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实体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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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实体经济状况范文第1篇

经济增长幅度放缓

随着近几个月国内外经济状况急转直下，不少人已预期内地政府将会放宽财政及货币政策。然而此次放宽的幅度却超乎常规，这既反映了中央政府忧虑经济可能会硬着陆，也表明了政府意欲阻止这种恶劣情况发生的决心。

内地工业生产实质增长在2008年10月份大幅下跌至8.2%，创自2001年11月以来的新低，这是内地经济增长急速下降最明显的标志。而实际上，内地工业生产实质增长早于2007年中已呈现下滑趋势，而近数月内由于出口增长放缓及投资需求急降，更令下滑速度加快。由于物业市道进一步降温，地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2008年9、10两个月份的实质增长仅3%左右，远低于8月份约7%及6月份约24%的实质增长。只有零售行业仍然维持强势，为正在萎缩的内需带来支持。方面，上两季多个先进工业国家的经济接连收缩；而2008年11月中旬，美国银行业翘楚花旗集团，在政府极力营救金融业的情况下仍濒临倒闭，意味全球金融危机及其所触发的全球经济衰退仍未见底。

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公布

在如此黯淡的前景下，内地政府可能认为，没有庞大的政府财政政策支持，单凭私人需求将不足以阻止经济增长大幅放缓。2008年11月9日所宣布的经济刺激方案的一个重点，是2009及2010年为数达4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资方案。据报导，约30%的资金来自中央政府，其余则来自地方政府、银行及企业 。

4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资方案，将会投放于七大范畴，包括主要基础建设项目、住屋补贴、改善农村民生及医疗系统、环保及工业创新。假设每1元人民币的开支将会令国内生产总值增加1元人民币，上述资金投入将相当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增加约7%。因此，尽管刺激经济方案的详情尚未发表，但根据方案中政府新增开支的实际数目及因此而增加的进口，可以做出如下预期：4万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投入，将会令2 0 0 9及2 0 1 0年的实质国内生产总值，增加约2至4个百分点。此增幅大致可以抵销因未来出口增长下滑所引致的经济增长损失。

预计2009年经济增长不会低于8%

尽管内地政府最近已大幅调低利率及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但由于全球金融危机正逐步扩散至实体经济，预期未来数季内地利率及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将会进一步下调。例如，一年期贷款利率可能从目前的5.6%调低至2009年第1季约5%，而大型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亦可能会从目前的16.0%调低至2009年底约12%。

国内实体经济状况范文第2篇

关键词:系统性风险;商业银行;风险管理

中图分类号:F832.3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1-0077-02

一、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主要特征

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产生和蔓延,关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讨论开始频繁出现于各种场合,其中既夹杂着对资产组合管理无法规避系统性风险的担忧和思考,也蕴涵着对国内商业银行防范系统性风险能力的疑虑和期待。从概念上看,系统性风险是指一个事件在一连串机构和市场构成的系统中引起一系列连续损失的可能性。从原理上看,系统性风险首先表现为外部性即单个机构强加于整个系统的高于其实际价值的成本,而不是由系统内各个机构自发形成;其次表现为普遍性,即风险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引发风险的单一机构或领域,而是作用于整个系统内的成员;再者表现为不对称性,即风险导致的损失与可能的收益间不存在线性关系,有的甚至毫无关联。风险的溢出和蔓延是系统性风险最典型的特征,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趋势使各国经济极易受到国际环境变化的冲击,股票市场、外汇市场的价格联动使系统性风险的连锁反应速度加快,现代通讯技术及金融交易的高科技手段为系统性风险的溢出和蔓延创造了条件。

风险的放大效应也是系统性风险的重要特征之一,由于虚拟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远远大于实体经济,在为实体经济的扩展和延伸带来新的空间的同时,一旦出现系统性风险而迅速蔓延,将对实体经济造成极为严重的破坏性危害,并体现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系统性风险的发生有些是由个别风险传递生成,有些则是多头传染、系统联发、加倍扩张、连锁反应,最终形成“蝴蝶效应”和“厄尔尼诺”现象。正如本次金融危机的诱因―次级债,善意的动因、华丽的包装和几乎无懈可击的市场运作,最终还是毁于杠杆的过度、监管的缺失和利润追逐的盲目。

二、银行当前风险的主要成因

1.从外部环境来看,宏观经济状况和调控措施是企业与商业银行经营活动的宏观环境,它直接影响所有微观经济个体的经营行为和经济效益,其影响可能是负面的,也可能是正面的,对于某一市场参与者而言,这种影响是不可规避和消除的,比如,这宏观调控措施的影响就很大。

2.从银行内部来看,银行现有的经营模式、资产结构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过于依赖存贷利差的盈利模式,使银行片面追求规模扩大,面对信用风险、利率风险时缺乏回旋余地;重视项目贷款等所谓的优质项目,看重政府背景和担保,使银行承担着相当大的政策风险;而近几年存款短期化、贷款长期化的趋势,更使得银行利率敏感性缺口不断增大。

3.从面临的风险种类来看,银行业所普遍重视的信贷风险受调控影响将可能出现一次集中的释放,而国内银行较少关注的利率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影响开始显现。尽管国内利率尚未市场化,利率风险在稳定的经济状况下表现得并不明显。但是在宏观经济调控这一特殊的时期,利率作为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央行对其进行调整是必然的,因而政策性的利率风险成为商业银行不可忽视的问题。

基于上述几点,我们认为,当前形势下股份制商业银行所面临的风险具有特殊性,是银行现有一般性的风险管理机制和技术所难以有效掌控的,加强对当前形势下银行风险管理的研究有其必要性和紧迫性。而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周期波动来看,经济发展和经济萧条呈规律性的交替出现,对经济过热进行调控也必然是周期性的。所以,加强系统性风险管理,将有利于股份制商业银行长期、持续、稳健发展。

三、银行目前面临的主要风险

1.信用风险反弹。近年来,股份制商业银行贷款规模增长普遍较快,信用风险同时也逐渐积累。当宏观经济运行出现波动时,就会出现信贷风险集中释放、不良贷款出现反弹的趋势。目前银行信用风险主要表现为:受国家宏观调控影响,部分限制性行业及相关企业发生资金链断裂,无力偿还银行贷款;部分在建工程或开发区项目由于政策原因被勒令停工或撤销,导致投入贷款发生逾期;由于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盈利能力下降,企业还贷能力下降等等。

2.流动性风险凸显。从总量上来看,股份制商业银行普遍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股份制商业银行由于相对缺乏低成本的稳定的资金来源,所受影响尤为明显。目前他们普遍感到头寸紧张,存贷比较高,流动性风险较为突出。从结构来看,银行面临存贷款期限不匹配的问题。由于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刚性较弱,中长期贷款刚性较强,压缩结果是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增量占比下降,中长期贷款增量占比上升,对于短期资金占比较高、缺乏长期资金来源的银行,尤其是股份制商业银行而言,期限不匹配的风险更加明显。

3.利率风险显现。股份制商业银行应关注利率风险。主要表现为中长期贷款上升、资产负债期限结构失衡所形成的利率敏感性缺口,在升息预期下可能造成巨额损失,此外交易账户的利率风险也有所上升,例如,国债价格下降,资金交易利率风险上升等等。

四、国内商业银行应对系统性风险的经营策略

应对系统性风险,不能仅仅单纯从一般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问题,必须要拓宽视野。也就是说,商业银行一方面要加强基础性风险管理,另一方面且更为重要的是,商业银行必须要加强战略管理,实施战略应对,才能抵御系统性风险的冲击。

在加强基础性风险管理方面:一是着重加强对经济周期波动敏感行业的信贷结构调整。通过大力调整信贷结构,使有限的信贷资源向国家政策鼓励发展的行业、经济资本回报率高的地区、战略业务领域和重点目标客户倾斜。二是进行宏观经济环境对业务发展的压力测试。密切关注重点行业、地区、企业的贷款质量变化情况。三是特别加强风险预警。密切关注抵质押资产价格变动,以及行业政策、环保政策等相关政策的变动风险;关注客户和关联交易的风险,如原材料涨价等企业经营风险,在风险预警的同时提出风险防控的措施。在实施战略应对方面:一是要抓住机遇做好银行主营业务,不断做大做强,增强银行整体抗风险能力。二是要加强战略管理,推进业务经营与银行管理两个维度的战略转型,实现银行发展结构的优化提升整体管理能力,使银行成为一艘在大风大浪中仍能稳健前行的生命之舟。三是要在做好银行主业的同时,稳步扩展经营地域和领域,向中小企业业务、农村金融服务等蓝海领域以及各类非银行金融服务领域推进,通过有限的多元化增强市场竞争力,不断提升应对经济周期波动和抵御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努力实现中国银行业的长期稳健可持续发展。

在经营策略层次,国内商业银行必须围绕系统性风险防范,以科学的理念和方法,做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加快金融创新、加强组合管理方面的工作。

1.要紧紧围绕实体经济提供各类金融服务。商业银行作为服务业,依托于贸易、投资、消费等实体经济的发展。因此,银行无论是做传统业务,还是做综合性业务,都必须以实体经济的需求为前提,并根据实体经济的变化,合理、有度地扩展经营领域。如果脱离了实体经济的需求,不但不能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还会对其产生严重伤害。与国际同业相比,国内银行的综合服务能力还较低,需要稳步加以提升。但是,这种提升必须适应中国经济金融的市场化和国际化水平,不能脱离实体经济,更不能在金融体系内部进行自循环。

2.要在做好传统业务基础上开展金融创新活动。金融创新始终是中国银行业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同时,也应看到,开展金融创新,首先要做好存、贷、汇、结算等传统业务。只有做好这些基础业务,并有效管控相关的源头性风险,开展创新活动才具有牢固基础。因此,作为银行的战略决策者,一定要在市场狂热的时候保持清醒的头脑,一定要在深刻理解创新机理以及完善风险管控机制之后,积极稳妥推进创新活动。

3.要在传统风险管理基础上加强战略层次的组合管理。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告诉我们,面对银行经营领域的不断扩大,要不断提高风险识别、计量和处置水平。更重要的是,要从战略层面加强各个经营领域之间的组合管理,避免在业务多元化过程中出现战略性失误以及由此引发的重大风险。过去一段时间,国际上部分金融机构由于盲目追求短期高收益,导致资本市场业务与商业银行业务比例严重失调,危机来临时无法应对系统性风险的挑战,最终只能进行大规模业务重组。国内商业银行既要善于通过有限多元化,实现风险的适度分散,更要善于通过加强战略组合管理,强化风险防火墙建设,促进银行主业与跨市场业务优势互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综合收益,避免盲目分散和无效扩张。

参考文献:

[1]张维.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识别与控制[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4,(3).

[2]张博.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与控制[J].理论导刊,2005,(1).

[3]罗忠贤.论宏观调控中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与防范[J].金融与经济,2007,(12).

国内实体经济状况范文第3篇

金融危机蔓延与新一轮银行业裁员

次贷危机与美国企业裁员

始于2007年夏季的美国次贷危机，在刺破了美国房地产业泡沫的同时，也使疏于管制的金融业经历了痛苦的“去杠杆化”过程。随着危机逐步向实体层面传导，以及近两年欧洲银行业与一些国家债务问题的爆发，本次金融危机已从一场疾风暴雨般的灾难演变成了全球经济的慢性顽疾。2008年，花旗集团曾抛出53000人的全球裁员计划，以应对该集团在危机中遭受的大幅损失。

金融业的兴衰与经济状况休戚相关，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危机导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整个全球经济均在危机的漩涡中蹒跚前行。作为经济中的微观主体，企业面对糟糕的宏观经济状况，为了挺过困难时期并对后危机时代进行战略布局，不得不裁减员工、调整雇员结构，以增强自身的抗风险能力、提升未来的竞争力。

2008～2009年，美国经历了近年来最严重的裁员。2009年，美国大型企业宣布裁员128.8万人，该数值比危机最为严重的2008年还高出5%，为2002年以来裁员人数最多的一年。2009年裁员发生时段在分布上呈现前高后低的特征，70%的裁员发生在上半年。2009年末至2010年初，裁员人数开始大幅缩减。

2009年四季度，在经历了历时两年的大规模裁员后，由公司破产、重组引致的美国裁员潮终于落下帷幕。2010年1月的美国企业计划裁员数据显示，2009年四季度美国计划裁员151121人，为2000年以来单季裁员计划的最低水平。这一数据较2008年四季度下降了67%。同时，2009年12月的计划裁员为45094人，较2009年11月数据下降了10%，较2008年12月更是大幅下降了73%。以花旗集团为代表的欧美金融机构也放缓了裁员的进程。

欧债危机与新一轮银行业裁员潮

2010年底，世界经济运行出现了危机以来久违的“小阳春”，很多金融机构开始招募新员工。然而时隔仅半年，随着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与意大利（以下简称“PIIGS五国”）债务问题的不断升级，以及美国经济复苏步伐远低于预期，金融业再度迎来大规模裁员。

受实体经济下滑与银行内控不利等因素的影响，一些大型金融机构不断曝出坏账。由于金融机构的杠杆经营特征，投资者往往认为业绩增长较静态业绩本身更为重要，因此业绩超出投资者预期范围的变动往往导致银行市场表现的更大幅度变动。正是受到业绩下滑超预期的影响，银行业管理层开始酝酿大规模裁员。2011年8月底前，以英国银行业巨头为代表的银行业裁员潮已经拉开序幕。

如表1所示，欧美众多银行在2011年8月底前纷纷了大规模的裁员计划，仅8月份公布的裁员计划合计已高达4万人。2011年初至8月底，欧洲银行业已经历了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以来的最大规模裁员，计划裁员达67000人，其中英国银行业裁员人数占绝大部分，达到了5万人。同期，美国各大金融机构公布的裁员数量合计为10500人，远好于欧洲的状况。然而9月初，美国银行的决定再度使市场震惊。8月底前，美国银行仅宣布了3500人的裁员计划，一些市场人士虽也认为这仅仅是大规模裁员的前兆，但也仅预期裁员将可能达到1万人，但9月初美国银行即抛出了高达4万人的裁员计划。与此同时，在次贷危机中表现稳健的美国富国银行也正在通过旨在控制成本的“罗盘计划”，削减雇员数量。

本轮裁员特征分析

成本压力与悲观预期迫使银行调整业务结构

近年来的欧美金融危机使全球金融监管层大幅收缩金融体系内的杠杆比率，在加强对一些问题业务监管的同时，还从主动风险管理角度出发，一方面提高了各项资本与准备金的计提比例，另一方面使风险资产的计算更为严格化，以增强银行业抵抗风险的能力。2010年，巴塞尔委员会在总结危机教训的基础上，颁布了“巴塞尔协议Ⅲ”。新协议要求银行保有更多的资本与准备金，而这些资本与准备金并不能直接产生收益。目前，各国都在将“巴塞尔协议Ⅲ”与本国实际状况相结合，制订本国的金融监管法规。在新的监管规则下，银行业的经营成本被大幅抬高。虽然对于整个金融体系，稳健的杠杆率水平有助于金融业的长期健康发展，但刚刚渡过一轮严重危机的各大金融机构在巨大的成本压力下，仍然不堪重负。

随着PIIGS五国债务危机的不断升级，法国、德国等已处于复苏进程中的大型经济体再度受到了拖累。一方面，作为联系紧密的欧元单一货币区成员，对危机国家的救助符合法德两国的自身利益；另一方面，两国又想在救助过程中尽量付出最低成本，同时有利于自身在欧元区中地位的提升。这种复杂的心态导致救助方案推进缓慢。2011年初至8月底，苏格兰皇家银行、巴克莱银行、法兴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的股票价格累计下跌幅度超过40%；由46家欧洲大型金融机构组成的“彭博欧洲银行与金融服务指数”下跌幅度达到31%，投资者对金融机构运行前景的预期十分悲观。与此同时，多数银行的经营业绩也持续低位徘徊，甚至出现进一步恶化。2011年二季度，瑞士信贷与瑞银集团的投行部门业绩下滑均超过70%，总部位于爱丁堡的苏格兰皇家银行投行部门和位于伦敦的巴克莱资本业绩下滑也分别达到了35%和27%。持有大量危机国家债务的欧美银行业不得不对现有业务进行压缩或调整，以在悲观的经济形势中生存下来。

为应对不堪重负的成本以及暗淡的经营前景，大型金融机构“开源”之路绝非坦途，而“节流”便成为大型金融机构的不二选择。美国银行的“节流”计划被称为“新美国银行工程”（Project New BAC），根据该计划，美国银行将在2014年前在消费金融等领域每年削减50亿美元的成本。大型金融机构的投资银行部门盈利能力下滑严重，而经营成本颇高，因此成为本次裁员的重灾区。瑞银集团本次裁员计划的3500人中，45%来自投资银行部门。因此，本次裁员是一次以压缩成本、调整经营战略为目标的结构性裁员。

裁员规模大，波及范围广

2011年上半年，金融业尚未发生大规模的裁员，但2011年7～9月间，无论从总规模还是单个计划规模来看，欧美金融业的裁员规模均迅速扩大。美国银行2011年9月公布的裁员计划在规模上已在向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裁员计划“看齐”。1993年，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宣布了6万人的裁员计划，其中35000人被迫离职，25000人提前退休。根据职业咨询机构CGC公司的统计数据，此次裁员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单项裁员计划。而2008年花旗集团抛出的53000人裁员计划则位居第二。汇丰集团于2011年8月公布的裁员计划也达到了相同量级。根据历史上大规模裁员集中出现的规律，不排除将来有机构抛出更大规模裁员计划的可能。

本次裁员行动不是仅涉及金融业的个别行动，而是整个经济中众多行业的普遍现象。根据CGC公司的统计，2011年7月，美国各大公司计划裁员人数达66414人，环比增长59%，同比增长60%，裁员人数创下16个月以来的新高。值得注意的是，以制药业为代表的一些非周期性行业也加入到裁员行列中来，其中最大的单项裁员计划为美国大型制药企业默克公司的13000人裁员计划。2011年8月，美国计划裁员人数为51114人，环比有所下降，但同比增长达到了47%。此外，美国政府的裁员人数也有所增长，2011年8月，美国政府宣布将裁掉18426名政府雇员。2011年1～8月，各行业累计宣布裁员人数已达105406人。

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美国国内的失业率一度高达25%。在考虑统计口径上的差异后，目前美国10%左右的失业率水平已与大萧条时期16%左右的失业率水平相当，虽尚未及当时水平，但已与20世纪80年代初期高失业的里根时代持平。

此次裁员的主动性更强

一些金融机构“梦想”宏观经济与金融业可以不经历长期萧条而在短期内恢复景气，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经济状况一直在“亚健康”状态上徘徊。银行家们开始着眼于如何控制经营成本和提升企业效率。

在次贷危机以及随后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中，各大金融机构的投资银行部门和住房抵押贷款部门始终是拖累业绩的短板，过去的盈利模式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下的经济形势。以汇丰控股为例，该公司2003年收购了美国家庭国际银行，此次收购使汇丰控股在美国成为最大的次级贷款持有人。在危机集中爆发的2008年，汇丰控股因次贷违约造成的损失数额达数十亿美元之巨。

在发达市场失败的教训使汇丰决心进行两大战略转移：一是将业务重点从零售银行向商业与公司银行转移，二是将业务重心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具体计划包括卖掉在美国、俄罗斯、波兰等地的一些分支机构，而在土耳其、墨西哥等近年经济增长强劲的国家扩张业务，汇丰计划通过战略转型在三年内缩减35亿美元的经营成本。这两个方向上的业务调整势必伴随大量雇员的结构性变动。

本轮裁员的影响与展望

负面影响：加剧经济波动与抬高补偿成本

作为2007年次贷危机以来始终困扰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欧美地区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在2010年得到了短暂缓解，但2011年有了进一步加剧的趋势。金融业作为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重要产业，在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但从业人数众多，而且其一举一动都关乎各个经济实体的资金来源与运用。一旦金融业开始大规模的裁员并伴随业务调整，势必带来更大规模的连锁反应。

2000年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均经历了一轮由泡沫膨胀引致的快速增长。2007年，虚拟经济的泡沫破灭导致各国内需下降严重，不仅周期性行业出现了大幅下滑，就连医药、食品等较为典型的抗周期行业也受到波及。金融领域的去杠杆化过程也大大收缩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来源。过去数年中，衍生品市场的膨胀导致金融市场中的杠杆倍数被不断放大。危机爆发后，一些金融机构的破产导致持有的衍生产品遭到清算，而另一些遇到困难被重组的金融机构则在股东或注资人的要求下，不得不大量剥离或减持手中持有的高杠杆金融产品，以次级住房抵押贷款为代表的金融工具无法再向实体经济输送资金。因此，在2007～2009年危机集中爆发的时期，实体经济深受金融领域去杠杆化过程的影响。2011年初以来，金融机构的大批裁员与主动性的业务调整，势必重新启动相关经济领域的去杠杆化过程，此过程不会如前一轮那样突然，可能表现为循序渐进、逐级推进，但无论如何必然伴随着“阵痛”。

欧美各国在裁员方面势必会遭遇来自工会的强大阻力，因此每一次裁员均将伴随高昂的成本。虽然金融机构通过裁员能够在长期内削减员工的福利支出，但每一次裁员行动都必然伴随高昂的裁员补偿费用，这些补偿费用通常数倍于当地政府的法定补偿额。此外，裁员往往还将引发相关的法律诉讼，为应付这些诉讼，金融机构不得不付出高额的法律事务费用。因此，在做出裁员决策时，金融机构必须充分权衡裁员带来的成本节省，是否能够补偿由裁员引致的补偿金及各种间接费用。从近年来的经验数据来看，裁员本身带来的成本节省效应并不十分明显。

正面影响：有利于恢复有效供给

金融监管的放松与监管水平的滞后给予了投资银行业过大和过于宽松的发展空间，利益的驱使导致投资银行业整体涉足过多的高风险领域。经过层层打包的“次级债务资产包”不断在金融市场上发行、流通，以美国国际集团为首的保险机构又对这些“有毒”的资产包进行信用违约保险。最终，房地产专业金融机构、商业银行业、投资银行业、保险业均因为次贷危机而损失惨重。如果说危机中的人员调整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那么现阶段欧美银行业的裁员行动表明它们已经开始从长远利益出发，通过调整业务的地域分布、产业分布，纠正危机阶段由于过度膨胀而畸形发展的业务分布。这些调整有助于重新恢复金融业本身对实体经济的资源配置职能。一旦“聪明的资金”找到了在经济中的合适位置，则整个全球经济中的创新机能将有望得到恢复，在不当产能受到抑制的同时，新获资金支持的生产部门将能够推动有效供给的增长。

同时，银行业的新一轮裁员与人员调整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带来财富缩减效应，将有效需求发挥作用的阶段向后推迟，这将有利于抑制过度需求，并有助于经济中需求结构的调整。

裁员尚需其他措施配合

裁员本身并不是保证银行长远发展的根本之策，只是一剂“良药”中苦涩的一味，须与其他措施协同作用，方能有助于企业从长远出发控制各项成本，优化业务结构。发达经济体中金融业员工过高的工资水平一直广遭诟病，高级管理人员的天价薪酬更是占据了金融机构管理费用中的很大一部分。2011年6月底，汇丰控股宣布计划在英国零售银行部门裁员700人，宣称这将为公司节省900万英镑的成本支出。巧合的是，这个数额恰好与汇丰控股首席执行官欧智华（Stuart Gulliver）于6月底获得的奖金相等。高管人员人力成本支出侵蚀着大量的银行利润，而过于激进的激励措施与优厚的奖金又反过来使银行高管乐于涉足高风险领域。因此，高管的人力成本应该得到控制，在企业经营与宏观经济的困难时期，工资粘性也应该被打破。

应辩证看待本次裁员

国内实体经济状况范文第4篇

一场巨大的金融危机，已经让我们看清：许多“原本不言而喻的真理”实际是错误的。现在，我们有必要重新梳理我们的认知和行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正是最需要重新思考的重大经济政策。

金融危机告诉我们，现在这样的汇改方向对中国而言是有很大问题的。最大的问题是，中国为了独立的货币政策而被“三元悖论”误导。

“三元悖论”说的是：一个国家在市场充分开放、独立货币政策、汇率基本稳定――这三项政府目标中，只能选择两项，不可以三项同时获得。现在，中国选择了不断开放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于是我们必须放弃汇率的稳定，必须实现人民币汇率的自由浮动。

但是，这个貌似正确的真理，实际存在重大硬伤。

中国为什么需要独立的货币政策？其核心是：中国试图通过自身的货币调节，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物价环境。但很遗憾，按照现实理论，这件事根本无法完成。

原因很简单。从近10年的情况看，中国CPI上涨的动力主要是生产成本，而且这个成本动力源自国际市场，这样的动力未来将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问题来了：一、中国是不是可以用自身的货币紧缩去对付别人制造物价上涨？二、就算紧缩可以导致人民币升值，但人民币升值是不是可以平抑资源进口价格的上涨？事实证明，这两件事都无法完成。

也就是说，即使中国实现了人民币汇率的自由浮动，在完全开放的条件下，中国也不能获得“独立的货币政策”。我们必须承认，中国货币政策“天然不独立”，这是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中的弱势地位决定的。

所以，中国依据“三元悖论”进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认为只要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中国金融市场彻底开放后，我们就可以用“独立的货币”维系中国经济稳定――这只是“书生的梦话”罢了。

中国汇率改革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尽一切努力保障资源进口价格稳定，确保国内实体经济的生存安全。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经济要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要提高，资源需求量必然比其他许多国家要大。这一点，无论我们如何搞节能环保，最终的结果都会是这样。

或许正因如此，货币学家、弗里格曼的“入室弟子”张五常先生建议：中国的汇率形成机制应当想办法和一揽子商品挂钩。我的理解是：构架一个进口商品价格指数，让人民币汇率盯住这个指数，随之而变。

国内实体经济状况范文第5篇

1．房地产过热导致经济泡沫从国民经济层面分析，房地产业是我国的经济支柱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在几大重要行业中占居首位。从地方政府层面分析，房地产业承担着地方财政增收、GDP增长的重任。目前，国内某些大中城市房地产业发展出现非理性繁荣的情况，房价年均同比涨幅均超过10%，而这些城市收入住房比例达到了惊人的地步。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房价涨幅远远超过了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涨幅，局部出现泡沫是不争的事实，加上国内近年来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不断加大，对我国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和膨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房地产过热会透支内需房地产业非理性繁荣的背后是限制了工薪阶层改善住房的需求，阻碍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为了实现“居者有其屋”这个基本的生存需求，工薪家庭要不仅要拿出全部积蓄，甚至透支了未来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消费能力。普通居民为了偿还房贷需要节衣缩食，把其他正常的消费降至最低。房地产业在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同时，也阻碍了非相关产业特别是消费品产业的正常发展，使大量社会资源过度集中于房地产领域，透支了国内需求，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均衡发展。

3．房地产过热会引发深层次社会矛盾房地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地方GDP的增长和财政收入，但这种失衡的经济增长存在民生隐患。普通居民为了购房节衣缩食，透支了未来的消费能力，对其他非房地产相关产业的挤压，导致非房地产相关产业的劳动者收入减少甚至因为产业不景气可能引发失业，物价上涨，居民消费能力透支，居民幸福指数下降。近年来反腐败查处的腐败案件中，大多数涉足房地产业。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及时的改变可能导致社会仇官仇富情绪蔓延，引起社会不安定因素产生。

4．房地产过热投资挤压实体经济发展空间房地产过热，房地产市场投入产出率过高，就会使投资者原本投向实体经济和服务产业的资金转而投向房地产，这样的后果是房地产投资规模不断增大，占用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挤压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甚至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制造企业得不到有效的资金支持，难以进行技术改造和产业创新，这样的后果会更加恶化了非房地产业的生存环境。

5．房地产非理性发展会误导社会价值导向近年来，毕业买房族不断增加，啃老现象严重，传统价值理念和就业理念正在不断改变。房价过快上涨引发全社会持续、过渡关注房地产业的发展，将会导致以买房为成功标准的非理性价值评价观念蔓延。加上物价快速上涨，传统制造业发展缓慢，非房地产业从业人员劳动回报率较低，可能会引发就业观念的改变和价值观的扭曲，很多原本追求实体经济相关产业的年轻人，转而投向收入更高回报更快的房地产业。急功近利思想的蔓延将对国家长远发展产生影响。

二、房地产业缩减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一)实体经济的内涵

所谓“实体经济”，从一般意义上讲，是指涉及物质产品、精神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流通的经济活动。实体经济包括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商贸物流业、建筑业等提供实实在在物质产品生产和服务的部门，制造业当然包含在其中。

(二)房地产业缩减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从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和2008年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的次贷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可以看出，房地产泡沫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控制，会影响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房地产业产出缩减对于部分产业的发展影响较大。目前我国房地产业仍处于数量扩张阶段，其对能源需求较多，与煤炭采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金属矿采选业等能源生产型产业关联密切。房地产业产出的缩减会限制这些能源生产型产业的发展。房地产业对实体经济总影响力较低。将房地产业全部提取后，实体经济总产出减少比例不足0．105，远低于农林牧渔业、建筑业等七大产业形成的影响，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在所有产业中排位靠后。并且从发展趋势看，其影响力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提高，始终处于相对低的水平。王岳平、葛岳静等利用2002年投入产出表对我国经济结构进行分析，房地产业影响力和感应度系数均低于1，低于所有产业的平均值，其对经济的带动作用不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余劲、任洪浩等利用HEM模型对我国房地产业缩减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我国房地产业对实体经济的拉动力和制约性不高，其产出值在一定比例范围内的缩减不会造成实体经济的严重衰退。在金融业可以容忍房价下跌的范围内，只要房地产业产出值变化幅度在40%的范围内，就不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较大的冲击。

三、实体经济发展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实体经济发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促进经济和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

(一)有利于增加地方税收

目前，我国税收制度采用国税和地税相结合的税收制度。由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公共支出的不断增加，地方政府越来越倚重拍卖地皮实现地方财政的收支平衡、实现GDP稳定增长。次贷危机后，美国认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正逐步改变单纯依靠投资和软件业发展的局面。发展实体经济和非房地产相关产业，可以使地方政府更加从容的对房地产业进行改革，逐步摆脱过渡依赖房地产业的局面，实现税收多渠道发力。

(二)有利于提高居民经济收入，增加内需

房地产业过快上涨形成高房价是引起内需不足的重要因素。房价回归合理、实体经济发展，居民实现住房需求的成本降低的同时，非房地产业就业机会和收入增加，购买力提高，有利于增加内需，实现国内经济均衡发展。

(三)有利于降低房产过热引起房产泡沫破裂的危险

实体经济发展不仅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就会，实现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实现GDP稳定增长，避免了过多的社会资金涌入房地产业引发的经济风险。同时，实体经济发展有利于平衡国内的经济状况，减少政府过度依赖房地产业的财政风险。

(四)实体经济发展，有利于房地产业由过热

转向理性发展房地产业回归合理，政府对房地产业的依赖程度下降，才会有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入到实体经济中，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革新，从而推动整个经济不断向前发展。随着经济发展，居民的生活水平和购买力不断提高，激发刚需群体的购房需求，反过来促进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

四、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