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人口流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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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人口流动趋势范文第1篇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4.06.002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Aging Trend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China

TONG Yufen1，LI Yumei1，2， LIU Chuanqi1

（1.School of Labor Economics，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China； 2.School of Management，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China）

Abstract：The research observes trends in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aging using census and statistics and predict the future using multiregional population forecasting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aging issue indicated an increasing trend in both areas. Specifically， migration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makes great contributions to boost aging in the local region. In terms of aging， the more active ruralurban migration is， the faster the future population of the elder in urban grows. Correspondingly， the population of the elder in rural drops dramatically. And after 2022 the population of the elder in urban will more than it in rural. The greater scale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is， the less proportion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and the dependency ratio in the urban region is， and the situation appears opposite in the rural. In future， the proportion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n the rural area will always be higher than that in urban area， and the gap showed a narrow trend rather than expanding. Then we will face greater pension burden and economic pressures in urban， and the challenges of home care and longterm care will be serious in rural. Based on this policy implications， the article put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Keywords：urbanization； ruralurban migration； aging； trends

一、 前言

目前，中国城镇化正处于“S”型增长的中期快速发展阶段。2012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52.6%，城镇人口每年以大约3‰～4‰的速度递增，远远超过同期1‰的总人口年增长速度[1]。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主要通过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变实现，即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镇转变所作贡献约占90.7%，而城镇人口自然增长在其中的作用只占9.3% [2]。同时，有大量研究成果可以证明，目前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转变主要以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流迁为主。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也显示，在我国城镇地区的常住流动人口中，15～44岁人口约占流动人口总量的78.6%。预计随着未来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流迁进入城镇的速度还会加快。这种城乡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也必然会直接影响到城乡人口结构及其城乡老龄化进程。基于这一认识，本文采用多区域人口预测模型，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对我国未来城镇化发展背景下的城乡老龄化变动趋势进行多方案模拟。通过定量考察人口流迁对城乡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必要数据基础，也通过对预测结果的讨论最后得出具有政策含义的结论。

目前关于城镇化进程的城乡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及其后果，虽然已经引起较大关注，但主要集中于乡―城人口迁移对农村、城镇或区域的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及后果的定性研究[3～5]，如乡―城迁移下的年龄特征和生育率变动对农村老龄化的影响[6]、农村就业人口老龄化问题[7]，以及从历史的角度描述城市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及特点[8]；或者是只针对全国、农村或某一特定城市人口老龄化发展的趋势预测等[9～12]，目前只有个别学者将中国与其他国家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城乡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13～14]，但结论差异较大。

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在2005年曾对中国百年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进行预测，结果表明，到2053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将会达到峰值，约为4.3亿，此后开始缓慢减少，但到2100年时仍将有3.5亿以上的老年人口；2010年以后我国将进入人口老龄化迅速发展时期，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在2010～2032年间每两年就增长一个百分点，2050年时

将达到31%，2100年继续提高到34%[15]。而2006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百年预测报告》中显示，到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2040年左右人口老龄化重心将转入城市，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的现象将会消失[16]。蔡茜采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运用年龄移算法对我国农村老龄化的趋势预测结果显示，我国农村老龄人口呈现线性递增，2050年其比重将达到36.51%[17]。

本文借助于人口宏观管理与决策信息系统（PADIS）软件，对我国分城乡的人口老龄化趋势进行了多方案模拟，重点考察了不同乡―城人口流迁水平下我国城乡人口老龄化变动的特点，从而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决策依据。

二、方法及数据来源

1.采用方法、原理及软件

根据本文研究的目的，为满足多区域分要素预测，建立中国分城乡、分年龄性别的人口预测模型的需要，本文对相关数据做出如下假设：

①依据人口平衡方程，假设期末人口数=期初人口数+本期出生数-本期死亡数+净流迁数，由此得出计算期内城乡人口总量。

②采用基期年龄结构，结合生命表、分年龄生育水平和流迁模式的讨论，得到预测期内分城乡、分年龄人口以及人口出生和死亡状况的相应数据。

在上述基础上再按城乡分年龄、性别的人口流迁作为表征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参数，代入预测模型以获得相应的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制的国际人口预测通用软件“人口宏观管理与决策信息系统”（PADIS）进行预测。该软件引入了多区域人口情景模型预测，相较以往的人口软件提高了预测因素的多元化和模型精确度。

2.数据来源

目前，在还没有一套完全准确的数据可以被作为标准数据的现实情况下，相对于教育数据或户籍统计数据而言，人口普查数据虽然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统计误差，但仍是学者们用于人口问题研究的最重要的基础数据。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历次人口普查资料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资料，以确保数据的权威性和精确性。本文以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数据，但考虑到“六普”数据存在低年龄组的漏报问题，参考崔红艳等的“六普”数据评估方法，根据历年出生人数回推，调增了1107万0～9岁人口，其中男性599.95万，女性507.05万[18]。按1岁组预测截至2050年的人口发展状况。由于预测期较长，将近40年之久，本文选取了2020年、2030 年和2040年三个节点年份对参数进行了调整。

三、未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人口老龄化预测及主要发现

1.预测方案设置

（1）生育参数的设定。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18，远低于更替水平，学者一般认为这一水平偏低。根据以往研究经验，考虑目前国家对“单独”生育政策的放开，预计未来生育水平将会提高，我们选择两种生育水平作为重要模型参数。其中低方案假定从当前的城镇1.4，农村1.86，2030年以后提高到城镇1.8，农村2.1，并保持该水平到2050年。高方案假定总和生育率从当前的城镇1.4，农村1.86，到2030年城镇和农村同时恢复到2.1，之后一直保持不变。同时假定生育模式从2010年到预测末年不发生变化，详见表1。

（2）死亡和预期寿命参数的设定。

死亡参数的设定，关键是要得到未来各年龄的死亡率或存活率。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编制简略生命表的结果，考虑到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城乡差异因素，本文主要参照联合国平均预期寿命经验步长的变化趋势确定城乡人口预期寿命的增加值。假定未来的死亡概率以2010年为基准，保持不变。对于未来男女两性的分年龄死亡模式，选择联合国模型生命表的一般模式。方案设计如表2所示。

（3）出生性别比的设定。

受生育政策影响，我国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鉴于国家人口政策是一个逐步调整的过程，出生性别比将逐渐恢复正常。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准，出生性别比为城镇116，农村119，到2030年城镇和农村出生性别比会逐渐下降并恢复至正常水平，即106，保持到2050年不变（见表3）。

（4）乡城人口流迁方案的设定。

本文的乡城流迁是指每年从农村转到城镇的净迁移人口，由于缺乏每年由农村向城镇转移人口的直接数据来源，我们根据公式“城镇期末人口数=期初人口数+（本期出生数-本期死亡数）+净流迁数+因为行政区划调整增加的城镇人口数”，从而，“城乡净流迁人口=（期末人口-期初人口）-（本期出生数-本期死亡数）-行政区区划增加的城镇人口”，对过去10年的城乡净流迁人口进行一定的推算发现，2000～2010年间我国城乡流迁人口增加规模每年大约在1200万左右。根据发达国家城镇化发展经验，当城镇化率达到一定水平时，城镇化趋势将会趋缓。按照我国目前城镇化进程的速度，假设在2030年左右我国城镇化达到发达国家城镇化的经

验值，之后城镇化速度将会大幅度下降，这时城乡之间的流迁人口也会大大减缓。因此，设置高、中、低三种乡城人口流迁方案（如表4）。此外，城乡人口流迁模式采用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的户口登记在县外的分年龄、分性别人口数据作为流迁模式数据，并假定保持不变。且本预测未考虑国际人口流迁，即假定全国总体上为封闭人口。

2.基本结论与发现

不同生育水平和流迁方案下我国城乡人口老龄化的预测结果如表5所示。

（1）不同流迁方案对应的城镇化水平。

根据上述设定的方案进行推算，可得不同流动迁移方案下对应的未来我国城镇化水平变动趋势（见表6）。在相同生育水平下，流迁规模的大小对我国城镇化水平影响非常显著。以低生育水平为例，2030年高流迁方案的城镇化水平高于低流迁方案6.4个百分点，2050年这一差距扩大为12.7个百分点。以中流迁方案为例，2030年高生育水平的城镇化率高出低生育水平0.38个百分点，2050年这一差距变为0.96个百分点。

图1中流迁方案下城乡老年人口规模变化趋势

（2）未来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将很快超过农村

且二者差距迅速加大。

数据模拟结果显示，高、中、低三种流迁方案下未来城镇和农村老年人口规模的总体变动趋势一致（见图1）。城乡对比发现，2010年农村老年人口规模约是城镇的1.3倍，但随着乡―城人口流迁的加快，我国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增速快于农村，于2020年超过农村老年人口规模，且二者差距不断扩大，2030年高、中、低流迁方案下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分别是农村的1.37倍、1.31倍和1.25倍，2040年进一步扩大到1.79倍、1.67倍和1.60倍，2050年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将是农村的2.79倍、2.42倍和2.14倍。

图2中流迁方案下的城镇和农村老年人口比重

（3）未来农村老年人口比重虽然始终高于城镇，但二者之间的差距将经历先扩大再缩小的趋势。

预测结果显示，不同生育水平对应的不同乡城流迁方案下，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始终高于城镇，但二者的差距呈先扩大再缩小的趋势。以低生育水平中方案为例（见图2），2010年农村仅高于城镇2.26个百分点，2036年这一差距达到最大值（约11个百分点）后开始逐渐缩小，2045年高于城镇约8个百分点，2050年比城镇高5.9个百分点，可见，按现有发展趋势城乡人口老龄化倒置的现象不会一直持续。

图3不同流迁方案下的农村老年人口规模

（4）提升乡城人口转移规模，将会明显减少未来农村老年人口的规模，并会加大未来城镇老年人口的规模。

如图3所示，农村老年人口规模呈倒“U”型变化，但将在2026年出现小幅回落，这也印证了1961年开始的自然灾害对农村人口的影响相比城镇更加明显。在高流迁方案下农村老年人口规模于2038年达到顶峰，为1.36亿，而中、低方案下推迟一年达到顶峰，分别为1.41亿和1.47亿。之后农村老年人口总量开始逐渐减少，2050年高、中、低三种流迁方案对应的农村老年人口规模分别为1.06亿、1.17亿和1.27亿，老年人口规模高方案比低方案少2109万。说明乡―城人口流迁规模的扩大将会明显减少未来农村老年人口的规模。

预测结果显示，高、中、低三种流迁方案下，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呈线性增长，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42%、4.31%和4.21%，尤其是2030年之后乡城人口流迁规模对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影响越发显著。如图4所示，城镇老年人口规模由2010年的5225万分别增加到2040年的2.41亿、2.34亿、2.28亿，2050年继续增加至2.95亿、2.83亿、2.72亿。对比不同流迁方案下的老年人口规模发现，2030年高流迁方案比低流迁方案高619万，2040年差距增至1297万，而2050年这一差距高达2297万，说明乡―城人口流迁越快，未来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增长越快。

图4不同流迁方案下的城镇老年人口规模

图5不同流迁方案下的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变化

（5）提高乡城人口转移的规模，将增大未来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但对城镇老龄化程度起到持续的减缓作用。

未来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增长，呈现先升后降的发展趋势，且城乡人口流迁规模作用明显（见图5）。2010～2018年，流迁方案对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影响较小，三条曲线基本重合，2020年开始出现明显差异且差距慢慢拉大。高流迁方案下农村老年人口以3.57%的速度持续增长，并持续保持高位不下降；与此不同，中、低方案分别于2043年和2041年达到峰值，分别为32.94%和29.91%。2050年三种方案对应的比重分别是40.50%、32.25%和28.56%，意味着三个农村人口中就至少有一位老年人。在高、中、低三种流迁方案下，农村老年人口比重由2010年的10.06%增到20%分别用了14年、16年和17年，对应的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3.57%、2.97%和2.66%，表明流迁规模越大，农村老龄化速度越快。

未来城镇老年人口比重变化与老年人口规模趋势相似，受流迁规模影响，不同时期增速稍有不同，大体上经历慢―快―慢的过程（见图6）。研究发现，生育水平对城镇老龄化程度影响微弱，因此，以低生育水平为例，高、中流迁方案下城镇老年人口比重比低流迁方案晚1年，均于2018年超过10%，之后从10%增加到15%则分别用了12年、11年和12年，从15%到超过20%所用的时间为8年、8年和7年，从20%发展为25%的时间依次为12年、10年和9年，对应的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2.98%、3.11%和3.20%，2050年城镇老年人口比重分别为25.09%、26.34%和27.33%。这说明，流迁规模越大，城镇老年人口比重越低，老龄化发展速度越慢，即乡城人口流迁对城镇老龄化程度有持续的减缓作用。

图6低生育水平不同流迁方案下的城镇老年人口比重

（6）未来乡城人口流迁规模越大，对城镇老年抚养负担的缓解作用越明显，但城镇化发展速度加快将显著增加农村老年抚养负担。

预测结果显示，未来我国城镇老年抚养比将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见图7）。低生育方案下，2040年之前城镇老年抚养比增加较快，高、中、低流迁方案的平均增速分别为4.14%、4.31%和4.46%。2025年之后，城镇老年抚养比放缓，平均增速分别为2.08%、2.24%和2.31%，2050年分别为41.34%、44.08%和46.33%。流迁最快和最慢方案下城镇老年人口抚养比之差由2025年的0.86个百分点扩大到2050年的4.99个百分点，说明大规模的乡城流迁可以减轻城镇老年抚养负担。

未来农村老年抚养比变化特征与城镇有很大的区别，中、低流迁方案下呈先快速上升再缓慢下降之势（见图8），而高流迁方案则持续走高。2040年之前高、中、低流迁方案下农村老年抚养比以5.99%、5.16%和4.64%的速度快速上升，到2040年时分别为80.98%、63.94%和55.04%。2040年之后，中、低流迁方案的农村老年抚养比开始逐年下降；而高流迁方案作用下快速增长的农村老年抚养比却依然呈现上升的趋势，但速度有所放缓。到2050年老年抚养比分别为92.42%、62.5%和52.13%，高流迁比低流迁高40个百分点。充分表明流迁规模越大，农村老年抚养负担越高。

四、政策启示与政策建议

1.政策启示

图7低生育水平不同流迁方案下的

城镇老年抚养比趋势

图8低生育水平不同流迁方案下的

农村老年抚养比趋势

对前面的基本预测结果进行分析，可以得到如下政策启示。

首先，城镇化水平的加速，将对未来城乡人口老龄化水平及老年人口规模产生显著影响。相对而言，对农村的影响更明显。

其次，在人口城镇化转移过程中，如果不改变目前的年轻人个人迁移为主而非家庭迁移的模式，将会导致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给农村养老带来压力和挑战。

最后，虽然城乡人口转移规模加大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未来城镇老龄化水平，但却会加大未来我国城镇地区的老年人口规模，使其呈现一个加快上升的趋势。解决这些规模庞大的城镇老年人的生活、就业、医疗等问题的压力将主要集中于城镇。

2.相关的政策建议

由于城乡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影响深远而广泛的长期性历史渐进过程，尤其是解决人口老龄化面临的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稳步推进。因此，我们必须在人口老龄化高峰来临之前制定应对策略，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而不至于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绊脚石。

首先，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形成省、市、县、乡、村的五级社会保障网络，是解决我国城乡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本保障。从具体职能与分工来看，省级政府部门根据本地区的城乡发展情况，负责决策并制定适合本地城镇与农村的社会保障政策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使得市、县级部门执行政策和行使监督职能时有法可依。如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与转移接续问题。市级和县级相关职能部门分别负责城镇和农村的社会保障政策的执行和监督职能，乡、村则是最基层的承担单位，负责农村养老机构的兴办等具体事宜。资金来源上采取公共投入与吸引民间投入相结合的方式兴办养老机构，在此基础上推动社区、家庭、个人养老的发展。需要注意的是，公共养老投入要随老龄人口变动而发生变动，实行更加灵活的动态管理。考虑到未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的发展趋势，现有的以县为单位的养老资金模式层次过低，将不能适应城镇化发展的需要，因此建议提高养老运行层次，至少变县级统筹为省级统筹，逐渐转变为全国统筹。

其次，面对城镇和农村老龄化的不同特征和变动趋势，应分清各自的主次矛盾，选择最适合的方案。基于城镇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及执行情况，考虑到受未来城镇化进程加快的影响，未来城镇老年人口规模不断增长并超过农村的趋势成为必然，因此，社区养老社会化是城镇工作的重点，尽快做好社区老年照料服务体系的建设。国家要加强老年服务业的政策扶持和公共投入，加强疾病医护、生活服务、精神慰藉、文化体育、老年参与社会等硬件和软件的建设。硬件建设要按照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梯度发展。软件方面要完善服务体系，增加服务项目，抓好管理队伍、志愿者服务队伍，鼓励低龄老人为高龄老人或患病老人服务，以创造居家养老的新环境。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渠道着手：一是建立以政府主导的综合性社会福利机构，重点服务“三无”、“五保”、贫困、失能、智障等老人，发展社区日托和全托型养老服务机构；二是建立以NGO 为主的非营利养老机构，政府通过土地划拨、税费减免、贷款贴息等优惠，鼓励社会力量建立民办公助、公建民营、民办民营等不同性质的养老服务机构；三是建立以市场为主的产业化养老机构，满足老年人个性化需求。

再次，根据中国农村发展的实际，本文认为在社会养老保险初步建立时，农村仍应建立以家庭养老为主、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一方面，发展农村经济，使农村有较强的经济承受力，是解决农村老年人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问题的根本基石。长期以来，我国施行的经济政策都是以优先发展城镇和工业为主导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加之历史遗留下来的资源禀赋的差异，使得农村经济发展一直落后于城镇，而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迁到城镇，为城镇提供“养老金红利”。因此，城镇也应坚持“先发展带动后发展”的思想，鼓励城镇的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企业与农村结成帮扶小组，为农村提供资金、技术等的支持，采取“公司+农户”、“农业生产大户+农户”、“公司+村民小组+农户”等多种合作经济，促进农村发展经济，切实增加农民收入，以提高农村家庭养老和抗风险能力。

城乡人口流动趋势范文第2篇

社会管理问题，是此届泛珠大会的一个重点议题，今后泛珠各省区将在教育科技、人力资源、人口服务管理、社保接续等方面加强合作，从而促进泛珠地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国家人口计生委对此已经下发了《关于加强泛珠三角地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区域协作的意见》。意见提出“十二五”期末，区域人口发展统筹协调机制基本建立；区域全员人口信息资源共享初步实现，流动人口信息协同管理进一步完善；区域内计划生育基本项目免费技术服务实现全覆盖；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明显推进，人口有序流动和合理分布的格局初步显现。

来自人口流入大省广东及人口流出大省贵州等省市代表纷纷表示，人口工作全面迈进“一盘棋”阶段，区域协作机制十分适应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趋势，有的代表指出，流动人口在终端的管理如关爱农民工、控制计生疾病传播维护人口安全方面应加强导向，在流动人口帮扶制度、技术服务等方面也应加大财政投入。

出于对社会管理议题的重视，本次论坛还特意请来了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王培安说，泛珠地区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是全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缩影。

按他披露的数据，泛珠地区除四川外，各省区人口自然增长率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加上机械迁入的影响，2000年到2010年泛珠九省区人口总量增长了2600多万，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泛珠地区人口总数已达4.7亿，占全国总数的35.5%。

但按人类发展指数衡量，泛珠地区（不计港澳地区）只有广东和福建省得分在0.8以上，达到了高人类发展水平，其他7个省区已都达到了中等人类发展水平，不同地区人群之间的发展差异加快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层的变化，对社会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何解决泛珠地区人口社会管理问题，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建议泛珠地区继续引领全国，实现“四个率先”发展：

一是率先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促进人口与自然和谐发展，培养吸引高素质人才，构建科技创新和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基地，辐射带动全国发展，加快制定与粮食、特色农产品产区及7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发展相适应人口迁移和退出政策，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二是率先建立人口调控机制，实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完善各类城市化地区，人口规模调控政策，合理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优化适宜人口分布，改善大中城市人居环境，引导人口合理集聚，拓展小城镇就业人口发展空间，引到区域内农业人口就近转移。

三是率先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加强泛珠各省区之间在人口和社会发展领域的协同与合作，统筹推进户籍社会保障、农村土地等方面的改革，强化职业培训，提升农民工发展的能力，推进流动人口市民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四是率先完善人口管理体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应加快国家和各省区人口与计划生育的信息化建设，形成全员覆盖，全国连通、区域共享、动态管理的全员人口统筹管理信息系统，按照中央的要求，建立人口发展科学规划，人口工作统筹协调，人口信息综合管理的新型人口服务管理体制。

城乡人口流动趋势范文第3篇

自从1978年以来，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开始了大规模转移。数千万的农民大量的流入城市寻求就业机会。这种现象对我国产生重大。本文就劳动力转移进城的方向，劳动力进城就业的作用以及影响我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因素等进行了。本文侧重点放在最后一个问题的研究上。

关键字：剩余劳动力 不确定性

风险

农民进城是一种趋势和。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前期开始，就出现了规模高达数千万的农民进城民工潮，他们大量的流入城市，尤其是流入大城市寻求就业机会。据统计，全国农村在外流动就业的人数1998年达到4424万人。数量巨大的民工潮，不仅给运输和城市生活秩序造成压力和问题，而且大量农民因不能解决就业问题而往往是无“工”而返，民工潮问题前几年有了一定的缓和后，在近年又有了一定的压力增加趋势。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有那些特点，这种转移有什么作用，那些因素影响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些是本文将要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 劳动力转移进城的方向

（一） 城镇类型方向 在的城市规模类型中，小城镇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向，它能够容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空间巨大。小城镇在发达地区，如广东，苏南，已经形成了市镇经济群带，不仅容纳了当地转移的农村劳动力，而且也吸纳了大量外地转移的劳动力。随着我国户口制度的改革，农民进入小城镇的门槛已经基本被铲除，它将会进一步大量容纳农村转移劳动力。我国在进入小城镇就业方面，尚存在着大量占用土地尤其是耕地资源，小城镇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

大中城市的，为吸纳农村进城劳动力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被称为“民工”的农民进城劳动力，大多集中于餐饮、零售、保姆、清洁等服务业、建筑业或制造业，他们的到来和加入城市劳动大军，填补了大中城市生活服务领域的许多空白，对城市的建设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进入大中城市就业方面，存在着城市就业容纳的预测，民工进入的城市管理成本问题和农民进城就业权利有多大的规范经济学价值判断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

（二）职业类别方向 农村进城劳动力的工作岗位，可以分为以下类别：

1 正规工作岗位 正规工作岗位包括建筑工人、工厂工人、商业售货员、餐饮旅店等服务业人员和机关事业单位后勤服务人员等。这些人具有组织化的特点，一般属于正式雇佣的，其职业比较稳定。这是城市经济社会结构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2零散的工作岗位 包括从事小店铺、摊贩、家庭保姆、轻（尤其是服装业等）与手工业等劳动，或者在商场承包柜台，在一些个体工商户处（如餐饮，发廊等）无证打工，被包工头非法雇佣，倒卖商品，以至从事不良职业等等。这类人中许多人没有办理务工证而在城市就业，不少人是靠租借执照而从事经营的，许多人处于无照经营的状态。此类人的社会组织化程度低，其中不少人在职业问题上处于不稳定状态，在一定意义上也构成社会不安定因素。

3自行创立的岗位 一些农村劳动力进城进镇，投资经商以至办厂，这些人除了在城市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还在拓展业务的同时，招用同地区的亲友老乡和其他地区的民工，以及招收所在城市的劳动力。一般说来，投资办厂经商人员以及他们招用的人员，比较注意在城市的“饭碗”，基本上处于有组织和稳定的状态。

二 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的作用

（一） 填补城市要素的空缺 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要素都应当是具备的，均衡的。社会劳动的多样性和分层性，要求作为劳动者的人的劳动要素供给也是多样的，多层次的。

在城市的就业岗位问题上，农村进城劳动力进入的大多是城市人不愿意去的工作岗位，是对这些岗位劳动力供给短缺状态的积极填补。一般说来，农村进城劳动力尤其是农村劳动力所处的就业岗位具有工作环境差，职业声望低，工资收入少的特点。例如建筑工人、城市保洁员、非技术工人等，也有相当多的外来人口自己摆摊开店，从事商业、餐饮、服务、缝纫等辛苦的服务性劳动。上述岗位往往是城市当地的劳动者不愿意从事的，但又为城市的经济社会生活所必须，即他们是在填补本地劳动力供给的空缺，显然这种补缺性就业对城市是有益的，是维持城市正常运转所必须的。

（二） 节约城市的人工成本 农村进城劳动力在城市就业，往往工资低且吃苦耐劳，用人单位使用他们物美价廉，节约成本，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近年许多国有不景气，农村进城劳动力替代国企职工就业，降低了企业的人工成本，有利于维持生产和取得经济效益。

（三） 参与城镇某些就业岗位的竞争 农村进城劳动力对城市的就业有多方面的影响。应当指出，农村进城劳动力中有一些人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专业职业技能，能与城镇中的一些素质不高的劳动力形成竞争。这种竞争在一定意义上也能促进城市的创业。从事体力劳动的农村进城劳动力，在城市就业过程中通过从业实践和各种培训，成长为熟练工人，与本地的技术工人队伍形成就业竞争，也是不可避免的。大量从事服务业劳动的农村进城劳动力，也与城市的年龄较大，技能较旧的下岗职工之间存在着就业竞争。

在充分承认农村进城劳动力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城乡分割状况的彻底打破和国内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是一种必然趋势，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巨大压力和农村进城劳动力参与竞争的前景看，有可能对城市的就业局面造成较大的冲击，因此，必须对此进一步一起重视，作好中长期的规划，协调好城市本地劳动力供给与农村进城劳动力的关系，以利于市场就业体制的推进和就业形势的平稳。三 我国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因素

1经典模型与新时期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

化的和经验表明，工业化的过程就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在战后兴起的学中，最早采用数学模型的对这种城乡人口流动行为进行的是，刘易斯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二元结构转变模型”，该模型提出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资本积累——工业部门扩张——二元结构转变”的机制。但由于若干理论假设的不合理，以及政策结论的重工轻农倾向，其理论已渐为人们所冷落。而上世纪70年代问世的拖达罗模型对发展家城乡人口流动的解释，似乎更有说服力。

拖达罗指出，农民是否迁往城市取决于他们对城乡收入差别的预期。这种预期的城乡收入差别取决于城乡实际收入差别和进城后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即就业概率）之大小。当城乡实际收入差别不变时，就业概率越大，城乡预期收入差别也越大，对农民进城的吸引力越大，城乡人口迁移规模也越大。而城市就业概率的大小，一方面取决于城市失业率的大小，另一方面取决于城市新创造的就业机会的多少，还与迁移者在城市中停留时间的长短有关。在拖达罗看来，较高的城市失业率和较低的就业机会创造率无疑会对农民进城就业产生负面影响，但（在城乡收入差别十分显著的情况下）随着农民进城逗留时间的延长，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也会增大。因此，即使城市失业率相当严重，农民仍不断涌入城市。为此，拖达罗指出，与其大力发展城市制造业等部门，进一步拉大城乡经济差别，不如转而重视发展农业和农业经济，通过缩小城乡经济差别，减缓城乡人口流动。

拖达罗模型对城乡人口加速流动与城市失业并存这一矛盾现象做出了合理的解释，因而受到了经济学界的普遍赞同。该模型在关于城乡人口流动原因的解释方面有新的突破，模型所提倡的关于发展农村经济的主张也日益引起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重视。但是，拖达罗模型仅考虑收入差别而忽视了迁移风险对迁移决策的影响，因而不能完全解释我国当前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行为。此外，拖达罗虽然提出了减少城乡差别，缓解城乡人口流动的思路，却将其视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唯一出路所在，显然有悖于工业化的一般。因此，下面研究一下不确定性（风险）对农业劳动力转移决策的影响，以及如何减少不确定性（风险）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阻滞作用和负面影响。

自从1978年以来，伴随着城乡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开始了大规模转移。这种转移主要经历了二个阶段。开始时以“离土不离乡”的就地转移为主。这一时期，本地区的城市非农产业和农村乡镇对劳动力的需求基本上由本地区劳动力的供给来满足，而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尚未出现。1992年以后，开始出现跨地区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并进而形成所谓的“民工潮”。这种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主要是源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经过改革开放的迅速发展，劳动力供给无法满足城乡非农产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此外，东部沿海地区市场体系的建立，也使企业用人方式日益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包括外资、合资以及私营、民营企业在内的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劳动用工机制的市场化进程。由此，妨碍地区间劳动力转移的障碍也逐步被清除，从而使跨地区劳动力流动得以实现。当前，我国劳动力跨地区的转移主要表现为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和南部经济特区转移，其中尤其以中部地区向东部地区的转移为主。这一现象，一方面可以看作发达地区对临近地区的经济辐射和带动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从拖达罗的迁移成本理论得到解释。那就是，由于迁移距离的远近直接影响到迁移成本的大小，显然，邻近地区劳动力迁移的成本较低，故得以优先转移。

20多年来，我国有数以千万计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实现了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我国农业产量的逐年增加，农业生产成本也上升，农民收入相对下降，城乡收入差距日渐拉大。然而，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并没有因此大量无序的涌入城市，导致所谓“城市病”的产生。这就不能不使人关注我国劳动力迁移的特点。根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转移的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中，彻底脱离农业和农村并定居于城镇的较少，相当多的转移人口采取临时就业于城镇，而定居于农村的形式（即所谓“忙时务农，闲时务工”的兼业户）。例如，一项调查研究表明：南京市辖区的纯农业户只占总农业户的26.4%，非农业户占原有总农业户的20. 6%，而兼业型农户则占总农户的53%。应当说，这种人口流动模式及其特征是拖达罗模型始料未及的。因此，用现有经典模型来解释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多少显得有些苍白无力。那么，在我国特定的条件下，城乡人口迁移的决策基础究竟是什么呢？

2不确定性与我国农业劳动力迁移决策

农业剩余劳动力决定是否迁移到城市，实际上是一种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行为。所谓不确定性是指决策者对未来信息知之甚少，难以估计未来事件发生的概率。例如，农民在进行迁移决策时，对其进城后能否找到工作，能否定居在城市，以及未来的收入情况，均无法确定。在面临不确定性时，决策者只能依据自身的判断作出选择。由于每个决策者自身的知识与文化素质，判断能力和对待风险的态度不同，其最终决策和选择的结果也不同。

设农民在决定是否进城时，可供选择的行为方案为aj（j=1，2，3），其中，a1表示完全务农，a2表示完全务工，a3表示忙时务农，闲时务工。设其行动空间为A，则A ={ a1 a2 a3}。

设农业劳动力进城求业的结果为pi(I=1，2)，即找到工作的概率为p1=p，找不到工作的概率为p2=1-p。设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状态空间为θ，则θ={ p，1-p}。

设农民采取兼业状态时务农所占用时间的比率为t，则务工所占用时间为1-t。设务农收入为y1，务工收入为y2。则一般情况下y2> y1。

设农民的收益函数是vij，vij=v(pi，aj)，该函数表示农民采取行动方案为aj，进城求业结果为pi的收益。设c为迁移成本，当农民进城找不到工作时他将蒙受迁移成本的损失。

农民的收益函数如下表所示：

不同行动方案下的农民收益函数表

状态空间θ 行动方案(A)

a1 a2 a3

p y1 p y2-c y1+p y2(1-t)-c

1-p y1 -c y1-c

从表中可以看出，农民采取何种行动方案取决于农民对务农收入y1，务工收入y2和找到工作的概率p的判断，以及自身原有的经济状况（主要指对迁移成本和遭受损失的承受能力）和对待风险的态度。

在不确定条件下，风险厌恶型的农民，将采取完全务农的方式，即a1。这样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均可确保务农的收入。这部分农民采取的是完全稳健的决策。此外，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农民也会选择a1：一是对务农收入已十分满足；二是由于农民人力资本或劳动技能的约束，他无力胜任非农业部门的就业岗位；三是农民所处环境极度封闭，对外界信息知之甚少，因此，完全缺乏迁移的诱因和刺激。

忙时务农，闲时务工是一种折中方案。在这里，农民既不愿放弃农闲时的机会成本为零的进城务工及其可能获得的潜在收益（p y2(1-t)-c），又不愿意承担太大风险而彻底放弃务农。这部分农民所能承受的风险极限为y1-c。这样，即使他们在进城后找不到工作又回到农村，其基本生存条件也不至于出现太大的问题。所以，农民希望通过务农以保证其获得基本生存条件，同时，通过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改善其收入。显然，农民希望保持其基本生存和避免较大的风险是其选择兼业方式的重要动因。

从表中还可以看出，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兼业农民务农的时间比t将不断变小。行动方案a2和a3，他们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收入差异为：

（p y2-c）-（y1+p y2(1-t)-c）=p y2 t- y1

随着t越来越小，两种方案的收入差异也越来越小。当t= y1/(py2)时，两种行动方案的收入完全相同，而选择行动方案a3却在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损失更小。所以农民将不断调整t的大小，在风险不变的的情况下增加收入，直到t= y1/(py2)为止。当t> y1/(py2)时，农民甚至会雇人种田，以获得风险不变情况下的超额收入；而当t< y1/(py2)时，单位时间务农的收入大于务工时的收入，农民将增加务农的时间。可见，农民闲时外出打工，忙时回家务农，其目的在于调整务农和务工的时间比率（即调整t的大小）以获得最大的收入。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为什么一半以上的农民选择兼业方式，以及即使完全脱离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民也不愿意退出所承包的土地的原因，因为拥有对一定数量土地的使用权，是农民规避风险的重要保障。

t= y1/(py2)还说明，农民务农的时间比率t及其收入y1为正相关。所以，当农产品价格下降，农民务农收入随之下降，农民将减少务农时间。这也部分解释了近年来我国农村出现的“抛荒”现象。

选用方案a2（即完全务工）的农民作出的是最乐观的选择。这表明他们有良好的承担风险的能力。从一定意义上说，拖达罗模型就是对这种最乐观状态下农业劳动力转移情况的描述。而本文认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农村人口的迁移也并不象拖达罗所描述的那样，即先进城后找工作。有关研究显示，在山东省济南市的迁移人口中，本省迁移人口的74%在迁移前已经找到工作，外省迁移人口在迁移前找到工作的比例也达30%以上，把迁移前找到工作的和迁移后一个月之内找到工作的加起来，占全部迁移人口的95%以上。这就是说，农民在决定迁移之前通常事先已经找到工作，或者至少确信有了较为肯定的就业机会。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理性思考及其判断和选择，是我国农业劳动力迁移决策的重要依据。

3不确定性（风险）产生的原因及对策

导致迁移结果不确定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般说来，农业剩余劳动力能否顺利转移，农民进城能否成功就业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Ⅰ城市就业概率；Ⅱ迁移者的择业能力；Ⅲ有关制度因素的影响等。

从根本上说，城市就业概率的大小取决于经济的增长情况。经济的高速增长将带来就业的高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基本保持着高增长的势头，我国的就业也呈现出较快的增长。有关资料显示，1978——1994年，我国仅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就净增加了1.6亿。当然，经济低迷和不景气也会给就业带来不景气。例如，上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频繁波动，就给就业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它不仅表现为“民工潮”的一度“退潮”和大量农民工返乡，而且表现为城市国企职工的大量下岗。另外，根据拖达罗模型，城市就业概率的大小还取决于城市部门创造的就业机会的多少。而城市部门实际创造就业机会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城市部门尤其是现代制造业及其使用技术的资本密集（或劳动密集）的性质、程度和发展趋势。所有这些因素，均在不同程度上构成农民进城就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迁移者择业能力的大小，一方面取决于迁移者自身人力资本素质的高低以及与此相关的信息收集和判断能力；另一方面与其对城市工作和生活的适应能力有关。我国农民平均受水平较低是不争的事实。这种较低的人力资本素质不仅妨碍了他们对信息的收集、识别和判断，也使农民缺少参与城市就业竞争的信心和能力。这些因素使得他们大多数只能进入城市现代制造业部门以及其他服务性部门，由于缺少必要的教育和培训他们往往只能从事简单的搬运或装配线工作以及其他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并且他们时刻面临着被竞争者替代的潜在危险。另一方面，农民对土地及其使用权占有的依恋，以及农村中某些传统观念的束缚，也使农民在进行迁移决策时往往作出保守的选择。

相关制度因素的影响，主要指目前仍维持着我国城乡分离格局的户籍制度，城市部门歧视性的劳动用工制度和教育制度以及保障制度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户籍制度将全体公民强行区分为城镇居民和农村人口。即使在城镇里，城镇居民和农村迁移进城的新移民，也在诸多制度性二元结构体制下面临不同的待遇。农民无论进城定居多久，都很难改变其身份，并最终与城镇居民获得相同的就业、求学、社会福利保障等方面的待遇。例如，在劳动用工和报酬制度方面，农民工往往在企业生产一线从事脏累差和具有一定危险性的工作，而其报酬却远远低于从事同种工作的城镇居民。并且，一旦企业生产滑坡或面临不景气，农民工则往往首当其冲成为裁员的对象。此外，对迁移者子女在就学或受教育收费方面实行差别待遇，也增加了迁移的直接成本。最后，社会保障制度的二元结构，是迁移者与城镇居民在最低生活水平保障失业保障，医疗保障，养老保险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别待遇。所有这些因素都增加了农民进城的直接成本、心理压力和危机感，从而增大了迁移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为减少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就业不确定性（或风险）的诸方面因素，可采取以下对策和和措施：

首先，要提高就业概率。如前所述，就业概率的提高从根本上说，依赖于经济的高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为当地农业剩余劳动力创造了充分的就业机会，而且引起了其他地区，尤其是较相邻的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入。问题是，仅靠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还不能满足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需要。只有中部和西部广大地区经济共同发展，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减少城乡人口迁移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加快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此外，就业概率的提高还取决于非农产业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而后者又有赖于经济增长方式（或路径）的选择，即是走一条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发展劳动密集型生产和运用劳动密集型技术的非农产业发展道路，还是走一条密集使用稀缺资本、运用资本密集型技术和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经济发展道路，这将对城市部门就业机会的创造能力产生极大的影响。

就业概率的大小也与迁移者自身择业能力的大小有关。而择业能力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人的受教育程度、知识文化水平。在我国劳动力市场，常常可见大量待业大军与一些较高级就业岗位空位待聘并存的矛盾现象。这说明，我国城乡人口迁移的风险或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于劳动力供给方面的原因——由于人力资本投资不足所造成的人力资本短缺。因此，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提高全民尤其是广大农村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是缓解劳动力供给矛盾，减少农业劳动力转移风险和不确定性的重要方向。

其次，我国的户籍制度、城市部门歧视性的劳动用工制度和教育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是导致我国城乡人口迁移风险或不确定性的制度方面原因。工业化的一般规律表明，工业化的过程必然是大量农业和农村人口向工业和城市转移的过程。因此，任何妨碍这一规律和进程顺利实现的制度性障碍都应被逐渐消除。只有消除这些制度障碍，才能减少城乡人口流动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使工业化与人口的城市化同步进行。

综上可见，只有实施正确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战略，加快国民经济发展，提高国民尤其是广大农村人口的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源素质，消除阻碍工业化和人口城市化的制度障碍，减少城乡人口流动中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我国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才能得以顺利转移，从而充分发挥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建设大中城市中的作用。

资料

国家统计局和社会统计司、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务司：《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

郭熙保：《发展经济学经典论著选》，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

城乡人口流动趋势范文第4篇

一、渐进改革，剥离户籍制度附加的社会福利功能

目前，中国各地户籍制度改革的的重点集中在放宽各级城市的户籍准入门槛，通过居住证制度的“积分赋权”，让进城农民逐步享受城市的福利，最终通过落户转为市民。如重庆市在户籍制度改革上，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进城务工经商农民的购房与纳税数额等问题提出了明确的门槛标准，进而保障落户农民在医疗、教育、就业、社保等方面与市民享有同样的权利。当前的户籍制度作为城市社会管理的主要手段，强化户籍制度与社会福利的捆绑关系，这使得非户籍常住居民很难享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福利和保障。因此，应采取渐进式改革方式，创新户籍管理办法，把以户籍人口管理为重点转向以常住人口管理为重点，逐步将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去户籍化”，赋予农业转移人口更多城市权利。

二、区域均衡，缩小地区之间因制度带来的福利极差

户籍制度与城市福利制度的紧密关系，致使不同地区之间因户籍形成了巨大的福利极差。户籍绑定优厚福利和社会保障使很多人趋之若鹜，最为突出的是户籍制度捆绑的教育福利。北京聚集着全国一流的教育资源，拥有北京户籍就能够低分进入全国一流院校，这种集中式的高等教育资源分布格局，吸引着各地外来人口纷纷涌入北京，造成极大的人口压力，而一些教育资源薄弱地区却面临着“招生难”。现阶段，我国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主要是保留城市户籍附加的社会福利，放宽现有入户门槛，逐步实现农民享有与城市居民同样的社会公共服务，这种模式将户籍改革的成效与地方政府财政负担能力直接挂钩，不同地区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户籍制度改革的力度也不尽相同，致使短期内户籍属地福利不均衡的格局很难改变。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是，中央政府应加大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资源配置力度和水平，使得中小城市户籍改革的福利配置水平逐渐与大城市水平一致，通过中小城市的福利吸引，引导社会福利资源惠及更多的流动人口，逐步缩小区域间基于经济社会发展差距的居民非户籍福利差异，最终使不同人群在不同地区享有的福利和社会保障趋于一致。

三、配套联动，保护好农业转移人口的基本权益

当前，在户籍制度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依然存在转户“生硬”、“弹性小”等问题。在转户过程中，农民仍面临“城市权益和农村权益二选一”的难题。一方面，在城市高房价和就业难的多重压力下，农民定居城市的经济成本依然很高，土地的基本保障功能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受传统农耕文化和乡土情结影响，农民不愿意放弃土地。在当前经济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需要一个过渡性政策平衡农民转户过程中各种权利的去留。户籍制度由来已久，改革不能一蹴而就，要充分考虑人的意愿和需求，以人为本。例如，重庆地区探索转户农民的“三权”保留政策试点，对全国的户籍制度改革具有借鉴意义。重庆过渡式的转户制度安排，让愿意转户的农民带着“三权”进城，使进城农民安心在城市定居，加快了城乡一体化进程。

四、创造条件，建立城乡一体的新型户籍管理制度

城乡人口流动趋势范文第5篇

[关键词]城镇化；城乡收入差距；数据分析

1典型地区城镇化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分析

1.1基本内涵

城镇化是指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全面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走科学发展、集约高效、功能完善、环境友好、个性鲜明、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建设道路。本质是用科学发展观来统领城镇化建设，要求不断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质量内涵。

收入差距可分为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绝对差距是指以货币或实物表示的不同群体和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的绝对数，可以测度不同阶层居民的富裕程度，可以反映收入差距的大小，但不能反映差别程度。相对差距是指用收入相对份额来表示不同群体或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是衡量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重要标志。

1.2城镇化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总趋势

在经济增长的长期阶段，个人收入分配不均变动，是沿着一种“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轨迹进行的。这种“先恶化后改善”的整个过程大约需要50～100年时间。这就是著名的“库兹涅茨假说”，也叫“倒U假说”，见图1。

“倒U假说”是否有普遍性，在经济学界存在极大争议。从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理论的基本内容我们看出，其理论假设没有考虑到要素流动中存在的障碍和困难，忽视了劳动要素流动的时滞。劳动力跨部门流动是有成本的，同时存在着众多地域文化差异，故应辩证地利用该模型分析实际问题。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开展，城镇化率的变化呈拉长的“S”形，即在城镇化建设初期，城镇化率增长缓慢；在城镇化建设中期，城镇化率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到城镇化建设后期，城镇化率保持较高水平，增长速度再次减缓，见图2。

长短期内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都存在密切相关性，短期因城镇化发展的各种因素的滞后而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长期城镇化会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总体而言，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不明确，具体作用视正反两方面的净效应而定。因此将东中西部――南通、咸宁、安阳、普洱、银川作为研究进行理论的验证分析。

1.3人口及城镇化率分析（东中西部――南通、咸宁、安阳、普洱、银川）

通过Eviews6软件分析五市两者之间的相关性。

由表1可知，两者之间有明显的相关性。城镇化建设取得长足进步，呈现出乡镇企业带动小城镇繁荣、各类开发园区建设带动中心城市发展、科学发展引领城乡一体化进程等鲜明特点。2009―2013年，五市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形成颠覆式变化，城镇化率也逐年上升。截至2013年，南通市城镇人口共有437.13万人，同比增加225.59万人，城镇化率为59.9%。咸宁市城镇人口增加49.94万人，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比例由1.644上升至2.966，城镇化率达到47.70%。安阳市城镇人口共有252.4851万人，同比2009年增加40.4851万人，平均年增长近8.1万人，城镇化率为43.80%。普洱市，2009―2013年，平均每年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移近3.1万人，城镇化率为35.90%。银川市城镇人口由2009年的105.82万增加到2013年的155.76万，5年城镇人口净增加了49.94万，城镇化率为75.04%。五个市区引导人口有序流动，促进人口合理分布，建立城乡人口与资源要素有序流动的制度体系，鼓励农业转移人口分阶段向集镇、县城和市区聚集，健全机制，强化配套。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渐转为城镇居民，将其纳入城镇就业服务和政策扶持范围，帮助其在城镇稳定就业，实现了农村人口像城镇有序合理的转移。

1.4城乡居民收入

近年来，南通、安阳、咸宁、普洱、银川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城乡居民收入都有明显增长，但在2009―2013年间城乡居民收入差值并未呈缩小趋势，反而普遍出现城乡居民收入差值增长的情况。五市在2009―2013年期间城乡收入差值出现增长情况，但是城乡人均收入比值均有所下降。这说明这五年期间，南通、安阳、咸宁、银川、普洱五市农村居民收入增加比例大于城市但是增加量小于城市。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基数小、增长对收入值影响大，而城市的居民人均收入基数大、增长对收入值影响小。

2面板数据分析

2.1模型数据实证

以各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GAP）作为被解释变量，用来衡量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水平；以五市的城镇化率（URBAN）、第二产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GDPW2）、财政支出（PFE）、金融机构年末存款余额（FID）、人均生产总值（PGDP）、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数所占比重（EMPLOY2）、进出口总额（IAE）等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建立Panel Date模型。变截距模型的单方程回归形式如下：

根据静态面板数据模型（见表2）：

根据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固定影响的显著性检验得出：F=269.593118，查表可知，F统计量值大于相应的临界值，说明该变截距模型包含的相应截面固定影响显著，模型形式正确。

2.2指标数据分析

2.2.1生产总值

2009―2013年各地区生产总值均呈现逐年增长趋势，东部南通市经济总量大，增长速度快，优势明显，中西部各地区增长速度较为缓慢，三次产业结构仍处于不断发展完善中。

2.2.2产业结构分析

由五市三次产业结构图（见图3）可看出，2009―2013年，南通、咸宁、安阳、普洱、银川都处于城镇化建设初期阶段，其城镇化建设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过程却因其具体措施而有所不同。南通处于东部地区，银川作为省会城市、政府实施大力发展非农产业而适当放缓农业发展的政策，两地区二、三产业发展迅速，农业所占比重均在5%左右，在城镇化建设中城镇居民受益多于农村居民，银川和南通的收入差距相对五个地区加大最多。咸宁、安阳的第一产业比重在10%～20%，农业发展较银川、南通好一些，但依旧偏小。两地作为传统的农业区，农业用地面积广，城镇化建设初期阶段，快速发展的二、三产业吸引大量农村年轻劳动力转移，农村剩余中老年劳动力无法满足广大耕地面积劳作需求，使得农业产值增长缓慢，导致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逐渐加大与城镇居民收入的差距。普洱三次产业比重较为均衡，城镇化建设主要使城镇居民受益现象明显。农村地区主要进行甘蔗、茶叶等传统农作物的耕种，利润低，则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村居民收入就增长缓慢。开发矿产资源和民族文化特色等利润丰厚的事业大多掌握在城镇居民手中，薄弱的经济实力和落后的劳动技术是阻碍农村居民进入二、三产业的两大障碍，政府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使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快，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2.2.3财政支出

（1）非农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在“投资驱动型”经济政策的驱动下，各地区都相应调整投资比重，以适应各地区产业结构发展与完善。2009―2013年，五地区非农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变动较小，东部南通市、西部银川市非农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小幅上升，中部咸宁市和安阳市、西部普洱市非农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小幅下降。结合各地区三大产业生产总值及结构变化，可以看出银川市和南通市农业投资比重减少，其农业所占比例很小并呈下降趋势，而普洱市、咸宁市和安阳市作为传统的农业地区，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虽然也有适当缩小农业比重，但比重较另两市依旧偏高，这表明南通、银川的产业趋势在向二、三产业逐步转移，而普洱、咸宁、安阳以其固有的第一产业为核心，二、三产业相辅，共同协调发展。

（2）民生建设支出

随着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各地区纷纷增加财政投入，特别是民生建设支出，在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果。不仅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改善社会福利，还增强市场活力，带动三大产业协调发展。根据王艺明，蔡翔《财政支出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全国东、中、西部地区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的实证分析得出，民生建设支出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南通市2014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民生投入比重达57.2%，10件48项为民办实事项目全面完成。咸宁市2014年公共财政支出用于民生的比重达到69.1%。安阳市2014年全市财政民生支出146.9亿元，占财政支出的76.5%，十项民生工程51件实事全面完成。普洱市2014年民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73.6%。银川市2014年全年民生支出192亿元，占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73%。五市地方政府的民生建设支出有比较明显的城镇倾向，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2.2.4金融发展程度

用五个地区的金融机构年末存款余额衡量金融发展程度。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金融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国家对农村金融发展的重视，五个地区村镇银行等农村金融机构逐渐建立，农村金融的发展才步入正轨。但是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导致高收入者更能够得到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服务，不断增长财富，低收入者则因难以达到基本门槛而难以享受到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2.2.5产业劳动生产率

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数所占比重表示五个地区高劳动生产率，在产业结构演进中，五个地区的高劳动生产率迅速地发展，扩张速度很快，人力资本及人力资本引起的技术进步快于第一产业的从业人数，从而使得绝大多数从事于第二产业的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更快，因此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慢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导致五个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2.2.6对外开放程度

用进出口总额表示对外开放程度，随着我国“一带一路”的政策逐渐实行，对外开放程度有了进一步提高，不同地区与国外的经济联系加强。五个地区引进大量外资企业建厂立业，吸引了大量的劳动力就业，虽然带来了先进产业的发展，增加了对技术劳动力的需求量，促进了传统部门的技术进步，但是由于大部分外资企业对人力资本要求较高，农村劳动力由于未能达到相应的技术要求而受到排挤，因此外资企业就业的大多是城镇居民。因为受益的只是增加了城镇居民收入，并未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提高，所以五个地区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3结论

3.1理论方面

本文详细介绍了典型地区城镇化建设及城乡居民收入的情况，结合大量数据，从城镇化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人均生产总值、第二产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财政支出、金融机构年末存款余额、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数所占比重、进出口总额等指标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合数学模型，分析城镇化建设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机理，得出南通、咸宁、安阳、普洱、银川在城镇化建设整体过程中均处于城镇化初级阶段，城乡收入差距仍逐步拉大。

3.2实践方面

3.2.1提高城镇化质量和水平

明确城市定位，依照规划行动。对于不具备产业集聚基础的小城镇和集镇，要重点强化区域服务功能，为周边农村提供生产生活服务。对具有区位、资源、产业、文化、旅游、生态环境等优势，特色明显且具有区域代表性的小城镇，通过发掘内涵，打造特色镇。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质量。

3.2.2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

加快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大于非农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产业结构的升级有助于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对农业产生有利影响。二、三产业规模扩大，城镇劳动力将不能继续满足其要求，二、三产业应大力吸纳农村地区的劳动力，二、三产业的工资性收入一般要高于农村家庭经营性收入，农民收入得到提高，进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3.2.3加大对农业财政支出

应该加大对农村的基本建设支出。要逐步把县以下的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纳入财政投资范围，对农村的公共工程建设，如乡村道路、饮用水、电网、有线电视、小型水利建设等，要逐年增加投资量，切实改善农村的基础设施。

3.2.4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

要调整城市偏向的金融制度和资金供给政策，建立与工业反哺农业相配套的金融制度和政策安排，改善农村金融服务普遍供给不足的状况，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推进农村金融组织创新、服务创新、制度创新，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

3.2.5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

应该规范招人用人制度，消除城乡、行业、身份、性别等一切影响公平就业的制度障碍和就业歧视。统筹城乡义务教育均衡配置，完善城乡均等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建立集聚人才体制机制，加强就业公平。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