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转型创新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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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转型创新与实践范文第1篇

当阳光、流水、风――这些大自然给人类的馈赠变为我们取之不尽的清洁能源时，让人遐想不断。

新奥集团正是这样一个以创新清洁能源为使命的集团型企业。当记者走进新奥集团总部，完全颠覆了脑海中关于能源企业的印象。外界更多看到的是新奥集团在业务领域的创新，而在这背后，记者看到了新奥集团颇具魅力的企业文化和管理理念，以及信息技术与能源技术的整合应用，这同样让人遐想不断。

携手IBM

记者接过新奥集团首席信息总监韦有双的名片，上面的另一个职务是新奥能源研究院副院长。从一张名片，即可看出新奥集团对信息化或者说信息技术的认知与很多企业不同。在新奥集团，信息技术不仅是企业管理运营的支撑，还同时成为企业业务创新的一部分，也在企业转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如果不是韦有双亲自介绍，记者甚至不敢相信，新奥集团1989年成立时是一个汽车租赁公司。1992年，它开始涉足燃气领域；2001年，新奥燃气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成为当时国内首批在海外上市的民营企业之一；2005年始，集团开始推进战略转型升级，推进CNG（压缩天然气）和LNG（液化天然气）的应用并涉足上游的能源化工行业；2007年，它进入太阳能等清洁能源领域……

“特别是2005年集团战略转型开始后，我们的信息化水平得到了迅速提高。”韦有双介绍，“当时，我们的业务已经拓展到了很多城市，在快速扩张的同时，集团战略和管理层面的问题直接摆在了我们面前。”

2006年，新奥集团就与IBM合作启动了全面的信息化项目，并将项目命名为“象舞计划”。2009年，新奥集团又与IBM合作进行智能能源的研究，并将IBM作为信息技术战略外包服务伙伴，让IT基础架构飞向云端的“飞象计划”出炉。

新奥集团把自己喻作一头“大象”，基于相似的转型与变革基因和企业文化，新奥集团携手另一头“大象”IBM，一起跳舞。

“IBM以他们多年来自身转型的实践经验为新奥的转型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我们已经从过去简单的能源分销商向多品类的能源供应商与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服务商转型。围绕我们的战略转型，IBM也帮助我们重新设计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组织体系，同时为我们提供了包括科技创新、产品研发等方面的管理咨询，帮助我们的技术研发能够快速转化为产品，从而支撑我们的整个战略转型。”新奥集团总裁柳纪申告诉《中国计算机报》记者，“目前，我们的城市燃气业务已经遍布全国115个城市，同时在美国、加拿大、欧洲各国也全面展开了能源分销业务。在我们的企业规模逐步扩大、业务领域逐步拓展、服务内容更加深化的时候，有效保障了我们整个组织的高效运转和业务的顺畅开展。”

飞向云端

“所谓定位，就是令你的企业和产品与众不同，形成核心竞争力。”定位理论之父杰克・特劳特认为，定位是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或许新奥集团的成功，与其明确的定位有关。韦有双多次强调，新奥集团是一个能源企业，不是一个IT企业。在如此明确的定位之下，新奥集团在实现了全面的企业信息化之后，开始着手进行信息技术的外包。

当然，云就是极佳的外包模式。“我们在2008年就有了构建云平台的想法，在2010年之后，我们和IBM在基础架构方面有一个比较大的外包合作，通过这样的外包，我们获得了IBM的云计算能力，构建了新奥的私有云。”韦有双介绍，新奥集团在早期同样存在很多竖井式的信息系统，它们部署在不同的服务器和不同的操作系统上，导致在整合的过程中遇到很多问题。于是，新奥的私有云就以基础架构的整合作为第一步。

“我们进行了基础架构和系统平台的整合，其中一些应用我们直接迁移到了IBM的数据中心。目前，我们的核心的应用系统都通过统一的应用平台来承载。在基础架构整合结束后，我们就能够进行应用平台标准化的工作。”韦有双告诉记者，“目前我们已经实现了IT资源半自动化的管理方式，当有应用有需求的时候我们可以为它分配资源，也可以监控IT资源在这个应用上的使用情况。如果资源分配不合理，我们就可以动态调整IT资源对这个应用的匹配程度。”

新奥集团从2005年开始第一个数据中心的自建自营，2009年至2010年，虽然进行了数据中心部分服务的外包，但是设备资产仍然属于新奥集团自有。到了2011年，新奥集团通过与IBM的外包合作，实现了完整的基础架构私有云服务。“在向云端迁移之前，我们的数据中心有46台小型机、200多台服务器、27个存储和200多台网络设备，现在，我们不再需要知道到底有多少硬件设备来承载企业中的应用，只提出IT资源的需求即可。”韦有双表示。据了解，新奥集团的应用现在部署在国内的三个数据中心上，主中心是IBM的亦庄数据中心，位于廊坊市的新奥数据中心作为亦庄数据中心的同城备份中心，位于深圳的IBM数据中心作为灾备中心。

试验中心

“新奥集团的转型其实不仅是业务层面的转型，而更多的是思维和管理方式层面的转型。”柳纪申对新奥集团与IBM由于相似的企业文化和企业基因而深入展开的战略合作意犹未尽。“IBM给我印象特别深的一句话是要比客户更加了解客户，这就要求企业要转向以客户为导向。以新奥集团来讲，我们就要分析客户的用能需求，并为他们提供环保、节能、安全等各种解决的方案。第二，新奥集团也是象文化，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这只‘大象’只有不断变革、创新才能发展，才能翩翩起舞。”

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新奥成立了智能能源集团。这既是新奥集团主动变革创新应对市场的举措，又是将能源业务与信息技术有机结合的重大尝试。

“智能能源是一种新型的能源体系，它融合了能源生产、储运、利用与再生四个环节并对环境势能进行了高效的利用，这一体系的应用使得能量的效用达到最优。”同时兼任新奥智能能源集团副总裁的韦有双介绍，“其实就是通过泛能网、智能优化与能效增益技术，形成信息与能量的耦合，从而使能源更加高效、更加清洁和可持续。”

能源转型创新与实践范文第2篇

然而，可再生能源发展“必要性”与“经济可行性”之间存在的反差，传统能源利益集团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阻挠，对发展路径有意或无意的曲解，决定了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之路必将是曲折、艰难和反复的。

在我国，一个更为强烈的反差是：一方面，我们“极端重视”可再生能源发展，不断出台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另一方面，对现有能源系统以何种恰当方式转向一个以“可再生能源为主导”的能源系统方面的研究“高度忽视”。对可再生能源“如何转型”缺乏基础性研究与系统性思考，导致本应是系统推动能源转型的政策在实践中“各自为政”，并演变为单纯以实现某个“既定份额”为目标。

将可再生能源发展置于人类能源转型历史进程之中，探讨能源转型的基本内涵与动因，梳理能源转型的逻辑，系统分析可再生能源转型与历史上能源转型的异同，对于正确认识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中的问题和转型方式，不仅有理论必要性，也有实践重要性。 一问：能源转型如何发生

很多报告和论文将“能源转型”（energy transition）一词等同于“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或“低碳转型”来理解。这一含义最早可能来自1980年德国科学院出版的一份报告：《能源转型：没有石油与铀的增长与繁荣》。该报告当时呼吁彻底放弃核电和石油能源的观点受到强烈反对，但在进入21世纪后逐渐演变成为德国能源政策的基本内容。相应的，德国“能源转型”的含义逐渐演变为“转向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效率”，并宣称最终目标是建立百分之百基于可再生能源的能源体系。

能源转型的含义当然不仅仅是可再生能源发展。在更一般意义上，能源转型通常被理解为一个国家或社会主导能源的转换或更替过程。比如，煤炭替代薪柴并成为主导能源，石油替代煤炭成为主导能源。不过，对能源转型的这种描述性的理解，以及基于这一理解的相关研究难以适应复杂、丰富的能源转型实践的需要，无法对认识当前能源转型提供洞见。

美国天然气专家罗伯特・海夫纳三世试图另辟蹊径。在其2009年出版的著作《能源大转型》中，罗伯特・海夫纳三世从能源存在的三种物理形态，即固体（木材、煤炭等）、液体（石油）和气体（天然气、风能、太阳能、氢能等）出发，把人类能源利用的历史与未来概括为两次能源转型：第一次能源转型是固体能源向液体能源的转型，第二次能源转型是液体能源向气体能源的转型。这一观点具有理论抽象性和逻辑一致性，为我们认识能源转型方向提供了有价值的观察视角；但这一理论对于能源转型判断标准过于抽象，对能源转型的内涵和特征等问题缺乏深入研究，对理解能源“如何转型”作用有限。

加拿大的瓦茨拉夫・斯米尔（Vaclav Smil）教授认为，能源转型是各种能源利用“原动机”（prime movers）驱动下的能源结构不断变化过程。“每当效率更高的新能量‘原动机’出现取代旧的原动机，显著提高了人类所能利用的能源的量级，能源转型就会发生。”

斯米尔教授根据“原动机标准”将人类能源利用划分为四次能源转型：第一能源转型发生在距今1万年到5000年，人类通过驯养役畜来替代部分人力；第二次能源转型发生在公元前1000年风车和水车的出现，进一步替代人和动物的肌肉力；第三次能源转型随着1765年瓦特改良后的蒸汽机的扩散和进一步改进，启动了煤炭替代薪柴的能源转型进程。第四次能源转型的发生则伴随着发电机的发明使用，以及1882年世界第一座中心发电站在纽约和伦敦投入使用，人类进入电气化时代而出现。

斯米尔教授所提出的“原动力发明、改进和扩散”逻辑为我们认识历史上的能源转型“何时发生”、“如何发生”提供了非常有启发性的见解。然而，回顾人类能源利用史就会发现，以“原动机”单一标准来判断能源转型至少存在两个问题：

一是从原动机标准所划分的一些能源转型并未真正导致该种最终能源成为“主导能源”，从而不构成人类社会或者国家层面上的能源转型。比如公元前1000年伴随风车和水车的出现，除了在小范围外，风能和水能并没有在普遍范围成为主导能源，更不用说全球了。这是风能和水能的自身局限所致，与原动机效率高低无关。二是以“发电机”出现而引发的第四次能源转型，偏离了“一次能源”的逻辑进入二次能源（电气化），这一转型与当前清洁化低碳化发展存在矛盾和冲突。这是因为，化石燃料发电的“原动机”效率和能级的提升将进一步增强化石燃料的竞争力，不利于向清洁燃料过渡。因此，任何非一次能源技术革命对于“能源转型”的价值和意义，必须回归到其所依赖的一次能源的“源头”来评价。

为了更好描述历史上能源转型的逻辑和解释未来的能源转型，笔者对能源转型的定义是：能源转型是由原动机推动的，伴随着能源系统深刻变革的，一次能源结构长期变化过程。能源转型的发生与深化，是随着一种足以推动国家，乃至全球层面的能源转型得以发生“原动机”发明、扩散而发生、发展的，正如历史上的蒸汽机之于煤炭，内燃机之于石油一样。 二问：中国能源转型处于哪个阶段？

中国处于能源转型的哪一个阶段，下一次能源转型是第几次转型？判断能源转型的标准不同，答案也不相同。基于能源转型的上述新定义，就国家层面而言，能源转型应符合三个判断标准：

一是要有导致能源利用方式重大变化的“技术创新”或“原动机”出现。能源转型不是“新”能源品种使用数量的简单“累积”，中世纪英国城市用煤非常普遍，到18世纪初，英国不仅家庭住宅取暖，很多工业行业生产中都使用煤炭。煤炭的利用方式依然是沿用过去的燃烧方式，没有出现用煤技术的重大创新。1765年，瓦特蒸汽机作为煤炭原动机的出现，英国才真正启动了向煤炭的转型，随后扩散到欧洲大陆和美国。

二是要有基于能源技术创新的一次能源结构变化，即新“原动机”出现后，所利用的一次能源逐渐替代原有能源，并最终成为主导能源。换句话说，替代能源需要有成为主导能源的潜质。从这个判断标准看，瓦茨拉夫・斯米尔所说的风车和水车发明所引发的能源转型，并不构成国家层面的能源转型。

三是要有能源系统的深刻变革。也就是说，基于新的能源利用方式（原动机），一次能源的替代与转换的展开，必须同时构建与这种能源特性相匹配的能源生产、消费和输送体系，否则能源转型难以顺利和有效推进。因此，就当前的可再生能源转型而言，能否建立起与可再生能源特性相匹配的能源系统对于转型成功至关重要。

根据这些标准来梳理人类能源利用的历史，可以发现：从原动机标准和一次能源结构变化标准看，历史上的能源转型可以划分为三次，即薪柴向煤炭转型、煤炭向石油转型、石油向天然气转型。目前正处于第三次能源转型阶段，即石油向天然气转型阶段。

如果结合能源系统变革（第三个标准）来看，就会发现：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同属于化石能源，其能源生产和消费系统的共同特征是：大规模生产、输送和消费。也就是说，它们均属于“能源系统”特征相同的一次重大能源转型。

人类能源利用可以划分为两次大的能源转型。第一次能源转型是植物能源向化石能源的转型，第二次能源转型是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转型。两次大能源转型期间存在着一些亚转型（如向煤炭转型，向风力发电转型等）。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天然气是向第二次能源转型的重要过渡能源，这不仅是因为它比煤炭和石油更加清洁，而且因为从能源系统看，它兼具集中式和分布式的特点。 三问：向可再生能源转型难在何处？

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有多难，难在何处？相信任何一个相关的政府官员、学者和产业人士都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概括，我认为向可再生能源转型至少有如下“三难”：

一是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性、迫切性与经济可行性存在巨大反差。化石能源对植物能源的替代，不仅是高密度能源对低密度能源的替代，而且是高竞争力能源对低竞争力能源的替代，主要是市场竞争的产物。当前各国正在发生的可再生能源转型，是在“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国际主流价值观的背景下发生的，是碳减排政策驱动下的能源转型。因此，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是在化石能源自身效率还有较大提升潜力情况下，为实现经济增长的“脱碳”而发生的低密度能源对高密度能源的替代，同时也是低竞争力能源对高竞争力能源的替代。这一转型的迫切性、必要性与经济可行性之间的巨大反差，是导致可再生能源发展中问题的基本根源。

二是与可再生能源特点相匹配的“新”能源系统无法通过现有能源系统的“外推式发展”而得到。一个与化石燃料的大规模生产、消费和输送体系及其高能量密度、可储存、分布不均衡等特性密切相关，而风能、太阳能的广泛分布性、低能量密度和不可存储性决定了本地生产本地消费模式是较好的选择，现有能源系统必须变革以适应可再生能源的新特征。然而，与化石能源特性完全耦合的现有能源系统并不会自觉向适应可再生能源特点的能源系统转型，因为传统能源企业从自身短期利益出发，往往会自觉阻碍这一进程。

三是可再生能源的单一品种，无论是水能、风能、太阳能，还是生物质能，都不具有成为单一主导能源的潜质。因此，向可再生能源转型是就多个品种集合整体而言的。这些不同可再生能源品种的技术特性不完全相同：水电基本与现有能源系统兼容，风能和太阳能更适合分布式、小功率，生物质能则分布式、集中式均可。要将这些能源利用技术整合为一个有机“新”能源体系，将面临更多的技术、组织和制度方面的复杂性。

上述“三难”，也可以说是能源转型的新特征和新变化。这就给能源转型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转型政策要更具系统性和前瞻性；另一方面能源体制与政策实施方式也要做出相应调整，以适应这些新特征与新变化，减轻能源转型的成本与阵痛。 四问：从德国能源转型实践学到什么？

德国是当前全球能源转型的典范，其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做法也被作为“经验”为各国所借鉴。比如，可再生能源全额上网、固定电价（FIT）、投资补贴等政策已经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政策的标准选项。对此，无需多言。这里我将特别指出两个很少被提及，但实际上对我国更有价值的德国能源转型“经验”：

一是增强电力市场灵活性是应对可再生电力波动性最重要的制度条件。德国电力改革始于1998年，但在短短几年时间就实现了“放开两头，管住中间”电力市场制度架构，确立了电力供应侧和需求侧竞争性市场。其核心要素包括：电力零售侧放开，终端用户可以自由选择售电商；开放电网使用权，电网运营商不参与市场竞争；日前、日内现货市场与多级调频辅助服务市场协同合作的市场结构，等等。德国可再生能源转型到目前为止能够较为顺利地推进，竞争性电力市场及其配套机制所决定的市场灵活性是基本制度条件。从经验借鉴看，构建这一制度是中国等很多国家推进可再生能源转型的必备条件。

近年来，随着可再生能源电力份额上升，德国又设计了一些新的市场制度以期进一步提高市场灵活性：一是建立了以平衡结算单元为主体的电量平衡机制，以及与之配套的独立调频市场。凡是不能维持区域内发电和用电平衡的平衡发电运营商（结算单元）都必须从电网公司那里购买调频调峰电量，同时允许调频供需独立进行拍卖；二是在2015年底的《能源变革白皮书》中提出了一系列提高电力市场灵活性措施，主要包括：允许短时间内的超高电价和负电价，允许更多类型的技术参与到调频辅助服务市场中，等等。更为灵活的电力市场制度，能够更为精确地反映电力的时间和空间价值，市场参与者能够及时反应。

二是从发电、电网和用电各个环节入手，提高电力系统运行的整体灵活度以应对可再生电力波动性挑战。具体做法包括：进一步提高化石能源发电厂的灵活度，以提高其调峰能力，而不是扩大规模降低能耗；改变热点联产电厂和生物质发电厂运行方式提高其灵活性；发挥欧洲互联电网的“间接储能系统”作用，提高德国输电网的灵活度；综合运用储能、热泵、电动汽车、智能电表等技术手段提高负荷的可调节性，增加电力需求侧灵活性，等等。 五问：什么是中国可再生能源转型的当务之急？

中国可再生能源转型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可再生能源比重太低？补贴力度不够？并网得不到保证？这些问题不是“当务之急”。当前应优先落实如下事项或原则：

一是确立我国可再生能源转型的国家战略。可再生能源转型的国家战略既要反映可再生能源的特点，也要充分考虑我国基本国情。各国能源转型方向虽然相似，但能源资源禀赋与治理结构不同，决定了能源转型的国别差异。

我国的能源转型远未上升的“国家战略”层面。首先，我国能源转型处于各个部委各自为政阶段，每个部门就自己主管的领域自行决定重点、方向和速度。其次，我国能源转型缺乏清晰的战略安排，实施路径和推进速度也缺乏统筹考虑。最后，能源转型进展和政策实施效果也无科学评估和考核。政策出台了很多，能源转型的问题也很多，但鲜有部门能够出面纠正和完善。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我国能源转型“国家战略”的确立和落实。

二是当前能源体制改革应充分反映能源转型的方向和要求。我国能源体制抑制市场作用导致配置效率低下问题非常突出。大力推动能源市场化改革已经成为能源体制改革的方向和要求。不仅如此，德国能源转型的经验告诉我们，竞争性电力市场和灵活的交易机制是可再生能源转型最重要的制度条件。因此，能源市场化改革的迟缓不仅会影响能源配置效率，而且还会阻碍我国可再生能源转型的进程，增加转型成本。

三是我国能源转型的进展与步骤不应由传统能源巨头决定。传统能源巨头一定是能源转型的主要参与者，但能源转型的方向和进展不能由电力公司等传统化石能源巨头主导。因为它们可以从放缓能源转型速度和进程中获得经济利益。正如赫尔曼・希尔在其《能源变革：最终的挑战》一书所指出的，“客观上，在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中是不可能实现共赢的。百分之百转向可再生能源是工业时代以来最广泛的经济转型。如果这个进程没有胜利者和失败者，是不可思议的。失败者将不可避免地是传统电力工业，其损失程度取决于其洞察力、决心和能力，以及进行彻头彻尾的重组、直面迅速衰减的市场份额、发现新的业务领域。”

如果想让我国能源系统能够按照能源转型的方向和逻辑来实现转型，必须要在确立能源转型国家战略基础上，配套以推动能源转型的系统法律和政策框架，由国家来主导和推动转型，方有可能避免能源转型进展和节奏由传统化石能源巨头主导的局面出现。

四是基于能源转型方向调整当前投资以避免锁定效应。未来30年-50年的能源系统是由当前投资决定的。当前的能源投资要符合能源转型要求，否则将导致我国未来能源系统（电力系统）锁定在既定道路上，加大未来能源系统转型的成本。

能源转型创新与实践范文第3篇

关键词：低碳经济；现状政策选择 

中图分类号：TF761文献标识码： A

一、低碳经济的内涵 

低碳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理念，低碳经济的提法最早源于英国在2003年的能源白皮书“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认识，低碳经济是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从技术角度认识，低碳经济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在制度框架和政策措施的作用下，利用提高能效技术、节约能源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温室气体减排技术等各种低碳技术，促进整个社会经济朝着高能效、低能耗和低碳排放的模式转型。 

综上所述，广义的低碳经济是以低排放、低能耗、低污染为标志的绿色生态经济模式。目标是控制碳排放，维持生物圈碳平衡；实质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创建清洁能源结构；核心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发展观的转变。可以说，发展低碳经济是一场涉及价值观念、国家权益、生产生活方式的全球性革命。 

二、国外发展低碳经济的现状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把环境保护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制定低碳经济政策，积极推动低碳绿色增长。尤其是为了应对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一些国家更是把开发新能源、发展低碳产业作为重振经济的重要动力。 德国发展低碳经济的重点是发展生态工业。德国的生态工业政策主要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严格执行环保政策；制定各行业能源有效利用战略；扩大可再生能源使用范围；可持续利用生物智能；推出刺激汽车业改革创新措施以及实行环保教育、资格认证等方面的措施。为了实现从传统经济向绿色经济转轨，德国除了注重加强与欧盟工业政策的协调和国际合作之外，还计划增加政府对环保技术创新的投资，并通过各种政策措施，鼓励私人投资。德国政府希望通过筹集公共和私人资金，建立环保和创新基金，以此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 

法国的低碳经济政策重点是发展核能和可再生能源。2008年12月，法国环境部公布了一揽子旨在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计划，这一计划有50项措施，涵盖了生物能源、风能、地热能、太阳能以及水力发电等多个领域。除了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之外，2009年，法国政府还投资4亿欧元，用于研发清洁能源汽车和“低碳汽车”。此外，核能一直是法国能源政策的支柱，也是法国低碳经济的一个重点。 

美国选择以开发新能源、发展绿色经济作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后重新振兴美国经济的主要动力。美国政府低碳经济政策可以进一步分为节能增效、开发新能源、应对气候变化等多个方面。其中，新能源的开发是核心。2009年2月15 日，美国出台了《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投资总额达到7870亿美元，该法案将发展新能源列为重要内容，包括发展高效电池、智能电网、碳储存和碳捕获、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和太阳能等)。在节能方面最主要的是汽车节能。此外，为应对气候变暖，美国力求通过一系列节能环保措施大力发展低碳经济。 

三、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实践 

在低碳经济的实践上，英国作为低碳经济的先行国，在2006年通过了全球第一个有关低碳经济的法案一《气候变化法草案》，制定了到2020年减少碳排放30％ ，到2050年减少碳排放60％的目标。日本、丹麦和挪威等国的低碳经济和低碳技术也取得了迅速发展，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果。国内对低碳经济的实践则主要集中于碳交易和创建低碳城市。

(1)碳交易。2006年，世界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总额达280亿美元，交易的二氧化碳量达到了13亿吨。目前全球有四个交易所专门从事碳金融的交易，包括欧盟的EU ETS、澳大利亚的New South Wales、美国的Chicago Climate Exchange和英国的UK Errs等。此外，还有很多知名金融机构活跃在这些市场上，包括荷兰银行(ABN AMRO)、巴克利(BarclaysCapita1)、高盛(Goldman Sachs)、Morgan Stanley和UBS等。美国的Chicago Climate Exchange是全球第一个也是北美唯一自愿性参与温室气体减排量交易，并对减排量承担法律约束力的组织和市场交易平台，它也是全球唯一同时开展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物、全氟化物、六氟化硫6种温室气体减排交易的市场。在中国，2006年兴业银行基于品牌和市场价值与IFC合作签署了《能源效率融资项目(CHUEE)合作协议》(即《损失分担协议》)，成为国内首家推出“能效贷款”产品的商业银行。根据该协议，IFC向兴业银行提供2亿元人民币的本金损失分担，以支持最高可达4．6亿元人民币的贷款组合，兴业银行则以IFC认定的节能、环保型企业和项目为基础发放贷款，IFC则为贷款项目提供相关的技术援助和业绩激励，而中国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则分别推出了“挂钩海外二氧化碳排放额度期货价格”的理财产品。 

(2)低碳城市的创建。低碳城市是由新能源利用、清洁技术、绿色规划、绿色建筑和绿色消费等一系列要素构成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模式。2008年，国家发改委与联合国自然基金会开始“低碳城市发展”的全面推广，上海和保定成为首批试点城市，由国家发改委、建设部、科技部、环保总局、商务部等专家组成的项目技术顾问组也正式亮相。同年，世界自然基金会了《保定：全球可持续能源生产的“电谷”》，肯定了“保定模式”在发展可再生能源方面做出的贡献。广东省珠海市也在2008年邀请专家研究低碳经济，欲申报国家低碳经济区。

四、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选择 低碳经济是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是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然而，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发展阶段，发展经济、减少贫困和满足就业等仍是实现现代化的最大任务，向低碳经济转型还面临着许多现实条件的制约。为实现这些目标，必须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适时适度地创新公共政策，根据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环境的新要求，创立一种具有积极价值的、适宜的政策安排。 

（一）、调整产业结构，限制高碳产业的市场准入，倡导产业低碳化 

产业结构对碳排放会产生较大影响，同等规模或总量的经济，如果技术水平相同而产业结构不同，则会导致碳排放量相差较大。以工业制造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则是能源大户，需要大量消耗能源。我国正处在工业化高速发展时期，第二产业在一定的时期内还会显示强劲的势头，这也是发展的客观需要。所以，根据国情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倡导产业低碳化，这是我们当前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二）、增大陆海碳汇 森林可以吸收大量CO2 ．相当于减少了CO2 排放，是良好的碳汇。据研究，我国人工造林的固碳率为1．4吨碳／(公顷?年)，相当于每公顷林地每年可平均吸收5．1吨CO2 。2005年．我国森林面积达到17491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13．92％。增加到18．21％，为促进全球碳汇建设和温室气体减排做出了巨大贡献。根据国家《林业发展“十一五”和中长期规划》，到2020年我国森林覆盖率将达到23％ 按照我国国土面积约960万km (合96000万hm )计算，相当于2020年比2005年新增森林面积4600万公顷，每年可新增碳汇430．1万吨，相当于减排1578．4万吨CO22005．2020年间累计新增加碳汇5．2亿吨，相当于累计减排18．9亿吨CO2。另外，海洋也是重要的碳汇之一有研究表明，过去200年中人类燃烧化石燃料和制造水泥过程中释放的CO2 ．被海洋吸收了近一半。我国在东海进行的大洋碳通量研究也表明，东海是CO2 的汇。因此，通过加大力度开展研究，尽早比较准确地确定我国邻近海域的碳汇结构和强度．有望进一步增大我国的碳汇规模。 

（三）、创新文化政策，倡导生态文化 生态文明是党在经济和社会转型的紧要关头所形成的又一重要思想创新，并提出了文化“软实力” 的概念。文化是基础国民教育，它奠定国民的品味教养；文化是生活，它决定我们所见、所感、所思的整体环境的真善美或假恶丑；文化是经济，文化产业在现代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已不言而喻。低碳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全民普遍共识的、绿色的生态文化的构建。生态文化作为正在崛起的新兴文化，是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观念体系，是人们最优化的解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所反映出来的思想观念的总和，体现在人类为解决所面临的种种生态问题环境问题，与自然和谐相处，求得人类更好地生存与发展的种种措施和手段上。创新文化政策就是要形成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 为核心的生态文化，在生活中坚决抵制铺张浪费的奢侈文化，生态的观念深入人心。 

五、结束语 

目前，我国正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进行创新型国家建设和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这与发展低碳经济的目标基本上是一致的。从经济的角度讲，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个与其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模式：工业化初级阶段，经济发展依赖的是原始生产要素的高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工业化中级阶段，经济发展以投资和科技进步为主要带动力量；工业化高级阶段则以信息和现代服务业为主要发展方向。中国的经济转型摒弃了传统的“高投入、高污染、低产出”的经济发展模式，走出一条“低投入、低污染、高产出”的路子。公共政策的创新使我们主动融入到低碳经济的实践和世界发展的潮流中，获得更多的可持续发展的资金和技术，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新模式。 

参考文献: 

[1]冯之浚，金涌，牛文元，徐锭明．关于推行低碳经济促进科学发展的若干思考[N]．光明日报理论版，2009-04—21． 

夏垫堡．发展低碳经济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J]．环境保护，2008 (7A)：33—35． 

陈晓春，张喜辉．浅谈低碳经济下的消费引导[J]．消费经济，2009 (4)： 71—74． 

能源转型创新与实践范文第4篇

一是理论认识不清。不少人认为，低碳发展是方向，但在实践中认为中国还在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特别是片面认为后化工时代工业能耗不容易降低，难以避免西方国家先排放再治理的路径。因此在落实低碳发展方面缺乏理论自觉导致缺乏行动自觉。不少人认为，低碳发展是国家宏观策略方面的思考，在微观层面不需要太细的考核。因此在认识上的误区导致思想的摇摆。

二是实践操作不易。尽管这些年来，低碳发展的技术层出不穷。但是由于应用时间短、实践缺乏检验，技术不成熟、成效不稳定为社会诟病。低碳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必须经过实践检验，另一方面需要不断进行勇敢先行的试验磨合。

三是整体效果不佳。目前我国低碳能源的利用，大多是以企业的技术或产品形式推动个案普及，靠企业的自觉自愿行为，效率低下，成果不显著，缺乏产业联动、整体推动，难以把产业做大做强，也难以实现国家对低碳产业、低碳能源等低碳事业寄予的殷切期望。迫切需要国家从宏观层面更加清晰的全方位设计，产业层面更加细致的政策导向、行业层面技术及产品的标准设计，从而把低碳能源产业带往一个更高的高度。

四是区域经验不足。在国内发展的转型过程中，城市升级、产业升级，需要创新思路。在近年被寄予国家战略高度的新区发展，却没能摆脱发达国家的旧发展轨迹，难以避免“新脚穿旧鞋”的老路。一方面，没有从整体上把握区域低碳能源的整体利用及规划，没能够走出自己的新路；另一方面社会没有及时提供一个区域低碳能源利用整合方案的解决方案提供方。

能源转型创新与实践范文第5篇

五月的一天，我邀请了一家卓越的本地企业的创始人，来与我的管理团体分享他们的创新经验和实践。这家公司叫西部超导有限公司，一家从事铌钛超导材料制造的创新型企业。

西部超导为在法国建设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ITER，又称人造太阳)提供超导材料。这个项目一旦成功，困扰人类多年的能源危机将永远成为过去，并将彻底解决化石能源带给人类的温室气体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关键的参与方，其中的一个技术支撑就是中国能够提供约束热核聚变高达两亿度反应堆的超导磁体线圈，整个项目超导磁体线圈的60％来自于西部超导有限公司。

这个巨大的创新成就，足以使一家中国企业在工业发展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而这些成就却落在了一家成立不足十年的创业型企业身上。

而令我陷入深思的是，为什么其他拥有更加雄厚资本和技术优势的国有企业，没能担当起这个本应由他们来突破的使命呢?

无独有偶，最近和另外一位朋友的讨论同样让我感触颇深。这位朋友和几个技术合伙人瞄准的是正在蓬勃兴起的合同能源管理市场，在这个市场里目前全国获批的合同能源管理企业多达一千七百多家，但是他告诉我真正拥有核心技术，并能够真的帮助客户完成合同能源管理实施的公司凤毛麟角，大多数公司连系统集成商都谈不上。

大多注册成功的合同能源管理公司，热衰于资本运作，制造题材，最终以上市圈钱为目的。尤其挂在国企下面的公司容易拿到大项目，然后分包给几家小公司去实施就好了，至于进一步的技术创新和研发，关心的人少之又少。而能效管理实际上是解决中国企业效率和高能耗的举足轻重的产业领域。中国制造业的单位能耗是美国的四倍，日本的六倍。

宝钢集团董事长徐乐江，曾经将宝钢的成本结构分成了三个三分之一，第一个是铁矿石，第二个是管理成本，第三个就是能源消耗。以钢铁、水泥、有色金属、能源重化工为代表的重工业产业，既是能耗大户也是节能的重点，但是时至今日没有一家企业能够在这几个产业里提供完整高效的解决方案。我这位朋友告诉我，他接触的那些刚刚成立的大型合同能源管理公司几乎什么都不懂，方案全靠他们几个技术合伙人，他们怎么说就怎么做。

这其中还有一个跨产业整合的问题，因为能耗的综合降低依靠跨产业多学科的综合知识，而这本来应由具有综合工业实力的设计院和大型企业所担当的科研题目，现在竞被支解成若干个小项目，以蚂蚁搬家的形式由资本的力量进行了整合，最后以并不高效的方式交付给了客户。

以上两件事情，涉及的其实是中国企业转型升级中的最为关键的话题：创新。未来中国工业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增长一定要依靠创新和效率的提升作为新的手段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