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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案工作是指运用专业的知识、方法、技巧,通过一连串的专业工作,帮助遭遇困难的个人或家庭发掘和运用自身及其周围的资源,改善个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适应状况,实现对人的尊重和肯定的过程。
2、个案工作的要素:服务对象是遇到困难的个人或家庭、个别化的工作方式(一对一)、工作目标是个人与环境的关系协调。
3、个案工作的含义:是一门专业工作方法;是一连串的工作过程;工作目标是增进个人与社会环境的适应;对人的尊重是个案工作的基本价值观
4、尊重和肯定人的价值是社会工作的基本价值观,也是个案工作帮助服务对象的基本原则。
考点1、个案工作的本质:协调服务对象与社会环境之间的适应状况,恢复和增强个人或家庭的社会功能
一、社会功能的恢复(个案工作的首要任务)
1、个人或家庭具备了基本处理困境的能力
2、个人或家庭具备基本的社会环境适应性
3、个人或家庭能够形成相互促进
二、社会功能的增强:
1、包含对个人或家庭拥有的能力的关注
2、包含个人或家庭运用周围环境资源能力的提高
3、包含个人或家庭困境解决能力和问题预防能力的同时提高
考点2、心理社会治疗模式的内容:包括理论假设和治疗技巧两部分
1930年,汉金斯(Frank Hankins)首次使用了“心理社会”概念
1937年,汉密尔顿(Gordon Hamilton)系统阐述了心理社会治疗模式的有关理论
20世纪60年代,霍利斯(F. Hollis)把心理社会治疗模式发展成个案工作的一种重要服务模式
一、心理社会治疗模式的理论假设
1、对人的成长发展的假设:人生长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包括生理、心理、社会三个层面
2、对服务对象问题的假设:(1)过去的压力-早年经验;(2)现在的压力-当前社会环境导致早年问题的呈现;(3)问题处理的压力-情绪控制能力欠佳导致问题
3、对人际沟通的假设:人际沟通是个人健康人格的重要条件
4、对人价值的假设:每个人都有价值和潜能
二、心理社会治疗模式的技巧:直接技巧和间接技巧
1、直接技巧:非反思和反思
(1)非反思:社会工作者直接提供服务,服务对象处于被动服从位置;不关注服务对象的感受和想法的反应。包括:支持、直接影响和探索-描述-宣泄(p142)
(2)反思:互动沟通交流,引导服务对象正确分析和理解自己问题。包括:现实情况反映(分析实际状况)、心理动力反映(分析内心世界)、人格发展反映(评价以往经历)
2、间接治疗技巧:通过辅导第三者或改善环境间接影响服务对象
考点3、心理社会治疗模式的特点
心理社会治疗模式的服务过程分为研究、诊断、治疗三阶段
一、注重从人际交往的场景中理解服务对象(研究阶段)。
二、运用综合的诊断方式确定服务对象问题的原因(诊断阶段)
心理社会治疗模式的诊断包括三个方面:
1、心理动态诊断(人格各部分之间关系的评估)、
2、缘由评估(服务对象困扰产生、变化的过程分析)、
3、分类诊断(判断服务对象问题的生理、心理、社会原因)
三、采用多层面的服务介入方式帮助服务对象(治疗阶段)
对服务对象的心理困扰和人际关系失调的各方面因素进行调整和修补
主要用于五个方面的治疗工作:p143
1、减轻不安;
2、减轻服务对象系统功能的失调;
3、增强适应能力;
4、开发潜在能力;
5、改善人际交往关系
考点4、认知行为治疗模式的内容
认知行为治疗模式是行为治疗流派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思想来源于行为治疗的原理
认知行为治疗模式的内容主要涉及行为治疗的三种学习理论、学习中的认知因素和治疗技巧
一、行为治疗的三种学习理论
1、经典条件反射作用理论:在刺激与无条件反射之间加入中性刺激建立条件反射(巴甫洛夫)。人有语言能力,因此可以建立以语言为基础的复杂的条件反射系统。
2、操作性条件反射作用理论:有机体采取某种行为之后,导致环境发生某种改变,环境的改变状况又反过来影响有机体的行为。斯金纳的老鼠实验。
3、社会学习理论:观察学习,强调人的认知在学习中产生。(班杜拉)
这三种理论都强调:
1、以行为作为理论研究的中心;
2、以学习作为核心
3、注重外部环境在行为习得中的作用
二、学习中的认知因素
1、信息加工过程:信息获取、储存、利用
2、信仰系统:想法、态度、他人的期望、个人经验等
3、自我表述
4、问题解决和处理的方式
三、认知行为治疗模式的治疗技巧
1、放松练习
2、系统脱敏
3、满灌疗法(快速脱敏法):是与系统脱敏相反的治疗策略
4、厌恶疗法
5、模仿:榜样示范和模仿练习
6、果敢训练:五个步骤-了解人际交往中的无效行为、分析无效行为背后的信念、挑战和改变无效行为背后的信念、寻找有效行为、扩充有效行为的储存库
7、代币管制:用一种替代币的方式计算服务对象做出正确行为后获得的报酬。五个步骤:确定行为修正计划(包括目标行为、测量标准、修正时间)、选择强化物、建立代币管制(类型、方法、人员)、执行计划、逐渐取消代币管制
考点5、认知行为治疗模式的特点
1、把认知和行为因素有效结合起来
2、采用综合的方式开展个案辅导工作:既有认知又有行为,既有内在又有外在
考点6、理性情绪治疗模式的内容
理性情绪治疗模式由艾利斯提出,他与哈帕合作,于1955年正式提出理性情绪治疗模式。从服务对象的理性、情绪和行为等方面入手,彻底消除服务对象在情绪和行为上的困扰。
一、理性情绪治疗模式的理论基础
理性情绪治疗模式以人本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认为人天生就有一种不断追求成长发展的趋向。
理性情绪治疗模式强调,人的自由选择是相对的,受到环境和周围他人的影响。
理性情绪治疗模式的ABC理论
A:引发事件(activation events)-服务对象所遇到的当前发生事件
B:服务对象的信念系统(beliefs)-对当前所遭遇事件的认识和评价
C:引发事件之后出现的认知、情绪和行为(consequences)
理性情绪治疗模式指出:服务对象的认知、情绪和行为的反应受到服务对象的信念系统的影响。非理性信念会促使服务对象情绪和行为上出现困扰。
非理性信念是指把特定场景中的经验绝对、普遍、抽象化之后与实际情况不符的想法和观点。
绝对化p148-要求过高,希望完美无缺
普遍化-把某些看法概括为普遍特性
抽象化-把具体场景的经验抽象为一般准则
二、理性情绪治疗模式的治疗技巧:非理性信念的检查和辩论
1、非理性信念的检查技巧:对服务对象情绪、行为困扰背后的非理性信念的原因进行探寻和识别的具体方法
(1)反映感受
(2)角色扮演
(3)冒险
(4)识别
2、非理性信念的辩论技巧:对产生服务对象情绪、行为困扰的非理性信念进行质疑和辨析的具体方法
(1)辩论
(2)理性功课
(3)放弃自我评价
(4)自我表露
(5)示范
(6)替代性选择
(7)去灾难化
(8)想象
考点7、理性情绪治疗模式的特点
以服务对象的非理性信念的检查和辩论为中心形成了目标清晰、要求明确的治疗方法特点
1、明确辅导要求:让服务对象认识到,真正引发自己情绪、行为困扰的原因是自身拥有的非理性信念,而不是引发事件
2、检查非理性信念
3、与非理性信念辩论
4、学会理性生活方式
5、巩固辅导效果
考点8、任务中心模式的内容
任务中心模式的发展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是为回应当时在个案工作开展过程中服务效率低下的实际问题
1972年,雷依德和艾泼斯坦合作出版了《任务中心个案工作》,具体讲述了任务中心模式
任务是服务对象为解决自己的问题而需要做的工作,是服务介入工作的核心。
解决问题是目标,任务是实现问题解决的手段。
一、任务中心模式的理论基本假设
认为高效的服务介入必须具备五个基本要求:
1、介入时间有限
2、介入目标清晰
3、介入服务简要
4、服务效果明显
5、介入过程精密
任务中心模式关注服务对象的自主性。任务服务对象的自主性包括两方面内容:
1、服务对象具有处理自己问题的权利和义务
2、服务对象具有解决自己问题的潜在能力
二、任务中心模式的治疗技巧:把沟通视为工具
有效沟通必须具备两个因素,五种功能
两个要素:有系统;有反应p152
沟通需要达到五种功能:
1、探究:服务对象的问题、服务对象需要承担的任务、明确如何执行任务
2、组织:介入目标的解释、介入时间的安排、行动的规划、服务对象的参与方式等
3、意识水平的提高
4、鼓励
5、方向引导
考点9、任务中心模式的特点
一、清晰界定问题
任务中心模式认为,要成为可以处理的问题需要具备四个条件:
1、服务对象知道这个问题的存在
2、承认这是一个问题
3、愿意处理这个问题
4、有能力处理这个问题,并能在服务以外的时间尝试独立处理这个问题
二、明确界定服务对象
1、服务对象必须愿意承担自己的任务并承诺愿意尝试完成任务解决问题
2、服务对象处于正常的生活状态,具有自主的能力
三、合理界定任务
任务中心模式强调只有把以下三个因素融合到任务中,这样的任务才是最好的,也是可行的:
1、服务对象的问题
2、服务对象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
3、服务对象的意愿
考点10、危机介入模式的内容
1946年,林德曼与卡普蓝合作,提出“危机调适”的概念,认为压力、紧张和情绪的调适与危机有紧密的关系
1974年,美国将危机介入模式正式列入社会服务的重要项目,并且在社会工作领域逐渐推广危机介入模式
一、危机介入理论
1、危机的定义:是指一个人的正常生活受到意外危险事件的破坏而产生的身心混乱状态。危机可分为两种类型:成长危机、情境危机
2、危机的发展阶段:四个阶段-危机发生、应对、解决危机、恢复期
二、危机介入的基本原则
1、及时处理
2、限定时间:危机介入的首要目标是以危机的调适和治疗为中心,尽可能降低危机造成的危害,避免不良影响的扩大
3、输入希望
4、提供支持
5、恢复自尊
6、培养自主能力
考点11、危机介入模式的特点
1、迅速了解服务对象当前的主要问题
2、迅速作出危险性判断
3、有效稳定服务对象的情绪
4、积极协助服务对象解决当前问题
考点12、人本治疗模式的内容
1951年,罗杰斯正式提出以当事人为中心的治疗模式,注重感受和反映服务对象的内心变化
1957年,罗杰斯把辅导介入的重点转向辅导过程中的伙伴关系的建立以及双方情感和体验的交流
1974年,罗杰斯将自己的辅导模式正式命名为以人为中心的治疗模式(人本治疗模式)
一、人本治疗模式的理论假设:涉及对人性的基本看法以及自我概念、心理适应不良和心理适应失调等重要的基本概念
1、对人性的基本看法:人的本质是好的,具有发挥自身内在各种潜在能力、追求不断开展的基本趋向。在生理方面表现为发展动力,在心理方面表现为自我实现倾向
2、自我概念:服务对象对自己的看法,包括服务对象对自己的知觉和评价、对自己与他人关系的知觉和评价、对环境的知觉和评价
3、心理适应不良和心理适应失调
心理适应不良:自我概念与真实的经验和感受相冲突,服务对象借助曲解和否定等方式保持自我概念与经验的表面的一致,这时的内部心理状态称为心理适应不良。
心理适应失调:服务对象的自我概念与真实经验之间的冲突加剧,无法维持表面上的一致,服务对象面临极大的困扰和不安,严重的导致心理适应失调。
二、人本治疗模式的治疗策略
有效的辅导方式是创造一种有利的辅导环境让服务对象接近自己的真实需要,变成一个能够充分发挥自己潜在能力的人。
罗杰斯把这种能够充分运用自己各种潜能的人概括为五个方面的特征:
1、能够准确领悟周围的人和物,具有基本安全感,是理性的人
2、充分把握每一时刻,珍惜和享受生活,适应力强
3、依据自己的真实愿望选择生活方式,勇于承担行为的责任,忠于自己
4、面临众多选择,能够体会到心理上的极大自由
5、积极生活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具有丰富的创造力
考点13、人本治疗模式的特点
一、注重社会工作者自身的品格和态度
二、强调个案辅导关系
个案辅导关系需要具备真诚、同感和无条件积极关怀三项充分必要条件。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
1、表里如一
2、不评价
3、同感
4、无条件接纳
5、无条件的爱
6、保持独立性
三、关注个案辅导过程
考点14、家庭治疗模式的内容
一、结构式家庭治疗模式的理论假设
由米纽秦(S. Minuchin)提出
结构式家庭治疗模式以家庭作为基本的治疗单位,假设家庭的动力和组织方式与个人的问题密切相关,通过家庭动力和组织方式的改变来解决个人和家庭的问题。
1、家庭系统-家庭成员形成的组织化系统
2、家庭结构:包括次系统、系统之间的边界、角色和责任分工、权力结构
3、病态家庭结构:纠缠与疏离、联合对抗、三角缠、倒三角p160
4、家庭生命周期:家庭自身有一个发展变化的周期
二、结构式家庭治疗模式的治疗策略
1、重演
2、集中焦点
3、感觉震撼
4、划清界限
5、打破平衡
6、互动方式
7、协助建立合理的观察视角
8、显现似是而非的观察视角
9、强调优点
考点15、结构式家庭治疗模式的特点
一、以家庭为工作的焦点
二、关注家庭功能失调的评估
评估的基本框架:
1、家庭的形态和结构:p162
2、家庭系统的弹性
3、家庭系统的回馈
4、家庭生命周期
5、家庭成员症状与家庭交往方式的关系
三、强调家庭功能的恢复
结构式家庭治疗模式需完成三个任务:
1、改变家庭成员的看法
2、改善家庭结构
3、改变家庭错误观念
考点16、个案工作各阶段的工作要求
接案或转介、收集资料、制订计划、签订协议、开展服务、结案、评估、追踪
阶段
工作要求
其他相关知识点
接案或转介
一、了解求助对象的求助意愿
二、促使有需要的求助对象成为服务对象
三、明确求助对象的要求
四、初步评估服务对象的问题与需求
关于转介服务的概念、注意事项、转介的条件(服务对象的问题不属于本机构服务范围、服务对象生活在机构的服务区域之外)p164
收集资料
一、收集与服务对象问题有关的资料
二、对服务对象的问题进行评估
*需要确定三方面的内容:1、服务对象的问题;2、服务对象问题产生的原因;3、服务对象曾经做过的努力
*在确定问题过程中需坚持:1、个别化视角;2、注重服务对象的参与;3、警惕自己的价值偏向;4、避免简单归因;5、了解自己的判断标准
制订计划
一、准确分析服务对象的需要和问题
二、明确服务工作的目标、阶段和方法
三、熟悉服务机构提供的具体服务
四、清晰认识社会工作者具备的能力
五、了解服务对象拥有的资源
服务计划的内容
1、服务对象的基本情况
2、服务对象希望解决的问题
3、工作计划的目标
4、服务开展的基本阶段和采取的主要方法
5、服务开展的期限
6、联系方式
签订协议
一、服务目标
二、服务的内容和采用的方法
三、服务双方的权利、义务
四、服务的地点、时间、期限和次数
五、服务双方签字
开展服务
社会工作者扮演的角色:
1、使能者2、联系人;3、教育者4、倡导者
5、治疗者
结案
社会工作者需做好4项工作:
1、 预先告知服务对象
2、 巩固服务对象取得的改变和进步
3、 帮助服务对象进一步探讨影响问题解决的因素
4、 鼓励服务对象表达结案时的情绪,探讨结案后的跟进服务
结案的形式:1、直接告诉服务对象2、延长服务间隔时间3、变化联系方式
结案的五种情况:
1、目标达成;2、问题虽然没有解决,但服务对象已经具备独立面对和解决问题的能力;3、双方关系不和谐;4、服务对象出现新问题,需要其他机构解决;5、因不可预测因素需要结束服务
评估
评估的内容
1、 服务对象的改变情况
2、 工作目标的实现程度
3、 服务介入工作的人力、物力和其他资源的投入
评估的方法
1、 由服务对象评估
2、 由社会工作同行评估
3、 由机构评估
追踪
追踪的任务
1、 安排一些结案后的练习,巩固取得的进步
2、 调动服务对象周围的资源,增强对其支持
3、 持续评估服务工作的效果
考点17、个案工作的技巧
工作阶段
技巧
会谈
1、支持:专注、倾听、同理心、鼓励
2、引领:澄清、对焦、摘要
3、影响:提供信息、自我披露、建议、忠告、对质
建立关系
1、感同身受 2、建立有利于服务对象积极表达的关系模式
3、制造气氛 4、积极主动
收集资料
1、会谈运用 2、调查表的使用 3、观察的运用
4、现有资料的运用
方案策划
1、目标清晰而且现实 2、服务对象范围明确
3、策略合理
评估
1、正确运用评估类型:效果评估;策略、方法和技巧的评估
2、合理运用评估的方法:基线评估、任务完成评估、服务对象影响评估
3、服务对象的积极参与 4、坦诚保密
考点18、个案管理
个案管理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被引入英国,在90年代后发展出“照顾管理”(care management)概念,强调提供一套整合各种资源而形成的服务,目标是管理案主处境和提供支持。
个案管理是介于社会工作直接工作技巧与间接服务之间的一种整合方法,也被称为“综融性社会工作”
一、个案管理的含义、特点
1、含义:个案管理的定义可以分为体系取向和过程取向
体系取向的个案管理强调“个案管理是联结和协调各种不同服务体系的运作方式,用以确保运用最完善的方式来满足服务对象被照顾的需求”
过程取向的个案管理强调“个案管理是一种协调的过程,通过协调和获得各种资源,来协助那些面临各种问题的服务对象”
个案管理是一种服务提供的方法,它是由专业社会工作者评估服务对象及其家庭的需求,并安排、协调、监督、评估和倡导一套包含多种项目的服务,以满足特定服务对象的复杂需求。
个案管理的特点
1、服务对象:遭遇多重问题并在资源取得和使用上有困难的个人和家庭
2、工作方法:强调“全貌”的工作方法
3、功能:具有双重功能:(1)经过协调实现服务提供;(2)展示责信态度的服务提供(社会问责、强调效率)
二、个案管理的实施原则
1、服务对象参与
2、服务评估
包括服务对象的需要及其生理、社会环境、非正式网络、甚至个人偏好
评估分为:初始评估、需求评估、财务评估、社会工作专业评估
3、照顾协调
4、资源整合
5、包裹式服务与专业合作
6、服务的监督
三、个案管理的工作过程
个案管理是一种服务理念、一种服务体系、也是一种服务过程
(一)个案发掘与转介
社会工作者应具备的技术:
1、介绍自己和自己的角色
2、引出服务对象问题的信息
3、把握服务对象在寻求帮助的过程中可能带有的负面感觉
4、建立彼此信任关系
5、厘清角色期待
(二)评估(assessment,预估)与选择
(三)个案管理服务计划与执行
在服务计划阶段应注意的问题:1、个案管理者必须确保能有适当的资源来提供给机构服务使用者,满足其需求;2、个案管理者必须对使用昂贵和稀少的资源负责
(四)监督和评估
服务结束后评估的主要指标:
1、是否符合服务使用者的需求
2、服务使用者对整个服务结果是否满意
3、目标是否实现
(五)结案:p180
考点1、精神分析理论在社会工作中的应用
精神分析理论的基本内容
精神分析理论由弗洛伊德创立,该理论对社会工作的影响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60年代成为临床社会工作的主导方法。(20世纪20年代~60年代美国临床社会工作的主导理论)
理论的主要内容:
1、人的心灵由意识、前意识、潜意识构成
意识:任何人都可以觉察到的想法和感受(符合理性)
前意识:容易变成意识的潜意识,需通过思考才能觉察到
潜意识:一种低级的心理过程,难以觉察包括驱力、防卫、超我的命令,被压抑的事件与态度的记忆(非理性)
2、人格可分为本我(id)、自我(ego)、超我(superego)
本我:本能和欲望,它按照快乐原则行事。
自我:理性和机智,它按照现实原则来行事,充当仲裁者,监督本我的动静,给予适当满足。
超我:代表良心、社会准则和自我理想,它按照至善原则行事,指导自我,限制本我,就像一位严厉正经的大家长
3、人的心理发展阶段理论:人的性心理发展划分为口腔期、期、性蕾期、潜伏期、生殖器期。人在个阶段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则会产生焦虑和问题行为,需要治疗。
治疗的基本思路:个人的问题源自内在的精神冲突,这种冲突与早期经验有关,并潜藏于潜意识中。解决问题就要分析潜意识,调解本我、自我与超我的冲突。
实务原则:个别化;签订协议;安全与支持的环境;基本治疗方法是自由联想;倾听、感受、支持、接纳、理解
在社会工作中的应用:
精神分析关注的焦点在于个人儿童时期的经验对现实生活的影响。
治疗过程分为三个部分:
1、治疗情境的建立:与服务对象签订治疗协议(协议应明确各自角色分工、治疗计划、时间表)、保持专业、同感和一致的态度、以中立的态度进行分析
2、治疗关系的建立:建立良好的关系,让服务对象感受到支持与安全
3、治疗性对话:p114包含三个方面内容——自由联想、治疗性倾听、阐释过程
考点2、认知行为理论在社会工作中的应用
理论的基本内容
1、人的行为受学习过程中对环境的观察和理解的影响。不适宜的行为产生于错误的知觉和解释,要改变人的行为,就要首先改变人的认知。
2、在认知、情绪和行为三者当中,认知扮演着中介与协调的作用。认知对人的行为进行解读,直接影响个体是否采取行动。
3、认知的形成受到“自动思考”机制的影响——思维定势、不假思索p115
4、根据认知的“ABC情绪理论框架”:非理性的认知会产生非理性的情绪和行为
5、认知行为理论借用社会学习理论的三个要素来认识和改变人的行为。这三个要素是:前置事件、目标行为和结果p116
在社会工作实务中的应用
一、实务原则
1、界定服务对象问题看法的原则
(1)服务对象的问题是习得的,所以也可以通过学习改变
(2)服务对象问题的外在性与内在性:问题不仅是外在行为层面,更是认知的结果
(3)服务对象及其处境的差异性: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注意受助人问题及其处境的独特性是正确界定和评估受助人问题的前提)
2、社会工作实务应用认知理论的原则
(1)尊重个人的自主决定和信念
(2)帮助服务对象改变错误认知、建立正确认知
(3)在正确认知的基础上建立良好的专业关系
3、关于助人目标的原则
(1)改变认知、不切实际及其他偏颇和不理性的想法
(2)修正不理性的自我对话
(3)加强解决问题和决策能力
(4)加强自我控制和自我管理的能力
二、助人过程
1、确定评估重点:服务对象的思想、情绪和行为
2、专业关系的建立:在协商基础上签订协议,建立结构性、有期限的角色联系(次数、见面主题、目标确定)
3、社会工作者的角色:教育者、伙伴
三、服务步骤p118
1、确认不正确的想法及其影响
2、要求服务对象自我监控
3、发现错误思维与潜在感觉的关系
4、尝试运用正常思维方式
5、检验新观念的有效性
四、结案与跟进
1、当受助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回到正常轨道上时,应进入结案阶段
2、社会工作者应与服务对象一起商讨确定在结案以后的若干具体行为改善目标,一方面作为服务对象自我监督和努力的方向,一方面可以作为结案后进行跟踪访问的依据
应用认知行为理论提供帮助应注意的几点:
1、应相信服务对象行为的改变和认知改变是相联的,服务对象的自主意志和信念非常重要
2、要相信服务对象有能力改变认知错误
3、服务过程首先要明确界定服务对象认知和行为问题,帮助服务对象逐步改变认知、行为和感受
4、鼓励合作,逐步使服务对象成为自我帮助者
考点3、生态系统理论在社会工作中的应用
系统理论的主要观点:p125
1、系统理论的核心在于它是以整体的视角来看待人和社会
2、社会工作专业对系统理论的应用始于赫恩(Hearn)早期提出的全人或全貌概念
3、平克斯和米纳罕将社会环境分为:非正式的或原生的系统、正式系统、社会系统
4、系统理论取向的社会工作将人与环境纳入一个系统,社会工作的干预就是对系统的干预。
5、服务对象的问题来自于系统,不是单纯的个人问题
6、社会工作者应该将问题和服务放在动态系统中进行考察
生态系统理论:p126
生态系统理论的背景知识
1、是一个开放的理论系统,具有折中性和综融性
2、20世纪80年代,杰曼和吉特曼提出“生态模型”,强调社会工作实务的干预焦点应将个人置于其生活的场域中,重视人的生活经验、发展时期、生活空间和生态资源分布等关于人与环境的交流活动,并从生活变迁、环境特性与调和度三个层面的互动来引导社会工作的实施
生态系统理论的主要观点
1、人与环境的互动、互惠、互调
2、个人行动是有目的的,人类遵循适者生存发展,理解个人须将其置于环境中
3、个人问题是生活过程的问题,要放在环境中进行理解、判断
生态系统理论在社会工作中的应用
1、系统生态理论的关键在于将服务对象放在一个系统之中,将服务对象与其所生活的环境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看待,通过改变系统来实现个人需求的满足
2、运用生态系统理论应注意的问题
(1)环境障碍是个人问题的重要因素;
(2)社会工作者帮助的着眼点不能仅放在个人,要从相关系统分析入手
(3)服务对象与系统的关系是动态的。
(4)要把服务对象的问题放在不同层面的系统中去看待和解决
考点4、人本主义理论在社会工作中的应用
人本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兴起的一场心理学革新运动。研究人的价值和人格发展。相信人性本善,恶是环境的派生现象,人是可以通过教育提高的,理想社会是可能的。
人本主义理论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其为社会工作提供了最基本的价值基础和思想基础。
主要观点:相信人的理性,人能理性进行选择
基本原则(临床社会工作者根据罗杰斯的观点提出):诚实和真诚;温暖、尊重和接纳;同理(同感)p129
在社会工作中的应用:人本主义在小组工作中得到深入的应用
1、强调每个人都要受到尊重
2、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彼此负有责任
3、个人具有归属与被包容的权利
4、人们具有参与和被聆听的权利
5、人们具有自由表达的权利
6、群体成员之间具有差别,差别应该得到尊重
7、人们具有质疑和挑战专业人员的权利
人本主义观点的小组工作允许小组成员利用小组寻求他个人的发展,小组工作的目标是形成民主互助体系,在小组工作中创造条件帮助小组成员充分表达自己的目标,并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P130
考点5、存在主义理论在社会工作中的应用
20世纪60年代初期,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重要代表是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是一个哲学的非理性主义思想,强调个人、独立自主和主观经验。
基本知识点:
1、存在主义的核心是个人的存在,个人具有选择的自由。人的自由表现在选择和行动两个方面。
2、不同的存在主义者之间的共同点:人与人之间可以做到彼此理解
3、存在主义社会工作实践强调个人的自由与责任。
4、受助人的行为是可以改变的,社会工作者的作用就在于帮助受助者选择他们的目标,克服实现目标的限制。社会工作者要致力于将负面因素转化为积极的正面因素。
存在主义的社会工作治疗过程的基本概念
1、觉醒:个人意识的觉醒
2、痛苦是生命的一部分
3、选择的自由
4、对话的必要性
5、实行
存在主义理论在社会工作中的应用
1、存在主义社会工作强调个人生命的意义,强调个人内在的价值,包括个人痛苦的经验都有意义
2、社会工作者对服务对象提供服务的重点在于帮助服务对象重新理解过去经历的意义,引导他们赋予过去经验以意义。在与服务对象一起工作的过程中,引导他们发现过去生活中的闪光点,并加以肯定,让这些闪光点在现实生活中重新发挥作用
考点6、增能理论在社会工作中的应用
一、基本知识点:
增能(empowerment)
1、巴巴拉·索罗门(Barbare Soloman)1976年出版的《黑人的增能:被压迫社区里的社会工作》首先提出了增能的概念
2、社会工作真正进入“增能时代”是在1980年左右
二、增能社会工作的基本假设
1、个人的无力感是由于环境的排挤和压迫(无力感的三个来源:p132负向评价、负面经验、无效行动)
2、社会环境中存在的障碍使人无法发挥能力,但障碍可以改变
3、服务对象有能力、有价值
4、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是一种合作关系
三、增能取向的社会工作
1、干预认可:p133是指来自各个方面对干预计划可能出现的允许范围。社会工作者应尽可能在各方允许的范围内为服务对象争取更多的帮助资源。
2、在概念框架方面,增能理论认为:能力不是稀缺资源,经过人们的有效互动,人们的能力可以不断增强。这里的能力发生在三个层面:个人层面、人际关系层面、环境层面
3、助人过程的注意方面:
(1)协同的伙伴关系;
(2)重视服务对象的能力而非缺陷
(3)维持人与环境这两个工作焦点
(4)确认服务对象是积极的主体,告知其权利、责任、需求及申诉渠道
(5)以专业理论为依据,有意识选择长期“缺乏能力”的人或社区为服务对象
五、增能理论在社会工作中的应用
1、巴巴拉·索罗门提出从四个方面帮助服务对象提高自己的能力
(1)协助他们确认自己是改变自己的媒介;
(2)协助他们了解社会工作者的知识和技巧是可以分享和运用的
(3)协助他们认识社会工作者是解决问题的伙伴,而他们自己是解决问题的主体
(4)协助他们明确无力感是可以改变的
一、问题取向的流动儿童研究和实践
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农民工家庭迁移成为人口流动新的趋势,大批适龄儿童随其父母进入城市,成为“流动儿童”。流动给儿童的成长和发展带来了新的风险和问题。学术界针对这一现象,展开了大量的研究,除了详实地描述流动儿童的生活和生存状况外,还深入地探讨了流动儿童在教育、社会融合、卫生保健等方面的问题。然而这些数量庞大的研究,主要都是“问题取向”的(deficit-orientation),也即是将流动儿童本身视为一种“社会问题”而提出,无论是研究者、实践者还是社会政策制定者将注意力大多放在流动儿童面临的问题上。“问题取向”视角影响下的流动儿童研究大都聚焦于儿童及其家庭的劣势,与此相对应的干预实践和社会政策的焦点也在于如何帮助流动儿童解决他们的问题,缓解其不足。无论采取何种模式(社会捐助或者政府帮扶),“问题取向”下的实践和社会政策的基本做法都是期望透过他者的救助,来实现流动儿童生活、学习环境的改善,从而实现流动儿童教育公平、社会融合和个人发展。这种实践和政策干预具有以下的特点:
(一)是补缺型和补救型的1994年和1995年,《天津教育》和《中国教育报》率先刊发了两篇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文章,这激发了教育部流动人口适龄儿童就学状况的调研,也为1998年联合颁布的《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提供了现实依据。其后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条例,以及近年来大量的社会组织投入到流动儿童社会服务,均是在将流动儿童视为问题的研究的基础上,政府或社会作为流动儿童条件改善的关键性力量而不断地得到强化。
(二)是分散化和孤立化的补缺型和补救型的特点,注定“问题取向”的干预和实践的分散化和孤立化。笔者以“社会工作”和“流动儿童”为篇名在中国期刊网上搜索到的5篇论文,主题分别是流动儿童社会融入与社会工作介入、流动儿童心理健康与社会工作、流动儿童问题与社会工作回应、流动儿童学校和家庭教育对社会工作的启示。这些干预实践明显呈现分散化和孤立化倾向,缺乏从系统的角度来考虑。这导致仅仅将社会工作作为一种方法,单纯强调个案、小组和社区工作在流动儿童服务中的应用,从而陷入了“方法为本”和“工作者为本”的陷阱中。①
(三)儿童主体性缺乏如前文所述,问题取向的干预实践和社会政策特别强调外界的介入,如:政府、非政府组织、社区、学校等,往往忽视了儿童的主体性,导致干预动力不足,造成很多干预不能发挥有效的作用。这使得我们一方面质疑政府政策和社会工作的有效性,另一方面流动儿童面临的各种问题并没有缓解。所以,本文认为问题取向的流动儿童干预实践和政策,不利于充分发挥流动儿童及其生态系统的主体性,这对于增强儿童抵抗流动所带来的风险的能力,是不可持续性的。儿童抗逆力作为一个社会工作新的实践模式,可以有效地避免问题取向下的研究和实践所带来的问题。
二、儿童抗逆力与社会工作实践
(一)儿童抗逆力:儿童研究从问题取向到优势视角的转型抗逆力(resilience,又翻译为弹性、复原力、心理韧性)研究的兴起与学者对风险(risk)的关注有关。在儿童和青少年研究中,风险用以形容表现不符合主流价值规范的学生,如:失学、犯罪、疾病等。早期的研究者主要采用“问题取向”的分析范式,关注风险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往往认为部分儿童在风险中所展示出的良好适应模式是非典型的,因此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随着研究的深入,问题取向研究范式受到了学者的批判,认为由于聚焦到儿童及其环境的消极因素,容易造成问题化倾向,对儿童或者青少年的发展反而会造成不利的影响,如:有学者指出将儿童标签化为“精神分裂症儿童”比其行为偏差本身还要严重。①正是因为问题取向研究范式的不足,抗逆力理论由于采用一个全新的视角———优势视角(strengthperspective)———引导研究者关注风险中个体的资源或优势,从而实现了范式的转换,激发了预防和干预的全新理念。对有抗逆力的儿童的研究也随后展开,如:加梅齐和鲁特(Garmezy&Rutter)通过追踪研究发现,大多数的儿童,尽管生活在高危的环境中,仍然发展为健康的,符合传统意义上的“成功”的年轻人②;韦尔内和史密斯(Werner&Smith)认为大多数儿童具有自我矫正的倾向(self-rightingtendency),即使在逆境中,仍然能够发展出能力、自信和照顾等技能。③儿童抗逆力成为困境儿童研究和干预的新范式。儿童抗逆力概念在四十多年的研究历程中,也发生了演变。儿童抗逆力最初被视为个体抵抗逆境的固定品质,主要是指在个体发展过程中提升其适应高危环境的成功的适应力。④但有学者认为抗逆力并不是一种要么有,要么没有的固定品质,儿童在其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或多或少都具备一定程度的抗逆力。⑤鉴于此,有学者将儿童抗逆力视为儿童成功适应的结果⑥或者是危险因素和保护因素相互博弈的过程。⑦虽然抗逆力的概念还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但是其核心始终包括三个部分:暴露在困境中;抵消困境影响的资源或者优势的出现;展示积极适应结果。⑧所以,本文认为儿童抗逆力是指儿童在逆境中依靠自身和环境系统的资源或优势,克服困难,展示积极适应结果的能力。这种能力受到个体和外部环境系统的影响,并且在儿童生命的不同阶段表现出不一样的形式。
(二)儿童抗逆力视角下的社会工作实践20世纪80年代,儿童抗逆力研究者开始尝试将研究成果用于推动高危儿童或青少年的干预和预防计划,如:抗逆力在学校教育和精神健康服务传递中的应用等。有学者就提出抗逆力研究是对教育、青少年服务和以优势为本的社会工作的真正回馈,它给那些为儿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务的工作者提供了以研究为本的答案:找出能够促使青少年的保护性因素,即可以促进青少年在面对压力、不利和创伤之时健康和成功发展的发展性支持和机会。⑨儿童抗逆力视角下的社会工作实践具有不同以往的干预理念、干预系统和干预原则。首先,在实践理念方面,儿童抗逆力视角下的社会工作实践聚焦于寻找困境儿童内在能力和系统优势。有学者认为青少年抗逆力的核心理念是:高危青少年可以做得到、所有的个人都有内在的抗逆力、人和地方可以创造差异、言传身教胜于一切、所有的工作都是以我们对内在能力的信念开始的。①这种对儿童自身能力、资产的关注,直接回应了儿童时期的发展性任务,这同减少儿童暴露在逆境中的危险一样,都可以有效地帮助儿童克服发展中的挑战。其次,在干预系统方面,儿童抗逆力视角下的社会工作实践系统为儿童生活的所有系统。早期的儿童抗逆力提升实务计划,很多干预计划都在学校推行。因为儿童在学校呆的时间很长,所以学校是实施支持儿童和协助儿童克服环境压力的干预计划的极佳场所。在学校推行抗逆力干预计划,能够有效地推动儿童抗逆力的提升,并取得明显的效果。②随着抗逆力研究从个体取向逐步向系统取向转变,有学者就指出,没有任何一个单个的系统或者实践能够推动儿童抗逆力的成长,成功的实践的关键因素是充分考虑学生的需要和实践地点的优势和劣势,制定出整合传递系统。③这种整合性的服务系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儿童所处的系统出发,从多个层面———学校、家庭、社区———实施干预;二是儿童抗逆力提升实践应该与现有的儿童服务相整合(如:教育服务、文化服务等)。再次,在干预原则方面,儿童抗逆力视角下的社会工作实践遵循综合的行动原则。儿童抗逆力理论要求社会工作者在服务中遵守以下原则:在干预基础方面,关注与儿童相关的理论和研究证据,强调理论和经验研究的结合;在干预方法方面,认为儿童发展面临的消极因素的减少和积极因素的提升同样重要;在干预目标设定方面,关注干预儿童所处环境的影响,将干预目标和儿童的背景有效地整合;在干预手段方面,提供整合的而不是碎片似的服务,提升干预的可持续性。④#p#分页标题#e#
三、“抗逆小童星”:一项提升流动儿童抗逆力的社会工作实践
(一)项目简介
“抗逆小童星”是南京大学社会工作硕士(MSW)教育中心与南京市建邺区民政局共同合作的“增强儿童抗逆力实务项目”,服务时间为2010年10月—2011年10月。1.项目实施社区基本情况南京市建邺区HY社区,现有居民4015户,10562人,该社区主要是失地农民安置社区,整体收入水平偏低。HY社区内有一所外来工子弟小学,兴办于1999年,校舍在HY社区居委会楼上,共两层楼,整个学校没有操场、图书室等基础设施,只有一间活动室,供学生课间休息使用。该校共有学生600名,教师11人。由于南京市建邺区2005年逐步实施“将流动儿童纳入公办教育”的规定,该校规模不断缩小,且将于2012年上半年停办。所以,对于在这一学校就读的流动儿童而言,他们面临的困境更突出,选取该校作为抗逆力提升实务项目的实施地,比较合适。2.服务对象基本情况“抗逆小童星”项目组通过前期评估,选取其中100名流动儿童参加“抗逆小童星”抗逆力提升社会工作实践活动。服务对象的基本情况为:男生占64.0%,女生占36.0%;平均年龄为12岁;农村户口占84.2%,非农户口为15.8%;父母文化水平较低,在高中及以上的分别为19.1%,8.5%;家庭经济条件较差,比较好或者好的仅占16.1%;流动儿童父母职业等级相对较低,大多数都是非正式就业,职业类型主要是卖菜、清洁工、卸货工等。
(二)提升流动儿童抗逆力的社会工作实践:理念、评估和干预策略
1.理念:生态系统理论与优势视角结合下的整合型社会工作20世纪70年代,社会工作领域中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SystemsTheory)得到广泛应用,其对个体和环境系统双重聚焦的整合视角,挑战了传统社会工作实践中个体心理聚焦的视角。生态系统理论是强调个体和社会系统之间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一种思考和组织的知识系统,其认为人类的发展不是在真空中,而是个体与社会、物理环境、阶层和文化环境连续交换的产物,并且依赖于服务使用者的参与和分享。①该理论认为个体发展的生态系统共分为四个部分:微观系统(micro-system)、中系统(meso-system)、外系统(exo-system)和宏系统(macro-system)。②生态系统理论对系统之间互动的强调,使得“人在环境中”的核心概念得以复苏,为整合型的、通用的社会工作实践模式奠定了基础。20世纪80年代,社会工作领域中优势视角成为新的范式,其被广泛应用于儿童福利、家庭和老年人服务中。优势视角聚焦于服务对象的资产(asset)或优势,关注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在问题解决过程中的相互协作,而不是社会工作者作为专家的角色来主导干预活动,同时干预任务也转变为协助服务对象发现和增强他们潜在的能力,从而在逆境中成功地获得发展。③抗逆力作为优势视角的基本信念之一,自然也成为社会工作实践的主题。20世纪90年代,将生态系统理论和优势视角整合在一起,越来越成为社会工作实践的主流模式④,此时期兴起的抗逆力提升实践,就是生态系统理论和优势视角结合的产物。受这一社会工作实践理念的启发,本文将流动儿童问题置于广阔的社会文化和制度背景下予以审视,将流动儿童抗逆力视为特定环境中各种力量互动的结果。图1反映的是优势视角下的流动儿童生态系统:一方面流动儿童抗逆力直接受到微观系统中家庭、学校和邻里的影响,宏系统中的社会文化、社会制度和政治经济状况以及外系统中社会服务组织、基层政府、社工高校也会间接地影响流动儿童;另一方面流动儿童抗逆力还是各种力量互动的结果,如:系统之间的互动,或者是系统内部的互动。无论是系统本身还是系统内部或系统之间的互动,均包含影响流动儿童抗逆力水平的保护因素和危险因素(优势/劣势)。生态系统理论和优势视角结合下的整合型社会工作包括两方面的整合:一是系统整合,充分考虑宏系统、外系统、中系统和微观系统对流动儿童的影响以及各组成部分的优势/劣势,发掘流动儿童及其环境系统的主体性;二是方法整合,从流动儿童及其系统的优势/劣势出发,综合应用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等专业社会工作方法,而不是专注于外部干预,割裂地考虑哪些适合个案工作,哪些适合小组工作,哪些适合社区工作。
2.评估:流动儿童抗逆力及其危险/保护因素的评估在抗逆力研究和干预过程中,对服务对象及其环境系统危险/保护因素的界定和评估是至关重要的。本文将流动儿童宏系统作为其成长和发展的背景,基于个体维度的抗逆力—易感性(vulnerability),系统维度的危险—保护因素两个维度,评估流动儿童个体及其外系统、中系统、微观系统的优势和劣势。①具体结论如下:
(1)个体抗逆力—易感性方面。流动儿童在面对风险时具备一定程度的抗逆力,但是54.3%的流动儿童的抗逆力水平较低,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流动儿童抵抗风险的能力较差,具有明显的易感性。具体而言,流动儿童的乐观感明显好于归属感和效能感,低水平乐观感的流动儿童占9.1%,而归属感的低水平率为26.8%,效能感为34.8%。这说明流动儿童对自我和周围现状积极的认知能力,明显高于其对环境的归属感,而流动儿童对自我生活的管理能力是最差的。
(2)系统危险—保护因素方面。流动儿童生活系统中保护因素较少,危险因素较多。流动儿童生活系统中无论是危险因素还是保护因素主要集中于微观系统,中系统和外系统的作用不够明显,系统之间的互动和连接也较少,这更恶化了流动儿童的生态系统。通过分析可知,直接的保护因素包括:连续的家庭照顾、父母稳定的婚姻关系、较好的父母关系、较高的学业期待、较高的班干部担任率、良好的同辈关系;直接的危险因素包括:家校合作较少、父母较低的文化水平、较差的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居住方式、粗暴的教育方式、较少鼓励子女能力发展、较少参与子女生活、家庭文化氛围不足等;潜在的保护因素有:社会服务组织、社区居委会、社会工作高校;潜在的危险因素有:社会支持因素缺乏等。
3.策略:危险聚焦/资产聚焦/过程聚焦流动给儿童的成长和发展带来一系列的压力事件。已有研究表明,如果儿童面临的危险因素较大,保护因素不能很好地调节危险因素的影响,则儿童有可能出现情绪失调、行为失范、行为等问题;相反,如果儿童具有的保护因素能够有效地调节危险因素,则儿童即使是在逆境下,同样能够获得良好的适应结果。流动儿童抗逆力提升的主要目标就是:增强儿童个体和系统的保护因素、减轻儿童个体和系统的危险因素。抗逆力为本的儿童干预实践,提供了一个干预的替代性框架,聚焦到儿童生活系统中的资源或者优势,通过建立儿童的保护网络和提升儿童能力,最大化儿童良性发展的可能。抗逆力提升综合起来有三种干预策略:危险聚焦策略(risk-focusedstrategies)、资产聚焦策略(Asset-focusedstrategies)、过程聚焦策略(process-focusedstrategies)。①本项目综合应用了这三种策略,提升流动儿童抗逆力,如图2所示。#p#分页标题#e#
(1)危险聚焦策略,聚焦到减少或预防危险因素及其影响,主要涉及微观系统的干预。这是指减少儿童暴露在危险中的经验,针对流动儿童而言,主要是减少流动儿童家庭危险因素(亲子关系链接不够、父母投入子女生活较少等)、流动儿童学校和社区危险因素(较低的学业成就、单一的成就来源、社会支持缺乏等)。本项目采取的干预方法有:针对家庭危险因素,实施的方法有推动儿童亲密关系的建立、增加父母投入子女生活的机会,比如:通过布置家庭作业的形式,让子女和父母共同完成;在结束和开始时举办庆典,邀请家长参加,共同见证子女的成长;针对学校和社区危险因素,则是增加儿童的学业成就,扩大其成就来源,比如:让儿童加入英语课外学习班、增加儿童上台表演的机会、扩大其资源网络。
关键词:全人视野;家庭教育的泛化性操作;扩容性家庭教育模式
众所周知,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在科学史上,一段时期,人们把细胞当作“胶冻”,可想而知,由此人们对生命所起的作用是怎样的错位。
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发现了“DNA”,才知道细胞组织的活动,取决于“密码”,于是,我们生命科学才有了崭新的历程。
同理,我们对“家庭”这个社会细胞不加以深度观察与考究,只是按原有的“惯性”去推动家庭教育,那一定是事倍功半甚至是完全错位的。家庭教育离不开对“家庭”的解构,只有对“家庭”定位清晰了,家庭教育的各项实务才会取得真正实效。
再者,我们对“教育”不加以认真推敲,家庭教育也只能被误解在“教育”的“附庸”或者是“旁门左道”里,使得欲施力者无所适从。
试问,家庭内部的一切事务,都可归属家庭教育呢,还是部分事务属家庭教育?如果是部分,这个“部分”又该怎样划分?
一、现状的挑战:理到用时方恨少
虽然,现在的家庭教育可能由教育部门发起,也可能由妇联发起,也有其它行政部门或其它机构组织在进行,但归根到底,家庭教育必须回答一个逻辑起点的问题——这个“教育”最终指向哪里?是学校?是社区?是企业?是社会?还是家庭?
笔者在实务中,就遇到了巨大的挑战。
案例1:学校求助:某学校三年级学生扬言要跳楼。
案例2:社区求助:某社区一家庭冲突引发110常被拨通,警署请求社区协助,社区向机构求助,据悉冲突源是一位辍学的初中生。
案例3:家庭求助:某家庭发生重大暴力冲突,丈夫杀妻未遂入狱,小学生女儿目睹受惊吓需要安抚,家庭如何继续?母亲万般无奈。
我们可以很明确地推断,以上案例都属“家庭事务”,即使是案例一,也可以推断,孩子的过激行为的原因也可能是“家庭问题”。
如果要把以上个案列入“家庭教育”,首先要回答,这属于家庭教育范围吗?就目前状况,我们的理论似乎很难明确回答,我们现行的规章更难回答。以上例举的案例究竟应该归谁管?遇到家庭问题,似乎都是“利事有人管,实事少人管;好事大家管,坏事都不管;功事抢着管,私事无从管”。
再者,要把以上案例列入“家庭教育”,必须回答,对这些个案使用什么方式解决,才符合“家庭教育”?
是把家庭教育“固化”,归在一个和风细雨的学术圈里等闲视之,还是把家庭教育操作“泛化”,去迎接挑战、大胆实践并去扩充理论呢?
我们的理论必须根据现实所发生的一切,严谨、确切、概括地回答:家庭教育的对象是谁?家庭教育的“教育”到底是什么?
二、对象的解构:人在哪里
回到前述的三个个案,学校可以说,孩子跳楼是家庭问题;社区可以说,家庭冲突是家庭问题;母亲说,我们家庭出了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人”出了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把“人”解构清楚。
人是什么?成了教育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
早在公元前300年,有名希腊哲学家叫狄奥金尼斯(Diogenes),在大白天提着一盏灯笼在雅典的大街小巷中穿梭,他重复着一个问题,“人啊!你在哪里,我要找一个‘人’,‘人’在哪里?”
这位哲学家面对物欲横流,人性败坏,以独到的方式表达他对人性回归的呼吁,我们称他“白昼提灯”。
2300年前希腊哲学家提出的问题,也在拷问我们今天的教育:一方面,再也不能通过教育,把人“丢了”;另一方面,要振兴教育,把“失去的人”“得”回来。
人的成长,总是从家庭出发,经过教育,走向社会,并继续不断地接受教育,走向完善的过程。无论是社会教育、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目的就是为了人的健康成长;教育的过程,应该是促使人健康社会化的过程。
人是社会的人,还是学校的人?或是家庭的人?从宏观看,“人”只有两种可被划分的属性,一种是家庭的“人”,另一种是社会的“人”。“社会人”,就是按体制、文化等非自然属性划分,而“家庭人”则是按联姻、血缘等自然属性划分的。学校的存在,只是社会存在的一部分,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某项教育形式而已。
按人的成长、发展的连续性法则,“人”一定是从家庭出发,不断走向更广大的社会,但同时又每天根植于家庭。他的成长方向应该是:不断去正确地适应社会并作出贡献,去充分实现包括家庭生活在内的一切生活范畴内的价值;这个价值的实现,是以人类伦理价值为导向的一切价值。
然而人的价值实现的过程,少不了受教育的过程,教育权是人权很重要的一部分。
由此看来,家庭教育不外乎也是关于“人”的教育,若问家庭教育与其他教育有何不同?概括地说:是场域的不同。如果我们不回避问题,就应该如此定义家庭教育功能:“在家庭范畴内有计划地影响人,去解决家庭中人的问题,并去促进人的健康成长”。因此,家庭教育的对象就应该是:
“家庭中的人”。人,是不可以被割裂的一个整体,当人们看到了教育的割裂现象,就提出了“全人”的概念。简言之,“全人”就是把人放在所有存在的关系中来考量,就是放在“人我”关系、“物我”关系、“自我”关系、“天我”关系中来考量。
人们观察到,人有IQ(智力商数),EQ(情绪商数),KQ(学识商数),GQ(灵性商数)的存在,是处在一个动态的系统中,这四部分相互影响,只有当IQ,EQ,KQ,GQ得到均衡发展时,“人”才会趋于健康,人的生活才能获得美满。这四个方面互动影响,不可割裂。强化了某一方面,都会影响其它方面;而其它方面受了影响后,又反过来制约了某一方面。目前,由于教育强化了KQ,使人的发展偏了。
因此,进一步讲,家庭教育要直面家庭问题,就必须以“全人”的视野看“家庭中的人”。
三、教育的归正:不当“城管”育全人
目前,关于教育的划分,已经十分明确,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被称为三大教育支柱。然而,如何科学地把社会、学校、家庭划分得恰当,以达到教育的一致性、完整性,是一个非常迫切的课题。如果把这些划分的前提建立在行政上,那么,教育势必出现“城管”现象,就是“各自一街,各管各路,各不越界,各得其果”。
如,公民教育是很重要的社会教育,然而如果公民教育的内容不放到学校,不放到家庭,那么,等一个人成年了,再要他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就很难了。又如,“情感教育”应该放在哪里?“生涯教育”又应该放在哪里?等等。马加爵事件,药家鑫事件,郭美美事件,保钓示威伤人事件等等,充分说明,教育不能割裂进行。
社会一系列显性的问题无不在问,人应该受到怎样的教育?我们如此用心在投入教育,改革教育,我们真正合格的“人”又在哪里?
教育,不仅仅是学校的事。如果说教育应该由学校承载,那么,学校就应该承载“人”的全部;反之,如果教育要承载人的全部,那么,承载教育任务的各个场域必须是相互融合的,它的独立系统,必须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
从历史范畴看,学校仅仅是被固化下来的教育形式,是为在法定的某个年龄段必须受教育或者是因社会的需求而设置的场域。当“终身教育”、“远程教育”等等新的概念提出来后,“学校”的形态也就被更改了,因为教育的内容与形式是多样的、多变的,目的只有一个:培育人。
然而,教育的工具化,功利化,使我们很难回答“钱学森之问”了。目前,教育被追讨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人在哪里?人,只有通过良好的教育,才能去培育真正的人,才有可能把“人”找回来。换句话说,得到真正的人,才是教育的基本责任。
被夸大了的学校教育,使得我们的意识中,只要提到教育,就与学校联系起来;学校,又与“作业”联系起来,仿佛一离开学校,人受教育的权利就终止了。如果人离开了学校再提“教育”,那只是成年人思考的关于其子女的“教育问题”,与他自己很难联系。
社会教育,是人的教育,学校教育,是人的教育,家庭教育,也是人的教育。怎样让这三大教育彼此独立,又彼此融合呢?
不顾其它场域,只顾自家领域的教育,是非人道的教育。如果学校教育不顾情感教育,生涯教育,公民教育,等等,学校只顾知识灌输,这就完全是一种“去人性”的过程。
回到家庭教育。当下的“家庭教育”在实施过程中,在教育系统的大多数人看来,只是学校教育的“助理”,所实施的范围,也仅围绕着“在校学生的家庭问题”,这是一种狭隘的家庭教育观,是学校教育下位概念下的家庭教育。当把“家庭教育”让位给了“学校”,而学校教育的定位又出现了偏差,这就严重影响了家庭教育的定位。
而在教育系统外,一般传统的普遍认识上,家庭教育也仅限于“成年人在家庭中对子女的教育”。
人们一般认为,“子女教育”是学校的事,等到学校呼唤“家长”,成人们才不情不愿地到校报到,接受所谓“家庭教育”,目的也仅仅是为让孩子去适应学校。这种以学校目的所推动的家庭教育,就目前来讲,充其量也只能是“应试”的帮手。
当然,“子女教育”还会涉及学龄前的早教,因此,家庭教育也会由妇联牵头。但这种牵头,因为缺乏理论上的深度支持,执行上也有所限制(如:面对有在校学生的家庭),“家庭教育”的妇联操作也很难“落地”。
当我们以学校视野来看家庭时,我们只能看到“学生的家庭”;我们以社区的视野来看家庭时,也只能看到“居民的家庭”,等等,因为是局限于自己的立场,看“家庭”都是不全面的。
如果我们勇于面对家庭问题并勇于去解决它,我们就要打破这些有局限的视野,上升到“全人”的视野,以“全人”看家庭,这样才能去真正面对家庭问题的本质。
从教育的核心价值与定义来讲,对人有计划的正确的影响,就是教育。
为什么有了课堂才是“教育”?为什么有了教材、有了课程才是“教育”?既然教育是“对人的影响”,那么,只要能产生“影响”的方式都可称“教育”。讲座、协谈、辅导、治疗,应该是教育方式,宣传动员、常识普及,也应该是教育方式。其实,只要是应用各种资源对人有计划地实施正确影响的过程,我们都可以叫“教育”。
有了“全人”视野,我们就可在“家庭”这个特殊的场域,找到实施对人产生具有实效影响的切入点,也就找到了能产生实效性手段的依据,而这一系列具有影响力的多样、活泼、适合各种人群的手段,我们都可把它们列入“教育”;就此,就可建立“扩容性家庭教育模式”。当家庭教育的适应面被扩大,就可以承受来自更多家庭的、变化莫测的问题,就此,我们就可以在“全人”视野下,生成家庭教育丰富的特殊内容。
四、先哲的启发:欲治国,先齐家;欲齐家。先正心
《大学》中提出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一定有其考证基础与内在逻辑关联。我们一直在谈“教育强国”,却很少提及“齐家”对“治国”作用何在,其中存在着怎样的逻辑关系;更难提到“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与“强国”的关系。目前的教育强调了人的KQ,忽略了全人。
教育观念的偏差,导致教育功能的异化,使得我们在“用人”时找不到“人”。
先哲启发我们,强国之道在于“齐家”。
“治国”必先齐其家。“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家”之于国的重要,已被众人渐渐重新接受,问题在于如何“齐家”。
先哲给了我们更好的启发:“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这些告诉我们,“齐家”的手段在于“知意心身”这系列的启蒙过程,就是“全人”的“4Q”引导。“身”是“人我关系”上的行为表达(EQ),“心”是“自我关系”的感悟(IQ),“意”是“天我关系”的意念(GQ),而“知”正是“物我关系”格物的结果(KQ)。《大学》似乎表述了“4Q”的相互关系,如“行为修养”要经过端正心志;而端正的心志,“意念笃诚”就可使人内心清洁、善恶分明,“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人不自欺,就能达成具有“慎独”、“自谦”、“毋自欺”的品格。
《大学》告诉我们,家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场域,其能让人不自我欺骗,看到自己的真实。《大学》说:“‘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家”。先让人在家庭中发现自己怎么看子女的,在家中修好身,从家庭管理的本身看到自己的问题,由此才能对社会负责,才能治国。
先哲的齐家思想,是建立在一个“平天下”的理想的基础之上,而且《大学》的基本前提,在于“明明德”,齐家是为了“德满天下”。“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悌,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絮矩之道也。”这是一幅和谐、美满的图画,是我们人类终身为此努力的目标。《大学》最后说道:“此谓民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齐家最终的目标就是建立“以义为利”的国度,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强国”。
这给我们更重要的启发是:家庭教育的任务,不仅是为解决目前学校、社区、企业所出现的“家庭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去推动建立从家庭出发的健康的“全人”目标,并帮助人们成为“以义为利”之民,去促进实现人为将来社会进步作出贡献的宏愿。
《大学》扩大了我们家庭教育的视野,把家庭教育仅有的“学校视角”、“社区视角”,等等,推到了关于“平天下”的“全人”视野,推到了建设“以义为利”的社会高度,换句话说,先哲启发给我们的,就是以“全人”视野看家庭。
五、横向的比较:家庭生命周期,家庭生态理论
教育为了“全人”,齐家为了“明德”,这似乎已经告诉了我们家庭教育应该有的对象及其任务。然而,要让家庭教育的基础理论具有完整性、系统性、独立性,必须回答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家庭”是什么?回答了“家庭是什么”,才能具体划分家庭教育实施的场域及操作的边界。
我们看到,使用了“全人”的概念,让我们在“三大教育”的目标上有了交集,那么,“全人”能否让我们把“家庭教育”的特殊性划分出来呢?
我们知道,家庭,这个社会细胞是由“人”组成的,而链接她的“DNA”是情感,一般称家庭是一个情感系统。我们可以这样定义:家庭,是由情感联结的,以婚姻关系为核心的亲缘关系构成的总和,是社会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单位。
引入“全人”的视野,我们可以进一步定义,家庭是满足“全人”成长的最基础的单位。
人生活在家庭,人的基本表征的场域在家庭,人与人最裸的影响是在家庭。因此,能否让一个人健全的基本条件,是家庭关系的影响方向。
1950年代以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一直雄霸欧美心理及精神治疗界。之后,从实务治疗的经验中,一个又一个精神科医生、社会工作者及辅导员,开始质疑弗洛伊德理论对治疗精神病的有效性。同期,基于人类学、社会学、生物学的种种研究,在贝塔朗菲(Von Bertalanffy)的倡导下,系统理论诞生了,家庭研究及家庭治疗在理论思维上兴起了一个大波澜。
家庭系统理论告诉我们,家庭犹如一个生态系统,每一个在家庭中的人,都受着来自家庭其他成员的影响。在这个以情感为纽带的关系中,家庭成员互相依存,又相互独立,每一个角色都被期待,角色责任成为理所当然,而角色能力与责任的不符又形成了很大的张力。配偶间的期待及现实差距会是家庭冲突的核心,亲代问的期待与现实差距又是另外一种冲突,有时两种冲突会交织在一起。
往往,家庭角色的满足程度,又直接影响到了家庭成员的另一个角色:社会角色。一个人往往会是多重身份,如,一个丈夫他可能又是儿子,又是父亲,这种家庭的多重身份,还需要他随时转换成经理或科长等等,能否当好经理、科长,很大程度上,与他的丈夫、父亲、儿子的角色是否有满足感有关。往往,和谐家庭出来的成员,社会角色相对就比较健全,这也印证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关系。
同时,家庭有着自己的生命周期,在她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特征。家庭生命周期是一个天然的环境,它限定了个体的自我认同与发展,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系统所具有的影响力。
家庭,是一个不断随时间变化的系统,家庭成员随着时间的变化,有二代、三代、甚至四代人联结在一起。随着时间的变化,家庭成员的年龄也就发生了变化,社会角色也随之不同。
在连续的血缘承传上,一般可以表示:离家:独身年轻人婚姻:新夫妇有年幼孩子的家庭有青春期孩子的家庭送孩子离家,继续向前发展生命晚期的家庭。
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告诉我们,个体的发展任务只有在重要的情感关系的环境下才能够发展,并且对个体而言,最重要的情感关系就是家庭。
因此,每一个社会成员个体的问题解决,包括社会性的功能障碍等,只有把他置身于环境考察,并参照特定文化在不同时期的“正常”功能标准,才能有效。同时,对个体的成长促进,同样也是如此。而这个被考察的环境,最重要的场域就是家庭,离开家庭谈个体问题的解决以及个体的发展,纯粹是空中楼阁。
同时,我们看到,家庭的成员联结有着不同的层次,根据家庭生态理论,人类系统是一个多层面的互动,这个层面包括:个体,直系(im—mediate)家庭,延伸家庭,社区,文化群体以及更广大的社会;每一个家庭存在,都是由一群个体组成,他们在各个层面上互相影响着。
因此,家庭不是一个独立存在,而是与不同层面互动着的关系存在。个体的“问题解决”与“成长促进”的“家庭环境”考察,也必须是整全性的。
以上就是从“全人”视野所看到的,“家庭”是一个广义的存在。因此,把“家庭”概念狭隘化的“家庭教育”,是不可能应对“家庭问题”与“家庭成长”所带来的挑战的。
引入“全人”概念,恰恰让我们能从一个全新的高度接纳并应用家庭生态理论,按家庭生命周期的划分去考察在家庭中某个个体所产生的问题,并去解决问题。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生成以“全人”为依归的家庭范畴内的各种理论。
从“全人”视野来看,家庭是完全独立于学校、社会的一个情感系统,完全可以由“以婚姻(法律)联结为核心的一切亲缘关系”划分出范畴。只要在这个关系范畴内的一切个体的“问题解决”与“成长促进”,都可以“全人内容”加以介入、干预。如果认为教育就是为了人的健康成长,那么在“以婚姻(法律)联结为核心的一切亲缘关系”中实施“问题解决”与“成长促进”,就可视为“家庭教育”了。
六、实际的操作:“全人”视野,融合与超越
当我们有了“全人”视野,我们就可以很坦然地面对前述的四个案例,一、它们属于“家庭范畴”内的问题;二、只要能产生正面影响力,各种方式都可实施,就此,就可以把它们归入“家庭教育”,进行相对独立的操作。
有了“全人”的视野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个案中的“个体”所显现的问题,无不与他们的家庭有关;我们也可以诊断出他们的家庭在“全人”平衡的某项维度上所出现的问题。
案例1简记:
操作一:紧急与该学生协谈;对该学生家访。了解发现:(一),该学生父母冲突时,母亲常以“我要自杀”相回应;(二),父亲有暴力倾向;(三),该学生扬言自杀时,有登楼举动;(四),该学生扬言自杀前,是与班主任发生冲突。
操作二:对班主任进行“个体”性干预,了解其家庭,发现有“4Q”缺陷。
操作三:调整班主任。辅导员在掌握班主任家庭背景情况后,安排与该学生协谈,向班主任演示与该生交流的方法。
此案操作思路:
一、诊断:学生“自杀”不是轻生,乃是与班主任冲突的过激表现。
二、措施:调整师生关系;
三、要点:掌握冲突当事人的家庭环境情况。
四、介入要素:“全人4Q”因素。
在此案的解决过程中,班主任受提示后,消除了对学生的敌意,不压制,而是进行情感链接;同时告知该学生的家庭环境的不利因素,提示应对的策略。该生获得尊重后,主动与班主任合作。
此案的解决较迅速,校内的紧张获平息后,进一步被告知“家庭对学校的隐性影响将会造成显性干扰”,由此推动建立家长学习体系,组建了与原“家长委员会”全然不同的“家庭教育联合会”。该“联合会”借校方资源独立操作,由受过家庭教育培训的家长牵头组织,组织家长学习,组织资源为家庭谘商服务,组织资源进行对症下药的个案指导,长期关注家庭。该“联合会”作了具有独立法人功能的尝试,初步获得成功,取得了上海市教科院家庭教育实验基地资格。
案例2简记:
操作一:社区座谈:邀请社区干部、家庭成员到场,澄明情况,让家庭成员表明意愿(辍学学生回避),据介绍,该家庭中辍学学生患有强迫症,正在服药。
操作二:脱敏观察:征得监护人同意,让该学生入住机构,与家人暂时脱离。
操作三:会诊:机构协同精神科专家,心理咨询专家,各自进行独立观察,并交流观察结果。
操作四:对症下药。
(一)现状:观察结果发现该学生无强迫症,却具有强烈的自我否定倾向。从“家庭理论”看,该学生家庭模式具有“非正常性”;近期,该学生母亲因车祸死亡,学生自诉家庭成员有向其类害行为。
(二)干预:1.家庭干预,告知其不良行为模式所带来的影响;2.个体干预:摆脱丧母及类害阴影,引导其作社区志愿者,关心他人(按4Q)。
此案经操作后,家庭冲突趋于平息,也让社区看到家庭教育常识普及的重要性,就此,推动某社区建立“家庭学习系统”。
案例3简记:
操作一:咨询辅导:导人家庭系统理论,分析发生事件的根源,安慰并解明女儿伤害的治疗原理。
操作二:撤销离异:此案当事人已提请诉讼,准备离婚,判决在即。经辅导当事人主动撤诉。辅导理由:冲突所产生的创伤的医治方法不是回避,而是修复;冲突是因家庭成员自身的“4Q”成分不全,需要补足;彼此要得到充分的原谅,才能得到医治;分离会固化伤口,特别是对女儿的治疗不利。
操作三:持续陪伴:引导当事人进入生态团体(即机构根据生态理论组建的被辅导家庭群),彼此互动。
此案还在继续跟踪过程中。当事人已主动向狱内丈夫投信,表示愿意原谅,同时也承认自己在婚姻过程中有造成对方伤害的事实并表示歉意;女儿也陆续向狱内父亲投信,父亲也通过书信的方式与家人联络致歉。
以上案例二、三的操作引起社区关注。社区在接纳家庭生态理论的同时,被推动组建家庭学习系统,称“家庭学堂”。
笔者所在机构推动建立的某社区家庭学堂,被评为十一五期间上海市优秀家长学校。
案例操作表明,操作都是在摆脱了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教育”定位后进行的,其过程站到了“全人”的视野,以国学齐家思想的目标为动因,依据了“家庭生态”和“全人教育”理论,从而结合了传统意义上家庭教育的许多元素,并应用了家庭治疗的手段。
总之,以上案例的操作是对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教育”的融合与超越,既保全了原有家庭教育的功能,如对社区、学校的协助,同时又延伸了家庭教育的功能,对“家庭”进行了深度的剖析与治疗,并进行较长时间的治疗性陪伴。这样,既达到了当下问题的解决,和谐了一方区域,同时,又对“细胞”进行了进一步的治疗,以防备下一步的“异化”,这对社会各层面的良性影响起到了“保全”的作用。
七、浅显的归纳:家庭教育应该称为“家庭范畴内的全人教育”
学科应该不断进步与完善,家庭教育这门学科也不例外。而学科的进步与完善离不开实务,纸上谈兵的学科理论,一定不会具备真正的指导意义,也得不到实效。
“家庭教育”,离不开对“家庭”的探究。“家庭教育”不能只见学校视野下的“有学生的家庭”,也不能只见社区视野下的“有居民的家庭”,更不能仅限于社会视野下的“有公民的家庭”,等等。狭隘的家庭观,一定会让我们的理论偏颇,操作狭隘,实效甚少。
以上案例的操作,可以说是“家庭教育的泛化性操作”,可能会被某些专家、学者批评为“不符合学科理论的越界”。然而笔者认为,把许多边缘性的问题都纳入本学科来研究、探讨,正是完善本学科的最好方法。
在以上的案例操作中,关键是引入了“全人”的视野。于是,在观察家庭时,不再是孤立的、静止的、局部的,而是系统地、全面地、动态地去看待家庭。就此,就可恰当地理解国学的精髓,并可去参考当代西方较完整的家庭生态、家庭系统理论。当结合国情有机应用,就解决了一般看来较为重大的个案。
家庭教育的核心是家庭,建立家庭教育系统理论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看家庭。只有当我们从“全人”的视野看家庭,才能在真正意义上看见“有人的家庭”,才能够在真正意义上去尊重、理解、学习、应用先进的家庭生态理论,也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去尊重、理解、学习、应用我国先哲们早已陈明的“大学”理想。
我们可以这样说,家庭教育的对象,应该是家庭范畴内的“全人”,由此,我们才能真正建立相对独立、完整,又与其它教育有交集的家庭教育理论体系,这个交集的核心就是“全人”。家庭范畴内的“全人教育”,就可以与学校范畴内的“全人教育”,与社会范畴内的“全人教育”,形成良好的“全人教育”链,以真正达到教育得到“人”的目标。
家庭教育作为学科,必将形成完全独立的又与其它教育体系相融合的理论系统,从而为家庭教育设立法规,并能依法进行独立的、系统的操作,奠定扎实的基础。
关键词:亲密关系;关系质量;衡量指标;网络亲密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6-0076-02
一般认为亲密关系的定义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亲密关系是从个体间依赖程度来理解。存在亲密关系的双方相互依赖的程度较深,这种关系可以是婚恋关系,亲子关系,以及朋友关系。狭义的亲密关系即指亲密关系双方建立起的婚恋关系,涉及彼此的隐私区。国内大多关于亲密关系的研究是基于狭义的亲密关系的基础上的,这部分研究主要包括亲密关系质量,亲密关系满意度,亲密关系改善等。本文在回顾国内外狭义亲密关系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当前亲密关系的研究进行探讨和展望。
一、研究理论视角多元化
(一)依恋理论
自从亲密关系成为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研究对象以来,逐渐从多个理论视角对亲密关系进行探讨。其中,依恋理论在亲密关系的研究上得到广泛运用。依恋理论提出者Bowlby认为,早期亲子关系经验会形成一种“内部工作模式”,这种“内部工作模式”对他人产生预期,并决定个体的行为。心理学家Hazan和Shaver通过运用依恋理论对成人情侣的研究指出成人恋爱关系也是依恋,他们在美国心理学家Ainsworth对婴儿依恋三分法的基础上将成人情侣亲密关系分为安全型,焦虑型和回避型。Jeffry等人研究表明,在压力情境下,安全型女性个体比回避型更主动向伴侣寻求帮助,而安全型男性个体则更乐意帮助伴侣。
大量研究表明,不同依恋特质显著影响亲密关系质量。骆■将亲密关系分为两个维度和八个要素,分别是亲密关系持久性维度和亲密关系亲密性维度,其中持久性维度包括尊重,信任,互惠性以及承诺四个要素,亲密性维度包括关爱,了解,依恋,满意四个要素。并通过探讨依恋的回避和焦虑维度与亲密关系两个维度八个要素之间的相关来研究依恋特质如何影响亲密关系质量。研究表明亲密关系的持久性和恋人依恋的回避和焦虑维度都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其中尊重要素与恋人依恋的回避维度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信任要素与回避维度和焦虑维度之间存在负相关。这说明回避倾向会影响亲密关系双方的尊重和信任,提高恋人之间被尊重的体验可以提高亲密关系质量,建立相互信任的氛围是改善依恋中存在的回避与焦虑的基础。同时,恋人之间更多地了解可以提高双方对关系安全感的体验[1]。
(二)自我决定理论
一些学者从自我决定理论的研究视角来对亲密关系质量提出新的切入点。Deci和Ryan在自我决定理论的基础上将动机分为六个水平,其中内部动机的激发能够产生更多的兴趣,耐心和持续性等,这些宝贵的心理资源对亲密关系质量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Garbarino(1985)指出内部动机可以激发更多地积极情绪。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邱莎莎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亲密关系中维持双方关系的内部动机的激发,有利于关系的维持,同时也有利于双方对幸福更多地体验和更少的冲突,对关系中存在的冲突会采取更积极的归因方式[2]。同时,这种内部动机也受到依恋特质的影响。
(三)社会交换理论
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亲密关系双方在关系发展中,会以一种理性且公平的方式计较自己在关系中的付出与回报,进而决定自己对关系的满意感得体验,做出持续维持或中断关系的决定。作为社会交换理论的分支理论,社会依存理论认为在亲密关系中,如果个体的回报超过个体所做的付出,那么这段关系就是满意的,然而并不代表关系就是稳定的。
(四)家庭系统理论
家庭系统理论大师Bowen认为个体在原生家庭中所受到的心理创伤会对个体成年后以致一生的关系都产生影响。因此在面对亲密关系问题时,也要考虑个体在原生家庭中所受到的创伤。Karney与Bradbuty(1995)指出一旦个体在原生家庭中受到过创伤,这种经验以及相应的适应模式会被个体带入婚姻中,从而对婚姻质量产生影响。
(五)关系取向理论[4]
在集体主义的文化背景下,个体更加注重与他人的相互依存关系,因此有学者提出从关系取向理论来研究成人亲密关系。Rusbult和Arriaga(2000)认为在以情感为基础的依存关系中,亲密关系包含许多社会与个体所承担的角色责任。张芳荧指出关系取向的自我拥有更多依赖他人,希望与他人建立关系,相互接受等心理需求。
二、亲密关系研究对象趋向完整化
现有亲密关系研究中,主要以大学生亲密关系研究为主。这是由于大学生取样方便,研究过程易操作以及大学生特殊的心理成长期等原因决定的。处于青春期的大学生,这一阶段亲密关系的建立对大学生来说尤为重要。一个良好的亲密关系可以满足大学生爱和归属需要的同时,也给予大学生自我价值感的体验,同时,对大学生健康的自我概念也具有良好的预测作用,研究发现,当大学生恋爱持续时间越长,亲密关系越持久,个体越喜欢自己并认为自己是个有价值的人[5]。李光裕等研究发现大学生对情侣亲密关系对象呈现较高信任,但具有一定差异,如在对伴侣的包容性,忠贞性等方面均有较高评价,而在付出性等方面评价较低,并推测这可能是大学生精神富裕但物质匮乏的影响[6]。
在对大学生亲密关系研究同时,不少学者开始研究夫妻婚姻亲密关系并取得相应的成果。在这类的研究中,普遍运用家庭系统理论、依恋理论以及文化因果思维等作为理论背景。并提出一些不同的观点。如在前人的基础上对五个台湾中年夫妻家庭进行质的研究发现,影响亲密关系绝不是单纯夫妻二人的关系而已,须将社会文化的价值体系、家庭符合系统、社会变迁状况等纳入考虑,洞悉婚姻关系的错综复杂,才能完整的建构夫妻亲密关系的现象[7]。
以中年夫妻婚姻满意度的研究表明对亲密关系的研究对象开始趋向完整化。然而,不论是狭义的婚恋亲密关系还是广义的亲密关系研究,多数是以大学生为研究主体,这一现象的原因也与研究者所接触的群体有关。同时,由于大学生所接受的教育程度较高,对亲密关系的认知较低、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来说有较好的表现。但是,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关系研究在提高了亲密关系研究质量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在研究中,他们所表现出的对亲密关系的感知,行为是否能够代表其他年龄段或者教育程度的群体。笔者希望日后出现更多以其他群体为主体的研究,涵盖其他教育程度,其他年龄段,这将有助于对人类亲密关系进一步深层次的探索。
三、亲密关系研究的一些问题与展望
(一)亲密关系质量衡量指标须多元化
虽然对亲密关系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对于亲密关系质量还缺乏一个统一的指标。目前,被普遍认可的有满意度和承诺度两个指标。还有一些学者提出新的衡量指标,如对冲突的归因,即当出现冲突时,伴侣是如何归因的。同时,有研究者通过定量和定性研究发现,共依附特质与趋向牺牲动机对亲密关系满意度有显著的预测作用[4]。牺牲的做出与否是界定成为亲密关系的重要因素。个人认为,对婚恋亲密关系质量的衡量指标需从多元化的思想角度来确定,例如牺牲因素虽小,但其显著预测着关系质量。不能单独从一个,两个层面来进行衡量,应该有多维度的思想。
(二)网络亲密关系研究相对缺乏
互联网承载的信息量大,快捷方便等特点促就了网络成为亲密关系建立和发展的温床。在网络的虚拟环境中建立起来的亲密关系与现实中的亲密关系是不同的。于明璐(2010)[8]认为在网络中,个体与之交流的对象是个体自己理想化了的,也就是说,在网络上的交流,其实是理想的自我和理想的对象进行的交流。网络亲密关系是一种以网络为介质的新的关系呈现方式,对于网络亲密关系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一些诸如网络亲密关系的建立和发展的阶段划分以及各个阶段个体卷入水平如何,网络亲密关系的生命周期以及如何转化成现实亲密关系,网络亲密关系的影响因素以及效应量等问题还需做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三)注重大学生亲密关系能力提高
亲密关系影响着人的整个一生,具备良好健康的亲密关系对个体的一生具有重要的意义。叶晓红通过对大学生亲密关系与内隐利他行为的研究发现个体的亲密关系与内隐利他行为存在正相关,也就是说,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亲密关系越高,越倾向于做出利他行为[10]。多重关系型的关系个体通过拥有多个亲密关系对象来拥有更多地选择权或者体验被多人爱慕的感觉,这种现象也增加了校园冲突的隐患。此外,还有若即若离型和幻想型等[11]。大学生亲密关系这几种不健康类型提醒教育工作者必须加强大学生亲密关系建立与维持教育,在健康发展方向上进行引导,同时也说明一些旨在提高大学生亲密关系能力的课程或者培训活动的开发已经迫在眉睫。
参考文献:
[1]骆.运用成人依恋理论改善情侣亲密关系的探索性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7.
[2]邱莎莎.成人依恋―亲密关系动机与大学生亲密关系质量的相关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0.
[3]熊剑锋.大学生亲密关系满意感及其与依恋类型的关系研究[D].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08.
[4]崔林霞.牺牲与共依附特质对亲密关系质量的影响[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0.
[5]梁凤华,叶鉴伟,胡俊华.大学生亲密关系经历与自我概念的关系[J].中国学校卫生,2010,31(2).
[6]李光裕,李俊晓.大学生情侣间亲密关系的信任及期望水平[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2,20(2).
[7]胡秀倩.亲密关系中的正向信念――以台湾中年夫妻为例[D].合肥:安徽医科大学,2011.
[8]于明璐.大学生网络与现实自我表露的量表编制及其与孤独感的关系[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0.
关 键 词:金融生态系统;理论渊源;假设条件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07)03-0002-04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频频爆发,并且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增强的态势,金融变得脆弱了。世界银行一份权威报告显示: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IMF184个成员国中,银行业发生危机或有严重问题的就有141个。
我国的金融风险问题凸现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尤其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加重了国人对金融风险的关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金融体系风险向银行集中。长期以来,我国的融资方式是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间接融资,特别是近年来银行信贷融资的比重在逐年上升且高达80%以上(见表2)。这种金融结构失衡与融资形式的畸形发展使得我国的金融风险过度集中在银行体系。(2)银行体系隐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我国银行系统不良资产的严重性已是不争的事实,它早已成了我国银行业发展的最大顽疾(以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为例),隐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3)大量财政风险可能转化为金融风险。据估计,目前全国地方政府债务至少在1万亿元以上,占GDP的10%。地方债务风险已经超过金融风险成为威胁我国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
从上述频频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和我国一系列的金融风险揭示出了各国金融系统面临许许多多的问题,迫使人们不得不思考和探究其形成的原因。目前理论界对金融危机成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美国经济学家Minsky主要从企业角度研究信贷市场的脆弱性,较系统的提出了金融脆弱性假说。他认为:金融危机的形成是由于企业的过度负债引起违约和破产,从而使金融机构出现大量的不良债务,导致金融机构破产迅速扩散,金融资产价格的泡沫迅速破灭,金融危机爆发。二是克瑞格(1997)从银行的角度提出了“安全边界”这个概念。他认为:银行家用了不恰当的方式来估计了安全边界,结果使得在经济持续稳定的时期,银行批准了对低于安全边界项目的贷款,使得银行在不知不觉中承担了相对于资本实力的较大风险敞口,使金融业陷入周期性的危机之中。三是投机家Solos提出了金融市场脆弱性假说。他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完全有效的金融市场,也不存在所谓的由资产内在价值决定的均衡价格。因此,他认为:金融资产价格的过度波动是金融体系脆弱性积累的重要来源。
以上三大理论从不同角度对金融危机的爆发和金融风险的形成进行了阐述。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能够很好地解释某一种金融危机或金融风险的生成机理,但并不能完美地解释所有金融危机或金融风险的形成。基于此,我国的理论界对中国金融风险的成因展开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在这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于2003年完成的一项对2001~2002年我国不良资产形成原因进行的调查分析。调查结果显示:形成巨额不良资产和金融风险的原因,不仅来自金融部门自身,还广泛地来自于非金融部门以及金融交易主体运行的内外环境,而且用调查数据衡量的结果是来自后者的因素占据主导地位。这一调查以及其后的一些相关研究,使国人清楚地意识到造成银行不良资产和金融风险的原因,远比人们直观感受到的要复杂得多,很难从某一方面对其加以解释。如果我们将生态学原理引入金融生态系统概念就很容易解决这一难题,所有的金融风险产生原因都可以归结于金融生态系统的失衡。也就是来自于金融交易主体系统与环境系统的不协调发展所致,这种不协调包括以下三个层次:一是金融交易主体之间的非均衡;二是金融交易主体与其内部制度环境之间的不协调;三是金融交易主体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的不协调。当金融生态系统失衡达到一定程度,其自身产生的调节力量不能使其重新回归到新的平衡状态则就会引发金融危机。
至此,金融生态系统概念的引入为我们研究金融运行和金融风险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二、金融生态系统理论的渊源
笔者在系统整理国内外有关金融生态系统研究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把金融生态系统理论的演进划分为金融发展理论、金融资源理论、金融协调理论以及金融生态系统理论等四个阶段。
(一)金融发展理论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开始从事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方面的研究工作,发表和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论文和专著,金融发展理论开始萌芽。1966年1月,帕特里克(T.Patrick)发表了“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文,提出了金融发展的原因及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是金融发展理论的最初论述。这些思想为后来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奠定了基础。1969年,戈德史密斯出版了名为《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的专著,提出了金融结构理论。他把各种金融现象归纳为三个基本方面,即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和金融结构。1973年,麦金农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肖(E.S.Shaw)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本书的出版,标志着以发展中国家(地区)为研究对象的金融发展理论真正产生。麦金农和肖对金融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发展中国家(地区)的金融发展提出了精辟的见解,他们提出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学和货币金融理论的重大突破。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金融深化理论发展完善的同时,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阿瑟・威斯等人以发达的金融市场为对象、不完全信息为基础,提出了信贷配给理论。这些金融发展理论较好地结合了内生增长理论等主流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对金融在经济体系中的效能作了技术性的探讨与诠释。但是,复杂而漂亮的数学模型终究无法完全模拟并代替对现实世界的理解。
上述西方金融发展理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强调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市场价格机制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其中蕴含以下两方面的金融生态系统观:一方面是金融的发展必须遵循其自身的内在规律,人为(政府管制)地过度干预都会导致金融发展的失衡。另一方面,金融的发展对经济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金融的发展与其外部环境密切相关,特别是经济环境。因此,必须正确处理经济与金融的关系。
(二)金融资源理论
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领域和其他一切经济领域一样,可以借助市场的自我调节力量来实现均衡。麦金农和肖等人突出强调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把金融业作为引致经济发展的“引擎产业”。他们探讨这一“引擎产业”如何通过自身的改变来刺激其他要素,从而推动整个经济发展。而且更为侧重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巧合的是,金融发展理论提出后的近30年间,金融危机就接踵不断,且多发生在转型的发展中国家,致使传统的金融发展理论无计可施。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学者白钦先认识到亚洲国家金融发展的现实效应与主流理论的不符,首先揭示出金融的资源属性,即金融资源是区别于自然资源的,具有战略性、脆弱性、中介性、社会性和层次性的特殊资源。金融是资源,就把金融发展与金融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密切联系和统一起来,从而金融资源理论应运而生。它包含以下理论体系:
一是将金融资源划分为三个层次:(1)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即广义的货币资本和资金;(2)实体中间性资源,包括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工具体系;(3)整体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三个层次的金融资源紧密相连,顺次一个比一个高;高层次的金融资源比低层次金融资源更难量化,但重要性更高、包容性更强。
二是金融资源理论的目标函数是金融效率的提高、(由金融效率的提高带来的)金融稳定、金融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从而用金融效率的提高和金融可持续发展代替“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其约束条件是在引入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竞争性、外部性等条件和考虑金融创新、交易成本、金融监管等因素的基础之上,增加了新的约束条件:金融资源的长期有效利用和金融资源的脆弱性。
三是金融效率是质和量的统一,强调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即金融发展既不超前于经济发展,又不滞后于经济发展。金融效率的评价标准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适应程度。四是金融资源理论提出金融是一开放的、复杂的复合系统,在此框架下研究金融效率,可以采用“关联主义”的方法借鉴更多跨学科的成果,这可促进金融效率的深入研究和最终金融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建立。金融资源理论中蕴含以下金融生态系统的观点:(1)金融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观来合理配置资源;(2)金融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它不仅包括广义的货币资本和资金,还包括金融组织体系和金融工具体系;(3)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是以提高金融效率为基础,而金融效率的提高来自于金融系统与其外部环境(特别是经济环境)的协调发展。
(三)金融协调理论
1997年,亚洲爆发了对其自身乃至世界经济发展都具有相当破坏力和波及力的经济危机,由此引发了传统金融理论与现代金融事件间的巨大裂痕。在这一事件发生后,国内许多学者不仅仅对“亚洲模式”产生了质疑,更对传统的金融理论提出了怀疑。山西财经大学的孔祥毅教授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科技和新金融成为驱动和支持现代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金融是否越深化越好呢?显然不是,要使经济协调发展,金融的协调是相当关键的一个环节。传统的金融理论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显然已无法解决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动态配置问题。基于这种考虑,孔祥毅教授在金融资源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金融协调理论,并将其定义为是在经济发展变迁中普遍存在的互补性和报酬递增的现实条件下以金融效率为中心,运用系统和动态的方法,研究金融与其构成要素的发展变化规律,收益――成本、风险的分布与变化状态以及由此确定的内部效应与溢出效应。它是以 21 世纪知识经济时代金融全球化为背景,确立了金融理论研究的三个层面:(1)金融资源各要素的协调开发与配置――金融组织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协调运行问题;(2)金融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协调问题――经济金融化条件下的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即经济协调发展中的金融功能;(3)金融资源与社会的协调问题――金融资源与文化、科技、教育、生态、环境等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
金融协调理论中蕴含以下金融生态系统的观点:(1)系统论的观点。依据系统论的思想,我们可以把金融作为一个大的系统来研究,因而作为子组织系统的国内金融资源要素同国外金融要素的组合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同时其运行机制还受着经济、政治和社会系统资源要素的制约和影响,整体效益将大于局部利益之和。(2)金融交易主体与内部制度环境协调的观点。新制度经济学否定了经济学分析“无摩擦的”新古典环境,创立了经济学研究的“新制度”环境。当一种制度协调时,就能发挥积极的作用;而当这种制度不协调时,就会起阻碍的作用。通过制度学派理论把金融发展的内部协调作为其切入点,把金融交易主体自身之间的协调以及金融交易主体与内部制度环境的协调作为其核心思想。(3)国内金融系统与国外金融系统之间的协调观点。通过信息不对称理论阐述了国内金融系统与国外金融系统之间的协调。其观点是:国内外金融发展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这就需要进行金融发展的对外协调。金融的内外协调就是在追求这样一种能够适应各国金融发展的信息,为经济金融的发展创造条件,促进经济金融协调发展。
(四)金融生态系统理论
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的金融风险开始逐步显露,引起了国人的普遍关注。研究界的目光最初主要集中于金融部门本身,于是就有了大量的有关金融部门治理结构和金融腐败问题的研究。然而,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人们开始意识到,由于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枢纽和核心,它在渗透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类经济主体和各种经济活动过程的同时,也反过来强烈地受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各类经济主体和各种经济活动过程的影响。因此,表现在金融部门的严重的风险,毋宁说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国民经济运行中各类风险的集中和综合的反映。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推动学术界对我国金融风险的成因展开了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
周小川(2004)在金融协调理论的基础上将生态学概念系统的引入到金融领域,提出了金融生态系统的概念,并强调用生态学的方法来考察金融风险的成因问题,他分析了法律环境对金融生态系统的影响,并对金融生态系统进行了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分析。李扬(2005)指出,“金融生态系统”这个概念在国外是没有的,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涉及到的问题也主要是中国特有的。徐诺金(2005)认为,金融生态系统可概括为各种金融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及内部金融组织相互之间在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这些专家和学者见仁见智,大大推进了金融生态系统的研究。应当说,上述对金融生态系统的诠释为人们客观认识和深入研究金融生态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但上述对金融生态系统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两大缺陷:(1)金融生态系统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具有创造力的仿生学概念,它的提出必须有一系列的假设条件,而目前关于金融生态系统的解说都没有涉及到这一方面的研究。(2)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目前运用生态学原理和方法来分析和考察金融发展的问题还仅仅停留在对金融生态系统概念的分析层面,还不能真正解释金融生态系统的演变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更不能运用生态学的方法解决传统金融理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三、金融生态系统提出的基本假设
金融生态系统是一个非常重要且具有创造力的仿生学概念。它的提出无论是在金融领域,还是在仿生领域,都是一大创新。既然是仿生概念,金融系统就应该是以模仿自然生态系统的方式、或是以具有自然生态系统特征的方式、或是以类似于自然生态系统方式工作的一个系统”。按照生态学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定义,生态系统指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生物与非生物环境通过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所形成的一个彼此关联、相互作用并且有自动调节机制的统一整体。
我们运用生态系统的方法和成果来分析和考察金融系统时,不难发现金融系统具有很多生态学特征:(1)金融系统的发展和演进也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2)金融系统的结构秩序也是从竞争中形成的,竞争的最主要特征是优胜劣汰;(3)正如自然生态系统一样,金融系统也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环境下形成的,同样具有鲜明的环境选择特征;(4)金融系统同样是一个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整体,并且这种自调节能力也是有一定限度的。由此可见,金融系统具备了生态系统的许多特征,但由于自然界中的每一个生态系统都包含了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两大部分,并且系统内部的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不断地进行着复杂而有规律的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因此,金融生态系统必须具备以下两个基本条件:一是金融系统必须具备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两个基本组成要素;二是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之间必须通过复杂的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才能维系。鉴于此,笔者认为,金融生态系统理论的提出必须建立在以下四个基本假设的前提下:
(一)金融交易主体假设
由于金融系统是金融主体与其生存的内外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一个复杂的整体,所以,金融系统要模拟成生态系统的第一条基本前提是:金融交易主体是生命体,而非经济体。文中所指的金融交易主体既包括资金供给者,又包括资金需求者和金融中介以及服务机构。具体包括金融机构、企业、家庭以及政府四大部门。金融生态系统理论假定这四大部门都是生命体,而不是经济体,它们的最终目标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追求自身可持续生存和发展。因为金融交易主体具有许多显而易见的生命体特征:它们都有出生及死亡的生命周期现象;都是从竞争中形成的,最主要特征是优胜劣汰;都与环境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因而,要从生态系统的视角来研究金融系统,首先必须假定金融主体是一个追求自身可持续生存和发展的生命体,而不是简单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体。
(二)货币循环假设
生态系统就是生命系统和环境系统在特定空间的组合,其特征是系统内部之间以及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着能量的流动和由此推动的物质的循环。既然假定金融主体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特征的生物体。那么,金融生态系统(简称金融生态)也就是金融生命系统和其生存与发展的内外环境系统在特定空间的组合。这种组合是通过金融系统内部之间以及系统与内外环境之间的信用流动和货币循环来实现的(见图1)。因此,本文采用的第二个假定是:金融生态系统内的物质交换就是货币循环。因为货币本身就是一种物质,而金融生态系统中的所有活动都是通过货币循环来进行的,其作用和功能等同于生态系统中的物质交换。
(三)信用流假设
推动生物圈和各级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动力,是能量在食物链中的传递,即能量流。与物质的循环运动不同的是,能量流是单向的,它从植物吸收太阳能开始,通过食物链逐级传递,直至食物链的最后一环。在每一环的能量转移过程中都有一部分能量被有机体用来推动自身的生命活动(新陈代谢),随后变为热能耗散在物理环境中。而推动金融生态系统货币循环的动力是信用在资金链中的传递,即信用流。与能量流不同的是,信用流是双向的,它从中央银行制造货币开始,通过资金链逐级传递,直至资金链的最后一环。因而,本文采用的第三个假定是:金融生态系统内的能量流动就是信用流动。因为,信用环境是金融生态系统中最重要的外部环境,其与金融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信用流是推动金融生态系统货币循环的主动力,金融生态系统中的所有活动以及系统与内外环境之间都是通过信用流动来实现的。而生态系统中的能量也是由生物主体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也是推动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动力。因此,信用流在金融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和功能等同于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动。
(四)政府行为假设
现代生态学告诉我们:人是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要素,是生态系统中的最高级的消费者。但人不同于其他生物体之处在于,人在生态系统中起主导和支配地位,它不是完全被动地适应环境,而是可以能动地改造外部环境。人类活动的加剧导致生物多样性的迅速变化,于是就出现了人为地对资源的过度开采,对环境的肆意破坏,以及对生态系统的保护。而政府在金融生态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常类似于人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于是本文采用的第四个基本假设是:假定政府在金融生态中的地位和作用类似于人在生态系统中所起的作用。因为在金融生态中政府既是制度的供给者,它决定和塑造着金融生态环境,又是资金的需求者,广泛的参与到投融资的各个领域。也就是说,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因此,它是金融生态的重要组成要素,同时,政府对金融的过度管制和干预不仅会影响金融生态内外环境,而且会改变金融生态环境,最终可能导致金融生态恶化。特别是我国这样一个行政主导型国家,政府的行为选择直接决定了我国金融生态的状况和发展的方向,政府的价值偏好奠定了我国独特金融生态图景的基本格局。因此,政府在金融生态中的地位可以视同于人在生态系统中所起的作用。
参考文献:
[1]Arestis,Philip and Demetriades,P.Finance and Growth:Institutions Considerations and Causality, paper, swansea U., April 1996
[2]周小川.法治金融生态[J].中国经济周刊,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