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食文化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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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文化的认识范文第1篇

一、重礼教重和谐的思想

中古代文化包含重礼教重和谐的思想，为此，乞求“福禄祯祥”的生活理想，就是向往富裕美满、健康长寿、吉祥如意、幸福平安的美好生活。这折射出了汉民族的价值观念。自古以来，各种祭奠礼仪、亲友送别、朋友聚会等都离不开酒的衬托，民俗节日如成年礼、婚礼、春节、中秋节等都要以酒设宴表达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之情。通过喝酒联络感情，增进情谊，创造和谐的气氛。总之，酒宴成了公共交际的一种手段。酒文化与祭祀文化、礼仪文化、节日文化等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涉酒字词也彰显了这一特质。比如因为古代人对“福”的追求，所以这个汉字中的右半部分是由酒坛子的形状构成的，这也体现了酒的功用就是祈福；而酒与祭祀的关系则更密切，中国古代是个“以礼治天下”的“礼治社会”。尊崇的是礼仪、等级、尊卑、长幼之序、天地至尊、祖先至长。即便是祭品都要用经过蒸馏的最好的清酒祭祀以便求得鬼神的庇佑。古代这种祈福、寻求庇佑的思想使得酒由礼序、礼仪发展成礼俗，即使在现代清明节扫墓时要举行祭祀，必须酹酒致奠。在中国最盛大的节日――春节时，民间有“饺子就酒越喝越有”之说，中国古代思想因其重视和谐的原因，所以很重视情意，正所谓“遵礼、守义、有序、有义之人自然重情”，酒与情可谓情天酒海，有情就有酒，有酒就有情，酒与礼教表达的情意更密切。比如古人的得意之事有晚年生贵子，他乡遇故知。其中洞房花烛夜，要喝交杯酒、合卺酒；金榜题名时要喝谢师酒、谢亲酒，同年好友也要喝上一杯庆同酒，以乐同喜同荣之情。人生失意时也离不开酒，如：摆酒压惊，设酒赔罪，酹酒致奠，泼酒冲侮，等等。可见，酒已经是表达礼仪、表达愿望不可替代的事物。可以说无论是得意或失意、兴奋或沉沦、兴国或亡国、写诗或书画、祭祀与盼望，这些事情都需有酒的参与，因此涉酒字词也体现了酒文化与其他礼制文化的交集。带有酒文化意识的词汇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与人们盼望和谐的心境而相得益彰，它们相互促进，使得酒文化得以逐渐发扬光大，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标志。

二、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1. 酒与哲学

精神文化，是在人类长期的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在人类改造自然、塑造自我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心理模式、审美趣味、、民族习性及人类所创造的各种精神艺术。它反映的是人的内心世界，因而潜藏在整个文化系统的深层，是其内核。中国传统文化中著名的“崇天、敬天、畏天”的观念一直影响着世人，认为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至高无上的，所以就有了“天意”“天尊”“天伦”等词汇的出现，“天人合一”是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观点之一，包含了“天是可以与人发生感应关系的存在”的含义，也就是“天人相通”，而作为普通的人类，要想达到与天相通的目的，则必须借助一定的物质，也就是说必须有一个恰当的媒介，恰好“酒”出现了，因为饮酒后人的心智与平时的状态不同，可以激发人的灵感等内容。对中国酒文化进行细致的分析，不难发现酒文化的实质是指中国历史中以酒为核心，围绕酿酒、饮酒、论酒及酒礼、酒政、酒歌、酒俗、酒风及酒德等而展开的一系列相关现象。也就是说，“酒”满足了作为通神工具的需要，也间接满足了“天人合一”的思想需求，因而被更多的人痴迷。涉酒词汇中也体现了天人合一思想的精髓，“醉可神全”“壶中日月”“壶中乾坤”“一壶之外”等都是典型的哲学观念的体现，涉酒词汇也体现着哲学观念，酒文化与哲学文化交集使得涉酒字词更有推敲和使用的价值。

2. 酒与文学

酒在文人雅士之间盛行“酒谈、酒诗”之风，“竹林七贤”“酒中八仙”，陶渊明、李白、杜甫、张旭等人都与酒有着趣闻雅事，留下了著名诗篇，有人统计在李白、杜甫的诗集中，言及酒的诗，李白占17%，杜甫占21%。在中国的诗词史中，以酒抒怀、以酒咏物、以酒解忧的诗词歌赋，不胜枚举。总之，酒对于文人来说，可以启迪文思和灵感，所以有“斗酒诗百篇”“酒肠无酒诗不流”的说法，酒仙式的微醺和酒神式的狂醉都引起了痴迷，酒文化因与文学或书画作品的完美协作而流传至今，两者相得益彰。诗人是人间赤子，诗是天籁之声。“赤子”和“天籁”的沟通、拥抱，酒便是心中的桥。在不同的心境、物境中，酒和诗一拍即合，均能产生火花和灵韵。酒来自人的初始，诗亦来自人的初始，人喝着酒，吟着诗从历史的深处走向了未来。“一醉累月轻王侯”是用酒气来弘扬志气，在“醉”中追求人生的终极价值，借助“醉”来追求、来对抗。李白是诗仙、酒仙。可是“仙”要借助酒，“酒中仙”三字一语破的――酒中才能为仙。陆游生于半壁江山难保的南宋时期，外则强敌压境，内则奸佞当朝。陆游自号放翁，其“放”也得之于酒，只有酒中才能“诗墨淋漓”，酒中的豪情，焕发出金戈铁马的壮志。酒中的豪情，酒中的壮志，吟出来、唱出来、喊出来，终是诗。酒不负诗，诗不负酒，人更不负诗，不负酒。酒和诗的拥抱，不禁顿生豪情、亲情，“酒本多情”，相思酒、定情酒、合欢酒、送别酒、洗尘酒……情意绵绵，诗意亦绵绵。酒中情，酒多情，诗缘情而生，缘情而发。酒性炽，酒诗相合后，自有万般情。汉字不仅是表达概念的“符号”，而且是一种根深叶茂的艺术品。书法艺术和绘画艺术不但“同源”而且“同缘”――均和酒有缘。书法有草书，笔走龙蛇是狂草，狂者非笔狂，心逞、心驰也。绘画有写意，意突发，念突生，泼墨即成心中的画境。书法中有“恭笔小楷”，绘画中有“尺规小品”。狂草与恭笔小楷，泼墨与尺规小品，比之于酒，正如豪饮与小酌也。书圣王羲之笔兴随酒兴而生，笔力、笔韵随酒力、酒韵而成《兰亭集序》，后来多次再写却难现“兰亭”神韵。究其因由，非物境、人境、酒境合一，于憩然之中挥毫，实难一气呵成旷世极品，三境难再现，可见极品本自天成，这都是酒的功劳。酒中意、酒中情、酒中画、酒中字，朦胧之中的境，就进入了意境。“诗歌”一词则表明诗者，歌也。酒中的诗也就是酒中的歌，酒中放歌一曲，心知、人知、世知。“酒”这一事物经过文学家画龙点睛的比喻，变得丰富多彩，妙趣横生，甚至作为警戒，更能使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文学中的酒文化更显示出了一些雅致之美，从中我们更能够理解从文学作品中渗透的酒文化。反过来说，酒文化也使得文学作品得到人在清醒时不能达到的巅峰境界。

3. 酒与交际

酒文化中最不可忽视的就是它能起到与人沟通的作用，从古代开始，就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酒有处理人际关系这一功效，可以说酒是沟通人际关系的“交谊桥”，酒宴、酒席和送名酒这些手段都成了重要的交际手段，并且从古至今仍被推崇和采用。语言是反映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工具，正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从语言学的角度讲，词汇是语言的基本答问，一个个具体的词汇都有着具体、实在的表意对象，因此，词汇往往代表着一个个具体的文化要素，人们可以从具体词的演变与消失上追寻其具体的文化背景。反过来说，我们能从文化背景中窥探出词汇使用如此生生不息频繁的原因。酒文化词汇现在使用频繁的原因和现代中国人注重人际交往意识是分不开的，并且开辟了人际关系学，这使得现代人看到了人际关系学的重要作用，认识到了良好的人际关系、和谐的人际关系有助于个人的发展和事业的稳定。涉酒词汇使用和文化的走势是一致的，例如：酒令这个主观旧词汇已经不常使用，而是采用了其他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词汇。二者的相互影响也促进了涉酒词汇的使用，但是正因为主观旧词汇的问题因新观念的影响而变得带有了“旧”的色彩，一旦新观念发生了变化，旧词汇就会发生改变，退出历史的舞台。比如：酒保、酒力、酒闷子等词汇已经不被经常使用。因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酒文化词汇的活跃和现今的人际关系活跃程度有着密切的联系。

由此，我们能够认识到“社会与文化对语言来说，不仅是一个存在环境的问题，还渗透到了语言形成与发展的方面”。总而言之，涉酒词汇涉及的范围较广。这种影响已经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层面，正是因为汉字表意文字的特质，使其形体结构带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它反映了先民的生活经验和文化心理。

饮食文化的认识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文人画;文人;思想;水墨

中图分类号：J2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02-0137-01

艺术的灵魂在于思想，通常一个画种的发展都是建构在人的性格和思想意识形态之上的，对于文人画来说这也是至关重要的。传统文人画之所以随着封建统治的消亡而逐渐式微，与其所隐含的文人性格和思想意识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一、文人自命清高，强调阶级地位决定品格

文人登上画坛和文人画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强调了社会地位的重要性。张彦远为文人画著书立说，他在《历代名画记》中认为：“自古善画者，……非闾阎鄙贱之所能为也。”宋代郭若虚以为：气韵必在生知，用苦工也学不到;他推崇轩冕才贤（即贵族官僚）岩穴上士（即隐士）的作品，并强调人品即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这种言论影响着自以为是天才并有所谓“人品”的文人，只简单涂抹几笔，就自诩得其气韵。张、郭二人的观点影响着文人画数千年之久，文人们在很多诗中都自觉地将“士人画”与“画工画”、“高人逸士”与“世俗画工”、“诗人”与“画工”区别开来，将文人画家与工匠画家划分为两大阵营，排斥画工与画匠，与之划清界限，贬抑具有工匠品格的观念技法，重意轻形，重逸笔轻制作，重疏放轻工谨，重简淡轻浓艳等等，就构成了文人画理论的核心内容。文人们自命清高，唯恐自己的创作落入众工之事。自唐代开始“工人成色”色彩流落民间。宋以后，色彩绘画在很大程度上在民间的寺观壁画中得以传播。文人画家们不再从事色彩壁画的创作，在卷轴画中，文人画家们以墨戏为乐，很少思考有关色彩的问题，因为色彩总和“形、制作、工谨浓艳”等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在这方面过于讲究，就莫法独标于工匠之外，他们强调脱俗，就是怕与画工为伍。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民间画工是下里巴人，无论是画工还是画工画都难登大雅之堂，从而使文人画脱离生活，完全在封闭的文人士大夫阶级内部发展，缺乏绘画营养的补给，而趋于式微。

二、儒道释思想深植文人仕宦心底，文人尚墨

儒道释思想一直支配着文人、士大夫的意识形态，可以说是他们的精神食粮，以道为神髓，儒为外饰，佛乃“释加其外，老庄其实”，故佛其表，道其内，道其实，佛其虚。归根结底，支配文人士大夫的核心思想是道家思想。中国最早的山水画史《画山水序》并非完全的画论，其美学思想即道家思想。徐复观说“中国艺术的基础是玄学”，可谓一针见血，点明了文人重素尚玄的思想基础。老庄之道根植人心，道家崇尚自然，讲求清静、无为、无欲、朴素，反对五彩缤纷的豪华之美。摒去五色，代之以墨，正和道家的美学观相通，墨色就是玄色亦称天色，黑色亦可谓天色，乃颜色之中之王色。墨分五彩，墨色兼五彩，然只有处于天色中，玄色地位的墨才具五色，可兼五彩，张彦远谓“运墨而五色具”，王维“画道之中，水墨为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都是道家思想的流露。墨色是道家所崇尚的朴素之色，自然之色，又可以代替五彩，同时以道家“玄远”的眼光眺望山水，远处之色，亦浑同玄色，所以以水墨代五彩画山水，正是力主清静、朴素、虚淡、玄无的道家思想的体现。

文人画由浓烈为尚的色彩绘画变为淡雅为宗的水墨画，则是文人思想意识的改变。浓烈为尚与封建社会前期昂扬、激越、外拓、健朗的精神气候相吻合，是儒家思想占上风，主张阳刚之美。淡雅为宗，则是从侧面折射出封建社会后期中国文化精神气候的走势和本土哲学精神取向，水墨的兴起是封建文化气候走向柔靡、低沉、内省、孱弱的写照。审美理念和艺术形式也顺应了这种文化气候，水墨则是与这种气候相契合的艺术形式，是道家思想占上风。唐代李王之异，宋代黄徐之别，实则是文人“达”、“穷”，“朝”、“野”，“显”、“隐”之意识形态的反映。水墨勃盛，色彩失落，这种盛衰枯荣，是文化性质及时代精神使然。以水墨代五彩，使玄的精神在水墨山水画上表现出来，这可以说是顺着中国艺术精神的自然而然的演进。而且“水墨”的颜色是庄子所要求的重素贵朴的颜色。墨的玄逸之趣，吻合了多数文人的情怀，排斥色彩就是情理之中的事。徐复观说：“中国山水画之所以以水墨统宗，这与山水画得以成立的玄学思想背景及由此背景所形成的性格密切关联在一起”。[1]

所以，文人画重素尚玄，不断地否定色彩绘画，排斥其它内容题材风格等绘画式样。从某种意义上讲，文人画式微与文人深受老庄之道熏染的意识形态有着必然的联系。

三、缺乏耐性，色彩绘画制作麻烦

在古时，没有锡管颜料，颜料的调和工序很麻烦，要作色彩绘画，每次着色都要现熬胶，现调和颜色，画剩的颜料还要经过去胶的工序，文人作画是作为闲暇的消遣，他们并不愿意去做那样繁琐的工序。且其绘制过程中的“三矾九染”也令他们望而却步，他们无法在这种层层遍遍的渲染中体味到创作的快意。这也是文人画式微的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饮食文化的认识范文第3篇

始终如一地热爱祖国，拥护党的领导，热爱本职工作，关心国家大事，坚持政治学习，记录政治笔记，提高觉悟和意识。注重个人道德修养，为人师表，严于律己，关心学生的学习、生活，做学生的良师益友。加强团结，与同事相处融洽，合作愉快，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组成一个团结协作的大家庭。

二、个人业务

作为一名教师，除了要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高尚的道德情操；还需要具备较高水平的业务技能。本学年我将注重开拓视野，订阅专业杂志，浏览音乐网页，随时记下可借鉴的教学经验、优秀案例等材料，以备参考。不断为自己充电，每天安排一定的时间扎实提高基本功，努力使自己成为能随时供给学生一杯水的自来水。

三、课堂教学

课堂是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主阵地，是学生茁壮成长的快乐园。为了使每堂课短短的40分钟井然有序、包容性大，信息量多、形式活跃、贴近学生的年龄特点，发挥其最大的效用。我将注重在课前、课中、课后三个方面下功夫。课前认真备课。作到课前再备课，备教材、备学生，熟悉教学软件的操作过程，保证课前的准备工作及时、充分。课中全神贯注。处处体现音乐课特色，用旋律代替老师的指令，琴声就是他们出发的号角，让学生始终处于音乐的欢快氛围中。并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进行趣味化教学，让学生在一种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愉快的心情是产生学习兴趣的重要因素，所以我将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入手，运用谜语导入新课、故事贯穿课堂始终、音乐游戏中解决枯燥的乐理教学、充分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引导学生在老师的启发下进行一系列的学习活动，自觉的用脑、用耳、动口、动手去完成老师所设计的各个教学环节，兴趣成为了学生学习的动力。课后及时反馈。记下教学中的成功点和失败点，及其改进方法。本学期我还尽量为学生创设良好的课堂气氛，注重培养学生养成井然有序的课堂常规；使他们在轻松愉快、欢乐活泼的状态下进行积极地学习。

饮食文化的认识范文第4篇

关键词郑州市民 儒家文化 认同

中华民族素有“礼仪之邦”之称，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华夏文明渊源流长，儒家文化是其中最绚烂夺目的一朵鲜花。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我国物质文明建设迅速发展，而精神文明建设有待提高。在全面建设和谐社会、小康社会的今天，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公民的精神文明建设，继承和发扬优良儒家文化。郑州市位居中原腹地，作为文化大省的省会，居住人口众多，因此儒家文化建设对郑州市精神文明建设的推进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然而，在当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郑州市民精神文化生活严重单调、贫乏。中华传统文明儒家文化在郑州市民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低下，对市民生活起居的影响日渐虚弱。然而，面对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繁荣发展的浪潮，市民价值观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都归于郑州市民价值观的不成熟和不统一。面对当今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现状，郑州市儒家文化建设亟待提上日程。如今，郑州市儒家文化发展中的瓶颈有以下几点：

1传播方式单一，市民了解儒家文化的来源单一

儒家文化自诞生后，能够传播到华夏各地，最重要的在于其具有开放与流动的学术品格，能不断吸引各个学派之长，随着人的流动与学术的传承而跨越时空，最终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基因。同时，历朝历代统治者十分注重儒家文化的宣传与传承，如秦汉以来，中国文化先后传入越南、朝鲜、日本等东南亚国家，形成以中国文化为轴心的东亚文化圈；封建王朝都设立以儒学为主要教学内容的中央官学和地方学校，私人办学也普遍教授儒学，全国各地设立孔庙，每年举行祭孔大典，考试科目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这进一步传播和繁荣了儒家文化。

相比中国古代，当代社会对儒家文化的传播方式单一、重视度不够。自“五四“以来，随着改革思潮的涌入和西方文化的传播，中国对传统文化充满了排斥和疏离状态。市民接触中国儒家文化的主要方式即是高等教育，课本上的繁文缛节、咬文嚼字，更增加了市民对儒家文化的排斥情感。即使是市民通过高等教育获得一些心得体悟，也只是零星片叶，缺乏对儒家文化的整体把握和认同。

除了教育的传播方式之外，通过媒体传播也是当下流行的新途径。针对媒体商业化的性质，主要是以牟利为目的的文化传播行为，不可避免冲淡了儒家文化自身的纯洁性、公正性。当务之急，迫切需要拓宽儒家文化传播手段，合理公正地传承儒家文化，开拓新方法、新途径、新思路，集思广益，继往开来，找出多种能让市民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

2郑州市民对儒家文化认识不够合理、全面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历史传承和沉淀，儒家文化本身有其合理部分，也有其不合理部分。郑州市民在对待中华民族儒家文化问题上一直存在两种态度：一是纯中国化，完全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一切都是美好的，高尚的，甚至中华儒家思想中故步自封的思想和文化也不加批评地继承和运用到实际生活中；二是完全西方化，这类郑州市民可以说是崇洋，西方的文化都是优秀的、前卫的，把中国的落后和国内的社会问题完全归于中华落后的文化传统，不加批判地把西方外来文化引入中国和日常生活当中。

儒家思想精糟并存，儒家思想存在合理部分，如儒家强调有教无类、学思结合、因材施教的教育理论，倡导孝、仁义、诚信的伦理道德，坚持仁政、德治、民本思想，维护社会稳定，重视正身自省、修己安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个人修养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儒家文化中也存在一定的糟粕部分，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存天理，灭人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女子无才便是德”、“君权神授”、“三纲五常”、“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言行主张。儒家思想为了迎合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需要，许多思想存在着泯灭人性，束缚人欲的狭隘观。这不但彻底扼杀了中国人的创造性，还为统治者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奴才。儒家思想成了统治者钳制人性，麻痹人民，专制统治的工具。

针对儒家思想精糟并存的局面，也给市民正确认识儒家文化、运用儒家文化带了诸多不便，这也导致市民对于儒家文化缺乏合理定位和全面认识。

3郑州市民对儒家文化情感下降

中文化将何去何从？对于这个问题，不仅是中国文化知识界的反思，而且全球各地的华人社会也都在反思。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笔者深深感受到：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民众在思想上的困惑――对传统文化，该继承的没有继承，该摒弃的没有彻底摒弃；对西方文化，该引进的没有深入的引进，该排斥的没有严正地排斥。同时，“五四”以来，从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结构――即文化传统这个角度来看，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启蒙心态，事实上已经根深蒂固。科学、民族、自由、人权这些西方的价值观念，也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的价值观，导致市民对儒家文化情感下降。

随时网络媒体的迅猛发展和崛起，信息时代如何正确传播传统文化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了迎合市场需要，许多网络媒体平台大肆宣扬西方价值观，传播西方文化，在新一代青年和市民中形成了过“七夕”是守旧，过“情人节”是潮流的不正当观念。市民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上一直抱着“五四”以来留下的“臭老九”、“四旧”、“老封建”的狭隘文化观念。加上网络媒体对外来事物的不加取舍的“拿来主义”，导致市民更是崇洋，对传统儒家文化情感大大降低。加上许多网络媒体为了谋其暴利，不惜歪曲传统儒家文化，诋毁孔孟之道，颠覆传统文化价值，甚至利用儒家文化为其牟利服务，妖言惑众，造成市民对儒家文化情感下降。

4郑州市民对儒家文化资源利用不足

河南省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河南传统民居在规划布局与建筑组合、功能适用与空间排列、形态特征与结构形式、器皿陈设与装饰细部等方面，渗透着儒家文化的种种特征。作为古文明发祥地的河南，在人们所追求的“以礼为本，重视中和”等固有思想观念的影响下，河南传统民居逐步形成了符合儒家文化标准的独特建筑体系。除了体现儒家文化的传统民居之外，遍布河南各地的儒家文物、孔子文化遗产，体现儒家思想的文学著作等这些儒家文物古籍也是黄河文明的摇篮，河南儒家文化资源的代表。目前，对于以上这些有形儒家文化遗址、古籍，在开发、利用和保护方面缺乏规模化、统一化、系统化的管理。目前对儒家文化资源的利用方面只是停留在物质旅游层面，对其物质文化遗址散发出的精神文明缺乏深刻认识和开发利用。与物质文化遗址相关的旅游产业开发上也有待提升。

饮食文化的认识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文化人类学；客家民俗体育；隐喻；功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1-0158-02

客家民俗体育种类繁多，有九狮拜象、竹篙火龙、抢打轿、跳房子、滚铁环、打水漂、打铜钱、捉瞎子等。对于客家民俗体育，目前学界已从体育科学的视角对其特征、内容以及当代价值作了较多研究。本文拟采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对客家民俗体育的文化内涵及其社会功能进行探究，以飨读者。

一、客家民俗体育的文化隐喻

客家民俗体育是客家人在长期的山居生活中结合其风俗习惯和生产劳动所创造的一系列融健身与娱乐为一体的活动项目。这些体育活动反映了客家人政治、经济、宗教、民俗的发展历程，具有以宗族群体为本、以儒学伦理为中心、强调整体性、统一性和兼容并蓄的文化内涵[1]。因篇幅所限，笔者无法对客家民俗体育的文化隐喻逐一进行阐释，兹择取几则较具代表性且意蕴丰富者进行阐述，以期达窥一斑而知全豹之功效。

（一）舞狮子

“舞狮子”是客家地区常见的民俗体育项目，是一种舞蹈与武术相结合的艺术形式。舞狮子以赣南地区上犹县营前镇的“九狮拜象”最具典型性。“九狮拜象”的活动通常在每年的腊月初开始，由一龙、九狮、一象、一麒麟组成。表演者多为“练家子”，否则走入死门就不能团龙。舞狮子早年的形式为“龙狮舞”，后来为了将场面变得更为壮观，组织者们就在数量上做起了文章。“九”为阳数中的最大数，因此狮子的数量就增加到了九只。狮子数量的增加未免太过单调，比狮子大的动物是大象，狮子不敢犯象，所以就又增加了一只象，这样狮子朝拜象就合乎情理了。象是宰相的谐音，是权力、地位和势力的象征，舞狮子含有驱邪和庆丰收的寓意，而“九狮拜象”则隐喻着新年伊始“万象回春、九州同乐、共庆升平”的喜庆情景，又寄寓着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美好愿望[2]。

“九狮拜象”是客家文化和历史传统的一个反映，体现了营前客家宗族之间争斗和竞争的演绎过程。在“九狮拜象”活动中，狮群踩着高桩步，踏着铿锵有力的节奏，上下摆动，气势非凡，隐喻着客家人不畏艰险、团结一致、奋勇拼搏的英雄气概，是完美精神的象征[3]。

（二）游火龙和游火虎

游火龙和游火虎是客家传统节日“竹篙火龙节”上举行的民俗体育活动。客家人在每年的中秋节都要举行大型的祭祀活动。每年农历八月初一的游火虎标志着竹篙火龙节正式拉开帷幕，八月十五晚上的游火龙则将竹篙火龙节推向最。

游火龙和游火虎的活动形式与内容处处体现着客家人勤劳勇敢的大无畏精神，隐喻和寄托着客家人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譬如，举行游火龙和游火虎活动时，表演者身在浓烈的爆竹和烟花场地中，赤膊袒胸，随时都有可能被火焰灼伤。但这对于客家人而言并不是一种危险行为，恰恰又预示吉祥如意的兆头。这同时也隐喻只有勇敢的客家人才能够在恶劣的生态环境中顽强生活，发家致富。又如，在游火龙的首场表演“烧火树”中，“火树”的每一环节都称为“托”，其中依次悬挂的吉祥物无不形与义连，意境悠远，展现了客家人对美好未来的祝愿。这也是客家人沿袭中原儒家文明，自身在困境中仍然保持坚定信念的精神。游火龙和游火虎的活动中所动用的人力、物力、财力，相当于一台大型文艺晚会。活动磅礴的气势、繁复的程序、如歌般的节奏，以及客家人团结合作共创盛举的精神风貌被表现得淋漓尽致。火龙光彩、火龙活力与火龙精神深深沉淀入客家人的内心，伴随客家子孙在闽粤赣地区搏击山野、生生不息[4]。

（三）抢打轿

抢打轿是赣县白鹭村特有的客家民俗体育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所谓“打轿”实际上就是个“井字形”木架。不过，因“打轿”被赋予了“财大发，多添丁”的寓意，当地人每年都会乐此不疲地隆重举行。每年正月初七，白鹭村家家户户点燃彩纸扎的各式“彩灯笼”、“彩纸船”、“彩纸轿”，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走向祖祠。在此期间，屋外的锣鼓喧天响，鞭炮齐放鸣，场面可谓是空前的壮观。客家后生们精神抖擞地赤膊上阵，重重簇着一个“打轿”，蹿到祖堂上，点烛焚香，众人高擎打轿，三起三落，重重地击地三下，雷爆般地怒吼三声：“发！发！发！”[5]。过后，客家人便涌出祖祠，参加争夺打轿的活动。只见客家后生们个个毫不逊色，使出浑身解数，把打轿抢往事先拜托他们帮忙、准备领打轿的那户人家。由于打轿象征“打（大）发”，因此大家都以能领到它为荣，那些祈求添丁生子的家族就更加迫切领到打轿，给自己和整个家族带来好运。由上述可见，客家民俗体育活动一般都含有不同的寓意，有企盼吉祥如意的，有祝愿平安顺畅的，有祈求添财增福的。我们从客家民俗体育的文化隐喻中不难看出客家人勇敢顽强的拼搏精神和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

二、客家民俗体育的社会功能

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指出：“每个风俗与信仰在该社区的社会生活中都扮演着某些决定性的角色，恰如生物的每个器官在该有机体的一般生命中扮演着某些角色一样。”[6]他的言下之意是一切文化都具有特定的社会功能。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看，作为客家民俗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客家民俗体育同样具有其独特的社会功能。

（一）强健体魄、展现勇气的功能

客家民俗体育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产生，是客家人作为祛病健身的有效手段[7]。表演竹篙火龙节的客家人，手持龙把，一边做着跳跃、翻滚、攀爬等动作，一边上身，在火光中自由穿梭。这不仅需要无畏的勇气，而且需要较好的身体素质，能够举起竹篙，并做出各种漂亮的动作。因此参与者平时要做相当多的锻炼才能够达到表演所需的力量、灵敏、速度和耐力。

（二）增强客家团体社会交际的功能

客家体育活动通常是在节日、祭祀及劳作之余进行，具有很强的群众参与性和广泛的普及面。客家民俗体育如九狮拜象、竹篙火龙、担灯、抢打轿、跳房子、滚铁环、打水漂等都是集体性的活动，参与人数甚多。例如，游火龙的队伍动辄数十人至数百人，规模巨大，除了表演者还有观众、游客，有时人数可达上千人。客家人在参加体育活动的过程中人际交往机会显著增加。与此同时，参与者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客家集体活动的角色中，进而增加了客家人的归属感和凝聚力，强化了客家人的集体意识。

（三）实现客家群体团结互助的功能

客家民俗体育活动多为集体项目，是在多数客家人共同参与中完成的。这些大型的客家体育项目对参加者的协作能力要求极高，也正是这一点加强了参加活动的客家人的互相沟通，增进了参加者之间的感情，改善了参加者的关系，体现了团结互助的精神，有着实现客家群体团结互助的功能。

（四）加强客家凝聚力的功能

客家民俗体育活动给客家村民们创造了更多相互了解的机会。通过共同的节庆习俗、庆祝仪式等体育活动，强化了客家人对客家民俗体育文化的认同，增强了客家村落的凝聚力。在“桥帮灯”、“担灯”、“竹篙火龙”等大型民俗体育活动中，处处体现了客家民俗体育增强凝聚力的功能。这些活动的组织工作大多非常复杂，整个活动从组织策划到整体协调再到相互配合，皆能体现民主平等意识，并能培养分工协作的团队精神，增强客家凝聚力[8]。

三、结语

客家民俗体育是客家民俗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其中蕴含了客家人民长期生产生活劳作的精神和意义。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解读出客家民俗体育是极具丰富文化隐喻和内涵的，其中所寄托的客家人对往昔的怀念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反映客家人勇敢顽强的拼搏精神和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都是客家文化的具体表现。

任何文化都有特定的社会功能，客家民俗体育也并不例外。这些功能增强了客家人的体质，丰富了客家人的生活，提高了客家人识别真善美的能力，加强了客家人的凝聚力和团结精神。对于客家文化的传承以及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都有着巨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张允蚌，钟晓华.客家体育文化与赣南地区农村学校体育课程整合的研究[J].体育成人教育学刊，2007，（1）.

[2]吴玉华.赣闽粤客家“打龙灯舞狮子”与民俗体育文化[J].山西师大体育学院学报，2006，（3）.

[3]谭东辉，刘志民.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的社会功能及其价值的研究———上犹县营前镇“九狮拜象”田野调查[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10，（2）.

[4]江金波.客家火龙民俗[J].寻根，2005，（3）.

[5]谭东辉.客家“抢打轿”的传统体育文化特征与价值研究[J].中华文化论坛，2010，（2）.

[6]A.R. Radcliff-Brown， The Andaman Islander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