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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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实证方法；理性主义；现象学

一、经济学研究方法方向的转变

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主流经济学推崇理性逻辑演绎和数学定量分析的实证研究方法，将“经济人”假设(人有理性，利己是人的本性，个人利益最大化)作为整个经济学思想体系中的前提性假设和基础性假设，并以其作为全部理论构架的逻辑支持点和方法论原则。

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以能够成为严格的科学为目标。也就是能够按照科学的标准。提出科学命题或假说，从逻辑上进行论证，并且不断进行检验，从而形成理论。因此，在西方19世纪中叶英国人约翰·穆勒把归纳演绎方法作为“唯一合理”的方法引入经济学研究，从而成为实证主义的样板。凯恩斯沿着约翰·穆勒的思路发展了演绎法，坚信反驳理论只能依靠事实。这使他成为倡导实证主义的中流砥柱。而罗宾斯主张经济研究不依赖伦理上的个人价值判断来看，他把实证主义方法看作是经济学至高无上的方法，

毫无疑问。实证主义方法对经济学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因此成为经济学的主流方法。但是近年来，实证主义的方法遭到了许多学者的批判。因为实证主义仅具有唯一的教条格式，其典型特点是：开头“引言”，接下来是“模型”或者其变种，之后是来自“经验的结果”，最后是结论。但是，如果对照现实，世界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和经济生活中的不稳定性，实证主义则一无所用。因此，经济学逐渐演变为“事后”的科学，或者，跟在“统计”后面的科学。其实，方法论学者早就警告过我们：统计指标的设计总是理论导向的，你相信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你就会设计什么样的统计指标。除非学术完全盲目。人们从未见过“统计”走在“理论”之前，因为即便“不相信任何理论”，也还是如丹尼森那样，相信了一种理论。

所以最近十年经济学演变的趋势之一就是经济学正在努力挣脱形式主义的束缚。自2001年诺贝尔奖授予阿克劳夫之后，经济学研究的热点便开始从“不完全信息博奔”和“拍卖理论”逐渐向其他方向扩散，而新涌现的方法就是现象学方法，即经济学开始“面向事实本身”。其实。这种研究方法的转变早在20世纪早期就开始了。科斯发表于1937年的《企业的性质》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经典著作。科斯明言，他的目标是首先要针对真实世界本身。然后才是理论本身的易于处理的需要。“这里所谓’易于处理’，就是指易于运用经济学累积的知识和分析技巧来处理研究的问题。”科斯认为如果把“易于处理”作为选择前提性假设的唯一条件，特别是当为了“易于经济学的处理”而以牺牲真实性为代价是，则是一种非常有害的做法。

所以经济学绝不应该只是闭门造车，也不应该不分青红皂白的照搬经济理论而去解决现实情况有很大差异的经济问题，必须要认识到真实世界的复杂性和现实生活的多维性。

二、向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直面现象的经济学正在要求经济学把视野从单纯的抽象的理论拓展到社会科学的另外两个维度——“价值的维度”和“事实的维度”。不错，经济学仍然要研究在给定了“技术结构”、“偏好结构”、“资源结构”以及“制度安排”之后，资源的最优配置——即“效率”问题，但是只要经济学家不得不参与对现实世界的“改造”，而不仅仅是“解释”世界，他们就不得不思考远比“效率”问题复杂得多的问题，也即思考“价值的维度”和“事实的维度”方面的问题。所以经济学的内在本质是非常切合现象学的口号“面向事实本身”的。正如胡塞尔所言“现象学：它标志着一门科学，一种诸科学学科之间的联系；但现象学同时并且首先标志着一种方法和思维态度：特殊的哲学思维态度和特殊的哲学方法。”

在《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中，胡塞尔为现象学方法规定了目标，即“面向事实本身”。对于这个口号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其核心是要求我们更充分更如实地倾听现象。这个纲领有否定的方面，也有肯定的方面。从否定的方面看，它表现为反抗一种对待哲学的态度，这种态

度将由传统承袭下来的一些凝固的信仰和理论当作出发点，而传统往往将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永远保持下去；它要求验明并蓄意消除理论上的构成物和符号表现形式，以便转向纯粹的现象。在这些偏见中，“思维经济原则”是最有害的一个，它受到实证主义者的特别拥护。这个原则可以远溯至“奥卡姆剃刀原则”，即若无必要，切勿增加实体。公允地说。实证主义者拒绝兑换夸大其辞的形而上学术语的支票，除非它们至少在原则上能够以具体材料的硬币清偿，他们这样做是有道理的，但他们将具体材料局限在“感觉材料”上，结果是既缩小了事实的范围，也更加远离了事实本身。

但是，现象学的意图不只是批判，更重要的是丰富和重建。“面向事实本身”，这个口号首先具有一种积极的目标，它要我们转向那些被它们面前抽象的理论模型从视线中遮盖掉的现象。当我们拘泥于理论本身的结构或特质，当我们受限于原先的理论范式时，事实本身就已被污染或歪曲。因此，“悬置”先入为主的理论偏见和认知模式也是现象学方法的题中应用之意。

但是什么是经济学必须面对的事实本身呢?“事实本身”在胡塞尔那里有两重含义：一方面是指被给予之物、直接或直观之物，它是在自身显形和感性的具体性中被把握的对象；另一方面它还意味着哲学所应探讨的实际问题本身，指所有那些以自身被给予的方式展示出来的实际问题。经济学的“事实本身”是在人们的生活世界中直接呈现出来的，在人类社会的各种活动中能够被人们直观到的，甚至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经济的“事实”。

细究起来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事往往与公认的经济学理论相抵触。在这种场合里理论预言的没有发生，而公认不会出现的事实却偏偏会出现。这就需要对“公认”的理论进行反思和批判。“现象学的批判不是反－驳，不是反－证，而是去理解被批命题，理解这些被批判命题的意义起源在哪里批判就是听出真正的动机。”显然现象学方法就是要去理解被批判命题，理解它们的起源和意义，把它们还原到它们得以奠基的经济事实本身。

三、真实世界的多维性

了解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庞杂文献的人不难理解为什么经济学家宁可把自己局限在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体系之内，而不愿意冒风险进入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不过，既然像科斯这样的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问题时，能够看到主流经济学家研究方法的缺陷，既然直面现象的经济学要求我们去阅读和理解其他领域的研究者早已取得的成果，为什么我们不能走出实证主义的迷雾呢?

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学分析范式的自信正在演变成哈耶克所警戒的“致命的自负”，这种心态，阻碍了经济学以沉静 谦逊的姿态借鉴与汲取来自其他学科的思想菁华。而实际上，经济学可以从法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和伦理学那里领受的思想滋养远比它给予这些学科的为多。经济学对于“工具理性”和实证方法的尊崇已经使得经济学家发展出一种精致而繁琐的数学语言，这种被许多经济学家指摘过的“数学形式主义”，在给予经济学思想以普遍性和统一性的同时，也抽象掉了经济学所必须关注的历史与制度这些重要的路径依赖要素，抽象掉了经济学思想背后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因而也同时消解掉了古典经济学中始终坚守和洋溢的人文关怀的精神立场。

尽管我们不能否认，现代经济分析中数学语言的运用，是经济学中一场重大的“修辞学革命”，它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联结全世界经济学者的一种共同话语标准，这似乎是任何科学成长的必经之路；但是我们同时也不应该放纵这种不适宜的泛滥的趋势。这种泛滥的后果，是经济学思想的日益浅薄化和形式化，数学语言在赋予经济学思想以某种“科学外表”的同时，抽象掉了经济学重要的“知识社会学”特征，即经济学实际包含着比数学符号和数理推算远为丰富和有意义的历史、制度、文化内涵，而这些特征是不可以经由数理形式而简化和通约的。因此，当经济学逐步巩固其数理形式并在这种趋势上过度发展的时候，古典时代的理性精神就逐步蜕化为一种机械的工具理性，这种趋势阻碍了经济思想自身的开展，也阻碍了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科际沟通以及与公众的交流。现代经济学在整个人文社会学科领域中变得越来越“孤独”了，它不但不是凯恩斯所说的“经济学的艺术”，而且以其晦涩枯燥和干瘪的经济学形式而使自己逐渐淡出思想界和大众的视野。

因此经

学必须走出日益禁锢自己的话语壁垒，降低“进入”的门槛，同时也融合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的成就。当经济学走出自己的领域时，它将发现社会科学其实是沿着两个维度而非单一的维度发展的，它将发现“价值的维度”对社会科学解释世界的能力至关重要，它将发现“意志维度”是人类行为的内在依据。

(一)价值维度下的经济学

我们知道，未来的经济学不会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模样。首先，当代经济学已经预示了“经济学帝国”可能达到的最大疆界一凡是“理性选择”与“实证方法”这两条件可以被同时接受的研究领域，在原则上都属于“经济学帝国”。其次，在“理性选择”和“实证方法”这两条件同时成立的领域里，“理性”的含义与“实证”的含义都已经遭到了来自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以及来自经济学内部的，例如阿克劳夫这样的经济学家的挑战。第三，新的综合早已经开始了，综合的经济学或许也可以叫做“行为学”、“社会学”、“政治学”，甚至“人类学”和“法律学”，按照不同的理性假设和实证程度假设，按照不同的问题和不同的看问题的角度。

于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阿马蒂亚·森显然是有勇气走出当前主流经济学困境的著名经济学家之一。他以哲学家的气质和情怀将伦理考虑嵌入经济学前提预设，直面真实世界中人类的真实行为。从而强调内在价值的重要性，提出了福利经济学新的多元评价准则，对关涉贫困的发展问题进行全新的界定。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森的经济哲学思想都趋向于一点：对真实世界的无限逼近。因而被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洛称作“经济学的良心”。如果说其他的经济学家偏倚实证的数字化的发展，那么阿马蒂亚·森却是以实证的分析为基础，将伦理考虑、哲学思索融入经济学，显示出他在学术研究中难得的执着品质，自始至终体现出他对真实世界的关注。

伦理学的嵌入：将核心预设复归真实的努力。在主流经济学以不由分说的态度牢固占据经济研究方方面面的时代中，森始终以难得的勇气对经济学施以伦理关怀，“把经济学和哲学工具相结合，使有关重要经济问题的讨论重新具有了伦理方面的考虑”。“他将伦理考虑作为一种内在价值重新嵌入经济学预设，而非仅仅作为经济学核心预设的辅补充，从而将经济学重新复归到注重人的价值和非理性因素的道路上。”

实际上从斯密开始，利己就不是人的甚至不是经济人的唯一的动机，自经济学对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的误读开始，经济学就只研究资源配置和效率最大化的问题、其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经济学将事实与价值二分、进而将价值判断剔除在经济学的考察范围的做法。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使经济学的信息基础受到了限制，而且也影响着它在真实世界中的实际预测，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陷入贫困的原因。可见把价值层面的考虑溶进经济学视线之中，将真实溶进理论预设，直面真实世界，是经济学转向中必不可少的一步。

(二)意志维度下的经济学

将人看作是“理性人”是经济学的主要假设之一。这种对人性的高度抽象化的处理为经济学建构自己的理论大厦起了奠基性的作用。实际上，经济学就是理性主义经济学，而“这一百多年的经济学发展大致可以看做‘经济学中的理性主义运动”’。可以说，理性主义与资本的结盟正是经济理性主义主导人类经济活动历史舞台的最终依据。资本决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术语。马克思认因为“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正因为如此，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中，资本就是整个现代社会的代名词，而“经济人”不过是理性主义的现代人，抽象演绎法不过是当性主义“抽象对象性”特征的固有属性，经济理性主义对最大化利益的追求也不过是资本增殖属性的必然要求。

行为经济学是近年来兴起的具有重要影响的经济学流派，“行为经济学不仅在分析范式上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有所不同，而且通过意志理性替代抽象理性，实际上颠覆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基。”行为经济学又称为“心理学的经济学”或“心理学和经济学”，它是在心理学的基础上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其核心观点是对经济行为的研究必须建立在现实的心理特征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抽象的行为假设基础上；从心理特征看，当事人是有限理性的，依靠心智账户、启发式代表性程序进行决策。关心相对损益，并常常有框架效应等；当事人在决策时的偏好不是外生给定的，

而是内生于当事人的决策过程中，不仅可能出现偏好逆转，而且会出现时间不一致等；当事人的这些决策模式和行为特征通过经济变量反映出来，结果市场有效性不再成立，各种经济政策需要重新考虑。

从这些基本观点看，行为经济学更加强调的是人的心理的整体性、易变性、非理性等意志的特征，是与主流经济学“理性人”假设有明显的不同。实证主义方法论被经济学广泛接受后，行为研究所依赖的心理学基础已经消失。主流经济学仅仅建立在抽象的不现实的偏好公理基础上。可见行为经济学是在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和批判中兴起的，它试图在心理学关于人的行为的研究基础上，讨论经济活动的当事人的各种心理活动特征对其选择或决策模式的影响；不同的心理活动影响到相应的决策模式，从而表现出相应的行为特征，这些行为特征又通过决策后果反映到具体的经济变量当中。

四、结语

人类进入20世纪后半期，经济发展已经日益受到越来越多的非经济因素的困扰，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大师研究的问题多为边缘性或交叉性课题，就是证明。这些理论和实践都在呼唤预示着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转变和发展。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范文第2篇

如今这本《新卖桔者言》，收录了张五常先生谈价格、土地、劳动合同、国际贸易的多篇随笔，还是那种以闲话家常文字探讨司空见惯经济现象的路子。若将书名拆开了看，有五重意思：“新”，是这个聪明的懒人在“卖桔者言”的基础上，育出的“桔子”改良品种，或日姊妹篇；“桔子”，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卖”，当然是小宗贸易，但经济学所要研究的要素在此过程中缺一不可，也渗透了经济市场的种种吊诡和好玩之处；“卖桔者”，张教授也，一位旁观者亦是参与者；卖桔而后“言”，是从现象或者事实出发，从而作出合理的解释。

以小窥大，六个字当可概括五常教授的经济学方法论要点：之一，行内中的“实用”或“应用”经济学，一般是以理论分析为起点。然后引用真实世界的例子作示范。张教授则倒转过来，先以一个自认有趣的真实世界现象为起点，再用经济学理论来分析。前者是求对，后者是求错。换言之，前者是先搞好了理论，然后找实例支持。后者是先见到一个需要解释的真实现象，然后以理论作解释，在思考的过程中无可避免地要找反证的实例。之二，关于科学方法，是“看不到则验不着”。张教授喜欢用简单的经济理论，即一条需求定律，把局限的转变化为价格或代价的转变。当然，能达到得心应手的境界需要花长时日。但是任何科学推出来的假说，一定要可以观察到的才可以验证。说什么动机，什么恐吓、卸责、偷懒、勒索、博弈游戏、机会主义等等，一般不是实物，无从观察，所以无从以这些术语连篇的理论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假说来。不是说这些理论没有道理，或不可信，但基于无从观察的术语或概念发展出来的理论是在说故事，缺乏科学的解释力。

有人说，张五常是经济学领域最勤快、大概也是最合适的“经济学传教士”。就说这本《新卖桔者言》，文笔轻松，但却力透纸背。他笔下的世界千奇百怪、精彩纷呈，从邓丽君、中国大酒店到铁饭碗与国企职工，从养鳟鱼、除夕夜香港街头卖金橘到中国的体制改革……落笔处看似很细小，但其背后的视野却是一个百废待兴、锐意改革国家的全方位形象，而经济学200多年的知识脉络和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及思想也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眼前。

张教授一贯特立独行，其辣言辣语在学界备受争议，却总也绕不过去。比如他对新劳动合同法的看法。国家正式实施新劳动合同法。意在保护劳工的合法权益。这在很多人看来，不啻为一场雨后甘霖，尤其是劳工。为何?收入有基本保障了嘛。可张教授在《不救工业，楼市何救哉》一文中却又说： “新劳动合同法意图协助劳工，但除了很少的一部分。尤其是那一小撮要搞事图利的人，基本上此法是害了穷人自力更生的机会。”此言一出，舆论哗然，驳斥之声骤响，但教授不为所动。《道德经》里的一句话：“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现在为什么高技能人才很少失业?为什么那些具有高职业素养的人很少被淘汰?归根结底，职能决定职路。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张五常的言辞虽然火辣了点，但却说到了点子上。设法放开劳工自力更生的机会才是解决他们成长自我、不被淘汰的根本之道，所谓有了金刚钻，才会揽瓷器活。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范文第3篇

[基金项目]国家“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2009XZ09520-030）；中国中医科学院自主选题项目（ZZ0808016）

[通信作者]*王连心，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医诊疗规范化及疗效再评价，Tel：（010）64014411-3316，E-mail：

[作者简介]谢雁鸣，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医临床评价，Tel：（010）64014411-3316，E-mail：

[摘要]联合用药在临床真实世界广泛存在，是中药上市后再评价的重要部分及内在要求，包括从临床真实世界出发，评价联合用药的合理性、有效性和安全性；联合用药体内代谢成分及机制研究；联合用药的风险/效益评估和成本-效益卫生经济学评价等。该专题已对冠心病、中风、失眠、抑郁症、病毒性肝炎、带状疱疹、银屑病、异位妊娠等内科、皮肤科、妇产科疾病的临床联合用药进行示范研究，同时提出构建临床联合用药多学科研究联盟，探索出一套中西药联合应用评价及机制探讨的模式，有助于推动中医学术发展，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

[关键词]联合用药；真实世界；临床评价；创新联盟

联合用药（drug combination）是指为了达到治疗目的而采用的2种或2种以上药物同时或先后应用[1]。近年来，我国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糖尿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呈持续上升和年轻化的趋势，已经成为我国城乡居民的主要死亡原因并带来沉重的医疗负担。结核、艾滋、肝炎等重大传染病发病率居高不下，SARS、甲型H1N1流感等新发传染病不断出现，传染病防控形势依然十分严峻。许多重大疾病包括常见多发病仍然缺乏经济有效的防控办法和诊治手段，对于这一类复杂性疾病，很难用一种药品实现全部的治疗目的，因而，联合用药在临床真实世界中普遍而广泛的存在，对临床联合用药的研究既是上市后再评价不可忽略的重要内容，又是其不可回避的内在需求。联合用药的模式主要有西药-西药联用、中药-西药联用、中药-中药联用等。例如活血化瘀类中药与阿司匹林、氯吡格雷等联用抗血小板凝集，益气扶正类中药与化疗药联用抗肿瘤，清热解毒类中药与抗生素联用抗感染等[2-9]。

早在《神农本草经》的中药理论“七情”思想，除单行外，本身就是一种联合用药[10]。从现代药理来看，无论是体外相互作用还是体内相互作用，总的说来联合用药结果有2种：一是使原来的效应增强，即协同作用（synergism），二是使原有的效应减弱，即拮抗作用（antagonism）。其中，协同作用中又分为相加作用和增强作用，拮抗作用中又分为相减作用和抵消作用 [11]。中药在临床实践中一直发挥着“高效低毒”、不可或缺的作用，随着国内中西药物种类的不断增多，中西药联用较为广泛[12-16]，不仅提高临床疗效，降低不良反应；还缩短住院天数，节省卫生资源，其效果已得到医学界的普遍认可。那么，联合用药有着怎样的科学性、合理性和有效性、安全性？药物之间相互作用的“量”与“时”对风险与效益评价有怎样的影响？联合用药在患者体内生物转化过程中有怎样的代谢特点和怎样的机制？以上都将成为临床联合用药研究的关键问题，为明晰这些问题，需从多个角度综合论证。

第一，要进行联合用药的临床评价。临床问题既是联合用药研究的起点，又是落脚的重点。临床评价包括使用合理性的评价、有效性的评价及安全性的评价。对于合理性，要评价其是否按照说明书规定的适应病症、用法、用量、药物相互作用及配伍禁忌等应用。对于有效性，既应该评价症状改善等主观指标，更应该引入国际通用的客观指标。对于安全性，需考虑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联合用药用于患者后，多种药物组分或成分在体内相互作用是否产生毒性，二是联合用药在有效性方面起到相加或增强的协同作用后，是否加重安全性问题，如活血化瘀药联用阿司匹林、氯吡格雷等抗血小板凝集药品后，在加强抗血小板凝集疗效的同时，会不会加大出血风险？联合用药临床评价的文献研究、真实世界回顾数据分析和前瞻性研究相结合，可为其提供一套方法体系，只有形成一套涵盖评价内容及质量控制方法的规范与标准，才能使结果真实可信。

第二，要进行联合用药的生物转化研究。每种药品都有其成分特点、药物代谢动力学规律曲线以及作用靶点和通路，那么，2种及2种以上的药品联合应用后，经患者体内生物转化，会形成怎样的代谢成分？间隔不同时间服用后，分别有怎样的代谢成分改变？靶点和通路随之怎样改变？网络药理学、人体群体药代动力学[17]、以及代谢组学、基因组学等技术方法都可以借鉴到此类问题的研究与解决中；临床聚焦后但难以开展的问题，也可与基础实验室探索相结合。

第三，要进行联合用药的效益与风险评估。药品上市后在临床的使用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对效益（药品对目标适应病症的疗效）与风险（药品治疗疾病是否有安全性问题）的评估与权衡。如果说药是一把双刃剑，那么联合用药更是为其利弊评价提出了更深一层的问题，用药品种越多，药物相互作用的发生率就越会增加，进而影响药物疗效或毒性的几率也会增加。联合用药通过对效益与风险的评估与权衡，可以阐释联合用药的治疗学优势，为临床治疗方案的制定与优化提供依据，推动临床学术发展。

第四，要联合用药的卫生经济学评价综合研究。安全、有效、经济是药品合理使用的几个要素，因而，临床联合用药应积极成本与效益分析，为医疗卫生资源优化配置，以及为破解医疗保险制度改革难题、构建新型的中国卫生政策体系等提供考据。

本专题已从临床真实世界电子医疗数据中对联合用药特点及规律进行探究。对于心脑血管疾病联合用药的研究，马金辉等[18]发现高血压病中医证候以痰瘀互结居多，建议临床治疗上按照西医指南（应用钙离子拮抗剂、ACEI类、ARB类、β-受体阻滞剂、利尿剂类等五大类降压药）严格降压的同时，应注意结合化痰祛瘀中药。杨薇等[19]发现缺血性中风病入住中医医院的患者多为中经络者，中西药物使用最多的分别为阿司匹林和疏血通注射液。姜红岩等[20-21]发现冠心病患者多合并高血压、糖尿病，中西医联合治疗冠心病已较为普遍，活血化瘀中药是冠心病治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与抗血小板药、硝酸酯类药物联合应用，其中药物使用最多的分别为丹红注射液和阿司匹林。对于慢性传染病联合用药的研究，如病毒性肝炎，李蕴铷等[22]发现其联合用药方案中以甘草酸二胺联合还原性谷胱甘肽、胸腺肽和多烯磷脂酰胆碱为主，建议宜选用中西医结合模式进行治疗。对于精神障碍类疾病联合用药的研究，崔界峰等[23]对失眠患者合并疾病情况及中西药治疗用药规律进行探讨和分析，发现失眠患者合并疾病以心脑血管疾病、代谢疾病及焦虑抑郁障碍为主，合并用药使用最多的是西药-催眠药和中药-活血化瘀剂合用，使用频率最高的前10位中药分别为舒血宁注射液、疏血通注射液、银杏叶提取物、天麻素、灯盏细辛注射液、血栓通、丹红注射液、复方甘草片、三七通舒胶囊和苦碟子注射液；前10位西药为阿普唑仑、阿司匹林、奥氮平、桂哌齐特、氟哌噻吨美利曲辛、唑吡坦、奥拉西坦、艾司唑仑、茴拉西坦和吡拉西坦。郑军然等[24]探索抑郁障碍患者特征以及中西医联合治疗情况，发现氟哌噻吨美利曲辛、银杏叶提取物单药使用率最高，舒血宁注射液与氟西汀的联合使用率最高。另外，本专题还有对皮肤科疾病联合用药的研究，例如，袁玲玲等[25]对带状疱疹患者一般信息、中医证候、西医合并病、与发病节气的关系等以及中西药联合应用情况进行分析后，发现带状疱疹中医证候以肝火湿热为主，治疗宜选用中西医结合模式，且联合用药方案中以活血化瘀药和神经营养药为主，中成药使用最多的为丹红注射液。李建红等[26]对银屑病患者的临床特征和中西药联用情况分析发现，其合并疾病以代谢性疾病和上呼吸道感染为主，临床联合治疗普遍存在，抗炎保肝、清热解毒、活血化瘀类中药与西药（如抗过敏、抗感染药物与糖皮质激素、维甲酸等）联合应用较为常见，甘草提取物与西药联合应用最为常见；联合应用的西药有维生素C、葡萄糖酸钙、酮替芬、西替利嗪、维甲酸和外用糖皮质激素等。对妇产科疾病，本专题同样有联合用药方面的研究，李丽等[27]探索真实世界中异位妊娠的用药情况，发现异位妊娠患者的临床用药类别比较集中，中西医结合治疗多在西药抗炎、杀胚、止血基础上辨证应用中药清热解毒、活血化瘀、补益扶正治疗，最常用的中药种类是清热解毒类药、活血化瘀类药、补益气血类药，中西药联合应用常见组合依次为清热解毒类中药+抗生素、清热解毒类中药+止血药、活血化瘀类中药+抗生素、补益气血类中药+抗生素、活血化瘀类中药+止血药、补益气血类药+止血药、活血化瘀类中药+杀胚药，为临床治疗方案的制定提供了参考。

对于临床联合用药的研究，将有利于推动临床学术发展，同时也有利于药品自我定位、彰显临床价值、拓宽应用领域，从而为药品企业深化发展提供根据。如前所述，临床联合用药这一科学问题，需要多领域、多学科专家共同完成。因而，可以围绕临床联合用药临床评价及机制等研究，建立联合用药研究联盟，以国家政策为导向，临床需求为目标，探索一种集约型的科研模式，整合科技资源，利用学科交叉发展，攻克瓶颈问题，为指导临床安全合理用药提供有力依据，增强中医药原始创新能力，进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使医、产、学、研、用紧密结合，为中医药行业及企业的发展注入活力与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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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范文第4篇

年9月2日，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 Coase）逝世，万人哀痛，世界黯然。作为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奠基人，产权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的开创者，科斯在八十多年学术生涯里对经济学边界的拓展和思想的解放做出了杰出贡献；而作为关爱世人、关怀世界的智慧老人，科斯在102年生命时间里对经济学常识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对拉近真实世界和理论世界的距离也付出了很多心血，且成果斐然。

大隐于市

从人生经历看，科斯有点像电影《阿甘正传》里的主人公，一生伟大而又平凡。伟大之处在于，他几乎获得了一个经济学家所能得到的所有尊敬和荣誉；平凡之处在于，他看上去只是在人生不同阶段努力做好了一个学生、一个讲师、一个教授、一个主编和一个学者的本分，既没有太大的跌宕起伏，也没有额外的政治精彩，所有伟大成就的取得都像是一个顺其自然甚至是命运使然的过程。

1910年12月29日，科斯出生在伦敦的威尔斯登，和阿甘一样，科斯出生就有腿疾，经常会戴上铁质器械辅助行走；17岁时，在残疾人学校上学的科斯以优异成绩考入大学，并于4年后取得了商学士学位。学生时代的科斯表现优秀，但也谈不上天赋异禀。从22岁开始，科斯先是当了6年助理讲师，随后又当了9年讲师和4年高等讲师。41岁时，科斯获得伦敦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并离开伦敦经济学院，转至美国，先后在布法罗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担任教授直至退休，在此期间，他还于1964年起兼任《法学与经济学》杂志主编。就任职高校的经历而言，科斯也是一步一个台阶。比起28岁就成为哈佛历史上最年轻教授的萨默斯之流，科斯可能称不上“青年才俊”，但却是历久弥芳，他27岁身为助理讲师时写出的论文，虽然没有立时成为学术焦点，却在很多年后被重新发现并被奉为学术经典。

1991年，81岁的科斯由于“揭示了经济制度结构和函数中交易成本和产权的重要作用”而摘得经济学最高荣誉――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于科斯而言，独得诺奖的确是恰如其分、实至名归，但在很多人看来，这个褒奖来得太晚，毕竟直至1991年，诺奖已经评选了22届。而上帝似乎比瑞典皇家科学院更具慧眼也更加公平，为了弥补诺奖迟到的遗憾，他给了科斯一个健康的身体，从而避免了科斯像凯恩斯和罗宾逊夫人一样由于不是足够长寿而与诺奖终生错过。

大道无形

从学术成就看，科斯有点像是武林至尊张三丰，同样高寿，同样智慧，同样不拘泥于招式，同样随心所欲不逾矩，单纯而不简单，深邃而不复杂，在释放自己的同时也解开了学术于思想上的深层束缚。科斯一生学术成果丰厚，其中最著名的两篇论文分别是1937年的《企业的性质》和1960年的《社会成本问题》。科斯在学术上的重要贡献和伟大之处在于，他细致思考了经济学家们视作理所应当的基础性问题，打碎了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自加于身的锁链，并让学术理论真正接上了地气。

自亚当・斯密以来，现代经济学的核心主线在于发现、论证和完善市场机制。经济学家们先是发现了“看不见的手”，在庞大冗杂的经济体系里，数不清的生产者生产出五花八门的商品，数不清的消费者又在购买并消费着形形他们需要的东西。而价格机制潜移默化地发挥着调节作用，最终使得供需平衡，所有产品市场都能够达到出清的均衡状态，而社会资源也由此获得优化配置，消费者效用也由此实现有约束的最大化。这真是一个神奇的机制，但口说无凭，文字描述难以服众，以至于经济学家们不得不借助数学的力量来验证市场机制的存在性和有效性，最终经济学家做到了，经济学也由此具备了一定的“科学性”并进入繁荣发展期。

科斯很早就敏锐地发现，斯密式的市场机制作用于一个假想的抽象世界，经济学赖以自鸣得意的理论体系其实都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设基础之上，而这些假设尽管看上去颇有道理，但并不现实。于是，科斯进行了一系列在现在看来极具创新性和突破性的思考，而放在当时，这些思考既独辟蹊径，也有些离经叛道。首先，传统经济学有一个不易察觉的隐性假设，那就是供给者是无差异的，供给者是一个统称，而并不区分他到底是谁。但科斯注意到，商品供给者是不一样的，既有个人，也有企业，于是他提出了一个传统经济学无法回答的问题：为什么会有企业？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要反思经济学另一个重要假设，传统经济学默认经济人都是理性的，所谓的市场，即生产者和消费者发生交易的地方，也是一个理想化的无成本世界，就像是物理学上“无摩擦”的世界，人们不需要克服任何阻力或困难，就能自由生产、交易和消费。但现实却是，经济世界是有摩擦力的，人们也并非完全理性，因此，交易在搜寻、协商和成交等环节都有成本。而企业的本质，就是利用管理机制替代市场机制，实现企业内部的成本集约。而企业的边界则取决于这种替代是否有效，企业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管理机制协调资源配置的成本将等于并大于市场直接进行资源配置的交易成本，这时，企业就没有必要继续扩大了。

此外，科斯还注意到，传统经济学不仅默认供给者是无差异的，而且还默认交易是物的交换，但实际上，真实世界的交换本质上是权利的交换，无论交易对象是有形的苹果还是无形的排污权，买卖双方交换的是一系列的权利。而既然交换的是权利，那么法律上的产权设置就变得十分重要了。将法学概念融入经济学，再结合自己提出的交易成本，科斯得出了两个重要结论，这就是被后人津津乐道的“科斯定理”：如果不存在交易成本，那么只要产权是清晰的，无论产权最初如何分配，市场机制都能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如果存在交易成本，那么产权的最初分配将影响到市场机制作用后的资源配置结果。

本质上看，科斯的经济学学术贡献不仅在于引入了交易成本，开启了产权理论和企业理论，更在于解放了抽象假设之于经济学的束缚，进而让经济学更加贴近现实。更进一步看，科斯真正伟大的地方不在于他提出了什么、研究了什么，而是以一生践行并示范了务实主义学术精神。科斯熟谙经典理论，但从不盲从和轻信任何权威，反对“黑板经济学”；科斯精通数理，但其经典论文从不炫技，很少使用数学，依旧能做到逻辑清晰、论证有力；“科斯定理”家喻户晓，但是后人所归纳，科斯本人对教条式总结和机械式套用深恶痛绝，始终提倡在尊重现实的基础上关注现实和研究现实。

大爱无疆

从中国影响看，科斯就像他曾经研究过的灯塔，为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提供了理性的光亮。作为智慧老人，科斯对世界、对世人、对中国的关爱是真切、朴实的，同为诺奖获得者，他不像蒙代尔，经常现身于中国各类高峰论坛；也不像克鲁格曼，偶尔在媒体专栏上指点江山。科斯始终在切实地关注中国、研究中国，用经济学家最本分的方式表达关爱。他不仅多次自己掏钱资助围绕中国经济和制度的学术研讨会，还于晚年和助手王宁一起出版了《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对中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进行了详尽解读，为国际社会和学术界更多、更真切地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帮助。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范文第5篇

林毅夫、张维迎两位著名经济学家关于政府要不要干预市场和经济的激烈交锋引发舆论广泛争议。林和张的各自观点，实际上反映了学界和政界关于中国改革方向争论的焦点――改革该向何处去？而核心的核心，就是政府和企业该如何变革？问题焦点指向明确：政府和市场哪个更重要、更有效？

市场重要，还是政府重要？经济学大家道格拉斯・诺斯在1981年提出诺斯悖论指出，国家具有双重目标，一方面通过向不同的势力集团提供不同的产权，获取租金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国家还试图降低交易费用以推动社会产出的最大化，从而获取国家税收的增加。国家的这两个目标经常是冲突的。“诺斯悖论”描述了国家与社会经济相互联系和相互矛盾的关系，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经济衰退的根源。就是说政府既可能成为维系国家秩序和谐治理，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扶持之手”，也可能成为干扰国家秩序，抑制经济发展的“掠夺之手”。

在诺斯悖论之前，诺奖得主科斯也提出了一个科斯定理，关于这个定理，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只要财产权是明确的，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那么，无论在开始时将财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配置。

是诺斯悖论还是科斯定理正确？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目前，虽然中国的商品市场化发展起来了，但是，要素和服务领域的市场化还相对滞后，土地、劳动力、环境和资金等要素价格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扭曲，制约着实体经济的发展。经济增长速度提高了，但能源、资源和环境对发展的制约也开始显现。在大家都重视“总量”问题的背景下，提升“质量”的要求日益迫切。民营经济搞起来了，但在诸多行业和领域阻碍和制约民营经济做大做强的垄断因素也不断凸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行政管理体制基本建立，但经济调节“越位”、市场监管“缺位”、社会管理“错位”以及公共服务“不到位”的问题依然存在。

事实上，正如经济学家周其仁所言：无论在产权的重新界定、企业家职能的发挥、市场经济框架的完善、还是国家权力的约束与规范方面，中国都有面临大量未完成的议题。作为渐进改革策略的一个结果，很多困难而艰巨的改革任务留在了后面，并面临改变着的社会思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