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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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范文第1篇
关键词：电子商务；实体经济；发展策略
一直以来实体经济通过固定的销售场地和销售方案，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的日常需求，但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人们通过互联网络进行消费购物，打破传统实体经济固定的消费模式，也进一步改变了人们的消费行为和消费观念。这样就导致大量实体店铺倒闭，给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为此，需要积极推动实体经济与电子商务的融合发展，转变实体经济经营模式，从而满足新时代的发展需求。
一、发展电子商务的意义
（一）充当坚固地基，提品支持
电子商务的发展突破了传统经济的局限性，使实体经济拥有了更加广阔的涉及范围与经济流量，进一步降低了实体产业发展成本。为了推动我国经济稳健发展，必须科学认识电子商务的经济价值，以电子商务助力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持续提升国民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实体经济能够生产社会所需的各种重要产品，提供大量的社会就业岗位，所以实体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如果没有实体经济生产大量的产品，电子商务也就无法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在实体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还能够创造更多生产资料使得社会经济发展实现良性循环。
（二）提供售后服务，满足客户需求
电子商务最主要的目的是销售产品，如果产品出现质量问题，必须通过与商家进行联系与沟通，才能够确保服务完善。如果没有实体经济很容易造成售后服务无法有效落实，进而打消消费者的消费欲望，最终会使得电子商务无法持续运营。
（三）建立品牌效益，提供信誉保障
电子商务具有非常显著的优势，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的日常需求，同样也可以为消费者提供更良好的购物体验。但是电子商务平台上琳琅满目的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很难满足消费者的实际需要。各种参差不齐的产品质量也会出现许多安全隐患，很多消费者对于不同的品牌，缺乏足够的了解与信任，所以依然会选择去实体店进行体验或试用。通过实体经济可以带给用户最真实的感受，提高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度。
二、电商经济发展带给实体经济的主要冲击
（一）竞争激烈实体经济萎缩
随着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实体经济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方面是电子商务不用缴纳各种房租、水电、人工费用，所以能够节约成本，使得电子商务平台的售价显著低于实体经济的售价，这样就使得广大消费者更倾向于在网络上购物。在我国很多电子商务高度发达的区域，通过发达的快递业务支持，能够实现当日送达，这也使得实体商店，随买随走的优势不在，有了电子商务的竞争之后，很多企业为了大力支持电子商务往往会给予电商平台更多的优惠力度，这也使得很多消费者由线下购买转为线上购买，提高了电子商务发展的效果，导致商品总需求量饱和，实体店的经营优势受到影响。
（二）成本上升，经营困难
目前，电子商务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对销售地点没有限制，所以电子商务所面对的用户比实体经济的服务范围更加广泛，同时也可以直接从厂家发货，免去了库存压力和其他中间环节，可以有效降低售价。要经营好一家实体店，必须要选择良好的地段，支付许多租金，这样就造成商品的附加成本提高无法与实体店形成竞争优势。这些因素都使得实体经济发展受到巨大影响。
三、促进电子商务，助力实体经济的策略
（一）调整销售渠道，提高服务质量
通常来说很多消费者都不愿意在电子商务平台购买贵重物品，一方面是担心假货，另一方面是担心运输影响产品质量，所以实体店应该积极针对电子商务经营的问题进行分析，采取相应的优化措施推动实体店的销售水平全面提高，在日常销售产品的过程中，需要为消费者提供充足的试用体验，让消费者感到产品的性能从而增强对产品的购买，此外实体店要加强对员工的培训。为每一位顾客带来宾至如归的体验，从而更好激发消费者购买欲望。另外，要给予用户恰当的购买建议，将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确保消费者获得更良好的服务体验。在实体经济的发展中，停车场、部分人性化地区的布局等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非常重要，该投资可以有效促进顾客满意，加强实体经济管理效果。实体经济参与经济活动时，可以进行多种色彩的优惠活动，坚定地吸引消费者的关注。同时，制定长期的开发战略，积极推进忠诚顾客的确保，经常举办忠诚顾客的反馈和优惠活动。实施媒体宣传以提高可见性，实体经济在宣传自己时，可以通过目前流行的微信和其他平台积极宣传和发展，还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宣传。通过这些媒体平台，实际经济可以有效地加强实际卖场的可见性，提高竞争力。目前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对实体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也为实体经济的变化和发展提供了很多机会。在电子商务的影响下，实体经济要学会利用互联网等先进技术重新包装自己，提高实体经济的核心竞争力。
（二）增加社会就业，物流业新发展
电子商务平台，需要大量的人工服务作为支持。包括网页设计师、客服人员、平台运营维护师等。随着电子商务的高速发展，物流行业的需求不断扩大，因此，新时期应高度重视物流系统的发展和完善，提供全新的物流服务。实体经济需要转型升级，构建完善的物流体系，增强货物运输的整体质量与水平，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经济。电子商务具有明显的开放性，而且不受地域的阻隔可以增加贸易机会，有效打破乡村地区信息闭塞的问题，利用电子商务平台，可以将农产品卖到城市，为农产品打开销路，增加农民的整体收入。将电商作为新型业态，可以推销农副产品，帮助农民快速脱贫致富，推动乡村振兴发展，新时期农村电商会成为市场发展新的增长点，而为了保证农村电商规范化发展，必须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产品供应链管理体系，提升农村电商品牌的教育模式，是加强对广大农民电子商务技能培训，真正的搞活农村经济。为了把握数字经济时代带来的更多机会在电子商务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过程中要搭建数字化快消平台，通过线下订单转化为精准的数字流控制，由经销商到批发商再到终端销售全过程信息管理，能够实现连锁体系快速升级与发展。同时也要进一步转变数字化的营销模式，为企业了解消费者实际需求提供重要的参考，通过打造个性化品牌与年轻消费者进行深入的沟通和交流，从而丰富线上线下的品牌活动，周边产品设计，为产品提供更多的流量入口，同时也能够对消费者的需求升级进行全面分析，在品牌推广时还要通过线上线下一体化营销活动，充分发挥销售的作用，积极围绕产品特点打造一系列的主题营销活动。
（三）满足顾客需求，适当给予优惠
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有充足的配套，基础设施做保障。在实体经济受到电子商务巨大冲击之下，越来越多的电子商务纷纷提出新零售的销售模式，由线上逐渐转变为线下进一步反哺传统的实体零售业，通过使商品数字化对用户数据进行深入发掘，能够进一步了解消费者的实际需求。所以在未来的实体经济生产中，能够对消费者的消费实力和消费行为进行跟踪报告并制定精准营销策略，满足中高端消费者的实际需求。此外运用大数据技术可以直接实现线下商业选址和运营，为中高端消费者的服务做好准确的用户匹配。同时也能够形成集餐饮、超市、加工、物流配送于一体的复合服务，使得新零售业态，增长速度非常明显，在电子商务时代下网络购物的快捷高效能够促进经济的快速生长，同时消费结构升级也已经成为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线上购物具有非常多的明显优势，具有便捷低价的优点。在线上购物中却无法实现真实的消费场景，所以线上购物体验与线下门店依然存在明显的差异，随着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商品品质要求不断增加，纯电商模式也必然发生变化，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共振模式可以有效解决网店存在的各种问题，同时也拉动实体经济的快速增长，通过新的零售行业，能够实现融合新零售的发展模式，通过对传统门店进行改造升级，能够全面提高门店的综合效益，这也意味着线上线下营销模式能够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的优惠条件。在新零售模式出世之前，线上零售与线下零售的对立关系非常显著，尤其是很多线上购物享受着互联网发展的红利，致使线下零售造成明显冲击，甚至还有部分实体店处于濒临倒闭的状态。
四、结语
随着新零售消费模式的融合，能够进一步推动线上线下一体化进程，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多种手段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有针对性的服务，而且在物流产业不断完善的背景下，商品供应链也得到有效优化，促使线上线下相结合，在新零售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可以为用户节约更多的时间。要想和电子商务竞争，实体经济还要积极提升自己的服务态度，将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让顾客得多更好的优质服务体验。
参考文献：
[1]郭爽.电子商务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研究[J].国际公关,2019(09):294.
[2]关伟哲.电子商务对实体经济的拉动和促进作用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9(21):156-157.
[3]杨傲.电子商务对实体经济的拉动和促进作用分析[J].现代商贸工业,2019,40(07):37-38.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范文第2篇
数字经济为全球经济带来新面貌
当前，世界经济正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正处于新旧增长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底志济作为发展最迅速、创新最活跃、辐射最广泛的经济活动正在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和新引擎。
我们欣慰地看到，数字经济拓展了经济发展的新空间，新技术、新业态、新应用、新模式不断涌现，世界经济正加速向以网络信息技术产业为重要内容的经济活动转变。我们欣慰地看到，数字经济推动了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扩大就业、惠民立民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们欣慰地看到，数字经济营造了更加协同、灵活、包容、开放的市场环境，对于缩小国家与地区间的差别，推动世界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意义重大。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大力实施信息化发展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等，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经济成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据有关机构测算，2015年中国数字经济的规模达18.6万亿人民币，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位。浙江作为中国的网络大省，近年来加快了信息化发展步伐，做大做强信息产业，数字经济迅猛发展，浙江的发展实践也生动地折射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勃勃生机和活力。
主席今年9月在杭州G20工商峰会上指出，要把握数字经济的历史性机遇，提升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二十国集团还了《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呼吁加强沟通合作，推动数字经济的繁荣发展。中国愿与世界各国一道，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协力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
中国将从五方面推动数字经济发展
中国愿从五个方面作出努力：一是发展以创新驱动为内核的数字经济。创新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我们应充分发挥技术创新引领作用，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通过技术赋能不断丰富数字经济内涵，催生新业态、孕育新产业，为数字经济发展带来更大的创新空间。我们应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智能制造、普惠金融等，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我们应优化政策环境、厚植创新土壤，充分调动互联网企业、科研机构、社会各界的创新热情，让创新活力竞相迸发，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二是发展以协调包容为要义的数字经济。数字经济是最能体现协调性、包容性发展的经济形态之一。我们应推动全球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农村地区互联网建设步伐，降低应用成本，消弭数字鸿沟，实现国家协调发展、地区协同发展、城乡一体发展，让网络成为致富之路、幸福之路。我们应进一步完善跨境电子商务、数据跨境流动等领域的国际规则和标准，为各国平等参与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创造条件，促进全球数字经济更加均衡、更加包容发展。
三是发展以开放合作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开放合作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应发挥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和基础性战略资源的重要作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推动数据资源有序流动、开放共享，让数字价值充分释放。我们应推动制定平等的数字经济贸易规则，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形成覆盖全球、深度融合、互利共赢的数字市场。中国将大力实施双边、多边数字经济合作项目，深入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信息化合作。我们诚挚欢迎各国互联网企业和创业者在遵守中国法律的前提下，来华投资兴业，也希望各国市场向中国企业进一步开放，实现互利共赢的经济增长。
四是发展以安全可信为前提的数字经济。安全可信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命脉。我们应坚持安全与发展并重，建设安全可信的信息基础设施。加强数据安全保护和利用，促进可信、稳定、可靠的互联网应用。我们应坚决打击侵犯个人隐私、侵害知识产权等各类网络违法犯罪活动，加强打击网络犯罪司法协助，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提供安全保障。我们应探索建立适用数字经济发展的监管新模式，完善网络社会信用体系、网络空间证照体系，营造公平公正、健康有序、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
五是发展以造福人民为宗旨的数字经济。让亿万人民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是我们的根本目标。我们应加快互联网应用普及，帮助人们通过网络掌握知识、提升技能、就业创业，更多更好地享有互联网带来的好处。我们应把发展数字经济作为改善民生的重要渠道，大力发展网络教育、远程医疗、网络文化，为人民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数字产品和服务。我们应充分发挥互联网在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面的积极作用，增强贫困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帮助贫困人口过上更有尊严、更加体面的生活。中国正在实施网络扶贫行动计划，我们愿与世界各国分享经验做法，更好发挥数字经济在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方面的积极作用。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范文第3篇
[摘要]：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把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Abstract:
Media convergence is another buzz word in the futurist discourse. While celebrated as the inevitable path towards economic growth，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prosperity， media convergence is actually a market-driven restructuring of the global capitalist system on the platform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Through critically reviewing the North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vantage point of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on the one hand， North American scholars， especially political economists， have demystified media convergence through social-historical approache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have critically explored the 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ic， institu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forces that inform and structure the processes of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rious players in the trans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ecognizing the deepened integr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Russia， India， and Brazil， into the global capitalist economy， media convergence， as an ongoing historical process， will continue to be an useful vehicle through which scholars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e expansion and evolution of global capitalism.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来说，北美学者对媒体融合的探讨大致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考量媒体融合这一历史现象的性质，并试图解释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和阻力; 第二个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体融合的具体状况加以分析。对于新媒体政策与新融合经济的解析是这个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个重点涉及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反映在大众政治、公共文化、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深刻影响。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分析，北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未来主义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 de Sola Pool 提出的。 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 of Freedom 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 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 同理， 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 例如印刷品、广播和电话，也将不再限于它们原来特定的载体 （Jenkins， 2008: 10）。 3G手机、数字电视、网上广播、还有众多网络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体融合的具体例子; 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对网络带宽和终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总的来说，“媒体融合”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又一流行词汇， 是继“信息社会”、 “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在未来主义的词汇中， “媒体融合”以技术演化为核心标尺，对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又持有实在化的观点。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思潮， 未来主义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精英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主观愿望。 技术未来主义一大特点是把科学技术偶像化、自在化、绝对化， 但同时又回避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与限定。无独有偶，北美传播学主流思想为未来主义的流行贡献了一臂之力。 比如， Murray （2003）就曾预测数字化的内容下载功能将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认，技术演变是媒体融合现象的重要特点，“媒体融合”的口号也确是强有力的言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框架， “媒体融合”有明显的盲点。脱掉“科学技术”客观性的伪装，“媒体融合”实质上是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一方面， 它为“革命式”的技术创新而加油欢呼；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却领会不到融合潮流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我再造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新技术寓言式的描述，“媒体融合”潜在地为维护并重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做了铺垫 ，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 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改革，不仅取消了原来的行业隔离，不再禁止电信运营商进入有限电视和网络服务行业，更是抢先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电信、广电、计算机网络在内的美国传播行业，因而迫使英国和欧盟国家紧随其后以期提升本国媒体资本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Zhang， 2002: 38)。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就在市场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融合潮流变得相当明朗。尽管技术演变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术革命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眼里，新技术就成了凌驾于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自成体系的历史推动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 Mueller(1999) 就描绘了由电子技术带来了媒体经济和技术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Mueller， 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已流传了近25年。自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关于互联网是否会最终促成媒体融合的讨论就不绝于耳（Mueller: 12）。在互联网时代， 技术进步显然已将媒体融合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充分实现，是什么样的非技术阻力导致的？哪些机构，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动或延缓这个趋势？哪些地区国家，哪些社会团体，哪些权力集团将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获利？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实质性的问题将引导学术界的讨论。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比如说，Dong-Hee Shin (2006) 就韩国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媒体所有制结构，监管部门结构，以及媒体管理政策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融合。Baldwin， McVoy 和 Steinfield 在他们的专著里(1996) 也指出媒体融合的实现不仅仅包含技术问题，还涉及到产业运作、商业文化、融资方式、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环境，站在经营策略的立场，这些论述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实现跨国抑或本土资本在这一重大媒体产业变革中的取得战略地位献计献策。
机构研究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有意无意地提示我们：媒体融合决不是简单的、必然的技术潮流，因为政府政策、经济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的国际生产关系对媒体融合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理论架构下，“媒体融合”成为一个缩写，泛指在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由一系列技术演化、产业重整、市场改革和相关政策组成的现象(Blackman， 1998)。因此，相对于未来主义科学技术绝对化和自在化的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加赞同这种社会化、机构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机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默认或回避的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意识地跳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并直截了当地解析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与传播信息体系之间日益复杂交错的关系。在他的专著 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中， Schiller就主张把媒体融合的本质看作是国际资本扩张和重组的又一个历史表现，并指出“媒体融合”这个概念使公众错误的认为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进步的必然 (Schiller 2007: 103)。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下，“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了，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平台；在信息经济的旗号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心的是资本通过传播信息平台在全球范围的积累，只要能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有意摧毁任何国家或地方干扰利润实现的现有技术体系、制度、传统和机构。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此外，由商业逻辑为主导的媒体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进的。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媒体融合的看法与做法一致吗？新媒体的普及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机会吗？当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国家政府与本土资本是否有能力有选择地介入媒体融合，并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实力增长？当地的人民大众能否从中赢得更多的权益？当日本韩国成为媒体融合的先导国家，跨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会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抑或是遏制它？随着媒体信息产业变得越加重要，它与国际政治和区域经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紧密关联？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媒体环境下，这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的“永恒”问题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说，Jussawalla (1999) 就曾探讨过信息技术融合对亚洲区域经济的影响；Msimang (2001) 则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改变相对落后的被动状况，面向媒体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模式； Boyd-Barrett (2006)更进一步指出数字媒体在国际上的扩张帮助重整国际资本所操纵的媒体霸权。总的来说，从比较与跨国视角出发，如果媒体融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体产业在国际上的演变能帮助我们理解重大的国际权力的动态结构吗？
二、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 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同时，从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是把关于融合政策的争论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为了迎合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的战略，欧美电信、广电、信息行业监管政策都纷纷鼓励自由化的机制，推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Schiller，2007)。同时，随着发展中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规范化的条约更加速了国家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政策还能在“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之间作出比较公允的平衡吗（Simpson， 1999)？就全球媒体经济而言，剧烈的市场改革和产业重组将改变以往经济实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吗？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比如说，当电信与广播电视产业日趋重叠，“融合式”的监管架构是否会削减原来受推崇的媒体多元文化的保护制度。(Simpson，1999)？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提供媒体服务，怎样才能保证其他服务供应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的恶意排挤(Blackman， 1998)？由于两种以上的技术都可以实现宽带传播，采用哪种技术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也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Benkler， 1998; McKnight，2003).总而言之，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 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以数字电视为例，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非盈利性媒体应当怎样应对和适应数字化的挑战？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网络为纽带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多媒体环境里，什么样的媒体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经济的大环境里，数字电视的推动是由目前的垄断企业领导？还是通过政策介入把市场准入条件降低 (Castañeda， 2007)？可见，即便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传播信息体系不仅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益责任。因此，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业逻辑、权力结构和社会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诉求下被左右着前行的。到目前为止，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商业逻辑凌驾于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效益中的贡献。当然，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收益者将由历史裁定。
就媒体经济而言，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扩张，同时，其内部的市场格局也是动态的。在新自由主义和媒体融合的双重导向下，传播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结构性的调整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媒体经济内部的实力较量和重整。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巩固并进一步壮大其市场实力；另一方面，传播信息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的调整也给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带来了机会。
具体的说，由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重建和升级，这促使目前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电信公司、传统媒体、和硬件制造产业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切入新兴市场，以适应变化，因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目前，国际垄断媒体公司已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治影响力上的种种优势，通过扩张，兼并、重组等途径，抢先把媒体融合纳入公司发展策略中；换句话说，跨国媒体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导媒体融合的走向，媒体融合也改变了它们的商业运作方式(Arsenault & Castells，2008；Chon et al.， 2003)。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际生产链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配制。电信、广电与信息产业的广泛融合甚至改变了这些细分产业内部的产业链结构，因此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 2001)。除了国际资本的带动和跨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之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原因，特别是不同部门、不同经济实体乃至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都可能影响以媒体融合为其点的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Zhao，2005; Wu，2009)。可以说，在这场以媒体融合为形态的市场角逐中，鹿死谁手、谁是赢家是有关全球信息体系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瞻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新旧技术交替时期被放大，因此维护和巩固资本逻辑对传播体系的控制至关重要。首先，从纯技术角度来说，现代技术给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使“信息”从一种稀缺资源转变一种过剩资源，融合媒体更是具备了互动的特点，因而让普通使用者对信息流通过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以知识产权为例：由于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体制作、内容存储、信息传递和信息流通种种阶段的操作方式，知识产权原有的生效范畴和执行方式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网络强大的共享与复制功能不仅激发了数以万计的免费内容下载和内容转载，甚至鼓励了非盈利性的创作共享运动的风起云涌(Murdock，2009)。作为反击，大公司不仅严格化了知识产权规则，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应的技术手段以期顺利实现信息“商品化”的转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权，收费网络信息，使用者密码输入系统等等（Spinello， 2002:170-172)。除此之外，当多媒体和互动媒体成为主流传播方式时，现代技术已给予消费者避开商业广告狂轰滥炸的能力，数以万计的频道更使传统的广告失去原有的效应。 新媒体与广告、新媒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直接涉及到商业媒体的生存方式（Spurgeon， 2008)。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三、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北美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新媒体与新闻事业、新媒体与大众政治、新媒体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这类讨论往往跳出了产业机构视角，关注非经济问题。如果传统媒体的特点之一是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式的信息制造和传播，媒体融合是否可以减少了消费者对垄断媒体的依赖，鼓励更为民主的、更具参与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一议题是关注媒体政治的学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数字手机、网络播客不仅让大众接触到数以万计的信息来源，更赋予普通人曝光突发事件、引发大众讨论、制造新闻效果的主体性能力（Murley，2009; 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垄断媒体集团为了迎合大众需求也相继推出网络讨论空间以期制造互动新闻的气氛（Thurman， 2008)。
早期学者对新媒体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义的期望，Ithiel Sola Pool（1983）就认为在媒体产权日益集中的国际环境中，媒体融合能鼓励民众的媒体参与，进而推进言论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会公正。不可否认，Pool的观点有科学技术绝对性的倾向；潜在地，他把技术进步与民主化相提并论，把个人消费自由等同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但是这一极富价值取向的期望已成为了主流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西方科技未来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传。相对来说，近期的新媒体研究则运用了内涵更为严格的“民主”概念，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动媒体、草根新闻的实在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中被动消费与主体性内容制造的鸿沟，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享有新媒体的程度极度不平衡，保守的媒体权力结构也并没有土崩瓦解(Zeitlyn et al.， 1998)。可以说，相对于技术绝对化和个体化的研究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权力在资本逻辑下实现的分配关系提出了结构性的、批判性、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为了解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现实版的背景认知。
新媒体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也是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垄断媒体集团对大众娱乐市场的不断开发利用，消费者通过互动媒体为资本主义娱乐产业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内容。Henry Jenkins 在他2006年的经典之作 Convergence Culture 中强调了消费者在新形成的媒体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 (p. 8)。通过文化视角，关注互动式的多媒体，Jenkins提出媒体融合不仅是被资本宏观推动，而且带动了自下而上的消费者的媒体参与。简而言之，新型的媒体文化和消费者群落是这类研究的重点。比如，Lankshear 和 Knobel（2003）研究过社会交际网站；Tarantino（2003）写过消费者对数字电影的反哺；Mizuko (2005)写过手机短讯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机作用。可以说，全世界的媒体管理者、软件设计者、系统工程师和计算机网络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体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想了解大众流行对新技术的接受方式和导向趋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评价，这类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体消费者主体性的地位，并且强调了“文化”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自在性和影响力，因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但同时，不可否认，优先消费者视角，突出市场经济范畴内个体或群体的“消费自由”的逻辑回避了资本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以及阶级这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些盲点削弱了对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大众文化的认识，也代表着向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某种妥协。
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 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四、总结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 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历史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通过本文的叙述和梳理，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以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设引导了北美学术研究对媒体融合的审视和反思：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融合将削弱跨国资本对传播体系的霸权控制？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时机和空间？延续甚至加强传统“公众利益”的监管核心取向？推动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摧毁社会歧视，实现全社会化的平等信息服务？推动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繁荣吗？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显而易见，目前媒体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这个研究范畴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体融合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在媒体融合潮流中的发展进程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未来趋势。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工业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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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范文第4篇
这个视频主要阐述了智能制造的国内外发展与应用状况、智能制造的内涵与特征；描绘了智能制造参考模型、智能工厂体系架构以及智能工厂解决方案要素；分享了数字化工厂三个不同维度的数字化蓝图和实施路线图，并结合我国和德国工业发展水平，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智能制造相关理念，促进企业打造新一代智能创新平台，从而在设计研发、工艺开发、生产制造、售后维护等产品全生命周期实行全面数字化与智能管理，促进企业实现工业物联网与应用服务联网的深度融合，更好地满足客户持续多变的个性化需求。
21世纪以来，全球正出现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创新浪潮。当前，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全球市场经济交流合作规模空前，多样化、个性化需求快速发展，用户体验成为市场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在此背景下，各国将智能制造视为振兴实体经济和新兴产业的支柱和核心、提升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基础和关键。智能制造的基本属性有三个：对信息流和物流的自动感知和分析，对制造过程信息流和物流的自主控制，对制造过程的自主优化运行。智能制造具备以智能工厂为载体、以关键制造环节智能化为核心、以端到端数据流为基础、以网通互联为支撑的四大特征。
德国的工业4.0，重点是实现产品生命周期和价值链整个过程中人、物、机器之间的连接，同时实现他们之间信息的及时共享和协同，以提供一个实时、自动化、智能、可视、柔性的动态自组织架构。德国工业4.0的核心和关键是建立一个人、机器、资源互联互通的网络化社会。通过人、物和系统的连接，实现企业价值网络的动态建立，实时优化和自组织。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范文第5篇
印刷包装业市场回暖
进入“十三五”时期，印刷装备经营依然困难重重，进出口也开始逐年下降，然而好消息也在不断涌现，尤其印刷设备制造业的下游产业，开始出现回暖的迹象。如尼克森统计显示，2015年英国上半年纸质书籍销售增长3.9%，出现7年来的首次增长。在出版业市场增长的影响下，2016年上半年又增长了9.3%的业绩，实现了14年来最快的增长，这种书刊业的增长反映了纸质媒体的回归。有去美国和加拿大的旅游者也反映，在这些国家似乎很少看到时刻看手机的人群，这反映国外关注移动媒体的高峰已过。
2016年8月24日在，北京主办的第23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少儿图书市场火爆，成为博览会的最大热点，与其他印刷企业展台形成明显的对照。有统计表明，近10年，少儿图书市场年均增幅10%，年销售额达到10亿元，创造书刊印刷市场的新趋势，也反映重视阅读的氛围在形成。
印刷装备创新技术取得进展
2016年6月，国家出版新闻广电总局在北京召开全国实体书店发展推介会，会议上宣读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教育部、财政部、住房和城市建设部、商务部、文化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工商总局11个部委联合的《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到2020年，要基本建立以大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配套、乡镇网点为延伸、贯通城乡的实体书店建设体系，形成大型书城、连锁书店、中小特色书店及社区便民书店、农村书店、校园书店等合理布局、协调发展的良性格局，这也是国家层面的良性发展回归，在努力创造潜心阅读的良好空气。2016年，北京市投入1800万元扶持实体书店项目，针对70家实体书店予以奖励扶持，单个奖励额高达100万元，扶助资金方式可以以奖励的方式，也可以以购买服务或项目补贴的方式。在移动和网络媒体盛行的今天，纸质图书在实体书店发展建设中，印刷出版业的发展再次遇到有利时机。
2016年，印刷包装业也出现了促进发展的商机。国家对某进口乳品包装品牌进行反垄断调查，经过两年多的不懈努力得到成功解决，并对进口无菌灌装设备搭售包装材料、备件、服务，限制包装原材料产地进口等问题进行处罚。在长期垄断市场行为被消除之后，为国内乳品印刷包装带来70%的市场商机。这些良好的市场机遇将会给印刷设备制造业带来无限发展空间。
在经济下行压力影响下，虽然传统印刷设备制造企业经营困难，但还有一些企业在创新和横向联合上取得了进展。
2016年4月，北京欧菲特科技有限公司大幅面轮转胶印机合同签字协议，接收方是新疆库尔勒喀乐西提印刷有限公司，这台设备主要用于水果包装箱的印刷。过去，这家企业主要关注柔性版印刷和瓦楞纸箱印刷设备，胶版大幅面轮转印刷机的问世，同样可以解决他们的需求。大幅面轮转胶版印刷机的最大印刷幅面2100mm×1650mm，第一次将国内只能制造小型和中型卷筒纸胶印机的现状变成历史。大型卷筒纸进料可以节约纸张，还可以实现胶印、柔印、凸印等组合印刷方式，有利于扩展应用范围，并可以联线逆向上光、冷烫印等功能。这台卷筒纸大幅面轮转印刷机不但填补了国内空白，而且使印刷效率成倍提升。欧菲特科技有限公司原是一家标签轮转印刷机制造商，这台设备的推出既是企业技术水平的体现，也是企业将卷筒纸胶印机首次推进到包装印刷领域的尝试。
2016年，青岛美光机械有限公司推出SCL1650单瓦楞覆面生产线，幅宽可达1650mm。生产线包括单面瓦楞机、无轴液压纸架、预热缸、接纸机、储纸张力控制系统、喷雾加湿系统、牵引系统、纠偏系统、修边机、伺服横切机、高速覆面机、压输固化机、翻转堆积机等，这台设备投入使用之后，单班可减少10名操作人员，可以节约纸张、涂胶，还可以进行单张纸复合和卷筒纸复合，满足当前市场对联线自动化设备的需求。
另一家企业――山东信川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将印后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推向市场。该生产线可实现上料、模切、糊盒、分片、检品、打包、码垛、缠绕打捆等功能的智能联线，将原来单机12～14个人完成的订单作业，联机后仅需要3～4个人即可以完成，该联动线还可以根据用户不同的包装定制需求进行组合，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北京华夏视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在单张纸多色胶印机上安装胶印质量在线监测系统（可加装两个CCD摄像头），可以实现检测连续废品、严重废品，从而降低废品率。检测出废品可以进行插标或喷码标记，替代人工对印刷质量进行检测，改造后不但设备效率提高，而且仅需要两分钟即可完成新产品检测的准备工作。
陕西北人印刷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提出凹版印刷VOCs治理3个阶段：一是源头油墨治理，苯溶剂油墨改用无苯油墨，再由无苯油墨改为水性油墨，彻底从根源上消除有机挥发物排放；印刷过程中，通过改变烘干机效率和生产现场的管理，从而达到VOCs减排。二是给印刷设备增加LEL控制装置，减少现场溶剂挥发，其中包括半封闭墨槽加盖、全封闭档墨装置和推进清洁生产等措施。LEL控制装置的原理是一部分废气二次通过烘干箱，用于印刷品的干燥，这样既减少干燥产生的能源消耗，也减少了废气的排放量，从而降低了治理成本。三是末端治理的回收法，采用改变温度、压力、选择吸附剂或选择透气膜分离出有机物等方式，减少排放量，回收物可以再利用。另一种是燃烧法，热能也可以再利用。据工信部2016年关于印发《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培育提升转型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首批公布制造业单项冠军，陕西北人印刷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凹版印刷机喜获殊荣。
最近，上海耀科印刷机械有限公司与上海高斯图文印刷系统（中国）有限公司合作制造的SG-104单张纸冷烫胶印一体机新产品，第一次将胶印印刷和冷烫印组合在一起，这是一台印刷和印后组合的联线设备，值得推广。
方正电子在全印展上重点展示单张纸及软包装可变数据喷印解决方案――方正桀鹰H500和W1300，受到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方正桀鹰H500单张纸可变数据喷印解决方案推出近10年来，国内单张纸市场占有率达8成以上，可提高30%的生产效率，最高配置达8组打印单元，最高机械速度129米/分，可以采用最新环保型LED UV墨水，固化比传统墨水节能 80%。方正桀鹰W1300支持正反面同时印刷，赋码位置灵活多变，可以承印最薄、双层或多层复合材料，同时采用新型环保型LED UV墨水，墨水固化彻底，设备最高印刷速度150米/分，已成为我国喷墨行业的明星品牌，能够为客户实现安全、稳定、高效赋码，在药品、烟草、日化、婴幼儿奶粉、食品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方正还推出了W930烟包可变数据喷墨印刷机。
杭州科雷机电工业有限公司最新的EZ COLOR一键印刷、无需调整，品质达到国际标准的新技术，将推动胶印技术创新升级。这种技术如果实现，无需数码打样，CTP精确制版和打孔、墨泵直接供墨、无需清洗就可以完成印刷。印刷品需要墨量可直接由印刷专家提供的专家库提取，从而使过版纸下降到5～10张，节约墨量10%，按印刷成本计算出的最小起印数量可以降到200张以内，从而使胶印机可以满足短版印刷需求。
北人集团公司成立智能系统分公司，创新推出北人智能印刷工厂的系统解决方案。智能工厂的目标是将传统印刷企业进行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和信息化升级。通过对设备的数字化升级实现信息集成；通过对企业全部流程进行数据采集，建立数据库，将物理工厂变成数字化工厂。在升级过程中，企业的生产经营全部实现数字化管理，包括生产运行数字化、设备管理数字化、采购仓储数字化、物流销售数字化，所谓智能工厂正是建立在数字化工厂的基础上，利用物联网技术和监控技术加强信息管理服务，最终达到最优生产、无人干预、效益最佳、动态平衡的目标。
在企业转型过程中，传统企业间的横向联合、与国外企业的合作也在加快进行，如北人集团公司和惠普，天津长荣印刷设备有限公司和海德堡、威海印刷机械有限公司和Delphax公司等。2015年12月，沃伦贝格与浙江平湖英厚机械有限公司合资庆典在杭州举行，这次合资有沃伦贝格、平湖英厚和香港中成三方合作。2016年4月，天津长荣印刷设备有限公司与辽宁大族冠华印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起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迈出了向个性化生产的新步伐，利用辽宁大族冠华印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激光模切雕刻技术开启新的个性化市场。
新时期印刷装备的发展目标
印刷设备市场下行压力已经导致两大集团解体或萎缩，并获得浴火重生的机会。上海电气集团出售了上海光华（以下企业用简称）、上海亚华、上海紫光和上海申威达，仅暂时保留了上海高斯图文。上海光华被温州一家企业收购；上海亚华被上海耀科收购；上海紫光和上海申威达被上海绿新收购，企业转型为上海绿新紫光印刷机械有限公司，并将上海申威达一起并入该企业。上海电气集团最终将要放弃印刷包装设备制造，这些原国有名牌企业将变换机制被更有活力的民营机制所代替，企业面貌焕然一新。
北人集团公司的印刷设备制造产业也开始萎缩，单张纸胶印机制造并入卷筒纸胶印机制造基地，印刷机二厂和北人富士等企业已经消失。据介绍，2015年7月，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批准亦创园开发项目。园区总投资22亿元人民币，占地16.24万平方米，计划建筑面积32万平方米，包括世界机器人大会永久会址、亦创科技创新综合体、亦创研发中心等内容。项目2019年达产后，预计实现年销售收入3.7亿元，年缴纳税收2000万元。亦庄的北人股份基地转型为机器人会展中心，每年举办世界机器人展会和机器人发展论坛，并形成永久基地，将来还要开发机器人制造。今年展会期间，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市长王安顺（现在市长为蔡奇）亲自到场，中央新闻电视台也多次进行转播。国家在这个项目上投资几亿元资金，进行了厂区的适应性改造，北人集团公司完成跨行业转型，北人卷筒纸印刷机四厂和陕西北人两家优势企业继续以集团形式运作。
在近年来的转型调整中，已经倒闭、转行或消失的印刷设备制造企业至少有20家之多，经过大浪淘沙之后，仍然活跃在市场的印刷设备制造企业，将会焕然一新，以新的机制和面貌面向世界。
未来印刷设备制造业发展的方向将以数字网络化、绿色环保化、智能融合化和联线自动化为发展目标。
新时期印刷装备的发展目标
1.数字网络化
印刷设备数字化创新已经取得较大的成果，CTP胶版直接制版机已经国产化，而且实现大量的出口。杭州科雷称，柔性版印刷的版材和直接制版机已经推向市场，销售价格在不断下降，柔性版直接制版机的幅面规格已经达到600～1600mm，为这种新式印刷设备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数字喷墨印刷机已有多家企业推出自主创新的产品，北人集团和惠普、威海印机与Delphax公司还建立技术转让和协议，北大方正、潍坊东航等一批企业创新的数字印刷设备已经推向市场，还有一大批企业能够批量制造宽幅喷绘设备，促进了数字印刷设备的国产化。然而在快速印刷领域还看不到国产数字印刷设备的身影，“十三五”期间在这个领域的创新和实现批量制造将是转型成功的希望所在。
数字网络化的发展目标，应该大力发展数字化印刷装备制造，突破数字印刷机的发展瓶颈，创新研发数字印刷的关键技术，包括激光扫描、激光雕刻、激光制版、光电成像和喷墨头零部件实现国产化，使国产数字印刷机在快速印刷、办公印刷、个性和短版印刷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印刷信息数字化传递是印刷装备的必修课，设备必须设置网络接收和数字化接口，从而实现从桌面系统、制版、印刷和后续设备的数字化传递，做到信息共享和网络传递，并形成有章可循的标准规范，提高制造企业的数字化设备制造水平。数字化还贯穿整个制造过程，进一步推进数控技术的广泛应用。其中包括数控机床、复合数控机床、加工中心机床、柔性加工系统和配备机械手臂或机器人的加工设备，不断提高自动化制造水平。
工业发达国家的印刷包装业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完成全过程联线，从纸卷运输、上纸、上版、印刷、残纸分离、印品输送、分发计数、打捆、装车实现无人直接管理，印刷包装企业用工不断减少，一些国外大型印刷包装企业用工很少超过50人。
2.绿色环保化
2010年以来，国家推出了多项绿色印刷方面的政策。2016年7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和财政部联合印发《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削减行动计划》，计划实施时间从2016～2018年，包括印刷包装业油墨、胶黏剂等有机物的排放，共涉及包括印刷包装业在内的11个行业。该计划到2018年，VOCs排放量比2015年减少330万吨以上，减少苯、甲苯、二甲苯等溶剂、助剂使用量20%以上，低（无）VOCs的绿色农药制剂、涂料、油墨、胶黏剂所占比例分别达到70%、60%、70%、85%以上。其中，将印刷包装业定为VOCs排污收费试点行业，因此，印刷设备制造将采取行动，为下游产业达到绿色环保要求作出努力。印刷设备绿色环保化的发展目标，应该积极采用CTP直接制版（胶印制版、柔印制版、网印制板）、纳米喷墨制版、免化学处理印版制作、无水胶印技术，广泛采用水性油墨、植物油墨和UV油墨，含有苯溶剂的高挥发油墨必须经过治理后达标排放要求。节约资源能间接达到减少污染物排放的目的，因此节能减排、节约资源和降低消耗也是装备制造业环保化的发展方向。数字印刷（静电印刷、电磁印刷和喷墨印刷）、柔性版印刷、变频调速、独立驱动技术、冷烫印技术、LED和LEC低能量烘干技术、循环经济技术的推广应用，可以实现节约资源、节约电力和水资源的综合利用水平。
3.智能融合化
工信部曾以印刷设备数字化、智能化和自动化立项支持印刷设备产业的发展，取得一些积极的成果。数字化是指由模拟技术向数字技术的转变，这个转变并不是仅仅指设备本身的数字化，而是扩大到整个印刷过程和管理的数字化，是各行业普遍关注的话题。智能化是指现代通信技术、信息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精密传感技术、工业视觉技术、智能控制技术汇集而成，并针对装备制造领域的广泛应用。二者有不同的含义，也有相互融合的交叉手段。自动化是指提高工作效率、解放操作者的技术措施，三者也是互相交叉和互相融合，其界限既清楚又模糊的相互渗透。
智能融合化的发展目标，应该广泛应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数控技术、工业视觉技术和智能元器件，提高设备的自动化水平，以降低设备的人工成本和体力劳动强度，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积极采用机器人技术替代人工的繁重劳动（包括制造过程），印刷设备实现自动换版、自动清洗、自动穿纸、自动上纸、自动套准、自动清废、自动、自动监控和自动废张清除等功能。广泛采用智能元件，包括数控系统（闭环、半闭环和开环）、伺服电机、滚珠丝杠、传感器（包括温度、时间、压力、速度、位置、监测、故障、防护装置等）、谐波传动、高速摄影、触摸屏、故障显示等。
高速摄像技术已经得到迅速的发展，它的应用已经产生了智能机器人，并在多个领域广泛应用。印刷品的离线检测是最近几年发展起来的新产品，国外设备已经在胶印设备上安装了在线监测和不合格品分离装置，国内还没有应用这项技术。采用CMOS高速传感器采集速度从每秒钟上百帧达到上万帧，曝光时间最高可以达到纳秒（ns）级，能满足大多数高速摄影的需求。单张纸胶印机最高印刷速度在20000张/时以内，按秒计算，每秒印刷不到6张纸，印刷的图像完全可以被高速摄像机捕捉，在图像下可以实现印刷套准、不合格印品显示、墨色调整等印刷作业，完全可以使用在线和离线检测。
4.联线自动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