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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常态的理解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经济新常态的理解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经济新常态的理解

经济新常态的理解范文第1篇

一、经济常态下我国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股权过度集中降低制衡度

主要表现在很多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与非国有股比例严重失衡,国有股占比占绝对控股地位,直接导致股权过度集中于国有股一方。也有很多上市的民营企业存在家族股东或者私人股东过度集权的现象。为股权比例失衡的状态下,就会导致股东之间约束力和监督力的软化,股东大会也难以发挥约束董事会的实效。具体而言,上市公司股权过度集中,非国有股股东占比太小,严重制约了其话语权和决策权,参与决策带来的收益根据持股比例来分享,很显然对中小股东参与股东大会决策的激励不高,积极性和主动性下降,更多只是“走过场”,“搭便车”现象普遍,股东之间难以形成相互间的制约和制衡。以猴王股份有限公司为例,猴王集团利用在其持股比例中的绝对优势,不按规定程序使用资金,乱用猴王股份有限公司名义为集团获取贷款或为本集团提供贷款担保,最后只能以猴王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来偿还华融资产管理公司1.08亿巨债,究其原因在于一股独大,制衡机制失效,公司难以规范化治理导致。

(二)股权结构复杂弱化流通性

从上市公司发行股票种类来看,有普通股、优先股和其他类型股票,不同股票代表股东享有不同的权利,流转需要的条件、时间、价格、市场也不同,不同种类的股票只能在规定的市场中流通,国有股、法人股按照规定是不可以流通的,加之上市公司国有股比例过高,股权比例严重不平衡,也就无法通过收购股票来获得控制权,进而约束管理层,使得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呈现固化特点,大大降低了股票的流通性。

(三)治理机制不完善

内部控制机制不完善,股权集中加上国有股的所有者虚位,容易造成决策权、经营权的过度集中,董事会、监事会设立和内部成员结构不科学,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占绝对优势地位的大股东为了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往往损害其他中小股东利益。具体而言,国有股持股代表一般是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局等,追求的目标包括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当政治目标与经济目标冲突时,往往以政治目标为主,加上职业经理人市场化程度不高,高级管理人员相关的知识经验不足,对公司内部控制的重视程度不够,甚至存在披露会计信息失真、虚假的问题,内部控制成效不佳,直接威胁了国有资产的安全。此外,在外部治理方面,由于公众股相对于国有股、法人股等而言,股东持股比例过低,而国有股、法人股的非流通性,使得股权比例僵化,公众股进入难度加大,一方面直接约束了公众监督的力度,另一方面加大了国有股、法人股长期持股所承担的资本风险。在股权激励中,期权过度集中于高管手中,导致价值分配不均,难以发挥期权对员工的激励作用。

(四)母子公司管理体制不完善

基于母子形式的灵活性,很多上市公司选取母子公司形式来拓展规模。随着经济新常态的推进,母子管理形式在整合资源、决策、经营方面都取得了较大进步,但是由于股权过度集中,母公司越权干预控股公司的决策和管理,经过包装的上市公司集中了几乎所有的优良资产和资源,甚至存在利用包装上市公司增发、扩股行为来“圈钱”的行为,直接威胁到小股东利益,也不利于股票市场的正常运转。

二、经济新常态下的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优化建议

(一)优化股权构成比例

首先,正确看待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现象,股权过度集中虽然带来诸多问题,但是并非主张过度分散的股权结构,应该改变国有股代表的直接参与管理的角色定位,转变为公司发展的政策制定和监督角色。同时在维护相关利益者和内部职工、小股东权益下,分行业、分企业地加快国有股配售的步伐,可以让董事会和职业经理人参与到公有股的分配中,直接与相应的经营成果挂钩,充分发挥股权的激励作用。其次,鼓励公众持股、机构投资者持股,从而压缩国有股占比,改善股权比例。具体而言,增发社会公众股,将公众利益与公司利益相挂钩,提高公众参与度从而充分发挥公众的外部监督约束作用。鉴于机构投资者在资金、信息、管理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优势,而且通过机构投资者持股,优化股权结构,让机构投资者参与到公司的具体管理事务中,对公司管理层能够起到有效地约束和控制作用,也有利于保障中小股东权益,因此应该加大对机构投资者的培育,积极鼓励机构投资者持股。最后,鼓励交叉持股,通过公司之间交叉持股,为了追求共同的利益,优化股权的同时也有利于公司之间资源、信息、技术共享,促进企业之间的合作共赢,提高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二)优化股权结构

完善资本市场,建立专门的国有股、法人股流通市场,在政府机构的监督管理下,国有股和法人股可以在该市场内自由流通,同时按照市场公允价格推进国有股向法人机构持股转化,扩大股票市场规模,扩大法人股占比,此外还可以根本具体的股权结构情况加快引进非国有股和国外资本,不断改善股权结构。

(三)完善内外治理机制

通过执行累积投票制的方式让中小股东进入董事会成为可能,鼓励从业人员、债权人、投资者、经营者等进入董事会的同时要适当控制董事会规模,董事会成员类型多元化,利益关系形成制衡机制,完善相关程序规定和激励机制,方便独立董事及时、真实地掌握公司实际经营状况,鼓励独立董事积极出席董事会,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对于董事会的制衡作用,同时监督经理人对企业的内部管理成效。此外,要积极重视监事会的建设和完善,让更多的中小股东代表进入监事会,提高占比,以此提高中小股东话语权,有利于维护中小股东利益。加强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落实内部控制各项规定,完善内部治理。外部治理方面,要加快普及职业经理人的竞聘机制,替代原来的委任方式,完善精神和物质激励机制,尤其是股票期权激励,将经理人利益与公司利益挂钩,充分调动经理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完善监督机制

建立母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双向监督机制,加强双方内部董事会、监事会的建设和完善,以充分发挥两者的内部监督制衡作用。通过引入公众股、机构投资者持股、国际投资基金持股等方式改善股权机构,发挥公众监督、外部机构监督的作用。此外还应该强化社会舆论监督,互联网媒体监督,充分调动各渠道监督力量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经济新常态的理解范文第2篇

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一项总体要求,对于准确把握发展大势、做好明年经济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如何理解这个“新常态”?在第十四届中国经济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人们一般将“新常态”单纯理解为中国经济将从8%甚至10%以上的高速增长调整到7%左右的中高速度增长。

事实不然。隐藏在这一指标背后的变化更加丰富。例如,财政增收减速与支出持续刚性增长的矛盾逐渐加剧,通过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来激发民间资本活力,平衡国际贸易来实现市场扩张与繁荣,通过更加积极、公平的就业与社会保障政策来促使民生持续改善等等。这些都属于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厉以宁表示,新常态就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常态。过去的超高速增长,实际上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带来资源加快消耗、生态环境破坏、效率低下和产能过剩等问题,错过了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的机会。他透露,“十三五”规划要改变超高速增长率,实现中高速增长率的常态,改变硬性的增长指标,改为弹性指标,用预测值代替目标值。

“新常态是配套改革的综合成果”,厉以宁指出,在众多改革中,他认为最重要的有四方面:首先是市场主体的改革,建立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市场主体;其中,国有企业有两个层次的改革,高层次的资本资产机制改革以及经营层面的国有企业改革。第二,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主要解决初次分配的合理性问题,包括农民土地的确权和土地流转,劳工市场要有完善的议价机制,确定合理的工资水平。第三,改革农产品出售和议价机制,借鉴合作社的方式,加强农民的议价能力。第四,改革教育体制,均衡分配教育资源,拓宽社会垂直流动的渠道。

经济超高速增长是非常态的、不能持久的

《中国经济周刊》:您如何理解“新常态,可持续”?

厉以宁:中国经济在2003年之后由于受到国内外经济因素的影响,我们为了防止自己的GDP下降,采用了增加投资、放宽银根等措施。这使得中国经济在一段时间内都处在一个高速增长的状态,而这是不正常的。我认为,要进入一个经济稳定的增长状态,GDP增速不一定很高,而是需要保持一个比较合理的速度。

怎么理解“新常态”呢?这是相对于我国前一段时间超常的经济高速增长而言的,意指经济应逐步转入常态。

要知道,经济的超高速增长是“非常态”的,它不能持久,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所以,我们今天讲经济要进入“新常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盲目追求超高速增长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是不利的。二、过高的增长率带来哪些不利呢?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资源消耗过快。第二,环境受到影响,生态恶化。第三,带来低效率。第四,出现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第五,错过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期。

虽然现在中国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从结构上来说,中国还落后于一些发达国家。因为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所占GDP的比重还比较低,没有发达国家那么高。同时,虽然中国人力资源结构比过去改善了很多,但是大学毕业生占总人口的比重也比较低,中国的熟练技工队伍正在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错过了结构调整时机就是最大的损失。所以现在提出“新常态”,就有避免超高速增长,尽早使经济结构合理化的意图。

中国经济实际增长高于统计局数字

《中国经济周刊》:您如何看待当前经济增速的下调和下滑?

厉以宁:经济增速下降有许多原因。比如,出口下降、过剩的产品销不出去等。但同时,应该看到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中国实际的GDP要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要高,而且年年如此。举几个例子:第一,农民盖房子在西方发达国家是计入GDP的,而中国农民盖房子,包括自己盖房子、邻居亲戚互助盖房子等,统统不计入GDP。这个量是很大的,而且目前正在建设新农村和推行城镇化,数据会越来越大。第二,中国的家庭保姆有几千万人,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些人的收入是计入GDP的,由于中国GDP计算中没有家庭保姆工资这一档,因此,几千万家庭保姆的收入就没有计到GDP里去。加之,近年来,当保姆的人数逐年增加,她们的工资逐年在涨。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经济学界的注意。

经济新常态的理解范文第3篇

一、何谓“新常态经济”

从字面上来看,对于经济发展,“常态”应该是一个经济体运行的具有稳定性、经常性特点的状态。这当中,还隐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即“一段时期内”。而加上“新”字,即说明是相对于上一阶段,或者是过去的一段时期而言的。

众所周知,人类发展历史上作用于经济发展的因素有很多,来自于不同的角度、层面,而这些因素现在共同作用于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明显不同于上一时期、上一阶段的新特点。第一,2013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7.7%,2014年增长7.4%创下历史新低,即说明今年我国经济年均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但相较于其他国家仍将保持在7%~8%的中高速;第二,经济发展方式从依靠传统资源,牺牲环境向科学、可持续的新的发展方式转变;第三,国内经济增长结构发生变化;第四,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虽然世界经济正在复苏,但伴之而生的是国际经济环境不稳定,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第五,积极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以适应新的经济环境,以“保增长、控风险、调结构、促改革”为原则,以期逐渐减少经济增长对宏观政策的依赖;第六,在要素供给来源,由于人口红利到达极限等的影响,劳动力供给面临困境,而长期无节制的要素使用使得来自土地,能源,环境的约束力加大,即应该探寻新的要素供给方向,比如资本、创新力等。必须要认识到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强力刺激措施的特殊优势将逐渐消失。第七,改革与完善国家安全治理的新变化。在过去一段时间的经济发展当中,内外部的不平衡是两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内部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城乡、区域、居民收入等差距的不断加大,外部不平衡主要体现在进出口差异形成的国际收支顺差,以及资源对外依赖程度的迅速提高等。

二、直面挑战,抓住机遇

大千世界,大多数的事物都具有两面性。硬币有正反两面,作业质量有好或不好,食品质量有安全与否,经济发展亦是如此。经济的新常态在给我国带来挑战的同时,更给我们带来了发展的机遇。新常态经济的发展如万千事物一样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而面对未来将要出现的挑战,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以迎接、克服发展中将要遇到的难题。

直面挑战,破浪可待。所谓“新常态”,对应的就应该是高增长,高耗能,高污染,以高额人力和物力为代价的“旧常态”。昔日,我国经济在保持高增长,高投资,高储蓄同时,依赖于人口红利、房地产业,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扭曲,而在货币方面,走的是高信贷,高投放的通胀之路。毫无疑问,这些做法在带来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同时,一些问题也逐渐显露。尤引人瞩目的是:储蓄-投资,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构性失衡;对房地产业的过度依赖抑制了创新性产业的发展;货币供给的美元化和高通胀率的现状对经济的系统性稳定造成了伤害。面对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即就是如何现在面对的挑战。

第一,我们应该正确认识“新常态经济”,认识新常态的机遇与挑战,主动适应新常态。不仅从思想上做好过“紧日子”的准备,同时也要看到新常态下的机遇,建立起足够的信心。目前我国的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确保经济的平稳发展。举例来看,以“形成和平与发展新常态”为目标,肩负着探寻经济增长,寻求区域合作等使命,拓展外部发展空间、协调内陆地区发展的“一路一带”战略将在新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做出突出贡献。另外,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经济迅速增长所积累起来的资本,也为我国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商机及合作机会提供重要的保障。

第二,在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同时,要推动经济发展质量的改善。经济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发展增速有所减缓,以中高速为主稳定发展的状态,包括生产总值增速的放缓,经济结构的转型,产业结构的升级,社会的进步,民生的改善,环境保护等丰富的内涵。因此,在新常态下,经济总量及增长速度已经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的要求,即说明了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改善经济发展质量的必要性。

第三,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首先,应该正确理解会议提出的“要合理确定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并保持区间调控弹性”,即说明不管预期目标确定为多少,都不是强制性的,而是有一个可以左右变动的弹性区间。其次,按照会议“稳中求进”总基调,将经济发展的目标与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相结合,保持7~8%的中速增长。这有利于保障就业和民生,有利于企业的正常运行,有利于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和全面深化改革等中长期目标的实现。再次,面对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会议要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力度”,这意味着要创新宏观经济的调控方式。这意味着要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结构性减税,保持适当的赤字,加大政府在科教文卫、社保、基础设施等方面的财政支出,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为企业营造良性的发展环境,促进社会公平,改善人民生活。

第四,加快改革的步伐,加强技术创新,最大可能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改革正在成为未来增长最大的红利,将充分释放出市场活力,把众多人力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将成为一项要务。近年来,技术创新已经成为一种潮流,树立创新意识,培养批判性思维,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是大势所趋,是由社会需求所决定。而面对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挑战,企业家可以有选择的抛弃原有的发展理念,发展模式,进行技术创新、产品创新、销售创新等等,在新兴产业,技术优先产业有所突破及发展。

第五,正确对待、合理解决社会矛盾,将民生问题的改革作为政策的重要目标。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是应对新常态,化解社会矛盾,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在经济增长和体制改革的同时改进民生,社会福利在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需要注意的是,改善民生,推进福利制度改革需是缓慢渐进的。

在唯物辩证法中,我们知道发展是具有普遍性的,经济发展亦是如此。我们要用发展的观点来看待现在中国经济遇到的挑战以及机遇。在深入了解当前经济环境、经济形势的背景下,我们要立足于国家发展的整体布局,用综合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当前新常态下的困境以及解决的办法。在看到新常态经济给我们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也看到相伴而生无数发展机遇及潜能。在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保持强大信心的同时,也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以应对挑战,抓住机遇,为国家的强大、经济的增长、民生的改善以及人民的幸福生活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1]陈启清.正确理解和适应新常态.中国国情国力.2014.10.07.

[2]郑京平.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及应对建议.中国发展观察.2014.11.05.

经济新常态的理解范文第4篇

对家庭收入的安排,实际上应该将其按照“过去―现在―将来”这个时间轴进行分割。留出一部分进行消费,是支应现在的安排;留出一部分归还房贷车贷等,是对过去消费的还款安排;留出一部分进行投资和交纳保费,是支应未来确定消费和意外消费的安排。由于当期消费和过去贷款具有“确定性”,相对容易把控,而投资是面对未来不确定性而采取的资产配置行为,因此是理财的重点课题。

2014年12月10~13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想要预判经济形势,此会议应该关注,因为该会议的核心任务包括总结年度经济以及部署下一年的经济工作,并绘制2015年中国经济发展路线图。在201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新常态被定位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如何理解新常态,会议从九个方面进行了阐述。简而言之,即个性化、多样化消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高水平引进来与大规模走出去同时发生;产业组织新特征表现为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市场竞争正逐步转化为质量型差异化竞争;资源承载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杠杆化和泡沫化为主的各种风险还将持续一段时间;既要全面化解过剩产能,又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总之,新常态的要义是不过分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强调经济转型升级。九个方面,都可作为你投资的参考。

会议文件比较严谨,通俗点说,新常态其实是相对于我国前一阶段经济高速增长的“非常态”而言的。我国现在是世界经济第二大经济体,但总量的强大并不意味质量的强大,经济结构不健康会带来很多隐忧。1840年时,中国的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一位,却还是被GDP比我们小得多的英国所侵略,原因就是经济结构不健康。英国在1770年进行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发动时其GDP构成中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工业产出为主,而我们还完全是农业品和手工业品。经济结构调整是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

经济转型意味着经济的粗放式高增长模式不再持续,我们在进行投资配置时必须审时度势,选择具有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应该说,投资的专业度在提高,投资的难度在加大, “结构化投资”将成为主流。可以预见,随着经济金融的日趋复杂,人们的投资将更多依靠专业机构和人士来进行,散户时代将逐步终结。这也可以称为理财新常态。

2015年,希望各位读者朋友建立全新的理财思维,用科学的方法,借助专业的机构,助推生活目标的实现。

经济新常态的理解范文第5篇

5月上旬,在河南省考察时强调,“要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在战术上要高度重视和防范各种风险,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尽可能减少其负面影响。”7月下旬,他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重申:“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其大背景就是全国普遍面临的经济下行压力。近年,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依靠低成本和产能扩张支撑经济增长的动力减弱。同时,地方政府债务、影子银行、房地产等潜在风险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资源环境约束仍在强化。

那么,究竟何谓“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对地方政府是喜是忧?是机遇还是挑战?与全面深化改革是什么关系?地方政府又当如何应对……本刊记者专访了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教授。

正确认识“新常态”

《决策》:多次提及“新常态”,外界解读为其释放的信号是告别以往的超常规增长。我们注意到,很多省份对县市主官的考核已不再简单以GDP增速为标准,环境保护与减少贫困日渐成为其重要内容。对此,我们应当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

张占斌:我认为,应当辩证地分析“新常态”这个概念。什么是“经济新常态”呢?就是不同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经济状态,意味着我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多年高速增长不同的中高速新阶段。具体来讲,主要是指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到一个新的运行区间,并由此带来的产业结构、经济增长动力、资源配置方式等进入到新阶段的一种平稳均衡状态。

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接近10%,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但是到了现在,经济发展的外部需求环境和内在支撑条件都已发生了深刻变化。美欧等经济强国相继提出“再工业化”、“2020战略”、“重生战略”等措施,贸易保护主义纷纷抬头,而发展中国家都在加快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与此同时,我国能源、资源、环境的制约影响越来越明显,生态环境压力在不断加大;我国科技资源配置方式过度行政化,科技资源浪费严重,很多产业竞争力不强、核心技术受制于他人。这些因素的叠加,客观上要求经济增长速度必须进行“换挡”,要求经济增长目标向合理区间进行“收敛”。

不过,这种“换挡”和“收敛”,并不意味着地方政府可以放任GDP的下滑。如今,在中央强力反腐的大气候下,有些区域GDP下滑得很快;有些地方干部认为中央提出不惟GDP,就可以不要GDP了。这些都是非常片面、非常有害的。应当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发展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这些困难和问题也只有在经济发展中才能解决。如果放任自流,任由其下行的话,那会下行得更快。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一旦形成惯性下滑,要恢复正常水平将非常困难,甚至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基础,对此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动摇,“新常态”下更是如此。

我理解,“新常态”下,还是要紧紧扭住经济发展不放。“新常态”不是过去那种粗放的大干快上,而是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不是不要发展速度,而是要有合理的发展速度,经济增长要保持在合理区间。我实事求是地讲,在这方面,我们的经验还不足。很多地方政府都在为此苦苦探索,包括招商引资也是,什么招、什么不招,也是犯愁啊。高层领导多次指出,上限是防通胀,物价上涨不能高于一定幅度;下限是保增长、保就业,经济增长、就业增加不能低于一定幅度。从长远来看,将来服务业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之后,下限也可以设定为百分之六点几。但从现在看,还不能一下子降这么多,保持在7.5%左右是比较合理和稳妥的。

政府为何“不救市”

《决策》: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各个省区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特别是部分产业和企业,承受了很大的阵痛。

张占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各个省区总体的特征是:东部缓中趋稳,中部稳中有进,西部稳中有忧,东北降幅较大。新一届中央政府上任以后,没有采取强烈的刺激性政策,没有通过超发货币,来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过去的那种高速度,是“做不到、受不了、没必要”。因为这些举措维持一年可以,但不能维持永远啊。同时,如果继续搞刺激性政策,那么金融风险就没办法防范,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就没办法实现,将来就会失去历史性的战机,就会变得非常被动。

经济增长速度回落是一个经济体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的普遍规律,二战后的日本、德国、韩国等一些成功追赶型国家,都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了高速之后,无一例外都出现了增长速度的回落。这就要求我们须以理性态度对待经济速度的“换挡期”,用“平常心”对待中高速增长新常态。

所以,我们必须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央创新了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式,不搞强刺激、大调整。这样一来,地方也会出现一些阵痛,部分产业、行业会出现一些阵痛,但是要适应全国发展大局,特别是要解决好就业的问题。从短期来看,有可能会影响到经济,但从长期来看,一个好的国家、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一个廉洁有为的政府,一定是有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

当然,不搞强刺激、不“救市”,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撒手不管。地方政府也要采取措施,不能放任经济增速下滑,必须保持一个合理区间。也就是说,适时进行预调微调,更加注重定向调控,增强调控的针对性,特别是要解决好就业的问题。用总理的话讲,就是不搞“大水漫灌”,而是进行“喷灌”、“滴灌”。

《决策》:有人分析认为,“新常态”透出了重大改革信号,正在倒逼着中央和地方政府全面深化改革。您怎么看?

张占斌:这是“新常态”的应有之义。新一届中央政府最重要的一张底牌,就是简政放权,给市场解套,给企业解套,让他们更好地发挥决定性作用。2013年以来,国务院和地方政府保持简政放权力度不放松,继续取消和下放了一批行政审批事项,全面清理非行政许可审批,并制定出负面清单、责任清单、权力清单制度等。比如,通过工商登记制度改革,调动了千百万人的创业热情,新增800万家小微企业,激发了市场活力和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有效地顶住了经济下行的压力。

另外一项改革重点,是不断地缩减政府定价范围,扩大市场定价范围,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国家先后放开、调整了10余项商品与服务的价格,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重要领域的价格改革正有序推进,铁路货运、非公医院、银行利率等价格改革有大的进展,这是重视经济规律的表现。下一步要继续取消一些不必要的审批,完善和推进事中事后监管,使制度更为公开透明,给权力涂上防腐剂,营造更加宽松便利、公平公正的环境,激励更多人去创业创造。

总之,许多正在深入推进的改革,都与“新常态”关系密切,如果没有这些深入推进的改革,“新常态”就将难以保持下去,经济中高速增长的目标也难以实现。“新常态”最重要的内涵,应可理解为,通过深入推进各项改革,实现高质量的经济增长。

怎样化解地方债

《决策》:在财政和土地出让收入预期下滑的背景下,地方上一些隐性的矛盾会显性化,特别是巨额地方债务已经进入集中偿债期。那么,地方政府如何在保持“新常态”前提下,来从容化解这种债务风险呢?

张占斌:根据统计,我国地方政府负债总额确实不低。不过,这个风险是可控的,至少现在没有爆发。其一,中央可以通过转移支付解决这个问题。其二,目前,地方财政收入、土地财政的循环还可以。其三,我国经济总体上还是处于上升时期,还在保持一个中高速增长,不会很快出现问题。由于工业化、城市化正在推进之中,潜力巨大,可以保证推动经济持续增长。这样地方不会断流,总会有新的血液进来,保持一个正常状态。所以,地方政府虽然说有一些债务风险,但更多的还是长期风险。毕竟现在好不代表永远好,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加强防止潜在的风险这一块。

对此,地方政府应当广开门路,采取多种渠道予以化解。第一,地方政府可以自己投资。第二,你也可以投一点点,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第三,有些项目涉及到市场开发,可以完全向社会资本开放,只要企业愿意干,政府可以搞好服务。至于方式,BT、BOT、BTO、BOO等都可以。当然,要建立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利益共享,就是让参与各方都能赢利,但无暴利;风险共担,就是不要把所有风险都集中于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