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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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意义范文第1篇

[关键词]转型目标　横向的制度安排　纵向的制度安排　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4―0066―06

关于中国经济转型的研究在逻辑上应该包括转型路径研究和转型目标研究两部分。但是，长期以来研究的主体集中于前者而忽视了后者。这一倾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明显而巨大的：一方面，学术界在某种意义上放弃了探索可以与世界主要市场经济类型并列的中国型市场经济的可能性，其结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没有得到全面的论证，中国实践的理论意义被矮化；另一方面，忽视对转型目标的具体内容的研究，屏蔽了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难题的潜在方案。

一、转型目标：被忽视的研究方向

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热烈关注，而近年的金融危机让这一热潮继续升温。在这些研究之中，外国观察家关于“北京共识”的研究由于将中国的经验赋予与“华盛顿共识”对立的地位而备受重视。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关于中国改革的新一轮研究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我国经济改革的主流论述在实际内容上并没有本质差别。首先，两者都将渐进主义和试验主义视为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两者都将转型路径而不是转型目标作为研究的重点。所谓转型路径指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途径和方法，而转型目标则指过渡完成之后出现的经济模式的形态和性质。很明显，转型路径和转型目标之间存在相互影响，两者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一方面，路径依赖导致转型路径影响转型经济的形态和性质；另一方面，对转型目标的设计也必然影响对转型路径的选择。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尽管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明显存在不同的模式，在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文献之中却基本不存在对转型目标问题的深入讨论。

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学术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把握有关。第一，传统的表述主要从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国有经济的地位和宏观调控的作用等方面来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这样的界定是从市场机制的地位和企业制度的形态；以及国有经济的强弱和宏观调控的有无等两组因素来突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内涵。从市场机制和企业制度来看，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的主流，有意或无意地将美国型市场经济和美国型企业制度等同于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唯一形式。因此，我们对市场经济本质的认识基本是在以美国型市场经济为唯一参照物的基础上展开的。在这样的认识之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市场经济的部分基本没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研究价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只能体现在国有经济和宏观调控之中。但是，宏观调控和国有经济广泛地存在于先进工业国，其地位和强弱也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进一步地，在我国经济的现实运行中，国有经济更多地作为政府引导经济发展的基础而存在，并没有明显地对国民经济的其他所有制成分的制度建设发挥示范作用，这些因素能在多大程度上从“量”和“质”两个方面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的特色也仍有疑问。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社会主义部分的政治经济学含义有下降的危险。第二，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在相当程度上是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角度进行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混合经济体制论的痕迹。但是，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表明，与生产过程相关的微观层面的制度安排和创新活动才是区分主要市场经济类型的基础。第三，这样的界定在破除计划和市场不能共存的认识的同时，也间接地否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在经济计划和国有经济之外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因素的存在，以及这种因素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中体现“市场经济”因素的性质和形态的可能性。

以上原因导致我国的学术界无意亦无力分析转型目标问题而将注意力集中于转型路径研究。客观地说，在经济转型的初期，与走向何种市场经济即本文所说的转型目标问题相比，选择何种转型路径以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更为紧迫的课题。但是在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地位已经确立、调整经济结构和利益分配格局的重要性上升、制度经济学的进展和世界经济的演变表明，美国型市场经济并非唯一有效且完美无缺的制度安排的情况下，对转型目标，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进行研究的必要性正在上升。长期忽视对转型目标的研究，这不但有使中国的实践成为对美国型市场经济的无声复制的危险，而且限制了我们解决改革中出现的具体问题的思路。

本文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存在显在的和潜在的两个侧面。在现阶段，宏观调控和国有经济无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的主要载体。但是，这样的含义更多的是显在的，并没有涵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的全部内容。

二、交易形态与创新活动：市场经济的类型学分析基础

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取得的进展，集中地体现在比较制度分析学派关于美日经济体系和美日企业行为的比较研究之中。相对而言，典型的美国企业(A企业)在劳动市场、制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中的交易行为更多的是短期的、交易对象往往是流动的；而典型的日本企业(J企业)在上述市场中的交易行为更多的是长期的、交易对象往往是相对固定的。青木昌彦指出企业在上述三种市场中形成的交易惯例之间具有互补性，并从信息流动的角度对这些“风格化事实”进行整理。他认为A企业的信息结构更多的是垂直型的，而J企业的信息结构更多的是水平型的。青木昌彦证明两种信息结构都可能达到最优。图1所示的这一分析视角为市场经济的类型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20世纪90年代之后，管理学家持续地对典型的美国和日本的企业行为进行比较。以基于产品建构的企业竞争力理论为依据，通过将产品建构的概念一产品结构(或工序)与产品功能之间的对应关系一引入组织理论，这些学者认为，在产品建构具 有模块型特征的产业(IT、软件、生物制药、金融等)之中，模块型的组织原则更易于促进竞争力的形成，而在产品建构具有集成型特征的产业(汽车、摩托、高级家电等)之中，集成型的组织原则有助于竞争力的形成。换言之，如表1所示，产品建构和组织建构之间的匹配关系是企业竞争力和创新活动的源泉。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集成型和模块型的组织原则高度接近比较制度分析学派所说的理念型意义上的美国企业和日本企业的组织形态。至此，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分析获得了具有实证基础的支持。必须提及的是，尽管理念型意义上的美日企业的实践更接近模块型和集成型的组织原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日企业所形成的组织形态已经达到极致而无法赶超。

欧美学者从制度互补性角度所进行的分析也值得关注。豪尔和索斯吉斯认为，市场经济可以分为自由市场经济和协调型市场经济两种，英美是前者的代表，而德日是后者的典型。习前者的特点是由市场机制对经济进行协调，而后者的特点是由制度对经济进行协调。类似地，阿玛布从产品市场的竞争形态、劳资关系、金融体系、社会保障和教育等五个制度领域出发，运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将市场经济区分为市场基础型、亚洲型、欧陆型、社会民主主义型和地中海型五类，其中的市场基础型和亚洲型的代表分别是美国和日本。在研究方法方面，豪尔和索斯吉斯的研究尽管属于政治学领域，但是其研究团队将企业作为分析的焦点。他们在其著作的日文版序言中指出，德日的区别在于德国经济中的协调机制主要以产业为中心而存在，而日本经济中的协调机制主要以企业为中心而存在。如果用更为通用的术语来表述，那么可以认为德国是法团主义，而日本则是企业层面的法团主义。类似地，阿玛布在其著作的日文版序言中不但直接承认青木昌彦的研究对其有重要影响而且将科技与产业特征这一与企业行为密切相关的变量作为分析的主要因变量。因此，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领域的这两项最新的重要研究不但在主要研究工具(制度互补性)和主要分析方向(企业)方面与比较制度分析学派具有明显的共同点，而且其对市场经济所进行的类型化也基本上是对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美日比较的扩充和细化，没有明显超出前者的范围。在这个意义上说，在现阶段，以比较制度分析和基于产品建构的企业竞争力理论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类型学仍然是我们思考我国市场经济的特征及其发展方向时最有理论价值的参考之一。

需要注意的是，市场经济的类型学最终指向是企业层面的组织创新和技术创新。也就是说，创新的形态和性质正在成为区分市场经济类型的核心变量。因此，本文的研究问题可以表述如下：从制度经济学的传统出发，以创新活动为中心，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进行体系化的整理。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和现实选择

在第二节的语境之下，分析作为转型目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时，我们将遇到以下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市场经济的部分是否可能在逻辑上不同于美国型和日本型市场经济；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社会主义的部分，是否可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代表市场经济的部分的形成和发展产生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发展出一种和第二节所讨论的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的主流研究所使用的分析方法相容的分析框架，并以此为基础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

第二节提及的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的主流研究在方法论方面存在两个问题。第一，没有将所有的交易形式统一到一个分析框架之内。近年来获得迅速发展的包括比较制度分析在内的广义的制度经济学均将交易视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单位。这一思路明显来自旧制度经济学。但这些研究涉及的金融、制品和劳动力市场中的交易不是旧制度经济学家所列举的交易形态的全部。如表2所示，康芒斯认为交易可以分为交涉型交易、管理型交易和配给型交易。交涉型交易的典型是产品市场中的买卖行为，管理型交易的典型是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而配给型交易的典型则是判决和政策。另外，新旧制度派学都没有把自然资源和土地市场纳入分析框架。第二，与上一个问题相关，这些研究者将交易形态的形成视为自发的，忽视了政策和法律因素的影响。实际上，从康芒斯对交易的定义出发，如图2所示，我们可以发现配给型交易必然对企业内部的管理型交易和企业之间的交涉型交易的形态和性质产生影响。

将康芒斯提示的交易类型和资源、土地市场中的交易统合进第二讨论的主流分析框架之后，我们可以获得如图3所示的新的分析框架。

从图3所示的分析框架出发，我们可以发现作为转型目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能在以下方面获得清晰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第一，在资本主义国家之中，交易形态主要是市场进化的结果。而在我国，交易形态的形成可能是市场进化和政府介入双重影响的结果。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可能存在于资源和土地市场的交易之中。在我国，由于资源和土地为国家所有，所以政府可以主导这一市场之中的交易形态并影响交易所产生的收益分配。第三，政府可以通过对金融、制品和劳动力市场中的交易施加影响来获得对宏观经济的控制或实现对所得分配的调整。第四，依据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在具有不同技术特征的产业群之中，更有助于竞争优势的形成的组织原则和交易形态各有不同。不同的先进工业国中往往存在处于主导地位的组织原则和交易形态，其结果是这些国家往往只在同一类产业中发展出明显的竞争优势。由于我国地域之间存在文化上的差异，所以有可能分别在集成型产业和模块型产业中都发展出与之匹配的组织惯例和交易形态并在这两类产业中都形成竞争力。第五，不同的产业群要求不同的组织原则和交易形态与该产业的技术特征相匹配，而我国有可能形成国有经济致力于发展更需要长期稳定的交易环境的集成型产业，而民营经济在模块型产业占据优势的格局。随着民营经济向集成型产业扩展，有可能出现民营企业在研发人员的雇佣形态和某些关键性企业间关系方面引进国有企业的比较长期而稳定的组织形态和制度安排的可能。换言之，在长期内有可能出现国有企业在特定领域向民营经济输出组织原则和制度安排的可能。

以上述分析为基础，我们可以从生产和分配、横向制度安排和纵向制度安排的角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含义进行分类。本文对横向的和纵向的制度安排的定义借鉴了康芒斯对交易形态的区分。所谓纵向制度安排指与配给型交易有关的制度安排，其典型是政府通过法律或政策自上而下的主导的制度安排，而横向制度安排指与交涉型交易和管理型交易有关的制度安排。

政治经济学的意义范文第2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理论建设以政治经济学为根基，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现实情况为出发点，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重要的市场理论，形成了指导我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性制度。政治经济学由四点构成：即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资本主义发展理论，这四条理论构成了政治经济学的要义，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理论。西方经济学提出的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是我国新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依据和重要理论来源。

西方经济学强调市场的重要性，主张一切经济行为都要通过市场来完成，需求、供给和价格要通过市场来形成。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经济体制虽然也运用市场经济规律来调节生产、消费，但是没有像西方经济学理论强调的那么重要，并没有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在市场没有起到基础性作用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虽然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是计划经济的弊端也逐渐显现，资源配置不能按照供需的有效性进行流动，导致了经常性的物资短缺和相对过剩，整个计划经济时代，我国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如何统筹好物资的分配，如何最大化满足国民经济社会的需要。但是这项工作却不像我们想想的那么简单，如何能在年初实现对经济的有效预期，如何能够在96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进行有效调配，这对于当时信息传递不太发达，计算能力比较弱的中国而言，不能不说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改革开放初期，与西方经济发达程度对比中发现，中国经济社会明显出现了落后，而且差距还在不断扩大，改善我们的经济制度，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提。西方经济中的市场经济概念逐渐成为中国与西方对接最重要桥梁，也是实现资源配置的最有效的手段，在这样大背景下，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最为重要的理论构成。

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我国逐渐开始完善市场主体，开始允许商品的自由流通，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则。产品市场、劳动市场、消费市场逐渐形成，这三个市场的形成，使得市场进入了真正发展时期。

通过上图，厂商通过产品市场实现了产品的销售，家庭通过劳动市场实现了就业，资本市场是扩大规模，盘活已有市场的重要手段，也是开辟新市场，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的重要依托，同时，也帮助家庭提高生活质量，满足人们的超前消费等。

中国计划经济时期，根本就不存在竞争，一切都按需生产、按劳分配，自然也就不会出现竞争。西方经济的市场经济体制却不是这样的，通过市场来调节资源的配置，厂商必然选择利益最大化的投资领域来生产商品，很多厂家同时投入到同一个行业，必然会造成这个行业的生产过剩，也就出现了竞争，购买者对同样商品必然会对价格、质量、服务等做出不同的权衡，然后决定买那个，这就是竞争，在竞争的格局中，购买者处于有选择的地位，他有权利去选择购买那个商品，不买那个商品，有些厂家价格高，产品质量不好，服务差必然会被市场拓淘汰，这叫完全竞争市场，厂家都处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但是也存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吸取了完全市场理论和不完全市场理论，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和国防发展，针对一些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命脉的行业，采取国家垄断，实行国家独有，或者国家控股形式。

二、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不足值得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警惕

西方经济学理论经历了百年多的发展历程，其学术成果和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作用都值得学界的肯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是西方经济体制和成功经验帮助中国逐渐完善了特色市场经济体制，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帮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立和推广，同样，西方经济学通过中国市场经济的成功建立，完善了其理论到实践的论证，丰富了其研究视野。但是要警惕西方经济学中存在的问题，现在一部分市场经济研究者与实践者出现了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的现象，认为西方经济学是完美的，是无懈可击，建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全照搬西方市场经济体制。这种看法是不能得到认同的，目前，西方经济制度也存在缺陷，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也开始研究中国的经济体制，并从中获益良多，在某些领域开始照搬中国经济政策，取得了较好效果。

西方经济制度存在的问题也比较严重，最重要的是西方经济危机，这种挥之不去的西方经济制度问题已经被西方经济学家研究了百年，但是知道今天依然无法建立一套更为有效的规避机制。另外，工会权利过大，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生产和人民的生活，电视中，经常会看到西方罢工，导致航班延误、供水供电中断等，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西方市场经济有竞争性无排他性，是一种公有资源的私有化进程。所谓无排他性是不能禁止另外的人使用；所谓有竞争性是一个人的使用减少了他人能使用的量。所以无约束的时候会被过度利用。解决方式是限制使用或者有偿使用。在现实中，此限制或收费要通过国家的强制措施，诸如现在实行的排污限量超额收费的制度。在西方私权大于公权的市场格局中，国家有时候难以对其采取更为有效的调控手段，来抑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盲目性。

三、中国经济学理论需要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融合

政治经济学的意义范文第3篇

关键词：价值分析公式；社会资本；国民生产总值

中图分类号：F035.3文献标识码：A

一、商品加工全过程的价值组成分析公式

关于商品的价值组成，现有的政治经济学只有一种价值分析方法，这就是下面的公式1。

公式1：W=c+v+m，其中w为商品的价值，c为不变资本，v为可变资本，m为剩余价值m。在经典著作中，公式1不仅从微观上分析每种商品的价值组成，而且从宏观上分析了社会总产品的价值构成。

本文将提出一个新的价值组成分析公式，为此，先对商品进行分类，并给出几个概念的定义。商品（或社会产品），可分为社会最终产品与社会中间产品。

定义1：社会最终产品是指在全社会范围内不再加工与转售、最后直接消费和使用的产品。

社会最终产品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消费资料，它满足人们生活消费的需求。另一类是劳动资料，如厂房、机器、设备、生产工具等。从周转方式分析，劳动资料是用固定资本购买的生产资料。在本文中购买劳动资料的这一部分资本用c1表示。

定义2：社会中间产品是在全社会范围内还需加工（或参与加工）与转售的产品。

社会中间产品除了以原材料表现的劳动对象外，还包括、燃料、辅助材料等，其中最主要部分为劳动对象。社会中间产品是生产资料，从周转方式分析，社会中间产品是用流动资本购买的生产资料。社会中间产品不同于劳动资料，它的价值一次性的转移到下一阶段加工的产品中去。在本文中，购买中间产品的资本用c2表示，c=c1+c2。社会中间产品可以按加工顺序进行分类，假定社会最终产品的加工环节的顺序为n，则与它相关的中间产品加工顺序分别为1、2、…n-1，随着加工次数的增多，从初级产品变为深加工产品。如表1中，棉花是初级产品，对它加工就形成棉纱这种中间产品，对棉纱再加工，就产生了棉布这种产品，对棉布进行最后加工，形成服装这这种社会最终产品。

（说明：表中每阶段的中间产品不只1种，表中只列举劳动对象为代表）

公式2：W=c1+c2+v+m

证明：W=c+v+m（公式1）

=c1+c2+v+m（c=c1+c2）

政治经济学的意义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其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根基，很多理论是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正是通过劳动价值论，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资本运作方式，同时促进了工人运动以及社会主义的发展。但是在今天，政治经济学已经逐步成为非主流经济学，而其自身存在的缺点却被当代主流经济学批判。从劳动价值论，以及其衍生理论进行分析，对比与效用论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观点进一步讨论其改进与发展的趋势。

1引言

关于政治经济学对于现代社会的影响，不同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见解。现在以效用论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往往把政治经济学看做批判资本主义的工具，对其劳动价值论进行很大程度的批判以动摇其基础。而在马克思看来，西方经济学为庸俗经济学，由于其阶级本质决定庸俗经济学家要维护本阶级利益。对于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和以效用论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到底孰优孰劣，这样的争论一直到冷战结束，苏联解体才算结束。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西方经济学逐步使政治经济学边缘化，而劳动价值论仅仅作为一种学说存在而失去其政治影响力。

看一种理论是否是正确的，主要就是看它对现实社会是否就有解释力。然而中国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却往往忽视了其现实解释力的学习，并且不能完善其中心内核—劳动价值论，以至于思想僵化，无法对现实世界进行解释。一些本来可以对现实社会有解释力的理论或者被教条僵化，或者被现代的计量经济学所取代。以至于一直作为中国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在改革开放以后也逐步边缘化。

本文立足于回归政治经济学原本状态，从劳动价值论这一基础思想出发，对劳动价值论以及其衍生理论做出客观评述，以确定其是否对现在生活具有解释力，是不是真的和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的是过时了。从而对其理论进行一定程度的改进以适应新时期的需要。

2文献综述

对于劳动价值论的论述，中外许多经济学家或者支持，或者反对，有很多论述，但是很多经济学家不自觉站在某个阶级立场上，这样很多就没有了事实说服力。

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提出了了劳动价值观的缺陷:“首先，在完全竞争以外的情况下，它完全不起作用。其次，即使在完全竞争情况下，除非劳动是生产的唯一要素且所有劳动都是同一性质，否则它决不会顺利的起作用。”

对于熊彼特的观点，张培刚先生在《评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文中写到“我们认为熊彼特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他所提出的反对劳动价值论的‘两点理由’并不能成立，因为如果把‘假设条件与实际情况之间存在着重大矛盾’这一点作为反对的理由，那这也同样适用于‘边际效用价值论’，其次，更加重要的关键一点倒是在于:所谓‘边际效用论’只是一种以主观评价为基础的主观价值论;而‘边际效用’作为一种生活现象虽然存在，但是各个消费者千差万别，变动无常，要是把它作为最终形成价值和衡量价值的客观依据，不论是‘基数’效用论，还是‘序数’效用论，那都是不可能的。”

我们发现熊彼特所提出的问题确实是劳动价值论的缺陷表现形式，张培刚先生站在否定效用论的立场上说明，效用论并不是优于劳动价值论，然而对于熊彼特提出的缺陷却没有否认。

伍装在《理解现代马克思经济学》一文中说到:“马克思经济学提出问题与研究问题的方法是统一的，这就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构建起来的经济学范式，这种范式从未曾被历史的经验和事实在整体上否证过，也从来没有被哪一种理论逻辑在整体上驳倒过”

这里面提及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样我们可以管中窥豹，看到政治经济学其实并不是站在考虑个人的主观感受的角度分析社会，而是站在一个唯物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整个社会的运作，来观察社会中的形形，人生百态。所以站在个人的主观角度或者支持，或者否认都是没有意义的。

黄仁宇在《放宽历史的视界》一书中，认为中国历史的基线先后推转50。年，包括明朝，这长时间的视界使我们了解最近中国所欲困难的遮蔽，同时也看清楚好多问题互相连锁的情形。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们现在还有必要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原因。因为它产生时的情况和我国传播时的情况很相似，发展后在我国现在依然具有解释力，甚至比西方经济学更有解释力，而且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

通过诸多文献的梳理，我们基本已经理顺了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劳动价值论的缺陷，政治经济学该用何种分析方法，以及对现实社会的意义。

3劳动价值论及其衍生理论的优缺点

劳动价值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以此为依据衍生了整个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包括商品，货币，剩余价值等等很多方面。我们将分析以上几个的缺陷，进而提出改进意见。

(1)商品的二重性的本身是社会现实的体现。

劳动价值是由价值产生的。马克思的逻辑思维是商品中有一个内核一类的东西叫做价值(value)，而这个价值则是由劳动产生的。商品的价格是价值的外在表现。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是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

从这两点我们看出无论是价值论还是效用论都是对客 观世界的反映，尽管存在一定的前提假设，无论是马克思的 完全竞争，还是效用论的理性人都是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 的，而它们反映的主要是可以代表一般情况的特定情形。而且我们可以清晰的发现在对于一般情况的解释中，劳动 价值论更有解释力，因为它体现的是一种唯物状态，但是效 用论却陷人了一种为唯心的误区。不过在特定情况下的解 释力，价值论就不是很好，比如特定商品如古董，钻石，以后 再沙摸中的一杯水，在这类问题上，效用论更有解释力。

这样我们发现熊彼特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不是问题，而 第二个问题的劳动力同质也不算是问题。我认为真正要解 决的是生产要素问题。

价值的定义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人类劳动。但是 这里面确实忽视了其他的生产要素—资本和土地。马克 思解释为资本和土地里面包括前人的社会劳动。这种解释 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解释力的。比如土地，这在很大程度 上是自然资源，马克思认为是对自然资源的改造中耗费了 大量的人类劳动，但是逆向思维，如果没有自然资源，大量 的人类劳动又如何承载?所以单纯的劳动产生价值是不准 确的，这里面应该包括其他的生产要素，我们认为是多种生 产要素共同作用产生了价值。

(2)货币理论的前提假设以及表现方式与现在实际情 况脱节。

马克思对货币的定义是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这在某种意义上是金本位制的基础。但是其背后货币的本身便是黄金，即使纸币抑或其他东西都是一种货币符号，其实质是背后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黄金。也就是说马克思对货币的前提假定就是黄金是货币商品。

分析当时的社会情形，我们发现其实马克思的假设在当时的时代是有一定意义的。马克思所处时期，是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由于资本主义高速发展，黄金大量流人资本主义国家，而纸币的发行也是以纸币背后的黄金为硬通货。这一切尽管理论没有产生，但是事实上便是这样运作的。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将货币的本质进行阐述，很大程度上是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将当时的社会状况上升为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理论在当时是先进的。 然而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对当今的一些社会现象却缺乏解释力。表现的比较明显的就是虚拟货币。虚拟货币是否有价值这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都存在这很大的争议。不过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它不存在劳动，也不是商品，仅仅有虚拟世界中一般等价物的特点，所以不能有价值，更不能说是货币。然而虚拟货币确确实实在当今很多领域充当着现实货币的作用，这是很难解释的。

造成这种现象主要原因有这样两个:第一是马克思所处时代的局限性;第二是现在的经济学家没能根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内在逻辑以及方法论将其精髓发展，而是教条套用。

当然，对虚拟货币的解释问题，西方经济学也没有做的很好，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回避了对货币的解释问题。

(3)流通中是否产生剩余价值依然无法解释。

马克思明确表示价值，剩余价值只会在生产中产生，即剩余价值的产生是由生产前C=+v变成生产后的C=+v+m，m就是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剩余价值试生产的产物，并不是流通的产物，流通中不会产生剩余价值。

我们要考察马克思所处的时代。19世纪的时候，流通体系还不是很完善。就拿地产来说吧，当时资本主义社会还没有出现现代意义上的地产公司，所谓流通，无非就是货币由一个人手里到另一个人手里，而商品则反向流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流通并不产生剩余价值。(其实不然，交易费用的产生也需要付出一定的劳动，即使在马克斯时代，流通依旧产生剩余价值。为了论证需要，这里假设交易费用为0）。

然而当今流通不产生剩余价值这个论点是很值得商榷的。现代意义上的公司建立以后，流通包括很多内容。既有策划，市场营销，以及更多的销售网点。这里面每一个环节都包括很大的资本投人，很大的广告投人，很大的劳动以及土地投人，所以这里面产生的价值甚至高于生产产生的价值。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分析，这里都产生很多的剩余价值。

4新历史角度下的改进

站在整体观和大历史观的角度上，我们发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批判资本主义，更在试图寻找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其精神内核不是19世纪已经过时的理论，而是其中的方法，内在逻辑以及要解决的真实问题。这要掌握这一点，理论才会更加发扬。

与当今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发现，我们要做的就是变革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劳动价值论。只有内核变革完善，并且在整体性的思想下，马克思家政治经济学才会更加显示出其优越性。

诚如前文所述的，劳动价值论之所以没有与时俱进，很大原因是由于这个理论把劳动作为产生价值的唯一来源，这也许在19世纪是正确的，但是在21世纪必须要发生变革，为此我结合西方经济学的观点，改良中的劳动价值论，提出新价值论的观点。

我认为商品甚至物品种确实存在其内在的价值，但是这个价值不是仅仅由劳动决定的，而是有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共同决定的。多种生产要素共同决定了商品本身的价值。表示为:C=al+bk +ct，但是不同于萨伊定律，因为这里面依然强调的是劳动价值，其最终是客观表示而不是效用论。

这样很多由于现实条件变化，使理论过时的情况就会发生改变。比如虚拟货币是否有价值，由于内部的资本以及其他生产要素都可以形成价值，所以虚拟货币内部有很大的资本，则虚拟货币本身具有价值，同时又有使用价值属性，所以虚拟货币可以是商品。

还有上文提及的流通中产生剩余价值，由于流通过程中投人大量资本，土地，根据新价值论，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都是构成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当然产生剩余价值。

5结语

政治经济学的意义范文第5篇

关键词：国际关系 国际政治经济学 理论

回顾世界历史，其实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重商主义盛行的早期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时期，就有不少西欧学者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当时的西欧民族国家形成，国家意识日渐牢固，为强化西欧各国内部刚建起的早期资本主义政治结构，各国竞相发展海外贸易，企图通过经济增长来强化自身实力，从而不可避免地政治会与经济发生冲突，因此相关研究方兴未艾，像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奠基者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完成者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古典政治经济学集大志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以及德国幼稚产业保护理论的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相关对外贸易中实行关税保护的理论学说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了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间的密切关系。只是后来占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思潮相继抛弃了政治与经济统一的观点，认为“政治与经济应该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结果世界政治和经济关系研究分为彼此孤立的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1］

新的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结合研究兴起于上世界70年代以后，当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在当时世界政治经济日益相互依存的时代背景下，对强调权力、国家利益、冲突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提出了深刻质疑，国际政治经济学者要求对古典政治经济学重新评价，在经济等“低级问题”日益向“高级政治”转化的过程中，提倡在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方法论的革命，用新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借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分析国际政治问题。20世纪70年代，可以说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创建时期，这一时期主要的代表人物及其相关论著主要有：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权力与金钱――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治学》（1970）；基欧汉和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1977）；克劳斯・诺尔的《国际权力：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1975）；琼・斯佩罗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学》（1977）等等。到了8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到了理论构建时期，作为该理论构建时期重要人物的罗伯特・吉尔平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功不可没。作为其该时期重要代表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更是对以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观点及流派进行了综合整理，并掺杂作者自身重要的学术思想。使得该书国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史重要论著。

“没有国家，经济活动的结果将完全由价格机制和市场力量决定，这是纯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没有市场，经济资源将由国家或类似的权力机构来分配，这是纯政治学家的研究领域。虽然世界绝不可能以某种‘纯粹’的形式存在，但国家和市场的相对影响确实在随时地变化着”，［2］吉尔平在国家与市场关系的阐述中，开启中了他创作本论著的思想之基。

按照吉尔平本人在该论著英文版前言所说的，他创作本书的意旨在于“对该领域反复探讨和普遍流行的若干课题的综述，……在对某些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直抒己见的同时，我也吸纳了其他学者的思想和理论，……并加深我闪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现状的认识。”［3］因此本文思路脉络清晰，每章在重点介绍以前各派国际政治经济学者思想观点的同时，适当介入自己的评论，并且不乏许多深刻的思想见解。在《国际关系：国作者际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前三章里，作者介绍本书需要讨论的思想观点和理论问题。第一章从国家与市场的相互关系中引出了国际经济学性质。第二章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三大理论观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观点进行了综述，并进行了批判。第三章指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动力在于结构变革，这种结构变革涉及到三个方面的发展：一是经济中心转移；二是经济部门兴衰；三是经济一体化。

接下来的章节吉尔平探讨了当代国际政治学的实质问题。第四章中，作者探讨了世界货币体系的稳定和持久效率这一主题。五、六两章讨论国际贸易和跨国公司等一系列的国际政治经济现实问题。第七章作者在引用依附相关理论，评价关于国际经济对不发达国家福利与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第九章分析国家金融体系在连接国际经济方面的重要意义、在维持全球经济发展方面的主导作用以及国际金融体系暴露出来的虚弱本质对国际经济稳定性的影响。最后两章作为总结性的两章评价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第九章讨论了国际政治的转变，第十章节讨论了国际经济秩序的问题。

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领域重要著作，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理论与现实的结合。这种结合在全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吉尔平所阐述的国际政治经济理论并不是纯粹的、枯燥乏味的空洞理论，无论是在综述别人的思想观点时，还是在阐明自己的思想观点时，吉尔平都时不时地注重理论与现实结合，在书中，可以看到诸多关于国际政治经济现实的介绍，具体形象的世界经济问题案例让理论显得鲜活而富于可读性。吉尔平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结合，并不是说简单的有理论有案例，他这种结合是理论与现实的结合，让人感觉是理论又是现实，是现实又是理论。这种理论与现实的结合更显吉尔平驾驭理论与现实文字的高超。

第二，引述介绍与自我评论相结合，在综述别人思想观点的基础上，表明自己卓识观点，实现理论上的创新。在对别人理论思想进行综述时，作者都用单独一节表明自己的批判，并用充分的理论与现实对此展开批判。在这种批判中展示自己的思想之光。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提出某种代替旧观念的新理论显然是客观形势的需要，从一点出发，我设法阐明我对国际政治学与国际经济学间关系的理论。”［4］

第三，多学科知识相互渗透，运用多种学科知识分析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趋势就是多学科知识相互渗透，交叉学科的出现是典型的表现形式。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许多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单靠某一学科的知识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或给出完美的解决方案，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问题来说也是如此。在《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充分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知识，充分展示了他丰富的经济、历史知识和政治理论的深刻见解。这些知识学科的综合运用，表明了吉尔平思维的广度与深度，他企图运用崭新方法来分析变化着的国际政治经济新世界。

吉尔平的这本《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国际关系政治经济研究领域的重要成果，它以发展的视野对长期争执的问题重新阐述。全书紧紧围绕国家与市场这对主角，以丰厚的经济学知识评述国际货币、国际贸易、跨国公司、依附和经济发展等问题，在这些问题的评述中掺入国际政治学，形成了具有吉尔平本人独到见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吉尔平这种政治学与经济学的结合的努力对于20世纪80代国际关系理论领域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该书也有不足之处，全书中处处透露着美国霸权思维。在最后一章关于国际经济秩序的讨论中，在谈到关于政治领导问题，吉尔平更是当仁不让地指出，“自由国际经济的确立、维持和成功运行，需要一个领导。某种管理机制应能提供诸如稳定的货币之类的公共产品，并促进市场开放。在国际关系中经常会有一些强大的诱因，驱使一个行为主体进行欺诈和损害其他行为主体，很需要一个政治领导来发挥管理和执行政策的作用。”［5］“几十年来，这种政治领导（或霸主责任）一直由美国承担着。”［6］这使得吉尔下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中霸权稳定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吉尔平的这种霸权稳定思维实际上在为美国继续其霸权提供理论基础，吉尔平认为单靠美国一国霸权就能维持全球稳定是片面的。霸权稳定论中许多错误假设以点代面，以特殊性代替普遍性。这是我笔者我不赞同的。当然该书作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一部重要著作，白璧微瑕，并不影响该书成为一部优秀学术著作。

注释：

[1]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第345页.

[2][3][4][5][6]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页,第1页,第2页,第355页,第355页.

参考文献：

[1]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罗伯特・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