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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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范文第1篇

一、转型的历史和现实依据

从1788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到2008年的200多年中，资本主义世界发生过28次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回顾这些危机，尽管每次都各有特色，各有其不同于其他危机的表现形式，但本质特征基本上是相同的，这就是：经济危机的基础都是生产过剩；金融危机往往是产业危机的先导；都伴随着经济活动的极度投机；多数危机在自然状态下总是首先发生于那些对世界经济具有支配地位国家中的那些对国民经济具有绝对影响力的行业或部门；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经济危机的形态也在发生转化。

19世纪之前，由于英国主导着世界经济，所以绝大多数危机首先发生于英国。20世纪美国主导了世界经济，危机发生的重心也就自然转到了美国。19世纪20年代之前，英国的主导产业是毛纺织业，生产过剩也往往突出地表现在这个行业，经济危机发生后，这个行业往往是重灾区。20年代之后，棉纺织业取代毛纺织业上升为主导产业。整个19世纪上半叶，纺织工业（包括与它有直接联系的部门）较之其他所有工业部门有绝对优势，所以这个行业始终是那个时代生产过剩危机的主要发源地，它总是最先发生危机，又总是最先摆脱危机，对周期各阶段的更替起着主导作用。19世纪下半叶，大机器工业和铁路建设的大发展，极大地刺激了矿产开采、金属冶炼和机器制造工业的发展，使这些行业逐渐上升为可以与纺织工业并列的主导产业，并在19世纪末最终取代纺织业，成为占绝对优势的产业。于是，这个行业成了生产过剩危机的主要发源地，同时对经济周期各阶段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进入20世纪以来，这些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的行业或产业，在二战之前主要是冶金、水泥、机械制造、煤炭等行业;二战之后到70年代主要转向汽车制造、造船、发电、石油、化工、电器等行业;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转向房地产业、金融业、IT产业等行业。随着这种转移，生产过剩危机的发源地也随之转移到相应的行业或产业。总的看来，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危机史表明，每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时，尽管伴有程度不同的金融危机和数量不等的银行倒闭事件，但总的说来危机还是最突出地表现在产业领域，生产下降、企业破产倒闭、工人失业是最主要的现象，而金融危机仅仅是伴随现象，带有附加性质。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系列重大的金融危机事件逐渐与产业危机融合起来，使周期性世界经济危机由原来突出地表现为产业危机演变为金融危机。90年代以来，世界接连发生了多次金融危机：1990年日本地产泡沫破灭引起金融危机，1992年英镑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2000年以来的阿根廷和委内瑞拉金融危机。从2000年4月开始，以美国纳斯达克股市泡沫破灭为起点，美国主要资本市场的股票指数出现狂泻，金融风暴席卷了美国金融业。从2007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一路演变成世界金融风暴和全面的世界经济危机，已经给美国金融系统带来了百年一遇的冲击，造成美国五大投资银行全军覆灭，AIG、房地美、房利美被政府接管，政府注资救助花旗银行……，等等。在这些危机中，除了1992年英镑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属于单纯的货币危机之外，其余的基本上是建立在产业危机基础上的金融危机，这些危机尽管形式上各具特色，但其发生机制、伴随现象、本质特征有很大的相同性，即：（1)产业扩张与信用膨胀相互推动，在一些成长性较强的行业（例如房地产、新技术产业）形成投机热，并推动其极度泡沫化。（2)信用经济畸形发展，造成实体经济虚拟化，虚拟经济泡沫化，使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严重失衡。（3)生产过剩是危机的起点，生产过剩危机引起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以更加猛烈的方式反过来推动生产过剩危机走向深入，并使整个危机突出地表现为金融危机。（4)主周期的长度逐渐向古典周期回归，同期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总之，这些新现象的出现，给世界经济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一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转型。

二、转型的原因及转型后的基本特征

从本质上说，金融危机属于信用危机的类型之一，它是由信用关系中断引起的强制性恢复。由于金融业建立的基础是信用关系，当一个国家的金融业成为国民经济核心的时候，一旦这个领域发生信用危机，往往以金融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当然，如果一个国家发生了能够对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严重影响的金融危机，说明这个国家金融业的发展程度已经很高，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与此相适应的信用关系也已经相当发达。当今社会，资本主义周期性世界经济危机越来越突出地表现为周期性金融危机，这种情况表明，金融业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核心，信用关系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之_。

信用关系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渗透和发展，使交易关系逐渐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经济活动的交易媒介以货币为主逐渐转化为以信用关系为主，这种变化意味着商品经济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信用经济时代。在这个时代，信用关系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支配地位。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把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作为社会生产的三个具有特征的经济运动形式而互相对立起来。”马克思虽然不同意把上述三种经济形式对等并列，他指出能够和自然经济并列的只能是商品经济，但认为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不同阶段，并且认为：“货币经济只表现为信用经济的基础。”而信用经济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

商品经济在它几千年的发展中，如果从交换方式的发展来划分，可分为三个阶段，即物物交换阶段、货币经济阶段和信用经济阶段。在物物交换阶段，产品所有者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不借助任何媒介而进行，这种交换方式固然突破了自给自足的局限，扩大了生产的社会性，但它无法解决交换次数难以确定和交换目标难以实现的矛盾。货币经济阶段的到来克服了物物交换阶段遇到的困难，拓展了社会分工和交换关系，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它遇到了在缺乏货币而又需要交换时无法交换的矛盾。随着信用经济时代的到来，这个矛盾得到了解决。信用是商品交换中的延期付款或货币借贷，是以偿还为条件的价值的单方面运动，体现着交易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在信用经济时代，信用关系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交易工具、交易手段到交易行为，无不体现着信用关系。在信用经济时代，信用关系也同样渗透到了世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国际信贷、国际汇兑、国际债券、国际商业信用、国际银行信用、国际消费信用等等，总而言之，从民族国家发展起来的信用关系，正在随着全球化的迅速发展而向世界扩散，它使货币经济让位于信用经济，它最大限度地动员了社会资源，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资源配置的国际化和资本的国际性流动。

信用经济时代的到来，拓展了商品经济的活动空间，增加了其内容，提高了其交易效率。因为货币和信用本身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所以对货币和信用关系的创新本身能够对象化为商品。在实物货币时代，充当一般等价物的无论是一般物品还是贵金属，都是商品，只是因为充当了一般等价物而具有了特殊的地位。随着经济生活中信用关系的出现，有了包括信用货币在内的信用产品，随着信用关系的不断创新，有了股票、债券、期权、票据以及名目繁多的金融类衍生产品，这些信用产品，多数作为资本商品进入交易市场，成了社会经济越来越重要的交易对象。

信用经济时代的到来，也为资本积累开辟了道路。资本家可以利用信用创新为资本找到更多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如果说，在货币经济时代资本积累的出路和资本家消化过剩资本的基本途径是资本输出和技术创新，而在信用经济时代则主要转向信用创新。信用创新推动了信用扩张，而信用扩张一方面表现为信用种类的增多，另一方面表现为信用链条的延长。前者增加了信用原生产品；后者增加了信用衍生产品。由于金融领域是信用创新的主战场，先进的创新手段、庞大的专业创新队伍，再加上多年的高强度创新，使这一领域的信用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信用产品的种类越来越多，数量规模越来越大，以至在今天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多数国家的信用产品市值规模远远大于同一经济体的实体经济规模，已经成为国民经济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信用关系的发展转化为资本的生产和扩张能力。它促进了利润率的平均化，节省了流通费用，缩短了流通时间，促进了资本的集中和股份制的发展，加速了资本的积聚，充分动员和利用了社会资源。只要信用创新能够带来足够的收益，资本主义就会尽其所能地推动其发展，就会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信用形式。创新是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基本途径，也是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技术基础，它-般包括技术、制度、组织、管理、金融创新等多种形式。对资本而言，创新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通过生产效率的提高使个别资本获得超额利润；通过技术发明和延长产业链形成新的产业集群、增加就业；通过延伸信用链条创造出更多衍生产品，促进了投资，分散了风险；通过放大杠杆的撬动作用使更多的大资本控制在小资本之下，等等。它在另一方面，因为技术创新本身的周期性波动，造成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由于信用形式的创新，为实体经济虚拟化、虚拟经济泡沫化创造了条件；经济的虚拟化和泡沫化带来的财富效应，增加了社会购买力，形成良好的收入预期，而这又进一步刺激消费欲望，形成消费热；消费热拉动实体经济迅速扩张并形成泡沫，而这又为虚拟经济及其泡沫化创造了条件。

这些年来，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相互推动中，虚拟经济的交易规模大大地超过实体经济，金融衍生产品不断被创造出来，杠杆交易使信贷规模极度放大，周期性地形成泡沫，又周期性地破灭，形成周期性金融危机。本来，周期性金融危机的背后是实体经济危机，它之所以首先表现为强烈的金融危机，是因为虚拟经济的泡沫化程度大大地超过实体经济，当泡沫破裂时，其强度也大大超过实体经济。

虚拟经济泡沫的破裂往往表现为剧烈的金融危机，危机使股市、债市、汇市、期市狂跌不止，财富大量蒸发，恐慌蔓延，赔本效应凸显，消费急剧缩减，结果使起初不甚明显的实体经济危机浮出水面，这时真正的危机才开始了，原来的金融系统已经被拖垮，正在进行重组，实体经济进入破产、倒闭或重组阶段，下一个需要度过的阶段是萧条。萧条阶段往往是新一轮创新的开始阶段，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即是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也是新一轮创新的物质基础。由于新周期的物质基础无论在规模还是在技术含量上一般都高于上一周期，所以随着复苏阶段的到来，实体经济不仅对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提出了更高程度的要求，对虚拟经济创新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由于金融市场是虚拟经济存在的主要领域，所以虚拟经济的创新也主要表现为金融创新，而金融创新又主要表现为交易方式、金融产品的创新，近些年来，尤以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最为突出。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发展的基础，虚拟经济的发展不仅能够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资本支持，还能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创造社会购买力。但是，虚拟经济的发展不完全受实体经济发展的制约，它可以独立发展。从这些年来的发展情况看，由于期权交易、合约交易、杠杆交易等交易形式的创新，以及多层级多种类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使虚拟经济有了更大的独立发展的空间。由于虚拟经济的参与者、交易方式、交易对象的特殊性，交易中经常伴有“羊群效应”、“博傻现象”和“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出现，这意味着当事人受非理性行为的支配，很容易忽视系统风险，过度投机和使用金融创新，过度使用杠杆交易，造成虚拟经济的极度泡沫化。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实体经济触顶回调，就会引起信用链条初始环节的中断，进而引起整个信用系统危机，形成剧烈的金融危机。

三、转型后经济危机的发生机制和传导机制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由“产业危机周期”向“金融危机周期”的转型，虽然也受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变迁的影响，但主要还是因经济形态的演变引起，所以转型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没有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其根源依然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一经济个体活动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经济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资本无限积累与扩张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本来，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后，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的发明和使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使传统意义上的周期性产业危机趋于缓和。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在最近30年来竭力推行了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再一次趋于尖锐激烈。无独有偶，这一过程恰巧与信用经济时代的加速到来相重合，结果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加速转型的同时，其频率和周期长度再一次出现回归的趋势，其程度也在逐渐加重。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转型前，固定资本更新、商业与产业之间的相互推动是高涨走向繁荣的基本形式，尽管信用在其中的推动作用非常重要，但由于信用链条短，信用关系较为简单，信用产品的泡沫化较为有限，而且多数间接地通过股市非理性暴涨表现出来。萧条时期，随着固定资本大规模更新的启动，技术创新与信用创新同时进行，信用资金起初主要流向那些成长潜力大、风险小的产业。到了高涨阶段，信用资金开始重点流向那些成长势头较为强劲、财富效应较为突出的产业，并且与这些部门的产业形成相互推动之势。高涨阶段，信用资金在继续大规模流向热点产业的同时，开始全面出击，既支持产业扩张，也支持商业繁荣，直至热点产业严重泡沫化，并最终走向破灭为止。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转型后，产业、商业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信用在其中的推动作用，与转型前基本相同。但是，由于信用链条的延长和信用种类的增多，再加上杠杆交易的放大作用，使信用规模逐级放大，衍生产品的数量也成倍增加，形成一个倒立在实体经济之上的金字塔。这个金字塔是否稳定，外来冲击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但关键在于实体经济是否稳定。

上世纪90年代初发生于日本、美国的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及随后发生的美国网络经济泡沫的破灭；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这三次转型后处于逐步完善过程中的周期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尽管其具体层面上的发生和传导机制存在差异，但其一般形式已经基本相同，即：第一阶段，金融系统深度介入扩张潜力较大的产业，例如房地产和处于发展初期的房地产业，使这些产业在金融机构、开发商、投机者、游资的合力炒作之下形成泡沫，与此同时，建立在这一产业扩张基础之上的信用链条也在延伸，数量在逐级放大，形成一个巨大的虚拟经济泡沫体。在这一阶段，经济加速走向繁荣，整个经济活动表现出普遍的财富效应，当事人经济行为的非理性化取向比较明显。第二阶段，极度泡沫化的实体经济开始出现拐点，泡沫开始破灭，随着物价下跌、利润减少、产品滞销，投资开始缩减。第三阶段，建立在实体经济之上的信用链条沿着当初延伸的方向开始逐级断裂，庞大的虚拟经济开始倾斜、倒塌。第四阶段，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互影响，使危机进一步放大，并沿着金融系统、贸易系统向其他国家扩散，这种扩散带来了普遍的恐慌心理，无论个人还是组织纷纷采取避险行动，从而出现了“羊群效应”和“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危机迅速蔓延、加速见底。

当然，以上说法是就一般意义而言的，由于引发危机的直接因素有两类，即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的冲击引起，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是由内部因素自发作用引起。内部因素的作用主要表现为经济泡沫的自动破灭，而外部因素的作用则主要表现为国际游资的剧烈冲击。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在美、英等国的推动下，出现了金融全球化的浪潮，国际金融寡头裏挟长期以来用虚拟经济创造的庞大货币资本，像洪水猛兽一样在世界各国的金融市场上横冲直撞。这种现象从日本资产泡沫破灭过程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四、基本结论

周期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展的历史表明，在自然状态下，经济危机的发源地往往是那些对世界经济拥有支配地位和重要影响作用的国家，以及这些国家国民经济中的那些占绝对优势的产业、行业或部门，它们对经济周期各阶段的更替起着主导作用，总是最先发生危机，又总是最先摆脱危机，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表现为突出的周期性金融危机。

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范文第2篇

1929-1932年出现全球性经济大萧条之前，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古典主义学说占统治地位，观点是市场自由放任论。凯恩斯主义（因为产生在经济大萧条背景下被称之为“萧条经济学”）认为自由放任的市场调节不能自发实现平衡，用有效需求不足理论说明必须依赖财政刺激，3%左右的温和通胀水平对经济增长是有利的。直到1974-1975年出现最奇特的滞胀危机，古典主义卷土重来，认为滞胀是凯恩斯主义财政刺激的恶果。在批评凯恩斯主义基础上，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和供给学派兴起，相互之间论战相互进行理论修补。在新（后）凯恩斯主义、现代货币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等模型中，以及实验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和行为宏观经济学等前沿研究中，都可以寻找到宏观经济理论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的争议。

1930年代大萧条出现后，费雪的“债务-紧缩理论”，或明斯基“信用-紧缩理论”认为，大萧条经济危机出现是由于繁荣时期过度负债（信用）的存在，走出“大萧条”解决通货（信用）紧缩的对策或是自由放任，企业破产后的强制恢复，或是增加货币供给，利用通货膨胀的方式助其恢复。现代货币主义对1970年代的滞涨进行研究认为，由于私人经济具有天然不稳定性，中央银行应奉行与实际经济增长率相适应的“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无效。但是1980年代初发生通货紧缩的衰退（因降低货币增长率），1990年代初发生衰退（货币是稳定的），在上述理论中找不到答案。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理性预期学派）研究认为，货币在长期是中性的，货币在短期也是中性的，因而提出公开宣布的稳定的货币政策主张。1970年代真实经济周期模型（RBC）认为，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都由一个变量的变动来解释，货币冲击是真实冲击之外的一个变量。在此基础上扩展研究而来的随机动态一般均衡（SDGE）模型，包含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物价水平等货币因子。阿尔克洛夫（2005）认为，自然率假说与现实相悖，古典主义对于货币中性的判断是错误的，实际经济活动中存在低水平货币幻觉。小规模滞后调价或工资黏性会导致货币数量改变，从而影响到宏观经济均衡的显著变化。阿尔克洛夫等在行为宏观经济学框架下通过实证研究认为，需要构建一个稳定化的低通胀目标而不是零通胀目标的宏观政策框架，宏观经济学在偏离完全竞争时才有意义。

（二）微观基础是一种泡沫长期可持续的货币冲击吸收机制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泡沫具有反稳定的负面效应。另外一些学者研究表明泡沫具有积极效应，特别是经济面临金融抑制、实体经济和需求约束时，在经济趋于动态无效的情况下积极效应就会变得显著。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Shefrin和Statement（1994）的“行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Behavioralcapitalassetpricingmodel，BCAPT）研究了市场有效性的微观基础—泡沫市场中交易者行为。行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修正了资产定价理论的理性预期假定前提，分析了市场中存在噪音交易者（Noisetrade）与信息交易者（Informationtrade）时的泡沫如何形成。行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推导了价格效率的必要与充分条件，分析了噪音交易者对价格效率、波动率、报酬率异象和交易量的影响，认为在价格有效市场中，价格效率均衡都可以有效地进行重新构造。借鉴1980年代以来美国、日本和欧洲通过泡沫化机制刺激经济，及其经济泡沫治理的教训，我国迫切需要通过金融部门变革来建立强大开放的金融市场和高度发达的金融体系，在金融制度上建立有助于设置防范泡沫和泡沫破裂的货币冲击吸收机制。金融部门变革与创新，金融深化与实体经济结构调整互相促进，泡沫可能具有长期可持续性；当资本市场可以维持较高的平均信心值水平并维持较高回报率时，泡沫的长期持续有可能提高经济的动态效率。

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范文第3篇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期；公允价值会计；计量方法

中图分类号：F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8-00-01

2008年爆发于美国华尔街的金融次贷危机，给全球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公允价值会计再一次成为一个具有很大争议的问题，显然，引发金融危机的根本并不是公允价值，但是公允价值与金融危机的发生确实脱不了干系，现阶段中，会计领域实行的公允价值计算方式着实存在着些许不足，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应该采取一定的策略进行改进。

一、什么是公允价值

对于公允价值这个概念，经济学领域有多种版本的定义，一般得到最广泛认可的FASB定义，源于美国，体现在《公允价值计量》会计准则中；公允价值指的是在市场井然有序的情况下，参与市场活动的相关人员，在资产出售或者负债的转移过程中付出的价格。这个定义值得注意的有几个关键点，首先是要明确前提条件，必须是在一个经济活动井然有序的市场环境下进行的交易；经济学原理中，对于在有秩序的市场环境下进行经济类的交易活动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即交易活动应该在市场正常活跃的情境下进行，参与交易的双方是自愿的，并且对交易情况和市场情境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保证知情；遵循的市场原则自然是等价原则，追求公平公正，而且是对外公开的，不是保密的；满足这样的条件，才能保证形成的价格真正体现了价值；所以说，公允价值重在公平和实事求是，实现公允价值必须满足不同条件，根据市场的确切信息进行评价，使价值和价格相一致；只有那些实事求是的市场价格才可以成为衡量公允价值的标准。

现阶段，根据经验方法来看，公允价值从三个层次进行相应的估算，首先，在正常的市场交易环境下，如果证明交易活动遵循了双方自愿和公平公正的原则，那么就可以用交易的价格代替公允价值，也就是说两者处于等价的状态；其次，市场交易并不是都能处于一个正常活跃的环境下，如果市场环境不符合条件，那么只能以相近的交易活动为参照物，这个相近的价格可以充当公允价值进行计量的基本依据；再次，市场交易的环境确实不满足公允价值的价格参照，就需要引入定价模型或其他方式对公允价值进行估算。

二、后金融危机时期在公允价值核算领域出现的问题分析

1.公允价值的计量活动引发信任危机

我们应该明确，进行公允价值的计算时，必须满足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市场环境正常有序；以上探讨的三个层次中，第一个层次中将公允价值和正常的市场交易商定的价格直接等同，但是在实际经济活动中，第一层次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不是一直生效的。若金融市场相对稳定，形成的公允价格就可以直接衡量金融价值，公允价值是客观的，符合要求的；但是一旦出现泡沫经济，市场价值就会发生贬值，通过原来的计量方法计算出的价值就不能和公允价值相等同；如果经济市场极不稳定，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对公允价值的计量就要按照第三个层次进行，因为此时金融资产几乎处于冻结状态，无法正常流动，一旦采用第三层次的方法进行估值，那么得到的公允价值就很难实现客观性。

一般来说，金融机构使用的估价模型是基于经济势头良好的情势下确定的，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是不适应的。使用的估价模型没有考虑多方的市场风险，存在着显著的不足。

2.顺周期效益对公允价值发出挑战

顺周期效应是由于公允价值的原因造成的，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当中，会造成矫枉过正；在市场环境过热的情况下，市场交易的价格会飞涨，金融产品的价值就会虚高；而在市场低潮期，交易的价格就会被相应地压低，与金融相关的各种产品的价值就会低于正常的价值。市场秩序恢复正常，价格变化的程度是可以在正常范围之内的，加上市场进行的自发性调节，公允价值仍然具有可信度，可以说接近于客观；但是市场秩序遭到破坏，市场调节无济于事的时候，市场活动的各项交易价格会发生剧烈的波动，金融资产几乎都处于冻结状态，无法实现资金的流通，这种情形下，公允价值是很难估量的，即使得到一个数值，也没有多大的说服力，可信度是非常低的。而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明明市场条件已经不具备，但是金融机构还是按照市场环境正常状态下的标准计量公允价值，就会助长顺周期效应的不良影响，最终导致经济市场的秩序紊乱，经济活动陷入恶性循环之中，使金融危机的灾难性更加深重。

三、后金融危机时期对公允价值会计的完善策略

首先，要探索出一套适应于不同经济环境的公允价值的计量方法，这样才能保证公允价值在各种情况下都是公正的；值得注意的是，计量方法必须是能够便于操作的，否则就没有多大的现实意义。

第二，在公允价值中融入风险评估；市场在进行各种经济活动中，必然会遇到显性的风险或者隐性的风险，因此公允价值的确定必须要将风险因素考虑其中，才能更好地显示出公正公平性，加入风险评估，公允价值会计可以为各项经济活动提供指导作用。

结语

以上分析了基于后金融危机时期公允价值会计，希望对经济活动的参与人员有一定的启发，由于笔者的个人水平有限，以上论述可能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希望热心的读者能够提出修正性的意见或者补充的建议，在本文的基础上丰富公允价值内容体系。

参考文献：

[1]孙晓妍.公允价值会计与财务会计本质特征的冲突[J].学术探索,2012(01).

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范文第4篇

关键词:经济法;经济关系;国家干预经济;法制化

市场机制存在着一定的缺陷，需要国家从宏观上进行调控，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市场和政府的失灵成为了经济法发展的客观基础。几经挫折和磨练之后，经济法最终成为市场经济的发展的必然选择。国家干预与自由经济之间相辅相成，两者并不存在矛盾。经济法是一种行为规范，它的存在在市场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经济法的形成及定义

关于经济法的产生，各个学者的观点也不尽相同，但是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古代经济法、资本主义经济法、垄断时期资本主义经济法。在经济自由时期，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了用来干预自由经济的法律。20世纪30年代，恩格斯针对当时的市场经济应具备“有形之手”来遏制经济市场存在的问题和漏洞。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经济法被逐渐接受和完善，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同。经济法的出现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产物，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出现，只有把握好经济法的定义才能让我们更加清楚的理顺经济法和国家干预的关系。关于经济法的定义，各国学者都有着不同的理解。西方学者认为经济法的核心是维持市场竞争秩序，主要作用是调整经济利益，体现国家干预经济，是一种社会法，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出发点。虽然各国学者对经济法的定义不尽相同，但是都有一个共同之处，明确了经济法的本质特征是国家干预。尽管关于经济法的定义有着各种各样的表现方式，但其共同观点均认为克服市场失灵的弊端、维护社会普遍经济利益是经济法存在的主要目的。从经济法的形成和定义中可以看出，市场失灵是由于市场机制的缺陷引起的，克服市场失灵就需要国家进行干预，有了这种需求后国家便进行干预供给，而经济法就是国家进行干预的法律形式，其基本特征是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

二、经济法与国家干预的关系

(一)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形式

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方式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运用多种方式。我国就运用了社会经济、法规、法律、政策等方法。社会经济中的手段有一部分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实现的，不能被称作法律法规。直接调控社会经济运行活动的是行政手段，通过命令、指令、决定等进行调控，但是这种方式容易造成官员或者行政机关肆意妄为的缺陷。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主要法律手段，用来维护市场经济秩序，需要政府通过“看得见的手”进行宏观调控，与微观调控相结合来保障利益的协调统一。

(二)经济法也可称作干涉“国家干预”的法

国家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市场失灵的某些缺陷，但同时也会产生无效的干预，过度干预。在一些的欺压下会产生生产效率低下等乱象。因为政府人员也是普通人物，在制定决策时难免会存在损害公众利益，所以经济法不仅要执行国家干预，更应该干预“国家干预”，从而使得“政府干预”和“干预政府”相一致，实现经济的良性发展。

三、需要由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成为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一)市场主体调控关系

市场主体包括个人和社会组织，是以市场为媒介进行交易活动的参与方，他们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具有同样平等的地位。当今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达成了对市场主体的经济运行进行干预的共识，为了谋求企业的自身的发展可以对市场的行为进行干预，平衡了市场利益结构，达到最优化形式。1．市场秩序调控关系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市场，它出现的前提条件是交换和社会分工。市场秩序分为正常和非正常两种状态，市场失灵就是由市场机制存在的缺陷引起的非正常状态，出现市场失灵才能进行国家干预，市场失灵是进行干预的前提，国家干预的界限是市场失灵的范围。

(二)社会分配关系

“社会分配关系是指国家在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关系。”我国的分配原则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则，有部分受经济法律的影响，需要国家运用法律手段从全局出发干预国民收入的分配。这些关系都是经济法调整的对象，与国家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密切相关。概括来说，需要国干预的经济关系就是经济法调整的对象。

四、结语

通过经济法的产生和定义得出国家干预是经济法的本质特征，从古至今，经济法由于国家的干预也发生了各种演变。经济法始终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主要法律形式，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存在的矛盾也逐渐出现，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也随之加强，各种经济法律日益完善。虽然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方式是行政、经济、法律手段相结合的方式，但是笔者认为最终的表现手段终将会通过法律手段进行表现，法律手段才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常用方式，以经济法为主进行国家干预。经济法和国家干预经济有着特别密切的联系，只有重视经济法对国家经济的干预，把“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有效的结合起来，才能适应多变的经济格局，使经济取得稳步发展。市场主体也应该意识到政府干预的重要性，自由经济和政府干预相结合，才能互相查漏补缺，促进社会经济的平稳发展，达到共赢。

［参考文献］

［1］张峥．论经济法与国家干预的关系［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1:12－16．

［2］刘大洪，段宏磊．谦抑性视野中经济法理论体系的重构［J］．法商研究，2014，06:45－54．

［3］胡国梁．经济法逻辑:权力干预抑或法律治理辨———与陈婉玲教授商榷［J］．政治与法律，2016，02:133－142．

［4］兰燕燕．试论经济法视野中的国家干预与经济自由的关系［J］．法制与社会，2009，15:197－198．

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范文第5篇

目前，对经济自由和经济效率的研究已经屡见不鲜了，但深入探讨二者关系的论述并不常见，本文试图在此方面有所突破。

一、经济自由与经济效率的关系分析

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表现出经济的自由促使了经济效率的提高，却降低了经济自由度和经济效率；反之，在某种程度上经济效率的高低折射出经济自由度的高低。追根究底应该归纳为自由与效率的一致性反映在我们经济生活中追求的价值，即自由经济生活的效率性。自由是基本的人权，即人类在解放和发展的道路中持续追求的基本权利，任何社会没有自由那必然是落后的，经济效率追求的是经济主体的效率，是主体在自由基础上的又一次跨越，经济自由是经济主体的首要前提，再由经济自由来经济效率的提高。经济自由与经济效率在内在上具有一致性，“经济效率的目标并不把竞争等其他价值排斥在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保证资源的有效利用，最大限度地为其主体提供追求效益的自由和空间。”

二、经济法在经济自由与经济效率的博弈中生存与发展

经济自由和经济效率两者之间相互演变，不断发展，促进了经济法的产生。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两者也会出现背离，并且它们自身无法修缮，这是经济法存在的必要性，也是经济法调整两者关系的论证性依据。资本主义经本文由收集整理济的不断发展出现了持续的经济自由和经济效率的矛盾，这促进二者的动态均衡进而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这一现象是历史的必然。像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自由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都是由于过度的偏向一方，这样的现象带来的后果就是经济的动荡混乱甚至会爆发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当代各国，包括我国在内，经济法的立法宗旨基本上都是为了保护自身经济的自由和经济效率的提高。经济法产生于经济自由与经济效率两者的相互关系，换言之就是，经济自由和经济效率两者之间不断地发展和调整以及在调整过程中的平衡关系则就需要经济法自身的不断完善。经济法保证了经济主体的自由，促进其在经济活动中的发展，但是若失去了经济法的调整和干预，经济主体的自身行动和主观意识都会降低，经济效率则会失去依靠的方向，从而自身也就得不到提高。在这样日益复杂的经济形势中，不存在完全理想化的自由经济和对应的经济效率，为了保护自身的经济权利，提高自身的利益，经济主体必须得学会运用法律手段。人类经济史告诉我们，不管是完全的依赖市场还是政府都将导致经济效率的低下，也因此致使了政府与市场的失灵，这样的契机不仅促进了经济法的产生，而且其提供的必要的空间自由促进了经济法来调制经济生活。传统公私法中二元法律格局的突破得益于经济法的产生，经济法是基本的社会法决定于它的本质特征、内在理念和运行目标的双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