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人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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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人生论文范文第1篇

先秦时代，“天”主要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自然之天，二是神灵之天。在当时一般人的心目中，“天”兼具这两种性质，而哲人们则或偏重于以自然论天，或偏重于以神灵意志论天。所谓“究天人之际”，主要就是对神与人、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之间关系的探索，其中又以探索自然与人为的关系为重点，由此形成“天人合一”、“天人之分”和“与天地参”等天人关系上的三种主要学说。

（一）天人合一。“天人合一”说强调的是天道和人道、自然和人为的息息相通、和谐统一。当时阐发此说的主要有孟子和庄子等。孟子提出“尽心知性知天”的命题，认为人性与天道是相通的、统一的，人心是能感通的主体，人们只要尽量发挥自己的本心，就能了解自己的本性，而人的心性又为天所赋予，因此知性也就能知天。这里，“天”既是最高主宰，又是最高的必然规律。孟子相信，“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孟子·公孙丑上》）等善良本心是人与生俱来的，只要将其加以扩充，就能够成就善性，最终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的精神境界。庄子也主张天人合一，并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为最高精神境界。不过，与孟子强调扩充本性的思路不同，庄子走的是一条收敛心性的路子。在庄子看来，自然与人类原本是合一的、和谐的，只是由于人放纵自己的欲望，并且出于对知识、理性的盲目乐观而任意行事，才破坏了这种天与人的和谐统一。因此，他主张“常因自然”、“不以人助天”，要求人们克服知识、理性引起的狂妄自大，使自己的欲望顺应自然的法则。出于这样一种思想，庄子对当时各家学说及其影响下的社会制度与社会生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应当消除一切人为建构，重新回到自然的怀抱，恢复天人关系和谐的主张。庄子对人的社会性存在意义的评价未免失之消极，但他强调人应当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则对于我们反思现代文明的负面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天人之分。“天人之分”说强调自然和人为的区别，主张以积极的人为来改造自然，其代表人物是荀子。荀子否定天有意志、能支配人类的吉凶祸福，认为天是物质性、自然性的存在。他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荀子·天论》），明确指出天和人各有自己的规律和功能，不能相互替代，人们应当“明于天人之分”，与其一味地歌颂自然、对自然顶礼膜拜，不如积极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改造自然，“制天命而用之”，控制自然，改造自然，使之为人所用。因此，他直截了当地批评庄子是“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

（三）与天地参。“与天地参”说是在肯定天道与人道既有区别又相统一的基础上，强调人可以参与自然界的变化。《周易大传》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说卦传》）认为天地人“三才”之道属于不同的层次，既有所区别，又相互联系。人处于天地之间，其使命就是要“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即依靠人的主体能动作用，来调节自然的变化，协助万物达到完满的成就，而人自身则在此过程中实现“与天地合德”的人格理想。《中庸》说“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便是对这一思想更为明确和系统的表述。

上述三种天人关系学说，并不是完全对立、互相排斥的。凡主张天人合一的，实则皆以天人有别为前提；而主张天人之分的，也并不否认天与人的联系。只是“天人合一”说强调人类要适应天道，回归自然；而“天人之分”说则主张人类要掌握天道，改造利用自然。至于“与天地参”之说，则在承认天人之间区别的同时，又看到天人之间可以统一，而且统一的基础在于人的主动性，因而提倡人类要积极进取，重视生生，在不息的生命洪流中实现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共处。也就是说，人不能违背自然规律，片面夸大人的主体力量；也不是听任自然的摆布、支配，片面否定人的能动作用。人可以也应当认识、掌握、运用自然规律，以保持、发展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谐关系。这第三种学说注重天人之间的辩证统一，成为后来中国传统文化处理天人关系的根本原则和主导思想。

重视人伦和谐

个人总是生活在群体之中，正确处理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在任何时候都非常重要。因此，群己关系成为先秦诸子十分关注的哲学课题是很自然的。其中又以儒家哲学最具代表性。儒家非常重视人类生活的群体性，并以伦理关系解释人类群体生活的特征，强调人与人应该互敬互爱，和谐共处。这里我们以儒家为主，旁及诸子，对先秦哲学关于人伦之理的主要思想略加概括：

（一）“仁者爱人”。“仁”是孔子确立的最高道德准则，其核心是“爱人”，即对人的关心和尊重。《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推而广之，“仁”包括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等多方面的内容和要求；但约言之，又都以“爱人”为其根本立场。为仁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是“忠恕之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学思想，并将其发展成为一种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他提倡实施“仁政”，认为“民贵君轻”，老百姓的整体利益要高于君主的一己利益。基于这一立场，孟于将凭恃武力、权术治天下而不顾百姓死活的政治斥为“霸道”，强调只有充分重视百姓利益、以仁义治天下的“王道”政治才能够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当时，其势力、影响与儒家不相上下的墨家则提倡“兼爱”，主张要爱人如己，实行普遍的爱，也就是“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墨子还把“兼相爱”和“交相利”结合起来，强调“爱人”不能离开“利人”。具体说来，就是要“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人人都应当尽自己所能做有利于他人的事，这才是真正的“爱人”。

儒家的仁爱和墨家的兼爱，都肯定自我与他人是同类，主张人与人之间应当相爱，闪耀着古代人道主义思想的光辉。两家的学说也有区别：儒家的仁是推己及人，由亲及疏，由近及远，是有差等的爱；墨家则强调爱不应有等级差别，主张不分远近亲疏，平等地爱一切人。墨家这种兼爱主张虽然胸怀更为博大，含有打破家族本位的倾向，但与后来封建社会结构不相协调，因此反倒不如儒家的仁爱更易实行。另外，儒家的仁爱以情感和伦理为本位，重义轻利，而墨家的兼爱则以实利为标准，带有功利主义色彩。这都造成了儒家仁爱思想影响日益增大，墨家兼爱思想影响日趋衰绝的不同历史命运。

（二）“五伦”“十义”。要维系人际关系的和谐，就需要明确每个人在不同伦理关系中扮演的角色，以及相应的权利与责任，将其以适当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确定下来。儒家思想特别重视这一方面。孟子曾对基本的伦理关系及其相应准则有个简明而权威的界定，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其中“长幼”包括兄弟一伦在内。后世所讲的人伦，便是按照孟子的说法，以“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为最基本的五种伦理关系，称为“五伦”。

在五伦中，共有十种角色，每一种角色都有其所应当遵循的基本道德准则，这就是“十义”。《礼记·礼运》说：“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十义”说强调父与子、兄与弟、夫与妇、长与幼、君与臣之间的权利与责任是相互的，而不是像汉代以后那样要求一方绝对服从另一方。

（三）“知礼以立”。“礼”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制度化体现，政治制度、法律准则和道德规范是其中很重要的三个方面。孔子非常重视礼，他说：“不知礼，无以立”（《论语·尧曰》），又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

社会要安定团结，个人要发展完善，没有礼的约束和熏陶是不行的。孔子对于当时各种破坏礼制的现象特别是社会上层人士的“无礼”之举的严厉批评。出于维护礼教制度的权威性的考虑，孔子强调要维护“礼”的一贯性和连续性，但他同时也承认，礼制的具体内容可以也应当根据时代的需要加以调整。

战国末期，荀子作《礼论》，系统地总结并发展了先秦时代礼的学说，认为对于礼应当在保持其基本原则不变的前提下，不断对其具体内涵作出因革损益，这样才能既适应形势变化又保持变而不乱。荀子不仅重视礼在调节人际关系方面的重要作用，而且还强调治国要礼法兼用。他说：“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荀子·成相》）荀子的这一主张，对后来封建统治阶级治理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以“和”为贵。“和”，原意为相应，引申为和谐，特别是多种不同事物之间的和谐统一。《国语·郑语》载，西周末年史伯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并解释说：“以他平他谓之和”。在这位史学家看来，不同事物间的差异、矛盾及其平衡、统一才会产生新的事物，而简单重复、绝对同一则不可能推动事物的发展。孔子也主张“和而不同”，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并把“和”视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准则：“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强调社会的整体和谐。孔子的学生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更是明确地把“和”视为全部社会制度的价值旨归。孟子重视“人和”，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强调“人和”是取得成功的首要因素。荀子则倡言“群居和一”。他说“人生不能无群”，而要使群居生活免于纷争、趋于强胜，人们就必须各守职分而彼此和睦。“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只要社会各阶层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就能够实现国家的富强、社会的进步。

“和”的思想极富辩证意味，它积极地看待自然和社会中的差异、分歧和矛盾，提倡发挥不同个体各自的积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整体的和谐与发展。这种以和为贵的思想，历来是中华民族核心的价值理念。在历代儒家学者的大力提倡下，在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实践下，它深入到每一个社会细胞家庭当中，最终融化成为全体国民的国民性，孕育了我们民族热爱和平、宽容博大的胸襟。正是凭借这种智慧，中华民族成功地化解了一次次社会危机、民族矛盾和战争创伤，始终以一种健朗、豁达的态度正视过去的苦难教训，立足现在的实际需要，开创未来的美好生活。

主张辩证思维

与异彩纷呈的哲学内容相应，先秦诸子的思维方式也是绚丽多姿的。其中既有直观思维、形象思维，也有逻辑思维和辩证思维。而丰富的辩证思维正是先秦哲学思维的一大特色，它主要包括整体思维、变易思维、对待思维与中庸思维。

（一）整体思维。先秦时代，儒、道、名、阴阳诸家都强调整体观念，认为宇宙是一个整体，人和物也都各是一个整体。因此，要了解各部分，就必须了解整体，从整体的视角去把握部分的实质。据《庄子·天下》篇载，先秦名家的代表人物惠施提出“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和“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的著名命题，对宇宙万物从大小两个向度作出高度的概括，并肯定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庄子的《齐物论》更宣扬齐是非、齐彼此、齐物我的相对主义理论，强调从“道”的观点来看，一切事物都是平等无差别的，是一体的。《周易大传》的天人协调说，也认定天地与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是相互统一的关系。阴阳家则以阴阳、五行的思维模式来解释宇宙间的一切现象，以五行之间相生相克的关系来说明自然界是多样性的统一。

（二）变易思维。先秦哲学各流派都认为宇宙间没有不变的事物，自然和社会都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如孔子感叹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老子》谓：“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庄子·秋水》篇亦云：“物之生也，若驰若骤，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周易大传》更是通过对《周易》卦爻象和卦爻辞的解释，总结和阐扬阴阳变易说，成为中国古代哲学中论述事物发展规律学说的代表。《周易大传》的中心内容就是讲变易，认为变易是宇宙万物的基本规律，变易的实质就是生而又生，不断地产生新事物，所谓“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系辞上》）。《周易大传》还赞扬社会政治的变革，《革卦·彖传》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周易大传》的这种变易哲学，为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和封建时代的政治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对待思维。先秦哲学还通过对待观点来阐述事物变化的根源和规律。所谓对待观点，就是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而对立双方又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周易大传》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命题，认为对立面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排斥、相互转化是宇宙事物的最普遍、最根本的规律。《老子》提出“反者道之动”的重要命题，认为事物的发展是在一定条件下向相反的方面转化。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都是讲对立面的相待相反、相互渗透、相互转化乃是宇宙事物的根本规律。《孙子兵法》也包含有丰富的对待观点。书中强调，治与乱、勇与怯、强与弱、众与寡、安与动、劳与佚等一系列矛盾对立，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所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即是说只有全面地了解、掌握敌我双方的真实情况，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战国时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首倡“矛盾”之说。相对而言，韩非更强调对立面的斗争，强调矛和盾对立的双方“不可同世而立”（《韩非子·难一》），但他也认为相互斗争的人们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合作的，矛盾也是可以化解的。

哲学人生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关键词]系统医学哲学观　“三观”教育　人生观　价值观　世界观 

医学伴随着人类生命的诞生而产生、丰富与发展。考察人类医学的发展史，不难发现，不同医派无一不是从哲学中孕育而生，在哲学中得以成长、发展的，二者具有鲜明的同源性。1977年美国医学家恩格尔在论述现代生物医学模式不足时，提出“生物一心理一社会”现代医学新的发展模式，这标志着医学的模式正式由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这种充满了辩证统一思想模式的转变，也更加印证了恩格斯“自然科学向哲学辩证思维复归”的观点。现代医学哲学模式的建立对未来医学人才的思想品德、专业理论、医疗技术、临床思维能力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要求。只有知识更加广博，具有多元化、多层次、多样式、全方位、统一整体辩证的思维能力，才能适应现代医学发展的需求，其本质就是按照系统医学哲学观来培养医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一、以系统医学哲学观培养学生的价值观 

随着医学教育内容和标准的全球化、国际化，按国际医学教育标准来评价医学院校及医学生已成为我国医学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一名合格的医学人才，不仅要有较高的医学专业素质，而且应有高尚的医德，只有这样才能把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作为自己的职业追求。医学是一个需要付出毕生精力的学科，因此要有“笃学精术”的品格，要培养学生刻苦求学的意识，尊重科学知识，踏实钻研的精神，树立修身为本的理念。坚持修身为本可以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伦理道德和敬业精神，在未来职场生涯中能够把患者的健康利益放在首位。因此，医学教育应该重视学生思想的“顶层设计”——构建系统医学哲学观，培养医学生具有哲学家的品质：大公无私、谦虚、高尚、沉着、冷静的判断，具备必要的知识，无邪，不迷信，用冷静的思想和理性的经验去探索病因。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一些西方哲学思潮相继传入，各种流派的思想也纷至沓来，如何明辨精华与糟粕，不被西方的拜金主义思想影响，对医学教育提出了重大挑战。能不能从思想上给学生以“顶层设计”，给学生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教育，在当今医学教育中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主张通过哲学方法论指导医学生的教育与实践，培养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抛弃狭隘的功利目的，培养超脱的心境，塑造追求真理、探讨医理医源、关怀人类身心健康的精神境界，从而提高医学生自身科学研究与坚持真理、推动社会进步的高尚情怀与素养。对医学生的思想教育中，要突出“人文关怀”教育，把人的健康放在第一位，而只有尊重生命、关爱生命、敬畏生命的理念深入人心，以维护生命作为医学最高使命和职责，医学生在将来的职业生涯中，才能恪守职业道德，才能摆脱“技术至上”“物质至上”的观念束缚，从而构建起医者仁心、大医精诚的人文理念，使思想教育成果延伸和渗透到学生将来的职业生涯之中。 

二、以系统医学哲学观培养学生的人生观 

传统生物医学模式使医学科学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就是不断将现代科学技术向医学领域持续、全面引入的过程。在生物医学模式下，人们对疾病的研究和对患者的治疗更为专业和深入，生物医学模式极大地促进了医学的发展和进步，提高了临床的诊断率和治愈率，但也存在致命的弱点：重视技术、物质和人体，忽视了人的社会性和心理性。由于科学技术的大量介入，医学的“人文性”正在逐渐地丧失，表现出明显的失人性化倾向。医疗服务的过程也成为工业流水线式的操作过程，只注重结果，而忽视对被服务者的心理关心，只重视“病”的存在而忽视了“患者”。当前，多数的医疗纠纷、医患冲突大都产生于这种失人性化的服务，患者及其家属在接受医疗服务的过程中，感受到医生仅仅是对“病”感兴趣，而忽视“病”的主体——人的心理和社会状态，使其自尊心受到漠视与侵害，从而对医疗过程产生不信任，甚至抵触、对抗。现代医学模式的兴起和发展，使现代医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更为密切，使医学研究更多注意到人的整体性、社会性、自然性等属性，使医学教育趋向综合化、整体化、多元化发展，回归到了人文关怀和人道思想上。因此，现代医学教育必须加强医学生系统医学哲学观的培育，使学生树立起宏观与微观、静止与运动、整体与局部及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观，不再以静止的、孤立的、形而上学的方式看待分析生命现象，以应对现代医学模式发展的要求。 

基于以上医疗现状，近几年，医学教育把培养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放在了一个重要位置。这些将来从事医疗工作的“准医生”们，如果没有强烈的人文关怀，没有正确的人文理念，很难摆脱“生物医学模式”的影响，要改善医疗环境，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就很难实现。因此，医学教育要着眼于医学生的人生观教育，这需要我们教育工作者以系统医学哲学观来构建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以正确的人生观来构建医学生的职业生涯。我们在医学生教育中挖掘整理当代医学大师的人文精神，为医学生人生观教育积累生动活泼的教育素材，发挥医学大师们的示范和榜样作用，激励和教育医学生。人生观是对人生的目的、意义和道路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对医学生而说，人生观既是对自己人生的看法和态度，也是对他人的看法和态度。通过当代医学大师的人格示范作用，挖掘他们的精神财富，运用于医学人文教育之中，突显他们的榜样的力量，是对医学生进行人生观培养的一剂良方。医学生只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以人为本，敬畏生命，善待患者，自觉维护医学职业的真诚、高尚与荣耀，才能担当起社会赋予的增进人类健康的崇高职责。 

三、以系统医学哲学观培养学生的世界观 

医学的发展与现代科学教育技术有着密切联系，与哲学、伦理、艺术也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尤其是在现代医学医疗活动中面临大量道德难题的今天，培养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尤为重要。在医学实践活动中，医学技术的判断，终究无法解决现代医疗活动中的伦理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问题，而迫切需要借助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与解决。行为实践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思维方法和价值观，医学生不仅仅需要仓储充足的知识，还需要善于汲取、更新、应用技能。以什么样的世界观来看待医学，是当今医学教育的一个重要命题。 

哲学人生论文范文第3篇

1 苦学在悟

1.1 苦学为先。按照中国传统观念，少年立志苦读，学而优则仕，是学子一生奋斗必由之路。记得中学教室墙上一条语录：“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改变人生。”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笔者经常到工厂图书室借书，几年时间先后阅读了《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著）、《小逻辑》（德，黑格尔著）、《国富论》（英，亚当?斯密著）、《宇宙发展史概论》（德，康德著），并写下了十几万读书笔记。阅读经典，开阔人的视野，打磨人的心志，使得人的思维潜质被激活，在灵魂深处引起震撼。笔者年轻时就考虑到构建知识体系问题，因此，哲学、政经、历史，以及自然科学书籍都去读一些。边读书边做笔记，知识点点入心，即使当时未解之理，只要潜入心田，必可待时破解。通过勤奋读书改变人的命运，自古不胜枚举。

1.2 心悟其中。苦学勤思，悟在其中，悟比学更加重要。孔子日三省吾身，王阳明龙山悟道，老子归隐而著《道德经》，朱熹灭欲穷理太极，黑格尔在大脑中构建“思维之桥”，康德以“批判哲学”而明宇宙发展规律，都是省悟人生与世界。历史上的书虫没有一个可以建树，就是因为不会心悟。读书解心悟理，“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1]知识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传承而在于创新，只有运用知识创新思维，激活灵感，才可发现新的知识空域。知识只是一座矿山，人们只有将其开采成矿石冶炼成钢之后方可继成大器。知识是档案学人原创思维的源泉，知识的涓涓细流流入大脑，洗涤了灵魂，去除了名利与浮躁，心智顿开，感悟档案，可有独立见解。

1.3 自悟是关键。档案学人心悟档案学术之道的精神实践依赖于档案劳动的物质实践。一个人如果从事档案管理二三十年，就会积累丰富而系统的自身实践经验，这些经验会转变成精神实践的能量，并可以成为档案学思维主体与客体之间架设的一座桥梁。因此，作为档案管理主体的档案学人，应当是解悟档案管理客体的思想着的人，自悟是打开档案学真理大门的钥匙。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讲，“自悟是反思”。英国哲学家洛克认为，自己的内部经验只能由反思产生。过去关于档案分类的概念都是由人主观赋予的。笔者从档案分类机理的客观属性进行反思，得出了类别是档案本质属性的外在表现，是其相互区别的表征的结论（见《档案分类机理分析》，《档案学研究》2007年第二期）。自悟是静思，静谧处的独自思维呵护心中兰台一片净土，学术道德滋养着档案学术生命。自悟是思想着的思想，人们由此可见天地大美，可知宇宙广阔。“大道之妙，归于自得”，[2] 档案学人只有超越自悟方可自得。

读书自悟使得档案学人变得聪明，可以明白许多档案学道理，取得档案学研究的一些成果。但是，世界上的许多理论原创成果不是只靠聪明就可以得到的，其原因是：我们中的大多数聪明人明事明理不明己。档案学人实现自我超越与纯真思维，必须在心悟中实现质的飞跃，由自悟转变到悟自。

2 悟自达真

2.1 什么是悟自？悟自就是学达真性。思维主体向着自己内心发问：什么性格是人的本真性格，我的性格缺陷是什么？老子说：“圣人学道，全在于心。”[3]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人贵有自知之明，世界上最难的事情，就是认清自己的性格并加以彻底剖析。笔者以为，人的性格主要分为刚强型（金）、秉直型（木）、柔弱型（水）、火躁型（火）和谋蕴型（土），笔者二十岁出头时，性格如火似木，情浮意躁，刚烈不韧，屡受挫折，在突如其来的一场人生暴风雨中深陷孤独迷茫。通过近十年的自我反省认识到，人的本真性格应当如同人的身体结构，外部皮肤和肌肉柔韧可缓强挫，以柔克刚；内部骨骼刚强，心志坚韧，自强不息。外柔内刚，刚柔相济，相得益彰。明白了自身性格缺陷，经过许多年漫长修养之后：内性刚强坚韧似金，天行健自强不息；外性柔和淡泊似水，地势坤厚德载物。

2.2 悟自与自悟的区别。其一：自悟是档案学人由内悟于外，向着外在的档案和管理问题发问，力图解决某些理论问题；悟自是档案学人由外悟于内，在人生挫折时向着自己的内心发问，力图认识并解决档案学人性格缺陷问题。其二：自悟是形而下的思维方法，悟自是形而上的思维方法。陆希生在《名家集注道德经》第十一章中注解：“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者以无为其用，器者以有为其用。”大凡世界，凡器有形，识之为形而下者；道为万物之本，虚无形，识之为形而上者。档案学人由内向外的自悟思维，以有形的实体档案为出发点研究档案学，发表档案学文著可取得教授职称、专家名誉和相应名利地位。档案学人由外向内的悟自思维，是从有形实体档案到无形虚拟档案的概念抽象之后，加以屏蔽；与此同时，档案学人由“自我”过渡到“无我”，跨越“思维之桥”，“真我”在不觉之间发现了“档案真像”。其三：自悟只解决档案学理论中的现象、形式等外部问题，往往是一孔之见，一事之得；悟自才能认识档案学理论中的本质、规律等内部问题，是从历史发展的深度，从宇宙广度上实现档案学理论系统原创。自悟如同身游于兰台田园，在几分忙碌中发现了一些奇花异草，属于有形有利的形而下者收获；悟自如同心游于兰台无限的精神世界之中，“穷神知化”，将千古的兰台文明与现代时空对接，在天地遨游中悟解档案本质及其运动规律，属于无形无利的形而上之举。

4.2 以心体道，以观其妙。“人之真性，凝于虚无。”[11]“大道虚无，自然生有，天地万类，普因一气而混成，故先在天地以前生。”[12]档案学术之道虚拟地存在于我们周围，隐含于微观以太档案物质颗粒之中。当物我两忘的那一刻，档案学人心如死灰，身同槁木，肉身仿佛不存在，人的一些大脑细胞向外溢出，在空间飘逸，在混沌的宇宙里游荡，可与外部以太颗粒互通互动；空中的以太（档案）颗粒进入人的大脑，以太档案便从人脑混沌中显现；宇空中的以太档案物质颗粒与人脑中的生物档案颗粒同源互感，档案学人大脑中的档案学之道惟恍惟惚，眼不可见其真，心可观其妙。这是一般人根本无法领悟的美妙情景。兰台草根默默无闻，苦读悟自，持恒善性，终于识得档案学之道。贵刊在2010年～2012年期间发表的以太档案系列论文，以实体档案―电子档案―生物档案―以太档案之万古轮回，破解档案本源、档案管理规律和档案学思维规律等重大理论问题。言人所未言，见人所未见者，亦是兰台草根。

4.3 “大方无隅，大器晚成。”“性命合道，而气方生。晚成者，气生而后见。”[13]档案学人学达性天，性命合于天道，天人合一，精气由心中神凝而生。“人之气生，乃道也。”[14]档案学人为识道悟自一生，修养心性，不图物欲，若拙之匠，无为近功，求解档案学术之道，大器晚成。大方无隅，知无涯则学无涯。档案学人生命不息，学而不已，悟自不停。一旦档案学人自足，以为大器晚成，必走向反面，心中之道虚影而离。虚于内而形于外的形而下学者心中无道，尽揽人间浮华虚荣；实于内而虚于外的形而上学者得道，必大隐隐于市。

哲学人生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高校教育　儒学人文精神　化育之道  

论文摘 要： 儒家文化是中国人文精神的代表，以儒学人文精神的化育之道丰富高校人文教育的内涵是十分必要的。儒学人文精神的化育之道——“仁、义、礼、智、信”是人内在超越的根本之道。高校教育中应当启发学生的内在自觉，唤醒学生的内在生命意识，引导大学生进行道德践行，追求德性的圆满。 

 

卢梭提出教育就是创造良好的环境，让人性中固有的那些美好的禀赋显现出来。这一观点指明了现代高校教育的两个基本功能：一是科学教育，引导和促进受教育者注重专业知识的获取，是开发人的智力的教育，体现的主要是以社会发展需要为标准的教育价值观；二是人文教育，使受教育者文化素质和品格得以提高，体现的主要是以个人发展需要为标准的教育价值观。高校教育要以人的发展为目的，就必须全面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和人文思维能力，也就是说，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在高校教育中都各自有其合理的内核与现实价值。 

然而，随着市场化、经济全球化的逐步加深，我国高校教育实践中，正在经历传统的断裂和经典教育的断裂，出现了教育的功利性和传统道德教育模式的政治化倾向，使人的价值理性在实用理性的全面进攻下显得落寞而无力，人的训练取代人的生存成为高校教育的现实取向，作为人的灵魂而存在的高校人文教育处境窘迫。由此看来，中国高校人文传统基础建设迫切需要从根本上奠基。而教育只有深植于人类文明的文化灵魂与精神动力的人文传统，才能深植于人性，才能拥有真正的人文精神。儒家文化代表中国6500年的悠久文化，博大精深，以儒学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是中国人文精神的代表。在深化高校教育改革，全面推进高校素质教育的过程中，以儒学人文精神的化育之道丰富高校人文教育的内涵是值得实践和研究的。 

 

一、人文教育研究现状 

 

重视人文素质教育是上个世纪末全球性教育改革的热点。我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人文素质的培养。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社会发展的局限和教育发展的不均衡，人们对科学技术的重视程度远远大于人文学科，因而人文教育受到忽视，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暴露出来，特别是当今，这种情况更加突出。上世纪80年代，我国一些哲学家、伦理学家、教育家及国家教育部门，纷纷呼唤人文素质教育，并开始了人文教育地位的探讨。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兴起，在大学教育中兴起人文教育的热潮，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人文教育和儒家人文传统，产生了不少有影响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如朱小曼的“道德人和知识人的统一”、顾琰珏的“追寻人文精神的光芒”、朱汉民的“儒家人文教育的审思”、余治平的“董仲舒仁义之学的特殊性”、甘剑梅的“以儒学文化为根基的教育运动”、郭齐勇的“让儒学的活水流向世界”、卢卫林的“儒学的和、仁、知、勇思想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等。从1996年以来，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系列。这些思想和著作比较集中的观点：第一，人文素质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薄弱环节，人文素质教育应成为高校全面素质教育的重点，重塑人文精神已成为当代大学教育中的一个核心理念；第二，儒学人文精神可缓解人与自然的生态危机、人与社会的文明危机、人与人的道德危机、人的心灵的精神危机、文明冲突的价值危机的危难；第三，儒学已经淡泊衰微了百余年，需要我们开拓自己的民族文化资源，需要从传统文化汲取理想、价值和道德资源，为民族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目标、动力和凝聚力。但目前儒学的实践在高校教育领域基本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并且运用儒学人文精神化育受教育者的人格论极少。 

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英国、美国和日本等代表国家。英国政府在1987年颁布的《高等教育——应付新的挑战》白皮书中，明确地把增进人文学科学术成就作为高等教育目标之一。1984年，美国人文科学促进会发表文章《挽救我们的精神遗产——高等教育人文科学报告书》，对衰微不震的人文教育表示深切关注。在美国，每个大学本科生都必须接受西方古典和经典教育。美籍华人、第三代现代新儒家的领军人物杜维明先生，秉承着儒家的命脉，承担着儒者的使命，关怀着儒学的复兴。日本提出用优秀的文化遗产教育面向国际社会的日本人，要加强人文教育，以克服环境恶化、人的素质退步，以及人的相互间的接触和关心淡薄等带来的负面影响。国际教育组织也对人文教育给予了特别的关注。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召开了“面向21世纪教育国际研讨会”，把“学会关心”作为会议的主题。1988年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会议宣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4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十位大学校长在“21世纪的大学”主题下几乎一致地强调了人文精神与人文学科教育的重要性。 

 

二、儒学人文精神的化育之道 

 

对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而言，“‘儒学’不仅是一种‘资源’，更应理解为一教化之本或‘教养的本原’”。儒学所体现的人文精神有美学的价值、伦理学的价值、宗教哲学的价值，等等。儒学知识典范的“为己之道”是人性贯于“仁、义、礼、智、信”的五常规范，修己成仁、义在正我、以礼立人、以智育人等是不可须臾而离的“伦常日用之道”，这种“伦常日用之道”是一个人内在超越的根本之道。 

1.修己成仁。 

“仁”的思想和学说是儒家人文体系的价值核心，是表达人的情感活动的概念。董仲舒曰：“仁者，憯怛爱人，谨翕不争，好恶敦伦，无伤恶之心，无隐忌之志，无嫉妒之气，无感愁之欲，无险诐之事，无辟违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气和，其欲节，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无争也。” 

仁必须在具体清澈精诚恻怛的真实生命中表现，“为仁由己”，一切外在的戒律在很大程度上被否定了，强调知识的修养、美的修养、善的修养等都要靠“己”——主体自身完成，并由内向外发显（推己及人），以维护和建立合理的社会秩序。 

《中庸》曰：“仁者，爱人也。”仁的本质性内容是爱，基于自爱、亲爱，到仁爱、博爱，仁者积极地、主动地承担起对于他人和社会的义务。仁者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仁者“见利思义，见危受命”；“仁”要求将外在的社会道德内化为人的内心欲求，也就是从生物人转化为社会人。从主观的“立己”到客观的“立人”，从亲情孝悌到济助众人，从个人的主观修养到社会风气的培养……无一不包，无所不至。以修己为本，在“修己”基础上建立社会的正义和规范，促进社会稳定。从修己到济众，成就于“民兴于仁”。 

2.“义”在正我。

《中庸》曰：“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它是针对我而言的适宜、恰当，立足点是我而不是他人。义与我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密切的关联。董仲舒说：“义者，谓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后可以称义。故言义者，合我与宜以为一言。以此操之，义之为言我也。故曰：有为而得义者，谓之自得。有为而失义者，谓之自失……以此参之，义，我也，明矣！”义与我不可分，义的落实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们主观的情感、意志、心理、态度的作用。在个人内在超越中，仁义是不可分的，如“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可见，仁是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义则是仁的落实，是仁涉及存在世界后被具体化了的仁的原则规范，义是仁向外在社会存在过渡时所生发出的精神规范或道德律令，是人从内在心性领域向实践世界跨越所走的正道、正路。正如董仲舒所强调的“仁在爱人，义在正我”。 

3.礼的社会担待。 

“礼”是儒家思想学说的一个重要范畴。“礼”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规范，其精神主要体现为“仁”、“恭”、“敬”、“让”、“情”等方面，它包含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两方面。 

其内在精神是相应的各种伦理关系。“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不知礼，无以立也”这是对人的最起码要求，是一个人道德修为的重要部分。礼起着和谐人际关系，促进社会秩序的功能。 

“礼”的外在形式，包括祭祀、军旅、冠婚、丧葬、朝聘、会盟等方面的礼节仪式。“礼”的精神是调整和规范人们之间的矛盾分歧，加强外在约束，使社会生活能够有序地进行。没有“礼”的约束，社会生活就会失去平衡，就容易发生一些道德失范现象。一个人若只在学习上下功夫而不在礼仪方面加强自身修养，就不能达到完美的人生境界。 

4.智的培育。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由此可知，知识的获取是追求智的过程，是智的培育过程。 

儒学的“智”不是纯粹理性的认识运动，也不是一种抽象的知识体系，而是更趋向于本体性的“智”。“智”有理有情，有知有欲，有仁有义，是包容一切的心理原真。孔子曾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戎；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仁、知、信、直、勇、刚是受教育者应具备的道德品质，智为仁、义、礼之首。求智的过程是求真、求实、求利的过程，也就是获得知识，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它和“仁、义、礼”所指的求真、求善、求美真正整合起来，才更具体真实，不会迷失方向。人文教育在完善个体人格时既要重点强调“智”，又要不失时机、抓住一切时机地进行“仁、义、礼”的渗透，因为智是建立在“仁、义、礼”深厚的文化底蕴之上渐长而日趋完美的，呈一种“厚积薄发”之势，威力无穷，而仁、义、礼、信是“格物致知”坚厚的基石，使受教育者在“厚乎德行，博乎道术”的过程中追求自身的完善，获得“厚德载物”的人文品格。 

5.“与命与仁”的生命超越。 

儒家的终极关怀突出表现在“与命与仁”思想上。“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自然宇宙赋予人的生命就是性，人的生命依附于“天”的自然之性就是“道”。人通过“道”修习其身就是人性的教化、社会化、人文化。“天道”与“人性”通过“内外修为”，方达于仁、义、礼、智根于心的“修身”之本。人性的“人文化”和人性的“自然化”是儒道的终极关怀。儒家主张“天人合一”，天与人是息息相通融为一体的，人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和谐整体；敬畏自然，也就必须尊重自然所赋予的人性，更要珍惜人的生命。 

总之，儒学本身以教化为目的，视教育比其他任何问题都重要，儒学人文精神重个体的生存品位和品质，重道德的教化，重人格理想的追求。儒学人文精神提倡的仁、义、礼、智等价值，在剔除其历史附着的负面性之后，完全可以提炼、转化、活化其合理因素，渗透到今天的高校教育中去，进而作为正面、积极、健康的力量参与高校教育，治疗现代大学生的某些病症，恢复人的尊严，重建“天、地、人、物、我”的良性互动关系。 

 

三、高校儒学人文精神的化育之策 

 

1.启发学生的内在自觉，唤醒学生的内在生命。 

首先，注重人的内在生命力的激发。如上所述，儒学教育对人生传统早已有了充分的示范。高校教育应从根本上关注人的生命，始终将生命意识的唤醒、人的生存放在核心地位。这就要求一方面，高校教育应重视学生自身的践行与体验，尽可能地帮助学生丰富人生体验，而不仅仅是简单的课堂说教。另一方面，要充分融合大学生的本性与境遇，深切地关怀和引导大学生的内心，触及存在真实生命感受的大学生，说明和回答人类应该怎样存在，人生应当怎样度过这些人类最重要的问题。 

其次，注重教育的人性化。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帮助学生寻求自己的精神家园，获得追求人性完善的精神动力。在教育过程中要从根本上关注人性，注重人性的陶冶，使大学生的内在素质随教育的发展而提高，强化大学生积极向上的精神，培养其创造力，引导大学生反省自身的存在，以使大学生成为一个内心世界丰富、品位高尚的人。 

2.引导大学生进行道德践行，追求德性的圆满。 

高校道德教育作为学校精神活动中的主导力量，需要为科学知识的教育提供充满张力的基础环境。从这个意义看，高校教育应立足于德，引导大学生认德、体道，充分挖掘“仁、义、礼、智、信”等传统道德的现实意义，纠正大学生形成的不正确认识，开展“仁、义、礼、智、信”传统道德的教育。应改变高校人与人之间的淡漠关系，调整抑制极端个人主义的发展；调整大学生个人利益与社会、国家利益的关系，以及个体道德行为、人格追求与对物质利益追求之间的矛盾，在义利之间，既反对“见利忘义”，又鼓励大学生追求正当合法的物质利益；提倡以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使大学生明智、明理，增强大学生对是非、善恶、美丑的判断能力，进而使高校和谐有序；使大学生有诚信的观念，养成诚信的品质。 

 

参考文献： 

［1］顾明远主编.教育大辞典（1）卷［k］.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74. 

［2］杜维明.杜维明文集（第四卷）［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589. 

［3］余治平.董仲舒仁义之学的特殊性［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2）：12-13. 

［4］中庸［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1，（87）：203-204. 

［5］褚宏启.论仁在道德中的地位关系［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3，（3）：32. 

［6］于亨利，周方.理想化的人格——仁［j］.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2003，（5）：23. 

哲学人生论文范文第5篇

一、 科学主义课程文化观

科学主义是科学文化发挥到极致的表现,它的核心是“科学崇拜”和“工具理性”。欧文(R.G.Owen)在他的《唯科学主义,人与宗教》一书中,把唯科学主义看作一种偶像崇拜,即“科学崇拜”。这种“科学崇拜”就是声称所有的问题都能被科学地解决,甚至能检验精神、价值和自由问题。于是,科学成为新的“宗教”,作为指导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而表现出强烈的“工具理性”色彩。

科学主义对教育的影响是深远的。在课程文化领域,则形成了科学主义的课程文化观。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课程目标上,着眼于把学生培养成诸如工程师、科学家或技术工人之类的对社会生活直接有用的人,重视学生的智力发展和潜能的发展,在社会和个人、物质和精神上,重社会而轻个人,重物质而轻精神,推崇理性主义、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在课程内容上,重理轻文,自然科学成为课程的主要内容,同时提倡科学精神的形成和科学方法的掌握。在课程实施的方法上,重视教师的权威、书本知识和严格的课堂教学。毫无疑问,在科学主义课程文化观的引导下,学生接受的是科学世界的教育,而“科学世界教育”的教育又是一种“体系化的教育”、“技术化的教育”和“课题化的教育”(参见项贤明:《泛教育论》(博士论文),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1997年4月,第100～102页)。

科学主义课程文化观今天几乎充斥着整个教育界。在大多数中小学,几乎所有的理科老师,甚至包括一部分文科老师都认为理科是最重要的,而文科则处于从属甚至可有可无地位。绝大部分学生也认为学理科有出息,学文科则没有前途。学校管理层也日益重理轻文:在课时安排方面,学校多向理科倾斜,而文科则遭到挤压;在待遇方面,理科老师明显要高于文科老师。在许多大学,这种现象也很突出:自然科学院系日益膨胀而人文社会科学院系日益萎缩甚至被裁撤。

科学主义课程文化观在课程发展史上确实发挥了许多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对人的理性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这种课程观的缺陷日益暴露出来。首先,它会导致丰富人性的消失。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他身上具有丰富的人性,包括鲜明的个性、丰富的情感、各种优良的品质等。而科学主义课程文化观并不在意这些,它只关注枯燥的数据、冰冷的事实、无情的规律。这样,久而久之,学生便因失去对美好人性的追求,失去人文的温暖而变得冷漠、自私、难以交流,甚至走向反人类的歧途。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据说,美国旧金山硅谷中的科研人员很多都难找到女朋友,这与他们长期从事科研而缺少人文的温暖不无关系。还有前几年发生在清华大学一理科生身上的“毁熊”事件,以及越来越多的高智商人士犯罪不都说明了人性缺失的可怕吗?其次,这种课程文化观还会导致整个社会“价值理性”的衰微。在科学主义的世界里,人们关注的是“工具理性”,对于所谓的社会伦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一些传统的价值观并不在乎。这样,整个社会将陷入空前的价值危机中。总之,过于强调科学理性而忽视人文精神的科学主义课程文化观最终将导致整个社会的精神危机。那么,什么样的课程文化观才能避免科学主义课程文化观的缺陷呢?

二、 人本主义课程文化观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下,课程文化发生了重大转变,表现出强烈的人文取向,形成了人本主义的课程文化观。

人本主义是人文文化发挥到极致的表现,它反对社会的划一性和人的机器化,否认人的理性的作用,否认科学技术的价值,认为只有人的非理性因素,诸如人的情感、意志等,才是人的存在、人的本质,而理性和科学不过是意志的工具。因此,现代人本主义特别强调对人的非理性的发现和追求,凸显人的主体性和价值。在人本主义引导下,课程文化表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在课程目标上,注重人的“自我实现”,追求学生个性的发展,认为“教育绝非单纯文化的传递,教育之谓教育,正在于它是一个人格心灵的‘唤醒’,这是教育的核心所在。”(邹进:《现代德国文化教育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3页)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科学文化知识,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唤醒”,从而将人提高到“人”的高度,把人还原为“人”,达到人的“自我实现”;在课程内容和结构上,强调人文学科的重要性,要求“课程的全部重点必须从事物世界转移到人格世界”([美]白恩斯、白劳纳著,瞿菊农译:《当代资产阶级教育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64年版,第12页)。由教材转向个人,不再过分强调知识的纯粹性和抽象性,“应当把这些教材作为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手段。不要使学生受教材的支配,反之,要使教材受学生的支配”,“学校的科目就应当成为个人实现的工具……让一个正在成长的人自己去思考而想出真理来,所想出的不是什么抽象的真理,而是他自己的真理。”(陈友松主编:《当代西方教育哲学》,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3～114页)在人本主义者看来,重要的科目不是自然科学,而是历史、文学、哲学、艺术等人文学科,因为这些人文学科更直接、更深刻地反映了人的生活,学生从中可以获得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而不是冰冷的事实和无情的规律。总之,人本主义者在课程设计问题上始终强调课程内容同学生的兴趣、能力及生活经验保持密切的联系,以满足学生情感、意志发展的需要,进而达到自我实现的目标;在课程实施上,提倡“以学生为中心”的非指导性教学,要求师生之间建立起真诚、理解、尊重和信任的“我与你”,即“主体与主体”的人际关系,使学生在同教师一道共享精神、知识、智慧和意义的过程中,发挥自己独特的自觉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毫无疑问,人本主义课程文化观避免了科学主义课程文化观所存在的缺陷,但它在强调人的非理性因素,强调人的主观精神的同时,又忽视了科学的理性精神,忽视了科学技术在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作用,这也是与时代相违的。

科学主义课程文化观与人本主义课程文化观对课程问题的看法实际上都已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一叶蔽目的境地,表现出“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方式,在“依据全人类的文化达成有关课程的学问、智慧和觉悟”方面,都做得不够,从而使课程发展失去了鲜活的文化生命,没有了开阔而奔放的文化胸襟,课程文化由此陷入了“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樊篱”之中。那么,我们的时代要建立怎样的课程文化观呢?

三、科学人文性课程文化观

20世纪中叶以来,一些睿智的思想家已经开始对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对立表现出深深的忧虑,有学者甚至把这种状况看成是现代文明所受到的最严重的威胁。于是,寻求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沟通与融合,成为不同研究领域里学者所共同关心的问题。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在教育领域里寻求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这两极之间的平衡,已经变成了一种集体行动,我们可以从“学会生存”,“学会学习”,“学会关心”,“学会理解、宽容与尊重”,“学会共同生活”这些具有国际意义的教育思潮中把握这种融合趋势的脉搏。

伴随着科学主义教育与人本主义教育逐步走向融合之势,课程文化也开始摆脱原有视野的局限,跨入新的视界中,于是,科学人文性课程文化观便应运而生了。

科学人文性就是以建立在科学理性之上的人文精神来规范、统领科学,从而实现科学与人文彼此关照,相互包容,最终达到二者协调统一,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浑然一体的关系。这正如美国著名学者萨顿曾经鲜明地提出的那样,要建立科学人文主义。萨顿指出,为了防止科学主义的出现,“我们必须准备一种新的文化,第一个审慎地建立在科学――人性化的科学――之上的文化,即新人文主义”。“新人文主义不排除科学,相反将最大限度地开发科学”。它将“赞美科学所含有的人性意义,并使它重新和人生联系在一起”。([美]萨顿著,陈恒六等译,《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24～125页)为此,萨顿指出:“一个真正的人文主义者必须理解科学的生命,就像他必须理解艺术的生命和宗教的说明一样。”(同上书,第10页)由此可见,科学人文性课程是科学主义课程与人本主义课程整合构建的课程,它以科学为基础,以人自身的完善和解放为最高目的,强调人的科学素质与人文修养的辩证统一,致力于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沟通与融合,倡导“科学的人道主义”,力求把“学会生存”,“学会关心”,“学会尊重、理解与宽容”,“学会共同生活”,“学会创造”等当代教育理念贯穿到课程发展的各个方面。这种全新的课程文化观必将以其进步性而掀起课程领域的一场革命。

建立科学人文性课程文化观,无疑应成为我国新课程改革的重要目标。但是,它由建立到形成全社会共识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而这,正是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