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文化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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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文化的基本特征范文第1篇
城市社区是居民生活、娱乐、交往、健身益心等多种需求融为一体的生活共同体。社区文化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区的结构，社区音乐文化是社区文化构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区文化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对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普及传承群众音乐文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盛行于各地的广场舞，就充分说明了民间自发性文化娱乐活动的强大生命力。
一、社区音乐文化的传播特点
社区音乐文化的快速发展与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有着紧密的联系。进入到现代社会之后，传统的大家族聚居生活方式逐渐被社区生活所取代，社区已然成为现代城市发展的基本文化格局，并渗透到文化建构、教育培养和经济发展的历史格局中。“以社区为依托，开展各种文化教育活动是推动学习化社会和终身教育w系建设的一种形式，这也是发达国家社会发展中采取的主要形式。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发展较为迅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中，城市社区音乐教育是城市社区建设非常重要的构成部分。”[1]利用社区推动经济建设，以及利用社区推动文化发展已经成为现代国家政策决策的重要选择。那么，中原文化如何迎接现代社区生活方式的挑战，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重塑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在解决这一问题之前，首先要面对的现实挑战是：自发组织、相对松散的社区音乐文化是如何传播的？我国的社区音乐文化是从改革开放后慢慢形成、发展起来的，在老龄化人口比例不断上升、青年人亚健康状态不断持续的今天，音乐文化对生活在社区的每个人都至关重要，是一种为社区居民提供精神享受为直接目的的文化娱乐形式，不同地域、不同环境的社区音乐文化又多表现出内容多元的形式特征。在极为复杂的表象之下，社区音乐文化实则有其共同的传播模式。具体来说，社区音乐多以社区平台建设为依托，适度融入现代化的网络传媒技术作辅助。在强化社区居民人际交往的同时，为他们提供更为丰富、多元的精神生活享受。
社区音乐文化的平台建设是指以生活区为基础，搭建社区文化娱乐交流平台，策划组织社区文化娱乐项目，如情景剧、竞技类游戏、达人秀、信息收集等活动为依托的信息传播渠道。现代化的网络传播技术主要用于参加相关活动人员的信息沟通，其核心并非是将社区音乐文化转换至虚拟空间，而是借用其便捷的信息沟通能力和信息处理方式，强化参与社区音乐文化成员之间的交流。
二、社区音乐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
社区音乐文化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它的开发利用尚无较为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如果将其作为中原文化创新发展的一种手段，则需要先考虑两个层面的工作：其一，开发符合中原文化的社区音乐文化资源；其二，推广契合中原文化的社区音乐文化课程。
“社区音乐文化资源是人们在社区这一特定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内长期从事与音乐相关的物质和精神活动而形成的音乐历史传统、风俗习惯、行为规范、生活方式以及社区成员共同的心理素质、价值观等的总和。”[2]学者也意识到单纯借鉴校园音乐课程模式无法满足社区音乐文化的需要，主要是因为“课程素材或内容偏重知识资源特别是学科知识资源的开发，忽略学科知识的新进展和各学科知识间的相互渗透和融合；从载体形式来看，往往偏重于纸质印刷制品，对于开发多样化的课程资源载体形式则重视不够；校内与校外课程资源的转换协调机制还未能很好地建立。”[3]社区音乐是立足于社区生活实际情况，以与音乐基本特征相符的精神性活动和物质性载体相统一的音乐表现方式，其内在的精神气质应体现为符合社区民众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文化心理，同时还要能与社区民众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心理素质保持统一。在我国当前的城市社区中，较为常见的社区音乐形式有两种：一种是以中老年群众为主体的兴趣爱好，如广场舞、大合唱、扭秧歌等社区音乐活动；另一种是接受了一定专业培训或具有较高专业素养的“票友”性质的社区音乐活动，如京剧票友会、戏曲票友会和音乐大奖赛等，后者对参与者的表演技能、表现技巧都有较高的要求。
中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华夏民族文化的发祥地。“逐鹿中原”“问鼎中原”“血沃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等都发生在这里，特殊的地理位置让中原文化形成了带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系统。因此，在开发社区音乐文化的过程中，应注重从中原地区的文化传统入手，将普通民众喜闻乐见的音乐表现形式进行整理、提升，使其在推动中原文化的创新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在河南很多城市的社区中较为常见的豫剧社团，就是一种符合中原地区文化要求的音乐表现形式。它主要以广大豫剧爱好者为主，采用定期或不定期的方式在社区中开展活动，深受当地群众的喜爱。还有部分社区推广的秧歌舞比赛，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表现形式，使社区居民在放松身心的同时，还能寻找到文化归属感和情感共鸣。
三、建立科学的社区音乐文化机制
一项工作能够最终从学者的理论思考落实到现实操作层面，不仅需要学者的理论不脱离实际，还需要有一整套的机制作为依托。
社区音乐文化的基本属性是民众自发形成的以兴趣爱好为基础的民间活动，相关文化主管部门不应过多干涉、也无需作过分解读。就近年盛行于我国各大城市和社区的广场舞，曾有学者将其解读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期、七十年代初期的宏大叙事背景下的“忠字舞”，也有学者将其解释为带有一定社会公共空间意识的表达形态。我们认为这些观点无一例外地存在以西方文化视角认识中国社会的价值偏见，是不足取的。代迅先生在《广场舞：意识形态、审美文化与公共空间》一文中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了深入分析，他指出：“城市规划建设中公共文化设施的严重不足和公共道德未得到充分发育，是广场舞扰民的重要原因。以健身为主要目的和以中老年妇女为主体的广场舞空前兴盛，包含了对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追怀和对中国当下医疗体制的感性批判。”[4]可见部分学者在讨论社区文化最突出代表的“广场舞”时所持有的认识是极为偏狭的，既未从当下的社会文化出发，也没有从实际情况考察，而是空泛地将其作“穿凿附会”的解读。社区音乐文化正是一种囊括了广场舞在内的社区文化表现形式，“广场舞的流行，客观上意味着经济繁荣、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安定，是和谐社区的大幅海报，是太平盛世的一道独特景观”[5]。我们需要完成的工作仅仅是对广场舞等社区文化活动加以正确地引导和提供一定的制度保障。
就“制度保障”来说，推广契合中原文化的社区音乐文化资源是促进社区文化稳步发展的基础，它同时还能够以“建制化”方式为社区音乐文化的发展提供制度依托。作为一种以民众自发和兴趣为引导的社会文化形式，社区音乐文化的发展形成经历了较为漫长的发展过程。为了能够提升社区音乐文化的影响力，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就需要一种社会制度作为依托。“前者是社会形式的成长过程，后者是当下的制度设计。”[6]我们认为社区音乐文化的制度设计应注重完成两个方面的工作：其一，挖掘、整理符合时代文化潮流，展现民族文化主体性和符合中原文化基本诉求的社区音乐文化资源；其二，为民众自发性的社区音乐活动提供一定的场地保障和技术指导，在努力提升社区音乐文化艺术品位的同时，促使社区音乐文化成为推动中原文化走向创新发展的精神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原地区的经济发展一度落后于沿海l达地区，造成了部分民众之间的地域文化歧视。事实上，中原地区精神发展的滞后状况是多种因素相互形成的合力作用的结果，绝非单纯的某一类因素可以左右。因此，我们应该抛弃以地域符号为主要评价标准的文化评判模式，在理性认识中原文化基本特质的同时，让历史悠久的中原文化焕发出生命活力。就社区音乐文化的制度建设来说，豫剧、秧歌、广场舞、大鼓等音乐文化表现形式已经在中原大地上取得了良好的发展，以社区主导、相关文化机构参与和民众践行的社区音乐文化已然呼之欲出。
四、弘扬社区音乐文化的意义和作用
中原文化是中原地区的民众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具有历史文化内涵和符合中原民众生活习惯、精神信仰的精神集合体，既有物质层面的载体，也有内化于中原人民心灵的文化沉淀。诚如我国著名思想家唐君毅先生所说：“文化非自然现象，亦非单纯之心理现象或社会现象。……文化即人之精神活动之表现或创造。”而梁漱溟先生则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指出：“文化是一种生活态度。”[7]无论是何种界定方式，中原文化必定是以中原人民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物质生活方式为依托，体现中原人民的生活“态度”。
将社区音乐文化作为中原文化创新发展的手段之一加以凸显，是社会物质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内在诉求，也是落实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必然结果。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满足之后，人民群众对精神生活提出了更多的要求。近年来盛行于各地的广场舞，就充分说明民间自发性文化娱乐活动的强大生命力。中原大地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它铸就的民族性格、民族特征，不仅要通过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掘得到体现，还需要在当下的文化建设中加以凸显。社区音乐文化正是一种既能展现厚重文化传统，也能彰显当下城市发展状况的文化形式。以社区音乐文化建设为切入点，将为中原文化创新发展提供新鲜血液，这值得深入探究。
目前，社区音乐文化的快速发展势头充分体现了社区文化建设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社区作为最基础的社会单元，是一个相对独立和完整的社会功能体，是整个城市发展水平的缩影。因此，社区文化建设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进入到21世纪之后，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和多元文化并存、互融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不仅需要积极吸收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更需要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挖掘文化主体性、增强民族自信心，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本文为河南省社科联课题“社区音乐文化在中原文化创新发展中的作用研究”系列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黄小缨.城市社区音乐课程资源开发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2.
[2]郑仁沛.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J].云南教育，2002（11）：99-100.
[3]黄小缨.城市社区音乐课程资源开发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2.
[4]代迅.广场舞：意识形态与公共空间[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11）：178，183.
[5]代迅.广场舞：意识形态与公共空间[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11）：178，183.
[6]陆敏珍.宋代永嘉学派的建构[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83.
[7]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2.
中原文化的基本特征范文第2篇
关键词：高等学校；办学特色；基本特征；挖掘提炼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试行)》中将办学特色定义为：“学校在长期办学过程中积淀形成的、本校特有的、优于其他学校的独特优质风貌”。它不仅是学校的重要标识，也是学校核心竞争力之一，关系着学校的生存与发展。为了积极推动高等学校走特色办学之路，办有特色的大学，在教育部组织实施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中，明确设立了“办学特色”这一重要指标，有力地推动了高校深入挖掘、认真提炼办学特色，坚定了高校走特色办学之路的决心。但在操作过程中，如何正确认识办学特色的基本特征，找准挖掘提炼办学特色的切入点，依然是高校面临的难题。
一、对办学特色基本特征与呈现形式的认识
对于办学特色，不同的研究者给予了众多实质内容基本相同、但表述各异的定义，但就其基本含义而言却不外乎“特别且出色”。这里的“特别且出色”是建立在有可比性基础之上的。所谓“特别”，就是一事物区别于它事物的独特性，从哲学层面讲就是个性与共性、一元与多元的关系，共性包含于个性之中，没有个性就没有共性。所谓“出色”，就是事物的某一品质具有优越性和先进性，不具有优越性和先进性的品质就无所谓出色。故特色是“特别”和“出色”两者含义的统一。
大学的办学特色具有独特性、优越性、历史性、社会公认性和发展创新性等特质。所谓独特性就是一所大学区别于其他大学的鲜明个性，体现为人无我有。优越性指在大家都有的情况下，我的更出色，体现为人有我优。历史的积淀是特色形成的基本条件，特色不可能一夜之间形成，必须经过历史的积淀，有一定的历史厚重性，处于比较稳定持久的状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特色不是一个学校自贴或他贴标签，也不是自我炒作的产物，必须得到社会的认可。另外，特色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外部环境的改变而与时俱进地丰富发展。
大学的办学特色有的是显性的，可以体现在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形态上：更多的则为隐性的，只有靠亲身的感受才能有所体会，但隐性特色通常更能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也是其他学校所难以模仿的。一所大学的办学特色，可以体现在学校的不同方面，比如规章制度、学科建设、专业设置、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等，但就其本质而言，必须与大学的基本职能相联系，脱离了大学基本职能的办学特色，就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和生命力。现如今社会普遍认可的大学的基本职能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另外，随着大学职能的拓展，一些学者提出的“传承、创新文化”的职能也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特色只有与大学的这几个基本职能密切联系起来，才能真正称之为特色，才能影响一个大学的存在和发展，促进大学职能的发挥。
二、立足学校的办学传统、理念、精神和文化挖掘提炼办学特色
每一所大学都是物质形态、组织形态和精神形态的集合体。物质形态是大学的基础，一所大学不但要有大师，也要有大楼，物质是一个大学存在的基本条件。组织形态是学校正常运转，实现大学职能的根本保证。而精神形态是建立在物质形态和组织形态之上的上层建筑。每一所大学都有其自身的历史积淀，在办学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办学传统、育人理念、校园文化与大学精神。这种传统、理念、精神和文化，通常是这所大学在一定历史时期，由学校的一个或几个关键人物――通常是校长――所倡导，并得到全校师生员工的广泛认可，在此基础上经过长期的实践、发展、丰富、提炼和创新而成的，在区别一所大学与其他大学时，具有最为丰富的内涵。办学传统、理念、精神和文化是办学历史较长，办学水平较高的大学挖掘提炼办学特色的重要切入点。
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为例。清华大学的办学特色总结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发扬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精神；严谨为学，寓教于研，基础与实践并重；又红又专，行胜于言，造就社会栋梁之才”。北京大学的办学特色总结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精神传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术传统；重视基础、尊重选择的育人特色”。我们知道，这两所大学在中国近代风云变化的历史中，始终站在时展的前列，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秉承着爱国奉献、追求卓越的精神，其各自所总结的办学特色都明显体现了对办学传统的传承和发展。清华大学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清华大学的校训；北京大学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则是对严复校长提出的“兼收并蓄，广纳众流”和校长提出的“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思想的传承。在这两所学校提出具有基本相同含义的“重视基础”之上，又分别有寓教于研、又红又专和尊重选择的不同特点，体现了各自人才培养的价值取向。
国外的著名大学也通常以自身的办学传统、理念、精神和文化作为特色，这些特色也都是对这所大学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所倡导并得到社会认可的。如柏林大学校长威廉・冯・洪堡提出的“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的传统：威斯康辛大学校长范・海斯提出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都是大学的职能”的理念：哈佛大学秉承“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大学精神：麻省理工学院秉承的“理工与人文相通，博学与专精兼顾，教学与实践并重”的育人理念，都已成为各自在世界上得到公认的办学传统与特色，并在一个时期乃至当今都起着示范和引领作用。
三、立足学校所处的区域环境与区域发展需求挖掘提炼办学特色
根据区域科学的界定，区域指的是占有一定空间，具有特定的政治因素、自然条件、经济状况以及社会的地域范围，是由内部诸要素，如环境、资源、人口、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基础设施、文化背景等有机联系而构成的一个复合体。每一所高校都存在于一个区域之中，在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都承担着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的重要使命。每个区域都有其独特的物质文化环境，一所大学要想在这种环境中求生存、谋发展，就必须与本区域密切结合，良性互动。在西部地区的高校，物质条件相对较差，就会更加重视艰苦朴素、自力更生精神的弘扬：在东部沿海的高校，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就会突显出开放办学的思维：中部地区的高校则会依托厚重的文化培养人才。大学校园是与外界环境密切联系的一个子系统，是学校精神、学术、文化的载体，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校园环境的水平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的质量，起着“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的作用。学校所处的区域环境与区域发展需求，是地方性大学挖掘和提炼办学特色的重要切入点。
例如，延安大学充分发挥地处“革命圣地”的独特
优势，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形成了“用延安精神办学育人，为全国提供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为老区建设提供智力支持”的办学特色。大学地处祖国西南边疆，处在一个极具特色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长期的办学历程中，铸就了“团结爱国，无私奉献，艰苦奋斗，争创一流”的藏大风骨，形成了“发扬老精神，秉承藏大传统，传承和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面向培养‘靠得住、用得上、留得下’的应用型人才”的办学特色。青岛大学依托青岛的国际化特点，践行开放办学理念，形成了“发挥地方优势，坚持开放办学，与青岛互动共进”的办学特色。郑州大学在办学实践中，立足中原，汲取厚重的中原文化精华，弘扬优良传统，强化素质教育，努力为国家特别是中原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形成了“植根与弘扬中原文化，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学科专业体系，培养高素质人才，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办学特色。总之，一个学校的办学特色集中体现着其所在区域的文化特征和区域发展需求。
四、立足学校的服务面向挖掘提炼办学特色
学科水平是高校办学质量和水平的重要标志，学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都是以学科为基础进行的。每一所高校，都有自己的服务面向，不同的服务面向，体现了不同行业对人才培养的不同要求，作为农林院校、地矿院校、水利院校、交通院校、师范院校、医药院校、艺术类院校等，对人才的素质品质都有着独特的要求，这类行业院校有着鲜明的学科专业特点和明确的服务面向。学校的服务面向是行业院校挖掘提炼办学特色的重要切入点。
例如，北京林业大学立足国家林业发展需要，在百年历史传统积淀和半世纪办学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知山知水，树木树人’，为再造秀美山川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办学特色。河海大学面向国家水利事业发展的需要，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形成了“将‘我饮河海一滴水，我献祖国一生情’的‘爱国爱水’精神融入每一位河海人的血液中，培养献身水利事业的人才”的办学特色。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坚持小规模、长学制，高进、优教、严出，形成了“秉承以培养能力为主的医学精英教育理念，着力培养医学精英人才”的办学特色。华中师范大学立足师范教育培养人才的基本特点，形成了“践行博雅教育理念，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办学特色，这一特色体现出师范院校培养的学生应具有广博的知识、博大的胸怀、高尚的情操和优雅的气质，也是学生步入社会、成为一名人民教师所必须具备的优良素质。
中原文化的基本特征范文第3篇
摘要客家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民系,其民俗体育活动有着深远的历史文化价值。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比较分析、逻辑归纳以及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从赣南客家民俗体育的形成入手,分析了赣南客家民俗体育的基本特征,注重其内在的哲学蕴含、社会蕴义,将其赋予独立的社会文化形态,促进赣南客家民俗体育向着科学化、规范化、社会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赣南 客家 民俗体育 研究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客家是汉族的一个民系,据专家研究是早在西晋末年、特别是在唐代“安史之乱”以后,宋、元、明几代汉人南迁于今天闽粤赣交界之山区,在相对封闭条件下形成的一个民系。这个民系较之后来在中国北方形成的汉民族更具传统性,粗略地说,北方保留了汉民族的器物文化,而客家人更偏重于汉民族的精神文化。从客家内部经济、文化交往来看,赣州是客家民系形成的“锚地”,约从晚唐元和至北宋末崇宁年间开始有大量汉民迁入。《隋书・经籍志》说:“广谷大川异制,人居其间异俗”,天下所有的民族,各个地区,都具有自己独有的风俗。客家民俗体育是指客家人聚居区经过漫长时间所形成特有的体育活动、习俗。赣南客家历史文化悠久,蕴涵民俗体育种类繁多,以其古朴和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而为世人所瞩目。其中很多均为其它民系包括其它客家地区所不见的大型民俗体育表演,如上犹九狮拜象、宁都竹篙火龙、寻乌香火龙、信丰大阿子孙龙、中村傩戏、白鹭抢打轿、崇义三节龙等等。它们既具有客家民俗的本土特色,又具有浓厚的民俗风情,既表现了客家人的情怀,又凝聚了客家人智慧的结晶。但由于受种种原因的影响,很多的民俗体育种类已面临消失和失传。
一 民俗体育概念
首先,民俗体育与民俗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它扎根于特定的民俗土壤之中;其次,民俗体育是文化传承的结果,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总是和特定的民族精神相联系;再次,民俗体育是在一个国家或民族中由广大民众创造,它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历史积淀;最后,民俗体育是那些民间体育中已约定俗成的体育活动形式。因此,本研究认为民俗体育是指在特定的民俗土壤之中,由广大民众创造、享用和传承,依托民俗节日产生发展的民间体育,是顺应和满足人们的多种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它总是和特定的民俗精神相联,具有特定的精神内涵。
二 赣南客家民俗体育的形成
从地理上和史实上看,赣南是客家大本营地区接受北方汉民族南迁的第一站。是客家先民的主要聚集地、中转站和客家民系的主要孕育地。客家先民自秦始皇时期历经6次大规模的中原南迁,南北文化交融荟萃,将中原文化与赣南本土文化共同构建客家民系的鲜明特征。赣南客家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客家体育文化,客家民俗体育活动是客家民系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客家民系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一种特殊反映。赣南客家远古时起就有各种祭奠、祈求、纪念、庆祝等群众性活动。在反映当地风俗习惯的活动和节令、节日期间,民俗体育应运而生,同时也形成了兼收并蓄的文化风俗、审美意识,并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客家民俗体育文化。
1 迁徙混融产生
客家民系在长期的迁徙过程中,不断与当地文化融合,交汇河洛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等客家文化的主体要素,同时融合了迁居地畲、瑶、僚、蛋等土著文化,从而使客家文化不仅具有汉民族共同体文化的共同性和丰富性,而且具有特有的地域性和差异性等特征。由于民性构成的混融特性,导致了文化构成的混融特性,因此其民俗体育文化也不例外。总体而言,赣南客家民俗体育结合了北方和南方的民间体育,如扭秧歌、踩高跷等大多由北方而来,马灯舞由江浙一带传入。当然,客家人聚集区原属南蛮之地,独具地方色彩的民间体育亦是保留原样式或多元混融。如“九狮拜象”,流传于上犹县营前镇,那里是赣南客家人中一个典型的聚落区,既有南宋以来的“老客家”,也有明末清初从粤东等地迁来的“新客家”。九狮拜象即在新客引入的龙灯、狮灯的基础上结合当地节庆风俗发展起来的大型灯彩活动,由1龙、9狮、1象、1麒麟组成,在每年的正月初二至元宵节期间进行表演。“麒麟狮象团龙”寓意团结和合、万众一心,祈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新老客家共处一个社区,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九狮拜象”是其中的一朵奇葩,这种现象与客家民系构成的混融性相一致。
2 山区农耕社会生活产生
客家地区地理地貌的基本特征是多山。逢山便有客,无客不住山。赣南客家人居住在中国南方武夷、南岭、诸广三大山脉交接地区,传统的经济生活方式是山地开发和农业耕作,所居住的是依山而建的客家土楼,所娱乐的是劳动闲暇而唱的山歌。从生存环境的地理特征来看,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是在山区所创造的文化,因此山区社会生活与原始体育形态有着血肉联系,古代客家人居住的赣南地区人烟稀少、林菁深密,求生极为不易。为了生存所从事的生产活动,就必须以跑、跳、投掷、攀登等身体活动为基础,涉及采集、耕种、渔猎等多项内容。如客家的春摇、搭绳过涧、扁担顶力、滑草等民俗体育活动,都大量的保留了客家人生产活动的特征。可见生产劳动的需要是客家体育运动的基础和基本内容。
3 宗教节庆产生
赣南客家人大体保留了汉族的传统节日,也增添了流迁过程中的节日,为传统节日注入了迁移居民的节俗内容。赣南地区许多民俗体育活动集中在上九会、元宵节、春节、花朝节、上已、寒食、清明节、端午节、重阳节、除夕、元旦等岁时节日以及庙会祭祀,与节庆礼仪及酬神、宗教、娱人相配套。如春节的舞龙、舞狮、舞马灯、调船灯等,清明踏青、端午闹龙舟,中秋“放孔明灯”等。而宗教信仰在赣南客家人的生产生活中有着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反映宗教信仰的宗教祭典活动内容丰富,具有客家人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并与体育活动紧密结合。如庙会祭祀活动中的游烛龙、样古史、飞刀圈、划旱船、跳傩戏、遇火练、上刀山、鞭春牛等活动,无不体现了赣南客家人通过简单的运动形式达到娱悦天地、告慰祖先神灵以及驱鬼降妖的目的。
三 赣南客家民俗体育的特征
任何地域文化,都是社会群体为了适应和改造生存条件而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系统。这些历史上创造出来的生存式样都是相互补充、相互制约而形成的一个统一整体。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则是汉民族的一种地域文化。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是整体和局部的关系,二者之间有同有异,同是共性,异是个性,同异之间又并非可以截然分开,共性寓于个性,个性体现共性。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有以下特征:
1 生产性
在赣南客家地区传统体育活动中,处处可以流露出客家人基于生存的需要和生产的需要,具有典型的农耕文化特色,其中以休闲娱乐的项目居多,活动多与农耕生产方式、生产工具,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相关。例如扳腰、滑草、搭绳过涧、扁担顶力等,这些人们喜爱的体育游戏,多半是劳动生产的休息间隙在田间地头里进行。独具特色的六子棋、鸡婆棋等赣南客家棋类,内容丰富多彩,但制作极为简单,随手在地上画一个棋盘,捡几颗石子、草棍之类当棋子,便可厮杀一番。赣南民俗体育既是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也是当地客家人长期以来赖以丰富生活、抒感、强身壮体、寄托希望、协调关系的一种特殊文化教育媒体,与生活生产息息相关。
2 多元性
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多元文化,它以中原文化为主体,融合了迁居地的畲、瑶、僚、蛋等土著以及河洛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等要素,具有汉民族共同体文化的共同性和丰富性,而且具有特有的地域性和差异性等特征。因此,从不同类型的文化互动来看,客家民俗体育文化属于多元文化,在客家文化生态中,客家人更易以开放的心态和积极的态度接受或传播一种文化,这当然取决于移民的数量和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能量,多种文化产生碰撞、冲突、互动和融合。因此,移民是客家民系融合的动因。
3 地域性
赣南客家由于其迁徙历史、入居地理环境及社会环境的特殊性,形成独特的民俗体育文化。赣南有十几个纯客家县,而各县的民俗体育活动又各具特色。仅舞龙舞狮而言,赣南就有游烛龙、香火龙、竹篙火龙、板凳龙、滚龙、稻草龙、瑞龙、凌龙、青狮、梨狮、席狮等等,有些民俗体育项目甚至只在固定的村落才有,如白鹭村的抢打轿、营前村的九狮拜象、中村的傩戏等等。
4 传承性
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来源于生活,并被人们世代相习,在群众生活中被反复遵照。它的传承性是靠心理信仰、传袭力量、习惯势力形成的约束力,而不是靠行政和法律。一项民俗体育一经形成,就会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虽经流传演绎而难免变异,但其核心和主旨总有因袭的内涵和固定的仪式。赣南客家民俗体育项目的发展带有一定的农耕生活、生产特点,如高脚赛跑、禾杆拔河、举石担、打石子、抬杠、春摇、落溏脚等,均从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演变而来,沿袭了农民的生产特点和要素,同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到传承的作用。
5 亲和性
从民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来说,在客家文化生态里,客家人更易形成强烈的开拓进取、自强不息的文化意识。客家人同根共祖,世代漂流,四海为家,创造了许多辉煌业绩。但是,不管在何时何处,只要听到客家口音和谈论到客家民俗,亲切感就油然而生。客家人善于用血缘、亲缘、地缘等各种条件建立同宗、同乡、同一文化内相互合作关系的团体主义精神。遍布各县的乡镇舞龙舞狮队便体现了这种精神,春节和元宵节,各村各镇以宗族为单位组成舞龙舞狮队,集中到祠堂祭祖。这种活动不仅增强了宗族的凝聚力,满足了族人文化交往的需要,而且加深了族与族之间的联系。
6 变异性
赣南客家历史上就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改土归流”后更是受汉文化的影响;同时,它又处于几大文化的结合部,历史上就是河洛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的交汇点以及各种土著文化也向其渗透。土著的民间体育文化也深受汉文化和相邻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如畲、瑶、僚、蛋等土著传统体育活动中的龙舟竞渡、舞狮子、扭秧歌等就深受汉族民间体育活动的影响,有的体育活动直接从汉族地区移植,最后变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运动项目,如梨狮、席狮、香火龙、踩高跷、打陀螺、踢毽子等。有的受到相邻少数民族体育活动的启发,有的运动项目本身就是这块土地上各族所共有的。如放孔明灯、叠罗汉、抢花炮、打牢钱、射弩、玩嬉灯等活动,在赣南许多少数民族中都盛行。赣南民俗体育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内容、结构甚至模式变化的属性。当然其变异并非总是积极的,或全部是积极的。
四 结语
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具有其自身突出的民族凝聚价值、独特的教育、健身、娱乐、竞技功能以及审美追求和极为丰富的民族情感内涵,它反映出独特的民系个性和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具有深刻的民族文化底蕴。赣南客家民俗体育文化大都是通过口授身传的方法流传下来的,这些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随着时光的推移和现代文化的冲击,面临被世人遗忘的境地。许多民俗体育项目已出现既无文字记载,又无技术传人的局面,一些项目甚至濒临灭绝。因此,对赣南客家民俗体育进行挖掘、整理和系统研究迫在眉睫。
我们要创新思路,采取有效的手段和方法,创造性地弘扬赣南客家传统体育文化。从体育的视角展示客家悠久的历史和多彩的文化。摸索出适合赣南客家民俗体育繁荣发展的道路,促使其不断规范化、科学化,让赣南客家民俗体育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为发展赣南地区体育事业、提高人们的身体文化素质以及为赣南地区经济腾飞做出贡献。
注:本文系赣州市社会科学研究课题(0766)。
参考文献:
[1] 周红兵:《客家风情》,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众文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版。
[3] 赣州地区志编纂委员会:《赣州地区志》,新华出版社,1994年版。
中原文化的基本特征范文第4篇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 创造性叛逆 红楼梦 受动性
一、引言
自古以来，“忠实”被捧为翻译的金科玉律，从支谦的“因顺本旨，不加文饰”、严复的“信、达、雅”、鲁迅的“宁信而不顺”，到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费道罗夫的“等值翻译论”及纽马克的“文本中心论”，这些翻译思想无不将作者及原作置于中心地位，很大程度上抹杀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以至于译者完全被边缘化。
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把译者的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贝尔曼（Berman，1995）认为，翻译研究应该把重点放在“翻译主体”上，必须以译者主体为基本出发点，并提出了“走向译者”的口号；操纵学派认为“翻译就是文化改写”。这些观点使学界重新认识到：译者作为翻译过程中原作和译作的中间人，是翻译过程中最活跃的因素，必须发挥其主体性。
翻译有创造性和叛逆性，创造性是它赋予作品崭新的面貌，叛逆性则是对原作的客观偏离，即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这一观点的提出，为译者主体性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认为，译者主体性不仅在于译者能动性的发挥，更体现在译者在翻译时的受动性会有意识地转化为能动性的过程中，这一过程正是译者进行创造性叛逆的过程。本文立足以上观点，通过选取《红楼梦》中体现译者主体性的若干例子，说明译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决定译文以何种形式呈现。
二、译者主体性与创造性叛逆
要了解译者主体性，首先要知道什么是主体性。主体性是指人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力、作用、地位，即人的自主、自动、能动、自由、有目的地活动的地位和特性。简言之，主体性就是主体的本质特性。对于“译者主体性”，国内有多个学者对其下了定义。译学辞典对“译者主体性”的定义是：译者主体性，亦称翻译主体性，指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本质特性，即翻译主体能动地操纵原本（客体），转换原本，使其本质力量在翻译行为中外化的特性（方梦之，2004：82）。明建（2003：22）认为：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屠国元（2003：9）认为：译者的主体性是指译者在受到边缘主体或外部环境及自身视域的制约下，为满足译入语文化需要，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一种主观能动性，它具有自主性、能动性、目的性、创造性等特点。
不难看出上述几个定义的相同点：都认为翻译的主体是译者，强调了译者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但主体性不仅只有能动的一面，还有其受动的一面。译者的受动性表现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受到原作者和原作的思想及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译者的主体性应该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在创作译本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但受到原作的背景及其文化的束缚，能动性的发挥并不是任意的。
“创造性叛逆”由法国文论学家埃斯卡皮（1958：137）提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考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能延长作品的生命，而且还赋予它第二次生命。”可见，翻译并不是单纯的语码转换，而是将原作置于另一个全新的语言和社会环境（即上文中的“参考体系”）中，参考体系的变化使得翻译由机械的文本对应转换为有意识的“叛逆”；在新的参考体系中，译作必将与目标读者产生新的文学交流，等同于在参考体系的变换中获得了新生，这正是创造性的体现。
国内研究“创造性叛逆”的学者谢天振提到，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表明了译者再现原文的主观努力，而叛逆性则是对原文的客观背离，但两者无法分离开来，是和谐的统一体（谢天振，2013：106）。译者的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译文的走向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译者的主观意识，但强调译者的主体性并不意味着译者可以肆意发挥、信马由缰，叛逆性是一种对原作的客观背离。如果译者过度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原作之上，那么其主体性就会走向极端，从根本上偏离了翻译这一本质任务。
译作是否忠实于原作，是判断译作优劣的重要标准和翻译成败的杠杆。那么，忠实是不是就意味着放弃译者的能动性？答案是否定的。“笨拙的‘忠实’也许会导致叛逆，而灵活的‘叛逆’也许正好揭示出真正的忠实。”（许钧，1997：41～42）当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无法实现其目的和需要时，其受动性就会有意识地转化为能动性。这种有意识的转换恰恰体现了“创造性叛逆”。
本文基于埃斯卡皮和谢天振的观点，结合译者主体性的特点，提出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创造性叛逆：1.特色翻译；2.有意识误译；3.改编。在下一部分中将对其逐一分析。
三、《红楼梦》英译本中创造性叛逆的体现
本文选择《红楼梦》作为语料。霍译本和杨译本的《红楼梦》都享誉国内外，但风格形式迥异，体现了鲜明的译者主体性特征。下文将从创造性叛逆的三个类型看《红楼梦》英译本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一）特色翻译
译者在践行翻译过程中会有自己的原则和策略，在处理相同的作品时，不同的译者往往会采取自己喜好的特征手段，本文称之为“特色翻译”。《红楼梦》中有200多首诗词，不但行文优美，而且大部分都有着深刻的内涵。在翻译这些诗词时，霍克斯和杨宪益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例如：
（1）原文：仙袂乍飘兮，闻麝兰之馥郁，荷衣欲动兮，听环佩之铿锵。（第五回）
霍译：And a shadow athwart the winding walk announces that she is near，
And a fragrance of musk and orchid from fluttering fairy sleeves，
And a tinkle of girdle-gems that falls on the ear，
At each movement of her dress of lotus leaves.
杨译：Her fairy sleeves， fluttering， give off a heady fragrance of musk and orchid.
With each rustle of her lotus garments，her jade pendants tinkle.
“赋”是一种以“颂美”和“讽喻”为目的的有韵文体，多用铺陈叙事的手法，必须押韵，这是赋区别于其他文体的一个主要特征。与其他诗歌文体一样，赋也讲究文采、韵律和节奏，经常采用排比、对偶的手法。创造性叛逆在诗歌翻译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诗歌中精炼的文学形式和丰富的内容紧密结合，译者在翻译时，若保留了内容，可能破坏形式；若顾及形式，则可能有损内容。从上文的《警幻仙姑赋》选段翻译可以看出，两个译本在内容上都忠实于原文，但却采用了截然不同的译法，译者的主体性在不同层面上得以发挥。霍译本沿用了原文押韵的方式，读起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杨译本在形式方面虽稍显逊色，但细细品读，亦有优雅婉转之感。
（二）有意识误译
误译可分为有意识误译和无意识误译。无意识误译不符合翻译的要求，其成因是译者对原文的语言内涵和文化背景没有足够深入的了解。这种译者主体性的错误发挥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范围，而且在翻译过程中应尽量避免。有意识误译，顾名思义，即译者“有意而为之”的误译，是创造性叛逆的体现和译者主体性的正确发挥。
《红楼梦》第一回有这样的描述：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两位译者对“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的翻译大相径庭。霍克斯译为“seventy-two feet by a hundred and forty-four feet square”，而杨宪益译为“a hundred and twenty feet high and two hundred and forty feet square”。根据中国古代的度量衡，1丈等于10尺，3尺等于1米；在英语中，1英尺等于0.3048米。因此，12丈=（12*10）/3米=40米=40/0.3048英尺≈131英尺。同样地，24丈≈262英尺。不难看出，霍克斯翻译的石头尺寸相比其真实尺寸大大缩小，属于无意识误译。杨宪益的翻译虽然接近真实尺寸，但也不算精确。根据《脂砚斋》的注解，原文的“十二”与“二十四”暗指金陵十二钗正册和副册。杨宪益已有所意识，故对尺寸稍加修整，以彰显其内涵，属于有意识误译。
在《红楼梦》中，作者用了大量的颜色词来描写服装、建筑、环境等，其中红色是贯穿全文的主色调。而在霍克斯的译本中，首先在书名的翻译上有意避开“红”字，而采用《石头记》这一书名，原文的“怡红院”“怡红公子”被译成了“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和“Green Boy”，“红色”被误译成了“绿色”。根据霍克斯的观点，红色在英语中有“危险、暴力、愤怒”的含义，如果把原文中的“红”译成“red”，很容易引起西方读者的误解。常规的译法已经无法传达原文的意义，因此为了迎合读者的文化心态和接受习惯，霍克斯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能动性，避开直译，采取有意识误译，这一过程体现了译者的受动性向能动性的转换。
（三）改编
改编不仅是作品文学样式、体裁的改变，也包括语言、文字的转换。中国人讲究和谐美，很多对偶的表达经常出现在人们的日常对话中。《红楼梦》中亦有不少例子。
（2）原文：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第十一回）
霍译：The weather and human life are both unpredic?table.
杨译：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 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
（3）原文：凤姐儿笑道：“我看你厉害。明儿有了事，我也丁是丁卯是卯的，你也别抱怨。”（第四十三回）
霍译：“You’re a hard woman！”said Xi-feng.“One of these days when I have you at a disadvantage， you mustn’t complain if you find me just as much of a stickler.”
杨译：“What a terror you are，”protested Xifeng， smiling.“Don’t complain next time you’re in trouble if I put on the screws.”
从上述几个例子中可以看出，霍译本基本放弃了原文的对偶形式，采用了通俗的句式翻译，杨译本也没有全部保留原文的形式。但是不能就此断定两位翻译大家没有能力再现原文的对偶形式，恰恰相反，他们都考虑到了这些句子虽为对偶，但都是出现在口语表达中，若是按对偶形式翻译，不免有文绉绉之感，失去了口语表达的随意性和自由性。鉴于此，两位译者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编，使之为读者所接受。
四、结语
翻译不只是简单的语码转换，更是围绕原作进行的再创作。再创作的过程是译者发挥主体性的过程。本文以《红楼梦》英译本为语料，从创造性叛逆的视角分析了译者主体性。研究发现，两个译本的《红楼梦》均体现了不同程度的译者主体性，展现了不同的风貌，说明译者不仅能赋予原作以生命，还能决定赋予它们以何种生命，也说明了译者只有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体性，敢于叛逆，敢于创造，才能让《红楼梦》这部鸿篇巨著为更多的外国读者接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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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ne[M].Paris：Gallimard，1995.
[10]David Hawkes& John Minford.The Story of the Stone[M].
中原文化的基本特征范文第5篇
关键词：统筹；人口；中原经济区；机遇；挑战
中原经济区就是以郑州为核心的中原城市群为依托，以河南为主体，涵盖周边省份地区的经济区域，它所涉及的范围加起来大概30个地级市，就河南的18个加上周边的20多个，人口大概1.7亿左右。
大中原经济区起草于2010年，是在现任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起草下，规划设立的综合性经济区，在十二五规划中正式成为国家级战略区。
改革开放的前30年，借助于海外市场，沿海地区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增长极发展迅速，占据全国经济总量比重较大；但沿海也出现了许多问题，面临转型，要保持全国整体经济发展不能单靠沿海地区，需要中西部地区的协调发展。前30年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外向型，靠外需支撑，此发展模式沿海有优势，沿海依靠内地的资源、人力等要素支撑其发展；后30年不是只依靠外需，而是内需和外需相结合。在强化内需的条件下，中原经济区本身就是国内最大的市场，也距离其他国内市场很近，有自己的市场和地理优势，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增长极。中原经济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格局的腹地，是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中枢。如果这一地区发展部起来，其他地区的发展就无法联系成一个整体，永远都是分割的。构建中原经济区是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的着力点，也是国家经济均衡发展的必然。
一、中原经济区的基本特征
区位优势明显，战略地位重要。中原经济区位于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带的交界，也处于长三角、环渤海地区向内陆推进的要冲，交通优势突出，我国主要的铁路、公路干线和第二条亚欧大陆桥都通贯其中，具有承东启西、联南通北的枢纽作用。国家促进中部崛起规划布局的“两横两纵”经济带中，就有“一纵两横”即陇海经济带、京广经济带和京九经济带位于这一区域。中国的运输费用为世界最高，良好的区位优势吸引了众多商家，“海马”，“富士康”等公司相继入驻河南。
2.自然人文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大。中原经济区地处我国暖温带及其向亚热带过渡地带，黄河、淮河、海河、汉水四大流域在此区域流淌，气候宜人，自然景观荟萃。该区域有多种矿产资源储量居全国前列，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中原地区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我国公认的古都有其四：开封，洛阳，安阳，郑州。历史源远流长，文化积淀丰厚。
3.劳动力资源充裕，人口压力大。中原经济区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该区域用全国约1/32的国土面积承载了全国约1/8的人口，全部劳动力人口超过1.1亿人。丰富的人力资源不仅能为本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支撑，而且为全国输出充足的劳动力。同时，这一地区也存在农村人口基数大、劳动力素质偏低、就业压力大等问题。
4.农业生产举足轻重，“三农”问题突出。中原经济区是我国有着悠久传统的农业大区，也是当今中国最重要的粮食生产核心区。全区耕地面积约1.9亿亩，占全国耕地资源的1/10以上，是全国土地耕种强度最高、农副产品供给能力最高的地区，无论粮食生产、还是肉蛋奶产量在全国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该区域粮食产量占全国的1/6，其中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近1/2。但与此对应，这一区域的“三农”问题比全国其他地方都显得更加突出，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比全国其他任何地方也要大得多。
5.平均发展水平低，工业化、城镇化任务艰巨。中原经济区产业门类比较齐全，工业基础特别是能源原材料工业、食品工业、装备制造业基础比较雄厚。河南的食品业占全国的半壁江山，“思念”，“三全”等都声名鹊起。洛阳的“宇通 ”“少林”等品牌已经名声在外。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人均经济水平、民生水平和工业化、城镇化水平明显偏低。2009年，中原经济区人均GDP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3/4；人均财政收入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1/4；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约低10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4/5；农民人均纯收入是比全国平均水平低近500元；城镇化率30%左右，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2/3。
综合分析，目前中原经济区内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大体接近，所担负的区域职能和发展任务也大体相近，都是我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地区和人口密集区，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担负着主要责任，都面临着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发展的迫切问题，都处于加快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的阶段，都处于亟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时期。同时，这一区域生态环境容量较大，集聚和承载产业、人口的能力较强，具有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条件。
二、中原经济区的战略定位
要立足于发挥中原经济区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人力资源优势，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加大改革创新力度，进一步凸显中原经济区的战略定位。
1.全国“三化”协调发展试验区。着眼于解决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安全之间的矛盾，通过加快工业化、城镇化，吸引农村人口向城镇持续稳定转移，提高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水平，确保耕地面积占补平衡，为农业的规模化、现代化创造条件，从根本上破解“三农”难题，走出一条农业大省、粮食大省、人口大省加快工业化、城镇化的科学发展之路。
2.全国新型城镇化先行区。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城乡统筹、社会和谐，加强城镇规划建设管理，深化城镇体制机制改革，按照产城互动、功能复合、环境优美、运行高效的要求，加快推动城镇化由粗放增长向集约高效发展转变，由城乡分割向城乡融合转变，在扩大规模的基础上加快提质增效，在加快发展速度的同时提高发展质量，走出一条内陆人口大省城镇化又快又好发展的新路子，为全国新型城镇化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
3.全国产业转移与集约发展先导区。充分发挥中原经济区“三个基地（粮食生产基地，能源材料基地，现代制造及高技术基地）、一个枢纽”和人力资源丰富、潜在市场广阔的优势，集聚产业，实现要素、产业、市场的良性互动，形成国家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支撑。加快承接境内外产业转移，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建设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粮食生产与农产品精深加工基地、人力资源基地，重要的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实现要素、产业、市场的良性互动和集聚集约发展，形成国家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支撑。
4.全国传统文化开发创新试验区。充分发挥中原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集聚优势，建设国际文化交流平台，打造一批地域特色明显、展现中原风貌、具有国内外影响的文化品牌，不断提高中原文化的影响力，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发挥历史文化资源丰厚的优势，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吸收世界先进文化，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创新，形成凝聚人心、促进崛起、引领现代化的新文化，成为全国重要的文化开发创新试验区。如新镇每年的“黄帝拜祖大典”，潢川的“黄姓起源地”。
在以往的经济区发展中，都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中原经济区以河南代表，粮食产量连续十年全国第一，肉蛋类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除了解决自己粮食问题还向外调粮食300多亿斤。中原经济区要走一条不牺牲农业和粮食生产为代价的三化协调的路子。以农业做保证，实现工农业协调发展。我们要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拉长农业产业链条，建设全国粮食生产核心区和重要现代农业基地，通过加快城镇化，工业化，逐步转移农村人口，解决人多地少矛盾。要不断加强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力度，用工业的力量保证粮食生产。在此过程中要建立健全公司+基地+农户等多种模式的利益连接机制。使农户们大树底下好乘凉，公司是众人拾材火焰高，基地在生产加工过程中尽可能的节约粮食。相信在我们的努力下中原经济区发展一定会有一个辉煌的明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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