协作生产力构成的二维理论体系，在二维结构上才有助于研究和揭示生产力自身的发展规律或内在演进机制。四是受学科名称“生产力经济学”所累，而这限制了研究内容的扩展，例如与生产力密切相关的生产及其增长问题被排除在外或即使关注也很少研究。本文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借鉴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经济学”的指称，即抽象了生产关系或社会属性的纯粹的“经济学”指称。五是我们通常绝对地排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而本文认为，在发展的纯经济学问题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有更多的借鉴之处，后面对此有专文讨论。

二、人类生产活动的两个维度：要素与协作

对生产力两个维度的分析，应该从考察生产出发，因为马克思认为，生产即物质资料生产活动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1]（P32），也是其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2]（P22）。

（一）要素维度的生产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里，马克思一开始考察的“劳动过程”即生产活动，就是从生产要素的维度进行分析的。他说：“在劳动过程中，人的活动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的变化”[3]（P205），所以，“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3]（P202）。因此，马克思对劳动、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这三个概念展开了深入分析，从而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要素维度的生产理论。他还认为，如果从劳动过程的结果即产品看，这一劳动过程就表现为生产过程，从而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可统称为生产资料[3]（P205）。所以，人类生产活动的基本要素，也可简称为人和物即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两个要素。马克思明确说过：“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4]（P44）

实际上，马克思这一要素维度的生产理论，在理论界是有共识的，没有多大分歧，虽然在要素的种类上还有分歧和争论，例如除三要素外，生产中的管理、科学技术等是否也是独立的要素？但是，这些争论无关要素生产理论的根本和宏旨。所以，关于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剩下的问题就在于：是否还有另一维度即协作维度的生产理论？而这在理论界很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因而下文将用较多的笔墨于此。

（二）协作维度的生产

首先，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2]（P25）所以，人类的任何生产活动都是社会性生产，即使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也是社会性的：男耕女织。其次，人类的生产活动必须既有劳动对象也有劳动资料，否则生产活动就变成安徒生童话里的“皇帝的新衣”。所以，考察人们的生产活动可以把生产资料当作既定的前提，存而不论，而仅从生产的社会性角度即人们的协作维度来考察人们在生产中的分工与合作。

例如：数人抬一重物这种最简单的生产活动，虽然从要素的角度看，它需要有劳动对象即重物，也需要劳动资料如抬的工具，但是我们可以把抬的重物和工具当作既定的前提，存而不论，单从“抬”的活动进行考察，立刻就会发现，人们之间必须进行适当的分工与合作，即需要人们以某种形式的协作生产才可实现，比如把几个人均匀地分配在重物的不同地方使力，并且选出一人喊号子即统一指挥，那么这一抬重物的生产活动才可实现，否则重物就不可能抬走。

所以，人类的生产活动不仅可以从要素的维度进行分析，还可以从协作的维度进行分析。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就用了三章的篇幅，即在第十一、十二和十三章中，从协作的维度分析了人类生产活动的三种形式，亦即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过程中的三种方式：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为了不至于引起歧义和争论，下面将较多地引用原文来证明马克思还从协作维度构建了他的生产理论。

马克思首先定义：“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3]（P362）但是，在资本主义初期只能是简单协作，因为它除了人数较多外，“和行会手工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行会师傅的作坊只是扩大而已。”[3]（P358）所以，简单协作并非资本主义的发明，古已有之，例如“古代亚洲人、埃及人、伊特剌斯坎人等的庞大建筑，显示了简单协作的巨大的作用”[3]（P370）。

在“第十一章协作”中，马克思还分析了简单协作的两种基本形式。第一种形式，是把不同的人分工在同一工作连续的不同阶段或环节。他举例说：“瓦匠站成一排，把砖从脚手架的下面传到上面，虽然每个人都做同一件事情，但是这些单个操作构成一个总操作的连续部分，成为每块砖在劳动过程中必须通过的各个特殊阶段。”[3]（P363）第二种形式，是把不同的人分工在同一工作的不同方面同时劳动。“例如，如果一座建筑物同时从各个方面动工兴建，尽管协作的人做的是同一或同种工作，那也会发生劳动的结合”，于是，“产品的不同空间部分同时成长。”[3]（P363-364）上文列举的数人抬重物事例，就是第二种形式的简单协作。马克思把简单协作，即“许多互相补充的劳动者做同一或同种工作”，也称为“最简单的共同劳动的形式”。[3]（P364）

其次，马克思在第十二章中，进一步考察了“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生产，并认为，“这种协作……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占统治地位”。这种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也有两种基本形式。第一种形式是：“不同种的独立手工业的工人……联合在一个工场里，产品必须经过这些工人之手才能最后制成。”马克思举例说：“马车过去是很多独立手工业者，如马车匠、马具匠、裁缝、钳工、铜匠……等劳动的总产品。马车工场手工业把所有这些不同的手工业者联合在一个工场内，他们在那里协力地同时进行劳动。”[3]（P371）实际上初期工场手工业的“立足点还是简单协作”，“但是很快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专门从事马车制造的裁缝、钳工、铜匠等，逐渐失去了全面地从事原有手工业的习惯和能力。另一方面，他们的片面活动现在取得了一种最适合于狭隘活动范围的形式。”[3]（P373-374）第二种形式是：“许多从事同一个或同一类工作（例如造纸、铸字或制针）的手工业者，同时在同一个工场里”工作，即“每个这样的手工业者……都制造整个商品，因而顺序地完成制造这一商品所需要的各种操作。”[3]（P374）第二种形式的工场手工业生产，最初也是“最简单形式的协作”，同样是由于“劳动有了分工”，“各种操作不再由同一个手工业者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完成，而是分离开来，孤立起来，在空间上并列在一起，每种操作分配给一个手工业者，全部操作由协作工人同时进行。”因此，和第一种形式一样，它在本质上已不同于作坊中的简单协作。[3]（P374-375）由上述两种基本的协作方式，构成了工场手工业的“两种基本形式——混成的工场手工业和有机的工场手工业”。[3]（P379）

最后，马克思在第十三章中分析了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协作生产。他说：“在工厂内，即在以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工场内，总有简单协作重新出现，这种协作首先表现为同种并同时共同发生作用的工作机在空间上的集结（这里撇开工人不说）。例如，许多机械织机集结在同一厂房内便组成织布工厂，许多缝纫机集结在同厂房内便组成缝纫厂。”[3]（P416）为什么这里可以“撇开工人不说”而分析协作生产？是因为以机器为基础的分工与合作，在技术上已完全不同于以手工业为基础的分工与合作：“在这里，整个过程是客观地按其本身的性质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每个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过程如何结合问题，由力学、化学等等在技术上的应用来解决，”[3]（P417）“因此，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了。”[3]（P423）这就是说，工人的分工与合作现在不再是取决于人类器官即手工技艺的性质和要求，而是取决于机器的科学技术性质和要求，所以，这里协作的生产过程可以撇开工人不说，而单讲劳动资料之间的协作就够了。由此，我们不得不赞叹马克思思想的超前性，例如在现代“丰田生产方式”的自动化工厂中，我们看到的就是劳动资料之间的协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取消了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只不过把过去人们在生产过程中主要是体力上直接的协作，改变成了借助劳动资料的间接协作，即改变成了一定意义上的脑力协作。所以，马克思在分析劳动资料性质时没有忘了引用黑格尔的一句名言：“理性何等强大，就何等狡猾。理性的狡猾总是在于它的间接活动，这种间接活动让对象按照它们本身的性质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它自己并不直接参与这个过程，而是实现自己的目的。”[3]（P202脚注（2））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从协作维度，即分工与合作的角度十分详尽地考察了三种前后相继演化的生产活动类型：简单协作、以分工为基础的手工业协作、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协作，从而构建了不同于要素维度的另一维度即协作维度的生产理论。这时可能会有人争辩地说：马克思在这里论述的不是生产理论，而是生产力理论。也对，也不对！因为二者并不矛盾而具有同一性。这正是下文首先要讨论的。

三、生产力的两个维度：要素生产力和协作生产力

辨别生产和生产力，还涉及另一相关的重要概念：生产方式。由于前苏联教科书把生产方式定义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而在马克思文本中却找不到这一定义的出处，且马克思又在不同语境中使用了生产方式概念，于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众多的批评前苏联定义的文章。

笔者认为，生产方式实质上就是生产本身，即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的不同形式、方法和方式，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它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两个方面的关系。所以，说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这并没有什么错，例如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这三种生产方式，马克思在前述的三章中就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当然，如果单方面考察生产或生产方式，即撇开了生产关系的生产或生产方式，马克思更多的是从生产力上来说的，在这一意义上，生产或生产方式等同于生产力，因为单方面地从生产关系角度考察的生产，一般不叫生产方式，而称为生产的社会形式。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在传统的要素生产力理论基础上提出，马克思生产力理论是一个由要素生产力和协作生产力构成的二维理论体系这一命题。

（一）要素生产力即要素维度的生产力

由于不满意前苏联教科书对生产力的传统定义，即“生产力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这一定义，一些批评文章在否定该定义时，把传统的生产力三要素论也否定了。例如：段忠桥先生在否定生产力传统定义，并强调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时，先把“劳动的生产力”等同于“劳动力”，然后又从劳动力定义引申出，“生产力是由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构成的”结论[5]。笔者认为，这就连同婴儿一起倒掉了。

首先，强调生产力是劳动的生产力没有错，但是，“劳动的生产力”，即使从字面看，也看不出是“劳动力”！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劳动力是指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和力量本身，如他在劳动时所体现出来的体力的大小、智力的高下等；而劳动的生产力是指劳动者通过发挥其体力和智力而创造劳动成果即使用价值的能力和力量。后者，直接与使用价值相关，而前者相反，与其直接相关的是价值而非使用价值。我们知道，劳动力是可以成为商品的，而生产力是不可以的；能成为商品进行买卖的不是生产力本身，而恰恰是生产力的要素如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力等，如果劳动者的智力能够独立出来，它也是构成生产力的一个独立的要素如“点子”而成为商品出售。

其次，强调生产力是劳动的生产力，笔者认为，是为了突出和强调生产力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而不是为了否定生产力的其他要素如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也就是说，这是把生产力的其他要素当作既定前提存而不论而已，因为劳动的生产力的“劳动”二字，无需明言，指的就是劳动者通过劳动资料把其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的活动，进而才可以在其结果即创造的使用价值上体现出生产的能力和力量的大小和强弱，这就是所谓“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而把生产力说成是“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难免让人联想到《皇帝的新衣》中两个骗子的“生产力”。所以，我们虽然也不同意生产力的传统定义，但仍坚持传统的生产力要素理论，当然关于生产力要素的内涵和外延是可以争论的。这里，顺便给出我们从马克思的劳动定义中引申的生产力定义：生产力是人（们）“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力量和效率；或者是人（们）的“活动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变化”的力量和效率。前者可称为劳动的生产力定义，用于分析协作维度的生产力；后者可称为要素的生产力定义，可用于分析要素维度的生产力。

笔者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分析“劳动过程”的三要素，换个角度看，就是生产力的三要素。虽然劳动过程不等于生产力，但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它在结果上则表现为生产，因而，这种撇开了生产社会形式的、借助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的、有用而具体的劳动的力量（或能力），就是创造使用价值的生产力，它自然就是由劳动者（劳动力）、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等要素构成。所以，从劳动过程的三要素推导出生产力三要素，实在看不出有什么逻辑上的错误。马克思本人也说过：“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3]（P53）这里所说的多种情况，除开“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它们不都是构成生产力的多种因素吗！可见，马克思本人并不否定从要素维度分析生产力，虽然在要素的理解、构成、分类、多寡等问题上，我们后人可以不断地争论下去，但是无法否定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体系中存在要素生产力理论。

而且我们还知道，马克思尤其在两种意义上突出和强调生产力中生产资料要素的重要地位和意义：第一，考察早期历史尤其缺少文字记载历史的社会经济形态时，劳动资料如同“动物的遗骸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机体有重要意义”一样，“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3]（P204）所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这一自然段末，加注说：“史前时期是在自然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按照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材料，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3]（P20脚注（5a））第二，劳动资料的革命，即劳动资料在性质、形态和效能上的根本性变革，对于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形态变革的重大意义。我们知道，马克思特别看重大工业革命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意义，但他认为，“大工业的起点是劳动资料的革命”[3]（P432）。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有时直接用生产资料作为生产力的代名词，或者强调作为生产资料要素的生产力的重要性，例如他说：“生产者相互发生的这些社会关系……当然依照生产资料的性质而有所不同。……总之，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原文为黑体字，下同——引者注）。”[1]（P362-363）这里顺便指出，有个别文章把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资料的性质”读成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6]，显然是一种望文生义而对马克思原意的曲解。且不说这段话的逻辑关系明明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逻辑，而非生产关系的所有制基础论的逻辑，即便孤立地看“生产资料”这一术语，也只能作为生产或生产力的要素来理解，怎可理解成生产资料所有制！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下面我们仍用前述的数人抬一重物的劳动过程三要素的案例，来推导生产力的三要素。数人抬重物的劳动过程，应用的工具，可以是人手本身，也可以是扁担加绳子，显然使用这两种不同的工具，其劳动生产力不同。即使在劳动工具既定条件下，这一劳动过程也会因两组不同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的差别，即生产力中人的要素的不同，而导致两组劳动者抬的劳动生产力大小不同。单说劳动对象本身，即使在工具如人手既定下，也会由于它是方形还是圆形的不同（当然这可导致劳动方式由抬变成滚），而使其生产力不同。所以，由劳动过程的三要素推导出生产力的三要素是十分自然的，并无逻辑差错。实际上，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当我们考察劳动过程即生产使用价值时，是撇开了劳动的社会形式而单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来分析的，那么，这样分析的不就是生产力吗！当然，劳动过程的劳动要素，在生产力要素中，就不能再命名为劳动，而应改称为劳动力或劳动者。换言之，要素维度的生产力，是从静态角度分析的生产力；而协作维度的生产力是从动态角度分析的生产力。

（二）协作生产力即协作维度的生产力

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众多批评传统的生产力要素理论的文章，同时也发展了马克思协作维度的生产力理论。但是，他们显然都没有把它视为与要素维度不同的另一维度的生产力理论即协作生产力理论。因此我们在这里以《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一至十三章的论述为据，试图从以下四个方面归纳马克思的协作生产力理论。

1. 协作生产力，是在既定的生产力诸要素质量不变条件下，也就是“人和物方面的材料都是现成的”条件下[3]（P373），仅仅由于生产要素数量的某种形式的集合，即由于“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就可以“不仅……提高了个人的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3]（P362）所以，马克思说：“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3]（P366）为此，马克思还以“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单个骑兵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单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为例，说明这种总和的力量是一种“社会力量”或“新力量”[3]（P362）的生产力。

2. 马克思归纳了协作本身导致生产力提高的九种原因或途径：“是由于提高劳动的机械力，是由于扩大这种力量在空间上的作用范围，是由于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场所，是由于在紧急时期短时间内运用大量劳动，是由于激发个人的竞争心和集中他们的精力，是由于使许多人的同种作业具有连续性和多面性，是由于同时进行不同的操作，是由于共同使用生产资料而达到节约，是由于使个人劳动具有社会平均劳动的性质”。[3]（P366）

上述九种原因，笔者认为：前例数人抬重物的协作，就是提高了劳动的机械力，因为数个单个人的机械力的简单加总是抬不动这个重物的，只有他们协作才可克服地球对重物的引力，即提高其“劳动的机械力”；“一座建筑同时从各个方面动工兴建”，就是扩大了这种力量的空间范围，因此马克思说：“144小时结合工作日完成的总产品，比只能单方面地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的、多少是单干的劳动的12个十二小时的工作日要快”[3]（P364）；由于协作而相对地缩小生产场所和共同使用生产资料，这两种途径所取得的功效是一样的，即节约了生产资料，从而提高了生产力；对于在较短时期完成既定的大量作业，“例如……收割若干摩尔根的谷物”，就是通过协作在短时间内运用大量劳动而产生的协作生产力，否则，“由于缺少这样的协作，美国西部每年都要损失大量的粮食”[3]（P364-365）；至于在协作中因激发个人的竞争心和集中他们的精力而提高每个人劳动的生产力，无需解释；协作中由于同种作业的连续性和多面性而提高生产力；最后，协作“使个人劳动具有社会平均劳动的性质”，笔者理解，在商品经济社会，作为具体的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的生产力，必须具有市场竞争力，而协作则可以把个人劳动社会平均化，于是协作创造的劳动生产力就比个人单干的劳动生产力在市场上更强大，从而更具有竞争力。

3. 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由于分工和专门化，必须构造某种协作劳动的组织形式，从而便创造了新的社会劳动生产力。马克思说：“工场手工业分工通过手工业活动的分解，劳动工具的专门化，局部工人的形成以及局部工人在一个总机构中的分组和结合，造成了社会生产过程的质的划分和量的比例，从而创立了社会劳动的一定组织，这样就同时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3]（P403）实际上，即使简单协作，只要有一定的规模，都必须有严密的组织，否则，埃及金字塔和中国万里长城是建不起来的，更不用说以分工为基础的手工业工场或大机器工厂，它们需要有复杂的生产组织形式，才可创造出更强大的生产力。

4. 由于大工业的协作变成了劳动资料之间的协作，因而在自然科学的自觉应用下，社会生产力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马克思认为，由于“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它必然“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所以，大工业的协作“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3]（P423，42）这一点，我们在现代的自动化生产过程中看得更明显。

综上所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中明白无误地论述了协作维度的生产力。实际上，协作生产力思想早在他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时就已形成，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说过：“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因此，“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1]（P34，25）

四、要素生产力和协作生产力的互动演化机制

诚然，在现实生活中生产及其生产力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并没有一面是要素在发生作用，一面是协作在发生作用；另外，马克思也没有明言把自己的生产及其生产力理论划分为两个维度的理论。虽然如此，但上述研究表明，马克思在剖析这个统一整体时，明确地是从要素和协作两个方面展开对生产及其生产力论述的。而且，问题不仅仅如此，真正的问题还在于：我们现在把马克思的生产及其生产力理论体系划分为这样两个维度的理论，有什么意义？或者说，我们现在这样做，有进一步的理论价值吗？对此，我们的回答是：首要的理论价值和意义在于，它有助于揭示生产力自身如何内在的演化和发展的规律，即有助于分析生产力发展过程中要素生产力和协作生产力的互动演化机制。

为便于认清问题，我们先仍以数人抬一重物为案例来剖析二维生产力如何互动演化，以推动生产力的变革和发展。从人手抬重物的生产方式变革到用肩抬的生产方式，显然是由于要素生产力的变革，即人手工具变革到扁担和绳子（当然劳动工具的改变，本身就提高了要素生产力），才导致协作方式的变革，进而提高了协作生产力，例如由过去三人以上协作才能抬起重物的生产力，提高到二人便可抬起同一重物的协作生产力。而协作方式的变革，则会进一步引起生产工具即要素生产力的演进，例如由于抬的协作方式，引起人们对其工具的改进，如由木棍改进为扁担，则会进一步提高要素生产力。协作不仅会引起生产工具的变革，还会引起劳动者的智力和体力即劳动力这一人的要素的生产力提高和改进，例如他将学会如何与其他人相配合的“抬”的技能，而不再是过去单干“举”或“背”的技能。不仅如此，协作还引起分工和专业化，比如专业化用肩抬的技能，从而退化了用手抬的技能。同时，由于协作本身的需要，还会分工和专门化出一个作为生产力要素的管理职能，如前述的喊号子职能，以组织和协调他们的分工与合作，而这又会进一步提高协作生产力。

上述要素生产力和协作生产力的互动演化过程，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分析资本主义协作的三章中，也作了大致相同的论述。下面我们从以下七个方面归纳马克思关于协作生产力和要素生产力的互动演进思想。

1.简单协作导致生产资料的节约和规模扩大，从而提高了作为物的要素的生产力。我们知道，简单协作，就是生产要素和劳动方式不变的条件下，仅仅由于较多的生产要素集中在同一个空间范围内，人们共同劳动而产生的协作。但是，即便如此，由于“同时使用较多的工人，也会在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上引起革命。……一方面……生产资料的交换价值，丝毫不会因为它们的使用价值得到更有效的利用而有所增加。另一方面，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的规模会增大。”[3]（P360-361）由于劳动生产力始终是创造使用价值的能力和力量，因此生产资料的节约，即意味着创造相同的使用价值量，现在仅需要更少的生产资料，所以要素生产力提高了。生产资料的规模增大还会产生规模经济效应即提高其生产力。

2. 简单协作会刺激劳动者的竞争心和好胜心，从而提高作为人的要素的生产力。马克思说：“且不说由于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而产生的新力量……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3]（P362-363）上述两点分析说明，即使简单协作，也会使要素生产力得到提高。

3. 简单协作推进分工和专业化，进而使协作生产力自身获得进一步发展。马克思认为，工场手工业的起点虽然是简单协作，但是很快就会发生分工和专业化的本质转变。他说：“我们的立足点还是简单协作，它在人和物方面的材料都是现成的。但是很快就发生了本质变化”，即专门从事某件产品生产的手工业者，“逐渐地失去了全面地从事原有手工业的习惯和能力。另一方面，他们的片面活动现在取得了一种最适合于狭隘活动范围的形式。”[3]（P373-374）于是，这种分工的优越性就会“渐渐地固定为系统的分工”，“成为特殊工人的专门职能”。所以，工场手工业不仅引进了分工，而且还“进一步发展了分工”。[3]（P375）而我们知道，分工的发展即等价于生产力的发展。

4. 协作导致作为要素生产力的管理职能的产生，而管理有助于提高协作生产力。马克思说：“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即对协作劳动进行“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3]（P367）有专职的对协作劳动进行管理、监督和协调与没有专职管理的协作劳动相比，显然前者的协作生产力比后者更高。所以，马克思接着以一个乐队需要指挥、一个军队需要军官为例证，说明管理职能的分工对提高协作生产力的意义。

5. 分工和专业化导致要素生产力的改进和提高。首先，分工和专业化会促进劳动者技能的改进和完善，从而提高作为人的要素生产力。马克思说：“在局部劳动独立化为一个人的专门职能之后，局部劳动的方法也就完善起来。”因为“经常重复做同一种有限的动作，……就能够从经验中学会消耗最少的力量达到预期的效果。”[3]（P367）这就是说，即使在其他生产要素不变的条件下，由于劳动者改进了工作的方法和技艺，就可提高其劳动生产力。其次，分工和专业化还导致劳动资料的改进和变革，从而提高作为物的要素生产力。马克思认为，“一旦劳动过程的不同操作彼此分离，……过去用于不同目的的工具就必然要发生变化”，即出现“劳动工具的分化和劳动工具的专门化”。[3]（P378）显然，这种分化出来的专门用于特殊项目操作的工具，其生产效能比通用工具的效能更高。不仅如此，正是由于分工和专业化导致的“劳动工具的简化、改进和多样化”，才为大工业机器生产力的产生创造了物质条件[3]（P379），因为，大工业的机器，“大体上还是手工业者和工场手工业工人所使用的那些器具和工具”[3]（P410）。

6. 自然力和自然科学要素生产力为协作生产力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要素生产力的改进和提高导致协作方式的改变，即由劳动力的协作转变为劳动资料的协作，这就把自然力和自然科学作为生产力要素并入生产领域，从而使协作生产力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马克思认为，手工工具一旦被机器代替，人力必然被自然力取代，生产过程中凭经验的协作也必然被自然科学的应用及其劳动资料的协作代替，即“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了”。所以，大工业通过机器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领域，从而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力。[3]（P423-424）

7. 分工导致产业集聚和专业化扩展，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二章分析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时，还专辟一节分析它与社会内部分工的互动关系。马克思认为，社会分工是在自然分工的基础上产生的，即由于“不同的家庭、氏族、公社互相”的产品交换而把这些不同的生产领域“变成社会总生产的多少互相依赖的部门”；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程度，产生了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后者又会进一步推动社会分工的发展，尤其是“随着劳动工具的分化，生产这些工具的行业也日益分化”；而且，“一旦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扩展到某种商品的一个特殊阶段，该商品的各个生产阶段就变成各种独立的行业”。[3]（P390-391）可见，工场内部分工和社会内部分工的这种相互促进，将导致社会分工的专业化及产业发展。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注意到这种分工和专业化的互动过程，将导致产业集聚现象的产生和社会其他领域的分工和专业化发展。他说，“把一定生产部门固定在国家一定地区的地域分工，由于利用各种特点的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出现，获得了新的推动力”；而这种分工不仅“扩展到社会的其他一切领域”，还“为专业化、专门化的发展……奠定基础”。[3]（P392）

上述研究表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一章至第十三章中，为我们勾画了一幅协作生产力和要素生产力相互促进，共生演化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图景。所以，把生产力系统分为要素生产力和协作生产力两个方面，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研究生产力系统自身是如何内在地变革和演进的，而无需求助于外在的生产关系反作用②；而且，马克思本人也是持如此观点的。把生产及其生产力分为两个维度进行研究，还有利于经济学的发展，这是下节将要展开讨论的。

五、二维生产及其生产力理论与经济学的发展

实际上，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就像其他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等人所做工作一样，是包含了现在所谓的“经济科学”几乎所有的内容；即使单从理论经济学来说，虽然它的研究对象或者说主体理论是生产关系，即生产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但马克思也重笔研究了撇开生产关系的生产及其生产力问题。基于此，我们便可以在这里提出一个关于的经济科学发展的重大问题：即对于撇开了生产社会形式的生产及其生产力问题，是否可以从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中独立出来进行研究，以形成一个“纯经济学”的经济学？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第一，毋庸置疑，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或者用现代术语讲，可称为马克思创立的“经济科学”，需要发展。而根据近现代以来知识分工细化的发展规律和路径来说，它需要分立出不同的经济学科群，才能获得更大更广泛的发展，如同现代经济科学的分门别类一样。当然，作为的“经济科学”，其硬核与新古典主义的经济科学的硬核不同，它的硬核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而把生产及其生产力独立出来研究，也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特色，因为生产是经济科学的出发点，而生产力在经济和社会系统中是第一性的因素或子系统。

第二，把撇开了生产关系或社会形式的生产及生产力独立出来研究，难免让人联想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曾批判过的庸俗经济学，因为它们的理论特点就是抽掉了经济范畴特定的生产关系或社会属性。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笔者认为要把马克思批判的“庸俗”内容，与它们可借鉴的、具有科学成份的内容区别开来。由于这里不是专文评价庸俗经济学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因此我们只想说明，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来，庸俗经济学或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要害并不在于它们研究了生产一般，而在于把这种一般当作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或者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范畴当作过去乃至永恒的范畴。

第三，在我国，通常把经济科学分为两大类：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前者是后者的理论基础。理论经济学，在我国是分为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样两个具有不同研究纲领和硬核的学科。如果撇开意识形态关系，这种状况应该说有利于学科之间的竞争。20世纪80年代，可以说是由政治经济学独领，但从90年代以来，政治经济学日渐式微，而西方经济学或新古典范式经济学则流行开来，几为主流，这尤其体现在众多的中青年学者中。如此结局，虽有多种原因，但从经济科学的发展规律来讲，与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不足有显著关系。例如，虽然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是撇开了生产关系的生产，或撇开了社会属性的经济问题，但1960年代以来以其为范式的新制度经济学因重视生产关系及其制度研究而异军突起，这一发展显然弥补了新古典范式经济学即所谓主流经济学的不足。相反，政治经济学仍然固守在传统的所有制范式内发展，这无疑极大地限制了它在经济和社会转型及其制度变迁中的应用，这是其一。其二，从应用经济学来看，可以说基本上是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即所谓的“西方经济学”作为其理论基础的，这或许与应用经济学较多的非生产关系特点有关，如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相反，政治经济学在应用经济学中体现极少，这是因为经济科学中缺少了独立一支的以研究生产和生产力等内容为对象的纯经济学。所以，把纯粹的生产及其生产力独立出来进行专门研究，是理论经济学在当前发展的重大任务。

为此，我们在这里顺便提出，理论经济学三个重大发展方向的课题，即当前它面临三个独立学科的发展：一是传统的以生产关系所有制理论为范式的政治经济学发展；二是以生产关系依赖理论为范式的制度经济学发展③；三是以马克思的生产和生产力理论为范式的“经济学”发展。显然，后者借鉴了现代经济科学中的“纯经济学”的概念和含义，即表明，它是以撇开或抽象了生产关系的、因而是“纯粹”的生产及其生产力为研究对象和内容的经济学。如此一来，“经济学”这一概念，就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广义的，指的经济科学，它包括上述理论经济学的三个分支学科，以及以它们为理论基础的应用经济学；二是狭义的，指的纯经济学，下文即在此意义上使用。

作为一个独立分支学科的经济学发展，我认为可以大胆地借鉴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因为它的许多成果如果剥去了它们把一般当作特殊或把特殊当作一般的外衣，剩下的科学内核是可以为我们所用的。这里不可能详尽而全面地讨论这一问题，只在本文主题的意义上，即马克思的二维生产及其生产力理论上，简要地讨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与增长理论，对于发展经济学的意义。

首先，我们知道，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生产和增长理论中，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理论处于一个核心地位。如果我们把生产函数中的资本要素K看成生产资料要素，那么，它就成了马克思要素生产理论的数学表达。因为生产函数左边的产量Q，即是马克思生产理论中所说的，劳动者借助劳动资料将其活动传达到劳动对象上使其发生预定变化而创造的使用价值量。所以，从数量关系上来说，马克思的要素生产理论所论述的内容，即是生产函数理论。至于生产函数中的技术因素A，与马克思的劳动生产率与使用价值量同比关系的分析是相通的，而马克思所说的影响劳动生产率的“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等因素，即是生产函数中的技术因素。生产函数中的另外两个参数即α和β，我们知道，当二者之和等于1时，表示规模报酬不变，大于1时，表示报酬递增。这种规模报酬不变和增加，实际上就是要素生产力的不变和提高。可见，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理论，是可以借鉴和整合到经济学的生产及其生产力理论中去的。

其次，新古典增长理论与新增长理论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把技术当作外生变量，并假定规模报酬不变，而后者则把技术内生化了，并假定报酬递增。因此，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缺陷，在一定意义上，如同传统的要素生产力理论的缺陷一样，缺少了技术演进即生产力演进的内在机制分析。而新增长理论，撇开其先进的数学工具，更重要的是，它有一个技术内在演进的思想。而这种演进思想，与上述二维生产力理论在一定意义上是相通的，而且笔者还认为，二维生产力理论，对于技术内在演进关系可能会有更好的解释力，或者说，能为其提供一个更佳的微观机制分析框架④。下面我们对新增长理论的核心内容与二维生产力理论的关系作一初步探讨，以说明经济学的发展可以积极地借鉴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成果。

经济增长，首先与生产要素的投入有关，即与劳动和资本或生产资料的要素投入的增加有关。但是，技术是会不断进步的，当技术进步后，增加的要素投入必将提高其生产力。我们知道，新古典增长理论因其外生性而无法解释技术进步的来源。而所谓新增长理论的“新”，就在于把技术进步处理成内生因素，从而揭示了众多影响技术进步和增长的内在因素，如知识外溢、人力资本、研究和开发、收益递增、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干中学等因素，重新阐释了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的跨国差异，为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了一幅全新的图景。下面我们试图用二维生产力理论重新解释上述新增长理论所发展出来的这些关键词。

“人力资本”从要素生产力理论来看，实际就是劳动力要素或人力要素。把它改称为人力资本要素，只不过是强调和突出了要素生产力理论中人力要素所掌握的知识及其智力因素和健康因素对于提高生产力的作用，以及作为微观机制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当把人力因素在资本的角度上来理解时，已含有生产关系即收入分配的因素了，即通过投资改进人力要素的质量而能够带来增值。因此撇开后者，新增长理论中的“人力资本”因素与要素生产力理论强调和突出人力要素的重要性是相通的。

与人力资本因素相关的“知识外溢”和“干中学”两个因素，显然与协作生产有关。因为新增长理论中的外溢“知识”和干中学的“知识”，更多的是默会知识，也就是说，只能是在协作生产过程中通过干而学到的知识和在企业内及一定空间范围的企业之间发生的外溢知识。无论是企业内还是企业外，通过知识外溢和干中学，既可以提高要素生产力如劳动者个人生产力，也可以提高他们之间的协作生产力，从而使收益递增。

按二维生产力理论，分工和专业化一方面会促进要素生产力的完善、改进和变革，另一方面它本身就是协作生产力发展的要义；而前述的人力资本积累和知识外溢及干中学，都与“分工和专业化”有关。因为，分工的深入会促进人力资本积累，进而促进发明、创新以及物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积累；社会分工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促进，包括学校、家庭、厂商对人力资本的直接投入，以及政府、家庭和学校对研究和开发的直接、间接影响；工厂内部的分工则主要通过干中学以及“研究和开发”部门的贡献来促进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积累和改进；分工和专业化基础上的产业集聚，则导致产业之间相互的知识外溢；而资本存量即生产要素积累的提高又会有助于发明和创新的产生。

“收益递增”和“外部效应”均来源于分工和专业化及其规模经济，而这与协作生产及其生产力有关。马克思认为，协作首先源于生产要素在一定空间内的集聚，即使要素本身没有变，单是数量的集聚，就会导致生产力的本质变化，即不仅提高单个要素的生产力，还产生新的协作生产力。这种新的协作生产力，用现代术语表述，即是规模效应和外部效应；而协作生产力与要素生产力之间的互动演进过程，从回报来讲，即是收益递增过程。因此，二维生产力的互动演进过程在收益递增理论看来，就是生产力系统不断自我增强的正反馈过程。

综上所述，研究马克思的生产及其生产力理论，并独立为一门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发展所必需的，更重要的是，它还是经济学在当代分立出多种经济学科群的发展所急需的；而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本着科学的态度，向现代经济科学发展所走过的道路和取得的成果进行学习和借鉴。

注释：

①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经济学这一术语，显然是人们不满足其传统政治经济学较窄的定位，而扩展其研究内容后，借鉴了经济学概念的含义。后文对此有专门的讨论，这里我们暂且将它定义为的理论经济学。

②当然，这并不是否定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而是强调，生产力的发展首先要从自身的内在因素找原因。

③这是笔者在2007年以来就提出来的观点。

④如果把它与生产关系及其制度的互动演化综合在一起，则能提供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范式的新增长理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政治经济学来源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劳动价值论，劳动二重性，非物质劳动论，知识价值论

〔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7）03-0055-07

综观当代西方思想发展史，可以发现，劳动价值论一直是西方学者攻击马克思的一个口实。一些学者直接依据当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转型，比如非物质劳动、知识生产等，就武断地宣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了。面对这股思潮，国内学界已从多个方面作出了正面回应，但有三个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有效澄清：第一，劳动价值论的革命意义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第二，当代资本主义的劳动转型，能否动摇劳动价值论的根基？第三，如何理解知识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的关系？知识价值论能成立吗？如果不从根本上澄清这三个问题，就无法准确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革命意义及当代价值。

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形成过程及其革命意义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明确地和十分有意识地把表现为价值的劳动同表现为产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区分开。” 〔1 〕98而这一工作首先由他“批判地证明” 〔1 〕55，从而提出了劳动二重性理论。那么，马克思作出这一判断的依据是什么？要解答这一问题，就必须回到思想史。

在斯密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已经获得了较为充分的发展，现代意义上的分工和交换已经斩断了人与自然的脐带，人已经不能再孤立地生活在小圈子中靠大自然的恩赐来自给自足了，他必须要依靠别人、依靠交换来维持自己的生计。正是从这一背景出发，斯密认识到不论是从事农业劳动的人还是从事工业和商业劳动的人，都必须要出卖自己的剩余物，依赖别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农业劳动、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在本质上不存在任何差别，它们都是创造财富的劳动。如果说它们之间存在某种差别，那也只是形式上的，是由于分工的不同导致的。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斯密抛开一切劳动的特殊形式，提出了劳动一般理论。劳动一般理论与单纯的经验抽象还存在一定的差异，因为它不是单纯经验归纳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交换王国建构出来的客观事实。因此，劳动一般理论的提出，无疑是政治经济学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开创了一种不同于思辨抽象和经验归纳的科学抽象。但是，如果就此将劳动一般等同于马克思的抽象劳动理论，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在斯密这里，这种抽象尚未达到完全科学的层次，还带有较强的经验主义印记。一方面，他指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 〔2 〕1以此来看，斯密不是将劳动一般理解为交换价值的源泉，而是将其理解为“物质财富或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 〔3 〕453，这既抹杀了自然界的历史作用，也混淆了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在一定程度上又将劳动一般诠释为个体劳动的一种归纳。另一方面，他基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将具体劳动与普遍劳动诠释为个体劳动的两种不同规定。他指出，在商业社会中，每个劳动都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规定，它不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满足他人的需要。因此，在分工和交换的作用下，每个劳动都成了一种对整个社会普遍有效的劳动一般。换言之，单个劳动不仅是一种具体劳动，更是一种普遍劳动。因此，在斯密的视域中，所谓具体劳动和普遍劳动决不是两种不同的劳动，而是同一个劳动的两种不同规定，这样，就把普遍劳动理解为每个劳动固有的属性了。这正是他无法建立科学的劳动二重性理论的原因所在。

斯密的这一思路直接影响了后来的黑格尔。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中的任何个体劳动都可以转化为一种普遍劳动。〔4 〕234他之所以作出这种解读，是与他的哲学逻辑内在一致的。在他看来，绝对精神是一切事物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本体论依据，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不断超越有限，走向无限的过程。在这里，最具迷惑性的是李嘉图。他斩断了斯密劳动价值论的外在尺度（即价值由交换到的劳动量决定），将后者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认为一切商品的价值都是由它所包含的内在劳动量决定的，这似乎提出了一种更加规范、更加科学的抽象劳动。实际上，这只是一种错觉。李嘉图指出：“一切商品，不论是工业制造品、矿产品还是土地产品，规定其交换价值的永远……是不享有这种便利的人进行生产时所必须投入的较大量劳动；也就是由那些要继续在最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生产的人所必须投入的较大量劳动。这里所说的最不利条件，是指所需的产量使人们不得不在其下进行生产的最不利条件。” 〔5 〕60换言之，真正决定商品价值的既不是最有利条件下的劳动量，也不是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而是最不利条件下的最大劳动量。因此，真正决定商品价值的，归根结底，仍是一个直接劳动量。所谓劳动价值论，只不过是说价值最终决定于最大化的直接劳动时间。于是，在李嘉图那里，每个商品的价值似乎都是可以通过经验方式测量出来的，经^这种变形，他也就把价值关系转化为任何一个商品的固有实体了，这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本性的重要表现。因此，当马克思批评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有意识地将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区分开时，是非常准确的；当他断言古典经济学犯了西方形而上学的谬误，恰恰是一针见血的。

综观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可以发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形成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844年前后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开始时期。这一阶段，人本主义逻辑构成了马克思的主导话语体系，而政治经济学则是作为一种外在的批判对象存在的，后者所开创的劳动价值论和社会认识论并没有真正影响马克思。

第二阶段，1845-1849年马克思已经建立了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有意识地借助古典经济学来建构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但在整体范式上，他并没有真正克服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内在缺陷。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采取了一分槎的做法：就工业品而言，商品的价值是由最小劳动量决定的；而就农业品而言，商品的价值是由最大劳动量决定的。〔6 〕183但不论哪种情况，决定商品价值的始终是一个直接劳动量，虽然马克思也提出了“必要劳动时间”范畴，但这里的必要劳动时间，显然不是后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第三阶段，1850-1858年马克思在一些基本理论上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马克思并没有真正克服劳动价值论的理论缺陷，而是试图以此为基础来论证资本主义的崩溃，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大纲》）中得到了明确体现。在这一文本中，马克思明确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将它们统一诠释为商品的二重属性，并结合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提出了几对范畴，比如活劳动与死劳动、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等等。其中，最具相关性的是这对范畴：抽象劳动与特殊劳动。马克思指出：“劳动作为同表现为资本的货币相对立的使用价值，不是这种或那种劳动，而是劳动本身，抽象劳动；同自己的特殊规定性决不相干，但是可以有任何一种规定性……劳动的特殊技巧越来越成为某种抽象的、无差别的东西，而劳动越来越成为纯粹抽象的活动，纯粹形式的活动，或者同样可以说单纯物质的活动，同形式无关的一般意义的活动。” 〔7 〕254-255有的学者依据这段话，认为在《大纲》中马克思已经建立了科学的抽象劳动理论。实际上，这是不准确的。这里马克思想表达的意思是在资本的作用下作为使用价值的劳动，越来越转化为一种无差别的抽象劳动。就类似于斯密所说的，在分工的作用下每个劳动都直接转化为劳动一般。区别只是在于斯密从商品交换入手确认了这种转化机制，而马克思则从资本生产入手阐述了这种转化过程。但他们的意思却是一样的，即不论是“抽象劳动”还是“劳动一般”都是就使用价值而言的，这也是此时马克思将抽象劳动理解为与“作为资本的货币相对立的使用价值”的重要原因。因此，决不能将这里的抽象劳动，简单等同于后来作为价值实体的抽象劳动，因为后者作为交换价值的源泉，从来都不是一种使用价值，更不是肉眼能够看得见的一种实体劳动。换言之，抽象劳动之所以抽象，并不是因为它的技术属性，而是在于它的社会性质。另一个更为根本的依据是此时他把直接劳动视为资本主义财富的唯一源泉，并像李嘉图那样将直接劳动时间视为财富的唯一尺度。 〔3 〕94-95由此得出：随着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不断发展，直接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将会不断下降，一旦它被压缩到某个点，将直接引发资本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崩溃，届时，资本主义就要灭亡了。 〔3 〕101以此来看，此时马克思的整个论述完全是以直接劳动为基础的，这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直接劳动从来都不是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还包括自然界），更不是价值财富的决定性尺度（抽象劳动）；更为重要的是，直接劳动（具体劳动）的下降与否，并不能从根本上颠覆作为价值实体的抽象劳动本身，因而与劳动价值论并不构成内在矛盾关系。这表明，此时马克思并没有克服古典经济学的内在缺陷，更没有建立科学的劳动价值论。

第四阶段，1859年之后马克思劳动二重性理论的建立、完善和成熟时期。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马克思克服了《大纲》的理论缺陷，系统推进了劳动二重性理论。具体表现在：第一，明确提出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范畴。他指出，“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是一种“具体劳动”，而“作为交换价值源泉”的劳动则是“抽象劳动” 〔3 〕428。前者是打上劳动者个人特质的特殊劳动，后者是一种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第二，阐明了抽象劳动的科学内涵，超越了斯密和黑格尔的普遍劳动理论。马克思指出：“表现在交换价值中的劳动可以叫作一般人类劳动。一般人类劳动这个抽象存在于平均劳动中。” 〔3 〕423以此来看，此时他不再把抽象劳动界定为一种“使用价值”，也不再像斯密那样把劳动一般理解为使用价值或物质财富的源泉，而是将其理解为交换价值的实体；更重要的是，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理解思路。如果说在斯密和黑格尔那里，单个劳动借助于交换机制转化为一种普遍劳动，那么，后者能否以个体劳动的形式存在呢？或者说，普遍劳动是个体劳动的简单相加吗？答案是否定的。此时马克思已明确认识到，作为人类无差别的抽象劳动，既不是个体劳动的直接转化，也不是它们的机械相加，而是整个人类劳动在社会生产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一种客观抽象，是扬弃所有个体劳动的一种平均劳动。因此，它在本质上决不是肉眼能够看得见的实体劳动，而是一种只能存在于社会平均劳动中的抽象劳动。以此来看，决不能基于单个劳动来推演抽象劳动，更不能倒过来说，抽象劳动存在于任何一个个体劳动之中，是每个劳动的固有属性，这样就扭曲了抽象劳动的本质内涵，陷入到经验主义的窠臼之中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抽象劳动的形成，无疑实现了对斯密和黑格尔普遍劳动理论的全面超越，是马克思哲学-经济学革命的重要体现。第三，初步提出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理论，超越了李嘉图的直接劳动价值论。既然抽象劳动是一种社会平均劳动，那就意味着决定商品价值的决不是李嘉图所说的最不利条件下的直接劳动量，而只能是社会必要劳动量。“即在当时一般生产条件下生产另一个同样的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3 〕424，从而在根本上全面超越了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第四，从劳动二重性理论出发，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内在缺陷，揭示了财富的真正源泉。此时他不仅不再把直接劳动当作财富的唯一源泉，反而从根本上批判了这一错误观点，将具体劳动和自然界视为物质财富的共同源泉。〔3 〕428-429同样，他也不再把直接劳动视为交换价值的内在尺度，而是将抽象劳动视为“由交换价值构成的那种财富的唯一源泉” 〔3 〕427。后来，这些思想经过进一步概括，成为《资本论》第1卷第1版第一章的核心内容。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第1版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在后来第2版和法文版的修改中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形成的革命意义在于：首先，它彻底斩断了古典经济学的经验主义和黑格尔的思辨抽象方法，将奠基在历史发生学之上的“现实的抽象”推进到更为科学的层次，其本身就是一种方法论革命。其次，它真正奠定了解剖资本主义生理机制的科学基础。如果没有科学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不可能现从价值到货币再到资本逻辑的转变，创立剩余价值理论，更不可能实现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解剖。就此而言，这一理论的形成不仅深化了前期的历史唯物主义，而且也是他后期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石。缺少这一理论作为支撑，马克思不可能实现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以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双重批判。再次，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要终结形而上学。一方面，仅仅批判近代和现代形而上学是不够的，还必须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因为后者本身就是一种隐蔽的形而上学。另一方面，要真正终结形而上学，单纯停留在哲学层面还是不够的，必须深入到这些形而上学得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之中，而劳动价值论就是进入这一基础的入口。最后，劳动价值论在本质上是一种劳动价值批判理论，马克思正是要通过劳动价值论的矛盾发展来扬弃劳动价值论，从而将劳动从价值生产中解放出来，这本身就体现了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和批判性。

二、非物质劳动并不能证伪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可以说，自《资本论》发表以来，西方学者对劳动价值论的批判就没停止过。到了当代西方学界，一个更直接的批判依据就是非物质劳动问题。

法国学者莫里耶・博当（Moulier-Boutang）、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以及以奈格里、维尔诺 （Paolo Virno）、韦塞隆（Carlo Vercellone）、拉扎拉托（Lazzarato）等为代表的意大利自治主义学派指出，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到福特制时代，资本主义劳动过程都是建立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分离之上的。虽然马克思也预测在未来社会一般智力将重新与劳动结合起来，彻底改变劳动的方式及其特质。然而，由于历史条件所限，他并没有充分研究这种新型劳动。基于此，上述学者共同指出，以体力劳动为代表的物质劳动占据了马克思的研究重心，同时也构成了他的劳动价值论的核心基础。在他那里，所谓劳动创造价值，更多的是指物质劳动创造价值。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的劳动方式及其内涵已超越了马克思当年的分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们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一般智力已经不再被束缚在固定资本之中，而是转化为劳动力的内在素养，实现了与劳动的重新融合。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意义上的体力劳动已逐渐被排斥在生产过程之外，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以智力和情感等为代表的“非物质劳动”，它们所生产的不再是一种实体商品，而是以信息和知识等为代表的非物质性的商品。因此，如果说马克思当年从物质劳动出发，将资产阶级社会界定为工业资本主义，那么，今天如何定位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呢？还能固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吗？他们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当代资本主义非物质劳动的发展，已充分证明物质劳动已不再是价值的源泉，“资本和资本的积累规律……推动了知识的积累过程，并使劳动不再是价值的来源，劳动时间也不再是衡量价值的手段。结果呢，交换价值也不再是衡量使用价值的尺度……换句话说，面对着知识的涌现，马克思关于价值的理论再也站不住脚了。” 〔8 〕162用博当的话来说，即今天的价值创造不再根源于传统的物质劳动了，而是来源于智力、发明和创造性劳动。〔9 〕55非物质劳动霸权的确立，宣告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破产。因此，要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特质，就必须抛弃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从非物质劳动入手，来分析当代劳动的根本特征。也是在此基础上，博当提出了“认知资本主义”范式，哈特、奈格里提出了“帝国”理论，而里夫金突出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设想。他们共同指出，在这里，传统意义上的体力劳动和工人阶级将逐步走向消亡。〔10 〕XXIII于是，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所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也将随之失效。也是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自己的抗争策略，即通过非物质劳动之间的合作，逐步实现对资本的反判，进而实现大众的最终解放。

那么，如何理解非物质劳动与劳动价值论的关系？或者说，前者能够实现对后者的证伪吗？这一思潮的重要贡献在于，看到了当代资本主义劳动方式的转型，并重点分析了以智力、知识、创新等为代表的新型劳动形式。然而，他们并没有由此进一步丰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而是走向了反面，以非物质劳动为依据，彻底否认了劳动价值论。综观整个理论逻辑，可以发现，他们最致命的缺陷在于根本不理解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理论，从而将财富创造和价值生产混淆了起来。〔8 〕160

首先，混淆了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在马克思看来，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是具体劳动，而形成价值的劳动则是抽象劳动。从这个角度而言，体力劳动和物质劳动，作为一种具体劳动，并不创造任何价值，它们只能与自然结合，创造物质财富或使用价值。而所谓劳动价值论指的是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后者是人类总体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在社会关系中所建构出来的一种无差别的一般劳动。因此，当他们断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以物质劳动和体力劳动为基础时，本身就是错误的。

其次，非物质劳动并不能改变劳动力商品的存在。马克思指出，所谓劳动力是人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虽然传统意义上的体力劳动逐渐被排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之外，以智力和情感劳动为代表的非物质劳动逐渐占据主导，但这只是意味着劳动力内在素养的转型，不论哪种劳动类型占据主导，并不能真正改变劳动者作为劳动力商品存在的客观属性。就此而言，所谓从物质劳动到非物质劳动的转型，只不过是当代资本主义资本积累对劳动力标准提升的一种外在结果，在本质上并不危及劳动力商品本身，后者依然是资本得以存在并实现自我增殖的根本前提。

再次，非物质劳动只是一种具体劳动，并不形成价值。在他们看来，今天，非物质劳动已经取代物质劳动，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导霸权，由此断言价值的创造不再来源于传统劳动，而是来源于智力、发明和创造。实际上，这一判断也是有问题的。与物质劳动一样，非物质劳动在本质上也只是一种具体劳动，它所创造出来的东西，只能是一种具体的财富，如知识、信息等，后者作为一种使用价值，像其他物质财富一样，是人类共有的。在这种财富未被价值关系渗透之前，它只是一种使用价值，根本不具有交换价值，更不是所谓的商品，因此，它绝不可能成为价值的源泉。只有当这种使用价值成为经济关系的承担者时，这种财富才有可能具有价值属性，成为商品，而生产这种财富的具体劳动（非物质劳动），才有可能在社会关系中转化为无差别的抽象劳动。一旦到了这一步，不论是物质劳动还是非物质劳动，所有一切特质全部消失，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 〔1 〕51。在这种情况下，价值的实体只能是抽象劳动，而绝不是非物质劳动本身。

最后，非物质劳动的发展并不能直接颠覆劳动价值论。他们认为，随着非物质劳动合作关系的不断深化，它能自动地逃离资本的控制，这种意愿本身是好的，但也透露出一种天真和幼稚。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就曾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深刻地指出，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资本必然会把非物质劳动纳入到自己的统治之下，将其转化为剩余价值的生产形式：不论是物质劳动还是非物质劳动，只要它生产剩余价值，就已经深深打上了资本的烙印。 〔11 〕443就此而言，单纯通过非物质劳动的合作，而不去改变既有的资本关系，能使劳动摆脱交换价值（抽象劳动）的控制，回归一般性的使用价值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三、对知识价值论的反思

综观国内外学界，可以发现，知识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的关系问题，并不是什么新鲜话题。在这一问题上，一些学者认为，知识价值论是对劳动价值论的代替和证伪。而大部分学者则认为，知识价值论是对劳动价值论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如何回应这一问题，就显得尤为必要。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劳动价值论本身的有效性，而且也直接关系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整个合法性。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物的生产有两种形式：一是劳动产品的生产，在这里，物只是一种使用价值和物质财富，没有任何价值；二是商品的生产，此时，物不仅具有使用价值，而且也具有价值。同样，知识生产也有两种类型：一是仅仅作为使用价值的生产，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只是一种产品和财富，本身不具有任何价值；二是作为商品的生产，此时，知识既具有使用价值，也具有价值，而前者则是后者的关系载体。如果说物的使用价值是一种看得见的实体，是一种有形的物质财富，那么，知识的使用价值则是一种看不见的有用性，是一种无形的财富。以此来看，在第一种情况下，所谓知识价值论完全是一个非法的概念，因为它本身既不是价值，更不能创造价值。

但是，一旦这种知识为资本所利用，它也就不再是单纯的使用价值，而是成为价值关系的载体了，从而具有了一定的经济规定性。就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科学根本不费资本家‘分文’，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去利用科学。资本像吞并他人的劳动一样，吞并‘他人的’科学。但是，对科学或物质财富的‘资本主义的’占有和‘个人的’占有，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 〔1 〕444后者只是一种单纯的使用价值占有，并不具有经济属性；而前者则不同，资本吞并他人科学的目的，是为了更大限度地攫取利润。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和科学也就被吸纳到资本之中，成为剩余价值生产的工具。而资本对科学的吸纳，则大大提高了资本生产力，这就意味着在同样的时间内，会生产出更多的使用价值。由于竞争的存在，这种生产力会被社会普遍采用，这样就缩短了“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需的劳动时间”，从而缩短了“再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 〔1 〕366，延长了剩余劳动时间，使剩余价值得以增加。马克思把这种剩余价值生产形式称为相对剩余价值。以此来看，在这种情况下，科学知识只是提高生产力和剩余价值率的有力工具，但它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就此而言，在这种情况下，知识价值论也是一个不成立的概念。

也正是看到科学知识在剩余价值生产中的作用，马克思曾预测，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价值，资本必然会大力追求科学和一般智力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发明就将成为一种职业” 〔3 〕99。但由于当时社会条件所限，马克思并没有认真研究资本对整个知识生产过程的渗透，而只是考察了它对科学的“利用”和“吸纳”过程。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资本主义生产在这个领域中的所有这些表现，同整个生产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可以完全置之不理。” 〔11 〕443然而，到了20世纪80-90年代，知识在整个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也是在此背景下，世界经合组织于1996年提出了一种不同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新模式，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模式，一时间知识经济成为最引人瞩目的话题。至此，各种知识价值论也开始粉墨登场了，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危机。在知识经济的浪潮中，知识生产开始出现产业化转向，资本不再满足于对既有科学知识的吸纳和利用，而是将自己的触角延伸到整个知识生产的全过程。在此背景下，第二种类型的知识生产，即作为商品的知识生产，开始大规模地登上历史舞_，成为全球范围内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于是，原本作为使用价值的知识，在资本的作用下也逐渐被产权化，成为一种财产关系。

那么，如何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作为商品的知识生产呢？资本要完成这个生产过程，就必须在市场上找到“这样一种独特的商品，这就是劳动能力或劳动力”，它是指“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1 〕195由于知识本身具有特殊性，因此，要达到知识生产的要求，劳动力就必须具备较高的智力和综合素养，包括相关的知识储备、技能和能力等等。因此，与以前的体力劳动或简单劳动相比，这种劳动是一种“比社会的平均劳动较高级、较复杂的劳动，是这样一种劳动力的表现，这种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 〔1 〕230。因此，从直接形式来看，知识生产过程自然不同于以往的物质生产过程，表现为个人或团队协作的复杂劳动。从这个角度看，意大利自治主义学派提出“非物质劳动”范畴是有其合理性的，后者的确是一种新型的、特殊的具体劳动。然而，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对于价值增殖过程来说，资本家占有的劳动是简单的、社会的平均劳动，还是较复杂的、比重较高的劳动，是毫无关系的。” 〔1 〕230换言之，不论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都会转化为去除一切质性规定的、无差别的抽象劳动，成为价值生产和价值增殖的本质体现。就此而言，作为知识-商品，它的价值也绝不取决于这种高级的、复杂的智力劳动本身，而是像其他商品一样，最终取决于直接劳动背后的劳动一般。也正是在劳动过程中，新型劳动力一方面生产出一个具有更高使用价值的无形产品，同时也生产出一个具有价值属性的商品，甚至是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资本。然而，它的产权并不属于它的生产者，而是资本家或公司集团，而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也不可能落入劳动者的口袋，而是被资本或公司无偿地霸占了。这种现象在微软和苹果等公司的发展中得到了明确印证。这表明：

第一，即使在当代资本主义的知识生产中，创造价值的依然是劳动力，价值的实体依然是抽象劳动，而不是知识本身。就此而言，所谓知识价值论依然不能成立。就算这种知识商品出售出去了，它也只可能有三种情况：（1）转化为一般性的使用价值；（2）对象化到固定资本中；（3）转化为劳动力的内在素养。根据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不论哪种情况，知识都不是价值的源泉。

第二，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知识生产已成为资本全面殖民的新领地，它催生了一种更加恐怖的统治形式，即不仅工人的肉体，而且还包括他的智力、精神乃至整个生命都已沦为资本的统治对象了。从这个角度而言，福柯的生命政治学批判，哈特、奈格里的生命权力批判（生命政治学）是有重要理论贡献的。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马克思的资本权力批判理论。然而，他们的错误在于，力图用生命政治学批判来代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脱离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生命政治学批判只能沦为一种伦理主义的主体政治学，哈特、奈格里就是典型例证。

第三，从根本上证明了当代西方人力资本理论完全是一种庸俗理论。它不仅掩盖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剥削关系，而且还本末倒置，把作为资本剥削对象的劳动者称为人力资本的所有者，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谎言啊！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如果知识只是作为产品存在，那它只具有使用价值，没有任何价值，自然也不会创造价值；（2）如果知识被资本所吸纳，它就具有了一定的经济属性，转化为提高生产力和剩余价值率的重要手段，但它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劳动力依然是价值的源泉；（3）如果知识一开始就是作为商品进行生产的，那么生产所需要的知识和智力等因素已经内化为劳动力的属性，后者构成了知识商品的价值来源，而不是知识本身。以此来看，知识价值论完全混淆了价值与财富的区别，将知识财富论等同于知识价值论。根据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理论，可以看出，所谓知识价值论本身就是一种知识拜物教，它根本不可能代替劳动价值论，成为价值的实体和最终来源。在这方面，罗纳德・米克的判断依然是正确的：“劳动价值学说不仅在马克思时代是真正的科学，就是在今天来讲也是真正的科学。” 〔12 〕4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1.

〔2〕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 郭大力，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8.

〔4〕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5〕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1卷〔M〕.郭大力，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8.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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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Yann Moulier-Boutang. Cognitive Capitalism〔M〕. Cambridge：Polity Press，2012.

〔10〕杰里米・里夫金. 第三次工I革命〔M〕.张体伟，等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政治经济学来源范文第4篇

［关键词］资产；企业资产；经济学分析

资产作为会计六要素之最基础的要素，其定义一度引起会计理论界和实践界的极大关注，至今形成了多种观点，如经济资源观、未来经济利益观等。但我们注意到，资产概念并不限于会计领域。在宏观经济学中，资产市场常与商品市场相提并论；在微观经济学尤其是其分支学科投资学中，最优资产组合理论、资产市场均衡、资产定价理论颇为盛行；在制度经济学中，在谈及所有权时常常提到资产；即便在古典经济学中，我们也经常遇到资本资产概念。那么，经济学中的资产与会计学中的资产一样吗？

对于这一问题，不少学者曾经给予关注。但最近的文献，则是葛家澍教授(2005)对资产定义、本质和特征的阐述。［1］然而，该文的阐述遵循的是如下逻辑：资本资源资产，即：“任何企业都需要资本”，“资本投入企业意味着资源同时流入企业”，“进入企业归企业支配运用的资源就是企业的资产”。这又向我们提出了如下问题：企业资产以资本为前提吗？

如葛教授所言：“不联系经济学来考察会计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资产，显然是捕捉不到资产的来源及其本质的”。我们试图遵循他所指出的方向，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资产和企业资产进行解释，同时涉及的重要概念还有资源、资本和企业资本。

一、资产及其形态

我们的分析始于个人的需要及其满足。考察由多个人组成的经济，我们将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一切东西，称为资源。在所有的资源中，有的是稀缺的，有的则是不稀缺的。如果资源是稀缺的，那么与其相关的权利必将被安排给某个人或某些人；如果资源是不稀缺的，则人人均可获得对该资源的权利。

在此基础上，我们引进康芒斯的思想，将有用的、稀缺的、具有权利归属的从而为某个或某些经济主体所拥有或控制的资源，称为资产。［2］（297-306)资产的相关权利，称为产权，或财产权(Property Rights)。这里，资产具有如下特征：(1)有用性；(2)稀缺性；(3)具有产权归属。在前两个意义上，我们所定义的资产与瓦尔拉斯所定义的社会财富具有相同的内涵。［3］(47)

那么，对于经济中的任何个人i，他究竟可以拥有哪些资产呢(见表1)？其资产具有哪些形态呢？显然，i作为一种能动性的动物，其自身构成i所拥有的一种资产，我们将其称为i的人力资产；在i拥有自身的人力资产之外，他还拥有其他自身之外的资产，称为i的非人力资产。对于人力资产，古典经济学的经典解释是指i的劳动力。对于非人力资产，我们首先按照有无实物形态标准来划分，将其分为实物(Physical)资产和虚拟(Fictitious)资产，后者是指经济主体所拥有的没有实物形态的非人力资产，主要划分为金融(Financial)资产和无形(Intangible)资产。金融资产一般划分为货币性金融资产和非货币性金融资产，无形资产包括专利权、非专利技术、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特许权等。在资产形态上，我们的划分逻辑与瓦尔拉斯对社会财富的划分逻辑基本一致。［3］（211-219)

上述讨论是在个人意义上进行的。这暗含着如下含义：个人也有资产，资产并不是非要跟企业联系在一起。但在会计学中，资产仅指企业资产，因为会计一般是指企业会计，会计中的资产也就仅指企业资产。但上述基于个人的分析逻辑可以容易的扩展到企业问题。

仿照个人资产的定义，我们将企业资产定义如下：企业资产是指有用的、稀缺的、产权由企业拥有的资源。企业资产的特征也可表述为：(1)有用性；(2)稀缺性；(3)产权属于企业。比较一下我国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中的资产定义：“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区别何在呢？“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这个定语其实无需强调；“由企业所拥有或控制”强调的是产权，这点和我们的定义是一致的；我们的企业资产概念不是强调“预期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而是强调“有用性”，但事实上，二者是等价的，后者常常意味着前者。

但如果说个人资产的存在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需要的话，那么企业资产得以存在的原因又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追问企业是什么。这正是新制度主义企业理论中的企业本质问题。然而，鉴于学者们至今在企业本质上仍未取得一致意见，我们不拟讨论过多。我们只需要注意到如下事实即可。

首先，企业是一个分工合作组织，它的存在，是为了创造并实现他人所需要的价值，并从中获取各种剩余，然后参与企业的各个人从企业剩余中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其次，企业创造并实现他人所需要的价值的过程，是一个劳动过程。在马克思理论［4］（201-202)基础上，我们可将任何纯粹的、独立的个人劳动过程的基本要素概括为：劳动者、劳动权利、劳动场所、劳动知识、活动（即劳动本身）、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用我们关于资产的定义，其中的劳动者构成了企业的人力资产；而劳动权利、劳动场所、劳动知识、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则构成了企业的非人力资产。

最后，为了获得分工合作剩余，企业必须要求多个人力资产的联合劳动，这又导致多种非人力资产的联合投入。于是，企业作为一个分工合作组织，客观上需要人力资产和非人力资产的联合投入，这正是企业资产得以存在的原因。

那么企业的资产又来自何处呢？假设经济是一个私人经济，最初的资产都由个人所拥有，那么企业最初的资产也只能由个人资产而来。关键的问题在于，个人资产如何进入企业？这正是公司财务学中融资途径的内容。根据现有融资理论，融资途径首先划分为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外部融资又划分为权益融资和负债融资。但是，传统的公司财务学往往假设企业已经存在，并且往往将企业限制在上市公司范围内，使得企业融资的途径一般限于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然而，企业并非先天存在的，其产生总是由企业家来推动，因此企业家是企业契约的中心签约人，是企业分析的逻辑起点。下面我们从企业家的角度来分析企业资产的来源及其形态。

如果企业家的自有财富足够充裕，即超过投资和经营的需要，那么企业家完全不需要资本市场，仅靠内部融资。此时，企业家同时是资本家，所建立的企业属于个人独资制企业。但如果企业家的自有财富不足以支撑企业的初始投资和经营，那么他必须引入外部融资。按照财务学，外部融资有两种方式：权益融资和负债融资。如果采取权益融资，那么企业形态为合伙制或公司制。根据我国个人独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和公司法，企业家、合伙人或股东的出资包括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形态，这些资产直接构成初始的企业资产(见表2)。

伴随着这些资产的进入，企业设立。但在企业设立之后的经济活动导致企业资产的产生途径增加，例如企业的研发所获得的专利权，增加了企业的无形资产；企业自行建造厂房，增加了企业的固定资产；企业资产在企业内部的转换减少了这个资产但增加了那个资产；等等。而且，企业设立之后的企业资产的形态也更加多样化。如果说企业设立时出资人投入的资产具有与个人资产完全相同的形态，那么企业设立后的活动则逐渐导致企业资产具有了不同的形态。

我们根据企业的一般资产负债表的资产项目与个人资产内容进行比较。(1)人力资产是企业资产负债表不曾有的。可以说，会计理论中的企业资产其实仅涉及非人力资产。（2）企业存货和固定资产均属于实物资产。（3）企业现金、银行存款、其他货币资金均属于金融资产，应收账项是企业的一种债权，从而也属于一种金融资产。不过为了与通常观念中的金融资产相区别，我们将应收账项称为准金融资产。（4）企业无形资产如特许经营权、土地使用权、专利权等，与个人无形资产无异。但会计学由于对货币计量、可控制性等的要求，认为缩小了企业无形资产的内容。例如企业所形成的网络关系、顾客忠诚度等，管理学承认它们属于无形资产，但企业会计准则未承认。（5）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其实是企业实物资产、金融资产和无形资产的转化形式，因此，可以还原为各项实物资产、金融资产和无形资产。（6）最后是资产负债表中的如下项目：待摊费用、长期待摊费用、递延税项、坏账准备、存货跌价准备、短期投资跌价准备、长期投资减值准备、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在建工程减值准备、无形资产减值准备。这些项目在会计学研究中通称为经营性虚拟资产，这些资产不属于实物资产、金融资产和无形资产，但属于一种虚拟资产。

经过上述处理，企业资产与个人资产在非人力资产形态方面取得完全一致，但各形态下的具体内容则存在差别。

二、资产与企业资产的所有权问题

在上文论述中，尽管我们曾经多处提到与资产相关的权利，但我们都仅仅将其称为产权，例如我们说个人资产的产权归个人所有，企业资产的产权归企业所有。我们并没有提到所有权。这并非没有原因，下文将进行分析。鉴于我国现行会计制度尚未包括人力资产，我们暂且忽略人力资产的产权问题。

我国的法律传统以成文法见长。自清末光绪变法后，法国法、德国法、日本法对我国民法影响甚深。解放后对日本、中国台湾地区民法的学习，使得我国民法典沿袭的是成文法的大陆法系尤其是德国法系，而与普通法的英美法系相去甚远。而在大陆法系中，物权法和债权法成为民法的中心，所有权则降为物权法的中心。由于我国的物权法草案主要借鉴德国物权法，而在德国物权法中，所有权的客体仅为有体物，即实物资产；至于金融资产和无形资产，均不能称所有权，因为，金融资产和无形资产本身是一种权利，如果对其使用所有权，则必将导致“所有权的所有权”这类悖论。按照成文法习惯，无形资产的产权被划分为著作权、专利权、土地经营权等具体权利，而金融资产的产权仅划分为两种：股票的产权称为股权，将债券、银行存款、现金等均属于债权。

将上述原理首先于应用于个人资产，则由于个人资产的形态远不止实物资产，因此我们难以用所有权来概括个人对其所有资产的权利，较为全面的称谓只能是“产权”或“财产权”。上述原理同样适用于企业资产。由于企业资产包括一系列的资产，因此，我们同样不能笼统的使用“企业所有权”或“公司所有权”，较为合理的提法应该是“企业财产权”或“公司财产权”。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如果企业是公司制，那么各国包括我国都承认公司法人财产权与投资者财产权相分离，投资者（股东和债权人）对于其投入公司中的资产，将不能再主张所有权、知识产权等，转而主张股权或债权。

在对资产和企业资产进行了上述解释之后，我们现在要遵循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对与资产密切相关的资本概念进行定义。

所谓资本，是指通过人类劳动生产出来的、用于价值增值过程的资产。这里，我们强调如下三点：

（1）定语“通过人类劳动生产出来的”排除了土地等自然赠与的资源，同时也排除了将人自身视为资本，这点为大部分古典经济学者所坚持并为新古典经济学所继承，例如马歇尔将土地、资本、劳动和企业家能力视为生产的四大要素，而不是将土地归入资本。但例外的是瓦尔拉斯、［3］(211-219)萨伊，［5］(375)他们将人本身视为资本。然而我们并不赞同他们的观点，同样也不赞同现在管理学中广泛使用的人力资本概念，其原因正如庞巴维克所批判的那样：这将混淆经济学传统所久已确立的资本和劳动的对立关系。［6］

（2）定语“用于价值增值过程的”排除了一般用途的资产，即如果资产不用于价值增值，则该资产不属于资本。在价值增值上，斯密、［7］（254)瓦尔拉斯、［4］（214)马歇尔［8］（91)强调的是获取收入；庞巴维克强调的是获利（广义资本）或生产（狭义资本）；［6］拉姆赛、［9］(9-10)西尼尔、［10］(94)穆勒、［11］(72)汤普逊［12］（143)等则强调财富的生产和再生产；而马克思则强调剩余价值的创造。（3）资本属于一种资产，更准确地说是属于一种非人力资产。

这样，资产和资本的本质都是稀缺的、有用的、具有产权归属的资源，二者的区别在于，资产是针对由稀缺性而引起的产权归属而言的，而资本则是针对资产的使用用途或使用目的而言的。［11］（74)

基于相同的逻辑，我们可以将企业资本定义如下：企业资本是企业资产中用于价值增值的那部分资产。

三、与葛文结论的比较――与葛教授商榷

至此，我们试图将上文的结论和葛家澍(2005)（以下简称葛文）中的一些观点进行比较，希望能和葛教授商榷。

（1）葛文认为资本与资产之间的关系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但我们的观点与之相反。具有产权归属的资源才属于资产，而产权归属是一种生产关系；而资本所度量的则是投入价值增值过程中的资产，资本积累越多，一般意味着生产力水平越高，例如发展经济学经常将“资本深化(Capital Deepening)”视为一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表现。因此，资本与资产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这种理解有助于我们澄清如下问题。第一，在投资学中著名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中，“资本资产”的字面含义是指什么？按照我们的解释，这里的“资本资产”，是指作为资本的资产，或指投入价值增值过程中的资产。第二，所谓资本市场，是指什么？金融学倾向于将金融市场划分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前者适用于短期，后者适用于长期。但我们的分析表明，资本的定义与资产期限无关，仅与资产的使用目的有关。更符合经济学传统的解释是：资本市场是经济主体获取资本的市场。

（2）葛文在引入企业资产时的一个先验前提是：“任何企业都需要资本”，“有了资本的投入，才使企业得以形成”，而“资本投入企业意味着资源同时流入企业”，“进入企业归企业支配运用的资源就是企业的资产”，其逻辑表现为：资本资源企业资产。但在我们看来，资源先于个人资产而存在，资产先于资本而存在，个人资产先于企业资产而存在，企业资产先于企业资本而存在，其逻辑关系为：资源个人资产企业资产企业资本。

（3）葛文认为“资产＝资本（产权）这一恒等式如影之随行”。但我们认为，资本属于一项源于人类劳动的、用于价值增值过程的非人力资产，而资产则不仅包括所有的非人力资产，而且包括人力资产。因此，在经济学意义上，该恒等式并不成立。在会计学上，由于企业资产尚未包括人力资产，并且一般假设所有的企业资产都用于价值增值，此时该恒等式才成立。但严格说来，企业中闲置的资产并不属于资本，此时企业资本小于企业资产。

（4）葛文倾向于从资产负债表的右边项来理解企业资本，甚至有时其企业资本仅指所有者权益。但根据我们的解释，企业资本应该从资产负债表的左边项来理解。至于资产负债表的右边项，它通常表示资产和资本的来源。如果企业通过这些来源获取的资产全部表现为资本，则这些来源不管是权益部分，还是负债部分，也都将属于资本，分别称为权益资本和负债资本。也只有如此理解企业资产和企业资本，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公司财务学中的两个重要概念“资本成本”和“资本结构”中的“资本”既包括权益也包括负债。

（5）葛文认为，借记现金、贷记所有者权益的会计分录表明：“归企业支配的现金和其他形态的资产，其所有权（产权）仍然是投资人的，而不是企业的。”但我们的分析表明，如果企业家设立的企业是公司制企业，则由于法律赋予了公司法人以独立的地位，股东对投入的财产权不能主张所有权，只能主张股权，只有公司法人才可主张所有权（严格地说是财产权），这正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所一直坚持的公司财产权与投资者财产权“两权分离”。也只有实现这种“两权分离”，我们才能理解公司法中的“揭开公司面纱”或“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只在企业为非法人时，此时企业权益投资者往往承担无限责任，投资者财产与企业财产才没有分离，权益投资者对于投入企业的财产才仍然拥有所有权（严格地说是财产权）。

四、结 论

本文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资产和企业资产进行分析。我们认为，资产是指有用的、稀缺的、具有产权归属的资源，其特征为有用性、稀缺性、具有产权归属；其形态包括人力资产和非人力资产；企业资产是指有用的、稀缺的、产权由企业拥有的资源，广义的企业资产的形态也包括人力资产和非人力资产；企业资产所有权概念并不全面，更全面的称谓应该是企业财产权或企业产权；对于公司制企业，企业资产产权由公司法人所有，股东不能主张所有权只能主张股权；资本是指通过人类劳动生产出来的、用于价值增值过程的资产；而企业资本则是企业资产中用于价值增值的那部分资产。我们还就一些问题与葛家澍教授的观点进行比较，希望能和葛教授商榷。

不过，正如葛教授所指出的，“究竟什么是资产的本质？怎样定义资产？这是从20世纪初以来，一直有不同看法，迄今仍须推敲的一个会计理论问题。”我们想补充一点：这不仅是会计理论问题，也是经济理论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1］ 葛家澍．资产概念的本质、定义与特征［J］．经济学动态，2005（5）．

［2］ ［美］康芒斯著，于树生译．制度经济学（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3］ ［法］莱昂•瓦尔拉斯著，蒋受百译．纯粹经济学要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4］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5］ ［法］萨伊著，陈福生，陈振骅译．政治经济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6］ ［奥］庞巴维克著，陈端译．资本实证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7］ ［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富论（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8］ ［英］马歇尔著，朱志泰译．经济学原理（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9］ ［英］乔治•拉姆赛著，李任初译．论财富的分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0］ ［英］西尼尔著，蒋受百译．政治经济学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11］ ［英］约翰•穆勒著，赵荣潜等译．政治经济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12］［英］威廉•汤普逊著，何慕李译．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An Economics Analysis on Assets and Assets of the Fi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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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来源范文第5篇

外语政治是基础

外交学，顾名思义，是一门研究对外交往的学科。关于外交，我们并不陌生，甚至在中国近现代史中也学习过不少外交案例和手段。比如总理的“”，美国的“胡萝卜加大棒”，俾斯麦的“铁血政策”等等。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程的加速，国家对外交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外交学专业的设置正是为适应国家对外开放的进程，为各级党政部门、跨国企业培养从事外交和外事工作的专业干部、从事对外交往和国际公共关系的高级人才及高等学校和科研机关从事外事教学和研究的专门人才。

在大学里，外交学专业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专业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两个专业在政治学、国际关系史、国际政治经济学等专业基础课上有相交之处。总的来说，国际政治学是外交学的基础。但两者也有明显的区别：国际政治学倾向于理论，外交学注重实践；国际政治学侧重于分析世界政治走势，而外交学侧重于研究中国外交决策等，后者具有强烈的应用性和实践性。简单地说，外交学专业的毕业生将来亲临一线，参加外交活动的机会要更多一些。

相对而言，外交学的专业英语比国际政治专业的要求更高，且外交官是“文职”，要有很高的政治素质和敏感性，因此出色的笔译和口译能力以及对中国的国内政治外交政策熟练翻译的能力是必备的素质之一。一名外交家虽不可能掌握所有国家的语言，但在英语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环境中，英语对于外交专业的学生来说无疑是最起码的基本功。所以有意向报考外交专业的学生，如果中学期间没有打好扎实的英语基础，大学期间学习是比较吃力的。因为在很多高校，外交专业的学生大学四年的学习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课程都是英文课程。而对于一些本科学各种外语的有志于从事外交事业的学生而言，研究生阶段再进行外交学方向的深造也是颇占优势的。

综合素质“练出来”

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系主任金正昆教授曾经在课上说：“大学期间要学会三样东西――做人、做事、做学问，在这三样事情中，最容易学的是做学问，这是做学生的本分，而最难学的是学做人，不会做人，就没有做事的机会。”这一席话，精辟而朴实，值得与即将步入大学殿堂的学子共勉。

一名成功的外交家，不仅要有扎实的外语和政治基础，还要有良好的形象、气质和语言表达能力，在此基础上，外交工作者还要有灵活机智的应变能力。我们课上常会通过身份假设来进行教学。例如，假设你要陪同世界著名经济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去逛雍和宫，此时你该与他谈论什么问题呢？如果你认为外国人都爱谈天气，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天气是外国人用来消除尴尬的话题，一谈天气就有敷衍之嫌，反而会拉远距离，也显得你生涩。那么介绍一下雍和宫呢？很抱歉，这个选择也不合适。谨记不要给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讲历史典故，做科普“扫盲”。有人也会摆出东道主的姿态问“您来过北京吗”，这个也是不太合适的，即使他真的没来过，或从偏远的地方到来。不过外交也没有想象得这么神秘，外交就是沟通。最好的方式也就是聊对方感兴趣的问题或者擅长的问题，最好的姿态则是“请教”。而了解对方和自己习惯的差异性也是沟通是否成功的关键，如中国人喜好“明是非”，而外国人则偏于“断利害”（这是否对我有利）。

可这种娴熟而游刃有余的处理方式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学得的。不要排斥笨办法，不要认为随机应变、灵活处理就可以忽视规律。对于脑子思路不是十分清楚的人，将自己总结的东西写下来、理顺是最好的方式。甚至对着镜子，反复练习也可以，大多数外交家的仪态都是这么练习出来的。

在我国大部分高校，外交学专业学生的课程都是分为理论和实践课两部分，相对于理论课的枯燥乏味，实践课更受同学们青睐。在实践教学中，很多高校倾向于培养学生的外交手段、外交技巧、外交礼仪和规范等能力。每年北大、人大、外院、北外这类知名高校都会为外交学专业的学生提供很多出国留学、交流、实习等机会，而每年都举办的国际性赛事如全美大学生模拟联合国比赛、牛津大学模拟联合国比赛、全球华语辩论赛、全国大学生英语演讲精英赛等都是外交学子展示自我、广交朋友的舞台。

准入门槛高的新兴专业

外交专业不仅是一个对学生综合素质要求非常高的专业，同时对学生的准入门槛也很高。由于将来工作的特殊性，很多高校的招生简章中，会对学生有特别的要求，还拿外交学院为例，不仅每年的高考分数线都在600分以上、外语成绩作为优先考虑指标外，还明确要求考生要五官端正、面部无明显疤痕、口齿清楚、身体无残疾、无传染性疾病，原则上男生身高1.70米以上，女生身高1.60米以上。

由于外交学专业是一个新兴的专业，所以我国目前开设这一专业的高校并不是很多，其中以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最为著名。北大综合实力最强，雄厚的师资和活跃的社团以及得天独厚的国际影响力和对外交流机会是其优势。人大是最早开设外交学专业的高校，学术根基牢固，学生的政治素质、礼仪修养、外语水平等都较强。外交学院被誉为“外交人员预备学校”，于提前批录取，分数较高，考取难度较大。北外则是“外交官的摇篮”，其“杀手锏”自然是门类齐全、水平一流的各语种专门人才。

除以上四所高校外，我国开设这一专业的高校还有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南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和厦门大学，从名气到实力都是响当当的，不过录取分数都较高。

外交之外的广阔天地

对于想学习外交学专业的同学来说，心里一定有一个美丽的梦想，那就是有一天能站在国际的舞台上，用流利的语言和不凡的智慧处理外交事务，做一名出色的外交家。

外交学专业的主要就业方向是涉外工作领域。外交部当然是大家梦寐以求的，但不是所有学生都能去外交部，而外交部也不只接受外交学毕业生，如国际政治专业、国际关系专业、小语种专业等都有可能进入。而外交部下设的办公厅、政策研究室、翻译室等分支机构每年也都会吸纳一批外交学人才。外交代表机会如大使馆、领事馆、公使馆和各代办处等机关也是去处之一。如果再继续研究生的深造之后，进入这些机关的几率大约可以达到30%。

对于外交学专业的同学来说，就业也并不是“华山一条道”，由于在校期间学习的课程和经过四年锻炼出来的综合素养，所以这一专业的毕业生即使进不了外交机构，也不会找不到工作。比如一些新闻单位就非常喜欢外交学专业的毕业生，外贸行业也比较青睐这一专业的学生，一些培训外事教育的教育机构也很愿意招收外交专业的毕业生担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