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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清几个主要问题
首先,应认清经济全球化是把“双刃剑”。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历史过程,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其表现为: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各国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成统一整体,形成“全球统一市场”。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规范经济行为的“全球规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经济运行的“全球机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经济环境和经济运行。
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全球化中所谓的统一市场,规范经济的全球规则乃至由此建立的运行机制,都是为发达国家服务的,更多地体现了他们的利益。因此,它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经济贸易和金融的发展,但是,却极大地伤害了他们的利益和权益。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对它的态度应是,重视它,适应它,认真应对它;而不应抗拒它,忽视它,回避它,在构建“全球统一市场”和“全球游戏规则”中,应为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经济新秩序的建立而作不懈的努力和斗争。
其次,应认清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依存、合作、竞争、发展”这八个字是支配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正是由于世界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各国之间形成了既相互依存合作,同时又相互激烈竞争的格局。发展是人类的共同愿望,是保持社会进步、经济繁荣、持久和平、人类和谐进步的根本保证。
第三,应认清全球经济失衡的危害。如全球经济增长失衡、全球国际收支失衡、国际货币汇率关系失衡。
第四,认清我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我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发展中经济大国,正迈入经济强国。虽然,目前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四位,但是,我国人均GDP只有2000多美元,经济增长中的许多指标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金融体制改革、资本市场的发展尚不完善,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条件尚不成熟。
我国的经济已融入国际社会之中,在不断深化开放的同时,我国经济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受世界经济变化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我国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取得了积极成效。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发展中,我国正发挥和承担着一个经济大国和经济强国应尽的责任和作用。
扩大内需是拉动经济发展之根本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区域经济一体化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各地经济不断地在突破国界限制,在全球寻求资源配置,全球化条件下,各国、各地区的之间的经济关系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关系也在深化,既有矛盾也有统一,本文试着分析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互关系。
关于经济全球化的界定,现在还没有统一的说法,大部分人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行为在全球范围的大规模活动,生产要素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自由流动、合理配置与重组,是世界各国经济高度相互依赖、相互融合的表现。或者更准确地概括为指参加多边谈判或磋商的相关国家和地区经济团体,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有关经济贸易协议并按照共同制定的协商原则,实行整体运行的世界性经济贸易组织或者经济体系。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复杂的,推动世界经济总体增长,提高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资源,促进国际投资方面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也带来了负面效应,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一方面也对传统的价值观念提出了挑战,如果处理不当,会为经济全球化付出代价的。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相邻相近的或者特定的地理范围内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为了维护既有的、实现未来的共同的经济和政治利益,通过签订某种政府间条约或协定,制定和规范共同的行动准则,协调一致的政策,乃至建立各国政府一定授权的共同机构,进行长期和稳定的超国家的经济调节,达成和实现经济的甚至是政治的联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建立区域市场,降低了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搜寻成本。另外一体化的区域经济由于各个方面的相似性,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和违约风险。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区别。经济全球化主要依靠科技进步、跨国经济,资本和市场的国际化,以及市场机制作用的推动,是市场机制其主导作用的过程,经济全球化则是通过市场机制把世界各国联结在一起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则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均衡和有序发展为目标,在政府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推行区域经济一体化措施、实现一体化目标,是国家期主导作用的过程,区域经济一体化是通过国家对国家的谈判把那些愿意参加一体化结盟的国家联结在一起的;在全球自由市场的状态下,风险是很难规避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风险;而在经济区域化的状态下,风险是可以得到控制和化解,一体化的区域经济由于可以有效地降低资源配置的成本,降低违约风险。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都是由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决定的,两者之间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
经济全球化刺激、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向更高形式发展,又不断地冲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框架限制。全球化给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新的驱动力,经济全球化通过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增进区域经济组织间的合作,以便得到更多的合作利益。
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全球化的促进作用。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经济全球化准备了条件。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了国家分工的深化,加强了区域内部各加盟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推动了各加盟国的经济发展,再此基础上通过强化跨国公司的贸易功能,必然进一步促进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区域经济一体化使集团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所以特定区域外的国家要想获得竞争力,就要通过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贸易制度也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相比较来说,区域经济对经济全球化的阻碍作用比较明显。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的合作组织如北美自由贸易、欧盟等发展完善。各加盟国对区域经济依赖性加强,再加上区域对外合作能力的提高,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大的竞争局面,同时也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区域经济也制造了贸易壁垒。如区域经济组织的排他性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之间就存在隔阂。区域经济是为了实现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区域内部成员之间分工合作,相互依存。经济全球化则是为消除全球经济间的贸易壁垒努力,区域经济在这一方面与之出现矛盾,区域经济以地域为名为贸易提供一种新的保护手段,这种保护手段对于区域外的成员来说就是阻碍他们之间相互合作的贸易壁垒。区域经济强化了其内部产品的竞争力,对区域外的产品采取了比较严格的防范制度和措施,不惜一切手段组织其他区域或国家的产品进入。这一行为,满足了区域内的经济发展,但是对与经济全球化来说,则伤害了全球经济之间平等合作的基础,加大了国与国或区域与区域之间对话的难度,妨碍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从长远利益来,不利于经济全球化的顺利发展。
总之,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矛盾是存在的,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又是对立统一的。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漫长的过渡时期,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会慢慢形成互补。两者之间虽然实施途径相异,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都为企业创作了统一的市场环境,为世界各地的商务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两者的相互作用必然会影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两者之间应该加强合作与交流,相辅相成,在全球化不断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必然会克服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最终推动全球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阳国亮:试论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其相互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10)
[2]郑明慧: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经济论坛,2004(15)
多极格局是二战后国际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其实,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过程并不是在前苏联解体后开始的,在冷战期间两极格局的状态下就开始了多极化的潮流,并在冷战结束后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当前世界战略格局总趋势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这一世界历史大潮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二战后,“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的形成标志着第三世界的形成,从而加速了帝国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极大地冲击了两极格局,使两极格局开始松动。而两大阵营的破裂和分化则加速了多极化趋势。美国在世界经济、政治上形成的“一超独霸”的局面既是两极体制被打破后的必然现象,又是一个终将被多极化体制所取代的暂时的历史过程。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所导致的均衡化趋势,是世界战略格局中两极体制解体并最终走上多极化的根本动因。未来世界战略格局中主要国家的关系将日益复杂化,起主导作用的很可能主要是美国、俄罗斯、日本、欧盟、中国这“五大力量中心”,其它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区域集团和地区性大国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决定了未来战略格局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主要的发展趋势之一,同时也加深了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毫无疑问,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国际局势和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的最重要的因素。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能源和资源的依赖以及落后国家对发达国家技术的依赖,这就使得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度大大提高,未来世界战略格局多极化发展的潮流继续前进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一员,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上起制约作用,在经济发展上起示范作用,在维护第三世界权益的斗争中发挥重要影响力作用。当今,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等已经愈加成为全球范围的产物,全世界的文化也在碰撞中交融,世界不再是无数文化共存却又毫无联系的散沙,尽管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很多年里,世界格局再也没有发生改变,并依旧保持了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而现实的情况是各个国家不会因为结果而去追求结果,只会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去实现结果。为求生存,只能通过压榨、战争等方式实现资本、科技的积累,从本国公民利益出发,寻求更加利于本国发展的国家环境。
当今世界处于大变革、大发展、大调整时期,国际局势不确定性、模糊性和突发性的特点愈加鲜明。目前,世界经济面临二次探底风险,以美国和欧洲债务危机为代表的持续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以及由此而引发了社会危机和价值观危机,而席卷西亚北非的历史性政治大动荡和美国全球战略重心向亚洲地区转移,使中国周边环境出现新变化,形势日益严峻。这些将深度地影响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国际战略格局变化。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的国际舞台将是美国称霸和世界特别是欧亚大陆的反霸之间斗争的舞台。它将是一个“新战国”时期,因而新的合纵和连横必将在各国各个领域和层次展开。
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城市
唐子来(1999)在研究了城市化的一般过程和发展规律后发现,新世纪里世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趋势仍然是城市化。与城市化的各个历史阶段不同,当今世界还面临着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趋势。城市化、信息化和全球化交织一体,使城市(特别是大都会地区)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经济全球化表现为以下特征:第一,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越来越突出,管理/控制-研究/开发-生产/装配三个基本层面的空间配置已经不再受到国界的局限。第二,各国的经济体系越来越开放,国际贸易额占各国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上升。第三,各种发展资源(如信息、技术、资金和人力)的跨国流动规模不断扩大。第四,信息、通讯和交通的技术革命使资源跨国流动的成本日益降低,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第五,在全球化进程中,空间经济结构重组导致城市和区域体系的演化(城市规划原理,2000)。
受经济全球化影响,城市从工业时代过渡到信息时代,第三产业成为城市发展的后续动力。随着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第三产业开始崛起,并逐渐取代工业而成为城市产业的主角,并由它继续推动下去。这种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生产的增加和消费的增加。《世界发展报告》的统计表明,在1960-1980年期间,发达国家在制造业中就业的人数比重一直徘徊在30%左右,制造业产值比重则从40%降为37%;但同期城市化水平却从68%上升到78%。其原因正是第三产业的拉动所致,这段时期的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从44%提高到56%,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也从54%提高到60%。
二、城市发展突破了传统的等级体系框架,正在形成新的城市网络体系
伴随着生产业的快速增长,主要城市的金融服务和专门化服务水平迅速增长,由银行、投资公司、法律机构、保险公司和证券交易所共同组成的金融综合体已经成为各部门的决策中心(Green,1993)。这些大都市金融综合体正在成为日益增长的全球一体化系统的节点(Mitchelson,1994)。传统的城市体系基于国家的框架,分为首都、区域中心等级别,但随着经济全球化下的生产、流通、交换系统的机制的形成,传统城市体系的框架立论基础正在改变。城市作为城市系统的一部分,不是按照传统理论的领土的连续性,而是建构在功能节点(中心城市)以及节点间的轴(商品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之上。
Castells(1996)进一步指出,这种空间的逻辑“以流的空间”为主宰,建立在把生产和管理的战略节点全球性地联系在一起的电子线路上。不过这并非这个社会唯一的空间形式,相反,人们见到“地方的空间”一如既往地作为绝大多数人日常生活领域的组织形式。应当说,主宰当今世界的重要机制是基于“地方的空间”之上的“流的空间”。并且,我们的社会已经演化成为基于“流的空间”的网络社会。Borja和Castells(1996)在《地方与全球》一书中阐述:全球化最为直接和最为突出的地方影响是城市的空间和社会结构。全球经济网络的控制性节点是商务产业(advancedservices)和研究开发活动(researchanddevelopment)最为发达的城市。在全球竞争中,城市必须提供这些产业所需要的信息基础设施(telematics)和相应的人力资源所需要的生活环境。同时,信息技术使生产过程的各个阶段可以分散在全球范围的不同地域,同时仍保持了生产过程的整体性。
正如Batten(1993)所指出的,未来世界城市的发展潜力将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能否把所有有形的实体网络(即基础设施)的节点、密度和效率连接到世界各地;
第二,能否在世界无形的网络体系中发挥人口、知识、资金、货物和服务的全球换作用;
第三,能否创新性和适应性地不断发挥网络中固有的协同作用,并起到超前示范导向作用。
三、城市化的主流转向东亚地区,给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随着经济活动的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从全球范畴而不是国家、地区的范畴认识城市化过程是十分必要的。客观认识“经济全球化”背景,对研究我国城市化政策、制定城市化战略步骤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发达国家的经济重构产生了所谓的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一方面是生产业向大都市集聚,产生所谓的“世界城市”,因而有了“功能以世界城市体系”的提法;另一方面,制造业的转移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机会,一部分国家和地区凭借这个机遇迅速崛起,如亚洲四小龙的崛起,相应地城市化进程也大大加快(陈振光,2001)。
根据阿锐基(2001)对20世纪社会、经济根源的研究,资本积累的世界性过程的中心从美国逐渐转移到东亚地区。东亚的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程度,可以从(图1)中描绘的趋向来测定。该图显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明显的赶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核心组织[1]”的人均收入水平的例子。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只有日本的成就非同一般,优先于并带领地区腾飞。到了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80年代,韩国和台湾地区离开低收入群体,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而香港和新加坡地区加上西班牙则离开了低收入群体,稳步进入中等偏上收入的群体。
附图
资料来源:WoytinskyandWoytinsky(1953);WorldBank(variousyears);EconomicPlanningCouncil(1977,1982,1988).
图1从比较的角度看东亚的兴起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组织核心=100)
联合国根据1990年世界各国最新人口普查数据,对全球未来城市化进程进行了分析和预测,详见(表1)。
表1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未来年平均城市人口增长率(%)
地区1970-19751986-19901995-20002020-2050
发达国家1.50.80.80.5
发展中国家3.74.53.82.2
资料来源:“全球城市化展望”,联合国,1990年。
由此可见,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城市人口都将经历一个持续高速的发展期,从而使世界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其结果是全球特大城市聚集区的数量和分布发生了
显著变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特大城市的数量近几十年大大地增加了。1950年全球800万人口及以上城市集聚区只有2个,全部分布在发达国家;1970年有10个,5个分布在发达国家,5个分布在发展中国家;1990年,增加到20个,其中6个分布在发达国家,14个分布在发展中国家;联合国分析2000年将会进一步增加到28个,其中6个分布在发达国家,22个分布在发展中国家。
四、中国城市化进入加速期,具有后发优势
1998年底,中国城市化水平达到30%,城市化进入了中期阶段,这是一个城市化快速增长的阶段。根据诺瑟姆(RayM.Northam)的"S"型城市化发展轨迹,城市化发展速度在30%-70%之间呈加速状态。在50%时加速度达到最高点。可以预测,2010年之后,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会以每年至少1个百分点的递增速度上升,至2020年达到60%左右的水平。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长期以来较工业化的发展处于滞后状况,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进一步确立和完善,城市化发展的推动力将越来越大,因此,中国出现加速城市化的过程已属必然。
赵宝江指出,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将存在着较大的发展梯度,这种发展梯度已经呈现出进一步扩大的态势。东部沿海地区有可能出现普遍的繁荣,并带动一部分城市率先进入信息城市的行列。
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的城市化提供了新的机遇,使中国有可能发挥后发优势,进而抢占若干技术制高点,带动新兴产业的发展,构造新的城市网络体系。未来中国的城市化将出现难以避免的快速发展过程,导致更多设市城市的诞生。中国有必要建立世界城市和自己的创新中心城市,使之尽快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新节点,并把中国各级各类城市融合到新的城市网络体系之中(顾朝林,1999)。
【参考文献】
1FriedmannJ.TheWorldCityHypothesis.DevelopmentandChange,17:69-83,1986
2CastellsM.TheinformationalCity,London:Blackwell,1989
3唐子来.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城市管理的新议题.城市规划汇刊,1999(3):75-76
4全国城市规划执业制度管理委员会.城市规划原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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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MitchelsonR.L.andJ.O.Wheeler,TheFlowofInformationinaGlobalEconomy:the
RoleoftheAmericanGeographers,Vol.84,pp.87-107,1994
7CastellsM.TheSpaceofFlows:ElementsforanUrbanTheoryoftheInformation
Age,NewMedia:TechnlogyScienceandCulture,No2,1996
8BorjaJordiandManuelcastells,LocalandGlobal:ManagementofCitiesinThe
InformationAge,EarthscanPublications,London,1996
workCitiesVersusCentralPlaceCities:BuildingaCosmocreative
Constellation.InAndersonA.E.,BattenD.F.,KobayashiK.andYoshikawaK.:The
CosmocreativeSociety,Heidelberg;Springer,pp.137-150,1993
10陈振光.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城市体系发展趋势.城市规划汇刊,2001(1)
总结去年,规划今年,是即将开幕的九届人大五次会议的最主要的议题。世界经济强体一片衰退的冲击波荡漾全球,我国经济逆风而上继续在适度快速增长的平台上前行。经历了抵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机体的免疫力、抵抗力进一步增强了。然而,我们不仅面临外患,同时还存在着内忧,忧患意识不可无。
扩张型财政政策流露长期化倾向
1998年开始,我国政府财政政策由紧缩政策转而实行扩张政策。所谓积极财政政策,其基本特征是以增加赤字和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所以属扩张型财政。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刺激了投资和消费的增长,经济保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政策效应是明显的。但是,现在本应淡出和转型的扩张的财政政策却出现了长期化的趋势,经济快速增长染上了对扩张政策的依赖症,而潜伏的财政和金融风险却使扩张政策难以为继。这是当前政策抉择面临的一道难题。
2001年,GDP增长7.3%,比上年下降了近一个百分点,且呈现逐季减缓趋势,经济整体增幅下降的态势表明扩张政策的效应在递减;国有企业在基本实现三年脱困目标之后,脱困的成本和代价尚未消化,又出现效益回落,利润增幅持续下滑,部分企业脱困后又返困,亏损企业亏损额上升;国有单位的投资靠国债支持继续上升与非国有单位投资乏力形成反差,表明除了政府国债投资之外,各类市场主体的自我积累机制依然乏力;物价由低速回升转为全面回落,去年零售物价下降0.8%,工业生产资料出厂价下降1.2%,生活资料出厂价下降1.5%;失业率居高不下,就业难度加大,去年下岗未能再就业的职工近600万人,城镇实际失业率高于登记失业率2-3个百分点;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增加农民消费、启动农村市场乏力,制约农民增收的诸多因素仍然存在;财政对债务的依存度居高不下,潜伏的财政危机不仅没有缓解,反而进一步加深。
回顾2001年,瞻望2002年,对今年经济发展和对策,似应作出以下几点认识:
连续4年实行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使经济增幅下滑的态势得到遏制,并为今后经济增长和发展创造了较好的物质条件。但是,放松银根的政策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它好比一剂强心针,不可能带来经济持续快速稳步增长,为经济长期发展埋下隐患。巨额的财政赤字,沉重的债务负担,货币超经济发行,最终势必酿成严重的财政危机和金融危机,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如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或者导致经济滞胀(如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所以,任何一位明智的当政者都不会长期推行扩张性政策。
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一度财政敞开国库花钱,银行开足马力印发钞票,由此酿成的苦果至今还没有消化完毕。财政长期入不敷出,赤字居高不下,社保基金缺口巨大,银行不良资产比例过高,居民储蓄超常增长等,这些因素都给经济投下了通货膨胀的阴影。现在人们之所以没有看到它的现实威胁,是由于出台的改革措施强制地遏制了购买力的需求变现,把收入锁进银行的保险柜;是由于贫困人口增加,导致生产相对过剩和购买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财政和货币政策在不能兼顾推动经济增长和化解经济风险时,应当适时地把重点转向后者,决不能为保暂时增长而牺牲长远发展。
当前,扩张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已经出现边际效应递减的势头,但经济增长对它的依赖性并未减弱,经济自身的增长机制依然乏力,因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出现了长期化的危险倾向。国内外的历史教训表明,一旦把扩张性政策长期化,后患无穷。防患于未然,一要防止和化解财政和金融危机,二要预防陷入“滞胀”泥潭的可能。
莫追随发达国家进入“消费社会”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生产决定消费,但生产归根到底是为了消费、依赖消费。近代工业革命飞速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导致消费资料极大丰富。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兴起了一种新的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以富裕者无节制的物欲满足为宗旨,奉行物质消费至上主义;超越生产和消费的能力,以牺牲环境和浪费资源为代价“现代消费社会”。“消费社会”正像传染病一样向发展中国家蔓延和扩,成为当代世界的一大公害。
中国GDP总量突破万亿美元大关,居世界第6位,但仅占世界GDP总量的3.6%,美国占32.6%;中国人均GDP不到900美元,不到全球人均GDP的1/5。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在世界75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竞争力排名中,中国居第39名,美国居第2名。
中国进出口总额达5098亿美元,为世界第十大贸易国,但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出口占5.4%,进口占3.2%。
中国靠占世界耕地总面积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1/6的人口,解决了13亿人民的温饱。但是,现在农村还有3000多万人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如果按照联合国的人均每天消费1美元的贫困标准,农村贫困人口则要多得多。在城镇,已经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人数众多的贫困阶层,包括600多万下岗职工、600多万失业人口,还有不能按时足额领到退休金和工资的退休职工和乡村
教师。城镇中缺房和无房户上百万,大量危房、贫民窟亟待改造。城乡居民缺医少药。
虽曾为文明古国,但中国现在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状况令人发忧: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甚至低于最不发达国家。虽然实行了9年义务教育制度,农村教育却还要靠“希望工程”支撑,政府财政用于教育事业的拨款仍未达到《教育法》规定的标准。高中毕业生的升学率仅为50%,25岁以上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比重仅为2.1%,文盲高达8507万人。用于研究与开发的经费严重不足,占GDP的比重不到1%(日本为2.88%,美国为2.44%,韩国为2.29%)。
我国是农民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农业大国,农业至今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劳动生产率低下,2/3的劳动力困在人均1.5亩耕地上,由于农业现代化步履艰难,每年造成的损失达数千亿元,仅蔬菜水果因缺少保鲜设备一年就损失800多亿元。
现代工业的建立和发展是国家工业化水平的重要标志。经过50年建设,我国基本上已经建成了较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工业化已进入到中期阶段。但是,工业总体的技术装备水平仍然落后。据全国工业普查资料,1180种专业生产设备达到国际水平的仅占26.1%。机械产品中达到9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的不到5%,我国单位GDP的能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3.8倍。每年固定资产投资所需购置的设备60-70%依靠进口,许多行业的装备都被外国占领。设备制造业丢掉了国内市场2/3的份额。信息产业的关键技术和部件的研究开发相当落后
离开繁华喧嚣的街区,人们看到的是另一个贫瘠瘦弱的中国。如此强烈的反差发人深省:我们到了追随发达国家,仿效他们的生活方式,赶超“消费社会”的时候了吗?有人说:“中国已经进入休闲时代!”错了!现在依然要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皇家林园北京的颐和园现在成了大众的休闲地,但人们不该忘记这正是“老佛爷”的劣迹:兴建颐和园是以牺牲国防和近代工业为代价的!
加入世贸组织要做“明白人”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朱总理要求各地、各部门、各个企业做好应对工作,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做领导经济工作明白人”。
做明白人,应当明白我国入世的动因。对此的权威解释是,当今世界已经实现了“经济全球化”。“全球化”论点源于美国,但美国学者和政界对“全球化”并无一致的认识,从“贸易自由化”到“美国价值观全球化”、“美国生活方式全球化”,甚至“全球美国化”,无所不包。美国统治集团则把“全球化”当作它推行霸权主义、对外扩张的工具。如果我们采纳了“全球化”的概念,那么就应当赋予它科学的内涵和确定的外延,不能盲目照搬。其次,“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发展过程,是各种力量较量和斗争的舞台。当今世界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反全球化、区域化,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再其次,当今世界,即使认同了“经济全球化”,还必须正视“政治多极化”这一不可抗拒的潮流和政治格局。我们既然强烈主张“世界政治多极化”,坚决反对单极化,但“多极化”和“全球化”却是矛盾对立的,而政治又是为经济服务的。对此,我们在理论上总应自圆其说。
做明白人,应当明白当今世界经济格局。自近代工业革命开始,先进工业国家用廉价商品和炮舰轰垮了落后国家的壁垒,把各国网罗进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从此,世界划分为工业国与农业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穷国与富国、强国与弱国。时至今日,这一格局仍未改变。现在,尽管发展中国家说话的声音大了,与强国打交道多了一些筹码,但是国际经济秩序依然是不公正的。极少数富国不仅以强凌弱,而且把贸易、投资当作推行强权政治、霸权主义的工具。世贸组织现行规则对所有成员国一视同仁,这种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实际上的不平等,更何况许多规则是在发达国家主导下按照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原则制定的。改变世界经济格局,建立公平、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归根到底要靠广大发展中国家富裕强盛。
做明白人,应当明白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位置,要定准位。“商场如战场”,国内市场如此,国际市场更是如此,这里奉行实力至上。我国入世后应当定好位:第一,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属于世贸成员中的弱者,应当充分利用世贸组织规则赋予不发达国家的各项权利,只承担与我国地位相适应的义务和承诺,拒绝世贸组织规则之外的要求,抵制那些损害我国利益、危及我国国家安全的举措。第二,中国是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在国际上永不称霸,但是,应当承担我国对第三世界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维护第三世界国家利益不受侵害,积极争取建立平等、公正、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不放弃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